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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YiMagazine|2019年终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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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6 09:5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这一年最值得记住的十条商业新闻|2019年终特辑①

 倪妮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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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不到10天,2019年就彻底翻篇儿,我们也将随之告别整个2010年代。

要说即将过去的的这个decade里有什么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你此刻正对着手机阅读一家媒体的年终特别策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要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有什么正在发生细微的变化,我们制作这期特辑时不得不应对“签约图库因与境外企业的合作违规而临时关停”这种突发状况也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作为一家商业媒体,我们在过去十年、甚至过去这一年也有了许多改变。无论形态是周刊还是月刊、载体是纸还是互联网,我们始终致力于为读者及用户提供优质的商业报道。

这辑特别策划便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编辑部甄选出年度十大商业新闻,带你回望2019。


01

波音罪与罚

 ● 标签/ 灾难·商业伦理·航空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因飞行控制系统出现问题在飞往肯尼亚的途中坠毁,机上157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8名中国乘客,这是全球范围内近5个月中第二架该型号客机坠毁。随后,波音737 MAX也因接连两起致命坠机事故遭到停飞,且重飞时间一再被推迟,目前已推迟至2020年3月。波音不仅向737个受害家庭分别支付14.45万美元的赔偿,还在2019年第二季度遭遇史上最大单季亏损,10月,公司解除了CEO的董事长职务。美国航空业也因为“机”渴,导致收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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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37MAX至今未能重飞。


相关链接/当地时间4月15日晚18时50分,法国著名地标、有着800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也遭遇浩劫,其顶部塔楼起火,经过5个小时的抢救,火势才终于得到控制。教堂的两座钟楼虽得以保全,但屋顶部分有2/3已被烧毁。起火原因可能与正在推进的圣母院修缮工程有关。法国政府表态要重建巴黎圣母院。


02

格力混改

 ● 标签/国企·转型·股权


4月1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正在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彼时,格力集团以18.22%的持股比例位列第一大股东,而格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国资委。半年后的10月28日,格力电器宣布,高瓴资本控制的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战胜竞争对手厚朴资本,成为格力电器15%股权的受让方,并跃居为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12月2日,双方签署转让协议,珠海明骏为此支付416.62亿元,格力集团则让出长达23年的第一大股东位置,仅保留3.22%股权。格力电器混改由此跨出第一步。


影响/格力电器的混改,是出于向智能家居、新能源等领域转型的需要,也给其他处于转型阶段的国企提供了一个参考。因为珠海明骏无实际控制人,股份转让后,格力电器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公司。


03

人造肉落地?

 ● 标签/创业·投资·风口


这无疑是2019年全球最热项目之一。5月2日,拥有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投资的美国人造肉公司Beyond Meat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该领域第一股。上市首日,公司股价即暴涨163%,此后累计涨幅最高曾达近800%,并在第三季度宣布公司层面盈利。随后,肯德基、汉堡王、赛百味以及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美国食品巨头家乐氏与荷美尔,都相继推出人造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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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问题,好吃吗?


相关链接/今年另一个“风口”电子烟,则是另一派光景。虽然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数十家电子烟公司获得数亿元融资,但下半年,政策风险开始显现:11月1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发布通告,敦促主流电商平台下架电子烟产品。而在美国等海外市场,电子烟相关政策也在收紧,美国电子烟巨头JUUL年底也不得不开始裁员、削减规模。


04

动荡的香港

 ● 标签/暴力·政治·经济


自6月开始,一些香港示威者以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为名,发动大规模示威活动,后逐渐演变为袭警等激进暴力犯罪行为。


影响/持续示威带来的风险上升,使香港作为贸易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遭到破坏。其中航空业是受较大影响的一个领域,香港机场8月客运量下降12.4%,创下10年来单月最大跌幅。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及旗下的港龙航空的运载率在8月下跌了7.2%,6年内载客率首次低于80%。另外,由于国泰航空及下属部分员工参与示威活动,遭到大众对其安全性的质疑,8月16日,国泰航空CEO何杲离职。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中的惠誉和穆迪也都下调了香港的信用评级和评级展望。香港特区政府已将2019年全年实质增长率预测下调为0%至1%。


05

Facebook要发行自己的货币

 ● 标签/数字币,区块链,金融


6月18日,Facebook公布了加密货币Libra白皮书,宣布Libra区块链预计于2020年上线,以实现“货币互联网”。这被视为社交平台Facebook进军支付领域的标志,它将允许个人跨境支付,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也可以直接交易。Libra白皮书发布后,Mastercard、Visa等27家机构已加入Libra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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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区块链再飞一会儿。


影响/Facebook要推出数字货币的消息成为数字货币新一轮涨势的直接推手,比特币站上9000美元大关,创下13个月以来的新高。但它也引发了对洗钱、垄断和破坏金融稳定等问题的担忧。随后,PayPal、Mastarcard、Visa等机构又相继宣布或表示考虑退出Libra协会。10月19日,G20领导人表示,在解决各种全球风险之前,不得发行这种货币,欧盟更准备自己发行一种公共数字货币。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让Facebook放弃或推迟其数字货币项目。


06

上海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 标签/城市,管理,政策


7月1日,上海开始强制执行生活垃圾分类。个人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上海党政机关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旅馆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日用品,餐馆、外卖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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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


影响/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上海率先迎来一场对于城市治理的全方位挑战。从理念的普及、执行的力度,到矛盾的处理,上海的一举一动,也给接下来陆续要执行垃圾分类的46个中国城市提供着经验与教训。同时,围绕着垃圾分类,一些新型项目、产品和职业相继出现,进一步完善着这一产业链条。


07

中国新能源车销售量负增长

 ● 标签/汽车,新能源,下滑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的数据,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和全电动汽车的新能源汽车,7月销量同比下降4.7%至8万辆,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月销量两年多来首次下滑。在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助推下,中国自2015年以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不过从今年6月26日开始,购买新能源汽车不再享受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国家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补贴也大幅减少。


影响/销量下滑,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日子当然不好过。比如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电动车创业公司,蔚来的第二季财报只能用惨淡来形容,其市值也跌到上市时的62.5%。而曾经作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对整体疲软的中国车市而言更可谓雪上加霜。


08

科创板来了

 ● 标签/投资,证券,资本


7月22日,科创板正式开市交易。科创板是由上交所在2018年11月设立的股票板块,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市当日,25只个股合计成交485.08亿元,股价涨幅均超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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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亏损上市。


相关链接/今年资本市场的大事件还有11月26日阿里巴巴登陆港交所,上市首日其股价就上涨6.9%,超越腾讯,成为港股市值排名第一的公司。此次在香港上市完成后,阿里巴巴的股份能够与纽交所上市的存托股相互转换。而就全球来看,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于12月11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Tadawul证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开盘即大涨10%,触发涨停,这也让其市值达到约1.88万亿美元,远超此前全球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


09

开业火爆的Costco首店

 ● 标签/外资,零售,中国市场


8月27日,美国商超品牌Costco的中国内地首店在上海市郊开业。大量低于市价的商品,包括一些奢侈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争相前往体验,第二天更是宣布限流。根据Costco的数据,截至首日,它已卖出16万张会员卡。和沃尔玛的山姆会员店类似,Costco也采用会员制,在中国,每年的会员费是299元,开业前优惠价199元。Costco上海店的火爆让它的股价一度上涨3%以上,其在中国内地的更多开店计划也很快提上了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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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会员的朋友们,后来去了几次?


相关链接/然而2019年,更多外资公司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好过。7月1日起,亚马逊中国不再销售纸质书,7月18日起则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提供服务。另外,进入中国才14个月的全球知名创业投资加速器Y Combinator以及Gap子品牌Old Navy也都于11月底先后宣布将退出中国市场。


10

WeWork折戟

 ● 标签/IPO,亏损,独角兽


美国时间10月1日,WeWork宣布正式撤回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招股说明书。这家共享办公领域的独角兽公司的上市计划今年一再推迟,其估值已从最高峰时期的650亿美元跌至100亿至120亿美元之间,且财务数据显示公司还在不断亏损,预计在未来4年间至少需要72亿美元才能解除现金流为负的状态,公司创始人亚当·诺伊曼也因此事以及个人丑闻等问题于9月24日辞去CEO一职。新任领导层接手后很快采取了裁员、精简业务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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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困境让一度风光的WeWork不再work。


影响/作为WeWork的主要投资者,软银已向其投资近百亿美元,目前也正在筹集增资WeWork的资金。WeWork和上市后仍然持续亏损的Uber,使它们的最大投资方软银成为过度投资的代表。硅谷对缺乏持续盈利能力的明星?创业公司的态度也开始趋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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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6 09:5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一年,C位属于“中国” | 2019年终特辑②

 肖文杰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12-24

再过不到8天,2019年就彻底翻篇儿,我们也将随之告别整个2010年代

要说即将过去的的这个decade里有什么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你此刻正对着手机阅读一家媒体的年终特别策划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二篇。编辑部总结了年度关键词,并给出了我们的解释。

集体爆发的本土品牌,

贯穿全年的大庆气氛,

激烈动荡的外部环境,

都让“中国”这个概念成为2019年的焦点。



记者 | 肖文杰

编辑 | 陈   


如果有一个2019年最流行歌曲评选,创作于1985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想必会全票当选。


34年后,这首歌被选定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主题曲。这一年,官方、商业和民间对它的各种演绎从年初就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的盛大庆典之后才算告一段落。以这首歌为背景音,中国人经历了一场以“中国”为主题的年度巨型campaign。


这一年的几乎所有大型公共事件的确都与“中国”相关,其中包括两个今年在社交网络上总是能带来显着高流量的话题——华为和香港。围绕它们的讨论,最终一定会落到“中国”这两个字上。


这两个字,也被我们选为2019年的年度关键词。


理论上,对于一本在中国发行的商业杂志,或是任何一个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业实体来说,“中国”永远是底色和基调。但今年,这个底色在商业世界中尤为突显。


影视行业的寒冬论已经持续了几年,但大部分与中国概念相关的电影都在今年取得了好成绩。票房最高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被视作“国漫崛起”的标志,票房排名第二的《流浪地球》代表“国产科幻崛起”,包括《我和我的祖国》在内的3部电影则直接成为国庆70周年纪念的高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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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票房最高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带起了“国漫崛起”的呼声。


今年受到欢迎的商业公司,背后也多有“中国”属性的影子。它们有的是重新找到方向的传统品牌,有的是迅速崛起的创业公司,有的是在全球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本土冠军。本土品牌的崛起的确成了2019年中国最显着的商业趋势,这也是为什么《第一财经》杂志会在今年首次制作“新国货”榜单。


你当然很难量化“中国”在其中的的作用——比如用一个百分比去判定华为销量猛增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爱国——但它又太明显了。人们在消费这些产品,或是称赞这些公司的业绩时,最终都会把落点放在“这是中国变好变强的体现”。


差不过一个世纪以前,类似的商业氛围也曾充满中国社会—1910年代到1930年代,国内曾有一场持久的“国货运动”。


“工人必须积极改良国货”“大众必须积极购买国货”“商人必须积极销售国货”……美国历史学家Karl Gerth在著作《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中记录的这些口号曾在1928年夏天的“上海国货周”被反复提起。


100多年后,消费主义与爱国主义再次合流。


当然,从商业的角度看,这两次国货潮仍有许多不同。1910年代还是一个电影被称为“洋戏”、袜子被称为“洋袜”的时代,消费社会的一切基础都是从国外引入的。“中国人买中国货”的信念,几乎是当时本土品牌唯一的仰仗。


但这一次,国产品牌的叙事口吻已经变了,现在的表达方式是:“中国品牌也不错,不是吗?”


