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衣社｜【疫情之下】系列

源济

滞留海外的武汉人：我们不是叛逃者 | 疫情之下001

原创 真是脸叔 苍衣社 2020-02-04

【疫情之下】是苍衣社开设的非虚构故事专栏，记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普通中国人的抗疫报告。

大家好，我是脸叔。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社开设【疫情之下】专栏，记录普通人的抗疫故事。在这一场灾难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希望疫情的亲历者、见证者，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作者黄霜霜，家就在武汉。他们一家趁春节假期出游马来西亚，没想到疫情爆发，武汉封城，他们不仅回不去自己的家，还被称为“叛逃的武汉人”。

这是 疫情之下 的第 1 篇 抗疫报告

【滞留海外的武汉人】

撰文：黄霜霜

地点：马来西亚

时间：2020年1月

全文 4647 字，阅读约需 5 分钟

1月31日晚十点半，从马来西亚亚庇国际机场起飞的厦航MF8664，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在国外滞留近一周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回到了武汉。走之前，我怎么也没想到这趟春节旅程会差点不能回家。

作者图|回家机票

整个一月份，我都在筹备这次出行。老公从事设计工作，平时很忙，春节是他难得的假期。女儿马上五岁了，大年三十刚好是她的生日。这次，我准备了九天八晚的行程，预计在马来西亚度过一家三口愉快的亲子时光，然后大年初二返回，与亲人团聚。

元旦之后，我在网络新闻和朋友圈看到了些关于疫情的消息。但官方很快辟谣了，微博大V说武汉有一流的生物实验室，病毒有来无回，让我本来有点紧张的心又放松了。我们家离华南海鲜市场非常远，既然说不会人传人，那没什么可担心的。除了女儿的幼儿园取消了元旦演出，其他的没什么异常。

出行前夕，台湾的亲戚许苏青在微信上问我武汉的疫情怎样，是否需要戴N95口罩。她即将回武汉过春节，说台湾媒体报道疫情很严重。我轻松地说：“据说不会人传人，你戴好口罩应该没事的。”

在这次对话之前，我并不知道什么是N95口罩。更不知道，几天后，N95成了春节出现得最多的词汇。

1月18号，我们一家从天河机场出发，许苏青从台湾抵达武汉，闺蜜宋乔在武汉吃完团年饭，和老公驾车返回咸宁（湖北省地级市，距武汉100公里左右）。

我们三个似乎在这一天产生了某种交会，又各自散开。

当天的天河机场很热闹，即使是晚上10点，人也不少。我们排队换登机牌，旁边是忙着整理行李的大人，脸蛋热得红扑扑的小孩。我看了一圈，除了我们家之外鲜有人戴口罩，我觉得是自己神经太紧张了，也取下了口罩，只让女儿继续戴着。

1月19号，我们抵达马来西亚仙本那，乘船上了马步岛的度假村。酒店旁就是一望无际的海，躺在阳台的躺椅，能看到美到窒息的日落。女儿开心坏了，恨不得一天都泡在海里。

1月20号，我一边吹着海风一边拿着手机刷朋友圈。看到了专家钟南山抵达武汉的消息，我心里隐隐约约开始有点不安，赶忙叮嘱家人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放下手机，我望着不远处在海里嬉戏的老公和女儿，安慰自己，中央已经派了专家来武汉，应该不会太糟。

但时间彷佛在这一天拐了弯，一切开始不一样。微信群和朋友圈都在讨论疫情，不再有人安利美食和电视剧，也不再关心房价和兴趣班。我们焦灼不安，想在铺天盖地的信息碎片中抓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天。1月23号清早，我迷迷糊糊中听到老公惊呼：“卧槽，武汉封城了！”我一下翻坐起来，抓起手机，跟武汉的亲人朋友联系。

有的朋友刚好在封城前夕回了老家，庆幸自己走得早；有的朋友被阻挡了回城的脚步，不得和孩子分隔两地；家中的长辈大都不以为然，觉得一切尚好，不顾小辈的抗议，照常聚餐打牌。

朋友们都感叹我们幸运，躲过了疫情和封城。

马来西亚的阳光依旧明媚，我却感到风雨将至。

在天河机场工作的远房表弟告诉我，机场关闭了，他们放假了，自行在宿舍隔离备勤。

机场关停，航班关停，我们的回家之路，也关停了。

封城第二天，是大年三十，女儿的生日，我努力想打起精神来，不想孩子被我们的无力和恐惧感染。我给女儿买了一个小小的纸杯蛋糕，插上蜡烛，在异国他乡的小餐馆里，我们对女儿说：“生日快乐，一起加油。”

作者图|为女儿庆祝生日

回到酒店，我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直播，佟丽娅很美，但是谁都无心关注。

酒店窗外在放烟花，闺蜜群里弹出了宋乔的语音。

她泣不成声地说，跟老公从武汉回到咸宁后，双双发烧咳嗽。做CT检查，发现老公双肺均已感染。他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医生说不能确诊为新型肺炎，无法收治，继续回家自行隔离。

家里还有两位身体不好的老人和年幼的儿子。现在，只有她一个人，在医院打点滴。

零点到了，手机不断震动，接收着一条又一条新年祝福的信息。我怔怔地望着“新年快乐”四个字，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远方是庆祝新年的人群，眼下是无助忧惧的我们。人们的悲喜，并不相通。

沙巴是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平时每天有十多个飞往武汉的航班，如今都变成了灰色的“航班取消”。

我开始寻找出路，父亲提出让我直飞长沙，他来机场接我们回咸宁。我担心牵连娘家人，没有立刻答应。犹豫之间就迎来了咸宁封城的消息，不只咸宁，整个湖北都封了。

留在武汉的朋友竭力劝我们不要回来，说武汉的疫情远比看到的严重，现有的医疗资源根本无力承担，万一被感染，求助无门，我们带着孩子，留在国外是更安全的选择。

婆婆也说，她在家里一切安好，囤了很多菜，让我们安心留在沙巴，不必挂念家里。

没有回去的航班，我们只能暂且留在沙巴。春节期间，酒店价格水涨船高，原价700块一晚的房间，涨到了1500块一晚，我也只有咬牙续订。

一片坏消息中来了一个稍好一点的消息，宋乔和她老公终于被医院隔离了，所幸家中老人孩子没有感染症状，只送去郊外酒店做医学隔离。宋乔很平静，说她终于不再怕了。

我被一个朋友拉进了一个互助群，才搞明白我们这个群体叫“滞留游客”。群里都是封城前出门旅行，封城后被滞留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地区的湖北人。

作者图|加入了很多互助群

与此同时，舆论发酵，“武汉人”似乎变成了一种隐喻。

我们在酒店电梯碰到一家人，他们用方言交谈：“这些武汉人真是有病，还到处跑，讨厌得很。”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就是武汉人，我们还是低下头，快步走出了电梯。

之后，我们看到了新加坡航空遣返武汉人到杭州的新闻，下面的一些评论把武汉人抨击得体无完肤。我们也被贴上了“叛逃的武汉人”的标签。

互助群每天的活跃度高得惊人，大家讲着自己的经历，求助哪里有可以接收湖北人的酒店。有的因为湖北身份证或者湖北电话号码，被酒店拒绝接待，好不容易入住酒店后，又被举报被赶出来，带着老人和孩子流落街头。有的因为鄂A的车牌，轮胎被人放了气。

