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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中国永远的校长,死于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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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19 12:02 AM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永远的校长,死于1962年

最爱历史 2020-05-19

以下文章来源于历史时间 ,作者最爱君

历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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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明智。

校长和校长最后相会在病房里。

1961年,台北。

中国大陆目前最牛的两所大学的曾任校长——梅贻琦和胡适,相继因病住进了台大医院。

期间,两人常到对方的病房里互相探望,聊聊往事。

胡适根据梅贻琦的病情研判,年长自己两岁的老友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交谈中,他委婉地劝梅贻琦先准备一份遗嘱,不论公事、私事,立个字据,给自己也给后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梅贻琦听完,默不作声,胡适不好再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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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梅贻琦在病房里探望胡适

人生无常。1962年1月病愈先行出院的胡适,竟在一个多月后的2月24日突发心脏病,走在了梅贻琦前面。

物伤同类。噩耗传到台大医院,梅贻琦深感悲痛,病情加重,几度昏迷不醒。

苦苦支撑了两个多月,73岁的梅贻琦在1962年5月19日与世长辞。

清理遗物时,秘书发现了病床底下一个手提包。梅贻琦生前经常随身携带,视为珍宝,但从未当众打开,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秘书遂将手提包封存起来。

后来,当这个手提包在众人面前被打开时,所有人都惊呆了,随之热泪盈眶。里面装的,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本,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梅贻琦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床上讲完了,也就无需写什么遗嘱了。

从来没有人称梅贻琦为“大师”。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平淡无奇、两袖清风的人,在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

人们称他,永远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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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889—1962



1



1931年底,清华大学迎来了新掌门人。

在校长之位空缺了大半年之后,梅贻琦从美国回来,走马上任。

当时而言,这不是一个好差事。在他之前,罗家伦、吴南轩两任校长都铩羽而归,且留下“骂名”。

当局起初并未想到梅贻琦这名“寡言君子”,直到校长人选考察了一大圈之后,发现实在无人胜任,才决定请他来试一试。

梅贻琦的内心是拒绝的,但他对母校有情结,最终决定把自己豁出去了。

政学两界中人都知道,清华的校长很难做。

最难之处在于平衡各方的关系:教授想要自由学术和治校权力,爱国学生想要运动救亡,国民党当局想要党化教育进大学……

清华是美国用庚子退款办起来的,还要考虑美国人的想法。

个中关系,错综复杂。

按时人的判断,合格的清华校长,至少须获师生美使馆教育部同时认可。其条件应当包括:
1、清华“土著”出身,有人脉和器局;
2、有美国背景,善于与美使馆打交道;
3、南京国民政府不反对,政治上无问题。

梅贻琦是在符合上述条件后,获得推荐上任的。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认为,梅贻琦是个“很诚实而肯负责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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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在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振聋发聩的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说,办大学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研究学术,一个是造就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一个是要有设备,另一个是要有教授。

“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由此,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大师与大楼”论,并提出要延揽人才,尊敬在校的教授。

多少年来,大家都记住了他的“大师与大楼”论,但很少人知道,他演讲的另一层主旨,是在教学生怎样真正的爱国

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东北沦陷,中日民族矛盾绷到极点。年轻人对政府的退让政策相当不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导致正常的大学教学常常难以进行。

梅贻琦在演讲中专门提到,“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则”。但是,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在接下来做校长的日子里,梅贻琦要面对的,正是如何在政治与学术的博弈中,将清华建设成中国最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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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斯文梅贻琦



2



梅贻琦最大的特点是,他身上“官气”淡薄,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外显,行事低调,待人谦和。

有人评价说,梅贻琦“像是一个偶然被放到校长位置上去的优秀教师”。

对此,清华的教授们看得分明,始终把他当成圈内之人。

早在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之时,梅贻琦就是当时的第一任教务长。而且,这个教务长是教授们投票选出来的。

47张有效票,梅贻琦得到33票,高票当选。

他的夫人韩咏华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只有留美硕士学位的梅贻琦?“我认为这是大家对他人品的信任。”

梅贻琦是天津人,在他10来岁时,家境衰落,而兄弟姐妹众多。他是家中长兄,从小帮助抚育弟妹。1909年,20岁的梅贻琦以第六名的好成绩,考中首批庚款留美生。次年入读美国伍斯特工学院,专业是电机工程,4年后拿到学士学位后立即回国。

