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临近的时间出现了两起性侵事件，我收到最多的反应是：影响不好。
—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92个故事 —
我已经不再因为用文字叙述这件事而羞耻，不再因为回忆细节被无力的愤怒旋涡包裹，这个时候，我想应该完整地记录下这件事。做的项目是腰椎正侧位，在医院DR检测室做的检查。排号后，我看到检测室外写有“需要脱去文胸”的字样（建议穿运动内衣），提醒朋友需要的话我们自己去卫生间脱。朋友思考了一下，说自己穿的是无钢圈文胸应该不碍事，我反应过来我也是，于是我们就坐在检测室外的椅子上等着叫号。朋友先进去。开门出来时，她还在扣衬衣扣子。接着她告诉我，需要脱文胸，她说她是在检测台上脱的，还被医生摸胸了。因为她自认倒霉的语气，我下意识地以为是需要脱文胸时，她被摸胸了。于是提议我去卫生间脱，她跟着我进卫生间也整理了下衣服。进去检测室，我前面的老爷爷还在检测台上。他是被两位婆婆推轮椅推进去的，婆婆正在帮爷爷下检测台。看着此情此景，我有一种幸存者的感叹。爷爷因为住院，插了我的队，给了我去卫生间脱衣服的时间。我反应过来他在说我的朋友，于是回答：“我们一起来的。”回想到这，我感到一些后怕。我刚好有时间脱内衣，我也告诉了这个医生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朋友检测出去后和我有大量相处的时间。只要这位技师有些许忌惮，定然是不会再敢向我下手。可我没想到，他会如此肆无忌惮。上了检测台，技师先让我把双手向上竖直放好。我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质短袖，外边还有一件带帽薄衫，没扣扣子大敞开着。技师双手拇指相向，从我的腋下到腹部用力均匀密实按压。因是小距离密实按压，这里多次按到了胸部，也有触点。我觉得有些难堪，因为胸部神经十分敏感。但也只是想着医生是在整理衣服。接着他用手指在我胸口正中央杵着几下，似是在诊断我的脊椎是否有问题。正面扫描后，技师要求我换姿势。我翻身侧躺，转身的过程中，明显感知到我的上半身倾斜了。正准备调试，技师左手突然从我身后迅速穿过我腋下的缝隙，一只手包裹住我左侧胸部，另一只手顺势包裹住我右侧胸部，环抱着我，以其左手手臂着力，双手也借力提抓我的双胸，使我的身体摆放在检测台正中央。我强烈感受到技师温热的双手覆盖在我的胸部。很明显的被冒犯的感受袭来，这时也有了羞耻的感觉。下检测台，我迅速拿自己的袋子离开检测室，途中想起自己戴了帽子和口罩，这个医生看不到我的脸，我有了些许心安。后来，我在家里做场景模拟，整个被冒犯的过程不到十秒，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因为触觉让人印象深刻。而每一次模拟，亲人甚至我自己的手覆盖在身上，都能唤起检测台上的感受。这是一种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事发后，我出来和朋友会合，当时也只告诉了她，我也被摸胸了。当天晚些时候，我们再交流这件事的时候才肯定，这位医生是故意摸我们的。他对我和朋友的手法是一样的。4月13日，鲍毓明性侵未成年的新闻曝出来后，涌现大量姑娘以#trigger warning#为标签讲出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我翻了许久，没有和我情况相似的，于是我决定自己写出来警示大家，并@了几位我一直关注的微博大V。没想到，有一位大V真的转发了，这时有更多和我经历类似的受害者站出来，说她们以前在医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有人告诉我，“你被性骚扰了”。还有医务工作者站出来，告诉我正规的流程不是这样的。“我也被男医生摸过（按过），十四五岁的时候，刚好胸部发育，忘记具体是做什么检查了，反正突然被摸跟按胸的时候是有点发懵的。