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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全民故事计划》第452期:让我成为刑警的恩师,怎么成了通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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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9 08:4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让我成为刑警的恩师,怎么成了通缉犯

 张强 全民故事计划 2020-03-13
面对嗜赌之人,我是不愿意费口舌劝他们收手的,大多是徒劳,但我不想放弃朱老师,就像当年他从来不曾放弃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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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52个故事 


 
2014年某个周日的凌晨,我接到县公安局的朋友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涉嫌诈骗罪的朱老师逃匿十个月后,于两天前在苏州落网。
 
朱老师是我中学阶段的足球教练,对我有知遇之恩。
 
初中时,我学习成绩不好,能否通过中考都是问题。初二时,县里计划组织一支初中生足球队去参加省级比赛,朱老师作为球队教练,下到各个乡镇中学选拔队员,发现我有潜力,鼓励我加入球队,并且承诺若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他有办法让我上重点高中。
 
我没有辜负朱老师的期望,他也没有违背诺言,最后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免于参加中考,直接进入县里的重点高中就读。
 
我问朱老师为什么愿意帮我,朱老师说,练体育的孩子经常被人看不起,认为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家长们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体育生在一起玩,谁家大人要是听说女儿跟体育生早恋,开揍时都得更狠一点,“咱们要争气一点,要比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混得好。”
 
高中三年,朱老师给予我更多帮助。

高一,我经常跟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与家人发生争吵,并被威胁辍学。朱老师借着带队外出比赛的机会,领我去了趟海边,送给我一个海螺做的哨子,“我不想看见那些原本很有出息的孩子变得平庸。”
 
高二,我决定以体育生的身份参加高考,不久之后膝盖遭遇重伤,朱老师去省城为我找专家,仅仅四个月后,我就能重新奔跑。
 
高三,冬天过完便是体考,朱老师将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设为我们的队歌,冬训期间边唱边练,以此抵御冷冽的寒风。
 
体考出征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结束后,朱老师点燃操场边的一棵小树,让体训队全队42人围绕着熊熊大火,像一场极其浪漫的壮行,“暖和吧?冬天结束,春天来了。”
 
朱老师曾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因伤退役后才当的老师,但对竞技体育的热情一直不减,他从来都不服输,也不允许我们服输。

那时,我将他的“不服输”理解为优点。
 
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一年,通过公务员考试回到本地,进入市区公安系统。

我从以前的队友那里听说,朱老师迷上了赌博,起初我觉得以我对朱老师的认知,他不会是那种沉醉于低级趣味的人。直到我在梳理在逃人员名单时看见他的名字,才了解到那个“不服输”的朱老师,输在了“不服输”上。
 
 
短短三年时间,朱老师在赌桌上送出去两套房子、一间门面和几笔小生意的股份。

为了偿还赌债,同时也为了筹措资金继续赌博,朱老师在一些朋友那里画了大饼,谎称正在经营农家乐项目,需要资金周转,诈骗他人200万元,随后失联。
 
朋友找上门来,朱老师的妻子为这段婚姻尽了最后一份义务,卖掉娘家人买给自己的房子,偿还一部分债务,带着11岁的女儿去了外地。
 
逃亡中的朱老师不敢跟家里联系,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落网时,他问办案民警家里的情况如何,办案民警语带戏谑,“家里还在等你的,除了债主,只有你妈了。”
 
朱老师的母亲75岁,是一名语文教师,早年丧夫,独自把朱老师以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生活的苦难在老人脸上雕琢出一道道不屈的弧度,古稀之年仍然眼神凌厉,无论到哪,老太太都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模样。
 
朱老师归案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交代,核准了具体的涉案金额,并告知了朱老师的母亲。在县城租房居住的老人家选择恪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和“子孽母偿”的传统观念,决意卖掉位于乡下的老屋,用来还债。
 
这是朱老师家里能拿出来的最后财产。
 
我和以前的队友想办法把已经退租的老人家,安排进一家费用不高的养老院居住。接着安排卖房。带买家看房那天,老人家非要跟着去。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尽是荒芜,脚步放得再轻也能扬起薄薄烟尘。
 
老人家顶着浮尘进进出出,心生不舍,塌下去的双肩终于显出垂暮之气,坐在屋前院子里的半截木桩上抹起眼泪,“当年你们朱老师把我从这儿接进城里是何等风光,现在这光景和屋子一样破败萧条。”
 
老屋卖了二十多万,老人家自己手头还有两万积蓄,加上我们队友共同拼凑的八万元,把告得最凶的几个债权人的债务先偿清。所幸的是,朱老师逃跑前已经偿还了一部分债务。但还剩下三十多万。
 
我们又制定了一份详尽的还款计划,债主们决定暂不追究朱老师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也同意给朱老师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出监的那天,我去接他。看守所监区有两道门,从里面出来,先过武警把守的B门,再出民警控制的A门,中间相隔数十米。释放的最后一道程序是接受值班人员核实身份,武警核查结束,吹一声长哨,示意释放人员已过B门,A门民警准备进行第二次核查。
 
