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经常听许巍,是在24岁。虽不至于说割耳朵,但胸中还有无尽的渴望。
可惜没几年,我就发觉生存乃刚需,还是多赚银子划算了。一天天下来,身体越来越贪图安逸,神经越来越规避疼痛。在卑琐的现实里,理想主义这么昂贵的东西,就只能去前人的歌里体验了。
于是,在这种肤浅文青狭隘的自我感动观念的推动下,我就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崔健那拨人,从那里面去寻找慰藉。
1986年,崔健上工体的时候,我还没出生。那之前,20出头的他在北京歌舞团负责古典弦乐的小号。他是第三小号,演出少。那个几年后策划《囚歌》事件的周亚平,看到不少团员如此,就准备组乐队,在外交人员饭店给一些留学生和专家表演。二十出头的崔健,能极为出色地用英文演唱《草帽歌》,很快就成了圈内红人。但他完全不满足于此。
第一次听见摇滚乐时,崔健激动得不行。跟歌舞团6个哥们儿组成“七合板”,开始研究西方音乐。那年头,许多磁带从大洋彼岸舶来,被外国人听到破损不堪,连封面都没了。崔健就一边听,一边幻想封面原本的样子,后来实在忍不住,就亲自在纸上为它们重新画封面。
没多久,团里把乐器没收了。“七合板”被市委宣传部约谈,他们说,这是世界潮流,应该介绍进来。部门吃不准,不敢支持。硬件跟不上,乐队只能散伙。这期间,崔健自称手骨折,要在家养伤,其实天天都在弄音乐。
一天,他和乐队排练间隙,突然就唱了首自己写的歌。中国摇滚先驱王昕波正好去串门,一听就惊了:“卧槽中国要出原创摇滚了!”
由于私自演出,崔健被团里劝退。不久,他就带着这首自己写的《不是我不明白》上了“孔雀杯青歌赛”。那阵儿都是民族美声,评委第一轮就让他滚蛋。只有东方歌舞团的王昆留意了他。也正是在王昆的推动下,崔健参加了那场著名的“百人音乐会”。上台前,他临时写了首歌,拿给“七合板”里的杨乐听。
杨乐一听,当时就哭了。
那首歌,就是《一无所有》。
对了,多年后,号称“中国口琴第一人”的杨乐,为一首歌吹过一段前奏。
歌名,《同桌的你》。演唱者,老狼。
《一无所有》出来后,年轻人炸了。据说乐评人金兆钧听到后,一字一句把歌词抄下来,一朋友看到他抄的句子,当场嚎啕大哭。之后,崔健影响的人不计其数,这里面有上电影学院的管虎,有在美国旅居的陈丹青,还有在大连西岗区办公的王健林。特别是西安,有三个人深受震动,一个是前面的许巍,一个是读会计的闫妮,还有一个,就是张红兵。
张红兵是个黑瘦小子,从小话不多,人蔫儿,班上联欢晚会,他都不出声。做过最出格的事,是初三那年扒煤车,要去神农架找野人。他爱读杰克·伦敦,爱听摇滚。上大学跟人打架,直接辍学。听到崔健,他带着两首自己写的歌就跑去了北京,在北师大里面借宿。
其中一首歌,就是《姐姐》。
1991年,年仅23岁的张红兵已经改名为张楚,组建了“毒刺乐队”,养活不了自己,只能去卡拉OK给人放镭射碟。
他的歌在北京高校间广为流传。一天,张楚走着走着,路上碰见一小子,非要听他唱歌。张楚没办法,只好回宿舍唱《姐姐》给他听。
这小子,就是高晓松。
高晓松说,那时的年轻人,就是那样,为了内心热爱的东西,什么都不管不顾。他们可以大半夜去找对方,就为了给对方唱一首刚听见的好歌,可以为了一把好乐器,一个月不吃一顿像样的饭。
不过话说回来,谁年轻的时候,不这样?
也正是因为听了崔健、听了张楚,高晓松才组建“青铜器”。那阵儿排练,大紧要是唱《同桌的你》,都会被吁到一边去。
他们要的是躁,是激烈,是振奋,是奋不顾身,是荷尔蒙飞溅。
「年轻时的老狼和大紧」
那会儿,“青铜器”还给窦唯暖过场。老狼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是大大大学生”,演完了,下面掌声稀稀拉拉。窦唯一上去,全场爆炸。当初的窦唯,台风极尽妖冶。全北京能像他一样唱英文歌的,数不出一个巴掌。有一次,一店里的歌手临时有事,窦唯去救场。管事儿的没听说过他,心说你行不行啊。结果小窦一上去,那表现力,震慑全场。管事儿的赶紧给他买了两瓶北冰洋。
几年后,这个叫李杰的人,跟窦唯组了个乐队,叫“做梦”。
20岁出头的窦唯,并不像后来那么沉默。小窦跳霹雳舞,在学校里唱邓丽君,一身前卫的金属感。他爱踢球,爱奔跑,还会说相声。高晓松的师傅,给崔健写歌词的黄小茂,看过窦唯录的相声录像带,笑得浑身乱颤。1994年,窦还拿个DV,撺掇朋友拍武打片、抗日剧,一口气拍七八个。
多年以后,当我听《花房姑娘》听《高级动物》听《西出阳关》,我才知道我们有过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丁武为了一把吉他,画了半个月的风筝;老五每天练琴,要拿火柴计数,一练就是几大盒;赵明义为了练鼓,在西单给人打更赚钱;那些年轻的人,放弃公职,忍受饥饿和异样的目光,千里迢迢到北京,就是要呐喊,要表达,要说自己想说的话,为胸中的理想,死磕到底。
那年少盛气,简直就像“唐朝”歌里唱的:
“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飞行的鸟,在天空和太阳之间穿行,飞过那无穷的漫漫荒野,自由在大地上空飞扬,来吃一口梦做的晚餐,把世界放在胃里化成血,感觉到海洋的飘荡,冲垮了云和脑体心脏…”
那时,不光是那些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是年轻的、飞扬的,在理想之风的吹拂下,整个世界都是年轻的,焕发着生机勃勃的光泽。
最终,这片光又照耀到更多的人。
比如听了《姑娘漂亮》的大张伟,从此走上朋克路;比如听了《无地自容》的郑钧,听说“黑豹”要找主唱,本来可以去美国,愣是带着800元跑去北京,借住表弟的宿舍。那份躁动和热血,对文艺理想的坚持,对作品完美度的追求,影响了高晓松、老狼,影响了朴树,影响了许巍,让年少的他们激动,抱起吉他写歌,闪烁璀璨的光华。
最后被我一一听见。
6月份,我写过一篇《摇滚伤心往事》。据说94红磡的策划人张培仁看见,不怎么开心,说都多久了,怎么还聊这个啊?张培仁当然不知道,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纪念摇滚,而是伤感年轻和理想的消逝。
对于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人而言,那里面的理想光芒,太耀眼,太神奇。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群人蹦跶过,我们才能受到鼓舞。
幸运的是,长大后的我,还能听他们年轻时的歌,借助他们的躁动,抵御现实的琐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