后来我一直在想：医生这样做合理吗？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告诉家人，甚至自我开解‘不就是按一下胸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是一直记到现在。”“大学期间有次去看病，一个50多岁的男医生借着听诊的名义，把手从我衣领里塞了进去，期间不断变换手的位置，小指头还勾到了我的rt。我当时的反应和你一样，觉得有被冒犯，但是又觉得对方是医生啊，怎么可能故意做这种事，就迷迷糊糊看完出来了。”“对的，是会发懵的，我也是事后才反应过来当时居然没有激烈反抗，这一点简直把我气到。希望大家都不会遇到下次了，如果不幸遇到，也要勇敢迅速反抗。”
当天我联系了朋友，告诉她，我们被性骚扰了，去报警。4月14日，我们分了两拨，朋友去派出所做笔录，我去医院沟通办找技师对质。事先我联系了妇联，妇联让我找卫健委解决，卫健委让我找医院自查。医院检测室没有监控，只说让放射科主任询问其技师是否性骚扰了女性体检者，技师说没有，于是医院的调查就此告终。尽管去医院前，我明确告知院方我要求当面对质，但医院派了三位男士和一位女士接待我，并以保护医生权益为由，迟迟不让技师出来。理论半个小时后，主任终于愿意给技师打电话，技师答应前来。等技师到现场，他却对我提出，让我在大家面前躺在沟通办的桌子上，让他再演示一遍他的行为。虽然这是我之前提出的要求，但我是请院方派人配合技师，进行一次演示，院方表示无人配合。对于技师的要求，我拒绝了他。最后，技师捏了“空气人”，一番操作后借故离开。得不到院方该有的认真对待，我也离开医院去派出所做笔录。去派出所前，我和朋友要求只能是女警官给我们做口供，当天在岗的只有一位女警官。等到到派出所时，朋友的口供还没录完。我在录口供时，派出所联系医院的办事处，让技师过来，对方回复等技师下班再过来录口供。等技师下班来了，我们已经录完回去。当天晚上，派出所警务人员打电话通知我，愿意帮我们调解，想听道歉的话趁技师还在做笔录，尽快去派出所。因为没有监控，技师又坚决否定有性侵行为，在录口供的时候，还以他的女儿和我们同龄为自己开脱。那时我刚到家，朋友从城里回到了县里，没有班车回来，让我代表她去。赶到派出所时，已经是晚上七点。等道歉时，都八点了。技师先叫我“妹妹”，不时盯着我，口中铺陈了大段“我很专业”、“你们太年轻”、“你们敏感了”。最后，他很轻巧地为“检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敏感部位”而道歉。期间每每他盯着我说话，我都会恍惚，一方面，他说得言之凿凿，神态自若，让我想会不会是自己太敏感了。另一方面，我一想到他用大致的手法侵犯两个人，我还能清晰记得那温热的触觉，他却一点不心虚，我再次感受到被冒犯。他说完后，我回击：“我不接受你的道歉！在我这里你就是一个惯犯，我为所有曾经被你性骚扰而没有投诉你的女性感到可悲，也为差点没有这么做的我和这样的环境感到可悲。以后你胆敢还这么做，我和我的朋友就是证人！”为什么在这种事上，性骚扰者连基本的实质损伤都没有。之后的三天，我过得浑浑噩噩。这件事似乎以技师的一句道歉作为了终结。晚上一直失眠，白天也做不了任何事。4月17日凌晨，我终于下定决心，发微博描述了我的维权经过，并表示对妇联、卫健委、医院调查的不满。我没有提及派出所，是因为我对他们的情感很复杂，他们做为权威第三方，在这件事中有作为也有不作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微博截图不知道被谁转到当地的微信群中。当天下午，派出所要求我立即过去，在我追问后也没告知我原因。我当时的心态是这件事已经完了，我要到了最基本的成果，对当事技师有了震慑，以后他应该不会再这么张狂或者至少会消停一段时间。突如其来的电话让我焦虑，我知道我们证据不足，派出所也没有深入调查，这个时候的电话会不会对我不利？