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我们为什么要看一部爬山的电影？

源济

我们为什么要看一部爬山的电影？

原创： 洛弟 山河小岁月 2019-09-30

国庆假期之前，小岁月观影团一直在忙着看电影。印象最深刻的，仍旧是《攀登者》。

关于《攀登者》，看过预告片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说的是中国登山队在1960年和1975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电影剧情一波三折，雪崩、搭人梯……看的时候紧张到人手心冒汗（不影响大家观看我们就不剧透了）演员阵容不用说，吴京、章子怡、张译、井柏然、胡歌几人可圈可点，演技都在线，小岁月观影团的好几位都很喜欢张译的表演。

不过，《攀登者》钻入了一片无人区。因为很多中国观众，对“冒险片”是没概念的。而在好莱坞，它有一个专门的类型：Adventure。它所指的，是人物面对血肉之躯难以抵抗的强大阻碍时，一切试图达成目标的行动。

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而主旋律电影，在这个国庆档并不是唯一一部。

那么，中国有多少人愿意买张票，去看一群人登山？

《攀登者》上映，其实是在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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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登山记录，最早可以上溯到汉成帝时期。

《汉书》里记载，公元前37年至前32年间，一位名叫杜钦的大将军曾经报告，他所代领的队伍在通过当今阿富汗境内的克里克山口和乌鲁拉巴山口时，曾经集体发生了头痛、呕吐、发烧等症状，于是他将所行山口命名为“人头痛山”和“小头痛山”——这可能是中国人最早遭遇的高原反应。

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不仅带回了真经，也在途中为中国登山史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他爬上了帕米尔高原上的穆苏尔岭。

帕米尔高原上雪山座座

但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登山的理解，仍旧是——行路中的一种体验。攀登险峰被认作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近代才有的事情。

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在《埃佛勒斯（即珠峰）史诗》中这样写道，攀登珠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征服”。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座山的时候，我们迟早都会被努力达到它的顶峰的欲望所驱使。但是更主要的是因为山对我们形成了挑战。我们必须通过和它的较量来显示我们能够达到山顶。

 "雪域屠夫”弗朗西斯·荣赫鹏

可是，《攀登者》里的登山行为，并不是为了征服。

1955年，当时受苏联影响，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登山运动。苏联的登山发展很快，但苏联境内没有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于是中苏两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境内共同登山。

攀登珠峰，对于中国人还有更多一层意义。当时中国与尼泊尔正在商讨珠穆朗玛峰主权归属，中国主张一国一半，尼泊尔则认为珠峰属于自己，理由之一是尼泊尔登山队曾于1953年成功登上珠峰。

新西兰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在顶峰上留下了英国国旗尼泊尔国旗和联合国的旗帜

1958年，中国登山协会成立，队员们在苏联进行训练，并在当年年底到达拉萨，筹备联合登山计划。但等到1960年，苏联和中国决裂了。

好吧，没有老大哥，我们还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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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7岁的河北人刘连满，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了。

从前，他是哈尔滨电机厂的消防队防火组组长，兼职文书。能文能武，天生神力。

600斤一担的煤桶，挑起来能走个百八十米；跟人摔跤玩，连赢了八场，才知道自己赢了全国摔跤比赛季军。

但经验告诉他，高山对高人，也不会展露一丝慈颜。

1956年初，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届登山训练班。

班上的许竞、师秀、杨德源和周正，是苏联老大哥训练出来的，中国第一批登山运动员。

第二年在贡嘎山上，刘连满眼睁睁看着师秀和两名队友从自己身边擦肩而过，飞一般地坠下悬崖。

屈银华

1958年，川娃儿屈银华，长到二十六，没去过北京。

他是伐木厂的工会主席，也是生产能手：一手一把斧子砍树，活像个李逵，大长腿穿山越岭，不在话下。

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招人，他要去，领导当然不放。领导问他：你去北京干啥？小伙子说：去看天安门。一到北京，他真去了天安门。看完就去香山参加集训了。

那一年，王富洲还在北京地质学院读书，贡布还是班禅警卫营的战士。

那一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正式划归国家体委管辖。中国登山协会成立。

今后的攀登，最终目的地只有一个——天有多高，人就要站上多高。珠穆朗玛峰，是大地离天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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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中国珠峰科考队来到了珠峰脚下。

