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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改评论”系列|远川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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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6 08:15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20-6-6 08:16 AM 编辑

商业医保的春天来了吗?

 黄子荣、高翼 远川商业评论 2020-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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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者:黄子荣、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新冠肺炎席卷全球,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冠状病毒面前来了一次统一考试。医疗支付体系这道大题上,中国作为第一个交卷的,写了个“全部免费”——在这次考试中算是满分了。

 

但我们瞅一眼平时成绩,这道题答得就不对味了。

 

《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人均卫生总费用4148.1元,考虑到同一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2155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更是只有13328元),这个医疗支出的占比相当惊人。

 

前两年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相关资料统计分析,导致贫困户致贫的因素很多,其中因病致贫居首位,占比高达27.7%,农村甚至达到了40%。这显然不是一个大家满意的结果。

 

在降药价加医保控费双重因素下,中国的公立医院体系已经把费用压到一个极低的水平,短时间内已经没办法从需求端压缩,而且随着老龄化逐步严峻,医保资金来源也越来越有限,于是社会上关于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呼之欲出。

 

那商业医疗保险的春天来了吗?

 


01
 基本医疗保险的缺口



关于医疗保障这事大家都喜欢北欧式的全民看病免费模式,但除了他们人少国富之外,光是个人收入上缴至少40%,很多国民也会不愿意。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多掏点,基本医疗保险能够多保障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基本医保它已经足够慷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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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的医疗保险收支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维持在80%以上,很难有结余,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等问题,医保支出的增长率已经超过了收入。而且随着医保负担的持续加重,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能力只会越来越严峻。

 

“因病致贫”的往往是因为一些重疾带来巨额医疗费用和失去劳动能力,但基本医疗保险一直以来走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改革思路,存在报销比例和医保目录的限制,对于重大疾病的高额医治费用和患者康复前的生活保障都力有未逮。

 

2018年中国卫生费用每年超过5万亿,个人卫生支出占比是28.61%,理论上这1.4万亿的个人医疗支出都有可能是商业医疗保险的市场规模,而且随着卫生GDP的增长,这个数字也会不断加大。

 

但其中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于患者的治疗并不是一个标品,医生开进口的药还是国产的药没有人能够左右。中小型医院创收压力大,医生往往也更配合病人过度医疗,一起来骗保险的钱。

 

在技术以及隐私问题下,中国人整体健康周期的数据是空白的,医疗服务的价格精算量化无从谈起,这就注定让医疗保险的成本难以控制,商业医保公司没办法学国家医保局对医院进行控费要求,这就使得其要么亏钱,要么亏口碑。

 

因此尽管商业医保需求缺口很大,但很难将其转化为市场。

 


02
 意愿问题


基本医保是强制交,但商业医保不是。除了日益严峻的卫生问题之外,影响居民购买商保还有两个因素,收入水平以及保险意识。

 

在衣食住行都被满足之后,更多民众会开始注重自己生命的价值,健康需求也会逐渐显现出来,日益增长的卫生GDP也应证了这一点。

 

而且,对于年收入在7-28万人民币的中国中产阶级,人数由2000年的500万人增至2016年的2.25亿人,财富的提升会让民众将更多地消费需求放在健康保险上。

 

而对于保险的认知,很多人仍然还是很实际的。

 

之前网上很流行的鸡汤:大部分人愿意吃生活的苦,也不愿吃主动学习的苦。在“主动掏钱买未来”这件事情上,大家的表现也差不多。

 

但这是一个主观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保险经纪人的教育来改变。事实上,这两年国内商业医疗保险教育做得看似很成功:中国太保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2018版)》,2010-2017年,我国保险业人均保费和保单数量增速分别为18%和47%,持有多张保单的消费者比重逾六成。

 

但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商业医疗保险在吸引力上各种吃瘪,民众的购买意愿也不是直接就能起飞的。

 

我们理想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定位,是对整天被埋怨保障不够的基本医疗保险按需求做一个高端产品的补充。然而现在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商业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范围还在打架。

 

市面上的很多医疗险仅仅是拿拉高保险额度为卖点,这就意味着用户平时经历得最多的日常小病上商业医保根本打不出特色,而基本医保缺位、消费者们最盼着要的长期护理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团体补充保险、长期医疗保险等服务,中国的商业医保依然是婴儿水平。

 

除此以外,关于医疗费用哪一块应该由基本医保承担哪一块又应该交给商业医保,压根就拎不清,全国各地的医疗保险政策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

 

从消费者的视角看,摆在面前的就是天书一般的条款,学习成本严重增加,能保多少打个问号,简直就是对想买商业医疗保险的人迎头一盘冷水。

 


03
 政策作用能有多大


 