我想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还是联系了朋友，她在镇上，不方便赶车，我们协商第二天一早一起去派出所。4月18日，我父母、朋友母亲陪同我们来到此前报案的城北派出所。我没想到出面的竟是派出所所长。所长说，事件得到了高层的注意，他们会重视起来。这天的排场很大，派出所请了退役回来的能干警官做二次笔录，还说会好好调查，还我们公道，另外派出所常驻的法务也被请来，主动给我们做法律援助。当天晚上，卫健局书记专门打电话来，问我对现在的安排满意吗。他们已经让涉事技师停职（不知道此操作是否合规），市里组建了六个部门联动来应对这件事。我又开始抱着期待的心态，认为这件事会得到一个更严肃的处理。为了协助调查起底这个技师，我和朋友都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我向派出所提议：应该请专家对技师检测的行为做鉴定；回访以前技师曾检查的年轻女性，寻找隐藏受害者。专家组来了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是五十来岁，是省里知名的医院出身，女士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市级医院技师出身。我、朋友和当事技师轮流单独在场，描述了自己的经历。让我没想到的是，专家组在书面文书记录“XX多次强调技师动作流畅”。这与我说的背道而驰，我强调的是，我怀疑技师是惯犯，利用体检双方身份的权利落差，掌控体检过程，利用职务之便侵犯女性。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两人在检查过程中均没有表现出异议，技师没有得到信号，认为自己不存在越矩。技师的行为是合乎规范的。警官也通知我们，他们调查了部分患者，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件事到此结束。在维权的过程中，一直存在另一个战场，就是我们和家人的沟通分歧很大。我的父亲是个沉默的人，但看到我受委屈了，会指责我：如果在体检中就打断技师检查，甚至给他两耳光，这件事就没这么复杂了。我的母亲认为，医生体检行为说不清楚。就事实，她当然是站在我这边，但她从来没有强调过事实或者支持我维权。他们都在担心这件事泄露出去，对我的名声不好。我朋友的舅舅还特意打电话给她，让她不要声张，更不要在网络上发言。她的舅舅说，当地镇长曾帮过他们家忙，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又说，全市都晓得他们镇有一个女大学生被性骚扰了，不要抹当地政府的颜面。几天后，我们村长也联系我的父亲，说是要了解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情况，还打听了我姑妈的工作单位。我母亲在体制内有一份临时工作，那段时间她时常担心自己会丢了工作，也担心单位的人知道我被性骚扰了。父亲又出来指责我：你看看你，给家人带来了多大的麻烦。每一天，家里都是水深火热。我和朋友在这时却更加坚定了要维权的决心。那几天，我一直在网上关注跟性侵相关的消息。我眼睁睁地看着“鲍毓明事件”热度慢慢减弱，只有我关注的博主还在为这件事发声。4月19日下午，有人以截图“受害人”言论的方式，曝光我们本地学校的一起老师骚扰学生的事件，被几位大V转发，讯速登上热搜。后来该班班委出来替受害同学发声，说明自己了解的情况。但很快班委说收到了学校老师和派出所的施压，表示他们以非亲身经历污蔑他人是会被起诉的。没过多久，那些为受害者声援的学生悄无声息地删除了发过的帖子。到了当天晚上，受害者出来证实了曝光人和班委的话。他们曝光班主任，通过家长会、套话和观察，寻找家庭条件差、性格内敛的女孩侵犯，摸手、摸背是家常便饭，甚至还亲过学生。有校友和毕业的学生也开始发言，讲述自己被这个老师的行为引起不适的经历。当事女学生曾私信告诉我，她看到过我们的文章。对她有一种鼓励。此后是接二连三的网络曝光举报，十几年前、几年前的老师性侵学生的事件调查都有了相应的进展。