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逃出黑工厂，沿着铁轨跑回家丨人间

源济

我逃出黑工厂，沿着铁轨跑回家丨人间

原创 唐超 人间theLivings 2020-01-21

我想逃，可四周都是几米高的土壁，万一没逃掉，肯定会被打残废。可一直待在这里，等警察来救，又要等多久？已经有人7年没回家了。

反复权衡后，我决定还是要逃，不然我的家就完了。

配图 |《归来》剧照

前    言

几个月前的一个傍晚，我路过舅外公家，发现他正一个人在稻场里装谷子。

这些年，舅外婆在市里一家工厂打工，只有快过年才能回家，两个儿子也都在市里工作，村里的家只有舅外公一个人，独自种着十几亩地，再喂几头猪和牛。平常的一天，却像一场不得不打完的仗，一天两餐饭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周末还要给放假的孙女做饭。

我上前帮忙，忙碌了一会儿，实在忍不住问了舅外公一句：“您天天这么累，是为什么呀？”

舅外公笑笑，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讲了一段自己过往的经历。

1

2006年11月中旬，地里的油菜开始抽苔，冒出绿油油的一片，长势喜人。可作为庄稼人，我一点儿都不高兴——还有两个月过年，赊欠的种子、肥料钱，明年开春小儿子读技校的学费全都没有着落，我得趁此农闲找点零活。邻居得知后，便邀我一起去山西临汾挖煤。

我们去的那个煤矿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审批，工人们只能趁天黑偷偷下井。没过几天后，政府就来人驻守在煤矿边，不准工人再采挖了。我和邻居天天待在工棚里，十分焦虑，不断询问带班（工头）何时开工，他总说快了，“马上就能拿到政府下发的审批文件了”。

邻居天天和工友们斗地主，一过就是半个月——他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可我和他不一样，实在等不起了，我决定回家再找个活干。

我在临汾火车站买完票，见时间尚早，走进一家面馆，将两个装有被子衣服的包裹放在桌边，点了碗素面。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坐到我对面，也点了一碗素面，操着四川口音问我，“老兄弟，是不是出来打工？”

我望了那男人一眼，他头发胡乱地支棱着，穿着一件普通黑色西服外套，衣领处粘着些白色的头皮屑，小眼睛，一脸和气。加上他说四川话（舅外公祖籍重庆，后才搬到湖北宜昌农村），让我倍感亲切。

我便用重庆话回：“是的。”

“原来是老乡嗦，”他自称姓李，说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支，是一种5块钱的烟。“你会不会打米？一天可以挣100块。”

“我现在不想打工了，火车票都买好了。”

“你把火车票给我，我去帮你退，你放心。”

我以前在老家的米厂干过，一天只能挣50块钱，便在心里盘算起来：一天100，干到过年，小儿子的学费就够了，还可以还一部分欠账。想到此，我便把火车票给了他。几分钟后，李工就回来了，说票已经退了，钱到时和工资一起给我。

我们在火车站一直等到晚上，来了辆7座白色面包车。我上了车，车内除了司机，还有一人，和李工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

车开了1个多小时，我问还要多久，李工说快了，说着下车给我买了盒盒饭；又过了1个多小时，我又问，他就下车买了些瓜子和炒花生，说给我当零嘴；又过1个小时，车终于开进一家大厂，停在一排矮房前。

我下车望了望，发现不远处有几个高大的烟囱——这根本不是米厂，而是砖瓦厂——我犹豫起来，李工看我呆着，喊了一声，拎起我的行李，就走进一间30多平米的屋子。屋内摆着8张单人床，有的还是用砖块垫起来的，床上的人都睡着了。地上是凸凹不平的泥巴，房顶铺着一层牛毛毡。

我忍不住问：“不是米厂吗？你怎么把我带到砖瓦厂来了？”

李工把我的棉被放在一个空床上，“哎呀，在哪里打工都一样，只要能挣钱就行。”

我想也是，不再说话。不一会儿，李工抱着床单被子进来，睡在我旁边的床上。

2

睡得迷迷糊糊时，我突然被人推醒，是李工，叫我起床准备上班。此时屋内的人都醒了，开始穿衣服，他们木然地望着我，也不说话。

李工给我拿来一个铝合金饭碗、一双筷子，又递给我一包方便面，“你昨天晚上没在食堂煮饭，今天早上就没得吃。”原来，在这里的工人都需要自己用饭碗淘米，然后放进食堂的大蒸锅里，下一餐时再去取来吃。