在中国,特别是医疗这种民生行业,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市场加速发展最大的动力之一,但商业保险一生下来就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关系暧昧不清,再者医保本身自己改革就自顾不暇,在商业保险无法成为力挽狂澜的角色之前,顶层设计很难抽出更多的精力来兼顾。

 

就商业医疗保险而言,银保监会去年以来发布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的目标,健康险空间扩容;

 

《普通型人身保险精算规定》调整了健康保险最低现金价值参数,推动产品价格下降,促进风险保障类产品发展;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互补、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服务,同时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信息系统与社会办医信息系统对接,方便为商业保险患者就医提供一站式直付结算服务。

 

最重磅的政策无疑是202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和研究。但在最后还是提到要“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探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医保治理格局。”

 

意见明确了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任务,标志着上文提到的“基本医保和商业医保打架”的问题仍然还是政策针对的重点方向。

 

政策的本质是为了规范和加强与商业保险机构、社会组织的合作,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商业医疗保险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相关的政策支持能起到多少作用,仍然是一个未知之数。

 

以《意见》中提到的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为例,这个早在2017年《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推开时就执行的优惠政策,由于条款设计有问题,税前列支并没有能够明显增加健康保险的覆盖率,这种用财税倾斜的条目执行力很有待考量。

 

而且,纵观这几年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只是在制度和条目上变得越来越复杂,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方向,究其原因还是没找到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背景下自己的定位。



04
 出路


 

如果从消费者口袋里掏钱投入商业医疗保险碰到不少钉子,那有没有一些消费者掏了出来却没有好好利用的资金,可以作为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的经济动力?

 

有,不在别的地方,就是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

 

1993年10月,劳动部发布《关于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意见的通知》,首次在医疗保障领域提出建立职工个人医疗保险专户;到1998年12月,国务院发文指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比例一般为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自此个人账户正式设立,沿用至今。

 

个人账户可以说是医保管理的“老大难”,一方面是大量资金“沉睡”在个人账户中,无法起到风险共担的作用,上文提到的基本医保结余,个人账户剩余资金就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

 

另一方面是一些地区医保基金面临赤字,但个人账户资金既是医保基金的一部分,又是个人私有财产,这种双重属性造成了各地执行中的混乱。

 

什么时候医保局能放开这些资金,把个人医保里面的钱试试用在商业保险上,或许对于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两者来说,会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刘瑞波. 全民医保背景下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研究[D].武汉大学,2018.

2、中国保险消费者白皮书(2018),太平洋保险集团&普华永道

3、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4、寇丹彤.医保个人账户与商业保险有机融合的模式探讨[J].保险理论与实践,2020(02):25-33.

5、解读 |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的4个重点问题和7大突出亮点,中国医药保险公众号(申曙光)

6、5个方法,让沉睡的个人账户活起来,中国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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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6 08:16 AM | 显示全部楼层

1200元挂号费到底贵不贵?

 陈程、高翼 远川商业评论 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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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作者:陈程、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继钟南山的儿子成为第二位“爱马仕”哥之外,1200元的挂号费再一次的将这位院士捧上了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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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很多吃瓜网友对于“花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钱去见一次中国顶级医学权威”这件事不是很上心,毕竟爱豆的演唱会“一生一定要去一次,不能留遗憾”,但公立医院似乎就应该彰显其“公益性”,生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虽然很多理性的网友解释说花一千大洋和院士级别的聊聊人生也值得,但抛去“大国重器、国士无双”等头衔,一位顶级医生1200元挂号费,到底该不该?

01
看病难与看病贵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医改市场派提过“完全放开医疗服务价格”的观点,他们希望用“万能的市场”来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但卖光公立医院的宿迁医改又不断警醒世人:在医药行业,市场是失灵的。但这么多年来,无数医疗改革家们在谈到这两个问题时,仍然无法回避“市场化”这一点。

首先来说看病贵。

看病贵有两个主要原因:药价过高和过度医疗

对于国内医药服务价格的干预,政府从来没有歇过。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问诊服务的廉价,政府规定,诊疗费用(挂号费)只能是统一的5元,不准高于这个标准。

这便迈下了药价不断上涨的第一步。

在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医院没办法仅靠问诊来养活医生,“以药养医”便孕育而生,这是产生过渡医疗的根源。

关于过度医疗,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输8瓶[1]。

后来限制了药品的最高价格和购销加价率,医院便开始利用新药审批和单独定价政策来处方新的高价药品,以保证医生的合理收入。药品还是那些药品,只不过换了个规格和包装,来和政府的限价名单打游击战。

再后来又剥夺了医院自主采购的权力,认为医院的院长和药剂科靠不住,只有政府招标办靠得住。但药企作为供给端,会通过权力寻租或者形成“价格联盟”的方式抬高价格,而高价格意味着高毛利和操作空间,医院自然也会暗地支持这种行为。

