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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那些困在重症监护室的孩子们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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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22 10:41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那些困在重症监护室的孩子们丨人间

  人间theLivings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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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今天感觉好多了。医生说我很快就能出去了,你不要担心,我很快就能出去和你见面了。还有,那个面条我不想吃,医生让我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你以后给我带个粥就好。”



配图 |《善良医生》剧照




重症监护室本就是最能放大情绪和感官的地方,而疾病向来一视同仁,有能被疾病击垮的大人,自然就有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没有父母的陪伴,儿童重症监护室的患儿们往往会更加焦虑,出自本能地抗拒这个为自己提供生命支持的环境。望着这些承受身体和心灵双重痛苦的孩子,如何安抚他们,是我在儿童重症监护室实习时一直思考的问题。




儿童重症监护室按照内外科分成了两个区,每个区12张病床。闲时,一个区的患儿大概七八个,但一到换季、放假期间,患儿就往往多到需要加床。病床一般分3种,多功能的成人病床、四周带围栏的儿童病床和婴儿暖箱。除了住在暖箱里的婴儿,其余所有病床上的孩子都必须绑约束带,当然,也会提前让家属签《知情同意书》——这是为了防止年幼的患儿坠床、拔针。
2岁的玥玥在做完心脏手术后,被送进了外科区,以度过术后危险期。因为手脚被约束,玥玥常常拼命挺着自己的腰背想要挣脱,但很快就又被约束带拽了回去,狠狠地撞在床上,如此反复,一张大床常常被她撞得咚咚作响,听上去难受,看上去更触目惊心。
病区温度适宜,玥玥身上只盖了一块小毛巾,那天我刚交接班,看到她时,毛巾已挣脱掉了,胸口的纱布显露出来,占据了她那小小身躯的一大部分。她的手脚被拉开呈一个“大”字绑在病床上,伤口处插着两路引流管,一侧大腿插着有创动脉监测仪,另一侧插着静脉输液导管,嘴里还插着气管连着呼吸机,发不出声音,只能一次次地冲撞。
这样大幅度的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脱管就会要命。管玥玥的责任护士一路小跑从另一个需要重点监测的患儿那里走过来,拍了一下玥玥的胳膊,顺势把约束带继续绑紧:“叫你不乖!不想活了是不是,闹得这么厉害!”
玥玥稍微安静了一些,偏头看着我们,身体幅度渐渐变小,归于平静后,眼睛就盯着某处一动不动。
没过一会儿,她又继续闹腾起来,转着胳膊、扭着身子,我走过去摸了摸她的胳膊试图安抚,她扭过头来看我一眼,眼睛却没有聚焦。我握住她的小手,她终于慢慢抓住我的一只手指,然后别过了脸看向另一侧。
类似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发生。




早交班时的儿童重症监护室是最吵闹的,用老师的话来说就像菜市场一样——吵吵嚷嚷,不得安宁。
医疗仪器就像永动机一样,嗡鸣的运作声一刻都不停。心电监护仪的“滴滴”声伴着闪烁的报警灯,输液泵急促的报警声,呼吸机与患儿的生命一脉相连,代替患儿发出“呼呼”的喘气声。护士推着治疗车巡视着病房,“咕噜咕噜”的滚轮声,掰安瓿瓶的声音,抽吸药液的声音,患儿醒来后的哭声此起彼伏。
穿着白大褂的各科医生站在床边把患儿团团围住,开始问询病情。在这里,责任护士1个人至少需要负责3名患儿,担任着“临时父母”的角色,详细记录下患儿的吃喝拉撒,并为他们提供各种生命支持的操作,每天分3波人24小时守护在这里。
下夜班的同学顶着黑眼圈,和我抱怨昨晚一个小朋友喋喋不休说到半夜,还有一个则一个劲儿想挣脱约束带,整晚都哼哼唧唧的。通常来说,病房如果有空床铺,护士上夜班就可以躺着休息一会儿,昨晚她正好被夹在两个孩子中间。
“我快要受不了了。”她对着我做了一个悲伤的表情,转而又有些委屈地继续说:“你看,他们睡熟的样子,一个比一个像天使,让人怜爱……”我只能拍拍她的肩膀表示理解——这些孩子就是天使,而疾病才是恶魔。