走出门外，天还没有亮。我在矮房侧面的开水房泡好方便面回到屋里，顺势问屋里的几个人，“你们来多久了？”他们望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你们一个月工资有多少？”他们依然不回答，屋内气氛十分压抑。李工在门外听见了，走进来对我说：“你不要在这里打听工资，这是秘密，厂里规定不能问的。”我不敢说话了。

吃饭的时候，走进来一个矮胖的男人，剃着光头，肥头大耳，自称是砖厂老板，身后还跟着两个年轻人。问完我的名字，矮胖男人说：“杨老头，你在这里别乱打听，老实干活。你先拉几天砖，我再把你调去开柴油三轮车，到时活路（工作）轻松得很。”我只得点头应和着。

吃完饭，天才刚蒙蒙亮，我被一个河南人领进了砖窖，他塞推给我一辆铁三轮车，让我把烧好的砖拉出去码放到固定地点。几趟下来就腰酸背痛，但想着砖厂老板的承诺，决定再坚持一下。

等天光大亮了，我才仔细打量起来这个地方，发现这是一座方圆两公里左右的砖瓦厂，整个地势都凹了进去，边缘是垂直的土壁，像一个平整的大坝。厂里有4座大型砖窑，周边还有很多排矮房，供工人休息。唯一通往外界的公路上铺着石子，停了十几辆拉砖的货车。

这时，一个正一瘸一拐推着三轮车的中年男人进入我的视线，怎么这里还有残疾人？我迅速扫视四周，发现这样的人还不少：一个矮个子一只胳膊耷拉着，另一只手捡着砖；一个长头发的男人，一只手放在胸前，另一只握着车把，左脚往外张着，每走一步身体都在起伏抖动……他们大都穿着破烂的衣服，蓬头垢面。

突然，站在我周围的一个年轻人指着我用四川话骂：“你个砍脑壳的，怎么干活偷懒？！”我望了他一眼，低下头，心想出门在外打工能忍就忍吧，快速开始从车内往外搬砖。

正搬着，又是一句四川话传来：“你妈卖X，又在这里偷懒！”我伸直脑袋，只见一个站在外围的年轻人捡起地上的半截砖头，朝砖堆里的一个中年人扔去，砖头砸在了那人的胳膊上，“啪”的一声断成两截。中年男人扶着痛处，没有吭声，只是可怜兮兮地望着年轻人。年轻人似是不忿，又走过去朝他补了几脚。旁边几个人走过来拉住年轻人，同样操着四川口音：“你别把他打残了！还要人干活呢……”

看样子，这群年轻人应该是砖厂老板雇的打手，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工地上聊天，手上虽没有拿棍棒，但只要看见有工人歇息，身边有什么就扔什么。

中午下工，我到食堂取出自己蒸的饭，另一边的桌上摆着几盆菜：炖萝卜、土豆片、大白菜。我让师傅每个都打点，师傅冷冷看我一眼，“只能打一样。”

工人们打完饭，都蹲在食堂门前埋头开吃，偶尔会背着不远处的打手，悄声说几句话。

吃完饭没有休息。上工后，有人来砖窑给每个抽烟的人抓一把散烟，足有三四十支，里面有贵的也有便宜的。站在身旁的打手大声朝我们喊：“你们点完烟，不要站着偷懒，把烟放在嘴里抓紧干活。”

干了这么半天，我愈发觉得这是一个黑砖瓦厂。趁着打手不注意，我偷偷拉着工人们问，但接连问了好几个，大多数人都只是望我一眼，并不作答，只有一个50多的湖南人小声回我：“我已经7年没回家了，也没看到过1分钱。”

“那你怎么不逃跑呀？”

湖南人望了一眼远处的打手，“这里好几百人，哪个不想跑？可你望一望四周，怎么跑？也有很多人跑过，但都没跑出去，抓回来就打残了。”

“你的意思是，砖瓦厂里的残疾都是被他们打残的？”

