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源济

今年经济学奖得主又是史上最年轻，又是“师兄弟”

2019年10月14日 22:26 新浪财经综合

　　想要知道一款新药有没有疗效，很多人都知道可以做试验：治疗组和对照组一对比，结果清晰可见。但如果换作是一项扶贫政策，能不能精准判断出它的效果呢？

　　有一群经济学家给出的回答是——设计实验。其中的3位开创者——阿比吉特·巴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正是由于“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在昨天成功摘得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这样写：“2019年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应对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如今这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

　　实验方法触发经济学变革

　　“今年的获奖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表示，意外的是，相较于以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三位教授的年龄都不大，埃丝特·迪弗洛还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所谓“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他们开创的“方法论”在经济学触发了一场变革。

　　3名获奖者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阿比吉特·巴纳吉和迈克尔·克雷默是同样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师兄弟”，而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现在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入了一种全新的实验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大的社会政策问题划分成更易于管理的几个较小问题，再随机抽取相关人群，借助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对比，从而研究因果关系，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有效干预措施是什么？在他们看来，精心设计实验可以找到最好的回答，从而获得消除全球贫困的可靠答案。

　　在19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证明了这种实验方法的强大作用。阿比吉特·巴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也很快就对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展开了类似的研究。现在，这一实验研究方法完全支配了发展经济学。

　　研究成果具有减轻贫困的现实意义

　　真正的贫穷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曾经调查了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一系列具体的问题出发，详细解读了过去对贫穷和穷人的误解，并提出解决贫穷问题的具体办法。他们在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观点鲜明地认为：“政府和慈善机构应当适当地助推，给贫困人群提供便利，比如政府补贴，银行降低取款收费，保险公司免费给穷人提供保险。要消除贫穷，就必须要倾听穷人的心声，理解穷人的生活方式，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找到贫穷的原因，进而找到应对的方法。”

　　昨天的颁奖词指出，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与贫困作斗争的能力。作为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超过500万印度儿童从学校的有效辅导课中受益。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已经对预防性医疗提供了巨额补贴。这些只是这项新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全球贫困的两个例子。它还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改善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表示，今年三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并不是特别大的理论贡献，但是对于整个全世界的扶贫工作以及贫困人口的减少则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这其实反映出了评审对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重视，也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学界对于贫困问题的关注。”

　　朱宁还表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本身而言，过去一段时间整体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此次颁奖将鼓励这一个研究领域为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做出更多贡献。

　　有启发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今年获奖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启示？

　　朱宁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中国在脱贫攻坚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能形成更系统性、理论化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可以在下一阶段提升的方面。另外一点，对于扶贫工作而言，如何更多借助市场化的手段，以个人激励作为标准，而不是依靠大规模撒胡椒面，这种思路也颇具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如果不借助实验的方法，政府的政策很难得到精准评估效果，因此现在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都普遍借助实验方法来检验政策的有效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局部实验其实存在一定缺点，也就是外推性比较差。”王永钦坦言，“实验的结果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各个国家贫困问题的解决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真正让政策有效落地。”

　　文汇网 作者：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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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人摘奖，46岁迪弗洛刷新年龄纪录
2019年10月14日 21:32 新京报网

　　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迪芙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

　　2019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今日（10月14日）揭晓，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而获奖。其中，巴纳吉和迪弗洛是夫妻，并且同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职。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出现夫妻双双获奖。此前曾有夫妻二人分别获得不同奖项的情况，Gunnar Myrdal获得1974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妻子Alva Myrdal获得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奖中最年轻的奖项，经济学奖自1969年开始颁发，至2019年共计颁奖51次，已经有84人获得经济学奖。

　　诺奖夫妻档：共建贫困行动实验室，5年前曾因此获奖

　　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现年58岁，美国国籍，现任经济学教授。根据MIT官网介绍，其本科、硕士、博士分别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哈佛大学。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最著名的作品是《穷人经济学》，该书获得了高盛(204.35, -0.33, -0.16%)年度商业图书奖。

　　2014年，因为在抗击贫困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和领先研究成果，巴纳吉获得世界五大经济研究所之一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颁发的伯恩哈德•哈姆斯奖。