有个武汉妈妈独自带着孩子，从普吉岛飞往山东济南。在机场，孩子说了几句武汉话，被其他乘客发现，航班一百多个乘客抗议，即使体温正常也拒绝让他们登机。

她说：“一百多个人围着我们，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们，拿着手机对着我们拍照。”

最终她没能登上这趟航班，带着孩子在机场睡了一夜，转飞昆明，在昆明主动申报了隔离。到现在，她和儿子仍然在酒店隔离。

她说昆明的隔离措施不错，没有受什么委屈，给孩子买了许多玩具，日子还过得去，只是担心儿子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

群里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难还要回去。我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说我要回家。

在沙巴，我们愈发地低调，除了外出吃饭几乎都待在酒店，偶尔被人问及哪里来的，都会遮掩过去。在公共场所，婆婆来了视频电话我也会摁掉，怕周围人听到我们讲武汉话。

1月27号，我们联系上了中国驻哥打京那巴鲁领事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十分温柔耐心，告诉我们延签很难办，建议我们尽快飞回国内城市。

我跟老公商量很久，决定等到签证到期，也是我们离开武汉14天的时候再返回国内，这样同飞机的人应该会少一点恐慌。

跟我们同样滞留沙巴的蒙古女孩小米不愿意等那么久。他们一行人从武汉出发，在沙巴的机场转机飞往吉隆坡的时候，整个旅行团被拦下，被告知湖北出发的旅客禁止飞往马来西亚其他城市。

不但如此，他们还被送到医院集体自费体检，体检完毕回国的航班也不能确定下来。

酒店的费用让小米觉得经济压力很大，1月28号，她购买了飞回广州的机票。凌晨12点，到达广州机场后，她打电话预定酒店都失败了，因为她用的是武汉号码。我们帮她查询到了广州接收湖北籍旅客的酒店，但是光打车费就要五百。

小米久居武汉，但身份证是内蒙古的，她讲话一口北方口音，如果直接拿身份证去酒店办理入住，也许能行。

小米想了很久，最终也没去酒店入住，在机场坐了一夜，第二天买了高铁票回武汉。回到家后，她给自己包了一顿饺子。

我们也计划飞回广州，在广州表哥家里做短暂停留，再找时机回武汉。

订好机票后，表哥来电话说，他跟社区单位做了申报，社区没有什么问题，量体温做记录就行。单位需要申报到总部，等待批准，也许他跟表嫂都会被要求隔离，无法去上班。

我表示理解，虽然表哥说被隔离也没关系，我还是改变了计划，决定坐通宵飞机再转早上的高铁回武汉。

我不愿意因为自己是武汉人给亲人带来麻烦，也没办法向五岁的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告诉别人她是武汉人。

买好了高铁票之后，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我开始刻意地少看新闻，调节心情，安慰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宋乔和她老公确诊入院治疗后，身体开始好转，不再发烧，能吃能睡。

台湾亲戚许苏青因为封城留在了咸宁，她说自己有吃有喝，过得也不错。

在互助群大家互相安慰打气，分享回家的途径和方法，也约好疫情过去后要一起吃饭。我们彼此素未谋面，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给了对方莫大的能量。

在这期间，我们这个群体也开始得到关注。媒体新闻开始报道滞留在国外的游客情况，新闻舆论也呼吁不要歧视武汉人，国内城市针对滞留在外的武汉人出了一系列安置措施。

很多群友顺利回到国内城市后，主动申请了隔离。群里经常有人分享各自的隔离生活，一日三餐，有水果，还有热心的志愿者帮忙购买生活必需品。

我开始觉得，即使被隔离也没有那么糟糕。

接着，最大的转机来了。群里有人发了通知，哥打京那巴鲁领事进入了滞留沙巴群，开始统计滞留旅客的信息。我如实上报了信息，等待消息。

1月29号，领事在群里通知我们，让我们不要着急，领事馆一直在为我们努力争取，让我们等好消息。刹时群里炸开了锅，大家看到了回家的希望，欣喜异常。

1月30号，领事馆牵头厦门航空，申请了临时航线，由沙巴直飞武汉，包机送滞留沙巴的武汉人回家。

领事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接到电话时，我嘴角都快裂到了耳后根，这是十多天来我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3900块的票价公布之后，一些人因为经济原因选择了从国内中转，一些人准备飞到泰国，避开疫情。

1月31号，包括我们一家三口在内的，123名湖北人终于豋上了飞往武汉的航班。哥打京那巴鲁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一直把我们送上飞机。空乘们穿着全套的防护服，在我们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说：“欢迎回家。”

作者图|登机中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飞行，我们到达天河机场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检疫程序非常严格。中午起飞，深夜抵达，大部分人都又累又饿。为避免交叉感染，大家在飞机上都不怎么敢吃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所有人都安静地等待，接受检查。

凌晨一点半，我们坐上机场大巴回城。

在路上，我透过窗户细细端详这个城市。整个城市又黑又静，不是以前那种凌晨喧闹褪去的安静，而是失去了生气。

小区的门都封了，我们绕了一圈才从地下车库回到家。我们小心翼翼地隔着塑料袋按电梯，打开家门，婆婆挂着大大的黑眼圈，一边准备去热菜，一边责怪我们不应该回来。桌上摆着一碗红烧肉，一碟白菜，我打开冰箱想拿点榨菜，发现冰箱都空了，只散落着几颗青椒。桌上的菜跟肉，是她千万百计省下来的。

而婆婆之前一再劝我们别回家，说家里一切都好，饭菜不缺。

直到现在，群里还有滞留马来西亚的同胞。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禁止湖北籍人士在大马国内城市飞行，所以在其他城市的人没办法飞到亚庇跟我们一起包机回家。

据领事馆说，1月30日以后，因为沙巴政府采取禁止中国游客入境的措施，导致往来沙巴与中国的直飞航班锐减。目前仅剩南航、亚航和马航三家航空公司有少量航班仍在运营。

群里有人带着一家老小去了广州，隔离期满后租了房子，暂且安顿下来。

有的人赶在签证到期前飞到了成都，又突逢地震，一时之间不知该跑出来避难，还是乖乖待着隔离。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继续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无论怎样，我们生在武汉，希望回家。

*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编辑 | 韩水水

源济

是李文亮救了我们 | 疫情之下002

原创 真是脸叔 苍衣社 2020-02-07

【疫情之下】是苍衣社开设的非虚构故事专栏，记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普通中国人的抗疫报告。

大家好，我是脸叔。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社开设【疫情之下】专栏，记录普通人的抗疫故事。在这一场灾难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我希望疫情的亲历者、见证者，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作者，是一名眼科医生。她和被称为“吹哨者”的李文亮医生是同门，疫情爆发前，李文亮医生曾敏锐预知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很多医护人员因此提高了警惕，得到了有效的防护。

昨日，李文亮医生因感染新型病毒肺炎抢救无效去世。

这是 疫情之下 的第 2 篇 抗疫报告

【悼念吹哨人】

地点：武汉

时间：2020年2月

全文 3630 字，阅读约需 5 分钟

2019年12月30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晚饭过后，接到同事的电话，她神神秘秘地说，李文亮在他们群里发了消息，说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

