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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80后农民工的青春:在新疆当包身工的日子|全民故事计划 No.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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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 11:1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80后农民工的青春:在新疆当包身工的日子

 张安 全民故事计划 2020-07-01
他们的眼珠都是红的,整个眼框子也是红的,眼睛四周在不断蜕皮,一层层的白皮直往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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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90个故事 


 
1998年春天,我初中辍学后,在家帮忙放牛、干农活。
 
年底,小姑父骑着自行车来了,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新疆当包工头,想找一批小伙子去干活,问我可愿意去?小姑父说:“活儿不重,是水电工,就是在屋里拧拧水管,穿穿电线,玩儿一样。管吃管住,一年给4000块钱。”
 
我爸一听说一年能挣4000块钱,也劝我去。我那时候小,什么也不懂。没觉得是去当苦力,还以为是去旅游。既然大人们都劝我去,那一定错不了。
 
说定了,小姑父让我等在家里,什么时候走再通知我。1999年3月2日,早上,小姑父骑自行车来通知我去街上集合。
 
第一年出门打工,我没有买旅行包,也没有钱买。我爸找来两个装磷肥的编织袋,一个编织袋里装了几件旧衣服和一双布鞋,另一个装了些路上吃的。有10来个干巴巴的小苹果、一小袋江米条,半盘客人吃剩下的油炸花生米。
 
我爸把两个编织袋口对口挽系在一起,搭在我的肩膀上,我迈开双腿就出发了。走到半路,遇到一个胖胖的小伙子。攀谈得知,他跟我一样,也是去街上集合的。他和我同龄,都是17岁,也是头一次出门打工,也扛着编织袋。
 
走了一段路,又遇到两个小伙子。两个人一高一矮,矮个的叫小军,那年24岁,在深圳打过几年工。他说在深圳干够了,想换个地方看看怎么样。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拖着一个密码箱,让我很是羡慕。
 
高个的叫幺哥,比小军还大几个月,却是头一次出门打工。他家里开着一个预制板厂,比我们都有钱,他之前一直在家里帮忙。我们一起往街上走,有人认出他来,说:“幺哥,你爸在家请10几个工人,你还用去外面打工呀?”
 
幺哥甩甩他的汉奸头,豪情万丈地说:“人各有各的活法,我想出去闯一闯,不想在家靠我老头子。”就这样,我们一群年轻人出发了。
 
 
姑父的亲戚姓石,我们都叫他石老板。石老板带我们到信阳火车站,在站前广场上坐了一天。陆续又来了300多人,都是和我们一起去新疆打工的,分属不同的包工头。一直等到傍晚,几个包工头才带领我们挤满几辆大巴。
 
在车上点了人数,就往郑州驶去。
 
半夜里,车终于到郑州。我不辨东南西北,紧跟着人群走,生怕走丢了。我们就像一群被赶出羊圈的羊,完全听从羊贩子的驱赶。
 
站在灯火通明的郑州火车站广场上。四周高楼耸立,灯光明晃晃的,我从没见过这么亮的灯,觉得很刺眼。我们300多人,在广场上或蹲或站,黑压压一大片,很是壮观。
 
我觉得好冷,就解开编织袋,拿出一件旧夹克穿上。一群人在站前广场等了约有两个多小时,才被领到候车室里。候车室里有钟表,显示已经凌晨四点多钟。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包工头把我们丢在候车室里,自己去住宾馆了。
 
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室等了两天两夜,没法睡觉,也没地方玩,闲极无聊,我就跟一群50多岁的大叔下了一夜象棋,把他们杀得大败。
 
3月5号,我们终于坐上了火车。

不,准确地说,我们是站上了火车,人太多了,有一半的人没有座位。站到兰州,又下来等了一天。在兰州火车站候车室里排队上车时,我仍旧把两个编织袋搭在肩膀上,装零食的编织袋就挂在背后。也不知道是哪个捣蛋鬼将编织袋的线头一拉。我只觉得后面一轻,里面的零食“呼啦啦”掉了出来,几个小苹果蹦蹦跳跳滚出好远,排队的人都笑了起来。
 
那时候单纯得很,我羞得满脸通红。搁到现在,这些东西我肯定不要了。可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扔掉”这个概念在脑子里压根就没有过。我赶紧蹲在地上捡,胖子也帮我把小苹果捡了回来。
 
