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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鸦片是如何从食品变为“毒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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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7 06:31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中国,鸦片是怎么从食品药品变成祸国殃民的毒品的丨大家

 邓文初 大家-腾讯新闻 2019-11-16

本文原标题:

鸦片是如何从食品变为“毒品”的?



“佛粥”,作为食品的鸦片


苏轼弟弟苏辙被放逐颍川(今河南禹州)的时候,贫困难以自持,不仅没有肉食,而且赶上夏秋之交,青黄不接。于是,他就向当地的老农请教,老农告诉他可以种植罂粟决明两种作物以充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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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


当时寓居颍川的人士,大多都不知道这些方法,所以苏辙就顺手写了《种药苗二首》,其中一首的主题就是罂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畦夫告予,罂粟可储;苗堪春菜,实比秋实;研作牛乳,烹为佛粥;便口利喉,调养肺胃;饮之一杯,失笑欣然。


以罂粟入诗,而且写得这么明白如话,几乎就是一篇说明文字,从中我们可以得知罂粟的日用价值与具体的食用方法。比如以罂粟籽做“佛粥”之类,自宋迄明代,其制作工艺竟然流传了下来,具体做法是:用白罂粟米二合,人参末三大钱,生山芋五寸长,细切成丝,三样一起研碎,加一升二合水入锅煮熟,等水煮得只剩下一半(六合)时,再加入生姜末及盐花少许,搅匀,“佛粥”于是就做成了,可以“分服,不计早晚食之”。


有趣的是,苏辙的哥哥苏东坡也不时制作这种佛粥吃,留下的诗文中有“道人欢饮鸡苏水,童子能煎罂粟汤”。这说明当时人对于罂粟并不陌生,文人们不仅在日常饮食中食用罂粟,且在修炼养生上也广泛采用罂粟了。


确实,北宋末年成书的《证类本草》就说罂粟已经“处处有之”,北宋刘翰《开宝本草》记载,“罂粟子……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宋谢采伯的《密斋笔记》中还记载,辛弃疾患痢疾,“一异僧以陈罂粟煎全料人参败毒散,吞下威通丸十余粒即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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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类本草》

罂粟粥之所以被称之“佛粥”,说明其可能是借道佛教的传播才进入中国的。而从“御米”这一名称看,罂粟最初可能是作为贡品被接受,然后才普及民间社会。这说明,至少在北宋时期,罂粟具有药用食用两种作用,已经较为普及[ii]


罂粟药食兼用的传统持续至明清时期。


大明皇族朱橚主持编写的《救荒本草》记载过罂粟米的食用价值和具体做法,说是可以“油盐调食”,除了“取米做粥”外,还可以和面做饼。


明代高濂在其编写的《遵生八笺》中,还记载了罂粟豆腐的做法:罂粟和水研细,先用粗布过滤一次,再用细绢过滤,去壳,入汤,如豆腐浆;下锅,烧滚,再下绿豆粉,搅成乳。配料比是罂粟米二分、豆粉一份、芝麻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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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生八笺》

作为对比,我们发现,在鸦片原产地,印度、孟加拉地区,罂粟也是一味美食。尽管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种植业,但土著除了将采集好的鸦片浆交给公司,罂粟花瓣蒸熟后也上交给公司做鸦片包装外,剩余的种子都被当做调料,或者压榨成食用油,榨油后剩下的罂粟壳残渣则做成饼子。据说,这道由鸦片制作的“美食”“非常甜,而且有营养,有益健康,穷人经常吃,牛也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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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储存库

实际上,罂粟的每个部分不会浪费,除了这些提取浆汁后剩下的果实,罂粟幼苗也是一道菜,那些被扔掉的罂粟叶子被农民们添加到扁豆汤里,秸秆也可以存放,做牲畜饲料。[iii]



