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暴利年代的留俄学生：荒废学业当倒爷，曾被枪顶着脑袋｜自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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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暴利年代的留俄学生：荒废学业当倒爷，曾被枪顶着脑袋

自PAI （微信号：zpselfie）

发表于 2020年07月10日

任尼亚/口述

我叫任尼亚，70后。90年代初，我为镀金来俄罗斯留学。当时的来俄留学生几乎都像我一样荒废学业，一头扎进倒爷大军。

那是苏联刚解体的动荡年代，黑警、黑帮、黑毛子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也许会一夜暴富，也许会一夜毙命。有人撑不下去逃回国内，有人留下来继续打拼，不得不去适应更复杂的生存环境。我留下了，不是他乡更好，是故乡已变得陌生。

这是6岁的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留影。

我出生在哈尔滨。父母是大学老师，家教很严。但我贪玩逆反，不爱读书。90年代，我没考上大学。那时对俄人才紧缺，哈尔滨有很多办学机构，许诺去俄留学两年，回国就业很吃香。因为是官方主办，又有同学打过头站，家里觉得很托底。为了我的前途，父母倾尽所有，凑足2万元学费供我读书。

好友的哥哥是最早的留俄前辈，1988年去莫斯科普希金国立语言学院，后来成为最早做国际贸易的大老板。他回来讲了很多那边的故事：公派生一个月奖学金几十美元，生活费才用5美元……去俄罗斯让我兴奋不已，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8年。

这是90年代的莫斯科红场。

1992年年末，我这批留学生出发了。听说俄罗斯人什么都要，大家都带上东西准备去赚生活费，信誓旦旦说不再花家里钱了。我带了十件皮夹克，心想一年生活费不愁了，富翁一样。一件60-80元，猪皮，环球牌，拉链一拉就断，掉色，湿手碰一下手就会黑，可这种质量在俄罗斯却供不应求。还带了2百美元，当时买不到国际列车票，只能“倒短”。

先从哈尔滨坐火车到绥芬河，过了中国海关，再坐火车到俄罗斯戈城海关。绥芬河对岸的戈城像荒郊野外的农村。刚过海关，一个穿貂皮大衣丝袜高跟鞋的俄罗斯女人接待我们，安排我们坐大巴去乌苏里斯克赶火车。没想到火车停车时间很短，行李又太多，很多没经验的学生娃没上去车，眼巴巴看着车开走了。

先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同学，在火车站宾馆住下，第二天再汇合一起登上发往莫斯科的列车。中介买的廉价车票只能睡硬卧大通铺，就是给难民坐的火车。可我们觉得新奇，一路唱歌、玩闹、讲故事，晚上不时有酒鬼从车厢穿过，男生就轮流值班。有个想读列宾美术学院的大哥会武术，和一个俄罗斯大兵掰腕子，大哥竟掰倒了对方，大家一劲拍手叫好。在莫斯科下车后，第一次吃到热狗和黑面包，口味太好了。拖着散了架的行李，大家又登上去圣彼得堡的火车。这次坐四人包厢，好像贵宾一样，开心得要命。

我们被安排住到圣彼得堡的纺织工厂宿舍。

老师个个厉害，都会说多国语言。不管听不听得懂，上课用英语教学，我学得相当吃力。会说几句俄语后，我开始和同屋朋友出去转。公交车无人售票，在站里买纸票，上车再打孔交票，大家全凭自觉，谁逃票谁可耻。1993年2月份，带了四大包货的同屋大哥已经开始赚钱，大家跃跃欲试。第一次找不到地方，三个人就随便拿件衣服在超市门口卖。几个混混盯上我们，直接来抢。我们抢回去就跑，再出来就集体行动。

我们发现附近有个“狗市”，周末有露天集市。中国人一出现，东西瞬间卖光。他们不懂讨价还价，第一件卖6千5百卢布，等于4百人民币。因为卢布每天贬值，我就一件一件出手，后来卖到2万5千卢布。我们马上成了“万元户”。在那里，穿皮夹克最时尚，感觉像东北人穿貂一样。掉色就用鞋油一刷，那也供不应求。那可真是暴利时代，手里任何东西都能卖出去。楼上住着做生意的越南人，直接下来到我们宿舍买东西。