湖南人朝我点点头，他怕被打手发现，拉着三轮车朝砖窑一路小跑离开了。

我开始反复回忆被骗经过，还是不敢相信，又问了好几个，从大家零星的回答中，我得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挨过打，也都没见到过工钱——这就是一家黑砖瓦厂。

3

吃完晚饭，李工回来了。他白天不在，显然又去火车站骗人了。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笑了笑说还行。我再次朝他要退火车票的钱，他还是推说结账走人的时候一起给我。我不好强要，以免引起他的反感。

晚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过去我很少出来打工，防备意识薄弱，以前常常在电视里看见有人被骗的经历，没想到居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当然想逃，可除了唯一的公路外，四周都是几米高的土壁，不借助梯子根本爬不上去。万一没逃掉，肯定会被他们打残废，以后不仅干不成活，再想逃都难了。

可是一直待在这里等着警察来救，又要等多久呢？我不敢想象。家里怎么办？如果没有我，我的家庭肯定会垮掉：妻子既不会耕田，又挑不动草头（稻谷），家里还欠着1万多的外债；大儿子是个残疾，现在24岁了连女朋友没有；小儿子16岁，读着中专，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越想越睡不着。我在脑海里反复权衡，最后暗下决心，一定要逃出去，哪怕最后被抓住，打成残疾，我也要试一试，不然全家就完了。

我假装起床上厕所，刚走出屋子，两个打手就拿着木棒冲我跑过来，嚷道，“干什么？！”我说小便，他们说就在这里解决。原来，屋檐前有一个烧柴的铁炉供工人们起夜，门外每天晚上还有人在值班。

第二天吃午饭时，我花几分钟快速解决后，走到公路边打探情况。路口站着五六个打手，每辆进出的车辆会被检查，硬闯肯定被抓。而砖厂四周的垂直土壁，最高处有八九米，最低的也有四米，且仔细观察了一圈，周围连根助力的木棍都没有。

下午搬砖的时候，我的手被磨出几个血泡，便背着打手，准备休息一会儿。这时一个40多岁、在我旁边搬砖的男人，用四川话喝斥道：“你快点干，别偷懒！”

我心说他也是干活的人，还起嘴来：“你算什么东西？”

男人望我一眼，顺起砖头准备朝我砸来，我心一横，率先朝他胳膊扔了一砖头，男人被砸得哇哇乱叫。打手们很快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本想还手，但念着这时必须保存实力，万一把我打伤打残了，还怎么跑。

这时，老板走了过来，揪着我的头发坏笑道：“杨老头，你还蛮歪（利害）的呀？”接着，他脸色一变，露出一副狰狞的样子，“你还敢打我的人？我不妨告诉你，这里的残疾都是我派人打的，你再敢乱来，我定要把你也打成残疾！”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老板在工人身边暗地里安插了眼线。

我一瘸一拐地拉着三轮车继续干活。趁人不注意，从地上拿起一截三轮车的横梁放进衣服里，差不多有40厘米，逃跑的时候肯定用得上。

机会很快就来了。几天后，下了一场大雨，天晴上工时，我发现一处土壁被雨水冲出了一条沟，沟下堆积着一摊淤泥，那一处原本也只有5米高，如果顺着往上爬，肯定能上去。但白天人多，晚上门外又有打手看守，找不到时机。

3天后的晚上，外面的风吹得呼呼作响，空中还有零星的雪。门外打手在说话，我睡不着，就竖着耳朵听动静。也不知过了多久，门外没了声音，我借故起来上厕所，发现门外炉子的火烧得很旺，但一个人都没有，应该是守上半夜的人下班了，而值下半夜的打手还没上班。

我赶紧转身回到屋内，从枕头下摸出藏在那的钢管，快速揭开正在打鼾的李工的被子，照着他的两个膝盖就是几钢管。这是我计划好的——他把我骗到这里，把他打成残疾，他就不能再去火车站骗人了。

李工双手扶着膝盖，痛得哇哇叫。屋内的人被吵醒了，我拿着钢管指着他们，“你们别动，要是敢动，我连你们一起打！”众人瞬间噤了声。

我来不及收拾行李，拿起外套就往外冲。幸好看守的还没来上班，我开始朝白天确定好的土壁豁口处一路狂奔。基本没费什么工夫，便爬上了泥巴堆，顺着水沟往上攀爬，可由于手脚没有借力点，很快就滑了下来。