　　迪弗洛于1972年出生于法国，现年46岁。其于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取得经济和历史学学位，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迪弗洛的研究领域同样聚焦于扶贫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包括穷人医疗卫生、社会政策评估等。另外，2017年她曾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2016年是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成员。

　　巴纳吉和迪弗洛夫妇在MIT共同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目前该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

　　因此实验室及其在贫困方面的研究成果，二人还于2014年双双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SSRC）颁发的“赫希曼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像赫希曼一样，一直致力于生产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拓展研究的前沿阵地，并尝试解决深层的实践与伦理问题。”

　　SSRC称，就研究的严谨性和由此产生的知识对社会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潜在影响而言，很少有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J-PAL那样的成就。J-PAL不仅提供开创性研究技术、政策制定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培训，还努力开展严格的研究，采用团队方法来评估反贫困举措，堪称典范。很少有这样的组织能达到J-PAL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

　　刷新纪录，迪弗洛成最年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46岁的迪弗洛打破了此前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纪录。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设年龄限制，但是不发给已去世的人。截至2018年，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获奖时51岁，其已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2007年获奖时已达90岁高龄。

　　此外，迪弗洛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女性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2009年获奖，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中最年轻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自1901年开始颁发，经济学奖自1969年才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每年最多可以选出三名获奖者，至今已有的51次颁奖中，25次奖项由一人获得，19次由两人获得，7次由三人获得。

　　诺贝尔奖的奖金来自于诺贝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留下的财产约3100万瑞典克朗（今天约合17.02亿瑞典克朗），被转换成基金并投资于安全性较高的证券，投资收益作为诺贝尔奖的奖金发放。2019年，每个完整奖项的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SEK）。

　　哈佛大学今年两度摘得诺贝尔奖项

　　克雷默于1964年出生，现年55岁，现任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这是哈佛大学今年获得的第二个诺贝尔奖项。10月7日，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三位得主之一是哈佛医学院教授小威廉•凯林（William G． Kaelin Jr．）。

　　克雷默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994年曾为胡佛研究所的国家研究员，并于2004年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此前获奖颇多，包括总统教授学者奖和麦克阿瑟奖，后者被视为美国跨领域最高奖项之一。

　　克雷默的研究领域集中于发展经济学，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曾因其在卫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方面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的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在疫苗研究和在发展中国家分发疾病疫苗方面的私人投资。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企业部主任。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评语称，今年的获奖者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以获得有关消除全球贫困最佳方法的可靠答案。这种方法将贫困问题划分为较小的、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用于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

　　克雷默的研究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强大作用。在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野外实验来测试一系列可以改善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郭利

源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10月14日 20:55 澎湃新闻

原标题：Z博士的脑洞|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问得奖不如问得人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

　　刚刚，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其中，Esther Duflo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现第二位女性得主，也是最年轻得主。

　　实验性经济学方案，贫困研究有益的突破

　　他们的得奖是不让人意外的，尤其在世界的这个时刻，贫富差距在加大，人民间相互理解的平台在撕裂，一切理论包括经济理论的应用型受到了怀疑。

　　《贫穷的本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著，景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9月出版。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提出，当面对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了解穷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想法，他们可能的反应，否则，就会发现一些理论和政策是失效的。

　　他们这样做了。为了摒弃扶贫政策方面充斥着立竿见影的泡沫，他们用15年始终坚持着这一行动目标。他们了解了，为什么小额信贷的实用性并非某些人所信奉得那么神奇，为什么穷人最终无法从保健制度中得到好处，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年年上学却不学习，为什么穷人不想交医疗保险，以此表明，为什么昔日的奇思妙想今天都遭到扼杀。此书也指出了很多充满希望的方面：为什么象征性的补助会比象征性的影响更重要，怎样健全商业保险制度，为什么在教育方面的资助“少一点即是多一点”，为什么好工作对于发展至关重要。

　　他们在方法上的创新也至关重要。印度媒体评价，本书含蓄地表达了经济研究无需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观点，这是研究方法上的惊人转变。《卫报》的评价是，他们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有力的尝试，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观点与占统治地位的论证方法的差异。这些非常有头脑的经济学家丰富了贫困问题的基本原理——而这些原理经常为大众所误解……本书引发了关于发展周期的讨论。除了重点关注随机对照实验之外，还涉及了之前为学界所忽视或未得出一致观点的内容，如穷人是如何做决定的、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以及政客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决定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则认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很擅长概括经济发展的秘密。他们运用了很多针对当地的考察记录及实验，探寻贫穷国家的穷人是怎样应付贫穷的。

