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还是救经济？这其实是个伪命题

源济

救命还是救经济？这其实是个伪命题

原创 财富中文网 财富中文网 2020-05-16

图源：视觉中国

5月4日，美国又有6个州允许商家恢复营业，另外21个州此前已经开始解除一系列旨在遏制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

在国际上，意大利从5月4日开始进入复工复产的第二阶段，而法国也计划在下周解除严格的社交距离规定，并允许学校复课。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认为，持续封锁的经济代价，超过了疫情再度爆发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在这方面，没有人比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得更响亮：“我们不能让应对措施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但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英国政府在4月底延长了禁足令，并宣称这不仅仅是为了拯救生命，也是为了拯救生计：延长封锁将降低第二波疫情爆发的几率，从而使经济免受更具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一项分阶段复工复产计划。

经济学家怎么说

哪一派决策者做得对？迄今为止，针对各种疫情应对措施的政策成本进行建模研究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站在了英国人这一边。他们的结论是，延长封锁不仅可以救命，而且从长远来看对经济也更有利。

但这里暗藏着一个问题。

就像经济学研究的常见情形一样，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内含的假设。而其中一些假设——比如对政府准确监测感染率的能力，或者对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

也有少数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封锁都不对，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太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也不见得能拯救多少生命。此外，他们认为社交距离政策没必要那么严苛，瑞典的做法就挺好，更接近理想状态。

这场争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对于像新冠疫情这种旷世危机，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封锁政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

流行病学模型怎么说

巴西圣保罗经济学院教授伊曼纽尔•奥内拉斯表示，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是在过去六周才开始研读流行病学模型，并尝试将其纳入自己的经济预测的。

唯一一个受到经济学家关注的类似事件是始于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这些研究获得的一大教训是，时机至关重要：一些城市的社交距离措施实施得太晚，其经济遭受重创，但死亡人数几乎没有减少。

另一大教训是，较早解除社交距离措施的城市几乎总是会爆发第二波感染高峰。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艾肯鲍姆解释说，这是因为封锁措施固然抑制了疫情，但它通常不会将感染率降低到完全消失的水平。一旦封锁解除，感染人数又会迅速攀升。

艾肯鲍姆说，即使不重新实施遏制措施，第二波疫情也会损害经济活动，这不仅是因为更多的人生病，乃至死亡，还因为人们再也不敢外出工作、购物。

在一篇工作论文中，艾森鲍姆和西北大学同事塞尔吉奥·雷贝洛、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马蒂亚斯·特拉班特模拟了各种封锁场景。根据他们的研究，在消费激增17%的推动下，提前终结遏制政策最初会显著提振经济。但这种繁荣也会造成感染病例飙升，很快就使经济陷入“第二次持续衰退”。

“过早放弃遏制政策只会带来暂时的消费增长，而不会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此外，这篇论文写道，“可悲的是，放弃遏制政策将导致死于这种传染病的总人数大幅上升。”

一个最复杂的模型显示，对于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在疫情爆发12周后解除社交距离限制，将额外导致50万人丧生。相比之下，艾肯鲍姆给出的最优政策选项是：遏制措施随着感染人数增加而逐步收紧。在疫情高峰期，封锁政策无疑会带来一些痛苦。最明显的是，在疫情爆发的第32周，限制措施将导致消费和商业开支暴跌76%。但随着感染人数减少，这种影响会逐步减轻。 

艾肯鲍姆指出，过早放松社交距离限制，还会诱发另一个大问题。如果传染病卷土重来，政府很可能再次实施社交距离限制，如此一来，“决策者的公信力将严重受损，这会酿成一种额外的衰退效应，因为从那时起，即使政府再怎么言之凿凿地宣称重返工作岗位绝对安全无虞，公众也不会相信。”

在另一篇论文中，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柏林威万特斯医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个绝非琐碎的研究结果是，如果遏制措施没有随着感染率下降而放松，强有力的抑制策略会导致总成本降低。”作者写道，“作为一种短期的应对策略，遏制措施随着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而放松，很可能会进一步延长疫情期。”换句话说，这种传染病及其造成的经济痛苦将会持续下去。

