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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那个追查真相的帝国官员,最后冤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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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5 12:04 AM |显示全部楼层


那个追查真相的帝国官员,最后冤死狱中

 最爱君 最爱历史 2020-06-25
来自专辑
大明往事


王之寀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刑部主事,大致相当于现在司法部的一个处级干部。

在四衢八街权贵遍地的京城,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一起震惊天下的疑案,却将王之寀卷入了帝国政治风暴的中心,而一切的起因,是一个比他更不起眼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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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个叫张差的河北汉子,手持枣木棍棒闯进了皇宫。

在这个全国戒备最森严的地方,“战五渣”张差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悄悄地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还打伤了宫门前的内侍,距离内殿不过一步之遥。

说时迟,那时快,东华门的守卫指挥迅速派人把犯人给逮住了,总算没让他伤到太子。宫里的保安大队,也不是吃素的。

这,就是晚明三大案中的梃击案

张差被关押后,整天表现得疯疯癫癫,看他的样子,像是个精神小伙。经过刑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审问,认定张差就是个疯子,并得出结论:

此人是一个蓟州(今天津)樵夫,因为自己家柴薪让人烧了,气疯后进京伸冤。走到半路,两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群众告诉他,诉冤可以带上一根木棒。张差信以为真,就手持木棒,迷迷糊糊地从宫门外一路走到了慈庆宫。

手持凶器入宫,依律当斩。杀了“疯子”张差,这案子就可以结案了。

张差受审期间,王之寀一直在冷静地旁观,他不同意上司们草率的决断。

如果没有王之寀,梃击案或许只会作为一个疯癫樵夫袭击事件载入史册,不存在任何阴谋。

但在王之寀看来,探寻真相就是一个刑部官员心中正道的光。此后11年,他都在和梃击案死磕,一心想把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直到他自己冤死狱中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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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五月初四紫禁城出现一个神秘来客



01.梃击


张差到底是不是疯子?王之寀自有办法查明。

有一天,王之寀兼职管理牢饭,为狱中的犯人们一一送饭,唯独没有张差的份。王之宷把张差叫来,把饭菜放一边,要他如实相告,才有饭吃,不然就把他活活饿死。

张差接着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地说,我是来告状的,你们还要问我嘛?王之寀默默观看他的表演,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笑。

张差肚子饿得不行,他皮糙肉厚不怕挨打,但要是不让他吃饭,那可受不了。

于是,张差“招供”了。原本快要结案的梃击案重启调查,种种线索犹如藤蔓般向帝国的中心伸展。

在王之寀为张差所作的笔录中,故事是这样的:张差之所以来北京,是听两个乡亲介绍,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老公(民间对太监的称呼)办些事情。他们跟他说,只要好好听话,事成后就给他几亩田地和一些钱财。张差家里穷,不想错过发横财的机会,就这样进了京。

到北京后,有个太监把他带到慈庆宫门口,给了他一根木棍,告诉他,进了门,遇到人就把他打死,我们会救你。

两份供状,性质完全不同。如果张差是个疯子,单独作案,杀了他也就完事了。可他若是团伙作案,问题就来了,谁才是背后真正的主谋?

到底谁想杀太子?满朝文武都知道,最可疑的是一个女人——深受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

郑贵妃是万历皇帝的宠妃,太子朱常洛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

这根刺,三十多年过去了还没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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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朱翊钧,1572-1620年在位。



02.皇帝、贵妃与太子


万历皇帝年少即位,很多事情由不得自己做主。李太后给万历安排的皇后王氏,虽然知书达理,却不是万历的菜,在宫中并不得宠。

万历九年(1581年),结婚三年了,万历还没有皇子。一天,他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正巧他妈不在,一个姓王的宫女过来伺候他洗手。

缘分就是那么奇妙。19岁的万历正值青春期,在某些方面容易冲突,不知怎的就看上了这个相貌平平的王宫女,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

万历很快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王宫女的肚子藏不住。李太后发现有宫女怀孕,就把儿子叫来,问是不是他干的。万历原本还矢口否认,李太后都着急要抱孙子了,干脆命人找来起居注,只见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某年某月某日皇帝临幸某宫女。

皇帝每天干什么,起居注都写着,没法赖账。

李太后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也别嫌弃王氏出身低微,她要是能生个皇子,也是社稷之福啊。