如果你像媒体记者一样经常参加各种行业论坛,就会听到这样的表述:在××领域,中国的确是领先了。


这正是变化中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观察2019年表现突出的这些本土品牌,你会发现它们赢得市场的最根本逻辑还是商业的:华为牢牢抓住了手机用户的拍照需求,并且用有竞争力的成本满足了这一需求;李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是因为它真的对中国文化做了提炼,衍生出了有个性的设计,这是潮牌的本质;完美日记在欧美品牌统治多年的美妆界快速拥有了姓名,是因为它最大化利用了中国在电商体系、供应链体系和社交网络营销体系三个层面形成的资源红利……在它们身上,“中国”,或者说爱国主义的影响,更像是催化剂和放大器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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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将中国文化融入设计,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另外类似大白兔、百雀羚、飞跃等一批国货,与其说是借国货概念营销,不如说是把消费者的集体回忆作为品牌魅力的原料。


在生意的另一端,借由消费国货表达自我的,有很大一部分是1990年,甚至2000年之后出生的年轻人。


假如以专业的营销视角来观察2019年这场国家campaign,得承认它的确效果不错。换句话说,甲方很懂,预算很足,也都花到了点上。商业机构普遍犯愁如何抓住年轻人,但如今知乎上一个“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中国强大了”的问题可以吸引超过1万个回答,而且回答者绝大多数是90后。


他们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自信更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进步和增长之中。而更年轻的00后,他们完全成长于中国独有的互联网环境,没有理由不喜欢温室。


但商业毕竟不是政治。这些品牌必须明白,意识形态终究不可能成为商业模式,国籍也无法构成一个品牌长期受欢迎的基础。只有好商品才能卖得好。


反过来,如果想要激发爱国主义情绪,鼓励民众买国货倒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相比单纯的口号,消费为爱国提供了具体的行为和场景。再加上社交媒体引发的共振,“中国”的概念能最大限度地被强化。


优秀的企业家会警惕这种局面。2019年10月,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写道:本土品牌不能迷失在过度消费国内客户及民众的同情和支持里,更应该做的是以更优质的服务报答市场。


关于这一点,邻国日本再一次贡献了前车之鉴。


1950年代,战后的日本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本土消费品,但多以低价低质闻名。几乎同时,日本的生活方式杂志《生活手帖》开始“商品测试”的企划(这本杂志以从不刊登广告着称)。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他们烤了43088枚吐司,测试日本产的10个品牌的33种烤面包机,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值得推荐的产品。这个结论,连带33个产品的品牌和型号,全部公开登载,其中包括日后成长为国际品牌的东芝、日立、富士、夏普。


如今,“国产”已经是日本消费市场常见的卖点,代表着高品质。它背后,绝不是消费者和媒体的情怀与宽容,而是苛刻。


有意思的是,媒体在20世纪初发挥了同样的作用。与那场“国货运动”一起爆发的,正是当时的“新媒体”——报纸、杂志、电影、广播。1901年到1910年,中国的报刊杂志流通量增加了25倍,它们塑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消费观念,也在推介产品的同时塑造了“中国意识”。


而且,100多年前的国货运动,与同一时期的“抵制洋货运动”可以看作一对双胞胎。它揭示的另一个逻辑是:当人们在商业层面强调国家属性的时候,往往是面临重大外部挑战的时候。这种挑战,在20世纪初是被侵略的威胁,现在,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秩序受到冲击。


2019年是这种冲击表现得尤其剧烈的一年,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看上去正在终结。


许多事实在过去几年被反复放到一起: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存在“脱钩”的风险,美国正在尽可能地退出它建立的国际秩序,而主导了这一切的总统正雄心勃勃地追求自己的第二个任期;虽然充满反复,但英国退出欧盟已经不可避免;民粹主义成为在许多国家发展最快的思潮……人们开始讨厌一切“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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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品在其他市场被排斥,引起本土市场的“应激反应”。


国籍在越来越多的市场正成为否决一桩生意的理由,而中国和中国产品很容易进入“讨厌名单”。我们必须理解的一个事实是,很大程度上,本土品牌过去的进步,是全球化竞争洗礼的结果,而中国的高速增长,更是与全球化同行的结果。当这些规律行不通后,对本国产品的支持和偏爱会引发最自然的“应激反应”——中国产品在其他市场被排斥,那还有本土市场可以倚靠。


应激反应最怕过激,个体消费者的支持无可指摘,但它不应变成不讲道理的偏袒、不容辩驳的政治正确,更不应上升为制度保护。要知道,中国本身也是如今的全球化秩序最积极的维护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化背后隐藏的阶层分工和相对剥夺无法忽视,但这不是靠单纯而荒唐的“割席”能解决的。在很多跨国公司里,员工的国籍本是不需要公开的信息——因为无关紧要——但贸易摩擦带来的审查,让不少公司不得不统计自己的专利中,不同国家的员工分别贡献了百分之多少。


这样的现实其实正好说明了,如今你已很难划定某个产品或公司的国籍。当我们谈论国货时,它的概念也没有那么清晰。比如,我们不会把中资占比超过50%的合资汽车公司生产的产品当国货,但会把数据、团队和用户都在海外的TikTok当作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汽车公司吉利全资收购了沃尔沃,但它自己仍把沃尔沃称为一个瑞典品牌。这些商业技巧都说明,在一个成熟的市场,抵制和隔离出现得越少越好。


另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是,当我们把一个主权国家选为今年的关键词时,主权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正在经历巨大挑战。


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真正的推动者和受益人,这些庞大组织本身的国籍已经模糊。IT巨头们则更进一步,它们正越来越多地扮演政府的角色。最新的试探来自Facebook,它准备联合其他大公司推出一个跨主权的数字货币。


今年有一部名为《美国工厂》的纪录片获得多个纪录片奖项和提名,因为有奥巴马参与和讲述中国知名企业福耀玻璃在美国开工厂的故事,它在国内也引起了关注。表面看,该片讲述的冲突双方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和“美国”,但归根结底,真正颠覆旧秩序的,其实是新技术。就像科技博主周钦华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在新的技术时代,国家需要与个人签订新契约。


5G、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这些技术即将或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形态。这些技术最后会走向哪里?商业世界乃至整个社会会如何改造?新风险如何管控?新秩序中个体的价值如何体现?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率先在中国浮现。因为对于上述所有技术,中国都是最大的投资者和试验场。


这个市场有足够的空间和意愿去追逐进步。它确实被寄予希望,也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把“中国”选为关键词的一个隐藏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12月5日,色彩研究机构潘通(PANTONE)发布了2020年度的代表色—经典蓝。在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给人“冷静、信心和连结感”的颜色时,潘通的回答是:在跨入一个新时代之际,我们渴望在一个可靠稳定的基础上开始建设。


对于中国,和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个体来说,2019年,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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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6 10:0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危急时刻的华为,和冲在最前面的任正非 | 2019年终特辑③

 吴洋洋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12-25

再过不到一周,2019年就彻底翻篇儿。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三篇。编辑部将华为选作今年的年度公司,这家公司在这一年承受了巨大压力,也获得空前关注。任何关于2019年中国商业事件的讨论,恐怕都无法回避华为。

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都发生了。



记者 | 吴洋洋

编辑 | 王姗姗

2019年12月初,孟晚舟在异国被捕一周年之际,她的父亲任正非接受了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的专访。

这位年过75岁的华为创始人在采访中透露,准备将华为的美国研发中心迁往加拿大。末尾,他还“致歉”:“加拿大夹在美国和华为中间受害,我心中是抱有歉意的。”

几个月前,穿着同一件桔红色西装,他在同样的地方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

在2019年之前,任正非每隔数年才见一次媒体。他所创立的这家公司,即使在国人眼中也相当神秘——年营收规模超过7000亿元,是阿里巴巴的两倍,但迄今没有上市计划;由9.6万名员工参与的员工持股制和针对最高领袖的轮岗制,也在全球罕见。

但是2019年,任正非和华为公司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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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统计,任正非一年来独自面对的大大小小的媒体采访已超过30场,比他创业30多年对外发声次数总和还多。几乎每个月,他都会在位于东莞松山湖的华为总部——一个由日本设计师设计的欧式花园式建筑群,接待好几拨来访媒体。会谈的桌椅,很多时候就设在一个叫“客户接待中心”的宽敞大厅里。


表面上看,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境内转机时被捕一事,以及2019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对华为实施“实体清单”制裁,令华为获得了来自全球的注意力。

但如果深入看向华为的内部,尽管任正非称对于今天碰到的问题华为已经准备了十几年,复杂而凶险的政治环境外因,对这家公司在“和平年代”形成的既定战略、文化积淀、员工信仰,确实形成了强烈冲击。最危急的时刻,年迈的创始人花费近20年在公司高管层培养的所谓“无为而治”瞬间全都失效。

任正非仍然需要冲在19万华为人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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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刻,75岁的任正非仍然需要冲在19万华为人的最前面。

耐力与情绪


5月16日,华为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公司在向华为供货前向美国政府申报,每次申报的有效期为90天。终端业务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无法预装安卓系统,华为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量一度下滑了40%。

但总体市场数据显示,过去4个季度,在全球和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均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华为的同比数据保持了逆市增长。2019年第三季度,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录得26%的同比增长,而这份成绩单极大得益于中国国内市场对华为的巨大贡献——期内,华为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同比大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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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并没有主动打过爱国牌,支撑其手机业务强劲增长的原因,是在美国政治制裁刺激之下,本国民众声援华为的民族情绪。

华为内部的弦比外部公众心里的弦绷得更久。

华为有19万员工,其中6万人被直接布局至海外,在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业务。伴随技术更新的深入,以信息安全为主题的合规审查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在5G业务的推进过程中,华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

《第一财经》杂志采访获悉,在与英国运营商的合作中,华为被要求提交应用在英国境内所有通信设备的源代码。2018年,华为进一步收到英国监管机构更为苛刻的“合规”需求——华为要对已投入英国市场的所有通信设施中的软件做改进,确保它们不会因年代久远而出现安全漏洞——包括这些设备中的所有第三方软件,以及一些供应商已经不再更新维护的软件。为此,华为需要重构这些设备中已经使用了30年的全部代码。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与通信(ICT)基础设施与智能终端提供商,以华为的软件工程能力,它仍需要花费3至5年时间和20亿美元才能完成这部分工作。但是华为最终答应了英国的这些要求。

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被加塞给了华为的研发团队,项目负责人是当时的轮值CEO徐直军。到今年5月美国“实体清单”公布的时候,徐直军带领的团队还没有完全完成英国的代码重构项目。

在华为员工的眼中,公司今天的市场地位是一路“打仗”打出来的。早年跟思科、诺基亚“打”,内部因此有一种“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的战斗文化,所以他们最初也是将“被美国制裁”当作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打的另一场仗而已。

但是,今年到了下半年,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不太确定,“下半年开始感觉,研发面临的压力看不到什么时候会结束。”一位不愿具名的华为员工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这种不确定感不仅来源于外部市场压力,伴随战略调整而不断出现的组织架构调整以及人员流动所形成的高压气场,更是华为内部各种复杂情绪积聚不散的原因所在。


今年的10月30日,为感谢员工在5月美国实施出口管制后的努力工作,华为董事会对内发放了两份特别奖金:阳光普照奖——19.4万华为员工增发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另一笔高达20亿元的奖金,则是用以奖励在应对美国制裁中为维持业务连续性而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

任正非当然可以想象内部员工在此期间承受的压力,但他没办法像了解自己一样精确地感知公司的状况。如果说上半年华为的厄运主要是来自于外部,进入秋天以来,危机已经传导至华为内部员工这一翼。

