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我的父亲是1978级大学生
凤凰图片 2019-10-08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以下为第6期内容:我的父母都是50年代生人,他们年轻时经历了文革年代,然而父亲并未随波逐流,无论别人做什么,他都一直想方设法学习。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父亲抓住机会参加了考试,成为1977、1978级67.8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命运从此改变。文图:徐珊 编辑:张树志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姥爷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太姥姥有四个儿子,尽管年轻时就开始守寡,但因持家有方,逐渐攒下大宅和土地,最多时家中有60余口老小。土改前,太姥姥把家中土地尽数卖掉,后被划为“中农”,母亲小时候经常唱“贫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姥姥和姥爷生于20世纪初,他们的前任在解放前分别死于肺气肿和伤口感染,二人重新组成家庭后生了妈妈和舅舅。图为1977年,姥姥、姥爷和大姨、妈妈的合影。
母亲年轻时作为公社代表参加过全县团代会,高中毕业之后在生产队担任计工员,负责工时核算汇总,后来担任了大队的团支书。母亲身后是当时生产队的大门,房顶上盖的是东北农村常见的靰鞡草,主要用于保暖。姥爷是村里的编筐匠,家里的房子却是瓦房。母亲是家里的小女儿,每年领自己的口粮,还能结余200元左右,在结婚前给自己制备好了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图为1979年,年轻时的母亲坐在打谷场上的碾子上,手里拿的是新买的收音机。
母亲和父亲19岁相识。当时母亲是文艺骨干,父亲是生产队长。我父亲读高中时正值文革期间,学校经常停课。父亲和三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主要学习数学。无论别人做什么,这四个人一直在学习。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担任生产队长,以体力劳动为主。那时候,他很羡慕“通讯员”,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将来做一个通讯员。1975年父亲开始从事路线教育,教育农民改变小农思想,不要只顾小家,要走社会主义路线。当时不准农民从事买卖经营活动,比如木工瓦匠都不可以做私活,都要到生产队劳动。虽然工作任务很繁重,但是父亲仍坚持每天学习2个小时高中课程。图为1982年,父亲上大学时,和母亲在长春胜利公园合影。
1977年7月,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父亲当时半信半疑。9月,消息确凿。村里一位知青的妈妈送了一些教材给父亲,她当时是长春四十八中的教导主任。父亲再次组织了学习小组,这次有6个成员,都是家里亲戚的孩子,都跟父亲同年。这6个小孩在1977、1978两年全部考上了大学。1978年夏天,父亲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父亲入学时21岁,班里同学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17岁,最大的已经35岁,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校园里也有带着孩子上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大多数同学都进入高校做了老师。图为1982年,父亲(前排左一)与大学同班同学的大合影。
父亲的大学生活非常简朴,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每个学期看电影算是难得的娱乐活动了,但是也不超过4部。他印象深刻的电影有:《追捕》、《佐罗》、《归心似箭》、《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小花》,他最喜欢的电影是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讲述了教育专家马卡连柯的真实故事。我的名字也是来源于父亲最喜欢的演员丛珊。父亲大一、大二时,大学是供应制,东北师范大学每个月发20元的餐证和4元生活补助,学期末如果没有使用完,可以退钱和粮票。 等他读大三时,学校改发餐票,用餐可以自主,但父亲每餐都吃最便宜的饭。为了保证营养,他常在晚上吃“回锅肉”,即食堂把全天卖不掉的菜做成的大杂烩,价格只有白天的1/7左右。那时,食堂的发糕、腐乳汁免费,生活困难的学生经常排队等发糕,在免费的腐乳汁里捞腐乳。图为1986年,父亲研究生毕业后,在吉林职业师范学院工作。这张照片是父亲去鞍钢做调研时在千山照的。
父亲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师从东北师大数学系张海权教授。张海权是华罗庚的学生,他给父亲讲过自己和华先生的一段趣事。文革时,华罗庚被停职,作为“反动权威”,不能回家只能在单位宿舍接受改造。为了防止华罗庚出意外以及“搞破坏”,学校就安排他的学生张海权和他一起“蹲牛棚”,两人在宿舍一起住了三四年。有一天,华罗庚说:“小张,你去看看反动书籍那屋有没有什么能看的。”于是张海权就去找了一套《基督山伯爵》,说:“华先生,书堆里没有什么可看的,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说完他自己就躲在布帘里偷偷看《基督山伯爵》。晚饭后,华罗庚说,我在宿舍落下了点儿东西,于是匆匆返回宿舍。张海权回到宿舍后,发现自己的书不见了。此时华先生的布帘已放下,亮起了小台灯。第二天早上,华先生笑眯眯地说:“小张,我拿第一本换你第二本吧。”图为1984年,张海权教授邀请美国数学界教授来华交流,父亲和他的师兄王路群陪同(从左到右,父亲,王路群,美国教授,张海权)。
1985年,父亲研究生毕业,收到了好几家高校继续攻读博士的邀请,但是他选择了到知名度不太高的吉林职业师范学院任教。因为当时吉林职业师范学院给他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可以安置弟弟妹妹们。导师当时劝他“先顾好自己”,但父亲还是决定参加工作。我的叔叔和姑姑们,除了二姑,其他人成绩都很好。父亲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把自己四个兄弟姐妹从农村接到长春去读书。二姑则继续留在老家务农,一起留在村里的还有6个月大的我。图为1987年,父亲在吉林职业师范学院的课堂上讲“最优化数学方法”。
我出生后不久,父母因为要照顾我的叔叔和姑姑共4个学生,只好把我放在了农村。我在农村奶奶家,直到4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图为1988年,我和父母三人合影。
幼儿园春游前,老师会把每一个小朋友叫起来,拍一张“回答问题”的照片,事实上老师并没有问什么问题。那次春游,我摔破了膝盖,老师在我的伤口上涂了白糖止血。上幼儿园时,我有一位很难忘的好朋友。他从来不上幼儿园,但是懂得比我们都多。他父亲围棋下得很好,所以给他取名叫孙弈仙,小时候觉得这个名字好怪,现在想来真是可以入选热门问题“你听过最好听的名字”。那时,我们每天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人家守在电视机前看《每日日语教学》,后来这位小朋友不出意外地考上了北大。图为1989年,幼儿园春游合影,中间穿裙子站立的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