这下子万历无法抵赖。次年八月,王宫女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皇长子朱常洛,王宫女也因此被封为恭妃

万历并不喜欢这个意外诞生的皇长子,对王恭妃也早已失去兴趣。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皇三子朱常洵的出生,一度让王恭妃母子地位岌岌可危。

朱常洵是万历宠妃郑氏的儿子。万历爱屋及乌,为皇三子举办了比皇长子还要隆重的生日party,还将郑氏晋封为皇贵妃,偏心都写在脸上了。

皇帝中意哪个皇子,喜欢和哪个妃子睡觉,这本来是人家的家事,但是这事儿发展到影响立储的地步,大臣们就要跟皇帝好好议论了。

皇帝选择储君,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王皇后无子,万历也就没有嫡子。王恭妃生的皇长子与郑贵妃生的皇三子,都是太子之位的有力争夺者。朝中大臣为此分为几派,有的支持朱常洛,有的支持朱常洵。

因此,有了长达十多年的“争国本”

万历在立储一事上一拖再拖,直到朱常洛20岁时才勉强将他册立为太子,迫于群臣的压力,他又封朱常洵为福王,之后命其离京前往洛阳就藩。

史书对此评价道:“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

争国本事件落下帷幕,郑贵妃母子争立储君失败,却很不甘心。

由于万历此前在立储上犹豫不决,郑贵妃根本没把朱常洛放在眼里,一直暗中谋划扳倒太子,还一心觊觎着皇后之位。

尴尬的是,正宫娘娘王皇后虽然无子,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后,大半生超长待机,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与丈夫同年逝世。郑贵妃想要靠“子以母贵”将儿子扶上皇位,基本不可能。

后宫的另一个女人也对郑贵妃形成威慑,那就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

李太后对长孙朱常洛有些心疼,之前见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就质问皇帝,这是为何?

万历支支吾吾地说,皇长子是宫女之子。

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听到儿子这么说,勃然大怒,说:“宫女怎么了,你也是宫女之子!”万历吓得腿软,连连跟母亲说,会马上册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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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后剧照。

郑贵妃再怎么闹腾,只要有王皇后在,她就当不了皇后,有李太后当王恭妃母子的保护伞,她也不敢乱来。

但这么一看,梃击案发生的时间更是耐人寻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李太后去世的次年。



03.重审梃击案


王之寀发现梃击案另有蹊跷后,刑部会集十三司重审张差。

张差给刑部官员带来更多意外收获,供出了之前没有说出的人名:那两个为他穿针引线的乡亲,分别叫马三道李守才,带他进京入宫的太监分别是内侍庞保刘成

他还直说,就是这两个太监唆使他打进慈庆宫去,跟他说:“你打了小爷,从此吃穿不愁。”住在宫里的小爷,当然是太子朱常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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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贵妃剧照。

这一审就都对上号了,形势对郑贵妃极为不利。庞保、刘成都是她宫里的太监,一旦他们被抓去审讯,不知道有多少“惊喜”。

郑贵妃慌慌哒,满朝大臣也都沉不住气了,一些大臣支持郑贵妃,仍认为张差是个一无所知的疯子,我们姑且称之为“疯癫派”,就连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有意巴结郑贵妃,不愿把事情闹大;还有一些大臣站在了王之寀这边,认为必有幕后主使,我们可称之为“阴谋派”。

在真相即将浮出水面之时,“疯癫派”却出乎意料地获得胜利。

这是因为,郑贵妃与太子和解了。

郑贵妃到底是万历的小心肝,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她见朝中大臣气势汹汹,就请万历为她做主。万历叹息道,如果让太子出面,这件事可能还有解决的办法。

作为受害者的太子朱常洛,不敢得罪父亲,也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据史书记载,在父亲万历的冷落下,朱常洛自小为人怯懦。

有一次,朱常洛出阁读书,正值寒冬腊月,太监竟然敢欺负他,不给他生火取暖。这位太子冻得浑身发抖,也不知道跟太监说一声添柴火。

后来万历病重时,朱常洛带着儿子朱由校(即天启帝)去探望,守门太监把他们拦住不让进去,朱常洛也不敢和他起争执,从早到晚一直等在门外。后来由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大臣和东宫太监王安周旋,才让朱常洛见了父亲最后一面。

郑贵妃听从万历的建议,亲自去找老实人朱常洛,一见面就下拜,吓得太子也急忙回拜,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拜。郑贵妃向太子哭诉自己受的委屈,请朱常洛救救她。