在2019年下半年,关于“华为高薪聘请博士加入公司,年薪百万元”的消息就不断见诸媒体。此举无非是想塑造华为“重视人才”“投资未来”的形象,但引发了老员工的不满,尤其是同样具有博士学位,只不过早两年加入公司的那些人。

华为的人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服务于人才的新陈代谢——它巧妙规避了《劳动合同法》中提到的“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需与之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条,规定员工每4年重签合同,然后每8年就离职再重新入职。

这项制度从2007年开始实施,当年第一批重新入职的人,在经历了2015年第二次重新入职后,到2019年面临或续签合同,或不再续签的命运。这个过程也意味着,到时将有一批不再能创造价值的人被淘汰——谁也不知道自己此刻还在为公司“打仗”,下一刻是不是就会成为被公司解雇的人。

还没等到10月底宣布的两笔奖金落袋,10月31日,华为原HR胡玲就在知乎撰文,抱怨华为的官僚文化和并不像其他互联网公司那样体恤员工的企业文化。员工不仅在公司内部的BBS“心声社区”上声讨“实名投诉为什么不保护投诉人”,社交媒体上也吵翻了天。

很多公司都设有内部员工在线社区,但是华为的心声社区实现了很多“破例”——不仅员工可匿名发言,非华为员工无需注册也能随意浏览,上面甚至有官方面向员工发布的各种公司文件、会议纪要。这个网站的搜索功能,比很多内容网站的体验还要优秀。

但即使做到这种开放程度,那些对华为充满不信任的提问,还是一再被扔回到任正非面前。

任正非的三种角色


这时候期待从任正非那里得到更多温情或者超然智慧的人,都是要失望的。

2018年12月2日,孟晚舟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通过丈夫向任正非传递了纸条:“爸爸,所有的矛头是对准你的,你要小心一点。”收到纸条,任正非感到震惊。但是第二天,他还是按照既定行程飞往阿根廷,参与讨论华为在当地代表处的组织变革。

任正非其实肩负着三重角色:3个孩子的爸爸、华为创始人,以及一个中国企业家。他最在意前两种角色,但最近一年来不得不扮演的是第三种。

“华为和中国政府到底有多紧密?”

“如果你的政府要你在设备上开后门,你会怎么做?”

“你曾经在军队工作过,所以华为跟中国军方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美国是在嫉妒中国吗?”

任正非对上述事关政治的媒体提问并不意外,更不陌生。过去20年,华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基本是不回应;但是2019年,还是关于这些问题,任正非颇有耐心地回应了几十遍。

他应对媒体的方法论,是带着对方厘清家事、华为的事、国家政府之间的事——这三者的区隔。

但华为的业务成长,确实脱离不开它所立足的国家土壤。采访当中,他也曾多次以他的个人故事,回述中国社会从大饥荒到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他的目的是希望外界能认可,华为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得益于市场经济,华为是一家纯粹的商业公司。

现在,两种方式都试过了,那些存在于东西方之间和公司内外的认知冲突似乎并没有被化解多少。有媒体甚至希望他能就“国家民航总局在香港事件中对国泰航空发通告”一事发表个人看法。

任正非既理想又现实,既东方又西方。他提出不希望国家救华为,因为那样就花了穷人的钱。他推崇全球化,为技术主义代言,声称如果中国出于反击而制裁苹果,他会第一个出来反对。

在公司管理制度上,华为是国内最早向西方学习的公司。除了全员持股是任正非本人的创意,其他公司制度基本都是西方管理咨询机构的作品:其现行的供应链体系和研发架构都是1990年代末聘请IBM设计的;人事制度则出自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是综合了任正非的全员持股和西方考核制度的结果。

任正非是“制度”的信奉者,所以在他的逻辑里,员工要扞卫自身权利的途径也很简单,就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但这种制度化思维,也让很多事情的操作变得直接而粗暴。

在决策环节,任正非的经验核心是“集体主义”,华为的持股委员会就是公司的决策机构。然而在利益分配方式上,他又是极端的市场思路,拒绝大锅饭。

这些矛盾使得任正非成了那个既不东方,又不西方,而是处在东西方之间的人,夹缝中的人。西方人不满于他东方主义的那一面,而国内舆论不满于他西方市场逻辑的那一面。但任正非并不会轻易放弃他的这种夹心价值观,这不是源于傲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他归根到底是个经验主义者。

他推崇全球化,是因为他和华为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2G时代,在国内运营商崇拜、采购外企产品的时候,华为开发出的GSM辗转到海外找到市场,从而让公司生存下来。

对比联想“贸工技”的战略排序,任正非支持“技工贸”,因为华为的第一桶金就来源于技术。1980年代,他投入所有财力开发出的第一代产品“千门交换机”,让华为赚了上百亿元。接下来,他把赚来的钱又用来赌了“万门交换机”。这些经历和在产品设计上的思路,事后被推导成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因为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将技术人才绑定在一家私营企业身上。

再比如,他推崇法治而非人治,而让听得到枪声的人做决策,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从军时期他从报纸上读到的谈论西点军校的管理文章。

“这几十年来公司内部对我的评价,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妥协派,因为我在公司总体是比较软弱、妥协的,在公司实际扮演着一个傀儡角色,并不是强势领导者,强势领导者是常务董事会。”如果不是美国制裁,任正非会在2018年年底结束他拥有的“一票否决权”,从华为正式退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所创立的这家公司当时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佳状态。

2018年年底,华为以28%的市场份额继续位居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公司,在电信设备市场的份额还将继续巩固和扩大。其次,它的消费者业务(CBG)表现也不错,2019年年初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商。这份“副业”也让华为的品牌得到前所未有的曝光。对任正非个人来说,2018年年末的时光同样安详。在创业30年之后,他已过74岁,结过两次婚,是3个孩子的父亲,马上有时间陪伴家庭。另外他还想在退休后找一所好大学学习数学,研究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宇宙起源。

但现在,这些个人计划都得无限期搁置,他和华为被拖入了一个无法轻易脱身的漩涡。

什么才是华为的主航道?


华为在过去半年中新增了6000余人,员工规模达到19.4万。这些招募,一半用在何庭波领导的海思芯片研发事业上,另一半加持了王成录主管的软件部门,过去半年,他们新增了一个加速上线鸿蒙操作系统的新任务。

余承东管理的消费者事业部(CBG),无论资金还是人力投入都没怎么变化。不仅如此,他们还多了一些计划外的新工作——替换掉华为手机和电脑产品里的美国芯片、操作系统以及相关应用程序。

至少在2019年5月之前,华为消费者业务面临的困境是被低估的。

一开始,“美国制裁”最令华为担心的是芯片。到美国发布实体清单第4天,5月20日,Google宣布暂停与华为的部分业务往来的时候,华为担心的也还是操作系统和生态,即如果不能在海外市场应用Gmail、Chrome、YouTube、Google Map等会怎样。

随着时间推移,华为内部逐步认识到,CBG要解决的不止是今年这批新手机的软硬件困境。更大的难题在于,他们要做好长期双线作战的准备:一边补漏洞,一边投资未来。华为在整个智能终端层面的竞争力会因此被削弱——手机行业不像电信行业那样变化缓慢,相反,它市场格局的变化速度是以月计算的。

除了没有猜到华为终端业务会因为政治问题而陷入紧急危机,任正非倒是早已经想过,华为如果做手机可能会有这么被动的一天。

他2010年左右开始提“无人区”的概念。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有两层,一层是技术方面的,正是他今年以来在面对媒体发声时多次提到的“理论极限”问题:人类通信网络的编码技术已经接近“香农极限”,接下来怎么办?那么,从公司战略层面,华为在通信设备领域获得的领先优势即将走到理论极限的时候,下一个重点业务应该布局什么?

后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由余承东领导、成绩斐然的消费者业务,即包括手机、平板电脑和一系列所谓物联网设备在内的to C生意。

作为一家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商,华为原来一直做“管道”,从技术趋势来看,产业价值会不断在向云和端两边转移,所以华为必须要抓住这个变化。任正非个人更属意的新“主航道”是云计算。他会偏爱这个业务,除了因为它和电信设备一样是个任正非熟悉的to B生意,还因为他不想步诺基亚的后尘——在他看来,手机行业虽然利润丰厚,但是个市场阴晴不定的行业。

刚刚进入21世纪时,中国电信的设备供应商已经从过去的“巨大中华”厮杀到只剩华为和中兴。全球范围内竞争对手的名单也减少了很多,加拿大的北电因为财务上的问题已经破产,欧洲则只剩下爱立信和诺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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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此时都面临“下一步”的方向选择问题。诺基亚和爱立信都选择了向产业链下游延伸,进入以手机为主的to C市场。这两家公司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们的手机产品几乎从市场上消失,母公司从声誉到业绩都受到严重拖累。

任正非想选择云计算,因此自上而下地推动华为云业务上线。虽然在服务运营商之外,华为也有很大一块既有业务是面对企业的,其团队迄今未能找到进入这一市场的“金钥匙”。

国内云业务口碑更盛的,反而是做消费互联网起家的阿里巴巴。除了更早投入对云计算的技术研发,阿里销售云服务的思路,是首先将自己作为中国最大电商平台所涉及的全部应用、数据存储和计算过程搬到阿里云上,接着再通过生意链接关系,说服产业链上的软件服务商和物流公司“上云”,最后一步是劝说那些在天猫开店的品牌商以及它们背后的制造企业购买阿里云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但华为目前销售云计算服务,只能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一家一家地上门cold call。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数据,截至今年第一季度,阿里云拿下了国内云计算市场43.2%的份额,腾讯以12.2%位居其二,第三名华为的份额仅有5.2%。

对内讲话时,任正非经常会提醒他的团队“聚焦主航道”。不过,这家处在风暴之中的公司已经越来越难以回答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主航道。几十年前,它曾在IBM的咨询建议下转型为通信服务商,但有了终端和云业务之后,它的愿景变成了“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的空泛概念。

到底什么才是华为接下来的主航道?需要回答清楚这个问题的人现在仍处在诸多矛盾的中心,无法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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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2-26 10:0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你看今年这些失意的公司啊!用水逆能解释得了吗? | 2019年终特辑④

 许冰清 王姗姗 等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12-27

再过不到一周,2019年就彻底翻篇儿。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四篇。编辑部评选出21家年度失意大公司。我们找出了这些公司失意的原因,但比一时失意更危险的,应该是前所未见的强大对手。

 记者 | 许冰清 肖文杰 王姗姗

编辑 | 陈   锐


国内篇


2019年年中,A股市场有一件小事值得被记住:贵州茅台的流通股价突破了1000元。这是A股市场化运作后首只真正意义上的“千元股”。


我们想说的当然不是请大家记住高股价。因为茅台的问题恰恰在于,股价竟然创了新高。


茅台这一年其实过得相当不顺遂。以董事长为首的高管层与经销商体系合谋的贪腐窝案被坐实后,公司面临着规模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零售渠道重组,以及日益扩大的产能缺口,新旧理念的对冲暗潮汹涌。


对于任何一家大公司而言,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致命。但这次,在中国,在A股,市场却轻易地“宽恕”了茅台。红色历史、国货概念、民生需求、产品稀缺性……每个标签都让股民甘愿一赌再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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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股价创新高,背后却隐藏危机。


这种无法复制的行业影响力和中国式交易逻辑,成了茅台“大而不倒”的关键。这表明,大公司令人恐惧的影响力,核心仍在于其规模。在相对年轻的互联网行业里,这种效应体现得格外明显:2019年,入选《财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其中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8家互联网企业,合计市值接近11万亿元,是中国500强公司总市值的近1/4。