于是,政府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堵,各种管制下医药费越管越贵,药价过高成为了我国医疗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

再来说看病难。

在我国,医疗机构分三六九等,同一地区内,医疗机构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每级又分甲乙丙等,不同的行政级别享受到的医疗资源也不同,自然也对应着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三甲医院也就是最高行政级别的医院由于享有更高的财政补贴,更先进的医疗设备,更一流的人才,代表着某个区域的最高医疗水平,而相对应的基层医疗机构则是另外一个极端。

这直接导致在中国不到10%的医院承担了约90%的医疗需求,90%的医疗机构未充分运转。但在“手术刀不如剃头刀、打针的不如打气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机制来替患者分流,所以无论大小病,百姓为了保险起见纷纷涌向医院。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02
放开医疗服务价格



正如之前所说,过度医疗的问题之所以出现,源头是在于医生问诊的价格被限制在极低的水平,医生的人力价值并未得到市场性的回报,而医院的财政补贴也不足以支撑医生的待遇,由此“以药养医”的情况出现。

国家虽出台一系列措施,限制药价、药占比,但是均未解决医院垄断性地位的问题,医院依旧可以通过卖方垄断为患者多开药,多做检查,由此就造成了过度医疗。

换句话说,只要放开医疗服务定价,医院就会少开药和少做检查的做法,因为这样做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净收益。

为什么会提高净收益?

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多做检查还是多开药,都会给医院带来更高的边际成本,这其中除了人力成本还有设备维护成本,药物进货成本等,而问诊收入仅有一个人力成本,因此更高的问诊收入会给医院代开更高的利润率。

而当医院和医生倾向于更多的收取诊疗费后,对于药品,医院的关注也会从收入端转移到成本端,尽可能少用药,必须用的药也尽可能压低药品采购价,医院也没有更多的动机去提高药物价格,药企也没有更多的空间去升价。

而一旦医院有了强烈压低药品采购价的动机,医药市场的激烈竞争会迅速地导致药品批发价格大降[2]。

此外,对于看病难的问题,高价格自然会打消绝大多数轻症患者的求医念头,而在自由的医疗服务定价下,有高端市场自然也会有相应的低端市场,大三甲医院门庭若市,社区医院无人问津的现状获得以改善。

少了一拥而上的情况,真正有专家医疗需求的患者反倒能更容易获得救治,而在重症面前,1200元和5元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分梯度的医疗服务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能给患者的医疗需求进行分流。

并且,高等级的医疗服务费用也是高医学价值的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励中国的医生朝着更优秀的方向发展,对医生人才的供给也是一种正向作用。

03
会不会失控?



对于医疗市场化,有一个问题大家都担心:就是医疗服务价格上来了,过度医疗和医疗价格却降不下来,民众的医疗负担将会更严重。

其实,目前有一个现象被大家选择性的忽视了:就是北上广的医疗开支会比其他城市高得多。除了经济水平影响之外,医生会根据患者支付能力治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一种疾病,医生会给支付能力强的患者开进口药、做微创手术,而针对支付能力低的患者则会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医疗服务。在同一项挂号费用下,费用的差异与疾病和药品无关,只会和患者收入水平挂钩。

其次,在全民医保的条件下,如果医生的收入足够阳光,医疗和药品能够完全分开,医生会完全失去过度用药的理由。相反他们会维护自身的名声,在实际情况中会更加愿意规避这些问题。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在医疗服务价格没放开之前,医生的收入仍然和药品绑定,医保谈判、医药分开这些政策很难去推进。

04
小结



1200元的挂号费,其实是一个筛选,把大量不需要钟南山这种最顶级专家处理的简单疾病常见疾病多发疾病患者排除在外,让钟南山能够安心给给那些真正需要他帮助的疑难复杂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从一个非市场化的体系向一个市场化的体系转变,本身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探索,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更像是引导的角色,避免市场化的列车偏离轨道。

“1200挂号费”即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正是迈向“医疗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14道管制下,为什么医药费越管越贵?,朱恒鹏
2、价格管制与过度医疗,朱恒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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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翼(医药组首席分析师)医学救不了世界,但故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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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6 08:18 AM | 显示全部楼层

急诊科之殇

 劳安 远川商业评论 20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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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劳安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在医院的各治疗科室中,历来存在一条鄙视链,根据收入和忙碌程度一般分为以下几档:

