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鞘》2020-02-04：不教性命属乾坤：现代军事医疗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源济

不教性命属乾坤：现代军事医疗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新浪军事  2020年02月04日

最近，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事件。在这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疫”过程中，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解放军医疗队。事实上，不仅仅是这次肺炎疫情，在汶川大地震、联合国维和、对外友好访问等事件中，我们也总能看到解放军医疗团队的身影。那么今天，我们不妨借着这个契机来谈一谈军事医学的诞生与发展。




西方社会普遍认为现代军事医学起源于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时期。不过事实上，军事医学的历史几乎与人类战争史一样古老。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都有与军事医疗、军事医疗制度相关的史料记载。比如陈寿的《三国志》中记载过的“刮骨疗毒”就是军事医学的早期实践之一。




相比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的军事医疗制度形成的最早，其体制也最完善。在成书于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600年的古埃及的医学著作《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纸》中，作者明确记载了各种常见外科问题的解决逻辑和具体方法。比如，在实施救治前应该通过“望闻问切”等一系列方法确定患者的疾病属于以下情况中的哪一种：能治的、能缓解的、治不了的。而处理战伤应该先治疗头部、再治疗颈部、然后是四肢和躯干。而具体的施救方法则包括使用针线缝合伤口、使用夹板治疗骨折、使用蜂蜜预防感染、使用生肉止血等等。




与之相比，虽然我国的军医制度诞生稍晚，但其也是高度组织化的。在西周初年姜太公吕尚所著的《龙韬·王翼》一篇中就已经有“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的记载。这其中，方士即是巫医、金创即是刀剑所致的伤口。另据《墨子·号令篇》所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这里面的“治病家”实则就是医院。在此基础上，我国古代还不晚于唐代建立了类似于现代“医疗所”、“医护兵”与“护士”的制度。甚至还将“同队士兵需要负责掩埋战友的尸体”从一项“人情”变成了“军规”。




除了“金创”以外，士兵的另一个敌人是瘟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染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传染病的大爆发无外乎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衣原体感染、寄生虫感染、病毒感染等几个原因。直到今天，应对这类疾病的最有效方法依旧是隔离——正如今天我们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一样。但是在古代，人们并没有微生物的观念，系统化、科学化的隔离自然也无从谈起。因此，传染病的应对措施依旧是以预防为主。




在这一方面做的最好的无疑是西方文明之冠——罗马。无可否认的是，罗马人建立了整个古代世界中最优秀的军事医疗体制，比如他们拥有完善的野外卫生设施、有层层递进的军医体系、有经过了严密组织的军事医疗建筑规则和物流体系。在罗马军事卫生体系中，最为后世所称道的就是他们的营地建筑规则。罗马军团在构筑营地的时候会有意识的保护自己营地的水源，永远把厕所安置在营地的下游位置。




此外，罗马军团的长期营地都设有专门的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因此罗马军团受到的军营流行病的影响相对于其周边的“蛮族”来说要小得多。当然，这也仅仅是与“蛮族”相比，仅从自身状况来看，流行病造成的伤亡依旧占到了罗马军团总伤亡的三分之二。




不幸的是，罗马帝国（主要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由帝国时代过渡到了黑暗的封建时代，再也没有一个强力的帝国政府可以维持庞大的“中央军”了，欧洲军事体系从大型的“帝国军团”转变为了小型的“领主卫队”，缺乏了必要的组织，欧洲军事医疗体系也不免瞬间崩塌。这一状况大约持续到了中世纪晚期，到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在欧洲封建领主的长期兼并战争下，欧洲再次形成了大量的民族国家，如法兰西、英格兰、卡斯蒂利亚、波兰立陶宛等等，这些民族国家再次拥有了大量的常备军。不过，对于视人命如草芥的贵族来说，士兵的性命自然是下贱的。因此，军事医疗体制并未重新应运而生。此时的欧洲民族国家军队往往依旧没有专门的医疗体制，而是依赖于诸如军乐队一类没有什么作战能力的辅助人员帮助撤离伤员，必要时就地召集一些当地的医生来看看病。




