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查看: 243|回复: 0

[人世间]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流浪大师”丨人间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9-11-12 03:23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9-7 07:56 AM 编辑

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流浪大师”丨人间

 平僧 人间theLivings 2019-08-28

F4D4ADB2-770A-490C-8A75-C4806C12606C.jpeg

我想我总有一天要灰飞烟灭的,不如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座危险的独木桥。所以我要像沈从文那样,尽管向远处去,深处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赌一注看看,由我自己支配命运更好些?



配图 |《夢》剧照





1985年,我17岁,刚到福建省光泽县水泥厂做通信员,主要负责给厂领导打扫办公室、端茶递水,同时还兼管全厂的信件收发。
全厂上千职工,每天收到大量信件,凭我一人之力,无法保证人人送达,也无法全都保管。像汇款单这样的重要邮件,我会在走廊墙壁的邮政布袋上贴一张“某某有汇款单”的纸条,收款人则需找我签字才能领取。而一般信件,除了行政人员和与我有交情的,其余人的信件均插在邮政布袋里,收件人自行领取。当然,放在那里,隐私没有保障,总有些职工恶作剧,冒领和偷看别人的信件。
我平日到处跑,时常不在办公室,有次一位上夜班的职工领汇款单,来了不下十趟才找到我。所以,那些信件来往频繁的职工,为了取信方便、保证信件安全,都对我这个临时工非常客气,知道我烟酒不沾,就经常买些小吃“巴结”我。
厂里信件最多的孙丹青就是这些人里的一个,他40来岁,是厂里的化验员,主要负责水泥的取样和强度测试,但他志不在此,一直自诩为画家。孙丹青有些神经质,朋友不多,“巴结”我的方式也比较特殊——不给我买吃的,而是给我绘了一张画像,惟妙惟肖。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恭维我有作家气质,还不时把他家的文学名著借给我。
这让当时怀揣着作家梦的我非常受用,自然对他关照有加,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忘年交。聊得多了,我对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孙丹青曾就读于福建师大美术系,上学期间还开过个人画展。1964年,他因用功过度,患严重精神衰弱症休学;两年后复学没多久,又因父亲当年做过伪军军官而遭批斗,被学校开除。1969年初,他响应号召,到我的家乡福建省光泽县下面的村子插队落户。
1977年春,孙丹青知青生涯结束,因为父母此前已双双自尽,无家可归的他就留在光泽县工艺美术厂,先后任设计师和厂长。由于经营不善,工艺美术厂不到3年就倒闭了,孙丹青又被调进水泥厂,成为一名化验员,娶妻生子。
在外人看来,孙丹青也算是能安定下来了。而他却不甚满意,每次跟我说起他妻子,孙丹青总是摇摇头,“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一句都没有”。
他说自己最不能容忍妻子的就是“一吵架,她就撕我的稿子,烧我的画”。为此,孙丹青还将书房上锁,可还是抵不住暴怒的妻子破门而入。
孙丹青妻子是个水泥厂的拉包工,浓眉大眼,低矮壮实,一个人可以拉一板车、将近一千斤水泥(一板车水泥10包,每包100斤)。孙丹青虽高出妻子一大截,但干瘦如猴,手无缚鸡之力,若俩人真动起手来,孙丹青完全不是妻子的对手。
其时,孙丹青和妻子有一个6岁的儿子,孩子在他们吵架时立场鲜明地站在母亲一边,根本不把孙丹青放在眼里。
“小孩子不懂事,我也不怨他。我早就把这些凡尘俗世看透了,只想余生专心搞艺术。”
孙丹青嘴上说不在意,生活里也确实对这些家务事不上心。他每月将近百元的工资,一半交给妻子,一半用来购买笔墨纸书以及车票。他的业余时间全部花在写生和绘画上,那些年几乎走遍和画遍闽北山水,与光泽县毗邻的武夷山,他每月至少去一次,每次回来,都给我讲些趣事儿。
有一回,他给一位少妇画了张肖像,那个少妇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仅给了他10块钱(当时可是大钱),还请他吃饭喝酒,要了他的地址,表示要“保持联系”——至于有没有“保持联系”,我就不得而知了,许是他在吹牛——不过,孙丹青的肖像素描功底确实深厚,寥寥数笔,传神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由于接触时间不长,加之年少浅薄,我对孙丹青的一些行事风格并不能完全理解,但这个“老顽童”心无城府,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深深打动并感染了我。他有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名人名言,比如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莎士比亚的“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统”,列夫·托尔斯泰的“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等等。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还在不少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
然而这样的生活刚过了两年,到了1987年底,孙丹青突然辞职,抛妻弃子,独自浪迹云南。
关于他的离开,在我们厂里传出很多版本,有说夫妻感情不和所致的,有说他完全就是神经发作的……而作为这个厂里和孙丹青交往最密切的人,我知道,孙丹青出走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孙丹青的离开,或许是因为一本书——《月亮与六便士》。这本书自1982年有了中译本后,引发国内众多文艺青年的追捧,由此也掀起了“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活?”的讨论。
在这本书里,英国作家毛姆以画家高更为原型,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优裕美满的生活,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追寻画家梦想的故事。
这个故事自然也被沉浸在艺术之中的孙丹青奉为圭臬,常言“我要成为中国的思特里克兰德!”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去云南,我想这便是他出走另外一个原因:他爱上一个云南姑娘,名叫黄真。