李文亮是我师弟，我们同门，但我和他并不在一个群里。我内心惊讶又有点怀疑，一个眼科医生怎么会优先发现SARS病毒？随后电话又几次响起，同事千叮咛万嘱咐我，千万不要用微信跟家人说，只能电话提醒家人注意。

我挂了电话，仍不以为意，还在跟先生笑话我这同事的谨小慎微，又继续沉浸在我的生日聚会中了。殊不知，看不见的病毒正向我们袭来

第二天起床，照例打开手机阅读一下微信，几个字让我震惊得从床上跳起来。还是那个同事发来的消息，简单的一句话：昨晚李文亮被带走了。

我一下子懵了，电视剧里才有的情节难道在我们身边发生了？我重新思考起同事昨天电话里说的，越发觉得李文亮所发的消息很有可能是确实的。

洗漱完来到单位，大家的眼神里都带着心照不宣，似乎有话要说又不说破，只用一句“知道了吧”互相提点，对方就足以心知肚明。

大家都相信李文亮不会捏造谎言，默默地做好最基本的防护，自己准备了口罩和手套，没有再多说什么。

那几天，我们过了一段看似平静的日子，大家依旧门诊病房轮轴转。想带孩子出门旅游的，和老公为去谁家过年闹别扭的，还有过年值班和计划冲突了忙着跟人换班的，每个人都在脑海里计划着春节的各种安排。

新年就要来了，医院外面的世界已经洋溢着过年的热闹气氛，病房里也永远也安静不下来，走廊里充斥着臭脚丫的气味，喷多少消毒水都压不住。

什么病毒，什么SARS，似乎没什么人提及了。偶尔提及，也是“有限的人传人”。我们即使再忙碌，也觉得再挺挺，一切迟早都会过去。

2020年1月21日，年前的最后一个门诊。此时，钟南山院士已经抵达武汉，确定了“人传人”的证据。这一刻，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

那天下午，我依旧按时抵达门诊，因为好多人都停诊了，当天下午我十分忙碌。我不是不想停诊，但约了好几个外地病人来复诊，就像和朋友约好了饭局，最后一刻却说不能去了，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再说，作为一名年轻的专家，我实在还不够“资历”随便提出停诊。

那天下午，只有我一个专家门诊和两个普通门诊照常开设。我想起李文亮发出的预警，戴好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建议患者不要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尽量保持一诊室一患者。刚开始大家都散去了，随着等候时间的延长，门外的患者明显地焦躁起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位手术后复诊的患者，他被老伴搀扶着，一进门，就瘫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我想起李医生的消息，警觉地问了问情形，他说自从住院以后，就发烧，四肢无力，都快呼吸不过来了，要不是今天要来拆线，真不想来。

我赶紧示意其他患者不要围观，跟他老婆交代，先去急诊科发热门诊看看，这个比拆线要紧。好在是老病号了，虽然有些不理解我的处置，但相信我的判断，还是照我说的话去做了。

趁着一个患者出门的空隙，一位大妈挤进来，环视了一眼，就听着门外大嗓门的武汉话，“口罩手套搞得嘿死个人，就她鬼作些！”

我气愤却又无奈，口罩遮住了我的大部分脸，可我仍想用紧蹙的眉毛和凌厉的眼神回敬她。

周围的患者都悻悻地笑着，并不多言。

等我看完门诊，再微信电话联系发热病人时，电话那头始终没有人接电话。

2020年1月22日，医院决定将我们科作为隔离病房，收治肺炎患者，气氛越发地紧张起来。每个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疫情发展之迅猛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护理团队首当其冲，在第一线冲锋陷阵：重新整理病房；将在院的20多名患者逐个安排出院；安装空气净化器；领取防护物资，每个人都在默默的做着手头上的活。

这些85、90后的孩子们，她们甚至对17年前的非典都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对未知病毒的传播途径更是还不太了解，在防护物资还处于紧缺的情况下，就被推上了疫情的一线阵地——隔离病房。

这十个孩子，来不及回家拿换洗的衣服，也来不及和家人孩子告别，就匆匆地穿上了白色的隔离服。不怕么？是来不及害怕。一切都来得那么迅速，伴随着每天疫情的变化，每个人都一面惶惶不安又一面坚定执着。

第一次穿上防护服，她们没有经验，防护服里的衣服穿得并不多。隔离病房里因为担心中央空调的通风管道可能造成病毒传播而停止了运作，温度骤降。一到凌晨，值班的护士冷得直发抖，只得披了一床被子，裹紧身子，在平时熟悉的病房里，守着死一般沉寂的夜。

除此之外，上厕所和生理期的困扰更是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连日的忙碌，让她忘了看日历表，该死的例假在这个时候如期而至了。

可是能怎么办呢？假如脱了防护服出去处理干净，就没有新的防护服可穿进隔离病房了。

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年轻女孩，是如何窘迫地夹紧双腿，揉着隐隐作痛的小腹，弓着身子，让血慢一点流下来。寒冷、隐痛、恐惧，成为她并不太长的人生里最难熬的一夜。

太阳终于出来了，接班的同事过来换岗，她什么也没说，只希望自己的防护服不要太难看，能让她体面地走出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的护士全部都被安排在医院对面的宾馆里集体居住，免除了她们的后顾之忧。下班后，她们在宾馆里集合，十几个小护士都围坐在一起。

最开始，是平平打电话给老公。视频里，她原本白皙的脸庞上都是绷带留下的勒痕，说着说着，孩子闯入了镜头，软糯糯地叫了声“妈妈”。平平转过脸去擦眼泪，旁边的小护士也忍不住抽泣起来。

夜里12点，忐忑不安的护士们接到护理部紧急电话——和护士长密切接触的9名护士立刻去放射科做CT检查和咽部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她们都明白这个电话的意图，护士长的胸部CT被高度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因此其他护士都存在被感染的潜在风险，需要立即排查。

谁也没多说什么，默默地穿好衣服，戴上口罩，出门。走在路上，她们自觉地与其他人拉开一点距离。谁也不知道病毒已经在谁的身上安了家，又会将谁吞噬。

大年三十的夜里，冷风呼啸，安静得有些不太真实。

CT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三人可疑，咽部拭子的结果还得等到第二天。现在的她们才发现，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未知的恐惧。她们全部被隔离等待结果。时间突然富裕了，但她们能做的只是拿着手机不停地刷新消息。

看到群里其他的同事累到崩溃大哭，尿不湿湿透了也不敢换，10多个小时不吃不喝不能上厕所，她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表示不想呆在宾馆里，要回到一线战场上去，和姐妹们在一起！

所幸，咽部拭子结果出来了，全部都是阴性。她们甚至还没有渡过14天的隔离期，又重返了战场。

没有进过隔离病房的人，可能不会有太深的体会。平时，我们并不是呼吸科或者感染科的医护人员，并没有太多接触传染病的机会。当疫情的号角吹响时，全院的医生一瞬间都转变成了感染科医生。

第一次去隔离病房值班时，同为医生的先生打电话叮嘱我：“动作慢一点，一步步来……”最后还故作轻松地说了句，“没什么好怕的！”话音未落，电话那头还不知道掩饰自己情绪的女儿大哭起来：“妈妈，我不要你去！”