这是当年我买的苏联产冰刀，1美金。

物价太便宜，许多物品像不要钱一样。但汇率不稳定，黑市汇率好但风险大，经常被“切汇”。十美金够生活一个月，生活可以过得很奢侈。

宿舍附近的小亭子卖生啤，我们拿3升的大玻璃瓶去打酒，一下买空了，当地的酒鬼愤怒得要死。我们不用出楼，穿着拖鞋去上课，很自在。晚上疯玩，不睡觉，早上老师来宿舍咣咣敲门，都不起床。宿舍像个大保护伞，很安全。最初的日子太自在，我们天真地以为一直都会这样自在下去。

寄给家人的信到中国得几个月，打电话要去冬宫广场的国际电话亭，有钱的同学半个月打一次，15美金。大家乐不思蜀。唯一不好的是宿舍内开始有小偷，中国人偷中国人。后来查到小偷在国内就是个惯偷。这次失窃是最初的坏征兆。没钱了我就出去卖皮夹克，到夏天就全卖光了。

听说国内兴起养狗热，一只京巴狗150美金，国内卖1万元。邻居贿赂好宿舍管理员，在宿舍养了好几条狗。暑假时，我手里有钱了，就想坐飞机回国一趟，顺便带点东西过来赚生活费。我买了一只京巴狗，准备赚回路费钱。就因为这只狗，我差点出事。

我先飞到哈巴。我的签证原本是8月1号到期。结果，俄罗斯签证官把字母с打成了д，变成从8月1号起才可以离境。而我7月1号就飞到了哈巴，到戈城海关时，我过不去，只好滞留在戈城。晚上我借住在一家农户里。那时戈城很乱，有中国、蒙古、俄罗斯黑社会，加上国内很多跑过来的逃犯，抢劫杀人争地盘是经常事。

我身上最扎眼的就是京巴狗，等于当街抱着一条黄金。果然我被人盯上了！夜里，院门被一脚踢开，我感觉不妙就抱狗钻到床底下，听到其他屋门被一一踹开，狗也吓得发抖。等到我的门被踹开，我就捂住狗的嘴，谢天谢地它没叫。他们离开后，天一亮，我就打车去乌苏里斯克，又辗转回到哈巴。有个朋友要回国，他也带了两只狗，我送他到海关，给狗吃了安眠药，放在皮箱里，海关查他护照时，我就拿脚把皮箱踢过去，狗就过了海关。这时，我发现身上快没钱了，忍痛割爱把狗3百美金卖了。

这是好友哥哥送我的歌片，我一直带在身边。

我正愁在哈巴没落脚地，偶遇的高中同学“大个儿”，我去他宿舍住。那里混住着大庆人。因为离边境近，他们靠“倒包”赚钱。为了赚生活费，我去当地农村收狗，再拿去老市场卖给中国游客。一条狗卖1千5百元，卖几条狗后，手里有钱了，就加入到哈巴的大庆人圈子。我们买大头菜都打出租车，日子过得很潇洒。

听说，有的大庆人专门在边境“踩包”（抢货），他们把戈城过来的货包拿脚一踩，意思是“我买你的”，说是买，其实就给个成本价，也许一分都不给。当地很多学生和“踩包”的人混在一起打打杀杀。我见识多了，也跟着去戈城上货，回哈巴一卖，生活费就有了。赚的钱很快花掉。在人家地方住，出手不大方，人家就不理你，这是作为学生娃的我最初懂的做人道理。

8月1日到了，我终于可以回国了。一过海关，最开心就是在中国车上喝大瓶啤酒，吃盒饭，感觉这才是回到家了。家里急坏了，我在哈巴打过电话后一直联系不上我。

在哈巴的这段时光，我胆子变大了，身上多了一份粗粝，也有了经商头脑。回俄罗斯后，为寻找更多货源，我和同屋的牡丹江人去了莫斯科的批货楼“老莫大”。那其实就是堆着货的宿舍，货主多以北京人为主。我认识了一个北京人，给他打工卖羽绒服，月薪2百美金。回圣彼得堡后，我找到宿舍头，租下一个小库房。我把羽绒服分发给同学，他们周末就拿去市场卖。坐火车去莫斯科取货，再雇车押货回来。