朱常洛差点儿就被人打死了,可听郑贵妃这么说,还是心一软,让东宫太监王安拟一道令,要群臣勿再纠缠,将凶手张差就地正法即可。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最后还是万历亲自出马,化解两派的矛盾。

怠政多年的万历,一反常态地把太子、三个皇孙和群臣召来。万历拉着太子的手说:“我这个儿子很孝顺,我也喜爱他,他如今已长大成人,朕怎会有别有意图?况且福王如今已前往他的封地,距离这里也有上千里。”

一番情意绵绵的告白后,万历对太子说:“你有什么话,尽管对大臣们说。”

万历对立储有意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如今他却在百官面前表演了一出父慈子孝的好戏。太子见父亲都表态了,也很懂事,再次对在场的人说,张差不过是个疯子,速速处决就好了,不要再株连他人。

为了劝说支持他的大臣不要再彻查此案,朱常洛接着说:“诸位已经看见,我们父子二人关系和睦,朝中议论纷纷,是要陷我于不孝之地。”

万历对太子的表现很是满意,连声问群臣:“太子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在皇帝与太子的默契配合下,大臣们只好乖乖听话,尽快结案,将张差处决。张差的“同伙”太监庞保、刘成也在刑讯过程中被杖毙于狱中,没有留下证据。张差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等原本就是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因此保住一命,被判了流刑。

梃击一案不了了之,没有查获幕后主使,也没有所谓的真相。

这个结果当然难以服众,坚持查案的王之寀尤为不满。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一个刑部官员,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何错?但他的执著,得罪了郑贵妃,更得罪了皇帝。

万历脸上笑嘻嘻,其实早想整王之宷,史书称他“不遽罪之宷也”,不急着报复,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

梃击案的利益纠纷,表面上是郑贵妃与太子之争,实际上,也是群臣相互攻讦的一个战场。王之寀的立场与东林党人相近,与其对立的齐楚浙党不会放过打压对手的机会。

在梃击案两年后的“京察”(朝廷对京官的考察)中,王之宷受到齐楚浙三党的清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罢官,削职为民。虽是遭到政敌弹劾,其实也是万历皇帝的意思(“皇祖震怒,削籍为民,追夺敕命”)

王之寀想不到,当他再度回到朝中时,梃击案依旧未能水落石出,明宫还接连发生了另外两件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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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梃击案为明宫三案揭开序幕。



04.红丸


梃击案之后,朱常洛似乎因祸得福,太子之位得到稳固。

之后几年,郑贵妃在他面前也不再专横跋扈,还想尽办法巴结太子,隔三差五就给朱常洛送礼。在得知太子贪恋美色的不良癖好后,郑贵妃给他送去了8个美女。

朱常洛从小被闷在宫里,整日战战兢兢,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看到郑贵妃送来的美女,应该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不由得放飞自我。

不久后,他就纵欲过度,搞垮了身体。

于是,在梃击案的五年后,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八、九月,发生了晚明三大案的第二大案——红丸案

朱常洛在长期压抑下当了那么多年太子,熬到这一年,万历病逝,他终于即位为帝,没想到却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从朱常洛登基到驾崩,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连自己的年号“泰昌”都没来得及用上。依照惯例,新君即位要到次年才能改换年号。

当年八月即位后,沉溺女色的朱常洛身体日衰,到八月十二日后甚至卧病不起。掌御药房的太监崔文升针对其病症,给他开了一副泻药。

朱常洛服用后一夜之间腹泻三、四十次,整个人都虚脱了。

朱常洛告诉众臣,说自己“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甚至想要安排后事。

到了八月底,鸿胪寺丞李可灼说自己有个仙药要进献给皇帝,也许能救命。

鸿胪寺主掌朝会、宾客、礼仪之事,不管医疗,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内阁首辅方从哲起初也不敢相信他。但朱常洛得知此事后,决定病急乱投医,豁出去试一试,让方从哲等人带李可灼入宫。

李可灼献上的是一种红色药丸,这究竟是什么药,至今仍有争论。朱常洛刚服下此药后效果显著,顿时神清气爽,还连夸李可灼是忠臣,赐予其银币,命他再进一丸。

朱常洛吃了红丸后,方从哲问起皇帝的身体状况,宫里回答说“好”。

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初一,天还未亮,泰昌帝朱常洛却一命呜呼。神秘的红丸,没有救回皇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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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朱常洛。