我强忍着泪水挂断电话，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一遍遍在脑海里反复回忆视频里穿防护服的动作，生怕有一点点疏漏。

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平日里满满当当的病房此刻空落得让我有些恍惚。

此时已经是午夜12点，病房里灯光晦暗，呼吸不畅的患者耷拉着脑袋，旁边陪着焦急的家属。我过去和家属交代，没说几句话，防护目镜就泛起了朦胧的雾气。由于看不清对方的检查结果，我们不得不交谈几句就停下来，待雾气散去再继续说治疗方案和风险。

患者家属不停地点头说“辛苦了，这么晚，你们真是辛苦了”。隔着厚厚的防护服，我没办法给一个安慰的表情，只能点点头，把我们能做的都跟他讲清楚。

今天，距离李文亮给我们预警疫情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如果没有这些有良知和担当的人一再提醒，也许这一个月，我们依然在毫无防备地收治病人，将自己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下。

这段日子，我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外界的声音，光是工作群的消息就看不过来，每天活动轨迹只限于病房和宾馆。

可昨晚，工作群里传出了师弟李文亮因感染新型肺炎抢救无效的消息。

我接受不了，无话可说。

*文中配图来自网络。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ND—

编辑 | 刘建

源济

封城时，守在长江大桥上的警察 | 疫情之下003

原创 真是脸叔 苍衣社 2020-02-09

【疫情之下】是苍衣社开设的非虚构故事专栏，记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普通中国人的抗疫报告。

大家好，我是脸叔。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社开设【疫情之下】专栏，记录普通人的抗疫故事。在这一场灾难中，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希望疫情的亲历者、见证者，都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讲述者是一个警察，在封城令下时，他被派往九江长江一桥守桥，劝返过来的湖北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他也是一个湖北人。他无数次梦见自己回到家乡，和湖北人站在一起。

这是 疫情之下 的第 3 篇 抗疫报告

【长江大桥守桥人】

地点：江西省九江市

时间：2020年1月-2月

全文 3870 字，阅读约需 5 分钟

1月23日凌晨，吴洁隐约听见客厅传来翻找物品的窸窣声，她摸了摸身旁，被窝尚有余温。

丈夫郭子栋从警二十一年，深夜赶去单位加班是常有的事。吴洁也不觉得奇怪，打着哈欠问：“有任务？”

“武汉那边有情况，局里要求集合。”郭子栋没跟她详细解释集合的原因，在工具箱里找到一个棉质口罩，从浴室取走一顶浴帽，进另一间卧室拿了儿子的泳镜，“说要我们带点防护装备。”

困意未尽的吴洁以为郭子栋要去武汉出差，她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搜索从家到目的地的距离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她不会打电话影响丈夫开车。

地图显示，两地之间相距243公里。

吴洁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九江人。九江是江西省北大门，紧依长江，与湖北省隔江相望，开车过去只需十几分钟。

历史上九江因两件事著名，一是《水浒传》里宋江题在浔阳楼上的反诗，二是1998年的洪灾大决堤。

在那场洪灾中，吴洁的家园被毁，因缘巧合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郭子栋。洪水决堤后，吴洁和家人被部队救起，临时安置在长江对岸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的一间厂房内。郭子栋是当时照顾灾民的志愿者之一。

洪灾过后，郭子栋与吴洁确定了恋爱关系，并通过考试进入九江市公安系统，两人在九江安了家。

黄梅县被称为“江北”，九江人基本没把那儿当外地。两地关系密切，许多黄梅人也在九江购房、读书、求医、工作。

郭子栋时常抱怨九江许多小偷偷到电动车后，直接骑到江北出售，监控追到江边便追不下去，需要联系湖北省警方，办案程序复杂。

吴洁对湖北的印象仅限于此，以至于郭子栋忽然提起武汉，她并不知道这个邻省省会离九江有多远。

几分钟后，已经出门的郭子栋再次返回家中，打开专门放警用装备的那一格衣橱，穿上雨衣和反光背心，犹豫片刻将一根伸缩警棍放入裤子口袋，迟疑了下，又将一副手铐放入另一侧口袋。

再出门时，吴洁忽然想起最近几天武汉的肺炎新闻，提醒郭子栋多加小心。

“不去武汉，我去守桥。”郭子栋回头安慰她，眼眶有些发红。

郭子栋返回家里取东西，是因为第一次出门后工作群发了两条消息：

对一桥、二桥实施管控，全体民警按排班表上岗；

对所有湖北牌照车辆进行身份核实、体温测量和去向登记，不得疏漏。

从湖北进入江西除了铁路和轮渡外，最重要的就是长江大桥。其中九江长江一桥、二桥（高速公路）已投入使用多年，车流量极大。从湖北出来，想要东行的车辆，基本都要经过九江。

郭子栋被安排值守九江长江一桥，这里不仅能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还能通行人。

武汉肺炎发生之初，郭子栋就有不好的预感，可是没有确切的消息源，只能暗自祈祷自己预感有误。

现在武汉刚宣布封城，作为省界的九江立刻给予管控回应，这让郭子栋心里一紧。

抵达一桥时，那里已经堵成一团，各地牌照的车辆无序排列在收费站前的空地上，等待测温和登记。

作者图|桥上收费站

负责人分派下工作内容——岗位实行三班倒，每个班八小时，撤下去的在旁边查报站休息，到点上岗。没有发烧的让过，发烧的把车扣下来，人交给医疗组那边处理。

不算很严格，郭子栋稍稍松了口气。

天亮时，车量大增，车群里不时发出争吵声。有九江本地车主嫌弃工作人员效率低下的，有湖北车主责怪工作人员歧视他们的，民警与不配合检查的车主时有冲突。

带队领导临时决定取消原先的三班倒工作制，错峰休整，每个人的休息时间缩减为四个小时。

上午10点，武汉正式封城，同时九江出现第一例疑似病例。一桥管控力度升级，挂有湖北牌照的车辆不允许通行。

郭子栋和同事顺着车队向后排查，将消息告知队伍中“鄂”字车牌的车主，并引导他们调头。

车辆逐渐减少的同时，郭子栋发现步行的人逐渐增多。与一桥湖北端工作人员联系后他才得知，许多调头车辆在湖北端下桥后就近停车，车上的人选择步行过江。

郭子栋他们的排查工作从拦车变为拦人。工作难度不断增加，几乎跟每个人都要费些口舌，尤其是黄梅籍人员。

经过多年同化，黄梅方言与九江方言十分相似，黄梅人对九江的城市也熟悉，谎称自己身份证遗失且不记得身份证号码，让人很难甄别。

郭子栋在黄梅和九江生活多年，能够轻松地从交谈中分辨出对方细微的方言发音差别，因此效率比其他同事要高出许多。渐渐的，被盘查人员的愤怒都聚集到他身上。

郭子栋于心不忍，向领导请示非武汉籍、未发热的其他湖北人能否放行，得到的答复是“干不了就换人”。

郭子栋最终撤下了大桥，换到收费站口继续查车。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大桥中段那些被劝返的人群，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中午12点，上半天的强硬措施让一桥迎来了短暂的有序，也轮到了郭子栋休整。郭子栋胃不好，吃冷掉的饭菜容易呕吐，于是他步行到桥下一家便利店内找微波炉加热盒饭。从半夜接到任务到现在，他连口热水都没喝上一口。