人生赢家是肿瘤,骨科心内也不愁;
眼科口腔和整形,跳槽单干我最行;
妇产普外和泌尿,事多闲少死的早;
呼吸传染内分泌,作死急诊是第一。

作为鄙视链的最底层“什么病都收,什么锅都背”是急诊科最大的特点,也是故事和事故高发的科室。这让急诊科成为各媒体头条的常客,各种伤医事件的主角大多数都属于这个科室,以至于“知道医院出口在哪”成为急诊科医生入职前上的第一课。

在中国,由于全科医生体系尚不完善,急诊科便担任了医疗的“排头兵”,他们起到了一个“患者分流”的作用,安排其他科室从而来接收相应的患者,来保证医院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而正因为他们最先接触病人,在大型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常常承担了吹哨人的角色。

但如此重要的科室,急诊科却没有相对应的地位与之匹配,最近印证这一点的便是武汉中心医院的急诊科主任艾芬。但除了地位低下工作强度高、待遇低等等现状笼罩在国内的急诊科室中,以至于连大三甲医院,都很难招到急诊科医生了。


01

要了解中国急诊科难这一现状,我们还得从中国急诊医学的发展说起。

198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正在急诊工作岗位上轮岗的内科主任邵孝鉷,收到调职通知,但两年的轮岗让他对急诊医学颇有心得,他想把这一分支领域大力发展下去,于是向内科宗师张孝骞提出建立专门的急诊科的想法。至此,中国才有了第一个急诊科。

但创立后,急诊科的工作仍和以前一样,由其他相关专业的医师承担。毕竟,尽管是国内第一公立医院,但在全国范围内少有关于急诊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三年内,协和的急诊科都没有像样的急救系统。

到1986年,在一干人等的努力下,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正式成立,急诊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学)专业。但长时间以来,缺少系统化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这个科室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关注。

直到2003年非典事件中,急诊科和如今一样,成为救治新型病毒肺炎患者的第一梯队,这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的急诊医学进入高速发展期,逐渐建立起一套急诊培训模式以及医疗方式。

在非典之后,作为以解决社会日常紧急医疗需要和严重伤病救治为目的的“特种部队”,急诊医生的工作日益得到了同行、患者和社会的认可。但这也为急诊科“包治百病”做好了铺垫。

回顾国内急诊医学的发展史,急诊科不像其他医学那样早在建国前就有相应的“奠基人”为之贡献,它真正高速发展的时间,也不过二十年。


02

早在协和的急诊科创立之初时,邵孝鉷就立下一个“科训”:“高速度、高效率,一切为急伤、病人”,时任协和医院院长的陈敏章又补充了一句“高度责任感”。这似乎定下了急诊科“钱少事多责任大”的主旋律。

21世纪后,在全民医保&全民养生等外部因素下,国内去医院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也看不上病了。急诊科面临患者种类最多,这一现象尤甚。

就全国范围而言,建筑面积过万、从业人员过百、年急诊量过十万的“巨无霸”式急诊科已经屡见不鲜,但无论急诊科如何“做大”、“扩张”,“乱”与“挤”却几乎如影随形

急诊医生往往长时间接诊,水都来不及喝一口,急诊诊室也经常满满当当全是人,很多病人紧急送入急诊后却发现无处可立的窘迫困境。

这其中,一来是急诊患者滞留严重导致的急诊科室压力巨大。急诊患者一般留观时间本身不会超过72小时,后续需要专科科室接手。但是急诊医生并没有权力强行把患者转到专科病房,只能向专科医生推荐,主导权在专科医生手中。

而由于医疗卫生管理和医保部门对各医院、各专业科室都有严格考核标准,对病房使用率、床位周转率、次均住院费用、住院时间等都设有较为细致的指标。将重症慢病及合并症患者收治住院,意味着考核成绩会被‘拖后腿’。

核压力下,专科医生自然倾向于把有限的床位提供给有利于考核结果的患者。器官衰竭、慢性疾病严重的患者则通常被留在急诊病房,这对急诊科室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二来,大量病人“来者不拒”,急诊医生工作强度很大,熬夜通宵是家常便饭,接诊患者的疾病谱较宽,患者的病种、数量难以预期,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可控因素也给急诊医生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

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背后,急诊医生的收入却并不高。

相比于专科医生,急诊的挂号低廉,而且由于“三无”患者(没身份、没家属、没钱)、危重患者屡屡“光临”急诊科,急诊医生因患者欠费蒙受经济损失的概率亦相应加大。

“对于医院来说,急诊科就是一个不挣钱甚至亏本的科室,是需要倒贴的地方”,广州一家医院主任说,所以急诊科医生和护士拿的奖金多是平均奖,还是医院的“照顾”。

急诊上夜班比普通医生多也是一个原因。中山三院急诊科护士长表示,科里110名员工,只有6个人不用值夜班。很多医生干了十多年还是照样在一线值夜班,但是如果在其他科室就可以退居二线做二值,那就不用每天都守到东方红了。