1986年底,厂化验室有一趟去无锡购买化验仪器的差事。年关了,谁也不愿去,而对孙丹青来说却是一桩美差,乐得逍遥一番。
化验室主任对孙丹青这个书呆子放心不下,一再交待他务必在春节前将仪器买回厂里,以便急用。孙丹青拍着胸脯:“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孙丹青先从光泽坐火车取道杭州,再由杭州乘船到无锡。在昏暗的船舱里,他与昆明姑娘黄真相谈甚欢,话题的起始并不是因为姑娘长得漂亮,而是她读的那本书——正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黄真认为,当今缺少像思特里克兰德那样为艺术献身的人,缺乏一种毁灭的悲剧,她也非常崇拜高更,为了艺术不顾一切。
交谈中孙丹青得知,黄真曾就读于西南某大学美术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在家乡昆明某校执教,她是来无锡旅游和写生的。无论是艺术人生、还是爱情婚姻话题,两人观点惊人契合,相见恨晚。看了孙丹青给她画的肖像,黄真更是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在黄真面前,孙丹青涌现出前所未有的创作灵感。
黄真非常同情孙丹青的婚姻和遭遇,她说自己父亲在省政府工作,如果孙丹青愿意的话,可以帮他调到云南。她还向孙丹青描述了云南那片神奇的红土地,最让孙丹青怦然心动的,莫过于泸沽湖保存着中国最后的一个原始走婚部落残余——纳西摩梭族母系社会。天啊!泸沽湖不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塔西堤”么?孙丹青兴奋得跳了起来。
孙丹青结果乐不思蜀,与黄真一起在无锡一个招待所过完年才回来,好在他没有忘记把设备买回来,否则主任非骂裂他脑壳不可。


分别之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两地书。黄真给孙丹青寄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资料,孙丹青最喜欢的是图文并茂的《云南风物志》,里面有泸沽湖的详细介绍。
孙丹青自然也把这些杂志展示给我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还说到了泸沽湖,他一定要结交几个“阿肖”。等他安定下来,我去找他,到时也给我介绍一个“阿肖”。
“阿肖”是泸沽湖摩梭部落过走婚生活双方的互称,意思是“共宿”的朋友,“肖”是躺下的意思,男女之间如询问“阿肖做不做?”对方给予肯定的回答后,就可以过偶居生活了。
我说:“那黄真算什么?你这么做,对得起她吗?”
孙丹青严肃道:“黄真是我心中的女神,跟你开玩笑呢,我决不会背叛她的,更不会亵渎她。”
从此,孙丹青对泸沽湖梦魂萦绕,书房挂了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把光泽与泸沽湖圈在两个圆里,之间画了一条粗粗的直线,上面写着一句话:泸沽湖,我心中的圣地,何时投入你怀抱?!
如果没有外出写生,孙丹青几乎每天到我办公室等信。无论是黄真写给他、还是他写给黄真的信,孙丹青都让我一睹为快,还让我看了黄真的许多照片。照片上的黄真,一头披肩的秀发,瓜子脸,樱桃嘴,两个鸭梨一样的酒窝,我不禁赞叹是个古典美人。
孙丹青对我说:“真人更美”。
黄真在信里尊称孙丹青为老师,或探讨人生艺术,或探讨婚姻爱情,极力鼓励他到云南写生,但从没有直接说爱他,更没有说要嫁给他。或许,字里行间潜藏着她的爱,但那时太过年轻、尚不知情为何物的我根本看不出。