做生意已成为我的主业，少了课堂，俄语都是在路上现学现用。一些同学开始去赌场，狗市旁边就是圣彼得堡最大的赌场“конти”，那时我只是偶尔去观看，一次没上手。

这是当年随身带的俄语书，好友哥哥送我的。

两年很快过去了，因为卖货，我的口语和听力很厉害，能听懂老师的课，差生便有了自信。

要对付的哪只是俄语，后面的事才是真挑战。一次去“老莫大”上了4包价值7千美金的裘皮，没想到出门上了匪车，刚上车我就心里发慌。途径森林，司机停车拿枪顶着我的头，逼我留下钱，我这才发现前后还有三台车夹住这台车。我说我是学生，只赚了点生活费。向劫匪求同情，等于与虎谋皮。司机没言语，只管搜走所有钱。我瞅准机会推开车门就往树林里跑。我敢说我一辈子都没跑过这么快，像被猎狗狂追的猎物。停下时，天已漆黑，我在树林里冻得瑟瑟发抖。

躲两个小时没动静，我摸黑走出树林，拦车回老莫大，跟货主借路费。北京人淡定地说，“来莫斯科的中国人谁没被抢过？正常”。

同学说去莫斯科上货贵，干脆到边境上货去！我们飞到哈巴后又飞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结果发现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赚钱更容易，索性直接在市场上卖。三周后我们装上满满的小商品回到莫斯科，同学们跑到莫斯科来接我们，像欢迎出征归来的英雄。没想到，小商品根本不好卖，拿到寄卖商店，很久回不来钱。我这才知道大城市只有大商品才畅销。经验靠失败得来，书本上也学不来。大家都无心上课，只想当倒爷，很快混到毕业。

1995年夏天回国，我发现国内就业还是难，此时的我心已经野了，按部就班的生活根本不吸引我。我开始琢磨做中俄贸易，一开始和俄罗斯人合伙做饺子厂，结果设备发给俄罗斯人，因为缺配件，对方不给钱。双方僵持不下，没了下文。国内再找不到我能做的事，我只好又续签学生签证，秋天回到俄罗斯。

这是1996年1月我（右）和江海在莫斯科的全俄展览中心前的合影。

我不再满足于打游击，开始去米勒市场卖货。中国人都聚集在28号楼，里面还有埃塞俄比亚黑人。鱼龙混杂的市场天天上演大片，一听到附近枪声大作，就知道有人来抢货，黑社会趁机来收保护费，这一切我都不怵了。我的地盘就是一张1米2的桌子，为了走量，以赊销为主。

信任是盲目的，俄罗斯老太太来，拿货不付一分钱，只凭信用。卖完货不回来结账只能认栽，但跑的人几乎没有。

1995年底，我认识了一个艺术生叫江海，他俄语说得溜，为人又随和，我们很快成为朋友，我负责进货，他负责卖货，生意做得很不错。我常去他黑河地铁站的家里玩。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每天都会有钱进。他承租米勒仓库时，为了支持他一下，我也去租了库房。一天早上去库房，我发现门开着，货少了很多，都是很贵的皮夹克。我赶紧打电话告诉江海“被打劫了”。作为承租仓库的人，江海为了躲风声，抛下一切，逃回国内。

这是90年代我常去的那个赌场。

在俄罗斯有两样东西不能沾：一是酒二是赌。它们信手拈来，它们也能瞬间毁掉一切。我也没逃脱诱惑。手里钱多了，就有大哥带我去赌博。一个月我就输光了，一晚上输掉2万美金。

那段落魄的日子，偶然间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大妈，她是东正教徒。她像捡回一个流浪儿，视我如己出。每次去她家里，都亲自给我做红菜汤。她劝我戒赌，我听话了。

这是俄罗斯大妈的家。

异乡人有了家的感觉，就想重新开始。本钱没了，我只能去莫斯科赊货。别人一周返钱，我只用三天。办法是按成本价平推，神速出货。货主见我出手快，就给我追加更多货。几个来回，在市场里我又翻了身。生意最旺的时候，我就跟朋友去欧洲玩一趟。

