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专业、纪律与服从，却将这74名日本小学生带入了死亡的深渊

源济

相信专业、纪律与服从，却将这74名日本小学生带入了死亡的深渊

2019-10-26  姚遥

资深公益从业者，专栏作者，关注生命的尊严和社会发展。

导读

应急不等于简单的墨守成规，应当根据个人所处的环境，提前进行综合性判断，规划出最合理的现实方案，然后去执行。

74名学生在海啸中集体遇难，23个家庭坚持8年时间，追究到底，终于得到了赔偿，但没有正义。8年的时间，法院暧昧的判决，政府回避的态度，身边的社会极力与这23个家庭切割，这里是日本。

（一）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75名学生在老师照顾下遇难，74人来自于同一所学校，集体遇难。

里氏9级的地震本不多见，常常发生在无人的深山和远海。这一次，就发生在了居民点附近。按照应急要求，人们需要尽快撤离疏散到空旷的平地之上。

海啸警报已经启动，预估高达数十米的巨浪，正在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徐徐向陆地移动。按照应急要求，人们需要尽快的爬到比较高的地方。

331东日本大地震产生的海啸

最不幸的是，这两件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的。

身处大川小学的人们，从未经历过海啸，此时必须为自己的安全作出决策。这个决策还将作用于集体，关乎全校在校的老师和小学生们的生命安全。

眼前是刚刚发生的地震，余震和次生灾害还会袭来。远方是看不见的海啸，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海啸是否会真的来临。

避难场所更靠近河道，远方的海啸沿着河道倒灌而来。远离河道的方向，是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山，刚刚被地震松动。

编制指导手册上的人，没有想象过会面对这一罕见的两难，以及如何做出具体的行为。

现场，外面是各种急促的警报，里面是惊恐的各种意见。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发生在2011年的日本311大地震。眼前的抉择，异常冰冷，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大川小学，失败了。

（二）

大川小学的失败，直接导致74名学生的集体死亡。还有一种寂然的恐怖，是看起来似乎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责任在突发的巨型灾难和逝者的亲人。

2011年，311大地震导致了18446人死亡和失踪。直接死于地震本身的数量不多，更多人在海啸和其他灾害中遇难。

遇难者中，351名是学生，75名遇难学生是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遇难。75人中，74名学生来自大川小学，同时还有10位教师一同丧生。在校的师生，仅有1名老师和4名学生幸存。

大川小学的困境，如前一段所描述的，是一场各种罕见的偶然综合形成的突发紧急状态，而悲剧有一定偶然性，不可能遇到海啸的地区出现了海啸，最终现场负责指挥的老师选择了遵守地震应急方案，那里平整而靠近河流，正好是海啸发挥最大破坏力的环境。

在统计数据面前，大川小学的个案悲剧不影响日本人应急系统的完美。74名学生的生命，成为巨浪下的一朵水花，没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311大地震的无数故事之中，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关注到了大川小学这场悲剧，他不辞辛劳的追踪了前前后后，在人们激烈的情绪和令人窒息的悲恸里，通过《巨浪下的小学》全景式的记录了关系到74名学生生命的故事。

《巨浪下的小学》，[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著，尹楠译，新经典文化，2019年10月

在他努力的记录外，大川小学的故事几乎不为人知，日本依然是那个留着完美应急系统和卓越应对灾害成绩的典范国度。

被遗忘不代表不重要，不仅仅是74名学生的生命，这个偶然故事的背后，注定有着必然。海啸的能量刚刚好侵袭到了这里，绝大多数师生眼睁睁看到海啸推动的黑色狂流来袭，一瞬间吞没了世界，他们已经来不及逃亡更高处躲避而遇难。更残酷的还有他们活着的亲人，被悲伤的情绪撕裂，长久无法关上记忆的这扇窗。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努力记录种种信息，记录每一个个体面对灾难时的脆弱，记录个体内心深处对于责任和悲伤的本能逃避，记录生命和死亡是如何连接着每一个人，记录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巨浪下的颤抖，而且这种伤害会持续一生。

