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 唐史学者陆扬则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这些年来,我曾听很多朋友说,倒是羡慕像我这样可以自由地阅读,而他们苦于学术分科的职业化,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本专业书籍。当然,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如欲有所发现,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时代那样,仅凭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学术分科之深也是事实,就像《北美中国学》中所说的那样,研究上古史与近代史的学者可能从来不会看彼此的成果,甚至不觉得对方是自己同行。我一度向一位专治近代史的学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写得好,得到一个尚属积极的答复:“是吗?倒是从来没读过先秦史的,我找来换换脑子也好。”也许只有我这样的外行才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门类。 李峰的《西周的灭亡》 在这样一个遍地是刺猬的时代,狐狸式的阅读方式很可能会被讥为“一英里宽,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几十年前美国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激发了通识教育一样,当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导一下公共阅读。这可以使人们从本专业的洞穴中抬起头来,体验更广阔的时空与现实,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从根本上来说,阅读行为可能是一次谨慎有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 我相信,狐狸与刺猬最终可以殊途同归。要有所创见与发现,最重要的是积累。没有积累的灵感与聪明,很快将耗尽而无后劲;而那些乍看灵光一闪的创见,其实也无不因深厚的积累而来——在发明创造上,术语称之为“前置技术”。个人或许还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突发灵感,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门学科、一个社会,则其发展恐怕没有跳跃性可言。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顶尖学者的学术成就会让人绝望,因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写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论文,而是你和人家之间差着许多年的积累。从这一点上来说,“博”与“专”的对立是虚假的,真正的关键在于,这些知识是否有积累,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关联。如果没有积累和关联,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只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海洋球。 问题是,怎样才能有意识地积累知识?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就是在阅读、在阅历中涌现的,它是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先有了它才开始阅读。正因此,阅读应当带来思考,而不能带来思考的阅读,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每一次知识领域的范式转型,常常未必是后来者积累了更多东西,而是领先者所积累的东西,忽然之间变得过时乃至没有意义了,率先拥有新意识的后者,就此捕捉到了机会。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阅读方式,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视野。托尔金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阅读也是一次云游,但要发现点什么,仅仅云游是不够的,而这最终,是为了通向一种智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