另一个用于衡量行业内竞争程度的指标“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则显示,在中国,休闲服务、家电、房地产等多个传统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都在2019年达到了近三年内的新高。头部公司的影响力倍增,行业寒冬的发展压力自然就变成由中小企业承担,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华为在国内手机市场份额上对于小米等品牌的压倒性胜利。


影响力固然可以帮助大公司解决许多问题,但领导者的错误、战略执行不力、创新力的缺失,以及不可控因素的干扰,仍是任何级别的公司都值得警惕的基本问题。今年因为这些原因失意的明星公司依然不少,但比一时失意更危险的,应该是前所未见的强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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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寒冬”受害者


同是穿越经济周期的过程,有些“船大调头难”的行业动作总是会显得更慢、更艰难一些。比如受宏观政策影响更大的房地产和汽车行业,转向破冰的过程从2018年一直延续到了2019年。


对于大型车企而言,目前在提振销量、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需回答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是如何应对汽车合资股比政策放开之后的充分竞争市场。关于这一点,宣称要“开始尝试与合资直面竞争”的长安汽车给出了令人失望的答案。


在发布了一份净利润同比暴跌328%的第三季度财报后,长安汽车于12月宣布出售所持有的长安PSA合资公司股份。同期,公司旗下另两大合资品牌长安福特和长安马自达也都销量难堪,丢了“利润奶牛”的名号。


靠合资起步、过了多年好日子的中国车企走到了转折点,同此凉热的还有数百家中小型房地产企业。


人民法院公告网数据显示,2019年内中国宣告破产的房地产公司已超过450家,而富力、泰禾、福晟、协信等一批销售额中上游的企业也深陷流动性困境。绿地香港董事局主席陈军甚至评价称,“房地产已经不是黄金、白银时代,而是进入风险投资时代。


行业增长的陡然停滞,有些可归因于外部市场的动荡,另一些则是早年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中国领先全世界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在数年时间内就使智能手机在全民层面得到推广。这也使得手机品牌提前进入了更为艰难的红海存量战。


回到2015年,小米还能依靠其破坏性的销售模式和超高性价比的产品,拿下国内行业第一的市场份额。但到了2019年,市场调研机构Canalys的数据显示,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位列国内第一,且与第二名之间的差距逐渐从15%扩大到24%。


未能在5G前夜强势发力的小米,虽然依靠在物联网领域的布局保住了业绩规模,却没能赢得股民的长期信任。目前,小米的市值较其刚上市时已跌去1/3,雷军“要让在上市首日买入小米公司股票的投资人赚一倍”的想法也成了没有日期限定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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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的市值较其刚上市时已跌去1/3。


自身能力问题才是大问题


2019年是“国货”概念的高光时刻,汇源却在这一年彻底断了东山再起的念想。


十多年前,汇源曾是港交所最大的IPO项目之一,并收到过可口可乐高达179亿港元的收购要约。汇源本想凭借这一收购案获得强大的零售渠道并向行业上游发展,但最后在反垄断与民族品牌保护的激烈讨论中,失去了机会。


自此,汇源就长期受困于当年为迎合收购案而设计的销售体系,不但果汁产品线未能推陈出新,反而因扩大产能加重了企业负担,逐渐无力参与市场竞争。目前与天地壹号共用商标、成立合资公司的“跨市场联姻”,也只是汇源为解自身债务问题的孤注一掷。


高杠杆、高负债式的扩张发展思路,已是过去几年造成大公司陡然失意的最常见理由之一。金融思维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可能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但有时就连金融机构自身,也无法看清风险与利润之间的危险关系。


2019年5月,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问题,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接管,成为中国过去20年来第一家被监管机构接管的商业银行。包商银行此前是“明天系”的金融资产之一,但其被接管的主要原因还是长期对外贷款与短期同业理财间的风险错配问题。


在吸储能力弱、内控水平低的中小银行间,包商银行的情况不是个例。展业艰难、不进则退,但一旦“同业间刚性兑付”的惯例无法为其兜底,危机就会爆发。另一方面,中小银行与小微企业间存在着大量合作关系,不良贷款的风险可能因小微企业而起,同业拆借的风险也同样可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此前市场上所见体量最大的负债式扩张案例之一,还包括在2018年资产“瘦身”超过3000亿元、疯狂抛售海外资产的海航。到了2019年,海航由于数千亿级别的债务压力难解,仍处于借旧还新且不断抛售资产的状态。从涉及多个产业的综合性集团,逐渐收缩至只维护航空相关的主营业务,这家公司没有“非卖品”的状态还将维持一段时间。


同样为“卖”发愁的还有蔚来,不过它愁的是如何能卖出更多车。


作为初创企业,蔚来选择了进入门槛更低的电动车,却选择了价位更高的SUV起步。在成为一家创新型车企和一家生活方式公司之间,蔚来也花了太多时间寻找平衡,以至于没能解决销售这个对于零售企业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今年蔚来还遭遇了旗舰车型大规模召回,而且问题出在消费者最担忧的电池安全上。虽然蔚来之后的召回措施算得上及时负责,但它努力塑造的高端品牌形象却受到冲击。这甚至影响了消费者对所有电动车创业公司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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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也在为卖货发愁。


蔚来的第二辆量产车ES6看起来多少修复了一些信心,它每个月可以卖出两千多辆,在这个价位的SUV(包括燃油车)中都不算少,但问题是ES6抢走了一大块ES8的需求,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公司的产品战略出现问题。


蔚来今年的不如意代表了整个电动车创业行业的普遍现状:它们显然受了大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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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市场特色的黑天鹅


出境游、跨境海淘、内容社区、社交电商……在过去几年里,这当中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可能创造出一家不错的初创公司,而接连抓住了这四个概念的小红书,却在2019年撞上了监管和商业化的双重高墙。


本质上,监管和商业化的困境,都源于小红书自身的产品思路——在一个用户内容主导的社区内,如何能将商业内容处理得不违和、不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体验,是一门学问。而如何在拓展新方向、试水更多商业化机会的过程中,保证产生所有的内容、操作都合规合法,对公司来说则是更难的考验。


2018年至今,在类似监管问题上吃亏的互联网公司不在少数,网易、陌陌、Bilibili等公司的App都经历过类似的下架处理。


2018年,卷入了“阴阳合同”、演艺明星偷逃税等行业口水仗的华谊兄弟,就曾入选《第一财经周刊》“失意大公司”名单。而2019年里,这家公司既没能从演艺经纪或实景娱乐等同样难有起色的新业务中获得足够收入,也没能将其关键影片《八佰》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上票房成绩最好的这一年里推入市场。王忠军、王忠磊成为“中国华谊兄弟”的梦想,怕是更难实现了。


“监管”不仅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有时舆论监督也能暴露大公司的弱点。比如,通过社交网络流传的一则奔驰车维权事件,最终就推动了奔驰中国修改其质保规定,并重新审视其与4S店经销商合作关系中的灰色空间。


如果说政策变化先前还能被视作是商业世界中最大的不可控因素之一,那么在未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大公司主动加入与监管的博弈与共谋,以尽量减少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政商红线的杀伤力


在2019年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中,还包括香港这座城市的运行状态。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曾于12月初预测,持续的社会事件、政府收入减少和加推纾困措施的财政支出,会使香港特区政府出现15年来的首次财年赤字,零售、餐饮、旅游、商贸等多个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冲击。


以对香港GDP贡献达到5%的航空业为例,香港机场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国际机场今年11月客运量同比下降16.2%,是近十年以来出现的最大降幅。受此影响,国泰航空连续发布两则业绩预警,称公司下半年的财务表现将会比上半年“大为逊色”,并决定于2020年将削减1.4%的座位容量。


国泰航空在香港本地航空市场拥有近乎垄断的地位,这使它在面对本地社会问题时更难把握讨论与介入的分寸,在业绩上因此更易受到负面冲击。在今年7至8月的机场动荡中,国泰航空损失了自己的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以及顾客及商务总裁三位最高管理层人员,对公司的影响比2017年因对冲燃油投资产生高额亏损时更甚。


由于一条“可能是今年美国企业界最成问题、也最具破坏性”的推文,NBA这个商业化的体育机构也因不当涉港言论遭遇了在中国乃至全球发展史上的最大危机。一夜之间,NBA在中国的11个主要合作伙伴全部中止了合作关系。粗略估算,如果失去中国市场赞助,仅事件核心的火箭队,每年的商业损失就可达到4亿元人民币。


作为推动经济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公司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微妙的动态平衡当中。商业不一定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但在与政治共舞的过程中,它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底线的位置。


对于NBA中国事件,美国体育媒体ESPN当时在内部通讯中重申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观点,即“政治与体育无关”。但在商业社会中,宏观经济、行业格局、战略方向、监管制度乃至民族情绪,都有可能决定公司的命运。


全球篇


也不管有没有用,2019年那些在经营上最失意的大公司们,用来终结自己坏运气的第一招,竟然都是毫不手软地开掉创始人或者是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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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全面溃败


圣诞节的前一日,Uber官方宣布,43岁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将于年底退出Uber董事会,与他创立10年之久的网约车公司彻底告别。


卡兰尼克在新股禁售期结束后,通过多达36笔交易,在不到两个月内抛售了手中剩余的全部Uber股份,价值约27亿美元。从这个角度看,卡兰尼克倒是不算失意。相反,当下内心颇感失意的应该是Uber第一大股东——软银


Uber于今年5月以低于一级市场最后一轮募资时的估值,在纽交所流血上市以来,数月内股价一直在30美元/股徘徊,多数时间低于软银2018年1月向Uber投资接近85亿美元的入股价。以52周的最低价格25.58美元/股来计算,软银浮亏接近18亿美元。


但Uber并不是软银在2019年唯一的折戟案例。更大的投资黑洞是WeWork。11月初,受旗下愿景基金期内亏损89亿美元的影响,软银宣布其财年第二季度整体经营亏损约65亿美元。软银CEO孙正义对外证实,这是公司过去14年来首次录得季度亏损,主要原因是愿景基金对包括Uber和WeWork一系列大规模投资计入减值,其中WeWork的计提损失达50亿美元,为软银记下其投资历史上最惨烈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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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和WeWork的失意背后,更大的失意者是它们的投资者软银。


孙正义直接对媒体反思,称自己对于WeWork创始人兼CEO Adam Neumann在公司治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曾经“瞎了眼”。为此,WeWork董事会就像两年前Uber那样,也赶走了自己的创始人Neumann。


“虽然WeWork和Uber现在损失了大量现金,但10年后,它们将获得可观的利润。”孙正义给予媒体的这番表态,并没能让市场分析师们马上乐观起来。他们正在怀疑,孙正义治下的软银在投资策略的基本面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判断失误,围绕“共享经济”的泡沫覆灭正是他们最大的证据。


作为软银手中最明星的两个新经济项目,Uber和WeWork并没有向外界展现出它们所描绘的对于传统产业的革命式颠覆——以Uber为代表的网约车,只不过是换了另一种样子的“出租车”;WeWork发明的联合办公模式,虽然开辟了更灵活的房租政策,但本质上仍属于商业写字楼的“二房东”,在一些地产投资人眼中,甚至存在短期收入与长期租约及债务错配的风险。


2019年的资本市场,对于盈利前景黯淡的新经济公司明显已失去耐心。继一批备受瞩目的公司如Lyft、Uber、Slack等一上市便陷入长期破发的泥潭,WeWork的IPO计划则直接夭折,2019年10月在接受软银解困增资时,公司估值已不足80亿美元,较年初Pre-IPO融资时470亿美元估值急剧缩水83%。 


孙正义们最应该反思的,并不是对某个创始人看走眼,而是风险投资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当下众多的独角兽公司身上已经普遍存在的那些恶习:只会讲故事、烧钱抢市场,而盈利意识却极度淡薄。对如此明显的运营风险视而不见,无疑是风险投资机构最大的失败。