这个努力，揭开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社会，残酷的吞噬了一群被遗忘的逝者，和一群被遗忘的幸存者。

灾难和死亡伴随着人的生存，逼迫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和如何有尊严的存在。

（三）

大川小学的责任，在于社会系统的失灵，导致这部最严密的机器无法有效应对环境的变化，在出现问题时能导致更恶劣的结果。

2013年四川雅安芦山地震后，关于如何应急，日本专家带来一套新的理论。应急不等于简单的墨守成规，应当根据个人所处的环境，提前进行综合性判断，规划出最合理的现实方案，然后去执行。2011年的大川，遇到了突变的灾害环境，而学校依然选择了机械遵守无效的应急方案，看起来格外恪尽职守的行为，隐藏着更严重的渎职。

日本长久以来拥有精致的应急硬件体系，严谨的应急操作流程。在2011年的大川小学，无论是预警体系还是应急体系，系统本身只是机械的传递了上级布置而来的任务。承担工作的官僚，用尽了最大的技术制定了一份看起来完美的应急手册，他们认为海啸不会袭击这里，于是没有写入应急手册。

9级地震确实极为罕见，海啸灾害同样百年难遇。即便是这样的理由，也无力为这种机械的应急系统逃脱责任。

这套应急系统在海啸来临前就遭遇了自相矛盾。官方已经预警到了海啸威胁的来袭，并且依照系统全面的发布了海啸逃生警报。而大川小学现场的负责人，也同样坚守了既定的应急手册，里面并没有关于地震后海啸的相关详细内容。

现场决策者如果能有勇气尽快判断究竟是余震威胁更大，还是海啸威胁更大，并选择最有利的方案执行，也能挽救诸多生命。然而，在这套同样精致的官僚体系之下，严格遵守决策层级，以及严格遵守既有规定，压倒一切。这样机械的处理，带来另外的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当决策者发现遇到的问题超过自己能力时，他是继续盲目的做出判断引导群体，还是主动的放弃权威，积极寻找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是，当群体中有人能做出更有效判断的时候，他们可否站出来扭转局势。

第三个问题是，在紧急关头，需要如何平衡决策与执行。

日本人对于这样的情景应该并不陌生，相信专业、纪律与服从，被带着步入深渊。曾经的日本，也是如此在高度蓬勃的自信之下，向西侵略中国，向南侵占太平洋，一步步走向深渊。

日本对自己文化的坚信，决定了他们所确立的学校为中心的应急系统，学校依然是学生最安全的地方。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川小学成为了学生最危险的地方。

（四）

这部失灵的社会系统，全面拒绝为失灵的结局负责。

多灾多难的日本，养成了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同时精心缔造出了一个完美的社会系统。在灾害面前，所有人努力扮演好自己在这套系统中应有的角色，拧成一股绳共同用力，保障集体的生存最大化。

这场灾难无疑让这种固有的系统非常尴尬，面对这场灾难，大川人不得不去重新审视长久以来他们所坚信的系统，他们所信赖的权威，他们所恪守的纪律。

把一切交给系统，为自己的应急系统骄傲的大川人，他们在地震后赶到了校园，但还是没有带走自己的孩子。虽然事后看来，被家长带走的孩子幸存了。

把一切交给系统，持有不同逃生意见的教师和学生，最终选择了服从上级。

把一切交给系统，逝者的亲人们万般压抑着自己的悲伤，将许多的财物，交给了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通灵者，试图给自己留下平静。最后，通灵者们赚走了钱，逝者的亲人依然悲伤。

把一切交给系统，74名学生和10位老师遇难，大川小学的第一负责人，仅仅因为在事发时不在现场，就可以不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他甚至缺乏基本的共情能力来面对遇难者家属，而是轻松的认为自己已经承担了这系统中应有的部分。

