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日本，我们的感情总是十分复杂。这个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唐朝和日本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仍被传颂。
然而，唐朝时的中日关系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双方既有“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的真情，也有风云突变、兵戈相见的岁月。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事件就是白江口之战。这一次海战，不仅奠定了东北亚千年以降的地缘格局，也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大化改新，它也是世界史少见的“双方共赢”战争。朝鲜半岛是连接东亚大陆和日本诸岛的重要跳板，中国的诸多文化成果，例如佛教和儒家文化，均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公元4世纪中叶，朝鲜半岛陆续兴起了高句（gōu）丽、百济和新罗三个国家，三个小国合纵连横，互相征伐，其中以高句丽最盛。高句丽建国于西汉，在西晋时期就开始进攻辽东半岛。高句丽强大的前提，是中原王朝国力的衰微。当隋帝国统一中国时，高句丽感到了生存危机，于是主动挑起战争，骚扰边疆，隋与高句丽的战争爆发。此后，隋炀帝曾四次远征高句丽，但因为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过长的补给路线而失败告终。此后，高句丽成为隋唐两朝头上的肿瘤，时刻威胁着帝国安全，朝鲜半岛不平，帝国北疆难安。贞观年间，高句丽与百济、倭国结成联盟，试图谋取半岛霸权。唐帝国则联合新罗，采取了支持弱者抵御强者的平衡策略，旨在维系半岛的力量平衡。李世民曾在公元645年，亲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征讨高句丽，一度逼近高句丽腹地重镇——安市，终因天气酷寒而班师撤兵。韩国曾根据隋唐远征高句丽之事，创造出“抗唐”神剧《渊盖苏文》。图为《渊盖苏文》剧照，隋炀帝背后的屏风居然是《沁园春·长沙》。此剧另有多处荒谬情节，例如唐太宗竟被韩国人射瞎眼睛。此后，唐太宗认识到从陆上进攻难度大，随即改变策略，建造战船，准备从海路进攻，无奈突然驾崩，事不成。尽管战争因为皇帝的驾崩而突然停滞，但朝鲜半岛的局面依旧在不停恶化。公元659年，高句丽和百济联手，再次进攻唐朝属国新罗。继位已十年的唐高宗李治，决心彻底平复朝鲜半岛，战争一触即发。在唐帝国准备进攻高句丽和百济之时，朝鲜半岛的另一端——倭国正在不停窥探局势发展。面对强大的唐王朝，倭国并不畏惧，甚至急切地想开战，这又是为何呢？这一切都要从数百年前的佛教传入开始说起。南北朝时期，佛教由百济传入倭国，朝野震动，深刻影响到了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神道教将天皇看作现世的神，而佛教主张六道轮回，反对把天皇神化。在圣德皇太子和百济移民苏我家族的支持下，佛教徒传播的中华先进文化，逐步成为时代主流。圣德皇太子设定“冠位十二阶”制度，以品行录用人才，并在公元600年向中国派出遣隋使，悉心学习中华文化的律法、制度和科技。圣德太子死后，苏我家族为了自身利益，肆意擅权，企图破坏圣德太子所立下的诸多集权制度。皇室中大兄皇子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并在公元646年开启“大化改新”，正式学习唐朝的经济政治制度。大化改新之前的日本，是由诸多氏族集团连起来的国家体系，这种体系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国王以利益为纽带拉拢强大的氏族，氏族首领再控制民众，从而达到统治全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氏族领袖权力相当大，常常影响天皇的废立。因此，大化改新的首要目标就是改变这种局势，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大化改新后，朝廷在中央建立了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等机构，在地方设立国、郡、里三级机构，试图打破世袭特权，但氏族制的影响仍然很强烈，地方势力一直在抵抗政令。这个时候，战争就成为了解决困难的最好方法。一场胜利的侵略战争，不仅可以转移矛盾，提高中央权威，还可以消耗氏族势力；即使对外作战失败，同样可以达到削弱地方实力，间接推动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军阀势力，是日本决心干预朝鲜半岛的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了维系经济。当时的日本，在经济文化上极度依赖朝鲜半岛，上至丝绸下至铁器，都需要从朝鲜半岛（主要是百济）转口。因此，如果能够成功占领朝鲜半岛，日本相当于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著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安倍氏，公元716年入唐，曾在大唐为官半个世纪位于朝鲜东南部的新罗地区是距离日本最近的登陆地 。据高丽史书《三国记》记载，倭国早在公元前50年就开始进攻新罗，平均每十五年就要进攻一次。很有意思的是，天皇甚至还将攻打新罗列入遗诏之中，可见日本早已把对朝关系，纳入国家战略。有意思的是，尽管倭国早在隋朝就派遣使者学习中原文化，但倭国从未把隋帝国看作自己的老师。圣德太子曾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来挑衅隋炀帝，炀帝虽然感觉十分气愤，却没做什么，这助长了倭国的野心。此后，倭国执政者推古女皇一再强调中国和倭国是平等关系，并且自信地认为，倭国在不停前进，而隋唐正在逐渐没落，这就是倭国为什么敢于出兵朝鲜半岛的原因。地缘和心理因素，决定了倭国必须干涉朝鲜半岛，其与高句丽、百济和必要结成联盟，而新罗为了自保，就只有全面倒向唐帝国。两大对立的阵营基本形成。