大金丹,作为药品的鸦片


雍正七年(1729),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抓获一名贩卖鸦片的商人,缴获33斤鸦片。商人陈远被依法枷号一月,并发边充军。福建巡抚刘世明亲自提审此案,陈远喊冤不服,说这些鸦片依法属于药材,不在禁止之列。刘世明传太和堂药铺验认,认为确属药品,药铺表示,“此系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做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据此,刘世明回奏雍正皇帝,说“鸦片为医家必须之品,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干犯禁例”。雍正朱批认可此说。[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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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

这条消息说明,至少直到雍正年间,鸦片入药还是合法的考究医史,鸦片虽属进口药材,却早已本土化,为中医本草的传统药材之一,不过其入药主要是以丹丸的形式出现,比如鸦片膏、一粒金丹、大金丹之类。


明代医家李时珍对鸦片的药效有全面介绍,在确认其食用价值外,还重点介绍了其药用价值。认为罂粟米(罂子粟)性甘、平,无毒,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具有行风气、逐邪热、治泄痢、润燥、化痰及治疗反胃等功效;其壳酸、涩,无毒,主治泄痢,固脱肛、止痛止涩,治遗精久咳等等症状。


明代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也有记载,说鸦片属于“古方贡药科”,医家认为它具有治疗痢疾等功效,“或用为房中药,性暖而濇,未为大害”。方以智还介绍说,目前广东福建等地流传的鸦片,是“鸦片土”,为“自西洋红毛荷兰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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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小识》

中医一般以蜜制法炮制鸦片药物,取罂粟壳制药。本草一般都认为,罂粟虽有小毒,但却具有“敛肺涩肠,固精止痛,治久咳痰喘,脱肛遗精”等功效,中药中的“独神丸”就是这个东西,据说效果神奇。


晚清民国之际的张锡纯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提及罂粟壳米的药效,说是因为含有鸦片之“余气”,“故其性能敛肺、涩肠、固肾,治久咳、久痢、遗精、脱肛、女子崩带。”在附案中且一再强调其治疗久咳、久痢“诚有效验”。


鸦片具有药用价值并非中医发明,在中国人接触鸦片之前近二千年,中亚、埃及人就开始以鸦片入药,古希腊也通过中亚途径很早就以鸦片治疗各类疾病。荷马史诗中提到过鸦片,认为这种药物可以“平息一切疼痛与争吵”。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有13处提及鸦片或罂粟的用处(其中九处在妇科系统中)。民间则是将罂粟籽碾碎放入葡萄酒中一起饮用,认为它有收干作用,可以治疗腹泻和月经不调之类。依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写于公元77年),当时鸦片是公开出售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药铺中购买。不过,古希腊医学界对鸦片的疗效及其危险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并非将其作为一种万灵药物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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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史》

到了现代,鸦片的药用价值几乎是欧美医界的常识。如在19世纪的美国,一些医生甚至说:“在治疗所有各种病痛中,(鸦片)既有效又方便”,并且认为它在治疗疼痛方面有一种“其他任何药品都不具有的功效”。到1913年,美国医界都还在使用鸦片,说它是“已知的最完美止痛剂”,被广泛用于腹部疼痛、手术引发的疼痛,并被认为是治疗腹泻方面“无法估价的”“首选用药”。


西方医学以鸦片对治的疾病,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腹部疼痛、腹膜炎、脑膜炎、恶心、呕吐、混乱和痢疾引发的腹泻,各种发炎、忧郁症、咳嗽、气喘、肺气肿、糖尿病、神经痛,各种各样的发烧……这些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六类临床情况:减轻疼痛、促进睡眠、缓和刺激、抑制分泌物过多、在低烧和无力状况下支持身体系统、以及发汗剂。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鸦片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阿芙蓉,作为性迷幻的鸦片