在当时的留美浪潮中,许多人都入读美国常青藤名校,并读到博士才回国,而梅贻琦走了一条很偏门的道路。

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他需要赶紧赚钱,帮忙养活一个大家庭。一直到他30岁结婚后,仍用每月三分之二的薪水接济弟妹们。在他参加工作七八年后,他才重返美国读了个硕士学位。

1915年,他应聘到清华学校教书,仅教了一学期,就告诉他中学时代的老师张伯苓,说他对教书没兴趣,想换工作。

张伯苓对他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当时只有26岁的梅贻琦,接受了张伯苓的劝诫,此后再未离开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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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左三)与胡适(左二)等人合影

在梅贻琦当校长的年代,中国大学的自由之风,以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奠定的“教授治校”规矩,已经开始遭到时代的冲击。尤其是,国民党当局一直想要在著名高校中找到能够代表官方意志的人物,以便实现政治的渗透与控制。

连几乎与梅贻琦同时执掌北大的蒋梦麟都说,他不信奉“教授治校”,只信奉“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毋庸置疑,这已隐然在加强校长的权力。

但梅贻琦却把蔡元培当年在北大的作风,带到了清华。

梅贻琦这样形容校长的工作:“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

这是一种打趣和谦虚的说法,但确确实实表现了这名大学校长骨子里的服务精神。

他还经常说,他就是京剧里的“王帽”,穿黄袍当皇帝,端坐舞台中央,看似地位崇高,无比威严,但其实只是个配角。

真正的主角,是大学里的教授。

梅贻琦的法宝是三个字——“吾从众”。身为校长,奉行民主,不独揽大权,校内大事皆由教授评议会民主决断。他不爱说话,也没人见他红过脸,因此得了个“寡言君子”的名号。

曾在清华任教的蒋复璁说:“初以为办公事他不大内行,孰知竟是行政老手。”

清华在梅贻琦的手上,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增设工学院,师资越来越强大,迎来了校史上的黄金时代

至抗战前夕,已经从当初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与北大比肩而立的中国最高学府。连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都说,清华的毕业生比北大的更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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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



3



时代却总与梅贻琦过不去。

如我前面所说,梅贻琦执掌清华的年代,正是学潮的井喷期。民族矛盾与学生运动强烈对冲,当局所渴求的大学秩序,随时被冲得七零八落。

难得有梅贻琦这样的校长,对教授不争权,对学生则有担当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传言军警要进清华抓学生。

叶公超、冯友兰等多名清华教授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对策。大家焦急地等待校长表态,但梅贻琦始终不发一言。

冯友兰说话有些结巴,迫不及待地问:“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叶公超也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考虑此事而不说话?”

梅贻琦这才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军警果然进校抓人。

激愤的学生怀疑校方向当局提供了学生名单,遂围攻教务长潘公旦。他们夺过潘公旦的拐杖,扔在地上,还要殴打他。

关键时刻,路过的梅贻琦看到这一幕,快步走到潘公旦前面,厉声对学生们说:“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学生被他的威严镇住,悻悻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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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学生运动

在这之后,梅贻琦在集会上告诫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 。”

末了,他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事实上,梅贻琦并不赞成学生搞爱国运动,他向来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报效国家。

学生领袖要搞罢课,要把学生队伍拉到校外,他决不答应。劝阻不听,他就动用校规,处分学生领袖,甚至开除学籍。

但是,当当局要逮捕学生时,他总是通知名单上的学生立即离校,藏到安全的地方躲避风头。他曾把一名姓郭的学生领袖藏在汽车后面的行李箱中,驶出城外,确保其安全。

真有学生被捕了,他也总是想尽办法,进行保释,绝不会坐视不管。

后来,学生们均能体会梅贻琦的苦衷。他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个顺口溜,还原了梅校长与当局周旋保护学生的应对之策: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在梅贻琦任校长之前的20年里,清华走马灯似的换过十余任校长。期间,不乏学生驱赶校长下台的先例。但梅贻琦却从1931年起,至1948年底离开北平,连任了长达17年的清华校长,地位和威望无可匹敌。

有人问他:“怎么你能做这么久的校长?”

梅贻琦只是风趣地说了一句:“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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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祖峰饰演的梅贻琦,像吧?