压力大、成就感低、收入还少,自然医生的职业倦怠感就上来了,再加上本来就是危重患者的聚集地,医患纠纷便也成了家常便饭,而这又会反过来更加影响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这就无怪乎大量年轻医生并不愿意长期待急诊科了。

北京协和急诊医学教授于学忠经常尴尬说道:“凭着协和医院的金字招牌,急诊科虽不至于招不满人,但医学生们往往是实在没得可选,才不得不选择来我们科。”

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尚面临如此窘境,急诊科落得医院科室鄙视最底层也不足为奇了。


03

但急诊医学在中国医疗乃至全球医疗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急诊科是医院的分诊台,中国整体的分级诊疗同样需要急诊科

在探索如何让“基层人民更好的看病”这点上,有专家认为三甲医院与基层医院在建立医联体后可有所分工,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主要负责救治危急重症,急诊科医生需要快速接诊判断,处理完毕即可将患者转至基层医院,由基层医院承担非急诊病患的治疗康复。

只是,囿于大型公立医院的垄断性和发展势头,分级诊疗似乎不那么容易推进下去。

不过,和SARS事件一样,今年疫情里,急诊科又一次披上高光走入大众视野,这个平时的“过道医生”成为世人眼里救死扶伤的光辉英雄,在这之后,希望借这个机会,让急诊科不再成为国内医生最不想去的地方


参考资料:

1、调研 | 急诊科缘何“重病”缠身,瞭望周刊

2、你不知道的急诊科,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疫情下的急诊科,中国急救医学杂志

4、1983-2013中国急诊医学30年,北京协和医院

5、湖北省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护士情绪耗竭现状及影响因素,护理学杂志


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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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破局之路

 黄子荣、高翼 远川商业评论 202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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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者:黄子荣、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所医药组


最近,国内“医药一哥”再一次因贿赂门进入大众视野,吓得官媒一连发了好几条颂文,毕竟是社保资金的持仓股。

 

但其实对于医药企业来讲,有一个比贿赂要严重得多的事情,那就是带量采购。

 

虽然这两年市场对降价政策已经逐渐适应,但2018年12月6日,第一次带量采购方案出炉,当天A股、港股医药板块近2000亿跌幅的那抹绿色仍历历在目。

 

带量采购在官方的释义中更多的是“政府下场团购”给患者带来福音,毕竟药品价格下降是看得到的,而质量什么的需要长期才有体现。

 

抛开这些面上的东西,其实带量采购最大的意义在于:用支付端撬动改革,为十五年来改不动的医改,趟出了一条明路。

 

 

Part 1. 医改为何改不动?


除了补供方与补需方之争外,中国医改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药品改革上。关于药品价格的围剿,十五年来的拉锯战中补需方和补供方两派分别化身成了“限价派”与“留利派”。

 

限价派寄希望利用政府强制手段压缩药品利润来惠及患者,就是说你成本10块钱的药,原来药企卖100块,现在只能卖50,你药企要多为老百姓着想。

 

留利派认为国内的医生已经很苦了,药品的利润一部分该给到医生手中。就是说你可以把原来卖100块钱的药降到50,但你得允许医院加价到60块出售给患者。以前药企卖100元,可是给了不少钱给医生呢,现在他们卖50就没有医生的份了,你得给医生一条活路。

 

限价派固然是站在患者这一方,但用什么药是医生说了算,而在固定的加价率下,药品价格越高你药企利润也高,而我医生赚的也越多,于是医院和药企穿上了同一条裤子。

 

但高价药越来越多患者当然不满意,限价派也急红了眼,索性规定10块钱的药只能卖10块钱,而药企索性不卖了。但政府的降价是名单制的,药企把原来零售价降到10块钱的药加点淀粉就变成了名单之外的药品,对外宣传这是富含XX保密成分的新型工艺产品,定价1000元。

 

而彼时恰逢药品审批比眨眼还快的郑筱萸时代,药品批件如雪花般源源不断从药监局流向制药公司。政府要降一款产品的价格需要来一个个来找企业谈的,政府里的都是大忙人,国内药企又有那么多,因此药品降价是不可能的。

 

十五年改来改去,大家才发现药价高只是个结果而不是原因。而当管的越紧意味着权利越大,也带来了更大的腐败,除了郑筱萸之外,药监系统因权力寻租而进去的不在少数。

 

但是在两派你来我往期间,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主导药品价格改革的角色中,一直缺少了患者。他们在这段时期中,唯一做过的动作就是抱怨价格高,然而患者才是药品的直接消费者。

 

掌权者中,限价派大声疾呼,留利派无动于衷。而真正作为药品的买单方的患者,其实没有啥话语权。

 