饱尝信任丢失的恶果


12月23日,为了恢复外界对公司前进的信心,美国波音公司也宣布了一项外界盼望已久的人事任免决定——解除了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CEO及董事会董事的职务。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先后发生的两起波音737MAX飞机坠毁事件,一共导致346人不幸丧生。随后737MAX在全球停飞,这不仅令波音在二季度减少了56亿美元的收入,更造成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约合34亿美元。经济损失还在其次,波音正在面临公司103年历史上最为严峻的声誉危机。


在两次空难事件之后,米伦伯格仅辞去了董事长一职,此后他为带领公司脱困而推行的一系列举措非但没有奏效,反而是为公司又增加了更多的负面新闻——在这位CEO被解除职务的前一周,迫于复飞无望和积攒了超过400架未交付的飞机,波音公司终于宣布了737MAX飞机的停产计划;12月20日,“星际客机”飞船不载人的首次试飞以失败告终,令米伦伯格试图避重就轻、寄望于靠新项目来挽回公司技术声誉的幻想破灭。


空难背后,暴露的是波音在制造和安全认证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体制弊病,以至于它的员工明知飞机系统存在安全隐患仍然会选择知情不报。直至第二次空难悲剧发生后80天,米伦伯格本人才首次对外严肃致歉,但仍然一度拒绝出席国会听证会。这些现象都在说明,波音所谓的“安全文化”已经是一纸空谈。做出一次次错误决策的公司领导人,也算不得是这场危机的替罪羊。


本年度,另一家同样是在巨大商业利益面前放松了维护消费者健康安全这一底线的明星公司,也对外“祭”出了自己的CEO——9月26日,凯文·伯恩斯(Kevin Burns)宣布从陷入严格监管和健康舆论危机的Juul Labs离职。这家全球电子烟市场的明星公司同时还宣布,将停止在美国的广播、印刷和数字平台上为其产品做广告,以及停止薄荷调味电子烟在全美的销售,直到通过FAD的审查。


Juul成立虽只有3年,但依靠病毒式的社交网络营销,迅速拿下美国电子烟市场的7成份额,同时在全球多个国家布局圈地。2018年 12 月,万宝路的制造商——全球最大的烟草巨头奥驰亚(Altria)以 128 亿美元收购Juul 35% 股份,令该公司估值达到380亿美元。


但是,属于Juul的高光时刻并没有维持多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因关注到美国未成年人群已经存在滥用电子烟的情况,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加强对这类产品的销售监管。作为美国电子烟市场的垄断者,Juul成为FDA的头号监管对象。


进入2019年后,美国全民质疑电子烟种种不确定危害的呼声愈演愈烈,Juul的核心产品——一次性烟弹产品被要求从所有的加油站和便利店下架,而“电子烟是比传统香烟更健康的替代型产品”这类的误导性广告,更是受到监管机构的公开谴责。因预计政府在明年有可能会全面清退电子烟市场,奥驰亚在11月初公布三季度财报时,对一年前的那笔投资执行45亿美元的价值减计,亏损超过三分之一。


Facebook也因为严重失去公众和政府对它的信任,第三次被列入“年度全球失意大公司”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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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已经影响到Facebook的新业务。


7月,Facebook认罚50亿美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一年前公司售卖用户数据丑闻达成和解。这也是FTC对技术公司开出的历史最大罚单。尽管Facebook在今年表示它已经关停了平台上数万个存在用户信息泄露风险的应用,以及同意接受在未来20年美国政府就其公司隐私政策和执行过程的监管,但要是恢复外界对它的信任,还需要很多的时间。12月花旗银行分析师一度警告投资者,Facebook或将因为美国政府的监管蒸发30%的市值。


笼罩在信任危机之下的Facebook,今年展开的创新业务也严重遇阻。它在6月宣布推出“全球数字货币”——Libra,声称要为无法开立银行账户的17亿人提供金融服务。而这一计划受到了各国央行以及国际金融组织的集体反对。


大家都已经看够了这家技术大公司在用户隐私保护问题上的糟糕表现,当然也不可能容许它对全球金融稳定构成任何威胁。一位国会议员甚至为此草拟了一份《让大型科技公司远离金融法案》。三个月后,包括PalPal、Visa、万事达在内的多家重量级合作伙伴,因评估该业务或将在全球范围面临过高的监管门槛而在9月纷纷宣布退出,令Libra项目未经起航便遭遇重创。


改革维艰


回头来看看今年的服饰零售产业,也有多个品牌经历了大溃败。一份由瑞士信贷发布的报告称,今年前三季度美国零售业整体已关闭7600家门店,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约75%是销售服装或纺织品。


如果要在快时尚界选择一家年度最衰的品牌,恐怕非GAP莫属。为这家公司已经效力了15年之久的Art Peck,于上月宣布将从CEO任上离职。他自2015年担任CEO以来,GAP的股票市值总体折损已经超过50%。年初,该公司宣布全年关闭230家门店的计划,三季度末又对外下调了全年的利润预期。GAP曾寄托了很大期望的子品牌Old Navy,在今年的业绩表现也仅做到了与去年持平,更糟的是它已决定在2020年彻底退出中国市场,理由是要把业务重心放回北美。


2019年,以GAP为代表,整个快时尚产业似乎都在加速败落,各种坏消息不断。比如,Forever 21在9月宣布破产,全球一次性关闭350家门店;11月,维多利亚的秘密母公司L Brands确认,举办了23年的“维密秀”将从今年起被取消。快时尚模式已经演绎近20年的辉煌故事,难道已经彻底走到尽头了吗?


消费市场的不景气,也在直接倒逼汽车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做出重大转型。通用汽车CEO玛丽·巴拉对这些压力心知肚明。她在2018年11月宣布了一个严肃的瘦身计划:裁员1.4万人,关闭7家工厂,其中5家在北美。省下的钱,将被投到自动驾驶和电动车等技术上,它们被认为是汽车业的未来。


然而这一计划在2019年遭遇了工会的打击(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批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这个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了4.8万人40天的罢工,这两个数字是12年来之最,让通用汽车直接损失了20亿美元。最后,劳资双方达成了未来4年的新劳资协议,通用汽车承诺将在北美投资70亿美元,新增几千个岗位,并提高员工时薪和福利,以此换取工会同意关闭工厂的计划。手握与通用汽车的协议,UAW以此为模板,与福特和菲亚特克莱斯勒完成谈判。


工会一直是底特律汽车巨头的博弈对象,保障工人利益也是汽车公司应该做的。不过,如今的传统汽车公司已经到了不彻底转型不行的境地了,更不用提2019年,通用汽车传统的“利润奶牛”中国市场,又遭遇寒冬,这都增加了通用汽车的负担。如果大船的载重继续增加,能否及时调转船头,就未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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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的恐怖气氛 


2019年,执行全球化战略的大公司们普遍遇到的倒霉事,都与“贸易摩擦”这四个字有关。伴随着各种虚实不明的贸易制裁政策的出台,那些在全球化扩张中已经获得垄断地位的公司,相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容易进入到监管当局的视野。某种程度上,这不能不说是单一国家市场的“保护主义”在从中作祟。


今年,正当普通美国民众将社交分享的注意力,从Facebook和Instagram极大转移至短视频应用TikTok身上时,美国政府却宣布要对TikTok展开国家安全调查。这项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发起的调查,其实是涉及一桩“旧案”——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于2017年收购Musical.ly的交易。在美国如今红极一时的TikTok,正是由Musical.ly更名而来。鉴于TikTok是一款“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美国政府对其在用户数据保护上的操作提出担忧。


除了要在美国市场学习如何游说国会,TikTok在其他国家市场也在忙于救火。今年4月,它在印度市场因为涉及传播色情内容而一度被政府下架。作为整改方案,TikTok删除了600万条视频内容。


另一个深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中国企业——华为,其国内业务因民众自发的“爱国”情绪引导,营收上倒是获得不少正面助益,但与此同时,华为的海外业务则受损严重。所以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华为确实非常失意。


5月16日,华为及其64家子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列入“实体清单”,直接意味着包括Google、微软在内的一大批美国供应商被要求与华为立即停止业务往来。断供风波,成为华为受美制裁的转折点。公司创始人兼CEO任正非在今年6月表示,华为全球业务受贸易摩擦影响的损失达到300亿美元左右,占公司全年营收总预期的五分之一。


华为与美国政府的正面冲突,始于2018年12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境内转机时被当地警方逮捕一事。此后,随着该案审理过程中不断有证据流出,汇丰银行被媒体曝光称,曾为美国制裁华为一案提供了重要举证。


2019年8月,汇丰银行宣布行政总裁范宁(John Flint)卸任,几天后,汇丰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也宣布离任。


尽管事后官方极力否认两位高管的辞职,与华为事件的不断升级有关,但他们毕竟是涉及中国市场业务的两位直接管理者。因此,汇丰的解释,对阻止外界展开联想,其实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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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 11:0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读完这20本书,解决底气不足 | 2019年终特辑⑤

 符淑淑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1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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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不到4天,2019年就彻底翻篇儿。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五篇。编辑部甄选出20本书,读完它们,让2020年来得更有底气。

 

一年接近尾声,

我们又各自度过了一言难尽的一年。

可能此刻你在兴头上,

可能你现在有点形单影只,

而时间无视你我的具体境遇,

公允地流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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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究竟抓到了什么,很难总结。挣了一些钱,也花了一些,聊了一些天,看了一些热闹,但现在也基本忘了。不看书的结果就是以上这样,年度总结起来显得十分没有底气。所以,还是要读点书。现在临时读,大概也还可以战胜85%的人。读哪些书?哪些值得投入?答案就在这几页里。我们一年一度的推荐书单,本着丰富生命、助长见识的原则,从商业书籍、社科人文、科普、文学四个方向,筛选出了20本好书。希望能为年末的你带来一丝底气。


BUSINESS 商业


01 《人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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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马修·杰克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定价:68.00元


人类网络的结构和位置,决定着每个人在交友、择校、就业、理财、养育子女、休闲娱乐等所有方面的选择,决定着人们的圈子和“三观”,决定着哪些人更有权势和影响力、更容易成功。没有人能逃脱生活编织的大网。马修·杰克逊对人类网络的观察与分析,结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行为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成果,通过精彩纷呈的案例、逻辑、游戏与图示,为我们讲述人类社会网络的精彩故事。



02 《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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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约翰·卡雷鲁

出版社: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定价:49.80元


一滴血液如何创造出价值近百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女版乔布斯”如何利用欲望与贪婪创造出硅谷商业神话?一个毫无医学背景的斯坦福辍学生缘何能蒙骗住一众美国政商界大人物?两届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约翰·卡雷鲁不畏威胁、追踪,以冷静的笔触和完整的细节,揭露了这个自安然公司之后规模最大的企业诈骗案的内幕。



03 《过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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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莫妮卡·普拉萨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定价:69.00元


本书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出版奖等6项大奖,书的副标题是“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社会学教授,书中破除了全球知识界的一个刻板印象,即美国奉行消极政府干预主义的国策。恰恰相反,美国有着长久且严格的政府管制风气,但奉行的是“按揭凯恩斯主义”,与欧洲国家奉行的“社会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大异其趣,它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重心,以信贷民主为基础的消费主义国家模式。这一模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萧条和新政时期农民国家主义势力的政治主张,而正是这一模式一方面推动了此后几十年内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04 《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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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D·弗里德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69.00元


