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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宏亮瞻局|终战?一座帝国坟场的新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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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3 08:47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20-4-4 10:58 AM 编辑

宏亮瞻局|终战?一座帝国坟场的新战争与和平(上)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宏亮

2020-04-03 07: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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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塔利班谈判代表巴拉达举行会谈。塔利班发布消息称,在会谈中美塔双方就释放塔利班在押人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严格执行美塔和平协议将有助于推动阿富汗内部谈判、持久和平以及未来建立一个符合协议要求的伊斯兰政府。蓬佩奥向塔利班方面保证,美国将按已宣布的时间表撤军。
如果现在就将美国与塔利班在2月29日签署的那份协议称之为“和平协议”,恐怕还为时尚早。这倒不是因为仅仅在协议签订4天后,美军就对塔利班武装发动了一轮空袭,或者是喀布尔断然拒绝协议中美方承诺释放塔利班分子的条款。毕竟,对于一个计划持续14个月的撤军行动来说,类似上述的“小波折”和“细枝末节”其实非常正常,也应该都在各方意料之中。可以作为参考的是苏军从阿富汗撤出的行动也持续了长达10个月,其间双方的军事冲突并未终止。
当然,对于美国和塔利班来说,双方都需要对己方在撤军特殊时刻所面临的军事压力保持一定的弹性:一方面不应过于示弱而给对方破坏协议以谋取更大利益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必须控制反应强度不致激怒对方退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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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兴师动众到2020年开始“体面”离开,在阿富汗近20年的反恐战争给美国以及美军带来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和平的最大变数来自美国国内。如果特朗普能顺利连任,相信这场持续了20年的“无聊”战争真的很有可能终结——我将在下文中论述这场战争为什么“无聊”;但如果特朗普没能连任,新总统对这份协议又是个怎样的态度就很难说了。我们不应忘记当2009年初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立刻将美军的部署和行动重心从伊拉克转移到了阿富汗,并大幅增加阿富汗驻军;又比如特朗普甚至在竞选阶段就直言伊核协议是一份“糟糕的协议”,并在就任后迅速抛弃了其前任最重要的外交战略遗产。
历史经验表明:大选年之后,一切皆有可能——尤其是当这个大选年还要经历一场人类近代史以来罕见的全球病毒危机时,特朗普本来大概率连任的前景也将因此陡增变数。
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最终影响数千千米外的人类战争进程,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但这场战争的本质显然没那么简单。
可以说的理由
如果我们想看清楚一场战争为什么会结束,以及将怎样结束,就必须先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爆发,这在阿富汗表现的尤为明显。从逻辑链条来看,这甚至是另一个时长远超过20年的“蝴蝶效应”。
没有人怀疑小布什政府做出出兵阿富汗决定的那一刻有明显的复仇动机。但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复仇,那么战争从2001年10月爆发到11月喀布尔陷落就已经可以结束了;甚至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复仇,战争根本都没有必要,美军有的是手段来摧毁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有形资产,如通过空袭杀死比“9·11”死亡人数多得多的恐怖分子,炸毁他们的营地,或者斩首他们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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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25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丧生
“反恐战争”是华盛顿出兵的另一个可公开的重要动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必须将恐怖分子连根拔起,从而绝对确保美国人不会再遭遇一次“9·11”——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复仇”的感性概念,在理论上更有说服力。然而美国人似乎有意忽视了一个基本常识: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及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物质力量,而在于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可以无视任何国际规则和文明底线,这决定了恐怖主义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或国家的核心政策理念,塔利班在夺取喀布尔政权后如果想长期执政并生存下去,就必须逐渐去极端化,如果反其道行之,则很难维持。