Part 2. 柳暗花明


 从1998年来,中国的医保体系便逐渐开启,到2015年,中国逐步建成覆盖城镇职工、农民和城镇居民三块民众的医保体系,基本完成了全民覆盖。

 

毕竟是民生相关,不少关于医保的各项条例便划到了很多地方的政绩指标中去了。羽翼渐丰的医保体系慢慢开始干预各地区医生的诊疗服务中,比如规定药占比和最高医保资金等等。

 

但这只是医保机构的小试牛刀,医保对于药品行业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其通过药品目录来规定哪些药品老百姓可以“免费使用”,为制药公司完美的解决了价格竞争问题。

 

而这一结果使得医保机构成为了药品价格的主导方,于是以往卫生部门(留利派)、人社部门(限价派)争论不休的药品采购工作究竟谁管这个问题,如今将由医疗保障局全盘接手。

 

因此,手握全国人民医疗资金的医保局,可以以此为杠杆来撬动任何一方的利益。

 


Part 3. 支付端改革


医保局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带量采购,另一件是医保谈判目录,前者是针对低价仿制药,后者是针对高价新药,但两者本质上都是通过规模团购效应来同时满足药品的供应方(药企)和消费者(患者)。

 

医保局借用资金带来的谈判优势,将某一个地区的整体用药市场打包成一个大项目,直接来让市场上包括原研药在内的竞争者互相竞标。以往高定价高回扣空间的操作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是一整个市场,你不以最低价拿到就会落入别人手中,大家唯一比拼的就是生产成本和运营效率。

 

对于游戏参与者,医保局也给到了很高的门槛:需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厂家才有资格,这需要企业有自己完整地研发体系才能做到,而且评价试验所需的资金也不低,常常是一款仿制药一整年的销售额。

 

这就让行业上的玩家们起到了一种整合的作用:只有有规模和资金的头部玩家才能拿到入场券,而拿到一整个市场后,有国家医保资金为你买单,后续的运营及管理费用接近于零。

 

并且,这种团购操作最开始从心血管、精神内科等几个常用药领域,到如今逐步向其他领域衍生,更多的的是起到了一种警示的作用:只有有足够的实力才可以加入到这种游戏,并且它的投资回报率虽然固定,但是不高。

 

这种改革提降低了药企在低利润药品上所花的精力,从而鼓励其加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创新药业务中。而对于高价创新药,“医保埋单”是一个足够大的诱惑力让药企愿意降价进入目录当中,这使得医保在药品市场中成为真正的主宰者。

 

而对于医院方,来自支付端的改革会抹掉医院一切和药品间的利益关系,真正实现医药分开。从前因为和药品利益绑定太深,如今担子卸下后,分梯度的医疗服务价格等医疗市场化问题有了可讨论的基础,而一旦医生激励问题得以解决,医疗供给将不断增多,这将形成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

 


Part 4. 为医改指路


 2020年3月5日,国务院这座全国最牛逼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这被医药行业人成为“史上最重要”的医保文件(虽然近几年医改文件中有很多个“史上最重要”)。

 

《意见》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即可以随时根据市场最新的价格变化来和企业开启高价创新药的降价谈判;另一个是带量采购的不断扩大,也就是将团购范围扩大到各个用药领域中去。

 

这两点都是医保机构作为支付端,其统筹效应发挥到极致的表现,而这意味着,国内的整个医改进程将会在以支付端主宰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这也奠定了未来制药行业“利润理性,但是固定”的大基调。

 


Part 5. 展望


今年3月,就在全国人民心绪全部系在疫情上时,一则医保局相关文件在解放军报上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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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有一套特殊的卫生系统,能完全规避卫健委和财政部的各类约束,不受任何医改政策影响,因此也不存在“医药分开”、“医保控费”等等说法,这就是中国的军队医院。

 

中国的军队医院隶属于中央军委管辖,因此药品招标采购也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系统。根据往年军区招标情况,均已招标的产品数量和价格完全不受市场任何影响,药品数量多,价格高。因此,“军标”成为众多药企都在暗地里拼命下功夫的对象。

 

以广州军区来说,在2014年参与招标的产品在上一年基础上多出三千多个,超过1500家药厂参与投标,中标率在87.66%,外企中标率甚至达到了97.34%,这些都是军队医院用药不受任何限制的结果。

 

但是,从2018年9月份,也就是国家医保局成立开始,全军区统筹开始执行军队与各省市药品采购机构联盟的政策了,军委后勤部也开始响应号召,在采购对象及价格上开始新版医保目录保持一致。

 

到2020年1月21日,在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的组织单位中,除了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之外,还有一个部门就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而今年5月份开始,军队医院开始参加驻地药品和耗材的采购了,这意味着此前军队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药品供应系统不同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医药流通将回归理性的市场竞争中。

 

长期以来,医改一直很难进行下去,就是因为背后有相关利益方的掣肘,这次,医保局以支付工具来撬动各方,并且连利益纠纷最复杂的军队医院都参与了进来,中国的医改正在一点点遇见曙光。

 

 

参考文献:

中国药改往事,八点健闻

胡善联:5大创新、5大关键,详细解读医保重大改革发展方向,中国医疗保险

集采再“扩围”!军队强势加入,艾美达行业研究


本公众号部分图片来源于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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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6-6 08:2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基层能不能看到三甲医生?