在和黄真通信大半年之后,孙丹青闹起离婚和辞职来。80年代的山区小县,离婚是敏感词,辞职是陌生字眼,孙丹青同时闹起离婚和辞职,一下引起轰动。
之所以要“闹”离婚,是妻子要他付1万元的离婚费——那时这笔钱对普通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孙丹青连1千元都拿不出来。
厂里也不同意他辞职,领导不断做他的思想工作,甚至答应,只要他不辞职,可以把他调进政工科或是工会,让他有更多时间画画。领导之所以苦口婆心挽留他,一则那时工人是实实在在的主人翁,不能说走就走;二则辞职在这里还是个新生事物,领导没有应对经验,怕人走了对上级不好交待,弄不好成为“政治事件”,殃及自身。
孙丹青还是不屈不挠,领导火了:“我们已经仁义至尽,天要下雨娘要改嫁,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不过,辞职要办理一系列的复杂手续,短则半年长则一年,你要耐心等待。”
其实,无论是孙丹青妻子还是厂领导,估计都以为孙丹青只是闹一闹,过一阵也就消停了。
孙丹青继续与众人“殊死搏斗”,然而,黄真却突然中断了联系。孙丹青一连去了几封信和电报都没有回音。(那时长途电话太难打,通话效果也不佳,孙丹青没有给黄真打电话
黄真在最后一封信中告诉孙丹青,她和男朋友即将在国庆结婚,为了她的幸福,请不要再与她联系。她还在信中闪烁其词道,我们水泥厂里一个知情人给她写了封匿名信,说了孙丹青许多坏话,“如果这些坏话都是真的,那真是太可怕了”。
黄真还说,这个人不仅给她写了信,还给她父亲写了信。她父亲暴怒之下将她大骂一通,说如果不立即与孙丹青断绝关系,那就断绝父女关系。10岁那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对她慈爱有加,为了她也没有再娶,她绝不忍也不能与父亲断绝关系。
黄真由此质问孙丹青:“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和我父亲的地址的?我写给你的信封寄信人地址都是‘内详’(确实如此,作者注),难道是你告诉他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气愤。难道你真像那个人信中写得那样,是个无可救药的神经病?”
具体什么坏话,黄真没有透露,但从口气中不难猜出,她已经“信以为真”。黄真在信中最后写道:“孙丹青老师,我们的相遇相识相知,是个严重的错误,你还是去找你的土著女孩吧,不跟你说再见了。”
黄真的疑惑很容易解开——孙丹青闹离婚和辞职的事,举厂皆知,此前最疯狂时,他把黄真的信拿给很多人看过,还透露她父亲在云南省政府工作,吹嘘她父亲正在帮自己调动工作,要把他调到昆明去当美术老师。在绝大多数人看来,此举岂止疯狂,简直神经病。孙丹青也不忌讳,坦言自己就是个疯子。
我想,肯定是有好事者暗暗记下黄真和她父亲的地址,给他们写了那两封信。也有可能是孙丹青妻子支使别人写的。


意外失去联系的黄真,打乱了孙丹青的计划,他换了个思路:先到昆明找个差事,比如教书,攒下一笔钱再去泸沽湖定居。
随后,孙丹青还给云南省教育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是福建省光泽县水泥厂职工,原福建师大艺术系美术科六七届肄业生(因家庭出生问题被赶出学校),愿为祖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献上一份绵薄之力。由于“文革”的阴差阳错,我至今尚未专业对口,还在从事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职业苦熬时光,虽然人过中年,但雄心犹在,希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讲台,当一名神圣的灵魂工程师。
从报刊上得知祖国边疆少数民族人才奇缺,师资更缺,我想毛遂自荐,到云南最艰苦最偏远的角落去做一名播火者,做一支蜡烛,奉献余生。恳请接受我的请求。
半个月后,云南省教育厅回信表示:
对于您的奉献精神,我们由衷的钦佩和感谢。但是由于种种困难,您的户籍很难转迁,这对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带来不便。因此我们目前尚无法答复您。敬请鉴谅。
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一切并没有浇灭孙丹青的热情,云南那片神奇的红土,正以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召唤着他,令他走火入魔。
于是,孙丹青不辞而别。




孙丹青出走后近两年都杳无音讯。直到1989年底,我突然收到他的来信,邀我去昆明会面。信写得很煽情,其中有这么一段,深深打动了我:
贵平小弟,你挚爱写作,这很好,但写作必须行万里路。你一定知道流浪文豪艾芜吧?当年他曾流浪昆明街头,后又漂泊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写下轰动一时的《南行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作要行更多更远的路。正如契诃夫曾告诫青年作者所说的:“您得到一千俄里、两千、三千俄里以外去……您会知道多少事,您会带回多少短篇小说啊!您会看见人民的生活,会在偏僻的驿站上和农民的草房里过夜,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要是您打算做个作家的话,那您明天就买车票到尼日尼去,从那儿您顺着伏尔加河,顺着卡玛河去旅行吧……”
那么,你明天也来昆明吧!你会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收信没几天,渴望流浪、痴迷文学的我,瞒着父母独自出发了。
就像孙丹青迫切想成为中国的思特里克兰德那样,我在当时也想成为中国的毛姆,以孙丹青为原型,写一部类似《月亮与六便士》这样的长篇小说。那么,我需要进一步了解孙丹青,跟着他一起流浪一阵子,这样写起来才真实可信,才得心应手。
正值春运,列车拥挤不堪,落座是做梦,落脚都困难,有时只能落下一只脚。两天三夜的路程,我几乎是站到昆明的,最后实在扛不住,就狗一样钻进硬座底下躺一会儿。