4



历史的吊诡在于,国家的至暗时刻,诞生了大学的最高神话,迄今难以超越。

关于西南联大的传说和成就,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不用我再来说这所仅存在8年的大学有多牛掰。

当年,英国的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参观西南联大后,被中国学人的水准深深震撼,并称西南联大等校“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西南联大的实际操盘手正是梅贻琦。

西南联大三校的校长,分别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在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就对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意思是你做我的代表。)

而蒋梦麟则放心地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梅贻琦,字月涵)多负责。”还说,联大的事,我不管就是管。

这样,联大三驾马车中,张伯苓和蒋梦麟实际上当了甩手掌柜,常年在重庆兼任国民政府的其他职务。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是西南联大的实际负责人。

那时的西南联大一座大楼都没有,却是大师如云,精英遍地。梅贻琦的贡献无人能比。

在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所联合大学,共赴国难,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保存火种。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和后分,只有西南联大坚持到底,“八年之久,合作无间”。为什么?

西南联大的成功,关键就在梅贻琦的格局、管理能力和奉献精神。他担得起大学的重任,是因为他放得下的东西比别人都多。

三校合并,从体量上讲就不对等。当时清华的规模最大,无论是设备、经费,都优于北大和南开。从人员比例看,清华、北大和南开之比大约是7:5:2。

我们知道,人性中的斤斤计较、狭隘和权斗贯穿整部历史,从不因国难或其他困难而稍减。所以合并之时,清华人已经觉得吃亏,而北大、南开又觉得自己将被清华压倒。这个事,处理不好,随时就一拍两散。

在人事方面,梅贻琦平衡得很好,这个学校去个教务长,那个学校去个训导长,各个系主任基本上匹配得很微妙。

当时,联大师生生活清苦,清华工学院用自有的设备成立服务部,用赚来的钱补贴教师生活。梅贻琦在年终分配时,顾念北大、南开的教师,也给他们多分了一个月工资。类似公正无私的行为,梅贻琦经常干。

即便如此,西南联大也差点散伙。

国民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不把联大看成三所学校,而当做一所学校进行分配,导致联大经费紧张。清华有庚子赔款,但北大和南开向来指望政府拨款,这就使三校产生了矛盾。

最后,蒋梦麟说,不合作了,北大的经费独立。他希望三校拆分,有利于向政府争取经费。

梅贻琦也有些怨气,曾向北大的郑天挺说,让蒋梦麟当西南联大主席至少一年。意思是,要当家才知道这个一把手真的很难做。

西南联大最终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合作并维持下来,梅贻琦实在受了不少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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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

国民政府明知西南联大是三校合作,却故意在经费上只分一份,意在刁难联大。至于原因,则是国民党当局一直想控制高校,推行党化教育。一个突出标志便是,党、团组织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等高校,并硬性要求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无党无派的梅贻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委曲求全,加入国民党,并成为中央委员。

但他仍旧奉行学术自由原则,该顶就顶,希望减少政治干扰,还大学以单纯和宁静。

1945年,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为死难者送葬,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文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教育部长朱家骅为此多次会见梅贻琦,开口便提清华的左派教授问题。当局的意思很明显,想要梅贻琦免去闻一多、张奚若、潘光旦等左派教授的学校职务,甚至解聘更好。

梅贻琦压力山大。但他始终虚与委蛇,未采取措施,直到1946年4月还续聘闻一多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倒是闻一多了解梅贻琦的苦衷,写了长信力辞。

实际上,梅贻琦本人并不认同左派教授的观点。他在日记中对闻一多等人的激进,“开谩骂之端”深感失望。但在大节之处,他仍尽力保护这些教授。

蒋介石曾为此事召见梅贻琦,梅贻琦主动为这些教授辩解,说他们最近的出格言行是一时冲动,原因是这些教授家属众多,生活非常困难,“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蒋介石点头,说生活问题确实至关重要。

梅贻琦对政治无兴趣,但他并不傻。在最高领导人面前,把左派教授的政治立场简单归结为经济问题,旨在缓和双方的对立关系。这是他为人善良的地方,也是他作为大学校长,守护学校、守护职员的天性所在。

