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中的康有为

源济

逃亡中的康有为

2019-09-06  许知远  大家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作家，出版人。北京独立书店单向空间的创始人。

导读

在香港的康有为，无奈而焦灼地看着中国的变化，他必定接收到各种混杂的信息，从北京的宫廷之变到家乡亲人的安危，都让他深感焦灼与无力，“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发表讲话变成了唯一可做之事。

1898年9月20日下午，康有为从塘沽登上了招商局的“新济轮”，奇迹般地躲过劫难，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此刻，北京已经深陷谣言与恐慌之中，皇帝的新政陷入僵局，谁也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

一

新济号要21日下午才开，船上又无舒适地大餐间可住，康有为便下了船，入住天津的客栈，当时有人看到他与朋友在酒楼话别，丝毫没有感到即将到来的……

9月21日一早，他搭乘太古公司的重庆号，于11点离津，丝毫没有逃离的慌乱。当日凌晨，朝廷对康有为兄弟的搜捕已开始，当命令扩散到天津紫竹林火车站一带时，康有为早已身处渤海湾中。22日下午，直隶总督荣禄得知康的行程，派飞鹰号追赶重庆号，并发电给登莱青道李希杰与上海道蔡钧，要他们悬赏搜捕。

飞鹰号的速度虽是客轮的两倍，却在半途中将煤烧尽了，无法前行。当重庆号在烟台停留时，烟台官员也还没有破译天津发来的电报，因为李希杰当日正在胶州，随身携带着电报码。于是，康有为上岸散步，还买了梨与贝壳。9月23日晚，他乘船继续前往上海。

李希杰错过了康有为，蔡钧则做足了准备。23日，他连发三电给总理衙门，说明搜捕的进程。他将当日抵沪的“黄浦”、“顺和”、“开平”、“新济”四船搜查一遍，一无所获，又从“新济”的司事口中得知了康有为改搭“重庆”的插曲。他还听闻康有为与孙文勾结，“在东洋交银二十万元，已交过陆万”。他敏锐地注意到，上海的外交界、尤其是英国人，对于康有为表现出的特别兴趣。24日，蔡钧再发电给总理衙门，说英国已开始派人寻找康，他担心“康有为果为英人拿，必任保护”，决心抢在英国人前面，“密派亲信员役，俟‘重庆’到后，上船查拿”。

英国人的反应与上海道台直接相关。23日，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南（R.Brebab）接到蔡钧的信息，要他搜索从天津前来上海的英国船，逮捕康有为，并许诺两千元的酬金。蔡道台还派秘书私下通知领事，“光绪已经死了，是康有为进奉某种毒药害死的”，并送来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以便辨认。白利南确信康有为将搭“重庆号”抵达日本，他也知道，上海滩的很多衙役与侦探都在期待拿到赏金。

白利南想必得到了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指示，尽力营救维新者，这一举动既是作为文明国的表率，也有现实利益地考量——康有为等维新者代表的是反俄亲英的力量。

当“重庆号”在9月24日清晨驶入黄浦江时，一艘蓝烟囱驳船迎了上去。两位英国人爬上客轮，拿着照片去找康有为。领头的浦兰德是《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能说流利的中文，日后将以慈禧太后的传记作者闻名于世。他自告奋勇承担这一责任，因为比起使馆直接介入，他的身份更为恰当。英国人知道，重庆号将停靠的码头属于法租界，他们最好在吴淞口外拦截。

当浦兰德出示上海道台的逮捕信后，康有为颇为吃惊，他对北京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这一日，慈禧已重掌朝政，并下谕抓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与刘光第。他的弟弟康广仁早在三天前就被捕，梁启超则正在天津的日本领事馆避难。

康有为登上驳船，转往停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琶理瑞号上，炮船埃斯克号则在附近警戒。当“琶理瑞”号停泊入吴淞口时，船长担心船上的中国工人贪恋重赏出卖康有为，仍派遣武装人员日夜守候在他的舱门外。

按照康有为日后的描述，他此刻听到皇帝驾崩的谣言，准备蹈海一死，蒲兰德安慰他说，这消息未必确实。他只好以诗移情，其中“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一句在日后广为流传。他还起草了遗书，寄给自己最信任的弟子徐勤，“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救之，此乃蒙难”，准备好面对不测，在信中托付了家事。

蔡钧的人马在重庆轮上了扑了个空。听闻康登上英船的消息后，他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协助查询。

接下来两天里，康有为被困于琶理瑞号上，他留在重庆号的行李被取回，包括几篮烟台水果与石子。英国领事班瑞德（Baurne）上船来访，听康有为说起皇帝给他的密诏与宫廷内的斗争。康有为大谈满人的保守势力，确信皇帝病情的传闻完全不实，皇帝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实在是位博学聪明勤奋的仁君”，他与太后在变法问题上产生严重龃龉，而且皇帝亲英，太后亲俄。他甚至认为只要英国派两百名士兵帮助皇帝，皇帝就可能重掌政权。

