日本人的教育是:
人要和自己过不去
舒适、散漫、快乐
都是人生的大敌
——《菊与刀》
《菊与刀》是个奇迹。
一个从未踏足日本的美国人,临危受命,凭书斋中有限资料,赶鸭子上架,草就十万字小书,不曾想竟开山立派,成一家之言。此书被译为多国文字,短短数十年,寰球销售无可计数。
也许有人会问,菊与刀的畅销,是营销有道还是实至名归?它被称作“日本学”开山鼻祖,究竟当不当得起?
《菊与刀》作者:本尼迪克特
英国人王尔德说,一切艺术都是无用的;中国人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是美国人,美国人研究日本,必事出有因,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盖美利坚者,实用主义之民族也。
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美军对日大规模反攻方兴未艾。
兵车未动,粮草先行,《菊与刀》写作之肇始,即是作为决策者的“精神食粮”,为军政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此书虽发轫于兵荒马乱之时,观其内容,却一派田园气象。作者处西滨而谈东瀛,将岛国物事,人情义理娓娓道来,妙笔生花处,偏又显得朴实无华,此隔山打牛技艺,非极聪慧之人莫能为。然而,在我看来,《菊与刀》一书,文胜于质,才超于识,又兼志大量小,实为美中不足之憾事。
本尼迪克特女士,虽自诩文化人类学家,实为一文艺女子,早年修英国文学,性喜作诗,深谙文字炫目悦耳、勾魂夺魄之用,后虽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想必仍难忘情文学,于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
《菊与刀》中充满个人趣味,对家庭婚姻,人情义理,乃至儿童教育都有细致入微的文学刻画。此类事情,古已有之。昔者司马公供职太史令作《史记》,莎士比亚于“国王剧团”作《哈姆雷特》,米开朗基罗受教廷雇佣作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尽是官方任务,又尽是个人作品。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作《菊与刀》,亦可作如是观。
文艺与社科混搭,最易诞生经久不衰畅销作品。
好比小说要当非虚构来写,非虚构要当小说来作,罗素《西方哲学史》,丘吉尔《二战回忆录》,鲍勃迪伦民谣歌词,体例各不相同,却都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当罗素《西方哲学史》卖得烂大街时,比他更重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却没几个人读过,因后者佶屈聱牙,晦涩难懂,无文学为之润滑也。
文采斐然的哲学大师:罗素
说《菊与刀》是学术作品,毋宁说其是文学作品。
好比一本小说,读者极易受主人公性格魅力牵引,手不释卷,欲罢不能。《菊与刀》论述之精要,恰恰在于日本人性格,对此,作者开篇即有精彩描写: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傲慢;他们顽固不化,又容易适应巨大革新;他们忠诚不二,又对上级心存叛逆和怨恨;他们倾慕西方文明,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又极端保守;他们爱美,痴迷菊花栽培,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耀……
人物的矛盾性格,是文学永恒之主题。
其实,在新旧时代交错拉锯下,这种矛盾性格不只日本人独擅,而是普遍存在的。但在效果上,本尼迪克特的描述,确实抓住了读者的眼球。人天生对斑驳的事物感兴趣,亦正亦邪的角色,似是而非的观点,错落有致的文字,无数读者因开篇的描写,对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产生出极大兴趣。
书中提到,本尼迪克特对“统计法”不屑一顾,她认为,在不了解其国民性格时,占有大量资料,进行严谨的抽样调查,并不会带来什么启示。统计法固然不足,至少是科学方法,但大而化之的臆想,对号入座的感性推论,则属于文学花招了。
以语义的矛盾对立面作花样文章,古今一体,中西皆同,集大成者当属《道德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此类文字,固为文学艺术之上上乘,但无法究诘,多少人解读来解读去,哪个敢说自己真的懂了,几千年过去,还是四个字:不明觉厉。
相比起来,《菊与刀》的文学笔法,只具其毫末,不过是正逢时事潮流,文学社科混搭,才洛阳纸贵。说它是多么严谨多么权威的“日本学”开山之作,只是广告文案罢了,不必太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