透过便利店的玻璃望出去，九江长江一桥横亘在长江上，冰冷钢铁似乎让江面温度更低了一些。水汽升腾，将两千多米外的湖北省隐入层层迷雾之中。

作者图|迷雾中的大桥

三个月前，郭子栋也在这里值守了数个夜晚，为武汉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盘查入鄂车辆，那是保证湖北安全的一道屏障。

大约过了半小时，郭子栋回到桥上。此时，收费站只剩下两个上桥口开放，下桥口通道全部关闭，现场乱作一团，高音喇叭面朝湖北方向循环播放劝返政策。

郭子栋心里咯噔一下，管控再次升级了。

微信工作群里发来要求：湖北省黄冈市即将在24日0时封城，各卡点做好应对准备，长江一桥九江端单向封闭，只上不下，对湖北方向过来的所有非九江籍机动车（赣G开头）车辆和非九江籍人员（身份证号码3604开头)全部劝返。

乌云在两岸的半空来回盘旋，低沉沉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郭子栋看见几辆九江牌照的汽车似乎从眼前过去了好几次，每次车里都载满乘客。

一辆雪佛兰再次通过时，郭子栋示意车辆靠边停车。经过分开询问，有数名九江司机以每人数千元的高昂价格，将对岸滞留的湖北人带入九江。仅这个雪佛兰司机便已经带过来十四人。

司机被派出所带走，车上的三名黄冈市黄梅县籍乘客被口头批评后劝返。没有车辆送他们返回湖北，他们只能靠步行，路过阻截区的时候，有人攥紧警戒带哭泣。

桥上风雨欲来，郭子栋好不容易找到两把伞，递给三人中年纪稍长的那位，嘱咐道“路滑，注意安全”。

不过，郭子栋没有想到，他听出别人的黄梅口音，黄梅人也能听出他口中熟悉的乡音。

“来九江很多年了吧。”年长者说。

郭子栋愣了愣，把伞塞到年长者手里，“别怪我们，如果你还有亲人在湖北，或许就能理解。”

江面开始飘雨，单位配发的一次性口罩已经用完。郭子栋脸上的这个口罩已经连续戴了超过十个小时，此时被雨水浸湿糊在脸上，他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城区里负责筛查湖北人的工作组不断传来信息，保守估计进入江西的湖北人已超过30万，滞留在九江的有5至10万，卡口必须确保不能再有湖北人入赣。

郭子栋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1月24日，除夕。

早晨八点，包括郭子栋在内第一批守桥的人被撤下，安置在附近的工作站轮休一天。下桥前，郭子栋听见现场指挥官向新到岗的人员宣布：一桥双向全封闭。

郭子栋给吴洁打电话报平安，吴洁告诉他城里有居民自发组织上街寻找湖北车辆，街道和物业在挨家挨户登记在住人员信息，街道出现了对湖北不太友好的标语。

郭子栋让吴洁发照片，吴洁挑了几张没那么过分的发来，完了可能还是觉得不妥，又补充了句“你别伤心”。

作者图|街头标语

朋友圈也出现了各种调侃湖北人的段子，郭子栋在一条内容为“与管控同时升级的，还有湖北人的不满情绪”动态下面留言，“那不是不满情绪，是求生欲”。

疲惫感、失落感、无力感同时袭来，郭子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屏幕还停留在妻子发来的那些照片上，许久没有暗下去。

他没告诉妻子，那天之后，他每天都会做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黄梅县，和那些被伤害的湖北人站在一起。

九江长江一桥双向封闭后，郭子栋每天守桥的时间固定在早晨八点至下午两点。下桥后他不再回家，工作环境容易感染，留在工作站也是自我隔离的一种方式。试图过桥的人每天都在减少，郭子栋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们对命运的一种妥协。

与武汉、黄冈封城之前逃离的人相比，郭子栋发现这些除夕过后仍渴望过桥进入九江市区的人，更多的是在这边有牵挂：

来自黄梅县小池镇的中年男人在大年初三强行冲卡，因为独居在九江的八旬母亲患有多种疾病，他定期买药送来九江，封桥后母亲可能已经断药了；

大年初四，一个青年男子辱骂守桥民警，他一边骂一边吼，有孕在身的护士妻子不顾他的反对，还在九江坚持上班；

在网上很火的“划澡盆渡江被九江警方拦截”事件，当事人也是为了回九江工作。

郭子栋值班时将登记的情况都记在心里，私下与当事人联系，情况属实且急需帮助的，他答应下桥后帮忙想办法。

有人把这件事在小池镇里传开了，几乎每天轮到郭子栋值守大桥的时候，都有人来寻求帮助。郭子栋帮人带过腊肉、蔬菜和口罩，还帮一对分隔两地的情侣交换过书信。

2月1日上午，桥上来了一对黄梅县小池镇的母女。女儿二十六岁，身患白血病，一直在武汉协和医院治疗，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她刚在医院做了第一个疗程的化疗。肺炎爆发后，武汉协和医院资源紧张，她无法进行第二次化疗。

作者图|小池镇的母女

“求求你们，只让我女儿一个人过去就行，我不过去。”五十岁的母亲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放行。

郭子栋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没有执行之前所有人员必须劝返的规定，而是将情况逐级上报。在核实清楚情况属实后，九江市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做出同意二人通行的决定。考虑到母女长期在疫情中心城市逗留，又通知了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上桥来接。

这天夜里，郭之栋难得睡得安稳。他梦见了家乡的梅花开了。

2月2日，春节过半，长江一桥上人迹罕至。零星有心存希望的湖北人步行试探过桥，郭子栋再次劝他们回去。

九江这边天晴，太阳缓慢向当空移动，桥上依旧风声大作。

守着桥，郭子栋感觉有点冷。无事可做的时候，他便眯着眼看太阳，希望它能爬得再快一点，再高一点，把光和热送到桥的那一边去。

*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作者 | 罗与张，现为警察

编辑 | 韩水水

源济

从武汉撤离的外国人 | 疫情之下004

苍衣社 3天前

以下文章来源于世风 ，作者吕晓宇

世风

重新认识世界

【疫情之下】是苍衣社开设的非虚构故事专栏，记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普通中国人的抗疫报告。

大家好，我是脸叔。

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湖北地区的居民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论国人还是外籍人员，在这次疫情下，都有着相同的焦虑。

今天的作者吕晓宇，她的妻子是德英双国籍，疫情爆发后，这名滞留在武汉的外国媳妇儿，徘徊在孩子与丈夫之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是 疫情之下 的第 4 篇 抗疫报告