朱老师低头行走在A、B两道门之间,听哨声长鸣,不知是中场,还是终场。
 
 
几天过后,朱老师约我吃宵夜。
 
那天是世界杯半决赛,巴西队对德国队。上半场结束,东道主巴西队0比5落后。画面切回央视演播室,主持人和嘉宾闲聊之中提到不久之后即将开始的U20女足世界杯,纷纷预祝中国女足能够取得好成绩,《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背景音乐在此时淡淡响起。
 
“不看了,找个旅馆睡觉去。巴西上半场踢得太急功近利了,下半场稳扎稳打,说不定还能有奇迹。”朱老师摇晃起身,醉意醺醺。
 
“要是没有奇迹,怎么办?”足球方面,朱老师比我有见解,这次却让我觉得可笑。
 
“至少能输得体面。”朱老师仰头喝净杯子里最后一口酒,转身离去。
 
那天之后,我再没见过朱老师,只是从他的朋友圏得知他去了珠海,在一所幼儿园当室外活动课老师,跟其他人再无联系。
 
有段时间,朱老师十分乐意在朋友圈分享他的生活,晒些孩子们上课的照片,抱怨几句赚钱不易,回忆从前带队比赛的往事。

我和队友们在底下默默点赞。
 
我在刑警队工作,作息极其不规律,半夜审讯或者蹲守的间隙会刷刷手机,渐渐留意到朱老师更新朋友圈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甚至会出现凌晨四五点发出的朋友圈,配图多是无人的长街、满地的烟头,文字则是“好累呀”、“好困呀“之类,表达的意思模棱两可。
 
依照我对赌徒生活规律的了解,夜晚通常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候,赢了自然是花天酒地畅想未来,输了才会偏安一隅,反思人生。
 
珠海交通便利,去港澳十分方便,我担心朱老师经不起大环境的诱惑,赌心未泯,重蹈覆辙。我同时还发现,朱老师的朋友圈下,队友们也几乎不再点赞了。
 
我试探着在队友QQ群里提了一句“你们有没有发现朱老师最近有点不对劲”,大家果然纷纷响应,甚至有人提议让我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查一查朱老师的经济往来。
 
我向大家解释工作上的权限不能随便使用,另一方面其实有些害怕,万一真查出朱老师重操旧业,会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痛心。
 
几个月后,我因办理案件需要前往珠海取证,打算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朱老师的生活状态。出发前,我特意给朱老师打过一次电话。
 
朱老师得知我要去珠海看他,反复嘱咐我别着急,先把工作的事忙完,哪天有时间可以见面了提前告诉他,他好跟幼儿园请假。
 
 
到达珠海,我将工作安排推后。来到朱老师工作的幼儿园(我曾在朱老师朋友圈的照片中看到过幼儿园的名字,很好找),幼儿园还没放学,我向门卫打听朱老师的名字,门卫告诉我确有此人。我找个了角落等着。
 
放学时间一到,家长们黑压压地涌向校门,但我仍一眼看见了朱老师。他瘦了很多,皮肤泛光,目光涣散,胡须是长时间没有打理过的杂乱,在人群的夹击碰撞中缓慢前行。
 
我没上前打招呼,悄悄跟在他的身后。
 
朱老师曾告诉过我他的住址,根据导航显示,这次行进的路线与他家的方向相反。路过农贸市场,路过超市,路过有人踢球的运动场,朱老师没有停下的意思,埋头向前疾行。
 
我几次差点跟丢,最终进入一条小吃街的餐厅里。我心想朱老师大概是跟人约了吃饭,没跟进去,在附近可以看见餐厅大门的地方转悠。
 
两个小时过去,朱老师仍然没有出来,进入餐厅的食客大多已经离开。四个小时过去,餐厅打烊,老板熄了大堂的灯,锁了大门。
 
我从门缝向里望,只能听见有嘈杂的动静。我给朱老师发信息,告诉他,我到了珠海,他没回复,打电话过去,属于关机状态。
 
工作中面对嗜赌之人,我是不愿意费口舌劝他们收手的,大多是徒劳,但我不想放弃朱老师,就像当年他从来不曾放弃我一样。餐厅对面是个烧烤摊,我点了些吃的坐下,决心要等个结果。
 
接近午夜,餐厅大门开了,朱老师和其他几个中年人走出来,男女都有,听不清说些什么,只看见相互道别的动作。
 
朱老师往家的方向步行回去,我跟在那群中年人身后,等其中一个落单了,便以社区民警巡逻排查的名义上前出示证件,询问他这么晚还在外面游荡的原因。
 
尽管中年人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如实地回答,他是餐厅后厨,每天都是这个时间下班。我佯装详细地问了他的身份信息和餐厅名字,并要求说出哪些人可以为他证明。
 
对方列举几个名字,其中便有朱老师,中年人此时起疑,质问我到底是不是警察,要求我再次出示警官证,我借口有事跑走了。
 
这家餐厅是朱老师的一份兼职,工作内容是清洗碗筷和归置桌椅。
 
悬着的心总算落地,或许是我误会他了。
 
 
凌晨四点多,朱老师回复信息,解释说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让我先忙自己的工作,等空闲的时候可以见面。
 
我迷迷糊糊没当回事,继续睡觉,两分钟后才反应过来,忙到十二点多才回家的人,怎么这个时间点又起来了?
 