火车黎明时分抵达,孙丹青骑着一辆三轮车,从车站把我接到昆明市郊一间低矮破旧的小房子里。我太疲劳了,往床上一躺,昏然睡去。醒来时,孙丹青正背着我趴在桌上写着什么。一看表,已是晚上8点多,我整整睡了一天。
这时,我才打量起这间房子来。这是一间成倒状“直角三角形”的楼梯间。除了床和桌子,再也放不下任何大件物品。
孙丹青见我醒来,打开唯一的抽屉,往外掏食物:道口烧鸡,云南牛脯,杨林肥酒。
酒足饭饱后,我向他提起黄真。听到这个名字,孙丹青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兴奋,表情很是淡漠,敷衍两句便把话题转移了。
孙丹青说他在云南各地流浪,强忍着不去想、不去找黄真,想以苦行僧的生活方式,将黄真淡忘。他还给我讲到了他的“塔希提”——泸沽湖母系氏族社会风俗虽然沿袭,却不再与世隔绝,随着旅游的开发,商业气息日渐浓厚,一文不名的孙丹青到了泸沽湖却无法定居下来,当然也找不到他的“土著女孩”。
我来昆明前半年,孙丹青在云南艺术学院当廉价模特。为了省钱,他在市郊租了这间便宜的楼梯间,交通工具就是那辆从废品收购站淘来的、破旧似古董的三轮车。
隆重接待过我之后,孙丹青就身无分文了。穷家富路,月工资不足百元的我,是家穷路也穷,身上也没几个钱。再过三天就是春节,我们却在为路费发愁——春节过后,我得回家,孙丹青还得去贵州。
孙丹青决定上街写春联卖,他的书法十分出色,供不应求。现写2块钱一副,写好的1块5毛钱一副,我忙不迭地收钱,不亦乐乎。孙丹青写累了,我也上阵滥竽充数,现写1块钱一副,写好8毛钱一副,居然也能卖掉。
一天下来,竟然挣了500多。对我们而言,是笔巨款。
这么好的生意,孙丹青第二天却不肯干了,说是要去看一个重要的画展,气得我说不出话来,一晚上没睡好。


孙丹青一大早醒来,问我去不去看画展。我刚迷迷糊糊入睡,不想去,他便独自走了。等我醒来时,头重脚轻,口腔乏味,还流着鼻血,挣扎着爬起来浸湿毛巾敷在额头,又躺下昏昏沉沉睡去。
再次睁开眼睛,已是下午3点多,还不见孙丹青人影。又恨又悔之际,孙丹青拎着一大包食物推门进来,背上的画夹鼓鼓的。
“怎么,病了?”孙丹青见我这副模样,拿掉毛巾,摸摸我的额头,“唉呀不好,发高烧了,毛巾快被你烫干了,我送你去医院。”
孙丹青把我搀扶到三轮车上。附近别说医院,连一间像样的商店都没有,火急火燎的孙丹青拉着我,找了两个多小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在一条陋巷,找到一家尚未关门的私人小诊所。
打过针之后,烧很快退了。眼见孙丹青东奔西跑,不断买这买那的,我感到不妙,问他还剩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你点点看。”孙丹青将装钱的书包递给我。
“只剩下两百多块,得省些用了,先把车票买好,不然到时我们都走不了。”我粗略点了一下钱。
“有道理,你不提醒,我都忘了。这样吧,钱由你保管,不然什么时候被我用光,都不知道。”
买好车票,只剩下100来块,我们把钱一分为二,放在各自身上。


大年初一,我们去了石林,然后向西双版纳进发。为了省钱,主要吃方便面和面包,住最差的旅店。好在孙丹青一路给人画像,赚了点零钱,补充了我们干瘪的钱包,每天可以吃碗粉丝。
半个月后,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云南。列车进入贵州境内,下起鹅毛大雪,天地白茫茫一片。我们在贵阳车站分手。我乘火车回光泽,孙丹青乘另一趟火车去贵阳某郊县——一个比光泽还小的小县城,孙丹青要去那里的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
这是孙丹青半年前找好的一份差事。当时,在昆明的一次画展上,孙丹青与一位叫何德贵的贵州籍画家相见恨晚,何德贵认为他当模特是大材小用耗费生命,热情地推荐他到自己家乡当美术老师。这份差事,孙丹青自然很是满意。
先我1小时上车的孙丹青,倾其所有给我买了一些食品,自己只剩下2元6角。列车进站了,孙丹青猛地抓住我的手:“小老弟,珍重!”
说罢,他挥挥手,消失在涌向车厢的人流中。
自此,我们又天各一方,能否再见,只有天知道,也许是最后一面。