经济学和法律有什么关系呢?假设立法者提议持枪抢劫犯必须判终身监禁;媒体社论强烈支持对犯罪采取强硬手段;律师提出异议,认为这种惩罚太残酷和不合常规;法学家则在思考这个议案的公平正义问题;而经济学家发现,持枪抢劫的判罚跟谋杀一样,会鼓励抢劫犯杀掉被害人。这种直达问题本质的能力,使得经济学不仅适用于解释法律,还有助于法律的制定。


大卫·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这本畅销20年的法律经济学入门《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他说是写给聪明的外行读者的。法律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决策和行为。本书用经济学的工具,分析特定法律的后果,并回答这些法律是否具有效率,应该如何改进或重新制定。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社科人文


05 《棉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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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斯文·贝克特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定价:118.00元


这本书是2015年班克罗夫特奖获奖作品,也是运用全球史方法解释现代世界起源的杰作。棉花及棉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产品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就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在这部跨越400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从棉花这种商品入手,解释了欧洲国家和资本家如何在短时间内重塑了这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产业,并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面貌。同时,本书也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06 《至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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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杰夫·谢索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定价:108.00元


1936年,罗斯福以绝对优势连任总统,登上权力的巅峰,开始酝酿反击最高法院,一场最高领袖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对决就此展开:报刊和电台煽风点火,国会陷入没完没了的争吵,罢工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海外法西斯势力崛起,有关罗斯福将通过干预司法以实现独裁统治的谣言四起,民主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研究大量的手稿、信件,以及对各种司法记录和新闻报道的详细调查,杰夫·谢索再现了罗斯福、白宫幕僚、大法官、议员、政治投机分子等人物,重绘19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的真实面貌,全面展示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之间极具张力、互相制衡的角斗。



07 《亚裔美国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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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李漪莲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定价:78.00元


在过去的50年里,亚裔美国人作为美国成长最迅速的族群,大大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历史学家李漪莲在《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中讲述了亚裔美国人从第一代直至今天,在美国扮演的富有争议的角色。从16世纪登上第一艘跨太平洋船只的水手,到“二战”期间被监禁的日裔美国人,本书展示了亚裔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在美国如何转变的历程。在过去数十年里,新的亚裔族群因新移民和难民的到来而形成、崛起。他们已不再是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族裔”,而是成为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也代表了今天在美国仍十分复杂的种族问题。



08 《日本的“近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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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三谷太一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69.00元


2018年纪伊国屋人文大奖作品。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近代化道路,其近代化的原因、过程,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日本的近代化,是参照欧洲先进国家的模式进行的,三谷太一郎以英国学者白芝浩的政治理论为基础,从政治史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日本“近代”的概念做了理论性的省察。



09 《巨浪下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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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68.00元


作者是《泰晤士报》亚洲主编兼东京分社社长。他本人关注日本社会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其中,《疯狂之时》被提名斯坦福·杜曼年度旅行图书奖,《吞噬黑暗的人》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图书奖长名单。《巨浪下的小学》一书于2018年获福里奥文学奖,并出版日译本。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引发巨大海啸与核泄漏,事故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灾难。


这场大地震致使1.8万人遇难,75个孩子在老师的看护下仍不幸身亡,但其中竟有74个孩子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大川小学。为什么在全境其他学校都获救的情况下,只有这个学校没有幸免于难?悲剧本可以避免,但因微不足道的疏漏,84名师生葬身于巨浪之下,严密的系统和秩序成为吞噬生命的怪兽。



10 《人类起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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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赖克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99.90元


使用化石、文物来研究人类演化史的传统手段已经落伍了。2009年以来,从古人类遗骸中提取的全基因组DNA数据开始大展身手,破天荒地对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语言学中人们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挑战,甚至开始解决这些领域之间的矛盾之处。这场“古DNA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本书作者大卫·赖克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也是古人类DNA领域的世界级领跑者。2013年到2018年,赖克的古DNA实验室生产了7000多份古人类全基因组数据,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古DNA革命的领头人,他花费3年写出了《人类起源的故事》这本领域奠基之作,以古DNA这个非凡的视角,向读者提供了一幅人类历史的清晰画卷。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科普


11 《迷人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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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马克·米奥多尼克

出版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定价:68.00元


畅销全球的科普书《迷人的材料》姊妹篇。“最会讲故事的科学家”又一科普力作,伦敦大学学院材料科学教授马克·米奥多尼克这次介绍的是液体。他用专业的材料学知识为我们解读了日常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液体。在一次飞机旅行中,他看到了从水、胶水到咖啡、葡萄酒、液晶显示屏和洗手液等各种物质的碰撞。从革命性的钢笔和航空煤油,到自我修复道路和计算机的前沿研究,米奥多尼克运用他幽默风趣的科学叙事,揭示了为什么油是有黏性的?为什么海浪能翻涌那么远?唾液为什么令人感到恶心?空调是怎么利用液体来制冷的?水为什么会在植物体内向上移动,却又从山上向下流?这本书向你展示了液体是如何迷人又危险,自由而多变。



12 《睡莲的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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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阿尔贝·雅卡尔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定价:28.00元


在湖里种一株睡莲,它每天增长一倍,30天后会占满湖面,问几天后能盖住一半湖面?第29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很容易掉进指数增长的陷阱。


法国着名的遗传学家、科普作家雅卡尔发现教育中也存在诸多类似的盲区。他以科学的角度,为破除学校中、社会上流行日久的偏见,提供了一份知识融合的模板,并启发读者重新审视知识、科学和教育的意义——科学应该帮助人们利用切实的论据推翻普遍的成见,不断认知复杂的世界和自我。


教育不是为孩子进入社会做准备,而应帮助他们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成为自己,并建设一个新社会。知识的功用在于看到现实的更多侧面,它为人类提供了自由的可能。



13 《气候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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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布莱恩·费根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定价:58.00元


千年前的气候变迁,如何重新划分世界文明的版图?1000年前,地球经历了一场至为关键、祸福相随的升温期。长达500年的温暖气候,让全球人类文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让欧洲步入兴盛期、复活节岛立起巨石像,却也让中国北方发生大饥荒、吴哥窟加速覆灭、玛雅文明土崩瓦解。作者是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世界知名考古学家,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运用考古学知识,从北极区零星散布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铁钉、吴哥城淤积的灌溉沟渠中,交叉比对各种替代性气候资料,重现中世纪的大暖化现场。



14 《生命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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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爱德华·多尼克

出版社:纸间悦动|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定价:52.00元


就像所有美好的历史一样,《生命之种》让我们想起了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一个在生物课上学习过的高中生都知道一些关于性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是一代又一代聪明的科学家所不知道的。爱德华·多尼克用清晰而引人入胜的散文语言描绘了这些生物学先驱的探索与突破,甚至记录下很多有趣的失败经历。这是历史课和生物课的结合,丰富生动地描绘了那些古怪却又非凡的人的肖像,他们挥舞着解剖刀和显微镜,试图解释婴儿来自哪里。



15 《从一到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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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乔治·伽莫夫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定价:58.00元


无穷大究竟有多大?空间有里外之分吗?为什么三维世界里的人无法想象四维空间?作者是乔治·伽莫夫,着名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大爆炸”理论的推动者,提出了生物学的“遗传密码”理论,以及放射性量子论和原子核的“液滴”模型。顶级科普作家,一生共撰写25部科普作品,其中以《从一到无穷大》最为着名与经典。


LITERATURE 文学


16 《奥丽芙·基特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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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定价:58.00元


获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同名美剧获艾美奖6项大奖。奥丽芙刻薄、暴躁,她拒绝道歉和一切无用的矫情。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她也会不动声色地流露出对周遭世界的关怀和善意。她会毫不客气地戳穿伪善,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斯特劳特以罕有的优雅叙述,层层剥开寻常生活的庞杂与幽微,关照着每个被生活戳得千疮百孔,却仍心怀不舍的灵魂。



17 《木星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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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拿大]艾丽丝·门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定价:59.00元


《木星的卫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为门罗获得加拿大总督奖提名,自此门罗作品开始频频刊登于《纽约客》。《木星的卫星》写了11个宁静闪光的短篇故事,各色人物在时间之流中蜕变,带着愤怒、悔恨和无限的同情反观过去的自己。



18 《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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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定价:168.00元


本书首次集结冯内古特发表过的所有短篇小说,以及未面世的部分作品。冯内古特是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后现代主义作家。全书按照主题分为“战争”“女性”“科技”“爱情”“对抗名声与财富的新教伦理”“行为”“乐团指挥”“未来幻想”8个部分,收录作家从1941年至2007年间创作的98篇短篇小说,将作家超凡的智慧、幽默、人性关怀与艺术技巧展现得淋漓尽致。



19 《法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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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定价:54.00元


作者是古根海姆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获奖者。这本《法定幸福》包含了4篇中篇小说,展现了罗马尼亚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官员、工人阶级等形形色色不同人群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希望与恐惧、挣扎与迷茫。4篇平凡人的故事,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的伤疤与记忆。



20 《女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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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捷克]兹旦内克·斯维拉克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5月

定价:39.80元


作者是捷克着名编剧、演员、词作者、小说家。据说每20个捷克人里就有1个是他的读者,这本书收录了10个短篇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生活窘迫的单身父亲、出轨的货车司机、因被女友甩掉而变聋的老先生、感情经历丰富的老太太、会特异功能的女人、几度被判入狱的骗子等。这些主人公面对生命中的种种劫数,总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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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 11:10 PM | 显示全部楼层

2019年,你在购物直播间花了多少钱? | 2019年终特辑⑥

 郭苏妍 张嘉亮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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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0的第二天,2019已经彻底翻篇儿。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六篇。编辑部研究了2019年最热的消费现象——电商直播,看他如何用不新鲜的概念改变年轻人的购物方式。

记者 | 郭苏妍 实习记者 张嘉亮

数据整理 | 实习记者 李宁馨

编辑 | 陈锐


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淘宝直播一姐薇娅在直播间卖起了房子。


济南和成都两地售价为50万和90万的公寓在房产市场上不算昂贵,但放在淘宝的直播间里绝对是令人吃惊的货品。惊人的倒并非所谓客单价,而是它表明市场认为电商直播已经能挑战传统销售中消费决策成本几乎是最高的商品。


这样的市场认知自然与电商直播在2019年的抢眼表现有关。事实上,对于电商、零售和营销这三个行业,去年的话题点可能都只有电商直播。很多时候你不得不感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接受度。电商,直播,带货,网红——这4个概念全都不新鲜,然而将它们组合起来之后,年轻人的购物方式就又一次被改变了。


2019年双11期间的一份大数据词频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全网讨论度最高的关键词是“双11”,其次是“李佳琦”,再次是“佳琦”。一名直播主播的热度能够与造了11年的购物节并驾齐驱,热到让他走出直播室成了热门综艺的主咖,可以说是双11和网红圈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现象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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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商直播在2019年成为现象级事件的,还有网红播主们制造的交易量。薇娅不仅能在一场直播中卖掉7000万非知名品牌的海宁皮草,她还已经连续两年在双11当天带动超过2亿元的销售——这相当于国内部分购物中心全年的业绩;李佳琦5分钟直播卖掉1.5万支YSL口红的纪录则恐怕只有他自己才能打破;而在两名超级主播之外,2019年双十一共有17个直播间引导成交过亿元,电商直播在当天整体带动的销售额达到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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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4月Angelababy直播美宝莲的一场线下活动。当时的直播内容主要围绕她乘车前往现场以及揭晓其品牌代言人身份的过程来呈现,商品只静静躺在手机屏幕下方的一个小小的购物车标志里,等观众自己点进去查看新款口红的链接。这场2小时的直播帮助美宝莲卖出了1万支口红,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让品牌方、消费者、平台方都为之振奋的数字。