儿童重症监护室收治的患儿年龄跨度很大,从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到青春期十几岁的孩子都有,各个年龄阶段的交流方式不一样,护理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小婴儿只会哭,护士们只能自己做选择题:A是因为疼,B是饿了,C是缺乏安全感,D是未知因素;而2到5岁的孩子则是病房噪音的主要制造者,他们会讲一点话,却听不懂道理,无论你怎么哄,他们只会哭喊着要妈妈。
黄奕就属于只会要妈妈的孩子,她快3岁了,看起来非常瘦小,却很能闹腾,普通的约束带经常被她挣脱,为了约束她一直插着管子的双手,我们不得不给她穿上约束衣——把她的胳膊交叉放在胸前,把她包裹成一只“茧”。
我也试图靠摸头去安抚她,可她却拼命摇晃着脑袋、摆动身子拒绝我伸过来的手。实在找不到安抚她的方法,我就学着老师的样子佯装生气,面带严肃地对她说:“不要喊了。”
她愣了一下,继而更加卖力大哭起来:“妈妈、妈妈……”脸颊上那两条本已经干涸的泪痕上,很快又有新的泪水流过。
“别哭了,求求你了。”这哭声听的我心肝打颤,后悔自己刚才不够温柔,可她依旧只是高声喊着门外的妈妈。
黄奕的病情趋于稳定后,被安排到了恢复区。身上的医疗仪器只剩下了心电监护仪,于是拔掉监护仪的电极片就成了她每天必干的事情。我想替她安好电极片,她就一直扭来扭去地哭喊。那天,我也跟着她顺势喊了一句:“妈妈?”她愣愣地看向我,泪水在眼里泛光。我试探地又喊了一句:“妈妈,对不对?”她眨了下眼睛,一滴泪花落在枕头上。
见她终于停止哭喊,只是看着我,也没有多大抵抗,我赶忙把电极片安好,隔着护栏,先替她擦去眼泪,又拽着她的手:“没事了,宝贝。”
就靠着这种交流方式,她终于不那么抗拒我了。


能从危重区转到恢复区,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出去了。这段时间对患儿来说,虽然更加无事可干,但病痛能减轻些也总是好的。
7床和8床是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因为病床挨在一起,他们总在一起小声聊天,互相询问对方得了什么病,聊自己的家、玩的东西,最后两个小伙伴还相约出去后去各自的家里玩。
孙梓杨小朋友因为车祸刚做完手术,右肩胳膊和右腿都打着石膏,动弹不得。责任护士怕他一个人躺着无聊,就让家长给他带进来一个小玩具,很多时候,他就拿着那辆小汽车在自己的胸前滑过来滑过去。
孙梓杨隔壁的孩子非常爱哭,我们怎么都劝不动,呜呜哇哇只要妈妈。每次孩子一哭,孙梓杨就会大喊一句:“吵死啦!不要哭啦!”隔壁床的孩子嘤嘤两下,哭闹就停了。
玩厌了小汽车后,他就看着天花板,很快,就开始自言自语演起自己的小剧场、或者低声唱歌,唱着唱着就小声啜泣起来,眼泪啪嗒啪嗒掉,打湿了石膏。
我走过去问他想要什么,“我想妈妈了。”他这样对我说。
早上,医生查完房坐在一起讨论孙梓杨的病例,一个医生说,6岁的孩子了,什么都记得的,不能亏待了孩子,要多和他说说话。
空闲的时候,我就去问孙梓杨:“你会唱歌吗?”
他仰躺在床上,腼腆地笑着,没说话。
“肯定会唱,我都听见过,来,要不要给大家表演一下?”
他抿着嘴笑,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还是唱了起来,不发出声音,只有嘴巴一张一合的。
阳光在他的眼里打转,唱了一会儿,发现我们都在看他,就又不好意思地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眉眼弯弯的,若不是手被束缚,他一定会捂着嘴偷笑。
大家转身走开之后,他的声音才小小地流出来,歌声在病房里回荡、带着孩子的稚嫩:“世上只有妈妈好……”