从兰州坐上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我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好觉了,头又胀又痛。胖子也是一样,他什么都不顾,钻到座位下面去,头枕着编织袋睡着了。
 
有人伸手拍拍我,我抬头看,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叔把他的棉袄递给我,说:“小伙子,穿上棉袄再睡吧,会冻感冒的。”
 
我说了声“谢谢大叔”,伸出双手把棉袄接过来穿在身上。这是一件新做成的棉袄,有一股很好闻的棉花香味儿,暖和极了。

我趴在桌子上,很快就睡着了。
 
 
3月8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我们终于下了火车。每个包工头带着自己的人,向自己的工地走去。我们9个小伙子,跟着石老板,坐公交车来到邮电大楼工地。石老板带我们进入一座巨大的地下停车场,刚建好,毛坯的,靠墙边用钢管搭着几十米长的大通铺,住着100多个工人。剩下百分之九十的地方都空着。
 
床铺旁边有两个空油桶做成的大煤炉,有工人用筷子叉着馒头在火上烤。在路上的这几天,我没吃过一顿饭,只吃自己带的零食,闻着烤馒头都觉得好香。忍不住咽口水。
 
一群人去外面搬了10几块竹笆,搭在钢管上就成了床。包工头又叫两个人跟着他拿被子。不一会儿,他们背来两个大编织袋,倒出两堆旧被子,一股酸臭气扑面而来。
 
军绿色的旧被面上乱七八糟画满了地图,里面的棉花都成坨了。我和胖子刚出山沟,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大家都脱光了,挤在一起睡。
 
刚到不久,下了一场大雪。我们每天闲得没事,就坐在床上打牌。
 
一个老工人突然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小伙子真胆大,敢到新疆来打工。”
 
我们停止嬉闹,问他:“咋啦?”
 
“咋啦,你们连一组暖气片都抬不动。”
 
“一组有多重?”
 
“有200多斤吧。”
 
“嗐,才200多斤,我们抬起来都不费力!”
 
“不费力?那是在平地上,要用钢管抬起来上下楼梯的。一不注意,它就滑下去了。去年有一个小伙子,刚抬了几组,暖气片滑下去砸到了后脚根,砸得血肉模糊,现在残废了,这辈子连媳妇也别想娶上……”
 
我们也没心思打闹了。正好楼上有成组的暖气片,觉得应该去试试,好心里有些底。找到一组最多的暖气片,全是铸铁的。几个人抬着试了试,抬起一头是没有问题。可要是抬着上下楼梯,连力气最大的幺哥都没有把握。
 
合计一番,也没有好办法。最后大家干脆说:“我们这百十来斤就交给工头啦,他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他总不能要我们的命吧!”
 
我心想,不管怎样,只要能活着回家就行。
 
新疆四建有一个经理是信阳人,经理的弟弟、表弟、堂弟都带着人来到新疆,从经理手中包工程。经理有活儿了,先给弟弟,弟弟干不完了,再给表弟、堂弟。以此类推。
 
带我们的包工头石老板跟经理的关系最远,接不到活儿干,就一直闲在这里,闲了一个多月。期间只往楼上背了几次水泥和沙子。
 
有时候我一个人爬上23层大楼,站在顶楼往四周眺望,远处有雪山。
 
楼里的地板全是水磨石的。磨石工也是信阳人,我看到几个老乡推着磨石机磨来磨去,身上、头上、甚至鼻孔里,全是灰色的泥浆。这些泥浆对身体的危害很大,20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当初看到的那些工人是否还活着。
 
 
四月中旬,石老板坐着一辆面包车来了,说带我们去新工地。新工地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的水西沟镇,在镇子南边的草原上。
 
那里有一排小平房,宿舍就在平房里,早上有大群的绵羊在宿舍门前吃草。
 
我们的工作是在草原上修建一座自行车训练场。总共在这里待了一个来月。停工的时候,他们都坐在宿舍里打牌。我就出去跟放绵羊的老人聊天,或者去爬山。
 
镇子东边有几座大山,已经五月了,山顶还有好多雪。从镇上看,山离镇子很近,好像就在镇子的后面。山上有好多小松树。可真走起来才知道远,直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走近了,我又发现山上的松树其实好大。
 
