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一个浙江家庭的七十年
凤凰图片 2019-09-17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相关。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以下为第3期内容:我是来自浙江杭州的金酉鸣,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那一年我5岁,我的父母那时都还年轻。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母亲则以照顾生病的亲弟弟为由躲过了“上山下乡”。我的祖母曾是一名童养媳,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工厂认识了我的祖父;我的外祖母是东北国企里的劳动模范,外祖父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他1948年入学,1952年毕业,中间经历了1949年,大学换了两个,毕业后积极响应号召支援东北建设。我的曾外祖父则是民国时期的银行职员兼业余摄影家,参与了新中国的金融建设。图文:金酉鸣 编辑:张树志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我的曾外祖父骆伯年(字筠),1911年3月出身于浙江杭州一户县衙官吏家庭。1930年,19岁的他与杭州女中校花王多嘉结婚。两年后,他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考入浙江商业银行,开启了银行职员的职业生涯。
不久后,受银行业内人士影响,曾外祖父开始将 “摄影”作为工作之余的消遣。这在当时是一项既时髦又“高消费”的爱好。1934年,他拍摄了代表作《汲瓮》,由此成为中国摄影史民国摄影家中的重要一员。图为1930年代,骆伯年(右一)与友人、摄影“引路人”余盛明(张大千学生、右二)在杭州超山赏梅采风。
1935年,曾外祖父调入中国银行上海总管理处工作。在上海,他依然进行摄影创作。1937年,由郁达夫亲自题词的他个人摄影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影展——“联谊影展”在上海举办。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从1938年开始他就随着中国银行辗转工作于香港分行、重庆分行和成都分行,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又重新回到上海。图为骆伯年在杭州西湖摄影。
1949年,曾外祖父拒绝前往台湾,坚守在中国银行工作,等待新中国成立。1950年,他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北迁北京,同年借调至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与新中国金融建设,家住前门外双鱼胡同。此后,由于经济条件和摄影耗材匮乏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曾外祖父不再进行摄影活动,并于1951年申请调往家乡杭州工作。他从1953年开始在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财务科工作直到退休。图为1940年代,骆伯年镜头中的重庆抗战时期机场。
1931年大年初一,曾外祖母生下了我的外公骆涵翠。他幼年随着曾外祖父辗转在多个地方读书,小学六年在香港度过,初中时期在重庆和成都求学,高中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大学一年级就读于大同大学。1952年,随着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又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工系。毕业后,他响应国家号召,坐着蒸汽火车就来到了“共和国长子”辽宁,支援东北重工业基地建设,在抚顺十一厂担任一个煤矿的总工程师。图为1952年大学毕业的外公,即将前往东北抚顺。
1954年,我的外婆冯焕英走进了外公骆涵翠的生活。外婆祖籍山东临朐,是闯关东到东北的后代,解放前就在东北开始了革命工作。一个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和一个东北土生土长的劳动模范,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到了一起,组建了家庭。1955年他们的长女——我的母亲出生在抚顺。图为1964年11月外公和外婆回杭州探亲。
母亲从6岁起就被外公外婆送回了杭州跟着她的爷爷奶奶——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母一起生活。那正是共和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候,外公外婆都全身心投入到了煤矿的工作中,无暇顾及子女的饮食起居。杭州迎来了这个东北小姑娘,她逐渐熟悉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生活,在木场巷的里弄里、中河边上逐渐长大。图为1977年,母亲(左)于抚顺市雷锋纪念馆留影。
母亲在杭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光阴。在杭州高级中学毕业之后,由于她的弟弟患有小儿麻痹症,她躲过了上山下乡,以照顾弟弟之名留在了杭州,并且被分配到下城区教育系统工作,在武林中学代课做过数学老师,也在学校做过出纳和会计。图为1975年,母亲(二排左一)与杭州武林中学同事在西湖花港观鱼游玩。
我父亲家的经历相对简单一些。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工人出身,两个人都在杭州第一棉纺厂工作。我奶奶在小时候就被卖到地主家做童养媳,直到1949年后才有机会进了工厂,认识了在厂里做统计工作的爷爷。爷爷家是绍兴上虞地区做竹匠的。我的父亲出生在1952年,在家中排行第三,文革之前一直在杭州的拱宸桥地区生活和学习,这一带是杭州工厂扎堆的地方,靠近京杭大运河的起点。父亲从小在运河边长大,钓鱼是他儿时的爱好。图为1968年,16岁的父亲(右一)与哥哥、姐姐、弟弟在杭州红太阳广场(今武林广场)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