把一切交给系统，大川教育部门圆滑的利用学校应急系统整体有效的统计数据，利用现场幸存者的悲惨故事，来封堵遇难者家属的愤怒。

把一切交给系统，更多人认为，在巨大灾难的残暴和恐怖面前，这只是一个小问题，到处都有人死亡，遍地都是痛苦，这一份痛苦并不需要格外突出。

这套精致完美的系统，一瞬间陌生的让人无法接受。这套系统可以接受全部的赞誉，但无法兼容微小的批评。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这套系统极力阻碍着幸存者和亡者沟通，它依然冰冷固执的希望大家能够同样理性的接受结果。

在这套系统之下，当每个人都看起来完美的坚守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后，似乎全部的损失都可以推给老天，没有一个人看起来要对悲惨的结果负责，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需要对悲惨的结果负责。

甚至于，更大的系统认为，不应该让应急系统对学生遇难的死亡结果负责。

被抛入绝境的逝者家属，还要面对最无望的沟通，是同死亡的沟通。他们放不下记忆，更放不下自身无穷的悔恨。

个体悲伤的情绪，在集体的洪流中大胆的逆行。

74位学生集体死亡，最终也让这一小群日本人在巨大的系统压力下，给了他们放手一搏的勇气，有了抱团取暖的微弱空间。

（五）

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比较熟悉，面对二战，细菌战、大屠杀、强迫劳工、慰安妇等诸多问题上，日本政府对于真相的遮掩和对受害者的敷衍，以及对承担责任的百般阻挠。日本政府只愿意细致地描述受核弹袭击的故事。

《巨浪下的小学》，从一个当代日本内部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个亚洲民族隐藏在冰山下的另一面。

2019年10月11日，大川小学23名学生针对市政府和县政府提起23亿日元（约人民币1.5亿元）的诉讼，得到终审判决，结果为判赔14.36亿日元（约人民币币0.94亿元）。距离灾难的发生，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74名遇难学生之中，最终只有23名学生家长提起了诉讼。这起首例起诉政府应急体系的诉讼，很快变得漫长的苦旅。终审结果判决了赔偿，对于具体的责任和错误，翻译过来的中文意思是“确定组织的过失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如果用日文原文来理解，意思应当更加含蓄、柔和、暧昧。

诉讼开启后，原本还保有温度的政府，一瞬间变得冰冷陌生。一位位曾经热心参与的亲历者纷纷消失，除了留下官方说辞以外，不再为他们作证。当事人有亲戚在政府工作的，这位亲戚也会受到牵连。当事人的儿女，会到处被人指指点点，说是闹上法院的那家人。

发生灾难的大川小学原址，被彻底夷为平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过去的灾难仿佛没有发生过。

毫无疑问，当一小群人试图超越系统的框架时，系统将他们视为绝对的敌人。

这个系统又一次的展示了它的矛盾。人们对于政府责任抱有最低的要求和期望，同时还绝对的遵守着政府和社会的秩序。

在英国作者看来，如果同样是大灾难之后，成百上千的人蜗居在临时避难场所里面，英格兰人们应该早开始了打架斗殴甚至相互谋杀。而在日本，大灾后的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人们彬彬有礼，顽强，礼貌，忍让，积极。

这套系统下，唯一一以贯之的是极度克制的礼貌，无论是遇到天灾时克制个人欲望的互相谦让，还是遇到人祸时彬彬有礼的道歉，“我感到抱歉。”仅此而已，并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也如同法院的判决，达成了精妙的妥协，家属得到了低于预期但高于一般的赔偿，政府无需承担责任，谁都没有错，看起来谁都对了。

这套系统中的问题是否能够被悄然纠正，不得而知。

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18446个遇难者，23个家庭留下了不一样的故事。从二战到311大地震，日本并没有改变，也在悄然缓慢的改变。灾难塑造了人的社会属性，每一个个体的努力，在重塑不一样的未来。“这些故事本身就是我们人生的指路明灯，”如同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