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洞见是，要想产生最好的总体结果，决策者就需要致力于减少整个疫情期间的病例总数，而不是寻求将当前的感染率降到某个阈值以下。

艾肯鲍姆的研究表明，逐步加强限制，在感染最严重时祭出最严格的封锁，然后逐步放宽，是一种效果相对不错的应对策略。但还有更好的政策，也就是他所称的“聪明的遏制”。它需要根据感染情况为不同人群制定不同政策。比如，严格隔离目前的感染者，允许康复患者恢复正常活动。这有点类似于英国和德国据说正在酝酿颁发的“免疫通行证”。

奥内拉斯表示，放松限制不应该均等地应用于所有行业。最好首先从那些有望产生最大经济影响，能够提振消费和就业，有助于特定地区最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的部门开始。一些地区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容易做到这一点。试想一下，一个消费和就业都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地区，显然比另一个主要依靠几家大型工厂的地区更加难以重启经济，因为工厂可能只要采取一定的社交距离措施，就能复工复产。

艾肯鲍姆指出，为不同行业制定不同规则的想法，在经济上是有道理的，但也很容易引发“道德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一些有幸在某些行业工作的居民将免受进一步的经济痛苦，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被迫破产。

检测的重要性

在所有这些模型中，最大的假设是政府对真实感染率的了解程度还算靠谱，并基于这一信息来适时调整社交距离政策的限制级别和存续时间。但这需要广泛而准确的检测。考虑到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这一点尤其重要。

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英法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始终不具备足够的检测能力。按照艾肯鲍姆的说法，只有随机检测才能为决策者提供足够的洞察力，进而制定出对经济损害最小的限制政策，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个能耐。

即使检测机制非常强大的国家，也很难实现经济学家设想的那种适时政策调整。德国是世界上检测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每周能够对多达80万人进行核酸检测。然而，就在两周前放松封锁，允许大量小企业重新运营之后，德国的“基本传染数”（该指标简称RO，旨在衡量每个感染者把病毒传染给多少个其他人的平均数）再次回升，从0.7恢复到接近1。一旦RO值达到1，就说明疫情又开始蔓延。这迫使德国政府推迟了学校复课计划。

封锁政策的危险

封锁措施只会对传染病起到抑制作用，一旦解禁，病毒很可能卷土重来。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公开质疑这种以巨额经济损失作为代价来实施严格限制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不值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家亚历克西斯·阿基拉·托达就是其中之一。“人们可能认为我疯了，但无论我怎样分析和应用这些模型，我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大多数国家目前采取的封锁政策可能是错的。”他说。

托达说，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终结这场疫情的唯一方法是让足够多的人感染病毒，随后康复并产生免疫力，以促使RO值自然下降到1以下。他说，关键是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同时重点保护好最有可能发展为重症的老年人和患有严重基础疾病的各年龄段人群，并防止卫生系统陷于崩溃。这跟瑞典正在推行的群体免疫战略颇为相似。事实上，英国也曾考虑过这一战略，直到新数据显示其卫生系统不太可能应对如此多病例的冲击。

托达指出，出于拯救卫生系统的目的，在疫情爆发期间的某个时刻或许有必要实施严格封锁，但他随即补充说，要想让经济免受不必要的损害，最严苛的封锁只应该在疫情接近高峰时实施。在他看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美国的许多州在内，封锁措施实施得太早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托达认为只要简单地公布一下特定地区的感染水平，就可以把社交距离政策的诸多好处落到实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受到的损害。

在感染率高的地方，由于害怕感染病毒，人们会主动宅在家里，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不会去拥挤的酒吧和餐厅凑热闹。而其他地方的居民则照常上班。这意味着经济活动不会像整个地区、整个州或整个国家全面封锁期间那样受到严重抑制。

不过，要想产生最佳效果，这项政策同样需要仰仗有效的检测机制。唯如此，政府才能准确公布不同地区的真实感染率。

所有经济学家达成的一项共识是：除了非常小的国家，坚持全国一盘棋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应该把决策权更多地留给地方政府，让每个城市或地区根据当地的感染水平制定政策。”托达说。

作者：Jeremy Kahn, Katherine Du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