欧洲军队再次拥有了专门的医疗体制大致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不过此时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拦路虎——玄学。在牛顿点燃了现代科学的曙光之前，无论是合法拥有科学解释权的教会，还是那些文艺复兴领袖，对自然科学的解释都还停留在“占星”、“炼金”等玄学方面，这无疑会影响到严重依赖科学的医学发展。在当时的欧洲军队中，与军事医疗息息相关的一项必须任务是统计每个伤病员的生日。因为，在对患者施药时，首先要确定患者的哪种“液体”出了毛病（源自古希腊“液体学说”，液体即血液、粘液、黄胆、黑胆），然后再辅以患者生辰的黄道十二宫来配药。显而易见，通过这种方式配出来的药通常并没有什么卵用。事实上，这相当于欧洲的中医，主要是以玄学理论和经验主义为指导，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精神相去甚远。更悲剧的是，他们还没有中药这种往往能够行之有效的经验积累。




不过，此时的欧洲军事医学也并非一无是处，此时欧洲人对于外科手术已经初窥门径，虽然并没有专门的诊所，但是欧洲的理发师已经开始行使外科医生的部分职能。因此，外科理发师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军队中的固定职业。而这些外科理发师中的佼佼者，也开始探索古书典籍，复兴了不少罗马时代的医疗护理方法。其中有一名名流千古的法国外科理发师安布鲁瓦兹·帕雷就从古罗马医学家、哲学家克劳狄乌斯·盖伦的著作中找到了使用扎带止血的方法。而当时的外科理发师通常是使用烙铁或热油烧灼患者患处的方式止血的。与后者相比，前者的方法痛苦更小、伤口也更不易感染。




军事医疗制度的落后往往意味着伤病员无法恢复战斗力，其背后的潜在背景则是——仗打的还不够惨烈。因此，当第0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受到高强度、高烈度战争的冲击，现代化的军事医疗制度的萌芽也开始滋生。经过约100年的发展，至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列强已经迎来了现代化军事医疗制度的曙光。在这一领域，法国是当时无可争议的领导者，拿破仑的天才军医多米尼克·让·拉里为法军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前线救护车、医疗军需制度、前线初步护理制度和距离前线战斗数里之外的真正的野战医院。因此，史学界普遍认为拉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现代战地外科医生。认为其开创了现代军事医疗制度。




除了医生外，护士也是现代医学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护士进入军队的时间却要远远晚于医生。现在普遍认为，在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护理人员，尤其是女性护士才真正走进了军营。当时，英国战争部长悉尼·赫伯特请求南丁格尔及其37名同事共38人（14名职业护士，24名“姐妹”，即非专业护士）前往前线的苏库塔里医院进行协助。不过，欧洲传统的对于护士和女性的偏见还是让前线指挥官将她们据于门外。最后南丁格尔等人以“清扫厕所”的名义才得以留在医院。好在，在维多利亚女王亲自的帮助下，这些护士还是得以真正的去从事护理工作。战后，由于南丁格尔护士长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她成为了英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加之“日不落帝国”的“威望加成”，南丁格尔的名字也流传到了全世界。如今的国际护士节就是以南丁格尔的生日确定的，此外，今天我们对医护人员“白衣天使”的称呼也源自当时英军伤病员对南丁格尔本人的称呼。




这套由西方人建立的现代化军事医疗制度也随着洋务运动等契机进入了中国。这一良好条件使得我军得以在建立之初就发展出了一条现代化的军事医疗制度。在建立初期，我军通常是在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卫生条件极差的农村中建军打仗的。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我们人数少、装备差，因此，从现实情况考虑，我军应该尽可能的在战斗中挽救负伤红军的生命，以保存革命的宝贵力量。因此，当时我党、我军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医疗人才的吸纳和培养，经常拜访和说服根据地内有限的医疗人才为红军服务，并在红军中动员有一定医疗知识的人才到传教士建立的医学院和医院中学习深造。利用这些人才，我军又相继建立了红军总医院和红军医学院。这一举措在后来的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医护人员，无产阶级的医护人员是有着崇高理想的医护人员。因此，这些医护人员在面对危险时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国际主义精神也是独树一帜的。我们所熟知的白求恩、佐藤猛夫等正是这些医护人员中的卓越代表。今天，我国的军事医疗人员也正是在同样的思想武装，在这些前辈榜样的感召下，活跃在汶川抗震救灾一线、活跃在非洲抗击埃博拉前线、活跃在武汉抗“疫”前线的。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与某些资本主义地区医护人员动辄以传染病为借口进行“罢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此，我们谨向那些战斗在一线的我国医护人员，我国军事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