没成想回来后，俄罗斯98年的经济危机来了，手里的钱瞬间缩水。资金断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为了减税，我的经商许可证上写的是俄罗斯大妈的名字，说实在话，只要她想，她完全可以把我挣来的钱都拿走。可她没有，她把我当成自家人，好几次去莫斯科上货，她都亲自帮我拎钱，每次都是10万美金，就因为她是俄罗斯人，又是老太太，警察从来不会查。到了2000年，我生意好转后，就慢慢从米勒市场撤出来，成为华人里最早在涅瓦大街上自己开商店的人。

那个年代，一些俄罗斯警察是布陷阱的人，中国人是落入其中的猎物。莫斯科警察最黑，抢中国人钱还暴打一顿扔进小树林。有一次在莫斯科，我帮朋友去火车站买火车票，身上揣着货款，在咖啡屋里等着售票处开门。我刚出来警察就来查，拿走我护照，喝令我上警车。我故意大喊“警察要抢钱”，就想让周围人看到，好有目击证人。

四个警察把我像抬小羊一样扔到警车里，径直拉到警察局。他们在我身上搜出1万多美金，问我拿这么多钱来干嘛，我说我来莫斯科买车。他们又说“莫斯科不是随便来的”，“钱从哪来的，有没有证明？”，那时莫斯科封闭式管理，外地人来莫斯科要出示当天火车票或宾馆证明。他们一个劲恐吓我，可我没怕。一个文质彬彬的警官来了，说“你这么走肯定走不了，想走，你准备给我们多少钱？”我说“你们要多少钱？”他说，“老规矩“巴巴兰姆”（一半），我说“给不了”。他又说“3千，不同意就给你转上一级警局”。我无奈同意了。他们就放了我。

我雇的俄罗斯保镖纪龙（左二）在涅瓦大街上的商店里。

长着中国人的脸，就等于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钱”字，躲也躲不不掉。后期去莫斯科上货我就带着俄罗斯保镖，钱放在俄罗斯人身上，分开走。不久，莫斯科的批发营被抄了家，中国人就转战“一只蚂蚁”市场。

有一次回国，机票都买好了，要从莫斯科飞，身上是刚结的货款1万美金。从出租车下来，我还庆幸没有警察。原来他们早藏起来，专等着抓中国人。俩警察突然从柱子后拦住我，搜走我护照。我反问护照有什么问题，故意拖延时间。突然撒腿就跑，护照也不要了。市场人很多，他们没法开枪打我。我把钱交给别人托管，又回身找警察要护照。他们不在那，管警纪的说我的护照肯定被撕掉扔了。没办法，机票废了，护照没了，回不去家了。我只好回圣彼得堡。

这是我在去市场的路上。

那时我们运货都雇黑社会的车，虽然贵但安全。可笑的是，押车的原来就是个警察，退休出来挣外快。警帽往车窗前一放，没人拦。

来回跑莫斯科，经常半路出事。有一次，我自己雇车去莫斯科拉货，车开到沟里，差点翻车丢了命。更倒霉的是，回来时司机疲惫驾驶，停在路边打盹。黑毛子像闻到了钱味，马上过来抢劫。我藏在后箱的货包中间没敢出声。司机也是个黑毛子，和他们用当地语言沟通几句，还是交钱了结。

那个年代的俄罗斯，你拼命躲着祸，祸也会自动找上门。一次在批发市场“新莫大”等货，我们在车里睡着了。只听一声巨响伴随着中国人的哀嚎。我以为我是在做梦，却被一顿敲车声吵醒。一堆警察包围了车，大警犬围我们转。我和司机吓坏了，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警察上来就说“你们杀人了！”，把我们拷起来就抓走了。

原来楼上刚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有人挨了刀子从楼上跳下来，正好砸在我们车顶上，当场就死了。这不就是祸从天降吗？我们被关进铁笼子，一个小女孩浑身是血，在那呜呜哭。过一会，隔窗看见大批中国人陆续进楼里，警察不住地叫“money money 来了！”，他们哪是抓凶犯，只盼着赚钱的道来了。所有笼子都关满刚抓的中国人，等着“被宰”。

蹲了15个小时铁笼子的我，最后才出来。主要是钱已付给货主了，身上真没钱。一看没油水，警察只好放人。

我在博物馆拍到的苏军老照片“生命之路”，我从这里汲取精神力量。

在极端困境中，人需要一种非凡精神。我经常去博物馆看二战历史，圣彼得堡是个“英雄城市”（原名列宁格勒），我为我所在的这座城市感到自豪。

这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小超市，如今货架已变得琳琅满目，而年轻人很少穿中国人卖的衣服了。