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后来一度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政权都具有上述性质。然而在近20年过后,能与美国人在谈判桌上从容周旋并已经事实上取得胜利的“塔利班2.0”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不是个极端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塔协议中美方最核心的一条要求是“塔利班不能包庇恐怖分子”——这真是一个十足荒谬的讽刺。当美国人在2001年发动战争时,塔利班本身就被认定是恐怖组织。那么现在他们还需要包庇谁?在我看来,美方的这条要求本身就等于已经承认战败。
理论上,极端恐怖主义政权的倒行逆施必然会招来内在或外在的颠覆力量,美国人出兵符合客观逻辑。然而客观逻辑却往往跟主观愿望和现实利益错位。如果美国的战争目标是反恐,华盛顿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就是消灭恐怖分子并确保绝对安全,但恐怖主义却往往并不依附于政治实体存在,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国际局势来看,当恐怖主义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治实体后,其甚至会变得更加凶残且无底线,并且更有动机向更广泛的区域扩散。换言之,如果不求“进化”,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的确很难长久。但由美国直接出兵将其推翻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也难以满足美国的绝对化安全诉求。由美国或其他国家支持的内部力量,或其他外部力量来完成颠覆也许更合适,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受到强有力外部支持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打击下已基本不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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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塔利班宣称击落一架美军侦察机,多名美军人员死亡
不能说的理由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在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两大公开理由要么根本不成立,要么得不偿失。能拿到台面上说的既然如此,那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但又被外界广泛渲染的战争动机又如何呢?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政治是理性的,战争就应该是战略的延续。因此尽管华盛顿官方从未公开承认过,但当2001年战争爆发后,外界(也包括美国战略学界)对于美国人的战略目的的研判就从未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判或者猜测往往将焦点集中于地缘战略领域,如一度成为白宫幕僚圈大红人的罗伯特·卡普兰就曾在其著作《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写道:“一个稳定且适度温和的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南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因为它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交汇处,可以直达中亚运输走廊。”言下之意,对于致力于塑造并维持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美利坚来说,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和由此衍生的战略价值与巴拿马、新加坡、埃及、叙利亚等战略枢纽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所必须力求控制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2001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部分学者对于美国在阿富汗存在目的的分析中也能看到类似观点,这些学者往往会进一步指出美军借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对于中俄两国的牵制或遏制动机,以及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将军事战略重心从反恐重新调整到大国竞争的政策背景。应该说,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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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士兵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然而一个成熟的战略方案还必须考虑愿望、理论、现实可行性、性价比这四个维度能否匹配。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毫无疑问都有控制所有战略枢纽的愿望,这些战略枢纽的理论价值也都被无数次证明过。但并不是每一个大国都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即便真能做到,其所带来的实际战略收益是否能与理论价值相符,是否能与不计成本的投入相符,也都会决定相关战略方案的成败。举个例子,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尤其是苏联)来说,新加坡及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苏联是一个资源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此时更加体现在“排他性”而非“利己性”。换言之,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对于苏联的国土和能源安全并不会造成重大损害,如果由苏联控制,其收益则只是部分切断西方阵营的重要商贸通道和削弱其战时部署弹性。