起初，唐帝国并没有打算决定“围魏救赵”，其首先在朝鲜半岛找到立足点，并以此为根据地，与新罗会师，同时切断百济和高句丽的联系。《旧唐书刘仁轨传》详细记载了此次方略：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我们也能发现，这一策略居然与千年以后，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有着惊人的相似。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将领苏定方在山东成山角（今山东荣城）启航，在朝鲜半岛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登陆，由于百济国力较落，唐军不过三日便攻破国都泗沘城，俘虏百济义慈王。攻打百济虽然顺利，但留守此处却难以维持。由于百济盛传“大唐与新罗约誓，百济无问老少，一切杀之，然后以国付新罗”的谣言，百济遗民在唐军主力撤走后，很快组建了复国军，并向倭国求援，在其表文中称倭国为“天朝”。高句丽则唯恐遭受唐朝和新罗的两面夹击，也在不断催促倭国援军。
4-5世纪时期的日本军队
尽管半岛局势急转直下，倭国方面却十分兴奋，统治者们都认为这是恢复在半岛南部的特殊地位的良机。公元661年正月，齐明女皇亲赴前线，却由于过度疲劳，病逝朝仓宫。昔日主导“大化改新”的中大兄皇子迅速回国主持朝政，以举国之兵力，派遣精兵四万，兵分三路奔赴朝鲜半岛。与此同时，唐军将领刘仁轨率领由七千唐军，五千新罗军，合计一百五十余艘战船组成的联合舰队，赶赴百济复国军驻扎地周留城，在白江口（锦江入海口）一带遭遇由四百余艘船队，两万七千人组成的倭国海军。双方经过短暂的试探以后，在白江口展开阵势。白江口战役形势图，在日本，“白江口”又被称为“白江村”。朝仓宫为当时的天皇居所。尽管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了优势，但唐军舰队多为船体坚固，威力巨大的楼船，倭国战船就如纸糊的一样，结构脆弱，顶不住较大风浪。据史料记载，倭国舰队只适合顺风航行，若遇逆风，就必须放倒桅杆，依靠摇槽航行。战船船体小，且机动性较差，在质量上远低于唐军楼船。战斗伊始，倭军天真地认为，可以通过“武勇”战胜唐军。实际上，倭国海军只不过是纠集各氏族武装的乌合之众，却妄图依靠人数优势将唐军舰队逐个击破。唐军方面则以战斗力强大的楼船来正面迎敌，并通过火攻直逼倭船。顷刻之间，倭军阵脚大乱。《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此役“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唐军方面损失不过十余人。如今日本学者在分析白江口战役之时，都秉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唐帝国是中央集权国家，擅长集团式作战。倭国则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分股突击式作战。这就导致在海战中，倭军将领难以集中指挥部队。而且倭国的造船技术远逊于唐朝，其既不能远程进攻，又难以抵御大船正面撞击......唐倭之战，更像是一场降维打击，倭国没有不输的道理。百济方面目睹了唐军实力，复国军随之如蝼蚁般溃散，十天后便开门投降。倭国方面，倭军主力一日之间全部丧尽，给“大化改新”后心怀傲慢的日本上了沉痛的一课。千年以后曾有日本人吐槽，白江口之战充分暴露了倭军打仗的缺点：重视战术，忽略常识，在此战中，倭军犹如拿着大刀冲击坦克一样，怎么打都不可能赢。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首任所长梅原猛则认为，此战比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更为震撼日本。“大化改新”因为此战陷入低谷，倭国上下又恐慌唐军渡海而来，在664年连续修筑四道防线，以备不测。唐帝国对此战的态度则轻描淡写。《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东夷》和《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都以很短的篇幅记载了这场战役：“仁轨遇扶余丰之众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亦或是“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云云。这其中的“遇”字即可表明，白江口之战在唐帝国眼里，更像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白江口之战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疑点。例如发现于陕西西安的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上面书写了这样一段话：“千秋僭帝，一旦称臣，仍领大首望数十人将入朝谒，特蒙恩诏授左戎卫郎将，少选迁右领军卫中郎将兼检校熊津都督府司马”。这里的“僭帝称臣”，中国学者马云超猜测是日本天皇，而之后的“将入朝谒”便是入朝觐见高宗。即使不是天皇，但也合理推测，白江口一战，敌方最高指挥官被俘，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百济人祢军的墓志铭，其中有“僭帝称臣”和“日本余樵”八个字，此“日本”指的是百济，而不是倭国。