一个地方，临近的时间出现了两起性侵事件，我收到最多的反应是：影响不好。那些天，我一直拿这些事跟父母沟通，却还是收到父亲的指责。我反问过他们，从小到大有对我进行性教育吗？有提醒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吗？答案是：没有。整个维权过程中，我咨询了学医的同学和法学同学。鉴于专家组的文书没有一处针对技师检查动作的聚焦，我询问学医的朋友A。他告知我，对于行动不便的患者，医生应该提供帮助，完整的行为还会有口头的提醒在前。比如翻身，标准的动作应是医生双手十指相扣环抱患者，手放置于患者胸口正中央，着力于肋骨。在A的记忆中，他的老师甚至说过查看患者敏感部位至少应该有两人在场，否则是违法的。我追问有明文规定吗，他没有找出。这至少说明在正统的医学教育里面，学生接受过要尊重病人人格的概念。B告知我，放射科老师不具备鉴定检查流程行为的资格，只能看片鉴定病理。问到具体的动作，B告知我，检查的动作都是没有具体规范，只有原则性指导。而正是这原则性指导，给了贼人以空间侵犯他人。学法的同学则说，你们没有办法拿出物证，现在只有人证，而法庭上最有说服力的是物证。你们彼此还认识，会降低说法的可信度。听了我的倾诉后，我能感受到朋友的愤怒和情感的转变。结论却不变，支持对这件事进行维权，可以采取行政复议，但结果可能是给派出所再找些工作，给技师更多的震慑。我也去咨询了专业律师。律师却惊讶于，这样的事情竟然给我立案了。“这种事一般立不了案，缺乏证据”。我拿出最近发生的事件，一一例举这些被几十、上百人举报的侵害人，怎么就能被刑拘了？律师给出的答案是：舆论。维权没有任何进展，而在整个事件期间，涉事医院一直没有主动接触我们。医院以派出所目前的调查结论“没有实证”为由，认为技师“没有猥亵行为”，不愿意与我们多做交流。我们打电话过去询问进程，几次去现场质问，所有的力气都像是打在棉花上。律师给出解释说，医院是事业单位，我们没有监督权。律师提醒说，卫健局的方向可以尝试，但站在人家的立场，我们是在找事。他们只会处理我们的投诉，主要还是按派出所的结论行事。我们的诉求对他们超标了。派出所是权力机关，个人没有监督权，也不可能改变他们行事的态度。行政复议的结果预想会不理想，对我们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代价有些大。其实听学法的朋友分析后，我就对现有体系中，女性权益的保护措施很失望了。期间她还多次纠结于“强制猥亵罪”的构成条件而翻书查证。我感到疑惑，为什么非得强制猥亵才成罪？无视社会文化和权力结构，让人在事发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及时制止的“表面自愿”行为，就不能受到惩罚吗？两个同学都说自己是学理论的，建议我去找专业律师咨询，看有没有其他方向可考虑，我才抓住点希望。在向律师讲述被侮辱的经历，我已经能够承受了。可在分析维权过程的艰辛，我又哭了。在一又一次的讨论中，最终浮现出一条极为苛刻、可能是最有效的维权途径：在检查过程中被侵犯，立即抛开所有的顾念，打断检查流程，来到检查室外控诉并报警。趁着医院人多要哭诉自己的遭遇，引起关注，形成立即的舆情。最后一步，尽快去派出所做指纹提取。但这一步无法实现，因为技师在检测过程中戴了一层很薄的医用手套。结果同样是没有实质证据，但会因有群众基础而被重视。我有些心力交瘁，反观本地学校性骚扰的老师被如何处理：没有公开的渠道可以查询。只有一条事发时教育局发出开始调查的通知。这时，早已有脏水泼向举报的女孩，“成绩差”、“勾引老师”、“太敏感了”。我听到有熟人长辈在不清楚我的受害身份的情况下，说她和同事讨论过这两件事，“学校的女娃娃多纯洁，坚决不能被玷污。在医院嘛，不晓得啥子情况，说不定是你情我愿呢。”经历了一个月的反复焦虑、持续强压。5月13日，我坐在城北派出所会议室，当事人、医院负责人、派出所所长和一名警官6人在场。所长宣读完调查结果，没有回复当事人的异议。之后警官给我们发放《停止调查告知书》，需要签字。