山坡上绿草如茵,无数野花随风摇摆。我顺着山脊往上爬,直爬到有雪的地方。虽然我只穿着夹克,却并不觉得冷。爬上去后,我忽然想到,也许山上会有狗熊,就匆匆忙忙往下爬。下山的时候迷路了,我就顺着小溪往外走。溪水清澈见底,哗哗流淌,越往下越小,到最后完全没有了,水都钻到沙石里面去了。
 
回到宿舍已经是傍晚了。

我告诉他们,山上的风景很美。小军有一架相机,我们合计每人凑了5元钱,去镇上买了胶卷,第二天去山上照相。到了后,他们都不想往山上爬,最后就在山脚下拍了好多照片。
 
自行车训练场修好后,我和胖子被借调到乌鲁木齐市郊区的一处火电厂工地。每天的工作是挖沟,埋管道。

巨大的铸铁管道,一根就有一千多斤。
 
管道的接头处要密封住,密封的材料是用胶水混合水泥。工头让我和胖子给管道密封。我俩觉得这个活儿还挺好玩儿,跟小时候玩泥巴一样。把胶水倒在水泥里,直接用双手和成一大团,用手把接头粘住。工头看着我和胖子不怀好意地笑着。
 
我俩看着他笑,也跟着一起笑。到了晚上下班才知道,这种胶根本洗不掉。两个人的手像戴了一双大黑手套,皮肤上结了一层水泥的硬壳,又痒又难受。我俩实在忍不住,使劲往下抠,抠流血了都抠不掉。好在是夏天,手上有汗,10多天后,这层胶壳才慢慢脱落。
 
每天早上8点多上班,一直干到深夜1点多。
 
我和胖子觉得互相是个依靠,每天手牵着手上班,手牵着手下班,晚上睡在一个被窝里。

两个男人丝毫不觉得别扭,现在要是这样做,在路上怕是会被人骂。
 
空闲下来,我和胖子都很想他们几个,想小军,想幺哥,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不管怎么样,一定比我们在这里轻松些吧。

我们时刻盼望着调离这里。

包工头说是让我们来干水电工,可几个月了,干得都是和水电不相关的工作。
 
 
七月初的一天晚上,工头通知我们,让我和胖子收拾行李,要把我俩调到妇联大楼工地。我和胖子高兴极了,终于要逃离这里了。
 
一起调到妇联的还有一个小伙子,他跟工头打趣说:“调我去当妇联主任呐?”
 
工头说:“对对对,你们不是嫌这边累吗?调你们去那边享享福。”
 
工头找了一辆面包车,把我们仨拉到妇联工地。到的时候已经深夜12点多。我们仨站在院子里,脚边放着行李,也没人过来招呼我们。院子里有两盏一千瓦的碘钨灯,雪亮的灯光下,有四个男人光着膀子正在组装暖气片。
 
等了约半个小时,晃过来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很傲慢地对我们说:“来了怎么不干活儿,妈的,让你们来坐上席的吗?”
 
他给每人找了两把铁刷子,让我们去刷铸铁暖气片上的铁锈。临走的时候跟那四个男人中的一个说:“下班给他们找个睡觉的地方。”
 
我们连一只口罩都没有,鼻孔里都是铁锈。一直干到凌晨4点多,终于下班了。一个男人让我们提着编织袋,跟他一起去宿舍。二楼有一间很大的毛坯房,靠墙搭着大通铺,有10几个人已经睡着了,屋里脚臭气熏得人发恶心。
 
我和胖子去楼下的水龙头下洗洗,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8点多,工头就冲进宿舍里大喊:“起来,都起来,他妈的,还在睡,你们看看都几点了?”我和胖子赶忙爬起来去水龙头边洗脸刷牙,工头骂道:“都这么晚了还刷什么牙?抓紧时间,小心我扣你们的工钱!”
 
我用毛巾把脸擦了擦,就跑到厨房去吃饭。有40多个工人在厨房外面吃饭,有的蹲着,有的坐在砖头上。看他们的眼睛,真吓了我一跳。
 
那些眼睛,我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们的眼珠都是红的,整个眼框子也是红的,眼睛四周在不断地蜕皮,一层层的白皮直往下掉,就像大量的头皮屑一样。眼睛呆滞无神,无悲亦无喜,看人直愣愣的。每个人都不说话,只顾低着头吃饭。像木头人。
 
有时候正吃着饭,包工头会走过来,挨个责问工人:
 
“张三,你那几个卫生间里的水管还没接好呀?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干!”
 