与孙丹青在贵阳分别后,我们联系得非常密切,每周至少一封信。每记满一本日记,孙丹青就寄来让我保管——他居无定所,担心把日记本弄丢了,放我这里更保险。因此,我对他的行踪和心理非常了解。
当地县教育局熊局长是何德贵同学,何德贵向他郑重推荐了孙丹青,熊局长非常欢迎。该县属黔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管辖,经济文化非常落后,严重缺乏美术教师,全县找不到一个美术大学生。
在熊局长亲自安排下,孙丹青到县二中上了一堂美术课,大获好评。县二中当即与孙丹青订了为期1年的教学合同,只是工资极低,每月不足50元,但孙丹青完全不在乎。
学校里有不少苗族和布依族学生,学校后面大山上就有寨子,妙不可言的风景和生动的民族风情,令孙丹青激动不已,一到周末就跟着学生去写生,饱尝腊肉、豆腐、烧酒、糯米粑粑等风味独特的苗家美食。
一时间,孙丹青如鱼得水,生命价值和艺术激情,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似乎找到人生归宿。
他在日记里记录着一段:“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批改作业,还要额外辅导十多个报考美术院校的美术尖子,每逢三、五、日还要上美术培训班的课。过度兴奋加上过度劳累,我居然晕倒在讲台上,腰肌同时受损,醒来之后就躺在床上动不了,双腿也趁机捣乱,不断抽筋,痛得我满床打滚,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备不了课改不了作业看不了书,气得我火冒三丈,恨不得砍掉双腿,最后索性滚下床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就地十八滚,没想到这一滚竟然好了,真是天助我也。一万年年太久,只争朝夕,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真是舍不得睡觉……”


1990年4月5日,《参考消息》“读者与编者”栏目发表了孙丹青一封短信:
在贵州边远地区美术教师奇缺的情况下,我自愿从福建来到贵州某县(作者注:为避免对号入座,不得不隐去真实县名)二中从事美术教育工作。贵报《才华横溢的乡村美术教师讪空》一文使我很感动,我要与讪空互勉,为祖国培养出少数民族画家。
66903EE4-02EA-4010-B356-14C9ED3E57EF.jpeg
|《参考消息》发表的那封孙丹青的短信

这时我已转为正式工到化验室上班,巧的是,我接替的正是孙丹青的岗位。我是《参考消息》忠实读者,经常到厂阅览室读报,读了此前刊登在该报的《才华横溢的乡村教师讪空》。讪空本是曼谷一所名校的教师,有一天却主动放弃优渥待遇和城市生活,来到偏僻落后的乡村“支教”十余年,以苦为乐,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身上似乎也有思特里克兰德的影子。

521B33C5-24F7-423E-9454-45B2BAB8FDB3.png
|《参考消息》刊登的《才华横溢的乡村教师讪空》

从讪空身上看到自己的孙丹青,当即写了一篇读后感寄给《参考消息》编辑部,表示要成为“中国的讪空”。编辑很快摘录发表了孙丹青的来信,虽然只有短短百十来字,却使他一举成为该县、乃至整个黔南的知名人物,附近不少仰慕者纷纷前来求教。

全国各地的信件飞向县二中,不少在校大学生和教师,纷纷要来跟孙丹青一道做“中国的讪空”。广东高州县一个高三女学生甚至没经过孙丹青同意,就在信上认他为义父,因高考落榜,表示要前来投奔他,一边照顾他的生活一边向他学画。
生性冲动的孙丹青,这时倒是冷静,看了只是淡然一笑——小小县城,根本容不下这么多的“讪空”,大多人怕是出于投机或者走投无路。
在《参考消息》的影响下,1个多月后,“孙丹青首届美术夜校培训班”顺利开办。
培训班召开后不久,在熊局长陪同下,分管教育的陈副县长,亲自上门拜访孙丹青,对孙丹青的义举深表敬意,希望他放开手脚大干,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他一定大力支持。这番话把孙丹青感动得语无伦次,握着陈副县长的手久久不放。
开班以后,孙丹青写给我的信都是“凌晨三四点草就”,字迹潦草,可见其忙。信也慢慢短了,多数都是在说教学的事儿,“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气神跃然纸上,令我感动敬佩。