按照法律描述，他们终止调查的原因是“没有违法事实”，这样的措辞刺痛了我们。我们提议为什么不是“其他：缺乏实质证据”，得到的回应是：“那是法理讨论的问题”。我们不认可派出所的调查过程，不认可“没有违法事实”，拒绝签字。技师签字后，派出所不回应我们的异议。派出所说，如果有新的进展会再联系我们，但从那天后，派出所再没联系过我们。后来，我继续关注本校老师的性侵案，就以升学家长的口吻，打电话给教育局咨询本地学校老师性侵学生后续的事。对方回应说，教育局惩处了涉事老师， “力度之大对有同类想法的人都是震慑”。“学生曾向教务处老师和校长反映，却被告知‘摸一下亲一下代表你们关系好’，说这些话的老师处理了吗？”我问。“学校比我们有发言权，你可以打学校电话咨询”。因为要上网课、许多的必读书目还有期末作业，我们还有既定的生活轨迹。但是我们不原谅，关于这一切，我们都不原谅。再后来，我参加爸爸一个朋友的饭局，到了才发现只有我和妈妈两个女性。桌子上有身价不菲的大老板、公安系统出身的人、年轻混社会的，还有一个竟然是本地涉事学校的老师。整顿饭的主题就是这群人相互拍马屁和自我吹捧。那个涉事学校的老师主动提起性侵事件当事人的名字，“X老师是学校工会副主席”，我目光迅速盯着他，他接着说，“老师就是牵了一下学生的手，监控里面看得清清楚楚”。他认为涉事老师是好人，打过交道，很好说话。而在他全程不提学校学生的说法和控诉，那些学生在网上的言论早就被要求全部删除。接着，他还安抚桌上的人，XX学校是我们本地的门面，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以后该送来读书的不要怕。话毕又象征性地问我，“你也是毕业生，你说学校有没有色狼哇。”在那样的场合，我说不出“在任何权利不平等的场合，越矩就是骚扰”、“在监控下都敢牵手，那在监控外，他还会做出什么”的见解。这几个月，我和父母彼此生气，又想要说服对方。三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父亲十分保守，母亲相对保守，我不保守。有一次我和父亲吵架，观念差距太大，以至于他生气得只能以大吵大闹的方式和我交流。后来我们冷战了几天，回乡下的时候被奶奶看出来，她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被性骚扰这件事，只有我爸妈、还有另外几名我非常亲密的朋友知道。就连咨询学医的同学，我都是打着帮朋友问的旗号，不敢跟对方说是自己。但我却给奶奶讲了这件事。“那些因为你报警维权，知道你被伤害还说你闲话的人，不用交往了。你没有错。”但我还是会害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害怕他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因为就算我坦荡，目前的社会环境只会让我的坦荡像是在裸奔。不过我还是会发出trigger warning，我想告诉其他人性侵是如何发生的，应该如何防范。我想让更多人了解被性侵的人的挣扎、迟疑、反抗、放弃、反复、奋力反扑，都是我们可能的姿态。甚至就是同一件事的心路历程。人多了，说话的声量大了，既是在照亮受害群体也是在为潜在受害者警醒。当然，我赞同任何职业都潜藏着好人坏人，不能因为这些只算得上总体中个别的坏人，给整个群体扣上污名。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也不愿把医生、技师列为我的“高危人群”。以后生病了，我还是会去医院。但是，对此后人生的很多场景，我都会更有防备之心。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7-8 11:0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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