事实证明，战争的确有利于倭国国内改革。白江口之战的第二年，中大兄皇子利用全国上下的恐慌情绪，继续推进”大化改新“，同时利用唐帝国的影响力不断恐吓旧有贵族，有力地强化了中央集权。令人惊异的是，在倭国上下弥漫着亡国情绪的同时，战胜国唐朝在之后的七年里，至少三次派使者出使日本，至于访日的目的，大抵还是为了朝鲜局势而来。唐使的第一次到访，是在白江口之战的第二年。在这一次出使，由于倭国上下对唐帝国充满恐惧，因此唐使郭务悰“不得入国，书亦不上朝廷”，他在对马岛待了整整七个月，却难以入京。第一次访日无果而终。唐使访日图。由于有关郭务悰的史料十分模糊，因此许多日本网民认为郭务悰并不存在。第二年九月，唐帝国再派使者刘德高来到日本。《怀风藻》中曾记载了刘德高曾经评论大友皇子（摄政者中大兄皇子之子）：此皇子风骨不似世间人，实非此国之分。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刘德高应该进入了倭国首都，并进行了谈判。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刘德高访日的同时，倭国的菟道（今日本宇治）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阅兵（《日本书纪》）。由于白江口一战倭军主力尽失，因此此次阅兵的主角，恐怕不是倭国，而是唐使刘德高一行。公元668年，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被平定。唐帝国和新罗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再度激化——双方都想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公元670年，唐帝国和新罗军队爆发正面战争。由于此时唐朝已陷入与吐蕃不断作战的泥潭，因此有意收缩辽东战线。据《日本书纪》记载，唐军曾不止一次向日本请求援助，共同攻打新罗，而日本已经无力卷入这场风波中了，拒绝了这次请求。于是，唐帝国的第三次访日拉开了序幕。公元671年11月，郭务悰率领两千人使团抵达倭国。主流的学术观点都认为，郭务悰此行，一是将日本俘虏送还，重修两国友好关系，二就是再次敦促倭国出兵新罗，支援唐军。倭国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没有自信，依旧拒绝。并且，对于唐帝国的恐惧也让倭国确定了“用新罗来牵制唐帝国”的政策，这也从侧面表明白江口一战，彻底断了倭国对朝鲜的野心，倭国从堆糖。此后的日本，在近九百年里都不得不施行保守外交政策，在此期间再也不敢染指朝鲜半岛。由于唐帝国和新罗之间爆发的战争，唐日的关系已经逐步缓和。战后唐帝国主动出击，希望相互协作。而倭国也在畏惧中逐步配合，双方很快达成了一致，信任的大门也逐步打开。此后数十年，倭国采取保守外交政策：与新罗对峙，与唐交好，配合唐帝国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倭国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习方向，“唐化”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的目标。在“唐化”的过程中，当时的天智天皇决定学习“嫡长子继承制度”，然而用力过猛，引起了旧贵族的不满，也因此爆发了日本最大规模的内乱—壬申之乱，最终叛逆者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继位。然而，继位者同样追捧唐化，天武天皇在位期间，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唐化”的中央集权之路，例如服制改革、八色之姓、冠位制度改革等。也正是在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天皇”这一称谓被正式使用，国号也从“倭国”变更为“日本”，“平成京（奈良）”的建设也仿照长安......日剧中的天武天皇和他的皇后鸬野赞良。令人惊异的是，皇后是天武天皇的侄女，这是天智天皇为了稳定朝政而做的举动。公元701年，仿照中国唐朝律法制定的《大宝律令》正式推行，“大化改新”基本完成。国内局势稳定，在位的文武天皇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粟田真人与唐交流，倭国也开始默认自己是唐“藩属”的事实，例如粟田真人在拜见武则天之时，曾数次请求中国同意“倭国”改名“日本”的申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百济和高句丽的覆灭，大量朝鲜半岛遗民都逃到了倭国，而倭国也抓住这次机遇，根据移民的身份和技能，对其进行不同的安置。元正天皇时，日本将散居各地的高句丽人迁聚于关东一带，设高丽郡。这些带着先进文化的朝鲜群众，很快融入了日本的社会主体，日本能在唐化中进步如此神速，离不开这些移民的帮助。总体而言，白江口一战，是一场带有“双赢”性质的战争，它为朝鲜半岛的统一开辟了路径，为中日交流奠定了基础，为“大化改新”确立了方向。而唐文化也不断东渡日本，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茶道、花道等日本传统文化。时至今日，许多日本学者都把白江口之战看作日本积极学习唐风文化的转折点，“以唐为师”成为日本的主要基调，它成功地建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灿烂一时的 “唐风文化时代 ”也因此到来。
狗仔卡
发表于 2020-5-16 10: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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