“李四,这都半个月了,你的电线还没接完,你还想不想要工资了?”
 
“王二,我限你三天之内把剩下的暖气片装完,装不完给我滚蛋!”
 
每天严重睡眠不足,我和胖子越来越瞌睡。渐渐的,我们俩的眼睛也开始红了。再过几天又开始蜕皮,干巴巴的。眼睛摸着就很烫。
 
没有时间洗脚、洗脸,更不要提刷牙。每天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厨房里扒一碗饭就开始上班。到了下午,我要不停地走动才能避免睡过去。有时候走着走着,突然就睡着了。倒下时才猛然惊醒,往前踉跄两步才站住。

每一天,我都感觉脑袋昏昏沉沉,不知道能熬到什么时候。胖子也是这样,每天都在熬。
 
有天下午,工头突然找到正在干活的我,问我胖子哪去了。工头没好气地说:“整个工地都找遍了也没有,肯定是躲到哪里睡觉去了,他妈的,这次我非扣他的钱不可!”
 
工头让我跟他一起去找,我们在工地里边走边喊,又找了一遍,也没见到胖子。

我怀疑胖子可能在拉屎的时候睡着了,因为我好几次都差点睡过去。
 
厕所离得远,白天我们都在地下室里方便。地下室里有很多大土堆,坑坑洼洼的。地下室的墙上端——接近天花板的地方开着一排窄窗,里面勉强可以看得清楚。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我终于看见胖子了,他的裤子还没有提上去,光着屁股躺在土堆上呼呼大睡,我大叫:“胖子——胖子,快起来。”
 
根本叫不醒,我又拽着他的手拉他,喊他,他还是没醒过来。
 
工头这时也来了,对着他的屁股狠狠踢了两脚。胖子猛地惊醒过来。工头骂:“我日你妈,我开工资让你睡觉来了?起来给我滚!”
 
把胖子喊起来后,工头给石老板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赶紧过来把我们都接走。
 
我和胖子回到宿舍,商量着接下来该怎么办。宿舍的窗子外面是一片空地,长满了野草,有一只黄鼠狼蹿了出来,我们就看着那只黄鼠狼发呆。胖子说他不想干了,想回家。

虽然大家现在还都习惯叫他胖子,可他早就变成瘦子了。原先胖乎乎的白脸蛋,现在变得黄瘦黄瘦的,颧骨都突出来了。
 
 
石老板又把我和胖子借调到另一个工地,这个工地在织模板,夜里工地照旧灯火通明。

那时我们才知道,石老板接不到什么活儿干,只能把他手下的工人借给别的包工头用。
 
我们在漆黑的地下室宿舍里见到了小军。他蓬头垢面,衣服上都是铁锈,跟年初刚见面时判若两人,看来他在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听小军说,幺哥已经回家一个多月了。
 
幺哥临走的时候对小军说:“要回家好好经营预制板厂,再也不出来闯了。”
 
没几天,胖子跟石老板说他也想回家,石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年初临走时候讲好的,中途走了不给工钱。石老板把胖子送到火车站,给他买张火车票,把他送走了。
 
胖子叫我跟他一起走,可我那时听说家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庄稼都旱死了,家里还等着用钱呢,我实在舍不得半年的工钱。
 
小军已经把照片洗出来了,每个人走的时候,小军都分一些照片给他,我也分到十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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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群人拍的照片 | 作者图
 
胖子刚走不久,小军也说他不想干了,他没回老家,直接坐车到郑州,又转车去了深圳。小军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干下去我怕把命丢了。以前总觉得电子厂辛苦,来这里干了才知道,在电子厂上班就跟玩差不多。”
 
几个熟识的伙伴都走了,我觉得特别孤单,一个人在外的日子,想回家想得发疯。
 
后来有一个28岁的老乡不干了,我就跟他一起走了。石老板把我送到乌鲁木齐火车站,给我买了张到西安的火车票。又给了我300块钱,我想再问他要些,可那时候实在是胆小,脸皮薄,脸憋得通红,怎么都张不开口要钱。
 
火车到哈密,我见有人在窗外卖哈密瓜,用网兜装着,一网兜3个,10块钱一网兜。我递出10块钱,买了3个。从信阳火车站出来时,老乡很热情,主动提出帮我提着哈密瓜,可等挤出出站口,却不见了老乡的影子。
 