　　你猜，你猜，你猜不着的奖项得主

　　有人说预测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预测奥斯卡奖一样难。这纯粹是瞎说。两者预测的难度和得奖的难度有一致性。奥斯卡是“双规”奖项，基本上是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成就往往在很久以前就建立而且即使不是如雷贯耳也在相关领域中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有实际意义的运用，无论其成就影响力或奖项选择基础，都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精确预测某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是个极度困难的任务，简直可以说和得诺贝尔奖一样难，甚至可以说更难。因为你会发现，诺奖得主几乎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大神，他们基本上早已经是学术殿堂中的熠熠生光者，注定有一天得到新的奖项加持一下。而我等要在漫天星光中寻找出符合今次诺贝尔奖评委口味的“那个人”，不是也许不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这当然和诺贝尔奖评选的流程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诺奖是怎么选出来的，过去曾经有一些“猜想”和“流言”，以至于学界甚至引发了一些争论。其实，诺贝尔奖是怎么选出来的，在其官方网站上有清楚详细的介绍，谁有资格提名谁有资格选等等，一目了然，毫无疑点可言。当然，对于谁提名了谁谁选了谁则是高端机密，知者必须缄口50年。Esther Duflo生于1972年，今年47岁，此前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他得奖于1972年，年龄是51岁。因无法知晓最年轻的“被提名人”年龄，我们假设最年轻的被提名人也就差不多这个年纪，倘若此人没有获奖，知道此消息也得是百岁老人了。而诺贝尔奖并不颁发给已过世的学者，因此，恐怕获知自己或者别人是否曾经被提名其实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博彩公司会大张旗鼓的跑出来让大家猜谁会获得奥斯卡奖的“影帝”“影后”等等，而且结果还多半八九不离十。但对诺贝尔奖，尽管关于文学奖等等也有好事者众想要“搏一搏”，却几乎都是猜得“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而对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奖项，甚至都没有这种“开盘”，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嘛。

　　猜不猜得着又怎样？得不得的了又怎样？

　　现在说到诺贝尔奖经常会出现一个词，“陪跑”。这个词过去经常在奥斯卡奖评选里听到。比如说“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长年“陪跑”，一朝“梦圆”等等。但在诺贝尔奖里，严格意义上其实很难说谁“陪跑”。奖项得主若在午夜梦回被人吵醒说：“您好，恭喜您，您获奖了”时，只是需要多清醒清醒看看自己是否半梦半醒，而不会需要在此时唱起“可惜又是你，陪我到最后”。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被谁陪以及自己陪过谁。

　　今年化学奖得主之一是日本吉野彰教授。东京电视台兴冲冲去“挖老底”，找到人家二十几年前就去过的居酒屋，采访了当时就在的老板娘。老板娘笑吟吟地祝贺吉野彰教授，并“爆料”，“他二十几年前来这里就说会获得诺贝尔奖了呢”。

　　全世界都大笑。

　　但我觉得有个人说不定会很伤心。如果他也去过了居酒屋，也有个老板娘接受采访，可能会说，“他二十年前来这里，我们就说，听说你要获得诺贝尔奖了呢，村上君”。

　　可是，尽管一定也会有虚荣心，对于真正的学者或作者来说，还是做自己热爱的、想要做、应该做的事情更为重要。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新闻发布会被推迟，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也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另一名得主John B Goodenough更是拥有“彪悍的人生”。经历过好多看上去没有“前途”的选择，什么阅读有障碍所以只能选学数学，什么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考试就挂了，什么做了24年磁性材料研究刚有成果预算被砍了，什么做锂电池牛津不愿意帮忙申请专利只好拱手送人等等。对于钱也毫不在意，那个被“送”的专利据说最后被索尼(57.94, -0.20, -0.34%)买走继续开发，现在这个领域价值连城，他压根儿无所谓。他一心只想继续研究，现在成为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诺奖得主。