方从哲成了众矢之的,他本来就与郑贵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大臣认为,红丸案就是梃击案的延续。更何况,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是方从哲带进宫的,给皇帝开泻药的崔文升,原先还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方从哲

当时,方从哲作为阁臣已有七年多,先后辅佐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被一些史书认为是浙党大佬。更巧合的是,晚明三大案,全都发生在他为内阁首辅期间,他最后会被迫退休,正是因为在后两案中处置不当,难逃失职之罪。

朱常洛吃药死后,方从哲生怕摊上事儿,更怕被添上“弑君”之罪。他一开始为李可灼与崔文升辩护,声称这不是一起医疗事故,可还是难以平息众怒。

红丸案愈演愈烈,以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为首的大臣上书,要求“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还指责“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一定要给世人一个交代。上书弹劾方从哲的这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

红丸案一时难解,最后由几位阁臣出马,才压住了众议,方从哲也暂时保住官帽。给皇帝看病的两个“蒙古大夫”受到了处分,李可灼被判处流徙,崔文升被贬到南京安置。



05.移宫


方从哲才想舒口气,晚明三大案的最后一案爆发了。

明宫中停放着三口棺材未葬,先是有“前殿(乾清宫)皇祖(万历皇帝)之尊灵,坤宁宫孝端皇后(万历皇后王氏)尊灵”,现在又多了朱常洛的一口棺材。

朱常洛生前宠爱的李选侍,是一个不亚于郑贵妃的野心家,她随朱常洛入居皇帝所在的乾清宫,如今朱常洛死了,她还霸占着不愿离去,企图以养母身份控制储君朱由校,因此与朝臣起了争执。

明朝后宫中一共九个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才人、选侍、淑女。选侍就是个龙套角色,可这位李选侍给自己强行加戏,朱由校的生母王选侍便是被她欺凌至死。李选侍还与郑贵妃有些勾结,朝中大臣曾说她是“郑氏私人”。

朱常洛刚即位时,李选侍难掩执掌后宫的野心。

一次,朱常洛和大臣商议,说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躲在旁边偷听,对这个安排很不满意,把身边的朱由校推出去,让他跟他爹说,不要封皇贵妃,是要封皇后。

朱常洛吃了红丸丧命后,李选侍什么也没捞着,坚持赖在乾清宫是她最后的倔强。

当以东林党为首的大臣们赶到乾清宫外迎立新君时,守门太监听从李选侍命令,手持刀棍强行阻拦。

大臣们在宫门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唯有东林党人、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忍无可忍,上前呵斥:“奴才!皇上召我等入宫,尔等却挡在门口,是何居心!”

杨涟气场强大,骂得太监们一愣一愣的,只好放众臣入宫。

李选侍仍不愿妥协,将朱由校藏在乾清宫暖阁中。

这时,与东林党交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泰昌帝生前的心腹王安跟李选侍说,皇储必须面见朝臣才能即位,您这样藏着也没用啊。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李选侍就把朱由校交给王安,可看到他领着朱由校急匆匆地往外跑的样子,她就知道上当了,立刻命身边的太监去把太子追回来。

然而,为时已晚,众臣先迎朱由校至文华殿册立为太子,之后要求赖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宫,以便新君即位。

为了打倒李选侍,众臣上疏,各显神通。东林党人左光斗的批评尤为尖锐:“武氏之祸,再现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这是说李选侍要勾引朱由校,以达到当皇后的目的。

几番交锋之后,李选侍知道自己确实不是那帮文臣的对手,只好放弃抵抗,黯然离开乾清宫,徒步走到专供妃嫔养老的哕鸾宫。

方从哲在红丸案与移宫案中表现得里外不是人,自然难辞其咎,事后只好辞职回家。

方从哲走了,党争并未就此平息,齐楚浙等党在天启朝找到了新的依附对象,与东林党继续缠斗。

之后几年,党争让三大案更加错综复杂,朝中各派也将三大案当成了打压异己的工具。



06.王之宷之死


在泰昌帝朱常洛之后即位的,是沉迷木工活儿的明熹宗朱由校(即天启皇帝)

大明王朝早已危机四伏,王之寀在此时被再度起用。

当初,正是王之宷在监狱中发现了张差的秘密。这个执拗的刑部官员,如今还想着调查梃击案,甚至将其与红丸、移宫二案联系起来,认为“李选侍、郑贵妃、崔文升、李可灼共一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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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年在位。