他把我的哈密瓜提走了。他路上对我多有照顾,我想这些哈密瓜就当感谢他了吧。
 
就这样,我只背着一个旧编织袋回来了。
 
编织袋里的衣服早就破烂不堪,背回来也是扔掉。可我不想把他们扔在新疆。这些衣服是跟我一起从家乡到新疆的,好几件是我母亲手工缝制的,就算要丢弃,我也要把它们带回家乡再丢弃,我怕它们在新疆也会想念家乡。
 
休息了一下午,我在小屋里睡到天黑才起身往家走,过淮河的时候发现淮河已经断流了。

往年夏季是雨季,淮河里的水有一里多宽,黄浪翻滚,可1999年的淮河竟然断流了。
 
走到我们家西侧的稻田,我蹲下来在稻田里摸了摸,希望能摸到一些水,哪怕能摸到湿泥也行,那证明水稻还有救,我回来起码还可以帮家里收割水稻。可我只摸到干硬扎手的土块,干裂的缝隙能伸进拳头,水稻是彻底绝收了。在这样的年份,我真不该回来呀。我站在稻田边,觉得自己好没用,没脸往家里走。
 
这时,我家的狗突然跑出来对着我狂叫,不一会儿,家里出来一个人。隔着三十多米远,看不清是谁,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是谁站在那里?”
 
我听出来,是我妈。
 
“妈,是我……”
 
“哦……已经到家了咋不回来?听说你今天回来,还给你留着饭呢,快回来吧。”
 
在家里歇了3天,我就去本市的建筑工地当小工。每天只干13个小时左右,太轻松了,睡觉的时间都用不完,我也很知足。
 
 
刚从新疆回来的头几个月,我还有些后悔,怪自己没能坚持到年底。

到年底我才知道,石老板是个无懒,那几个坚持到年底的工人每人只拿到一千多块钱。
 
2000年初,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很多人涌向新疆淘金。又有包工头来我家找我。

许诺的工钱比去年还少500,我一口回绝。
 
我爸很想让我去,听见我不同意去,他大发脾气:“一年3500块你不去,在家干啥?你咋恁懒呢?你在家种田,我去干!”
 
最终父亲也没去。我的两个发小——小亮和小鹏想去新疆干一年,约我同去。我拒绝了,并反复劝他们不要去。他们两个反过来劝我同去,最后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那一年,我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儿,天天听父亲的数落,责怪我没去新疆。直到夏天,小亮忽然从新疆逃了回来,他才闭嘴了。小亮比我去年还惨,回来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拿到。他临去的时候带的钱多,自己买车票逃回来的。
 
当时小鹏跟小亮不在一个工地,小鹏没钱买票,只能在那里坚持到年底。年底包工头也不给钱,说等回来了再给。走到乌鲁木齐火车站,小鹏不进站,逼着包工头给钱。
 
后来小鹏很绝望地跟我说:“30多个工人哪,就只有我一个人逼他拿钱!他们就跟没事人一样。那个老九,留着长毛,平时牛皮哄哄,到了关键时刻缩着膀子连个屁都不敢放!”
 
包工头不敢把小鹏扔在新疆,怕小鹏的父亲找他要人。就搂着小鹏的肩膀劝他:“老弟,哥哥会少你的钱吗?我是怕你拿丢了,帮你带回去,你怎么不知好歹?我要不给你钱,我家里冰箱、彩电随便你搬,你看行不行?”
 
小鹏也是倔脾气,无论包工头怎么说,不给钱他就不进站。眼见时间快到了,包工头只得把他拉到一边,往他口袋里塞了一把钱,说:“你这个老弟,我真是服了你。哥哥身上就带这么多,都给你了,给哥哥个面子,好不好?”
 
当着众人的面,小鹏也没法掏出来数,隔着裤子摸摸,感觉也不少,就跟着包工头回来了。后来掏出来看,都是小面额,才900多块钱。
 
他辛苦一年,就拿到这么多,剩下的钱再也没能要到一分。


三年后,这个包工头又包了一个工地,再来我们村找人给他干活,大部分人都没去。他急了,自己动手砌墙,从位于四楼的脚手架上掉了下来,头朝下杵在砖头上,当场身亡。

据当时在工地做饭的老汤讲,他掉到半空时还惊恐地大喊了一声:救命!


作者张安,现隐居山中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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