　　时代进步，研究深入，不用争，都有份

　　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经济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其他领域一样，理论研究很枯燥，也非常需要积累。新中国各学科积累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经济的成功早已经获得世界瞩目，想要进一步深刻研究的大有人在。

　　前不久有一些传言，似乎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受到了更多注意。随即网络上甚至开始流传一些文章，对于“双轨制”理论所有权应该“花落谁家”进行争论，一时间有点分不清理还乱的意思。

　　其实，一种理论并不见得是一锤定音完事的东西，在时代前进的阶段中，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经由不同的手段和工具，创造出新的理论内涵和应用。也可能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说博弈论。

　　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士特恩Oskar Morgenstern著《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1950年，约翰·纳什（John Nash）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写出27页博士论文毕业，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199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后，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等博弈论学者都在获奖名单中。

　　尤其是2005年，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因为“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的非数理博弈理论是建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的，与主流的数理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有很大不同，它完善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也就是说，约翰·纳什本就是“突破性”的以非经济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项第一人，而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又从某种意义上进行了突破，不是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而沿着非数理却仍然严格逻辑的路径，对博弈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一种理论突破是有创造性的，而且逻辑深刻、理论成熟、架构完善、有普适性，就一定会受到普遍认可。

　　人才如何汇聚

　　有人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评选也是有各种“裙带”关系的。谁是谁的学生谁是谁的老师谁是谁的同门谁是谁的亲朋好友啥啥啥啥啥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

　　那国内评奖呢，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有这个问题所以觉得国际上也有？还是国内没有这个问题就国际上有？

　　这个咱也确实不知道。这个咱也不知道怎么去问。

　　但是从很多诺奖得主的书籍里面看，他们之间的联系还真的蛮多的。

　　比如说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动物精神》，合作者是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这本书里将“复利”时，希勒还拿阿克尔洛夫的妻子做例子，说她如何聪明地勤俭持家。这位“贤妻”就是美联储前主席耶伦。

　　2017年，理查德·H·泰勒（Richard H． Thaler）凭借其为“行为经济学所做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写过《“错误”的行为》，里面当然不可避免提到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也是难得的非经济学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也是行为经济学。书中还提到很多其他诺奖得主，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肯尼斯·阿罗的出现。由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受到很多质疑，尤其在较早时期，经济学者和心理学者都不愿意加入相关研究和实验，泰勒的研究举步维艰。阿罗是最早认识到行为经济学“先进性”的人之一。尽管他自己在古典领域已经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被很多“大牛”认为是有资格拿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是他依然思路开阔、热爱研究，不断探寻新的方向。虽已届高龄，他给了泰勒相当的支持。

　　我们可能会看到，当代最负有盛名的人，他们经常有来往。

　　正如当科斯初初崭露头角，他在美国一个家庭聚会里与一群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激烈辩论，最后彼此理解。这群人中就有数人后来成为诺奖得主。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莫如说，当代思维最活跃最深刻最优创造力的人，他们经常来往。

　　当我们看到得奖的总是那些地方、那些学校，与其去问，怎么总是你？不如问，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培养、留住这么多优秀人才？

　　后记

　　有人说中国很快就会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说中国人没必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或者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诚如那些拿到过或没有拿到过奖的学者和作者们，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而怎么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吸引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追寻自己的科研目标的人，越来越吸引那些一心想好好做事的人并且给他们足量的空间去做好自己的事开拓自己的思路有足够的争论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正像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著作中所指出的一样，即使在任务看上去无比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要敢于坚持，成功并不总像看上去那样遥远。

　　（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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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夫妻同时获奖，这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一次

小铜雀儿 知乎日报 2019-10-14

 

如何评价 201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在经济学方面有哪些重要贡献？

知友：小铜雀儿（100+ 赞同，经济学话题的优秀回答者）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到了 MIT 的发展经济学家 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的 Michael Kremer。

这三人的主要贡献是，使用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包括如何提升教育、健康水平和农业发展等。

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正是贫困儿童无法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和卫生资源。三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对这些议题有着重大的意义——当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该使用怎样的手段去解决它们？

田野实验的方法，一般是随机把人（学生、教师、农民等）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人为地对实验组实施某种政策干预，再和对照组进行比较，看干预是否有效。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排除一系列其他干扰因素，把所观测到的影响都归因为政策干预。