 黄子荣、高翼 远川商业评论 20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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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黄子荣、高翼


支持:远川研究
所医药

这是“医改评论”系列第五篇,前面四篇回顾:

《医改的破局之路》

《急诊科之殇》

《1200元挂号费到底贵不贵?》

《互联网医疗迎来了春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脱胎于教会医院的协和瑞金们一直面临人满为患的困境,在苏联老大哥的建议下,北上广汉等大城市实行一项和划片入学一样的办法——划区医疗。该方案规定某个区域的病人只能自己社区附近就医,否则不给报销医药费。[1]
 
这是国内最早统筹建立的分级医疗体系,让群众就近就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医院看病难的情况。但看病吃药毕竟生死攸关,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随着劳动人民的崛起很快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让百姓在家附近就能看到三甲医院医生,一直以来是基层群众和顶层设计们的心愿,而如何让医疗的服务方——特别是技术好的医生也愿意上山下乡,70年来卫生管理部门仍然没有答案。
 
2009年,酝酿许久的医改向深水区推进,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明确提出了分级诊疗制度,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再一次成为国家层面的问题。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推进分级诊疗意见》,提出关于家庭医生签约、基层首诊、医联体组建、远程医疗平台等等方法论,指出“我国将在2020年前全面建立起的分级诊疗制度,实现‘大病不出县’”。
 
几年来,华西郑大给了不少大医院一个很好的发展样本,相比于带给基层更好地医疗服务,分级诊疗更多成为了不少互联网医疗和民营医院项目中的一个美好的愿景——用来圈更多的钱。
 
意料之外的是,今年3月份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多个省份明确要求严格落地分级诊疗制度。黑龙江更是临时规定:按片区划分,相邻级别区域医保报销差距不得低于15个点,不按分级诊疗规定就医,医保报销比例降低50%。[2]
 
分级诊疗探索了整整七十年后,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而在基层患者能不能看到协和医生这一点上,似乎仍没有答案。
 

Part.1


尽管长时间以来,医疗供给方市场化改革一直被提及,但目前看来,公立医院的垄断性已经完全没有解。
 
从诊疗习惯来看,尽管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前几年增长较快,但近几年明显徘徊不前,完全跟不上所有医院总体的增长速度,占比到2018 年虽然仍然维持在50%以上,但总体持续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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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后,国家对于基层医院撒胡椒面式的投入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投钱推政策,中小型医院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医护人员素质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但并没有影响到广大患者的心智问题。换言之,目前仍没有形成任何鼓励患者“放弃公立、转向基层”的机制。
 
近年来因为误诊造成病情被耽误的新闻不断,我国患者对首诊的质量越加重视,但是目前我国的患者并没有多少方法判断医生的水平,医疗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级别和医生的职称就是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有大医院信誉担保的医生才符合患者的喜好。而且,国家多次对医疗保障体系作出改进,令患者前往大型公立医院就诊的负担一再降低。
 
今年疫情中钟南山院士1200元的挂号费再次将医疗市场化的问题拉到了眼前,小病患者看到1200元的价格确实应该都打退堂鼓了——但是,钟南山院士所在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主任挂号费30块,副主任20块,主治医师10块。
 
相比于基层医院一两块的挂号费,这个价格很难说“市场化足够充分”。对于身体健康和金钱的衡量,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以目前三甲医院门诊的价位,可能社区医院要倒贴钱才能有效吸引到患者了。
 
既然目前的费用阻止不了患者涌向大型医院治小病,那么文章开头的那套用医保资金来约束病人就医的体系,到底能不能撬动大三甲医院的地位呢?
 