1998年开始，俄罗斯物质贫乏时代过去了，市场已饱和，西方进口商品的涌入令中国的低端商品基本没了竞争力。低端无牌商品只能销往小乡村。大城市里的人开始追求名牌和奢侈品。像从前那样卖中国货难以为继，父母也已年迈，我一时产生了回国的念头。

当年的我拖着大包小裹的廉价皮夹克来到俄罗斯，现在的我已经有了奔驰车，兜里揣着大把美金回国。我想，我应该算是致富了。

1998年底飞回国内。一落地便发现这已不是我熟悉的地方。离开的这些年国内变化真大，朋友们张口闭口动辄“千万”。他们在生意场上混合了太多我不懂的规则，朝酒晚舞的社交生活也让我难以适应。他们经常提到的“圈子”、“厚黑学”、“酒桌文化”……更让我困惑。

这么多年下来，我已是俄罗斯人的思维：简单直接。我以为我在最凶险的俄罗斯拼杀过，在国内就得心应手，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是我落后了？怎么感觉回国就像又出了一次国？这已不是我长大的那个地方，人情世故都变了！我什么也干不了，除了回俄罗斯，别无选择。

这是我在圣彼得堡开的中餐馆。

2003年，我关掉涅瓦大街上的商店，彻底从市场撤出。当时圣彼得堡只有4、5家中餐馆，我决定开始做餐饮。能不能做起来，我心里没底，可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为了打造中式风格，我一次性投资很大，很多装修材料都从中国空运过来。开业后的一段时间热度很慢，不像在中国开餐馆，一开就火。俄罗斯的人气是一点点聚多，幸好竞争不太激烈，慢慢地就有钱进来。一开始中国旅游团带来的只是政府高官，2012年以后，街头到处都是中国游客。饭店的客人也从零星的俄罗斯人变成大批涌进的中国人。

这是今年拍的普希金城警校生，我现在看见穿警服的人不再害怕了。

普京上台后，加大反腐力度，俄罗斯经商环境比之前好很多。大批中国国营企业前来投资，俄罗斯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2008年后，圣彼得堡的中餐馆竞争开始激烈。

我语言早已过关，又接触了很多俄罗斯商人。就决定开辟另一个战场，想做中俄文化、商务交流的桥梁。一方面，我协助安排中方机构来俄商务会谈、企业咨询、产品对接。另一方面，我还带俄罗斯商人去中国广交会参展和寻求合作。

让我困惑的是，作为合法收取佣金的中间人，我好几次被中俄两国商人过河拆桥。一次，我带俄罗斯商人去中国广交会后，帮他们选定了一家品牌企业，他却在展会外找到另一个小工厂，定了十个货柜的商品，回来才发现一半是假货，结果赔了几十万美金。另一个俄罗斯商人通过我在中国采购机械设备后，他只让我负责运输和清关，后续的售后服务环节他却甩开我，设备组装不上，调试期滞后，被竞争对手追上，最终丢掉了市场。同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中国商人身上。所以，我这个“桥”要怎么搭好，还是我一直在摸索的事情。

2017年后，我和朋友又做起了旅游社。我所经历的旅游行业的乱象，虽没有早期做倒爷时那么凶险，却比那黑暗得多。我几乎年年被骗，接完团经常不给按时结账，购物陷阱、低价恶性竞争让我身心俱疲。俄罗斯人是明着抢，中国人是暗着黑，只有硬撑下去。我的整个青春都已丢在俄罗斯，中国回不去了，我没有退路。

这是我的家人，今年初在圣彼得堡。

一晃28年过去了，我走过叶利钦时代，又见证了普京时代。这些过往，弥足珍贵。俄罗斯大妈去年过世，我痛失一个至亲。

如今，我已在俄罗斯成家，在圣彼得堡市中心买了房子，在郊外买了别墅和大块的土地。妻子是中国人，我们相濡以沫，一起养孩子。一双儿女都出生在俄罗斯，他们吃中国菜，讲中国话。他们将会在这里读书、长大、慢慢懂得世间道理。我经常带他们回中国，告诉他们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家。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