我急得满头大汗，又不敢往后看。我先使劲儿把外套扔了上去，再将钢管插入泥巴，往上爬了一截，脚终于找到一处软泥的支点，便把钢管快速拔出来，再次往上插入泥巴。就这样，我艰难地一步一步，终于爬了上去。

眼前是一块麦田，麦苗在风雪中左右摇摆，似乎也在努力生长。

依旧不敢回头，总害怕有人追上来，跳下去土坡后就沿着田埂迅速奔跑。大概有2个小时，终于看见了一条铁轨，辨别了一下方向，继续顺着铁轨一路狂奔。天亮时，我跑到了临汾火车站。

我迫切地想回家，可口袋内只有37块钱，不够120多元的火车票。我找到一家派出所，警察得知我的遭遇后，并没有给我录口供，也没有问黑砖瓦厂的情况，只是给我一个地址，叫我自己去找救助站。临走时，一个年轻的警察递给我5块钱，让我买点吃的。

我不识字，也不知道救助站该怎么走。我想进火车站找找出路，但刚走进前门，就看见砖瓦厂的老板带着4个打手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赶紧找了个人多的地方躲了起来，随后迅速跑出了火车站。

没钱买票，火车站也不敢久留，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我脑海：沿着铁路跑回家。

4

站在临汾的铁路边，我大致分析了一下：湖北在山西的南方，那么我朝着往南的铁路线奔跑，一定能回到家。想到这里，我十分高兴，沿着铁路跑起来。

跑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胡思乱想：家人现在肯定担心我。当初我从煤矿走的时候，叫邻居给村干部家（我家当时没有电话）打过电话，说过两天我就到家。现在这么多天过去了，我不知道家人有没有报警，有没有派人来这边找我……我下意识加快脚步。

我一直在想村干部的电话号码，但越想越模糊，到最后连一个数字都记不起来了。奔跑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恨自己，为什么连一个电话都记不住？

饿了，我就在路边的小卖部买点饼干、面包，渴了，就随便找个池塘喝几口水。跑累了就走，腿会抽筋，但我不愿停下来。我害怕自己坐下来休息了，就不愿再站起来。

到了铁路交叉口，我停下来，根据太阳的位置判断方向。偶尔碰到分岔的铁路口都通向南方，我只好问旁边的庄稼户，但大多都不知道，我只能凭感觉往下跑。

到了晚上，未融化的雪照着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脑袋胀疼，肩膀也酸疼起来，腿更像是绑了沙包，每抬一步都异常艰难。遇到桥洞，我很想停下来睡觉，但我不敢——天太冷了，要真睡着了肯定会受凉，如果病倒了，别说回家，就算死在荒郊野外都不一定有人发现。

夜里除了风，异常安静，偶尔跑过一辆火车，车厢里有人吃着泡面，我羡慕极了，心想要是坐在里面该多好。后来我翻过栅栏，心想要是再有火车路过，我就爬上去，但火车太快，根本来不及。

不知又走了多久，我饿了，夜里小卖店没有开门，我就在路边扯下一把麦苗裹着雪放进嘴里，一股苦涩涌上来，实在难于咀嚼，就想起了妻子做的面条。

在家的时候，妻子做早饭喜欢煮面条，因为这样简单，吃完好去干农活。我不喜欢吃，总骂妻子偷懒，可现在却十分想念。妻子做面条时喜欢放猪油，加很多醋，放一些青菜，现在想起来真是酸滑爽口。偶尔她还会卧两个鸡蛋在里面，两个儿子懂事，称两兄弟分一个够了，另一个鸡蛋一分为二，夹给我和妻子。

想着这些，我禁不住一直流泪。家还在漆黑的远方，既不知相距多远，也看不清在何处。

第二天清晨，我走到一个火车站。实在太累了，我在车站的角落找个地方睡觉，偶尔睡着了，又被嘈杂的人群惊醒，如此反复，索性爬起来继续沿着铁路往下走。

就这样不分黑夜白天地走了5天，我经过了第5座火车站。我感觉有些不对劲，问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我走反了。他告诉我，我肯定是在某个岔路口走错了。