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马六甲海峡的理论战略价值对于苏联和美国是不一样的。当面临“保护自己”还是“伤害对手”的选择题时,理性的优先选择一定是“保护自己”。这也是苏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希望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有所作为,却在遭遇挫折后果断退出的重要原因。当然,彼时苏联海军的能力也不足以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东印度群岛和马六甲海峡周边的冒险。
阿富汗之于美国与新加坡之于苏联存在相似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美国最具优势的海权力量无法有效发挥,且对于美国来说,阿富汗周边每一个实力玩家都是其区域或全球竞争对手,请注意它们的名字:俄罗斯、中国、伊朗、印度。对于这四个国家来说,它们在阿富汗的利益并不一定总是一致,但在美国人长期驻足中亚这件事上,它们的态度恐怕没什么不同。如果再考虑力量投射的空间距离和力量投射的方式优劣,美国在阿富汗及中亚的博弈竞争中,即便在硬实力上也不占优势,甚至可能处于劣势,这种情况在美国关注并愿意投入的全球任何一个地区都是极为罕见的。更不用说软实力,美国在这里完全缺乏历史根基。(未完待续)
(“宏亮瞻局”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王宏亮为澎湃防务开设的个人专栏,力求在兼顾分析的深度和厚度的同时,在前瞻性、敏锐度上更上一层楼)

 楼主| 发表于 2020-4-4 11:0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宏亮瞻局|终战?一座帝国坟场的新战争与和平(中)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王宏亮

2020-04-04 06:3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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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幻的圣土
面对不利的局面,美国要想在中亚建立一个稳固的堡垒,从而获得卡普兰们所描述的地缘战略收益幻景,显然就需要更大的投入——比如一场战争。
华盛顿在阿富汗投入的时间、物质和人力成本可谓惊人,其选择的时间点也极为合适:在2001年,俄罗斯刚刚结束混乱和悲剧的20世纪90年代,刚上台的普京政府亟须重建国内秩序(尤其是在高加索)并振兴经济,其对外干涉的能力和意愿都处于历史冰点——尤其是在承载有整整一代俄国人惨痛回忆的阿富汗;中国、伊朗和印度此时尚处于关键的国力爬坡阶段,尤其缺乏国境外的力量投射能力,且三国各有更重要的战略方向需要关注,如台湾海峡和南海、波斯湾和克什米尔。在意识形态上,尽管各国普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目的心存狐疑,但“9·11”事件和反恐毕竟给了美国人可以拿上台面的理由。
可即便如此,在短暂的表面胜利后,美国在中亚还是陷入了得不偿失的苏联式泥潭。强大的,无所不能的美军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其效率堪比1979年犁庭扫穴般占领阿富汗全境的苏联红军。其后迅速扶持新政权,并转入治安和反游击战也与苏军当年如出一辙。并不意外,他们面临的问题与失败也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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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反恐战争对美军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不少新武器在阿富汗战场上初试牛刀,比如美军装备的F-35战机首战就选择了阿富汗。
阿富汗是一个奇怪的国家。破碎贫瘠的山地地形让这个国家的总体组织结构部落化,领土中60%交通不便,可耕地甚至还不足农用地的2/3。这里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4岁,识字率只有28%,全国也只有20%的人口能享用相对洁净的饮用水。尽管“阿富汗”这个国名在普什图语中的涵义就是“普什图人的地方”,然而在3000多万总人口中,所谓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却只占40%,甚至比邻国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口还要少。地理因素、社会及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在喀布尔和坎大哈之外,绝大部分阿富汗人更忠于自己的部落、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原因很简单,喀布尔的中央政权与老百姓之间联系的纽带是若有若无的,其所能带来的直接利益也是有限的。生活在山谷乡村的阿富汗人极为贫穷,他们能生存下去的主要物质支持来自部落,精神支持则来自宗教。