眼见孙丹青风生水起,动静和影响越来越大,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何德贵。
到贵州后,应何德贵之邀,孙丹青租住在何德贵一家自建3层小楼的顶楼。
7月初的一个晚上,几个男女学员到何德贵家同孙丹青摆龙门阵。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已经结束,这几个学员和孙丹青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经常到他住所聊天请教。何德贵家人对此很有意见,不止一次指责孙丹青和学员破坏他们家的宁静。
孙丹青既不忍心拒绝学员前来,也不愿得罪何德贵家人,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不让学员直接从楼梯上来,让他们绕道后山(何德贵家房子依山而建,3楼紧挨着菜地,中间搭块板子便畅通无阻),交谈的时候尽量小声,地下党开秘密会议似的。
那天晚上,一个男学员不慎踩倒几棵菜苗,恰好被在山上歇凉的何德贵父亲看见,暴跳如雷,指桑骂槐了老半天。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息事宁人,孙丹青一声不吭,同时嘱咐学员不要出声。
何德贵父亲好不容易偃旗息鼓,一个女学员帮孙丹青洗衣服时,不慎将脏水泼在楼下尚未收起的衣服上,这下更不得了,何德贵母亲又指手跺脚骂开了。
“什么鸟地方来的杂种,站在老娘头上拉屎拉尿,搞得老娘一家跟开旅馆似的不得安生,还不给老娘滚下来!”
“滚下来!”
“给老子滚下来!”
何德贵两个待业在家的弟弟冲了出来,其中一个手里还拿着一把杀猪刀。
于是孙丹青就从3楼“滚”下来赔礼道歉,没等他站稳,胸脯上已挨了一拳,孙丹青连闪几个趔趄总算站稳脚跟,叫痛的却是何德贵的小弟,他捂着拳头直骂:“妈的,狗杂种的胸脯全是硬梆梆的骨头,哎哟……”
“他的骨头再硬也硬不过老子手中的刀!”何德贵大弟挥舞着杀猪刀,冲上去就要宰孙丹青下酒。千钧一发之际,何德贵嘴上叼着一根香烟出现,才不至使孙丹青成为下酒菜。
何德贵小弟又冲上来踢了孙丹青一脚,两个男学员冲下楼救驾,被孙丹青制止了。
“还不滚!”何德贵瞪了两个弟弟一眼,拂袖退进屋子。
孙丹青再木讷,也知道这是说给他听的,何况何德贵还画蛇添足了一句:“老兄,我家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菩萨,你还是另找大庙吧。”


声名鹊起后,孙丹青并不是没有察觉何德贵的冷漠,也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当时没有多想,直至何德贵要他“滚”的时候,才意识到交友不慎。
何德贵本是县文化馆馆长,3年前停薪留职,自创县工艺美术公司,自任经理,与时任县文化局莫局长臭味相投,挪用6千多元经费跑到敦煌“考察”,将钱挥霍一空。
回来后,何德贵让工艺美术公司员工临摹国画,企图出口东南亚发一笔横财,结果事与愿违,由于学员素质不高,摹出的画质量太差,又没有外贸渠道,产品积压,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
何德贵领回孙丹青,其实是想要孙丹青助他一臂之力东山再起。之前,何德贵打算直接让孙丹青进工艺公司任设计师,有过失败经历的孙丹青没有同意。何德贵便退一步,先把孙丹青推荐到二中当美术老师,并让他住在自己家,到时再想方设法让他和工艺公司挂上钩。
何德贵的算盘是:毕竟是在他自己地盘上,先把孙丹青稳住,到时再摊牌,孙丹青人生地不熟,必然身不由己。那个熊局长,不仅是何德贵同学,也是工艺公司股东,对孙丹青自然竭诚欢迎。
没想到孙丹青喧宾夺主,成了县里风云人物,何德贵倒成了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他便由拉拢转为妒嫉,处心积虑跟孙丹青作对,做梦都想把他赶走。
听孙丹青信上这么说起来,我为他揪心。