班瑞德却对康有为的表述不无怀疑。“（康有为）是一位富有幻想儿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做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他被爱好西法的热心所驱使，又被李提摩太的一些无稽之谈所迷惑”，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班瑞德写道。不过，他相信“康有为是无罪的，西太后的重新当政是一种退步，且对沙俄有利”。

“琶理瑞”直到九月二十七日凌晨才离港。英国人一直在等待从威海驶来的“巴那文契”号（Bonaventure）巡洋舰，它将护送琶理瑞前往香港，以防可能从福州开出的中国军舰的拦截。抵达香港的康有为，将有了更明确的安全保障。英国在中国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在华的英国舰队司令西摩也向海军部通报，一艘巡洋舰护送一个“一位以前的皇帝的导师政治”，如今的“政治亡命徒”前往香港。

途中，康有为写信给李提摩太，里面满是对慈禧的谩骂，称她是“淫后”，恳请李提摩太向英国政府求救，保护皇帝，并恢复他的权力。紧接着，康有为写了第二封信，由怡和行的轮船交给何东，为了保密，他还嘱咐何东信件用英文写。在信中，康有为请求这个传教士帮助寻找康广仁的遗骸（担心无人敢收）。还有两封信分别转交给容闳与杨深秀之子杨米裳，后者“其父无辜被戮，殊可哀痛，故寄此信慰之”。他惦记每个遇难者的尸骨问题，期待李提摩太能施以援手。在第三封信中，他提到已命两名弟子陈介甫、梁元理前往北京，收拾康广仁的遗骨，也希望李提摩太能提供协助。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二

9月29日晚11点，琶理瑞号抵达了香港。在鲤鱼门外，华民政务司与缉捕以及当地华人领袖何东早已乘坐小火轮等候。他们在马礼埔头登岸，前往中区的警察总署。香港总督对于这位流亡者颇为重视，担心他可能被清王朝追捕甚至暗杀，于是安排他住进这座两层的、警卫密布的维多利亚风格小楼。

这是香港价值的另一种体现。它不仅为中国展示了另一种经济、社会与技术理念，还能接纳失败的改革者。正是在香港，逃离中国的王韬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新闻生涯；孙逸仙也是在这里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康有为则因1879年的香港之行产生对西方的兴趣。

尽管港英政府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却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立场。这个策略与英国政府的外交态度、也与具体执行者的性格有关。广州起义后，刚离任的总督罗宾逊担心孙会给香港与中国的关系蒙上阴影，驱逐了孙逸仙。而Black则热情接纳了康有为，尽管在给外交大臣的电报中，他分享了上海领事馆对康的怀疑，并不认为康的改革方式是“明智与理性”的。

刚在中环警署安顿下，康有为就迎来了一位重要的拜访者。贝思福正在香港中转，即将前往中国。这位52岁的勋爵有着漫长的海军与政治生涯，一年前刚刚擢升为海军少将，并再次当选议员。他受大英商会联合委托，前往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地考察商务环境。

“为了解改革派对于开放中国，以促商贸发展之可能”，贝斯福这样形容会面的目的，他知道康是“中国最负声誉的学者之一” 。康有为在巡捕的保护下，前往贝思福的寓所。在谈话中，康有为再次为北京失败的变法辩护，说他们不过是想把西方的理念引入中国，并顺便表达了对英国的倾慕，想请英国帮助中国的改革。他说起北京六人（包括弟弟在内）被杀的惨剧，还拿出一份求新者的名单，其中不乏地方大员。“康有为的忠君、爱国及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真诚无可置疑”，贝思福日后写道。但他惋惜“改革派方法失当……所理论上说，他们所追求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也确实有利于他们的国家，但从实际考虑，他们并没有做好安排，以使得他们的理论能够付诸实施“。贝思福再次重复了很多外来观察者的判断：“在这个帝国行之数千年的方法、风俗、法律与制度，不可能由于来自北京的一纸诏令，而在几个月内彻底改变。”

在康有为自己的记述中，一切都更富有戏剧性。他先是误认贝思福有着更显赫的地位，是前海军部大臣，“雄才热血，不可得之人也”。继而提到贝思福对于他的求助非常热心，当他以俄国在旅顺屯兵的来刺激这个英国人时，后者“指头誓死以救我皇上”。