搁70年前,只要出现一例劳动工人因不能及时得到合适救治,这项政策就会立马崩溃。而在现在,医疗属于刚性需求,相当一部分患者对于收入和价格并不十分看重,即便疾病经济负担较大,患者仍然可能选择前往水平较高的高等级医院就诊。
 
此外,因为三甲医院的技术优势,自费病人更多带来的是更低的医保补偿率,也就是说,三甲医院用的医保资金比率更少,这让大医院们在争取医保预算时有了更多的话语权[3],反过来更加强化大医院的资源和地位。
 
于是,遏制大型医院的垄断性只剩下一条路:行政手段。
 
虽然自2014年以来,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的文件不断下发,从财政和审批等方面不断去约束公立医院。但事实上通过“堵”得方式基本没有效果。
 
一来,卫生行政部门和三级医院管办部分,本来就是一家人。指望父亲打自己的亲儿子基本是无稽之谈。而且大型医院普遍财力充足,行政手段再怎么抑制,也只能动到皮毛。
 
二来,医疗卫生资源具有稀缺性,也是民生事业,更多更大的医疗资源也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所在,还能够吸引人口流入,地方政府又有何理由去打压呢?
 
2017年9月底,国务院大力推进了跨省异地就医医保结算相关事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无疑是对分级诊疗的执行一记狠狠地耳光。
 

Part.2


大医院的垄断性越来越强,但它们毕竟姓“公”,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的“公益性”服务,则必然依靠公立医院对人员的压强式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医生的职业倦怠、冷漠态度,以至于不断增多的医闹事件,大都衍生于此。
 
但是,面对巨大的压力,优秀的青年医生依然大都希望留在大医院工作:宁可在三甲教学医院的科室里打杂,也不愿意到县医院去挑大梁。在这样的人才流动趋势下,作为诊治水平最核心的部分,中小医院与大型医院之间医生综合能力的鸿沟迟迟难以收窄。
 
究其原因,是三甲医院凭借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度,将医生收入和职称级别绑定起来,从而利用其在职称制度中的优势占据待遇高地。
 
在我国公立卫生系统中,医生的待遇直接与职称和工作量(收入绩效)挂钩。本来医生们的合法待遇就偏低,倘若职称上不能更进一步,提升待遇的空间就不容乐观了,所以提高职称成为了大部分医生最为注重的目标
 
按照现行的医生职称评定办法,评审基本门槛较低,满足学历要求和任职年限的医生太多,可是晋升职称的名额却往往非常有限。
 
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最重要的加分项目就是科研成果,在目前“唯论文”的评审导向下,医生纷纷绞尽脑汁在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若是能够到国外做一两年访问学者,在SCI医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医生提升身价无疑大有裨益。
 
很明显,只有大医院才能提供科研和游学的机会,而三甲教学医院则再好不过——那里有质优而量足的研究病例和源源不断的科研人才,搞科研出成果既省事速度又快
 
微博网红 “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曾在协和医院急诊科熬了十几年,却因为科研上屡屡受阻,还是中级职称(主治医师)。身在协和医院的于莺,创造点科研成果尚且困难;在中小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哪还有这方面的念想?
 
体制确立的利益分配机制,会决定该体制内部的主流价值取向。优秀医生都往大医院挤,正是不合理的待遇机制造成的。
 
目前的医疗体制使三甲医院医生有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晋升机会,导致社区医院和二级医院招不进人才、留不住人才,大量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不解决人才培养和人才流动的问题,医疗资源下沉就是空谈。
 

Part.3


互联网医疗,从2014年以来,在一次次约束和放开政策中,逐渐被磨去了棱角,资本市场和产业自身都逐渐失去了信心。但一场疫情让互联网医疗的“空间突破性”再次大放异彩。
 
互联网医疗带来的“分级诊疗与医疗去中心化”又一次被摆上了台面。
 
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技术革命带来的健康大数据互通,来对患者实现精准医疗服务匹配,从而完成分级诊疗。但抛开健康数据的隐私问题不谈,首先,用户就难以聚集起来。
 
医疗服务目前仍是一个严重供给不足的行业,短时间内,话语权将停留在线下而非平台,而平台要同时满足患者和医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无法既给患者一个低廉的问诊价格又给到医生一份高昂的服务回报。缺少规模效应,大数据也无从谈起。
 
此外,在医疗服务属性限制下,病人没有办法完全脱离线下,毕竟你不能要求人人家里装一套体检装置。
 
这样一来,互联网技术便成了医疗服务半径的本地化延伸,反过来会强化大医院医生的服务范围,原本在线下能看50个人,现在依靠互联网随访,一天能接待200位。更加强化了上层医生的中心化。
 

Part.4


中国即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危机,无论是慢病患者的直线上升,还是小病的大面积重症化,这背后不是一些治疗领域市场的增长,而是整个社会不断增高的医疗负担。
 
当慢病患者出现大规模的医疗资源挤兑时,再实行“划区医疗”的分级方式,那将是一整代人灾难。
 
 

参考研报:

1、分级诊疗不应该是分阶级诊疗,医史微鉴

2、该省强推分级诊疗,不按规定,医保报销减50%! 医学界

3、朱恒鹏: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分级诊疗?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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