就是在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地方,普通阿富汗人的爱国心理却令人吃惊的强烈。为了阿富汗所谓的独立和自由,几乎每个阿富汗人都愿意为之战斗甚至献出生命,无论他出自哪个部落或民族。可即便如此,他们对喀布尔的中央政权却往往是蔑视的态度,无论谁当政都一样,一个软弱的政权会让地方流于失控和发展停滞;但凡有一个新政权试图强化中央集权并带领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地方的部落势力又会立刻与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势力纠缠在一起反抗中央权威。而当面临外敌入侵时,每个阿富汗人又会拿起简陋的武器浴血奋战,且致力于推翻任何一个受外国势力摆布的傀儡政权。当这个目标达成后,则又会陷入新的无政府主义混乱甚至内战。
美军救护直升机在阿富汗运输伤员
正由于中央政权的无力,阿富汗注定无法抵挡外来强大军事力量的迅猛进攻,但也注定任何外来军事力量都难以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因此阿富汗人完全有资格自豪,他们在19世纪(1839至1919年间的三次战争)击败了当时的日不落帝国,他们在20世纪击败了当时的世界第二强国,他们又在21世纪击败了现在的世界头号强国,尽管他们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没能守住喀布尔。
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让防地雷/反伏击车技术快速发展
意识形态之战
在最初唾手可得的轻松胜利之后,外来入侵者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纯粹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胜利和实际战略收益,然而这很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阿富汗没有值得一提的资源,却有3000万“贫穷好战”的农民,为了勉强维持占领阿富汗的所谓战略枢纽优势,入侵者必须源源不断的投入。而由于这个国家周围被那些意识形态不同、利益不同的实力玩家所环绕,卡普兰笔下的所谓战略枢纽优势其实很难有发挥的空间,阿富汗碎裂矛盾的国家状态也根本无力为入侵者提供通畅的对外战略通道或贸易通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阿富汗更像是一个孤岛而非枢纽。
对于那些入侵者来说,他们即便在发动战争前没能看清楚这种战略上入不敷出的前景,也终究会在入侵成功后无聊血腥的治安战中逐渐心知肚明。所以,主动撤离成为最后的必然结局。当然,为了大国的尊严,为了给持续的巨额投入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回报,撤离也必须被粉饰成胜利。苏军在1989年后仍然给予了纳吉布拉政权相当一段时间支持,而后者也的确一度打得有声有色。苏军在1979年跨越苏阿边境时的口号是保卫阿富汗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至少在其撤军时这个“成果”仍在;美国在与塔利班的协议中要求塔利班不包庇恐怖分子,既然塔利班已经不被认为是恐怖分子,那他们当然可以满足此要求让美国有台阶下,毕竟塔利班也不再是最初“学生军”的明确概念,塔利班完全可以包庇那些愿意被指认成塔利班的任何人而不算违约。
但失败再怎么粉饰仍然是失败,无论美国还是苏联,他们都没有在阿富汗战争中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苏联没能通过阿富汗最终打通印度洋出海口,美国也没能通过阿富汗遏制俄罗斯的复兴和周边其他国家的崛起,甚至也没能消灭恐怖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阿富汗更像是一个孤岛而非枢纽,在此地军事冒险可能得不偿失。图为,在阿富汗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武装直升机
相比而言,美国人的失败更不应该,毕竟有英国和苏联前车之鉴,因此也更能证明华盛顿在发动这场战争时的决策存在重大失误。
这也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在拿不上台面的动机中,地缘政治野心很可能并非全部,甚至并非主要因素。这一决策失误的深层次背景更可能源于意识形态而非地缘政治。确切地说,阿富汗战争的决策更多来源于冷战后美国对自身实力和自由主义霸权的迷信。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言人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美国彻底陷入了自由主义的幻梦,冷战被约翰·伊肯伯里和小约瑟夫·奈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胜利,自由主义的胜利。在国际关系中利用美国在冷战后获得的绝对实力优势推行自由主义,当遇到阻力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被他们认为是塑造未来理想和平世界的合理方式——尽管所谓的“和平”也许是通过更多的战争和杀戮换来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那些重要的自由主义信徒们成为白宫和国务院制定政策的重要幕僚。在他们的理论影响下,“专制”的南斯拉夫被肢解、独裁的萨达姆被绞死、“恐怖”的塔利班被推翻……
米尔斯海默的看法则正好相反:自由主义并不能带来和平。历史一再证明,当普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正面碰撞时,胜利的总是民族主义而非自由主义(其论证逻辑和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书,本文不再赘述)。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十字军”行为是愚蠢的,其对武力和实力的滥用造成了世界的不稳定和大部分流血冲突,却没能让那些“不那么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在接受自由主义之前先放弃民族主义。而在这个注定失败的冒进过程中,美国作为21世纪“十字军”的旗手,不仅消耗了大量本应用于现实主义国际博弈的资源,同时也让自由主义这件外表华丽的“圣衣”被沾染上了仇恨之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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