【武汉撤侨】

撰文：吕晓宇

来源：世风（ID：world-views）

时间：2020年1月

全文 3795 字，阅读约需 5 分钟

交通停止后，我督促妻子安娜联系大使馆。她是英德的双国籍，我希望她能把孩子带出去。

一开始，她没当作急事，异常镇定地登记了信息，表现得比我们逆来顺受。她说没关系，从十二月逃到现在，她已视作常态。

半年前，我从英国搬去澳大利亚。年底，受山火威胁，外面是浓烟，只好闭在家中。一月初，回到武汉，疫情爆发，又经历口罩脱销，她只能按部就班地延长禁闭里的生活。

没过多久，传来美国决定包机撤侨的消息，然后是法国开始撤侨，从武汉包车到长沙。安娜说，怎么落后法国人。她给德国大使馆追去几封信，又联系英国使馆。

德国人说，我们正在密切的沟通中。英国人说，我们暂无撤侨的计划。此后，“密切的沟通”成了日常的笑话，代指语焉不详的阻力和困难。

安娜的焦虑始于大年初二，一月二十六日，广西两岁的小孩确诊，而我们的孩子还没到三岁。此前，我们口中说不会传染小孩的自我安慰，倒塌了。

谁都不敢确信，病毒终究打破了年龄的界限。

安娜的父母在德国，他们不眠，每日电话和邮件询问我们的情况，直到英国终于启动了撤侨的计划。

安娜打了电话，录入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挂电话后，她对我说，她把我的信息写进去了，家人可以一起走。我说，安娜，如果你们能走，我会留下来。我父母，姥姥，还在。年轻人最有可能扛过病毒，我要留下来，直到封锁结束。

安娜说她能理解，但家里还是开始一场无休止的讨论。父亲说，能走一个是一个。你留下来，能干什么。我说，我要蹭长假期。

母亲问，我留下来到底有什么目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不想被人说是逃兵。

我接过话，“难得休息一阵，你们成人之美吧。”

担心飞机上交叉感染，落地后安娜还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安娜说，从澳大利亚到武汉，在家一个多月。从武汉封城算起，又快一个星期。回去再隔离两周，孩子会疯的。

安娜每想到此，情绪激动，信仰也无法安抚。起初安娜觉得这些遭遇不是针对她，但现在她越来觉得，可能就是。每一次看似不理智的恐慌，到了最后，被证实是合情合理。

我安慰她，不要着急，这些事不是你能改变的，你要一直冷静，要稳住。她说：“你不能教人不急，我能撑得住一时，可不能一直这样撑下去。如果我们早点知情，早点离开，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切。现在说这些都为时已晚。我厌恶这样的懦弱，我的懦弱，公众的懦弱，所有人的懦弱。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我说：“我不觉得这里谁是懦弱的。你看，医生和护士在前线战斗，大家努力继续生活，要是我们都留下，我也不会太担心。”

她说：“我不是指的这些。是我们在危机中的恐慌，失去逻辑，扔掉理智。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国际上武汉肺炎的报道？”

我一直没有接触境外新闻。这和以往对待事件的态度截然相反。可能是每日信息过载，可能是身处暴风眼，觉得没必要。我甚至不知从哪天起，武汉成为国际焦点。

我开始在早上阅读国外报道，憋的一口气，不比晚上看国内新闻少。不像是在写一场灾难，而是写一场报应。撤侨的讨论，质疑为什么有人去武汉，希望回来的人被隔绝得远一点，久一点，以免举国之灾。

官方也放弃快速检测和居家隔离，对归国者强制隔离，限制外人入境，安抚公众的情绪。我明白了安娜所说的懦弱。我担心，即便安全离开，孩子也要因为身份，受到不明的敌意和排斥。

有那么一刻，我心里说，还不如留下来算了，但即刻又放弃了这个赌气的念头。

母亲说，我们生活在其中，反而没有那么的紧张。死亡离我们更近，认识的人确诊，疑似，但没人谈起死亡时，觉得它会立刻临到自己头上。我们紧张时，想的尽是，家里谁感染了，朋友谁感染了，怎么办。即便感染，想到的也是，坏了，亲人和朋友要怎么办，接触的那些人呢。

疫区外的人，担心的死亡，尽是直扑自己来的。仿佛只有这样，恐惧才是真切的。我们和所有人一样，读到个体故事，但在家人面前从来不提，不是否认那些绝望的经历，而是它们离我们近。

撤侨安排，一波三折。一月二十八日，德国派军机来的请求被拒。

“完了。德国人不会来了。”安娜说。

她再去联系英国，发现名字被录错了。对方很礼貌地表示歉意，再次录入信息。

连着两天，安娜挂在嘴边的话是，法国人居然做到了。她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两个祖国都落后了邻国。

她终日在房间里打电话，发邮件，不放过一条小道消息。她的父母也俨然是生活在中国的时区。终于， 一家人看《别告诉她》时，坐在椅子上的安娜突然立起，我们等她的宣告。

“德国人要来了。”她说，“但是，我们要被强制隔离两周。麻烦不止于此，离开的人要医学检查，有症状则不能走。没有说孩子和家眷可否同行。”

英国撤侨飞机想在二十九号起飞，在机场被困两天，争论的焦点是孩子与家属问题。中方不放行凡是有中国国籍的人，可英国德国坚持保全家庭的原则。

我对父母说，你看，白讨论了这么久，国人本来就是走不掉的。

母亲把大人的口罩改成儿童用，向内折，用线缝上。父亲找开车去机场的上报机构。安娜不情愿地签下了强制隔离的同意书。我为隔离期间准备儿童电影。

在此之前，我们竭尽全力，守住不看电视的原则。编织室内活动，熬过白天。

狗与小孩最难理解禁足的理由，他们尤为无聊和烦躁。孩子的词汇日益见长，在澳洲学会“大火”，在武汉学会了“咳嗽”和“口罩”。他惊奇地发现，我们在为出行准备大量日常限额的饼干和电影。

我说，这是中国新年，还没有过完。

德国飞机临时提前一天，要八点前到机场。安娜早上起来，厨房放《图兰朵》。我说，需要这么煽情吗。她说，这会是漫长的战役。

一月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出发。等红绿灯时遇到飙车的摩托。两辆车，一左一右，在空旷的大路上疾驰。

这周，交警日夜不息地追捕飙车党，证明交通秩序未因疫情坍塌。手持名单的检查员在机场收费站，确认后再过军队的岗。门口的防爆检测变成了体温测试。

出发大厅里有韩国人，印度人，孟加拉人，斯里兰卡人，土耳其人，德国人。我多天没见过这么多的人。韩国人最多，他们占住空闲的服务台，做乘客的登记。

三名德国官员出现了，穿橙色马甲。他们先打探了南航空无一人的服务台，但认为即便是非常时刻的占用还是不妥。

消失了十分钟后，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中式的木桌，两把椅子。从包里，掏出德国国旗放在桌角，开始登记。多亏英国人前面的拉锯，孩子家属今天都可以上飞机。我们心中卸下一块石。

没有人知道要等多久，飞机有没有停在玻璃的另一端。体检不过的人，被全身防护服的医生领到门口的救护车。

时间从八点到了十一点，孩子在机场跑乏，也不愿再戴口罩。我把他抱到车上睡觉，远离机场的人群。他非让我抱他在前座睡。过了午夜，我的手臂麻了，也困得睡去，直到手机响起。

三点半，还是没有一点进展。机场冷飕飕的。起初防护严密的人群，这时候被击垮，他们摘下口罩和手套，敞开地吃零食和泡面。又这样过了两个小时，安娜说，再这样待下去，健康人也要生出病来。

韩国人走了，然后是孟加拉人，最后只剩下德国人和土耳其人。我们把行李登记，开始排队体检。

外面已不是彻底的黑，天空开始出现轮廓。安娜怀中的孩子，穿着红色的袄子，像一团火，睁开眼睛说：“回家，爷爷奶奶家。”