我一下歪倒在售票厅的地上，感觉自己过去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我忍不住想，这样下去到底还能不能回家——铁路上有许多岔口，只要走错一条，我就回不了家。而我身上1分钱也没有，根本坐不了火车。我的脚不知道磨了几茬血泡，站起来都觉得疼，更别说走路。我索性破罐子破摔，反正也走不回家，先待着再说。

我躺在售票大厅的水泥地上，感觉全身刺痛，由于好多天来没有睡好觉，我的脑袋肿胀，“嗡嗡”直响。大厅太吵了，我揪了外套夹层内的一点棉絮，塞进耳朵。

可是越想睡，却越睡不着，我反复问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就一直在这个陌生的火车站待下去？接下来我可能成为一个乞丐，找过往的旅客讨要一些钱，但何时才能凑够回家的路费？我不敢再往下想，妻子和两个儿子还等着我回家。

还是睡不着，我索然爬起来坐着。几经挣扎，决定还是要走回家，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觉得自己把事情想复杂了，湖北在山西的南面，只要我往南走，总有一天能走到家，我只需要先沿着铁路离开这个陌生的车站，回到临汾。想着想着，我又激动起来。

5

重新走在铁路上，我感到十分清净。偶尔有几只鸟从头上飞过，它们应该也是去南方过冬，我朝它们挥挥手，喊它们顺道载我一段。它们“叽叽”几声，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权当自娱自乐，朝它们继续喊道：“我很轻的，你们能载得动。”

小鸟叫几声。我又喊：“你们是不是说载不动呀，好吧，那你们去我家捎个信，说我正往家赶，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小鸟叫了几声，我权当它们答应了。转眼的工夫，它们就消失在天边。我想，要是自己能像鸟儿一样飞该多好，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到家。

一个人走在铁路上，没人说话，我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作为男人，把家庭经营得如此惨淡，我很自责。可我又没有别的技术，只能靠家里的20亩地和农闲时打零工干苦力赚些钱，来负担家庭开支、小孩读书，一年到头，反而欠了债。

妻子比我小10岁，16岁时嫁给我，现在才40。嫁给我以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脾气不好，常常责骂她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妻子和我吵过几次后，索性让我管家里的钱，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什么叫“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也才体会到妻子的不易。有时要账的人来家里，我脸皮薄，明知家里没钱，仍让他们找妻子。妻子只好挤出笑脸，求他们宽限几天。

迁居到宜昌农村后，妻子仅回过一次老家，还是岳母去世时。不是她不想，全是因为来去的路费太贵。她跟了我，只能选择当个不孝女。

我又想到大儿子。他5岁的时候，带着2岁多的二儿子不小心从山崖上滚了下去，二儿子当场就走了，大儿子的腿落下了残疾。当时我气急了，还扇了大儿子一嘴巴，质问他怎么带的弟弟。得知大儿子不能行走后，家里也没钱去大医院治病，我只请赤脚医生看了几回，导致他落下了病根，一生都只能借助拐杖走路。

大儿子到镇里读初中的第二天，学校领导就托村干部告诉我，初一上学需要爬4层楼，他行走不方便，婉转地让我把儿子领回家。我到学校后，儿子就坐在教室后排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我故意不看他，默默走进去帮他收拾书包，收拾完后，我站在教室门前等他。大儿子坐着不走，就一直流泪。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几分钟后，他用衣袖抹抹眼泪，双手撑着凳子站起身来，拄着拐杖，倾斜着身体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赶紧背过身去，感觉自己好没用。

没书读，我就让大儿子去学修电视机。几年后，这个行业也逐渐被淘汰了，他闲着没事干，跟我说过几次想在镇上开一家租赁影碟的小店。但家里没钱，我只好拒绝。现在想想，自己真是亏欠他太多。

我的小儿子，从小到大一直当作宝贝养，只要他提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但后来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被我拒绝了。那时候，他本来考上了县二中，虽然不比一中，但里面能考上大学的也不少。

可我想着家里本来就欠债，再说又只是个二中，便非不让他去。他跟我吵架，我说你没考上一中，怪不得任何人。整整一个暑假，他都没有跟我一句话。

快开学了，妻子觉得他太小，出去打工都没人要，说还是应该让他继续读书。我心软，决定厚着脸皮去找村里人借钱，可小儿子却望着我说，“爸爸，我想去读水电学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的好几个同学都在读那所学校，正好有个伴。我同意了。直到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为了省钱。读高中要3年，水电学校只需2年，学费还低。