在教育方面，Banerjee 和 Duflo 发现出勤监督和支付额外出勤工资可以有效降低印度教师的旷工率；而力图促进社区在教育方面的参与，以及降低学生-教师比例，并不会提升教师的努力和学生的学习成绩。

他们也研究了不同教育方式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发现年轻女教师可以显著提升差生的读算水平，计算机辅助学习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数学成绩，而跟踪学生表现则可以让教师更有效地针对差生进行教学。

在一些非洲的实验中，Duflo、Kremer 和斯坦福大学的 Dupas 三人研究了健康和农业等方面的议题。

他们发现，教育补贴会减少青春期女孩的辍学、怀孕和结婚的概率，但不会影响得性病的概率，与此同时，政府关于艾滋病的教育课程则会降低后者（有意思的是，男性安全套和HIV测试也不能降低艾滋病患病率）。

另外他们也发现，肯尼亚当地农民对化肥的使用较为不足，会等到农作物较为成熟的时候才开始购买化肥，而使用一些小小的价格折扣，就会激励他们在合适的时间购买化肥。

还有一些其他有意思的实验：Banerjee、Duflo 等在印度实施了小微贷款的项目，发现小微企业的投资和利润都有所上升，耐用品的消费也有所上升。

同时他们还发现，由于项目知情者更愿意把项目相关信息告诉朋友和认识的人，信息传播这一机制也会对贷款项目的效果有着重要形象。

在一个跟进实验中，他们发现，通过村落里交友广泛的个体（社区红人）来传播政策项目的信息（如小微贷款、疫苗等），会显著提升政策传播率，从而提升政策效果——比如说，在社区红人传播信息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要高出 22%。

当然，随机田野实验的方法也有一些弱点，主要在于外在效度：在印度村落被证明有效的政策，可以推广到巴基斯坦，或者乌干达吗？

政策干预是否有效，很可能要依赖于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一个政策即便被证明有效，其应用范围也许并没有想象中的广泛。

最后，一点小小的八卦：Banerjee 是 Duflo 在 MIT 的博士导师，现在两个人是夫妻。

源济

贫穷的本质不是懒惰：诺贝尔经济学奖破解人类谜团

康路 腾讯深网 2019-10-15

作者 | 康路

北京时间10月14日17时45分，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印度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法国出生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美国学者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

获奖结果公布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托斯滕·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在对话《棱镜》时表示，评委会表彰这三位获奖人基于多重原因：一来，三位获奖人研究的如何减贫的主题，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议题；二来，获奖人用试验性的研究方法来寻找可靠解决方案，包括贫困的根源是否被掩盖，如何能够找到更有效的减贫方法；同时，三位获奖人的研究经过时间检验，通过干预措施，对减贫起到了实际的效果。

获奖插曲：曾以为是诈骗短信

诺奖获得者埃斯特·迪弗洛和阿比吉特·班纳吉都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

奖项宣布之际正值美国时间凌晨，46岁的新晋诺奖得主、也是有史以来诺贝尔经济学最年轻获奖者埃斯特·迪弗洛在麻省理工学院组织的发布会上回忆称，收到评委会电话时，自己还未睡醒，只记得有一个瑞典的电话接入。

“对方念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称，很长的名字。”埃斯特·迪弗洛笑称，“然后，评委会建议我喝点咖啡醒一醒，他们需要我在不久之后通过电话，接入新闻发布会，回答问题。”

同期获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吉既是埃斯特·迪弗洛工作拍档，也是她的丈夫。他打趣称，埃斯特·迪弗洛在接电话的时候比自己清醒多了，当获悉新闻发布会上只需要一名获奖人出席就可以时，自己就扭头回去补觉了。

另外一位获奖人迈克尔·克雷默平时在哈佛任教，获奖时正在伦敦出差。他先是收到一条Skype短信，称有位瑞典同行急着找自己，还以为是欺诈短信，后来发现是瑞典皇家学院发来获奖的贺电。

获奖原因：实证探索贫困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颁奖辞中写道，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人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实验为基础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写的研究成果之一。不迷信于懒惰等对穷人的刻板印象，两位研究者通过实证探究贫困的根源，发现处在贫穷状态中的人和普通人在欲望、弱点以及理性的层面上，实则差别不大。