大家发现，这支队伍里有登山运动员，有科研工作者，甚至还有新闻记者和美术老师。

一起到来的，还有数百吨后勤装备。其中6吨登山装备，是队长史占春几个月前，拿着贺龙要来的外汇，跑去瑞士买好，拿专机运回来的。

在瑞士一家登山用品店采购时，他们跟店员聊了起来。可能是难得见着俩亚洲人，店员比较兴奋，顺手往旁边一指：那俩也是亚洲的！

史占春一看，那两个挑挑拣拣的顾客，显然不是中国人。

史占春

他们是印度登山队的采购代表，也在买攀登珠峰用的装备。这个消息，加速了登顶行动的筹备。必须抓紧行动，中国人才能第一个从北坡登顶。

珠峰的东、西、南、北四坡，除南坡在尼泊尔境内外，其他三个方向处于中国境内。

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相对北坡不那么陡峭，此前外国人成功登顶，都在南坡。人类在珠峰北坡留下的，只有遗憾，以及遗体。

先遣组在观察北坳

所以，这支214人的科考队，必然在登峰过程中，面临无情的淘汰赛。他们能做的，是把自然的严酷筛选，化为按部就班的分兵，变被动为主动。

攀登过程中，先是部分科研人员留下，从事地质研究，部分登山队员驻扎，作为后备力量。

在随后的三次行军中，兰州大学地理系教师汪玑、北京大学生物系教师邵子庆，先后因高原反应引发的肺破裂与脑溢血，不幸牺牲。

5月4日，全队到达第三营地时，已有50余人出现不同程度冻伤。

5月17日上午，副队长许竞、刘连满、王富洲和贡布，组成最后的登顶突击队。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在向珠穆朗玛峰挺进的途中，攀登“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上。

24日早9：30，四人从珠峰8500米营地出发。

但此时，帐篷里还多了一个人——正发愁的屈银华。

原本其他队员都下撤回大本营了，他自己留下了，想去搜集这一海拔的资料。

可这时候，装备给养在途中已经遗失了好多，根本不够他上去研究的。

他把鸭绒袜给了没袜子的刘连满，想着反正也不用登顶，跟大家煮了二两人参，喝口汤就要下山了。

四个人刚走，帐篷外就传来一声喊：“屈银华，快点过来换许竞！”

经过连日的冻伤、劳累与高原反应，许竞走了十多米，扛不住了，让屈银华替补。四个人爬了很久，看到了了二十多米的峭壁“第二台阶”，登到最后六米，他们没办法了。

从右到左依次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六米，在接近珠峰顶的海拔上，瞬间变得高不可攀。岩石光溜溜，没有一道裂缝，无处可抓。

刘连满灵机一动：搭人梯，从我肩膀上爬上去。他以前是防火组组长，消防员要从外部，迅速登上不太高的建筑物，搭人梯最简单。

但很多人都知道两件事：一是屈银华块头大，外号“六吨半”，二是当年登贡嘎山时，刘连满不慎被队友的登山鞋蹬到了头，鞋底尖锐的冰爪，扎得他头破血流。

屈银华决定脱下鞋袜，踩着刘连满的肩膀爬上去。

后果他当然知道，一脱鞋，冷气瞬间从裸露的皮肤，传达到每一寸神经。

边爬边打冰锥，一个多小时后，他第一个爬上去，扔下绳子，让筋疲力尽的队友爬上来。看王富洲快没了力气，老屈怕他上不来，还开玩笑激他：“你再不上来，我们可就走了！”

其实当时，他的双脚已经严重冻伤了。

六米高的峭壁，他们爬了五个多小时。

一段漫长的行军后，驮了三个人攀岩的刘连满，感觉耗尽了一切。他一下瘫倒在雪地里。没时间了，大家紧急开会，决定要不要他留在原地——走，已不可能；留，生死未卜。

刘连满留下了，靠在一块岩石上，目送三名队友远去。他已经盘算好了，关掉氧气瓶，留给他们作为下撤的后备，拿起笔记本，写了一封遗书，准备睡去。

第二天中午，他朦朦胧胧，看到三名队友满面胜利的喜悦，向他奔来。胳膊腿都能动，说明这不是死前的幻觉。

刘连满的遗书，从此成为著名中文遗书中，为数不多以作者幸存为结局的一篇。

三位队友登顶的情形，自然是他后来听说的。

他们如愿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峰顶，却唯独没做成一件事：

要证明自己是世界登山史上的“第一”，是要留下影像资料的。

可他们登上峰顶时，已是半夜，漆黑一片。

即便在世界之巅，那时能看到的，也只有距离人类数百光年的星光。

1960年5月30日，王富洲等3人回到大本营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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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60年登顶珠峰，不同的外部声音，随之而来。