无论是作为食品还是药品,中西医界对鸦片的认知基本上一致,但鸦片却并未在原产地、在阿拉伯及中亚地区,以及在有着二千余年使用历史的希腊没有产生灾难性后果;在中国自唐代以来直至清初,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中也没有造成危害,然而却在近代中国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毒品”,近代史学且认为它是两次鸦片战争、民国时期国内垄断与反垄断内战的导火索,果真如此,则我们需要追溯造成这一灾难的原因究竟何在。[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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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需要从中医对鸦片的特殊认知,以及深受中医文化熏陶的国人对于某种特殊药物的极度需求有关——作为中药的鸦片,大约在明朝时期,主要是作为一种壮阳药被介绍和使用的。众所周知,在中医体系中,壮阳补虚几乎占据了其药材市场与门诊生意的大半壁江山。


明代徐伯龄的《蟫精隽》记载,鸦片“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徐伯龄还说,鸦片性质酷烈,在壮阳方面,比普通的丹药如硫磺、丹砂都强,其“热燥猛于苏合油”,本草中那些壮阳药物如附子、白仙灵、脾锁阳、阳起石、丁香、鹿茸、龙骨、菟丝等等,其功效皆不及鸦片。这份史料还记载,在明代成化癸卯年,朝廷曾令中贵(太监)出海南、闽浙、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


明朝皇宫盛行吸食鸦片,主要是基于这种壮阳功效 [vi],神宗皇帝30年不临朝,据说也是因为沉迷于鸦片,定陵发掘时的尸检报告证实了这一传说。从其价等黄金这一行情看,以鸦片为壮阳药应该主要在士林高层流行,作为一种奢侈品,一般百姓是吸食不起的。


社会风气的形成往往都是自上而下,官僚阶层的这层雅好,在明清之间由上层普及至民间社会,其吸食方法也由个人转变为一种群体化的吸食行为,演变为某种社会仪式,这一点在清朝前中期已经成型。


雍正时台湾岛就已经有了开设鸦片烟馆,烟馆提供蜜饯水果等物,“无赖之徒”聚众吸食,“群聚夜饮,遂成风俗”。嘉庆年间郑士超上书禁烟,说“鸦片烟乃淫药之一种,为害尤烈。例禁昭然,岂容藐视。近者省内外,公然开设烟馆,工商士庶靡然成风,宴会则以之款客,嫁娶则用之作妆奁。廉耻丧尽,可为痛心。现由闽粤延及各省,以至京城内外,亦均有私贩私销处。”这段史料至少说明在嘉庆时期,吸食鸦片已经是一种群体性行为,由沿海蔓延至京师,且形成了专业性的吸食场所与特殊的社会风气


不过,郑士超此处使用的“淫药”一词却值得斟酌,如果在婚娶宴客等公开场合都泛滥,至少说明在当时的吸食者看来,鸦片有了淫药之外的功效,仅仅以“廉耻丧尽”的道德批判,是解释不了鸦片如何成为一个时代之时尚的。


作为对比,我们一样可以看看鸦片在其出产地的情况。


鸦片的壮阳功效应该最早是被东南亚土著发现的。鸦片原产地的居民,也都是将之作为壮阳药对待,在那些生育率很高且又吸食鸦片的地区,比如老挝、越南、泰国和缅甸山区,有关罂粟起源的神话流传很广,这些神话故事都把鸦片的壮阳功效夸得神乎其神[vii]也就是说,壮阳的药用功能其实并非中医的而发明,东南亚一带多有借着鸦片以助力性交的传统。


但为什么在鸦片的原产地,作为壮阳药的鸦片并未造成毒品流行的社会政治灾难,反倒近代以来才大规模输入鸦片的中国却偏偏迅速沉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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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吸食鸦片的烟具

毒品——也就是说一旦吸食就产生依赖性,成瘾者无法自控——的解释看来是有问题的。


当时留下的一些笔记体文献为我们索解这个疑问提供了某种线索。杨素园《饮食辩》烟叶条下附载有鸦片吸食者的自我陈述,说“此烟一吸,其乐逾于登仙”;黄叔林在《台海使槎录》中记载,吸食鸦片时“暖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一些吸食者还说,“凡吸此烟,乐不可支”,“畅美达于骨髓,贤于房事远矣”,“故可以移酒色之荒,而沉迷于此,虽至死不忍弃,盍云戒夫?