淘宝直播于是快速推进,投入平台力量通过导流的方式孵化了一批直播主播,薇娅就是从淘女郎里被挑选出来的主播人选。


早期,主播基于淘宝这个电商平台的内容生态面向所有的淘宝用户做直播,主要分为销售自家淘宝店铺的商品,以及推荐其他品牌商家商品并从中抽成这两种形式。所吸引的用户群大多来自三四线甚至更低线的城市,他们的共同点是拥有大把的闲散时间看主播讲解商品。薇娅和李佳琦都是从这个生态里成长起来的。


2019年,李佳琦的一条抖音短视频让他从淘宝原本相对封闭的生态圈里出圈了,他的“Oh My God”“买它”等带货术语以剪辑集锦的方式广为流传。李佳琦在淘宝站外的突然走红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电商直播的观看用户开始快速纳入一二线城市人群,尝试直播购物这套玩法的用户基数加速扩大。在品牌、平台和媒体的合力推动下,它变成了2019年的一场全民狂欢。


电商直播究竟改变了什么


李佳琦等一部分直播叫卖时略显夸张的语言风格,很容易让人回想起10来年前风靡的电视购物。在各种关于“电商直播到底有何创新”的讨论中,电视购物也是最常被参照的对象。


本质上,它们都是导购,在营销界属于效果广告的一种,但电商直播的确改变了消费者和商品以及导购员——过去是电视台主持人,现在是播主——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电商直播的购物场景中,消费者最主要的选择并非商品,而是推荐商品的人,播主推荐替代了购物搜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电商直播更像是此前流行的“图文种草”模式的升级,图文升级成了视频直播,图文写作升级成在镜头前直接互动,直播间里主播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实时互动又更容易促成集体性的冲动消费。


主播的个人魅力于是成为最重要的一环。这带出电商直播与电视购物的另一差异,娱乐性。电商直播本质上是直播,每一个直播间都是一个网络广告位和货架,其价值主要取决于播主的带货能力。 播主也因为与消费者实时的网络互动而有了沉淀私有流量的可能,其结果表现,便是李佳琦的快速明星化,这也是为何全球的网红们都很热衷于自创品牌。李佳琦最近已经在多个采访中表示他自己的美妆品牌在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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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想要达成交易,主播的个人魅力是重要一环。


在这一逻辑下,电商直播消费的不仅是实体的商品,还有每一个主播的背书。这便是为何包括薇娅和李佳琦在内的所有主播都对外强调自己在选品上的投入和对全网最低价的死磕。薇娅在早期为了积累粉丝,甚至想出过自掏腰包补贴消费者的措施——这么一看,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当时的薇娅理解成一个迷你版的人形拼多多。


各怀心思的品牌主


创立于2016年的零食品牌味BACK从2019年3月开始接洽李佳琦的团队,希望推广一款咸蛋黄鱼皮的零食产品,但这场直播最终落地已是9月。


李佳琦的招商团队会首先对产品做一轮调研,调研内容包括商品本身的口碑、目标受众的特点、大众对口味的接受度、产品的口感、与直播间粉丝的匹配度等,经历数次开会和投票的反复确认之后才正式进入洽谈合作的阶段。


双方还要就直播时使用的话术反复沟通磨合,以确保擅长美妆推荐的李佳琦能够有效地展现出鱼皮脆咸的口感。等到所有细节基本明确,李佳琦的团队会给出一个“坑位”(坑位就是直播下方会出现的商品链接,一条就是一个坑位。李佳琦坑位费大约是5万左右,一个商品只要上链接,就要收一笔坑位费。然后抽成另算。)时间表,商家确认后便启动供应链开始备货。


“每次李佳琦直播,我们的后台压力都很大。客户统计、发货准备、前台资料准备、天猫店的直播预告等等都要抓紧推进。”味BACK创始人王致祥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作为新品牌,味BACK早期主要通过在小红书上投放种草笔记来推广产品并和粉丝互动,也曾在2017年淘宝直播还“没人看得懂,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火”时就试着投放过一些主播,当时一场直播能卖出100多份商品就已经是非常理想的带货量了。到了2019年,味BACK一共投放了300多位红人和主播(其中100多人是淘宝直播的主播,其他200多人是最近新推直播业务的平台的主播投放)。


更多人是从2018年年底开始察觉到直播带货将成为行业趋势的。当时,在淘宝主播榜单中排名第二的“口红一哥”李佳琦正计划拓展美妆以外的带货品类,试图与排名第一、擅长全品类带货的薇娅正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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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西拖鞋从淘宝大V平台找到李佳琦的时候,碰巧李佳琦也在主动寻找拖鞋类的合作商家。据朴西拖鞋天猫旗舰店负责人黄嘉诚介绍,李佳琦会初步筛选淘宝现有店铺的评分和商品评价等多个指标,符合其要求的商家才有机会寄样。


拖鞋这类生活用品不是李佳琦擅长的领域,“他会问我们如何鉴别拖鞋好坏的问题,我们就告诉他要把拖鞋剪开看用料、材质、密度、鞋底和翻面的缝线等等多个维度,他也会参考这些标准来判断跟谁合作。”黄嘉诚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


最近一次直播,李佳琦一共给朴西拖鞋带了总值约160万元的货,“相当于我们做一次618这种大型活动。”黄嘉诚说。


不过,要把产品放到李佳琦直播间同时700多万在线的用户面前,品牌当然得付出代价,那就是必须给出足够低的价格。味BACK透露最终与李佳琦达成协议时只能“尽量让我们这边亏得稍微少一点”。不过,借助短时间内大量的消费者反馈,味BACK也得以迅速调整了品牌定位、包装设计和产品口味,并在2019年下半年“真正打开了市场”。 


与此同时,直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对商家的生产备货及灵活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李佳琦在直播过程中会同步观察粉丝反应,然后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即兴要求加库存。“他一次直播就能给我们带来几十万的销量,虽然我们本来就在扩充产品线,产能比较充足,但还是会把后面的生产往前移一移。”王致祥说。


相比之下,大公司对局面的掌控能力就要强得多。根据欧莱雅旗下美即品牌总监李晓梅的说法,美即每年在每个平台、每个节庆节点、每种销售形式的优惠力度,都有一份详细的价格指引,跟李佳琦及其他主播的合作只在这份指引范围内做商议。


美即的新品奶皮面膜自上市至今已经在李佳琦的直播间播了7次,每一场直播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品牌诉求和销售预期,卖货不是唯一目的。“我们的价格体系是矩阵型的,不会因为直播很热门就去冲撞完整的价格体系。”李晓梅在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时表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一个直播间内,品牌和品牌之间并不会把彼此看做是竞争对手,高端品牌也可以接受主播推荐其他与自己调性看上去并不匹配的品牌。每个品牌和商家都抱着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加入直播,例如美即把李佳琦的推荐看作是在为“品牌发声”而不是单纯的“带货”,李晓梅相信李佳琦有能力把新品面膜的产品特性直观且专业地展现出来。


另有一些商家则是想借助直播来迎合淘宝的流量规则。“淘宝现在月销清零的政策对许多商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有些品牌有固定的推广宣传期,所有的资源都会集中供应这个阶段,那么前面一两个月的月销就会变得很难看,但直播一次就不一样了。”正准备创立一个全新国产彩妆品牌的厉垚向《第一财经》YiMagazine解释说,“消费者点进一个店铺必看月销和评价,而月销越高的商品在淘宝体系内的分发权重也会越高。毕竟官方引流最为’凶猛’。”


当然,商家在冲击销量的同时也得面临不确定性更强的风险,毕竟直播的过程不可修正。“直播推荐商品其实是不允许犯错的,因为所有的东西你一旦说出口就没有办法撤回了。”网红雪梨的母公司杭州宸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伙人钱夫人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李佳琦在直播中推荐一款不粘锅却当场粘锅的“翻车”事件就上了热搜,无论他事后如何解释,结果依旧是不可挽回的。《第一财经》YiMagazine曾试图采访不粘锅的品牌方炊大皇,对方表示不愿多谈。


对任何一个商家来说,多接入一个热门流量渠道都有可能会对生意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


韩国最大的化妆品集团爱茉莉太平洋(以下简称“爱茉莉”)在2019年7月向中国市场引入了一个定位天然的护肤品牌芙莉美娜(primera)。往常向一个地区市场引入新品牌需要经历举办新闻发布会、开设实体店、投放媒体广告、安排KOL推广等一系列过程,等消费者对品牌逐渐产生认知以后,购买才会发生。但这次芙莉美娜借助直播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由于头部主播每天接触到的产品和品牌数量非常庞大,新品牌的知名度不够高,难以在短时间内打动对方。“我们就想尝试利用集团优势,采取签署框架协议的方式来给出一个合作的品牌矩阵,把合作从简单的一次性卖货性质升级为战略性质。”爱茉莉太平洋中国区电商业务总经理王昕迪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薇娅最终以爱茉莉太平洋好物推荐官的身份在一次直播中花几分钟对芙莉美娜的品牌调性、天然成分、使用感受、优惠折扣等做全方位的生动讲解以后,迅速让数以百万计的忠实粉丝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对一个陌生品牌的认知度,并且即时发生销售转化。


王昕迪从去年年底就观察到直播突然开始火起来了。2019年年初,爱茉莉的一家第三方公司拿着几款明星产品找到主播做投放,销量突然爆发。王昕迪很快就在内部组建了一个团队研究直播,并从618开始就陆续尝试跟薇娅、李佳琦展开合作。2019年双11期间,爱茉莉旗下共有近80个产品在20场直播中被推荐出去,而在大促期间每一场直播前一小时仍然会做细节方面的调整。王昕迪认为把对的产品交给对的主播去带才能实现最理想的效果,“比如我们都知道李佳琦是个大干皮,因为他自己也说过很多次,所以我们就会选一些偏滋润的产品跟他合作。主播推荐的时候越得心应手,效果也相应地就会越好。”他说,“我们会尝试去搞清楚主播想要什么,他的粉丝又想要什么,然后基于这种认识再决定拿什么货让他推。”


投资回报率(ROI)和新客获取是王昕迪评估一次直播投放效果的核心指标。根据他的说法,2019年双11爱茉莉的整体销售额中超过10%是通过淘宝直播成交的,同时,通过直播获取的新客规模则整体上涨了62%。不过,“做电商仍然要考虑到整体增量的问题,如果原本要买产品的人跑去看直播了,100元的商品花了50元,这对品牌建设本身是有伤害的。因此怎样以恰当的手段持续把产品面向消费者做推广,主播带货的同时能不能在店铺内做自播,一人直播的形式能不能扩展到两人对话的形式,场景设置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专业彩妆师能不能进店铺直播等等,都是未来要探讨的问题。”王昕迪表示。


风口里的“冰与火”

2019年双11预售开启的第一天,淘宝直播负责人赵圆圆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一篇题为《等风来,淘宝直播的营销模式(开篇)》的文章,其中标粗的一句话是:“如果说2018年的淘宝直播在造风,那么2019年的下半年,风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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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年底再回看这一年营销圈的关注点,电商直播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新风向。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2019年还有一个消费品牌没有试过电商直播带货,要么是它的市场部能力不行,要么是市场部找的代理公司水平不够。


不过,许多投放了李佳琦的品牌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它们有的宣称获得了超出预期的销量,有的收效一般甚至效果不佳,但都表示不愿过多评价。很明显,对于电商直播,品牌主大多还处于只愿意”暗戳戳“卖但不想台面上聊的阶段。