我们没人搭话。

临行前，我们没有过多的告别，两天没怎么休息，口干舌燥，头昏脑胀。

我对孩子说，我这次不陪你和妈妈了，要是妈妈不让你看佩奇，你打电话给我。

他说：“一起走。”

我没回答，对安娜说：“你最终还是冷静了，你还一直克制对中方的批评。”

她说：“你们自己人说得够多了。”

我说：“说不定我们下周解除封禁，比你出来的还快些。”

她说：“那我会怒得出离。你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到十点醒了。”

我说：“行了，你们走吧。”

他们消失在白色和黄色防护服的身影里。

回家，太阳起了。我把口罩丢在垃圾桶，衣服扔进洗衣机，冲澡，两遍肥皂。

我全身疲乏，但又十分清醒。

换上衣服，像是完成了一件谈不上喜忧和胜败的使命。房间空了，小床和大床的被子整齐叠在床尾。夜灯还在电插板上。

枕头上有安娜的头发，她又忘了眼霜。屋子里有洗发水和婴儿润肤露的气息，不久它们又会消失在消毒水的味道里。

楼下，玩具散落在客厅，桌上还有没完成的拼图和折纸。晨光应该到了进门的楼梯。在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们允许他拿粉笔，在门口画画，打发时间，对抗无聊。

墙壁地砖楼梯上，留下五颜六色。他专注地给台阶上色，描线，先是红色，覆上绿色，再盖上紫色，周而复始，直到太阳落山，我们喊他上楼吃饭。

*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作者 | 吕晓宇

源济

一个老人在疫区800公里外死去 | 疫情之下005

原创 真是脸叔 苍衣社 2020-02-13

【疫情之下】是苍衣社开设的非虚构故事专栏，记录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时，普通中国人的抗疫报告。

大家好，我是脸叔。

每早起来，我第一件事就是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实时动态。确诊病例不断上涨，疫情拐点还不知道何时能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68人死于这个疾病。这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1368个家庭的生离死别。

在疫区之外，也有人被这场灾难的阴影笼罩。只是，他们并不会被记录在因肺炎死亡的人员名单上。

这是 疫情之下 的第 5 篇 抗疫报告

【不会被记录的人】

地点：河北省某东南部山村

时间：2020年1月-2月

全文 4137 字，阅读约需 5 分钟

大年初二，是出嫁在外的女儿回娘家省亲的日子。姥姥就住在我们家，倒是省了这个过程。自从放寒假回来，我每天都陪着姥姥，她笑得合不拢嘴，没事塞麻糖杆给我吃。我也不客气，接过糖杆，一路从舌尖甜到心底。

姥姥今年八十四了，头发已经全白，有些胖，微微凸出个小肚腩，煞是可爱。她有两大爱好，一是织毛衣，二是剪纸。姥姥织出的毛衣比市面上卖的还漂亮，逢年过节，家里贴的福字、窗花、小动物、灯笼都是她亲手剪的。

作者图 | 姥姥织的毛衣

我家在河北东南面的一个小山村，地图显示距离武汉超过800公里。

大年初二开始，村里就封路了，大大小小十一处出入口，除了主入口，其他的都被土挡上。村委会的人在主口那儿坐镇，拉着横幅“非本村人员，严禁入村，一律劝回”。

村里的大喇叭从早晨六点就开始循环播喊：“多通风啊勤洗手，少出门啊要戴口罩，不乱跑哎不串门，不聚餐哎不集会……”

我生性好动，每次回家都和弟弟走街串巷不着家。但现在特殊时期，也只能乖乖待在家里，每天帮妈妈做饭刷碗。

转眼，在家待了快一周。中午吃完饭，姥姥说：“玉霜，我药快吃完了。”

妈妈楞了一下，“还有几天的？”

“五天。”

“行，我想办法找人拿药。”

姥姥有“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按照医生的嘱托，需服用多种药物。一些药在药店里就可以买，一些需要医生开处方拿。通常，我妈会去县里的中心医院给她拿药。姥姥之前犯过脑血栓，如果没有按时吃药，会有很大风险。

我跑到姥姥跟前，“姥，你别担心，我去给你拿药。”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下午，妈给中心医院的医生打了个电话，医生说可以拿药。我爸有些担心，如今正是非常时期，县里中心医院里又有疑似的肺炎病人。

爸说：“我不赞成你去。”

妈说：“那怎么办？等药吃完了，再想办法就晚了。”

爸有些急了，“你没听大喇叭天天喊嘛，你要是去了医院，村里知道了非得把你隔离起来不可！再说了，没村里证明，你连城都进不去，更别说医院了。”

作者图 | 被封的小路

 “那明天我去找村里大队开个信，我小心点……”

妈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爸打断了， “你非得把自己弄得隔离了才心净，是不？”

妈低下头，“那怎么办，那是娘啊，我能看着她不管吗？不说了，等明天我去医院拿完药，就主动去隔离，没事之后我再回来。”

爸爸没有再说话，出了屋门，在院里“吧嗒吧嗒”地抽起烟来。

那晚我没睡好觉，我想跟妈一起去，她没同意。

第二天一早起来，妈说她今天去不了了。中心医院的医生凌晨给她发了消息，说中心医院药品全面停售，医务人员全力扑在肺炎的防控与治疗上。医院的那个疑似病人昨晚确诊了。

那个确诊的肺炎病人，之前因为心脏病突发住院，听说有武汉回来的人来探望过他。现在他确诊了，和他接触的医生、护士、病人、亲戚朋友都被隔离观察。县里的中心医院几乎成了隔离区。

妈没去成，爸似乎松了一气，“不是还有四天的药么，再过两天吧，我来想办法。”

妈应下，“那就再等两天吧。”

姥没孩子，妈是她的养女。姥姥的亲姐姐生了六个孩子，没有能力养活，便将妈妈送给没有生育能力的姥。妈小时候胆小，怕黑、怕鬼、怕打雷，姥姥惯着她，十六岁了妈还是要跟姥睡，俩人把姥爷挤去了另一屋。

妈不放心姥，没有远嫁，和本村的我爸成了家。前些年姥爷去世了，姥姥又突发了脑血栓。自那以后，妈就把姥接来我们家住了。

小时候爸妈忙，我是姥带大的，十二岁之前都跟姥姥、姥爷住在老院里，感情很深。

到了2月3号，姥的药还有三天的。晚上吃过饭，我在姥那屋看电视，妈在厨房忙活。姥走到我旁边坐下，“裹裹，我想搬回老院住。”

“姥，你搬回去干啥？那个院子里又没暖气，又没粮食的。”

“我想你姥爷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

姥姥摇摇头，“不，我一个人去。”

“这事我妈知道吗？”

“我一会儿跟她说。裹裹，我明天上午搬过去，等下午出了太阳，我去趟县医院。我去医院这事你先别告诉你妈。”

“姥，你……”

“裹裹，听我说，我呢，活到今年也有八十四岁了，没几年活头了。你妈四十二岁，还有半辈子，你才十九，人生可还长呢。所以，我回老院，你们都待在这个院……”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姥，那就先把这药停几天，行吗？”