区别在于，贫困的境遇，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许多小错误，并产生恶性循环，比如没有收入来源自然没有退休计划，不识字于是无法看懂拗口的健康保险产品等。普通人所忽略的小消费、小障碍和小错误，在穷人的生活中可能成为关键问题。

两位研究者认为，要摆脱贫穷并不容易，但只要抱着“万事皆有可能”的态度，和一点儿援助（一条信息、一点儿推动），就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三位获奖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随机对照试验。在当天的见面会上，埃斯特·迪弗洛也以在印度进行公共卫生研究的实例，证明如何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得出研究结论。

她表示，在印度进行疫苗研究的过程中，自己曾经困惑，为什么在疫苗能够有效的防止传染病的前提下，穷人的接种率只有5%左右。是因为疫苗价格的原因，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通过和当地村落的沟通，她后来发现，疫苗成本已经有效降低，但穷人仍不接种，往往是因为忙于其他事情，不觉得接种疫苗是个紧急的事情。随后，她挑选了120个村落进行随机对照试验。

其中，随机挑选部分村落，完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部分村落采取极少量的干预措施进行推动，部分村落干预措施强度更大。后来结果发现，只需要极少量干预，村落疫苗接种率就能获得明显提高，而强度略大的村落接种率能够达到37%。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否接种疫苗也许并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身边其他大多数人都接种过了，但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的研究发现，对于穷人群体而言，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承担更多的义务。

获奖人迈克尔·克雷默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承认，应当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股票市场或是理论研究，而是关心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比如贫困。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用图表的方式解释获奖者研究如何帮助减贫，图为如何通过少量干预提高疫苗接种率

学界称赞：21世纪的真正经济法

MIT通过社交媒体祝贺两位在校教授获奖

获奖人迈克尔·克雷默在哈佛大学任教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很快在学界收获掌声。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祝贺，称诺奖评委会认可了这三个人“早晚会被发现，但越早认可越好的研究”。理查德·塞勒同时打趣称，因为自己今天恰好在伦敦，所以颁奖结果公布时自己恰巧醒着。2017年塞勒自己获奖时，时逢芝加哥凌晨4点多，评委会曾经给他打了三次电话，才把他叫醒。

尽管行为经济学专家塞勒2017年获奖时主要因为其在80-90年代对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但其后来著有的《助推》一书，提出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哄劝”式的政策引导人们进行经济决策，也在政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该理论被世界银行等机构用于扶贫的具体实践中，因而，塞勒和今年的获奖人心心相惜。

更多的认可来自于三位获奖人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教职员工群体。比如，哈佛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卡兹(Lawrence Katz)就表示，这可能是21世纪第一个经济学奖，“获奖人采用的方法并不是20年前或是30年前起作用的方法，而是进入2000年代才开始使用。这确实是21世纪的经济学”。

但学界同时警惕，获奖人所采用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的研究方法也并非是“万用良药”。

普林斯顿访问学者Jeffrey Hammer在布鲁斯金学会上的文章就曾经指出，随机对照试验在逐渐成为发展政策的“黄金标准”同时，应该关注到这种实验性方法的问题，比如在分析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时，可能会出现的系统性的偏见，因为私人物品更容易识别，而类似干净的空气或安全等公共物品难以衡量等。

奖金分配：三人平分647万元

埃斯特·迪弗洛还是继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第二位获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而受到媒体的关注。

“我希望，（自己的获奖）可以表明一个女人有可能成功，并获得成功的认可。”埃斯特·迪弗洛表示，“这将激励许多其他妇女继续工作，并鼓励其他许多男人给予她们应有的尊重。”

在奖金的使用上，埃斯特·迪弗洛准备效仿另一位女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在皇家科学院的发布会上，埃斯特·迪弗洛表示，“在我8、9岁的时候，曾经读到过，居里夫人把她的第一笔诺贝尔奖金用于放射研究的设备上。我想，我希望把这笔奖金用于自己的贫困研究。”

居里夫人曾经在1903年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及亨利·贝可勒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又因放射化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总奖金仍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47万元），将由三位获奖人平分。

前IMF总裁拉加德对埃斯特·迪弗洛获奖表示恭喜，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布2016年迪弗洛在IMF总部演讲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