天启二年(1622年),王之寀上了一道《复仇疏》,劝告天启不要忘记君父之仇,谨防阉竖与后宫勾结。他说,泰昌帝朱常洛“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有两大仇恨至今未报:

一是梃击案的幕后真凶还未查明。

王之寀指出,当年支持张差为疯癫者都是奸佞小人,他将“疯癫派”官员一一揭露,称他们为“诸奸”,正是他们收受了郑氏的贿赂,才将此案以疯癫定案。

二即泰昌帝服用红丸而死,谁是主谋?

在王之寀看来,在红丸案中,李可灼、崔文升这两个人绝对有问题,甚至连当时的首辅方从哲都有责任,怀疑他们背后还有什么人。

之后几年,王之寀仕途步步高升,当上刑部右侍郎,成了副部级干部。朱由校应该感激他为自己老爹说话。

但朱由校没把王之宷这道《复仇疏》放在心上,也没有彻查旧案,对于其中劝说皇帝亲近阁臣、远离宦官的建议更是置若罔闻。

此后,在天启一朝出任司礼秉笔太监的魏忠贤逐渐权倾朝野,甚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显赫地位。齐楚浙三党中不少人为了打击东林党,投靠魏忠贤,成了所谓的“阉党”

阉党得势时,东林党就被当做三大案的罪魁祸首,蒙受冤屈。史书称:“魏忠贤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

由阉党一帮人所修的《三朝要典》,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发生的这三大案颠倒黑白,把黑锅都甩到了东林党人身上,原本在此案中有功的人,反而受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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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剧照。

根据《三朝要典》的记载,红丸案中,上书弹劾方从哲的东林党人邹元标等被论罪;移宫案中,从李选侍手中夺回皇储的杨涟与左光斗被改写成了罪人。

梃击案的罪魁祸首,竟然成了兢兢业业的审案官员王之宷。阉党认为,王之宷私审张差是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张差所招供的“打得东宫,吃穿皆有”等话也都是王之窠教唆他说的,不足为信。

现实有时就是如此荒诞,王之寀最终等来的,不是三大案的真相,而是下狱而死的命运。

阉党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的罪名将王之宷逮捕入狱,还说他当年从郑贵妃家人敲诈了2万银两,要他交出“脏银”。

阉党对付东林党人的手段极为恶劣,常诬陷他们得了脏银,还要追缴赃款,否则就严刑逼供,甚至将他们迫害致死。

王之宷当初只是为了寻求梃击案的真相,根本不曾敲诈勒索。

天启七年(1627年),在镇抚司的严刑逼供下,王之宷不得不让家人筹集所谓的“脏银”。在七拼八凑了8000两后,仅仅过了半个月,当初率先揭发梃击案的王之宷,冤死于镇抚司大狱之中。

阉党并没有得意太久,崇祯即位后,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粉碎了阉党,为三案被冤之人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其中就包括王之宷。

王之宷沉冤昭雪,然而,此后三大案的草蛇灰线却愈发模糊,到后世史书中成了扑朔迷离的疑案、奇案。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还在意这些皇家丑事的真相,只有人将其当做党争的工具。

正如《明史》所说,自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后,“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南明弘光朝时,还有反东林党的大臣罔顾事实,以《三朝要典》为依据,认为王之宷有罪,请求弘光帝重印阉党所编的《三朝要典》,用来保存前朝的“真实历史”,还说梃击案中的张差就是个疯子,不过是贪污酷吏王之宷强行将他当做刺客。

晚明三大案依旧没有真相,也许,政治不需要真相。

只有王之宷这样的人在乎真相。

王之宷,字心一,陕西朝邑(今大荔东)人,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刑部官员。有人在研究梃击案时发现,这位万历辛丑科进士,当年参加考试时的《周易》试题中有这么一句:“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可在明明知道彻查三案将会得罪权贵,甚至是最高统治者的情况下,王之宷并没有做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是一心查案,想要揪出幕后真凶。

面对案件,公正司法,揭露真相,就是他心中的光明。但那时的大明王朝,只剩下沉沉的黑夜,不见一丝光亮。


全文完



参考文献:

[清]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

[清]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温功义:《三案始末》,三联书店,2013年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

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7年

雒雪:《王之寀与梃击案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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