想着这些，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

好在这些年，一家4口日子过得是穷了点，但关系还算不错。

记得有一次，我开拖拉机爬上坡的时候突然掉档，拖拉机后滑掉进田坎，我整个人被摔了出来。地里的妻子看见了，朝我这里疯跑，把我背起来，到路边拦车去医院。住院的时候，妻子既要忙地里，又要抽空来照顾我，我实在是很愧疚：“你是不是又去找人借钱了？我把家搞得这么穷，你有没有后悔嫁给我？”

妻子就骂我：“你好好养病，别胡思乱想。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健健康康的，穷点没关系。”

往事就像是电影，想到这些，我的身体又有了力气，小跑起来。

6

5天后，我终于重新回到了临汾火车站。

因为太饿，我走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快餐店，希望老板能免费给我一些食物，没想到店老板在得知我的经历后，给我多打了许多肉菜。他建议我逃票回家，还写了“宜昌”两个字交给我，让我进到站内，只要看到车厢上贴有这两个字的火车，我就上去。

接下来每天早上，我都会偷偷溜进火车站内的月台，寻找车身上的标签。可有时候，当我跑到跟前火车就已经开走了——原来临汾是个小站，火车往往停不了几分钟。到了中午实在饿得受不了，我就回到快餐店，添一碗饭，夹一点青菜，随后又溜进火车站内的月台。到了傍晚，我又去快餐店，有时剩菜多，我能吃撑，有时菜卖光了，我就添碗饭泡着开水吃。等到晚上，就躺在售票大厅的水泥地上和衣而睡。

一周后，我终于找到了一辆开往宜昌的火车，兴奋地跳了上去。

中途列车员来查票，我躲进厕所，列车员发现厕所内有人，使劲砸门，我不开，列车员随后叫来乘警，我只好打开门。乘警了解完我的情况时，火车正好到了一个大站，乘警便和几个列车员一起，非要拉我下车，我使劲抱住厕所的门把手——我知道，下了火车，再上来就难了，回家又将是遥遥无期。围在旁边的一些旅客得知后，也劝乘警和列车员，说我也是可怜，被骗了，只想回家。好在最后乘警和列车员被说动了。

颠簸了一天一夜，我终于到达宜昌火车站。正好遇见同村开汽车的熟人，我得以赊账坐上了回村的汽车。

到了家，大儿子正坐在床上看电视。看见我后，他一下就愣住了，流着泪说：“爸爸，我们都以为你死、失踪了……”他拄着拐杖站起来，“爸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叫妈妈和弟弟。”说完，就出了门。

我在厨房的碗柜内翻找食物，半盘放凉了的白菜刚被我倒进嘴里，我就听见小儿子在外面喊着“爸爸”，我快步走出门外，看见他正往家里跑，后面紧跟着妻子。她的手不断地往胸前的围裙上擦拭，原来同村的人小孩10岁生日过客，妻子在人家里帮忙。

晚上吃流水席的时候，我望着满桌的菜肴，硬是往肚子里塞了5大碗饭。我能感觉到肚子很胀，但却还是感觉没有吃饱，饭吃不去了，我就不断夹菜吃，直到一阵反胃涌来，我跑到稻场外吐了起来。

4天后，2007年农历新年。我在土坯屋的门框上贴上红底黑字的对联，听着屋外阵阵鞭炮声，我们一家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两个儿子站起来给我敬酒，我端着酒杯差点哭出来。

回家的路太不容易，我真的感谢自己坚持了下来，不然哪有今天团圆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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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天，我从电视上的新闻看见，山西警方解救了许多黑煤矿和砖瓦厂的工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自己待过的那家。同年，我借钱让大儿子在镇上开了家租赁影碟的小店。

2008年，大儿子谈的女朋友要求我们盖新房，可家里没钱，我和妻子两人借钱，用了7个多月盖了栋两层楼房。次年大儿子结婚，生下一个孙女。

2010年，我的右眼上方长出肿瘤，医生怕是恶性，连同我的右眼眼球一并挖去了。

2011年，大儿媳妇离家出走。

2015年，小儿子结婚，生下一个孙女。

生活终始就是这个样子：是挺累的，也是喜忧参半的。但不管怎样，我回家了。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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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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