这些吸食者还依据中医理论对此状态进行解释,说肾主吸气,而斜卧吸食更能入肾,所以以斜卧方式吸食鸦片“大能鼓舞肾气,令人不倦”。


乾嘉时人姚君游广东,描绘吸食鸦片的境界,有:


其气芬芳,其味清甜。值闷雨沉沉,或愁怀渺渺。矮榻短檠,对卧递吹。始则精神焕发,头目清利;继之胸膈顿开,兴致倍佳;久之骨节欲酥,双眸倦豁;维时指枕高卧,万念俱无;但觉梦境迷离,神魂宕,真极乐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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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食鸦片的清朝人


显然,这种状态,已经不是身体化的“宣淫”,而是精神性的迷幻,是某种集体性意淫的沉陷状态。本来,现代医学证明,所谓鸦片的“壮阳”功效就是一种幻觉,它并不能真正刺激性欲,而是抑制性欲,延长性交时间。在吸食过程中,鸦片生物碱让人的机体产生一种内啡肽效应,也就是让身体产生一种性快乐的幻觉,这种性幻觉不仅可以替代性交所带来的愉悦,满足中医文化所激活的无穷无尽的想象性需求,且不触犯当时的道德禁忌,具有社会安全性。同时,它也与清代以来以节欲为中心的养生理论相符,在难以兼得的道德禁欲与性事快乐之间获得了双赢。


当一个社会沉迷于这种集体意淫时,其所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是可怕的,就凭这一点,就足以将鸦片称作为毒品。然而,这种毒品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文化性与精神性的附加。它是浸泡在药罐里的身体与燃烧在灯焰上的灵魂所共同塑造的,是黄帝内经、中医主肾文化的伟大创造。[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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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描绘虎门销烟的中国画


注释:


周宁编著:《鸦片帝国》。


[ii] 从目前所存文献看,罂粟最早应在晚唐时期进入中国,具体时间约在7-8世纪之交。最早见到有关罂粟的描写是晚唐诗人们留下的文字,如雍陶的“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据历史学家王宏斌先生考证,雍陶大中八年(854)出任简州(四川简阳),这是他在汉中、成都平原所见。参见王宏斌:《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


[iii] 莉齐·克林汉姆:《饥饿帝国:食物塑造的现代世界》。古埃及及希腊地区,在其日常生活中,也有将罂粟制成面包,涂上蜂蜜食用的,当时认为它相当于芝麻,有益健康。参见约翰·斯卡伯勒《希腊罗马药物中可制鸦片的罂粟》。


[iv]王宏斌:《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嫩苗作蔬食甚佳,籽可煮粥和饭吃,水研滤浆,同绿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


[v]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国内史学界关于鸦片灾难的一种说法而已,西方史学界对此结论有了不少反思,以为是一种“鸦片迷思”,详情参见包利威《鸦片在中国》等著作。


[vi]关于鸦片的壮阳功效,现代医学的解释是,它给人的感觉颇像自身分泌的内啡肽所产生的愉悦感,而人往往需要在付出极度努力之后,才能分泌出这种具有自我安慰功效的内啡肽。医学界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说鸦片并不能刺激性欲,但却可以延缓性交时间,因此,其壮阳效果事实上可能更多是一种身体幻觉。关于内啡肽效果参见爱德华·斯莱克《鸦片,国家与社会:1924-1937年国民党与贩毒经济》。


[vii] 比如其中一个版本的故事说,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性欲极强,在和男人疯狂云雨之后,突然大泄,不治而亡。在姑娘被埋葬后,她的坟前长出一株美艳的花朵,这就是罂粟花。


[viii] 详细分析见《中医时代》第5篇,《疯狂的壮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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