姥姥没有说话。

吃这些药，姥姥并不好受，药物副作用导致她失眠、头痛、便秘、水肿、疲乏无力。我每次看着她难受，恨不得把那些药都扔了。

但之前有一天她忘记吃药，就抽风昏厥过去。幸好那次发现得及时，妈一直掐她的人中，掐得出血了，姥才醒过来。妈在姥怀里嚎啕大哭一场，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妈哭成那样，连气儿都喘不过来了。从那儿以后，姥就一天也不敢忘记吃药了。

姥摸着我的头，“裹，姥听你们说这病有潜伏期，十四天内没发病，就证明人没被感染。我啊，就在老院待半个月，没事的话，我再回来。”姥姥的眼眶已经深深凹陷下去，脸上尽是沟壑，她的手却干燥而暖和。

“姥，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我等你回来。”

姥姥笑着点头。

第二天，我妈拗不过我姥，让姥姥搬回了老院。

下午七点，姥姥给我来了电话，说一切都好，让我不用担心，她已经从县医院拿药回来了。让我还是别告诉我妈她去医院拿药的事。

我说好，姥，我等你回来。

挂了电话，我心里稍微松了一点，暗暗祈祷姥姥不会被感染。

2月5号，大年十二，按照习俗，要烤老鼠爪（地方方言，烤火的意思）吃饺子。

小时候就听大人说顺口溜：“年十二，烤爪爪。烤烤手来烤烤脚，烤烤屁股烤烤腰。烤烤脖子烤烤腿，烤过全身百病消。你家烤完了我家烤，我家烤完了他家烤。烤得越多才越好，烤得越全才越好。烤过百家不生病，无灾无祸无恙成。”

但今天一大早，村里大喇叭就喊不让烤老鼠爪，若谁偷偷烤让人发现了，就得被拉去派出所拘留几天。

妈中午捏了三鲜馅的饺子，煮的时候让我打电话叫姥姥过来吃。我打电话过去，姥说她不过来了，让我给她送一碗过去。

我戴上口罩出门，路上经过一户人家，门前拉着条幅，“本户有武汉返乡学生，请勿相互来往”。我捏了捏口罩鼻夹，加快了脚步。

到了老院门口，打开大门，还没进屋，姥姥的声音就传来了：“裹裹，你别进来了，门边有块石头，你把饺子放石头上就回去吧。”

我说：“姥，我想看看你。”

姥姥笑着说：“我有啥好看的，听话，快回去。等过了这半个月，我让你看个够。你要是不快回去的话，姥就生你的气了。”

我怕姥一生气，血压又上去，连忙应下，转身把门锁上。屋内好像传来了几声咳嗽，仔细听，又没有了，我觉得是自己神经过敏，拍拍脸一口气跑回了家。

那天晚上，整个村里没人烤爪，也没人放鞭炮，夜晚寂静得有些可怕。

我失眠了，想起姥姥屋内传来的几声咳嗽，就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清早我被我妈推醒，她说昨晚她梦到姥姥了，心里有些不安，等会儿吃完早饭去老院看看。

等母亲出门的间隙，我从铁梯子攀上房顶。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没有。太阳也躲在云层后面，看不见踪影。

我和妈妈戴上口罩后，步行去老院。等开了大门，发现昨天端过来的饺子还在原地。

妈妈问：“怎么饺子在这儿放着？”

我来不及回答，奔进屋内。屋里冷得刺骨，灶炉里煤已经烧成了渣，火早就熄了。姥姥躺在床上闭着眼，桌子上有一杯白开水和打翻的药瓶，地上散落着药片。

我大脑一片空白，朝姥姥床边走去，有个男人先一步拦在我前面。

我认得他，他是这儿的防疫胡同长，每天负责定时挨家挨户去测量体温，排查病情。刚才我们进来没有锁门，他刚好到了这边。

他拦着不让我和我妈靠近，小心翼翼地走到了床边，伸手探了探我姥的鼻息， “怎么死的？”

我妈身体抖得跟筛子一样，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搀着她，哭着说：“不知道。”

那人立即打了120，不一会儿，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来了。

其中一个医生问：“什么时候死亡的？”

妈还是摇头：“不知道。”

“死前有感染的情况吗？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类似的……”

 “不知道。”

村支书叹了一口气，“你说你这闺女当的，连你娘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妈抬头看了眼村支书，“我娘生前没接触什么人，你们不用怀疑她感染。”

“妈，姥前天去了趟县医院……”我说。

我妈懵了，瞪大眼睛看着我，“你说什么？”

我回避她的目光，低下头一直哭。是我错了，我当时就该阻止我姥去医院拿药。

医生说：“尸体已经凉了，我无法确定她生前有无发热，是否感染，详细结果需进一步做检查。不过，既然人已确定死亡，再纠结这个这也没什么大用，倒不如尽早火化，让她早些入土为安。”

村支书说：“是啊，玉霜，医生说的对，还是……”

妈打断了村支书，“对不起，我还是想知道我娘是怎么死的……老支书，我求你，帮我娘检查一下……”

村支书看着妈，表情有些复杂，“好，我答应你。不过，你和书裹，必须马上去灵安寺隔离。”

妈对着书记鞠了一躬，“谢谢叔。”复又转身对医生鞠了一躬，“谢谢医生。”

很快，我和妈被送到当地的隔离点灵安寺。寺周围都是土地，入眼尽是半掩于土的绿惨惨的小麦苗，蔫头耷脑的。我和妈被安排在一个屋，窗户正对着南方，刚好能看到太阳最盛的情况。

作者图 | 隔离房间挂着「心经」

妈的体温量测结果是36.7℃，我是37.8℃。医生给了我两盒阿莫西林和三盒连花清瘟胶囊。妈和爸通了电话，爸和弟弟都在家，我家门前被拉了横幅。

妈止不住地叹气，到了晚上，我的体温降到了36.5℃。

妈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窗外，“裹裹，人死了，人身上的病毒是不是也就死了？”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

“病毒在活人之间传染，死去的人也能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吗？”妈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再次摇摇头。

“裹。你说，他们会怎么处理你姥的尸体呢？”

我还是摇摇头。

第二天中午，村支书打来电话，说姥的死因找到了，医生给出的结果是脑血栓，加上抽风失去意识，大约三十秒，人就过去了。

妈的嘴角颤动了一下，刚想说话，就被村支书给打断了，“玉霜，我打电话来，主要是想让你同意你娘马上火化这件事。你也知道，你娘去了县医院，虽然她已经去世了，但感染没感染的谁也不好说……”

我妈同意了，让村支书把一切事宜都交给我爸去办。村支书让我爸和弟弟出门，去处理姥姥的后事。

爸爸和弟弟带着姥姥的尸体坐上了垃圾清运车——这是除了警车和救护车之外，唯一还能自由奔跑的车。

火化完成后，爸跪在火葬场菩萨庙前上了三炷香，将姥姥的骨灰埋在了自家地里，立了一个坟头，无碑。

那天晚上，我梦见姥姥了，她穿着今年过年我送她的红色棉衣，跪在菩萨面前。姥姥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皈依菩萨身边，大概是她的心安之处。

全国记录下的因此次疫情去世的人数，我姥姥不会是其中之一。那些也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

*文中配图由作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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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陈书裹

编辑 | 韩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