在中环警署居住了七天，最初的惊恐减缓后，康有为移往何东家。在香港，康有为必定不断激起这种令人敬佩又怀疑的情绪，也招徕新的仰慕者，36岁的何东是其中最富盛名的一位。他的经历也象征了东西交逢的香港精神。何东是一位荷兰裔犹太人与广东女人之子，一个身份混杂的“欧亚人”。他常年出任怡和洋行的华人总经理，积累了巨额财富，影响力遍及城市的每个角落。尽管不像何启那样直接参与中国变革的辩论，但他一直对这些事情保持着关注。

在搬到更宽阔与舒适的何家大宅的第一天，康有为就接受了《中国邮报》的访问，何东担任翻译。在香港的康有为，无奈而焦灼地看着中国的变化，他必定接收到各种混杂的信息，从北京的宫廷之变到家乡亲人的安危，都让他深感焦灼与无力，“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发表讲话变成了唯一可做之事。

“一个像貌聪明、中等身材……但仪表病不怎样威严，谈话时的态度是从容不迫，无拘束的”，邮报记者这样描述这个改革者，“具有惊人的现代知识”，虽然“某些见解似乎不免近于幻想，但他的态度无疑地是真诚的”，他声称自己见过慈禧，对她的外表做出了意外的赞扬，“中等身材，仪表威严，举止安详，皮肤苍白而略有暗色，眼睛好像杏仁一样，相当长，高鼻，外表极为聪慧，而且眼睛是具有表情的”。他攻击慈禧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性格保守，他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宠幸李莲英甚于李鸿章。

回顾他与皇帝的密切关系、改革运动的兴起与失败、逃亡的过程，康有为强调自己的使命是代表皇上对外求援，英国是他的首选，因为“英国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国家驰名的”，更重要的是，皇帝的命运与英国利益紧密相连，“英国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皇帝与维新党，是于他本身有利的，因为这样去做，就无异乎同时也协助了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则会视英国为他们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如若英国不能及时而起，那末西伯利亚铁道一旦竣工，恐怕俄国势力就会在全国各地取得压倒一切的优势。如果英国能协助皇帝复辟，我将毫不踌躇的说，皇帝和维新党的领袖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盛情“。他还劝英国人设法救助梁启超在新会的亲人，包括继母、婶母、叔父诸多亲人被捕。

在香港，康有为广泛地散发求援信号，主动接触德国、法国的驻港领事。他想前往英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或许更有能力援救光绪皇帝。他也想投奔日本，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他理想的变革模式，更何况他的学生徐勤在横滨办学，与日本政界亦有联系。

日本人也在密切关注着康有为的消息。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对这位逃亡的维新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孙文的追随者宫崎滔天是一位对泛亚洲主义满是热情的日本浪人，他途径香港时恰好遇到这一幕。宫崎想拉近康与孙的距离，共同改造中国，但身在警署的康无法会见他。康有为或许对他有一丝怀疑，派了两位学生王觉任、何树龄前往会晤。相较于对孙中山革命气质的折服，宫崎对这些维新派的胆怯、无力颇感不耐烦，发现他们总是哭哭啼啼。

革命浪人宫崎滔天

日本官方的反应同样迅捷。“（康）现住在中环警察署，出于政府的保护之下”，日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电告首相大隈重信。 “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诣贵国，若见容，望电覆，并赐保护”，康有为派遣王觉任、何树龄到日本领事馆，希望会见上野，并带去给北京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当上野下午三点半以个人名义来到警署时，因署长不在，会面未遂。

10月7日下午，上野前来何东家拜会康有为。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康表达了矢野的失望，日本似乎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他决定前往英国，但其实仍心有不甘，“在前往英、美途中，无论如何也要顺便前往本邦（日本）”，将皇帝的密诏交给东京的当政者”。他再次将北京的权力之争演绎为国际竞争：“此次北京政变，与其说是守旧、改革两党之争，毋宁说中日、英党与俄党之争，若此际不谋使皇帝复权和制俄，则不唯皇帝有被杀之祸，则无疑是悉举清国委之俄国矣”。因此，他“帮请日、英两国合援，用日、英之力以拯救皇帝之难。”康有为也在此两次接见了了宫崎寅藏，询问后者能否找到日本志士前往北京刺杀慈禧，并忧虑新任驻日本公使李盛铎可能对自己的安全不利。

10月5日，香港收到大隈重信的电报：“通知康，他将在日本受到适当的保护”。上野也为康有为的路费忧虑，“该氏素来清贫，且由于此次事变，自然亲朋故友之财产多被抄没”，在收到来自东京的拨款前，他自己支出了350美元，作为康的旅费。

10月19日晚，康有为及随行者登上河内号，前往神户。宫崎寅藏随行护送，日本使馆还周道地嘱托日本邮船香港支店长三原繁吉，拒绝一切中国人搭船，以防可能的刺客。

这位维新者带着对日本的强烈期待离开了香港，丝毫没意识到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