有人说，没有影像资料，就等于没有证据，还有人说，中国人爬上去是为了修庙的。虽然充满了遗憾，但第一次的不完美，也成就了第二次。

否则，1975年的二次攀登珠峰，也许只会成为史书里的一句话。

人们希望，这一次，再也不要为一段胶片，在世界最高处低头；再也不要有人以残肢换来荣誉；再也不要有人把别人拼命的努力，视作儿戏。

电影里，这场登顶冲刺的完成者，是新老两代运动员。老一代，为了填补遗憾；新一代，要以更鲜活的身躯，冲向高峰。

只不过，现实中还有一种人，他们身为历史的配角，在时间中蹉跎，最终被推向台前。弥补影像遗憾的重担，交给了队副政委，兼摄影师邬宗岳。他第一次成为登顶突击队员。

其实上次登顶时，他也在，一直到达四人突击队组建前的8500米。回去后，他被派往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技术，从第一次承担拍摄任务，到成为珠峰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少年等出了白发。

弥补遗憾的过程，也一样会有遗憾。

登顶途中，邬宗岳作为队尾拍摄者，解开了与队友之间的绳索，保持摄影进度。直到大家登顶下撤，在悬崖边发现了摄影机，看到山下深谷中的一个红点，他们才再一次见到邬宗岳。

8848.13。

就在他被发现前，他的队友们，测量出了当时最精准的珠峰海拔。

同时，他们还在当年难住刘连满和屈银华的峭壁上，搭了一座金属梯，后来叫“中国梯”。如果说，这次还有什么遗憾，也许是女队员潘多，差点成为第一个登顶珠峰的女性：十一天前，日本女登山家田部井淳子，从南坡登上了峰顶。

但登上峰顶的潘多，当时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刚刚经历了冻伤与疾病。那时，我们还没发明出“硬核”这个词，用来形容她。

两代人的忘死与困苦，换来的是无数的畅快。

至少我相信，《攀登者》在创作时，一定是有畅快的。

当笔下的传奇无比真实之际，创作者会在一次次见证中，随人物登上顶峰。此时，他一定能看到登极之际的千里暮云。但更令人产生敬意的是，对于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细节，《攀登者》没有刻意去煽情，它只是把这些真实的传奇，再度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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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屈银华双脚的前脚掌被部分切除，成了乒乓球教练。

屈银华

女儿对爸爸有点抱怨：别人的爸爸都昂首阔步，怎么就我爸爸走路跟鸭子似的？还老逼着我们练乒乓球。

爸爸腿脚不太好，但手特别巧，对木工尤其在行，还爱烧菜。一炒四川的回锅肉、蒜苗炒牛肉，满楼道飘香，就是辣得有点呛。

直到2016年，临终前几天，他还问身边人：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啊？我要去钓鱼。

刘连满又当了13年登山队教练，后来回老家工作，2016年去世。

刘连满

去年，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中国首登珠峰》播出，把一个9岁的小姑娘急哭了。

那天她看了第二集，发现没讲搭人梯的刘连满。小姑娘赶紧写信给央视：怎么能没有刘连满呀！央视总编室赶紧回信给她：孩子别急，下集就有他。真正的英雄，一定会来。

《攀登者》这部电影开始放映之后，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当年我们攀登北坡，创造了历史，却也受到了质疑；今天《攀登者》还原这段历史，再次受到了质疑。

这种质疑，最根本的来源，仍旧在于，我们并不真正明白登山的意义。

《攀登者》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我们讲述了那个年代的登山故事，他向我们每一个观影者展现的，是一种属于攀登的力量，这种独有的力量，最终转化为更高的向往：一种对自我极限的征服，一次与至高对话的机会。作为普通人，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有攀登高峰的机会，但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都在攀登一座又一座心中的高峰。

因为山在那里。

因为人在那里。

1.刘连满，《1960，攀登地球之巅》，《党的生活（黑龙江）》2015年06期

2.刘连满、刘大义、崔之久、杨建国口述，《贡嘎山，他们的命运因你而改变》，搜狐户外，2007.3.12

3.曾金秋，《屈银华 为登顶珠峰失去十根脚趾》，《新京报》，2016.9.25

4.杨丽娟，《北凌绝顶：1960年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北京日报》，2018.6.7

5.《屈银华：来自峭壁上的回忆》，登山者网

6. 余凡，《1975年，邬宗岳献身珠穆朗玛峰》，凤凰网四川综合，2018.5.27

7. 孙俊毅，《珠峰60：回访第一位北坡登顶的女性潘多》，《新闻晨报》2013.5.27

8.周围围，《小学生给央视台长写信“你们怎么把英雄刘连满给忘了？”并没有！》，中国青年网，20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