在学员们的帮助下,孙丹青连夜搬进城郊西关坡一座废弃的“山神庙”。
“山神庙”其实是一个200多平方的防空洞,曾被县酒厂用来储酒,后来弃之不用,洞口铁门锈得变了形,电线灯头被扫荡一空,洞内耗子成群结队,蛛网密布。
第二天,一些学员从自家搬来板子圆木,帮孙丹青钉了一张简易床,一张简易桌和一扇牢固的木门。
西关坡是全县制高点,山下是通往云、川、贵、湘的公路和铁路要道,酒厂就在山脚下,酒厂对面不远是二中。孙丹青伫立山头,迎着八面来风,狰狞的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恐怖。
“嗷嗷嗷……”孙丹青仰天长啸。
孙丹青在山头又叫又跳,疯狂了半个小时,才冷静下来,捡了一把枯枝踅回洞里点燃一堆篝火,读起《热爱生活》(梵高传)和《月亮与六便士》来:
“困苦是造就一流画家的材料,一只空胃比一只满胃要好,一颗破碎的心比幸福要好。没有经历不幸的人,无画可画。
……
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缺点什么。我承认这种正常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
虽然找到了住所,但是与何德贵撕破脸后,眼见自己与学校1年的合同期就要满了,往后该何去何从,孙丹青完全没有打算。
极度郁闷的孙丹青,跑到贵州东南部与广西交界的荔波写生,穿梭在荔波县3种不同风俗的青瑶,长衫瑶,白裤瑶之间,体验着瑶胞真诚、炽热的好客之风,孙丹青大开眼界大饱口福,烦恼烟消云散。
10天后,孙丹青回到县里,等待他的是一场劫难。“山神庙”房门被撬,书画印章丢失,满室狼籍。二中校长就找到他,说有家长反映,孙丹青把他们的子女带坏了,下学期合同作废取消。孙丹青一听,不由地火冒三丈,当场与校长吵了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找熊局长去。”
校长冷笑道:“别说找熊局长,就是找张副县长也没有用。”
孙丹青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校长说:“什么意思,合同作废取消就是上头的意思,别再把自己当名人自以为是了,你以为你是谁。”
孙丹青无言以对。


书是教不成了,孙丹青决定在暑假开一个为期20天的美术根雕培训班,剩下时间再到附近跑一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大不了再到别处去。
在县文化局和图书馆大力支持下,孙丹青借用图书馆阅览室做教室,开办美术根雕培训班,共招收30名学员,每人学费30元,总收入的40%给文化局和图书馆,若能成,收入540元,对孙丹青而言也是雪中送炭。
可惜,孙丹青的美梦只做了3个晚上,就迅速破灭了。
招生第一天,几个老学员正在办理招生手续。其中有一个叫冰莹的女生,是孙丹青得意门生,在他的辅导下,已在《贵州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美术作品。孙丹青对她寄予厚望,她也很尊重孙丹青。
正当一群人挤在招生办公室叽叽喳喳的当儿,冰莹的父亲——县水泥厂办公室主任兼县美协秘书长张刚强突然冲了进来,扇了女儿一个耳光,推倒桌子,撕烂招生登记表,掏出美协公章,高高举过头顶:“你们这是非法招生,是胡闹!我是美协秘书长,有公章在这里。叫你们的孙老师来见我,简直岂有此理!”
说完,也不等孙丹青来见他,一把扯过女儿,气急败坏甩袖而去。
那天孙丹青正好带领4个学员去野外挖树根,傍晚回来听说此事,气得牙龈出血:“张刚强竟无视广告上县文化局、图书馆的公章,何况他所谓的‘美协’还是属于文化局领导下的民间团体,纵有再大权力,也不能光天化日之下砸我的桌子,撕我的广告,纯粹是无理取闹。”
文化局刘局长得知此事也表示了愤怒,但因为是熟人,又拉过水泥厂的赞助,不便出面干预。孙丹青几番气势汹汹冲到张刚强家,却饱吃闭门羹。孙丹青真想破门而入,但一想到冰莹,又忍住了。
孙丹青禁不住想:我跟张刚强无冤无仇,冰莹又跟我学画,他为什么要和我过意不去?莫非何德贵在中间作梗?如果是这样的话,砸“山神庙”房门的人肯定也是何德贵指使的。


小县太小,“西关放个屁,东关臭半天”,孙丹青的牌子一被砸,人们都以为培训班是非法骗钱的,再无人报名,报了名的也要求退回学费。
事发那天,黄昏下了一场雨,孙丹青在路上淋成落汤鸡。贵州天气“一雨便成冬”,孙丹青被冷雨一淋,加上怒气攻心,又生了一场病。
以前生病,为了好得快一点,心急的孙丹青总是不听医嘱,3天的药1天就吃完了。这回没法大把吃药了——孙丹青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幸好有几个学员天天上山慰问,送米送面送菜送药,冰莹也瞒着父亲一直守护在孙丹青床前。
孙丹青一醒来,冰莹就红着脸含着泪告诉他:“孙老师,我对不起您。那事是何德贵指使我爸干的,他们当晚就喝了庆功酒,何德贵说要是让你继续风光下去,他们就没脸见人了……孙老师,我真恨我爸爸,可他毕竟是我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
“算了,这事跟你没有一点关系。”孙丹青苦笑道。