一些品牌认为直播仍旧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流营销手段,因为它目前还是个新东西,处在爆发上升的阶段。但另一方面,除了薇娅和李佳琦以外,品牌投放腰部和尾部红人的效果都并不理想。《第一财经》YiMagazine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箱包服饰或其他与美妆不相关领域的主播带货效果意外地好,但哪些其他领域的主播能带得动美妆的货还需要尝试和探索。从整体上看,中腰部主播还很难“破局”,一方面其团队建设不够健全,品牌的沟通成本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从全盘看投资回报率不够可观。朴西拖鞋目前就只选择粉丝基数达到百万以上,场均播放量在50万以上的主播合作。


至少在目前看来,直播带货这个领域里还没有出现第三个大众叫得出名字的明星网红。即便是雪梨和钱夫人,她们也会惊讶于各类报道中李佳琦惊人的带货能力。像雪梨这样的初代网红,转直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本就有服装主业,每个月开直播的次数一般不会超过三次。筹备一场直播所需的团队、选品、话术、优惠方案等各方面精力消耗之巨大,让她们最多只能兼顾直播,而不能全身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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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娅在淘宝站内是绝对的流量碾压,而李佳琦则更像一个全网活跃的”野生网红“,他如今已拥有一大批自己的忠实粉丝。不久之前,李佳琦的粉丝因为希望高德地图推出李佳琦声音版本的导航语音而把他送上了微博热搜第一名,然后他就真的录了高德导航。此外,他还会因为“小助理升生气了”之类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登上热搜,这甚至是许多明星做不到的。李佳琦的一名粉丝在热评中写道,“你追星一般花很多钱得到一个签名或者合照,但你追李佳琦给他花钱最后自己还获得了产品。”


2019年的电商直播之凶猛,李佳琦和薇娅现象是绝佳的证明,但同时也表明电商直播的头部效应过于显著。双11的一份淘宝主播排位赛热度榜单显示,薇娅在站内的热度是第二名李佳琦的两倍,是第三名陈洁的十几倍。创造出下一个薇娅和李佳琦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一个问题。谁来创造?这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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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2 11:17 PM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花了643亿元,看电影 | 2019年终特辑⑦

 叶雨晨 第一财经YiMagazine 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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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20的第三天,2019已经彻底翻篇儿。

这辑特别策划是我们自创刊坚持至今的年终特供,从商业主视角出发,从不同维度回顾过去一年的商业世界和社会生活。

这是这个系列的第7篇。编辑部回顾了过去一年的电影市场。2019年,是中国“科幻元年”,也有“国漫崛起”的呼声,而最重要的关键词,是“爱国”。

 

“爱国”成为2019年电影市场最重要的关键词。



记者 | 叶雨晨

编辑 | 张云亭


电影行业终于松了一口气。


国家电影专资办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6日,2019年中国票房大盘突破了600亿元,达成这一数据比去年提前了24天。为了冲击600亿这一数字,2019年12月,电影市场总共挤进了几十部电影。2019年全国票房642.6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其中,国产片份额达64.07%。但用超过2018年总票房这个指标来衡量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是否成功,是一个过于片面的标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数字背后,中国电影市场出现的结构性变化。


“爱国”成为2019年电影市场最重要的关键词。


从8月以“大连7·16油爆火灾”为原型的《烈火英雄》开始,9月的《决胜时刻》再现国共和谈,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累计票房破50亿元,瓜分了该档期97%的票房,并创下国庆档票房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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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推广,是从11年前的60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开始的,《风声》则是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代表,二者分别累计收获了4.16亿元与2.24亿元票房,《建国大业》更是刷新了当时的国产片票房纪录。之后,《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几乎每年最卖座的华语电影中,必有一部或多部主旋律电影,“主旋律商业片”已经成为“中国式大片”的代名词。


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证明,崇尚英雄、正能量内核的电影永远是观众需要的,而“中国式大片”更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中国电影市场不断转型升级,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这类电影也表现出了更明确的商业化诉求,试图用商业类型片的方式来传递主流价值观。


这种改变在2019年达到了巅峰,国庆档的三大献礼影片表现得尤其明显。从类型上看,《中国机长》属于航空题材的灾难片,《攀登者》是冒险奇观片,《我和我的祖国》带来了爱国的新视角,选取了新中国时代浪潮中7个重要的时间点的小人物故事,唤起了普通观众强烈的时代共情。这些操作方式成功将年轻人拉进了电影院,猫眼数据显示,《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有超过12%的观影人群年龄在19岁以下,20至24岁的年轻人贡献了32%的票房。接下来的春节档还有陈可辛的《中国女排》和林超贤的《紧急救援》蓄势待发。


但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抛开特定的集体情感氛围烘托,仅靠影片的内容,观众的热情还能维持多久。


另一方面,2019年的电影市场中黑马不再是黑马,而是类型片的胜利。


国内电影市场保有的国产电影类型其实并不多,在2016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的赢家始终是喜剧片,或者是带有喜剧元素的电影。但随着电影市场容量的不断扩大,2019年成为爆款的几部影片集中显示了国产电影在类型片上的进步和追求。


开年电影《流浪地球》以46.55亿元的成绩创造了国产科幻电影的巅峰,加上另一部带有科幻元素的喜剧电影《疯狂的外星人》于同期上映,引发了关于国产科幻电影元年的讨论。《流浪地球》成功的最大原因并非是演员阵容抑或英雄主义题材,而是在刘慈欣原作的基础之上尊重科学和技术,制造出了一个逻辑合理的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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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取得46.55亿元票房,是国产科幻电影的巅峰。


随后《上海堡垒》的翻车,证明国产科幻电影需要更多认识到以上这点。此外,如果想要实现基础制作水准的提高,中国的科幻电影还需要不断尝试和突破,只有越来越多一定规模的科幻电影完成时,团队积累的经验才可以互相交流,剧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市场中流动,不断丰富经验形成良性循环。


春节档后,电影市场进入冷淡期,连续4个月票房同比下降,直到暑期档《哪吒之魔童降世》出现才又为国产电影打了一剂强心针。《哪吒之魔童降世》22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紧接着《全职高手之巅峰荣耀》《罗小黑战记》等国产动画电影也突出重围,产业开始重提“国漫崛起”。但目前看来,这些项目很难成功复制。无论是工业化体系、人才培养,还是市场环节,国产动画一直以来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改善,2019年3部动画电影的最大价值是给了国产动画电影市场向成熟方向发展的机会和信心,带动了制作与发行公司的心态的转变,动画电影的投资已经逐渐导向为一种长线逻辑,相比于票房具体的利润和收益,优秀作品和团队的成长更加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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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经历了撤档、仓促上映等一系列风波的《少年的你》又创造了青春片15亿元票房的新纪录。如果说导演曾国祥的上一部作品《七月与安生》是意外的黑马,那《少年的你》的成功更多也要用类型片的胜利来形容了。从编剧、制作到宣传,这群北上的香港电影人已经形成了一套被反复验证过的成熟班底。另外,《少年的你》在青春片的表皮下直面校园暴力等社会现实议题,拥有文艺片的风格,却有着商业片的逻辑和叙事。在《我不是药神》成功后,越来越多国产影片开始尝试现实主义题材,《少年的你》也许提供了一个方向。


不过,从2014年到现在,虽然中国电影年产量由758部增加至千部,但真正能够获得观众与市场认可的还是少数。在几年前IP、流量为王的时代,烂片还可以走捷径博得好票房,如今影片质量已经成为快速决定票房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今年已经多次出现《上海堡垒》这样的票房断崖式下跌,《雪暴》《妈阁是座城》《廉政风云》等绝大多数电影还是在亏损,少量的作品赚了大部分的钱,电影公司在投资时更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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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20年春节档即将上映的电影《紧急救援》是个例外,其总投资超过了7亿元,导演林超贤的上两部电影《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分别取得11.84亿元和36.48亿元的票房。看起来,资本变得更愿意把钱投给有价值的创作者和项目,而不是期待以小博大的幸运。


再来看看电影的生产者们。


2018年曝光的“阴阳合同”给行业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延续至今,文娱上市公司整体亏损,大批影企的股价还在持续下跌。


项目制的特点让上市电影公司的股价与单部影片的票房紧紧绑定。在曾经的五大民营电影公司中,光线传媒因为参与了《疯狂的外星人》《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票房爆款,成为“五大”中的年度票房冠军。博纳影业也杀出重围,在主投《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大卖爱国商业电影之后,2019年更是顺势而为,推出了“中国骄傲三部曲”(《烈火英雄》《决战时刻》《中国机长》),同时它也是《我和我的祖国》的出品方之一,成为2019年主旋律舞台上最活跃的玩家。乐视消失后,北京文化(京西文化)补齐了“五大”的位置,其业绩大幅增长也得益于《流浪地球》等项目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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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华谊兄弟在《八佰》撤档的情况下,前三季度出货紧缺,仅有《云南虫谷》《小小的心愿》《灰猴》等个位数影片上映,市值从巅峰期的800亿元跌破到122亿元。华谊兄弟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净利润预计亏损6.51亿元至6.46亿元。


曾经的业绩王万达电影因为前几年的项目储备良好,2019年保持盈利,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万达电影对此的解释是“票房收入下降、单银幕产出持续下滑”。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张艺谋、冯小刚等第五代导演集体沉寂时,以坏猴子、真乐道等为首,更了解观众喜好的年轻创作公司开始取代老牌电影公司,成为票房市场的主角。现在,决定电影公司地位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资本和渠道了,能否持续生产受大众欢迎的内容才是这些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几乎所有热门国产片和进口片背后都有着互联网的身影,但是互联网影业们也终于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开始做自己擅长的部分,而不是执着地推出自制“雷片”。两大票务巨头猫眼和淘票票的战场已经向宣发领域转移,从数据上看,阿里巴巴和猫眼主导出品和发行的电影,总票房上分列第一和第四。


与此同时,好莱坞电影在国内市场的票房占比继续下降,截至12月6日,2019年进口片票房总收入230亿元左右,整体占比约为36%,是近10年来进口片占比的新低,年度票房前十名中,进口片只占两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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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全球化的商业电影的前提下,好莱坞电影公司更倾向于做电影的续集、老片翻拍,虽然保险,创意就十分匮乏了。未来完成每年票房总量目标的重担还是要落到国产电影身上。


全球的电影产业中迪士尼仍然一家独大,稳稳占据着全美全年电影40%的票房。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全球累计票房超过《阿凡达》,成为全球影史票房总冠军。不久前,迪士尼又成为影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票房突破100亿美元的电影公司。不过翻看其单片破10亿美元的名单就能发现,这些电影全部是系列续集或者经典翻拍。


11月,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表达了对于“漫威类”电影的批判,认为“它们不是电影”,是“主题乐园电影”,引发了全球讨论。传统的好莱坞五大制片厂在国际发行渠道上依然实力雄厚,但在电影创新层面,它们似乎正离“好电影”越来越远。


另一群新玩家开始突围。11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了2019年度十佳电影,其中马丁·斯科塞斯的《爱尔兰人》、诺亚·鲍姆巴赫的《婚姻故事》和克雷格·布鲁尔的《我叫多麦特》均由Netflix出品。中国企业也以参投的身份出现在这个榜单上,中美合拍片《邻里美好的一天》由腾讯影业投资,寰亚电影公司读了《爱尔兰人》的剧本后,在2016年8月就购买了该片在中国内地的发行权,年底上映的《利剑出鞘》背后则有融创的身影。在好莱坞大片陷入模式化和内地电影风险剧增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公司开始前往海外“扫片”。


由于电影制作周期漫长,2019年上映的影片以及爆款作品大部分是两三年前开发和制作的,未来几年的电影市场可能还会因为影视寒冬,出现作品数量下降的现象。


经历了互联网热、IP热、流量热等推动的高速增长,及随后的逃税危机、资本退潮、上千家公司倒闭之后,中国的电影从业者必须意识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仍处在初期,当下职业化人才的培养尚不能支撑多元化类型片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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