我急忙赶到朱老师的住处,没有灯,敲门,果然不在家。电话打过去,手机铃声从屋内传出,却始终无人接听。我坐在楼道里生起了闷气,设想着各种不好的可能性,可实在是太困了,不知不觉竟又睡着了。
 
被人叫醒已是六点多,叫醒我的朱老师提着一个手提袋,脸色难看,难掩疲惫,看上去和那些赌徒一样。
 
朱老师问我怎么在这里,我站起身,借着两级台阶的高度,以压他一头的语气反问,“跟你一天了,到哪儿去了?改不了了是不是?过去你怎么教育我的不记得了?”
 
朱老师拉我进屋说,我固执不从,甩开他的手。朱老师仰起头看我,说离开家乡后,他先去了深圳,那边工作不好找,经朋友介绍来珠海。一份工作的收入还债太慢,他觉得自己身体不错,安顿之后便找了多份兼职,现在白天在幼儿园教课,下班后去餐厅做清洁,回家休息三个小时左右,又去街道环卫所领衣服和工具,清扫三条街道。
 
他从手提袋里拿出反光背心和橘色鸭舌帽给我看,“今天扫得慢了点,别人先扫完的把更衣室锁上了,工作服还不回去。”
 
我怔住了,脸红到了耳根,缓缓才说一句,“周末可以休息吗?”
 
朱老师答,学校那边周末休息,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仓库,我去帮忙装货卸货,不固定,但基本每周都有,餐厅和环卫所照旧。
 
我的语气彻底弱下来,问朱老师,餐厅挺远的,我穿运动鞋跟着走,脚都走酸了,怎么不坐公交。
 
朱老师说一是平时事情多,没时间运动,走路正好可以锻炼身体,二来能省一点是一点,早些把债还清,早些过上正常日子。
 
“这样的生活,累吗?”我有些心疼他。
 
“不算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记得巴西对德国那场比赛吗?回去以后,我把下半场也看了,巴西下半场踢得更糟(下半场比分1:2),有点自暴自弃。我人生的上半场也输了,现在是中场休息,下半场想赢回来。”
 
那个在海边叫我“不要平庸”的朱老师,那个在我重伤时不放弃的朱老师,那个在冬天里点火对抗寒冷的朱老师,仿佛又回来了。
 
我给朱老师买了一辆电动车,放心离开珠海。三年过去,朱老师某天在朋友圈更新状态,“无债一身轻”。配了一个吐舌头的表情。
 
 
2019年元旦,朱老师二婚。婚宴选在大排档,只邀请了关系密切的亲朋和包括我在内的十来个徒弟,区区五十余人,但依然找来婚庆公司筹备,制作了简易的T台和布景。
 
新师母据说是朱老师的同事,妆容素朴,气质却很出众,说话时轻声细语,坐立间腰杆笔直。新师母依次把我们这些徒弟叫到餐馆堆放酒水的杂物间里,给每人封了一个红包,说朱老师的过去她都知道,没有我们这些学生的体谅和帮忙,朱老师不会有今天。
 
按照本地婚宴习俗,司仪会在正式开席前动员全场亲友一起倒计时,接着准点鸣放鞭炮宣布婚礼开始,可是一年前市政府就出台了规定,全市范围、全时间段禁放烟花爆竹。
 
师兄弟们商量着学习网红方法,用细绳把几十个气球串成一长溜,线头穿过一块布满钉子的木板,一个人牵住线头拼命往前跑,气球被快速扎破也能产生爆竹一样的音效。对这个办法,我们都表示赞同。
 
朱老师拒绝了这个提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哨递给我。“这是我送给自己的结婚礼物,你上大学我也送过一个给你的。

我点头,朱老师继续说道,“咱们都是练体育的,听到最多的就是哨声,虽然有点刺耳,但它代表新的开始。”他看了一眼其他徒弟。
 
“至于出场音乐嘛,你们懂的……”

我们心领神会地表示“收到”。
 
“十!九!八!……”司仪开始煽动全场气氛。屏息凝神、等待鸣哨的我和朱老师并排站立,能看见他泛红的眼眶和翕动的鼻翼。
 
“……三!二!一!”随着倒计时喊完最后一个数,我卯足全身力气,吹响一声长哨。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的音乐响起,师兄弟们齐声高唱: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苦涩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无畏/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累/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朱老师在音乐声中从大排档的简易屏风后走出,像中场休息后快步穿过球员通道、昂首重新登场迎接下半场挑战的球员一样。


作者张强,刑警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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