1991年年初,孙丹青黯然离开此县,到贵州各地流浪。
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到落魄也会想家。之前,孙丹青给我的信中很少问及妻儿,偶尔问起也是一笔带过,但是这期间有半年时间,他几乎每封信都问及妻子,还专门给她写了3封信夹在我的信里,由我转交,不过他妻子一封也没有回。
孙丹青在信中除了问好,主要是道歉,说伤害了她和儿子,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但又表示从不后悔他的出走,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出走的命运。
他妻子识不了几个字,信由我念给她听,每次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孙丹青说。她总是冷笑着说:“没什么好说的,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叫他以后别给我写信了,把我们娘俩害到这种地步,还假惺惺充好人,早干什么去了,真要惦记我们关心我们,就寄点钱回来啊……”
这些年,这娘俩一直过得不甚如意,总有不三四的男人借着酒劲来骚扰孙丹青妻子。早在孙丹青出走3个月后,厂部就下了通知,限定孙丹青妻子半年之内搬出家属套房,另外分给她一间8平米的单身宿舍。那间单身宿舍和我的单身宿舍仅一墙之隔。虽距离近,但我们很少来往。她对我也没什么好感,似乎孙丹青的出走也有我的“阴谋”,自然恨屋及乌,所以见了我爱理不理的,她儿子也是如此。
我向孙丹青如实相告,半年之后,孙丹青在信中不再提起妻儿。1994年秋,孙丹青妻子携儿改嫁,调离并搬离水泥厂,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接下来,我和孙丹青的通信,也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因为他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很难在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日,我的信,他难以收到。
他告诉我说,他基本靠画像勉强维生,身上的钱总是不够买一张全程的长途车票,买到哪里坐到哪里,然后下车步行。田里的农人,路上的行人,矿上的工人,村里的老人,都是他攀谈、素描的对象。
有给他钱的,有给他吃的,有给他住的,什么也给不了或者不愿给的,就请他抽支烟、喝杯茶。孙丹青就这样有钱乘车、没钱步行,吃百家饭、住百家屋。他用这种原始的方式,之前踏遍大半个云南,之后踏遍整个贵州,“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
只是,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画像维生越来越困难,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孙丹青有点走不动了。
2000前后,孙丹青又辗转来到西双版纳。这时他已经50多岁了,总算在一酒店找到一份美工工作,并且找到一个傣族“土著女孩”。
“土著女孩”叫岩玲,小孙丹青20多岁,毕业于美术专科院校,在另一家酒店当美工。岩玲长得虽是不漂亮,又有病,却温柔体贴,对绘画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身上隐隐有黄真的气质,两人亦师亦友。由敬佩到爱恋,两人很快同居。岩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常年服用中药,孙丹青父亲呵护女儿般呵护着她,为她煎药熬汤。
“岩玲真是我的知心爱人,她带给我的心灵慰藉,好比沙漠里的甘泉和绿洲,她是老天爷赐予我的最宝贵的财富。也许之冥冥之中,我流浪的终极目标就是与她相识相知相爱,有了她,我再也不想流浪了。”孙丹青这样说。这或许是流浪多年后,他总算找到了一丝家的温暖。
那几年,两人一边工作一边写生画画,日子过得惬意。偶尔来信中,也能感受到孙丹青对生活全情的投入。
他也邀请我过去做客,可惜水泥厂1998年倒闭后,我到一家私企打工,工作非常紧张,加班是家常便饭,每周无休,请1天假扣3天工资,实在抽不开身,也就作罢了。


可他们这样的生活并未持续多久,2005年5月,岩玲去世,这对孙丹青打击极大。自那以后,他跟我的联系也少了,通过几次电话,也都能感觉到他神情恍惚,说话有气无力。
这年10月,他给我写了封信,信很简短,不过三五百字,字里行间充满着悲观绝望:“岩玲死了,我的五脏六腑好像都被掏空,有一种上无寸瓦、下无寸土的感觉,感觉自己死了一回,也许我真的死了,活着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哀莫大于心死,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
我写了一封3千多字的长信安慰他,但此后再未收到回信。
他没有手机,没法电话直接联系。写信要么“查无此人”退回,要么没有回音。我们彻底失去联系。
难道他已经“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阴沟里”?
孙丹青刚出走时,曾在一封来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我总有一天要灰飞烟灭的,不如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座危险的独木桥。所以我要像沈从文那样,尽管向远处去,深处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赌一注看看,由我自己支配命运更好些?
如好,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可望解决,那我就赢了。如不好,我还是要向一个陌生的远方跑去,终于有一天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子下的阴沟里,那我就输了,认了。因为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接下来十几年间,我换了4部手机、3个号码,家里的固定电话也被我撤了,接着又离开光泽县到福州定居。孙丹青想跟我联系,也联系不上了。
也许,世上已无孙丹青这个人。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唐糖

点击联系人间编辑


平 僧

自由作家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小黑屋|www.hutong9.net

GMT-5, 2024-3-29 07:32 AM , Processed in 0.074323 second(s), 1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