梅贻琦曾说过,他对政治无深研究,但对于办大学,他认为:
应追随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自出任清华校长以来,梅贻琦就是蔡元培办学理念的坚定追随者。别人关心政治派别,他只关心学术自由。

然而,在动荡的时局中,这种“超脱”的态度,常使他陷于无可奈何的苦闷之中。

1946年7月,闻一多被杀害。

梅贻琦悲愤欲绝。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为防止类似惨案的发生,他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险。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对于闻一多遗属的抚恤问题,梅贻琦也尽心尽力,每年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反复力争。在闻一多夫人高孝贞率领子女奔赴华北解放区后,梅贻琦依然与各方交涉,请求从优抚恤。其为人的厚道,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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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部分教师合影



5



1947年的清华校庆,是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的第一次校庆。学校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

梅贻琦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清华人说,梅校长的酒量全清华第一。但事实上,这名老校长多次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要少饮酒。

他的好友、考古学家李济说,看见梅贻琦喝醉过,但从没看见他闹过酒。

而这,可能成了梅贻琦在清华少有的快乐时刻。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

梅贻琦搭乘飞机南下。南京国民政府再三邀请他入阁,并立即公布他为教育部长,他坚辞不就,索性离开南京,暂住上海。

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此次南下,是为北方各大学想办法,不是来做官的。

他依然属意教育,等到实在看清事无可为,才决定出国。

他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

在纽约,他以清华大学校长的名义,掌管了清华在美国的基金。他要保证这笔基金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清华。

他从未忘记祖国。

据说,他曾托熟人向北京的清华大学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购置图书、仪器。但鉴于当时情势,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落实。

他早年在南开的校友周恩来曾发表谈话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

不知道梅贻琦是否听到这个话,总之没有回应。不过,1954年3月,他的儿子梅祖彦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决定回北京,为新中国服务。梅贻琦尊重了儿子的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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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夫妇与儿子梅祖彦合影

台湾方面曾派人到美国游说梅贻琦,让他带着清华基金回台湾。他总是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

他坚持不愿拿钱盖大楼,说清华的钱只能用于科学研究。

到1955年,他才只身回到台湾,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是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而这个新的清华,成了梅贻琦最后的寄托。

在他生命的最后年头,他生病住院,竟然连住院费都交不起。

如此清廉,让清华校友潸然泪下。他们自发捐款,交齐了他的住院费。后来,同样住院的胡适,也偷偷给梅贻琦捐了500美元。

梅贻琦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仅有的,是两岸两个清华“同一个校长”的传奇。

正如清华老校友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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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床上的梅贻琦

他的事迹,在清华的新老校友中流传。

西南联大时期的清华历史系毕业生孔令仁曾回忆说,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云南省主席龙云送女儿龙国璧去报考,结果竟然没被录取。龙云很生气,认为梅贻琦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去疏通。

谁知秘书长久久没有行动,龙云气不打一处来:“你还站着干什么?”

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

龙云一听,气都消了,从此对梅贻琦更加敬佩。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说过,梅先生自己从不托人情去办什么私人的事情。

梅贻琦的一生只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奠定了清华的地位与校格。仅凭这一点,他已是那个年代最牛的校长,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让他的校长之名臻于完美,至今让人怀念。

著名教育家傅任敢评价梅贻琦的一段话,深得我心:
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
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女打发到远征军去。
他爱国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他尤其爱青年,所以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

58年前,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逝世,一个时代的斯文走了。当时的祭文用“天之将丧斯文”来追悼他。

治丧委员会建议,把梅校长安葬在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

这个决定引起了一些争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于校园之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为校长墓地了么?

治丧委员会不为所动,仍然将校区内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划作了校长的墓园,这就是今天新竹清华大学的梅园。

治丧委员会表示:“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大学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做墓园,但是梅校长却可以,因为清华和他已经融成一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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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魂归处:新竹清华大学梅园(新竹清华官网)

2005年,李敖在北京清华大学演讲,说台湾有一个“假清华”,但有一位“真校长”。

我们有一个“真清华”,在很长的时期内却把梅贻琦当成了“假校长”,提都不提他的名字。

等我们开始认同梅贻琦的时候,他在新竹清华大学的墓地,墓木已拱。

世间已无梅贻琦。


全文完。


参考文献:

梅贻琦:《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

刘述礼、黄延复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岳南:《大学与大师:清华校长梅贻琦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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