孩子在重症监护室里想着妈妈,对于门外的家长而言,看不到孩子的每一天则更是煎熬。他们会想尽办法打探自己孩子的消息。
只要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大门一开,门口聚集的家长就会一拥而上,伸长脖子往里看。更多的时候,大门都是紧闭的,家长们就把耳朵贴在重症监护室厚重的门上。一位年资高的护士告诉我,家长这样做能听见里面孩子是不是哭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能从这么多哭声中辨别出自己孩子,但护士却说,那是某种特殊的联系,“他们确实能听到”。
每周的探视时间只有周四下午,一大早就有不少家长挤在门口,向医护人员反复确认今天能否探视。如患儿病情稳定、得到护士确认后,一家人就站在监护室门口讨论究竟该由谁进去——医院规定,一个患儿只容许一个家长进去探视,而所有人都想见孩子。
内外科区域的探视要求差别很大。在外科区,做完手术的患儿身上会插着很多管路,日常工作时候为了方便观察,一般只给这些孩子身上盖一块毛巾。只有在探视的时候,才会给孩子盖上被子,用来遮盖。
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不算真正的“探视”。因为患儿家长既不能进入病区,也没法与孩子交流,只能一个个排队进入监护室旁的办公室,看看孩子病床的实时监控录像——这样的“表面工作”不过是给家长的障眼法,用来缓冲他们对孩子感同身受的痛苦,也不至于影响到患儿情绪。
一般是不建议妈妈来探视的。我们也曾遇到,有个妈妈进来探视时,她的孩子刚好睡着,光是这样看着屏幕里熟睡的孩子,她都会哭得不省人事。


内科区则相对缓和,患儿普遍没有大面积创伤,住院时间也比较长。于是,探视允许家长穿上白大褂进去。家长们按照病床顺序依次排好队,然后被引到自己孩子的床边。
4床的妈妈弯着腰喊叫女儿的小名:“狗蛋,妈妈来看你了。”
4床患有黄疸型疾病,发生病变后侵袭到了神经系统,所以她的精神一直处于游离状态,大部分时间就看着远处,很少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现在就算面对妈妈的呼喊,她也没有半点反应。
“狗蛋,你看着妈妈啊,妈妈今天给你买了新的玩具,等你病好了就能玩了……”
小女孩依旧无神地望着远处,并没有看向妈妈,4床妈妈抬起头茫然无助地寻求责任护士的帮助:“她都不看我一眼,是忘了我了吗?”
“肯定还没反应过来,最近这几天我们喊她,她反应都很平淡。你别急,肯定记得。”
4床妈妈抓住女儿的小手摇着,声音里带着哭腔:“狗蛋,你看看妈妈啊,我是妈妈啊!你还记得妈妈吗?”
小女孩终于动了动脑袋,寻着手动的方向看了一眼妈妈,但金黄色的瞳孔里却没有妈妈的影子,很快就又看向了别处。
探视时间只有10分钟,时间到后,后勤工作人员再一个床接一个床拉走了依依不舍的家长。
直到被拉向门口,4床妈妈依旧不停地喊着:“狗蛋,你看一下妈妈,我是妈妈呀……”
几天以后,4床被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抢救完的当天晚上,4床父母请求进行探视,医生同意了。
看着刚插上呼吸机的女儿,4床妈妈站在床旁弯下身子柔声喊着:“狗蛋,妈妈和爸爸来看你了……”话刚开头就说不下去了,妈妈拉着女儿的手哭了起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要哭,孩子都能看见。慢慢来,会好的。”护士在一旁劝慰着。
“对,宝贝,你要坚强,妈妈也会坚强,我们一起坚强好不好?”




“坚强”和“坚持”是儿童重症监护室里所有人都必须具备的素质。
患儿的家长一天24小时都蹲守在监护室门口,一整夜都不走,到了10点多楼道里没人走动时,就会拿出泡沫板或者爬爬垫,一块一块拼接好,并排躺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口。他们有时会被夜间突发的急救打断睡眠,再卸下一块泡沫板或者抬起爬爬垫给急救推车和医护人员让路。
早上6点多清洁人员扫楼道时,会把他们从睡梦中叫起来。家长们再把铺盖收拾到一堆,挨个堆在墙角,一屁股坐在上面,守着儿童重症监护室的大门。
先到的家长会给新来的家长分享经验,比如该给孩子带什么东西进去,去哪儿买生活用品和合适的饭菜。他们甚至还建了一个微信群,用来互相照应,帮忙传达消息。有些家长用自嘲的方式来缓解自身的焦虑,乐呵呵地说:“他们已经住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出来,不要急,慢慢来。”
外科区的患儿在度过手术危险期后,会被转移至其他科室,一般只在监护室里停留3到4天,但内科区里面的孩子基本上都要度过漫长的十几天,有些患儿甚至会反反复复地进来。


内科区有个男孩,进来好几次了,单这一次就已经在监护室里待了近1个月。男孩患有不明原因的重度营养不良,极度瘦削,全身只有皮和骨头,眼睛尤其大。那天,他又睁着这双大眼睛问我,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
老师叮嘱过我,这些大孩子什么都知道,不能在他们面前乱说话。我看向老师寻求帮助,老师走过来说:“等医生查完房,说我们病好了、可以走了,我们立马就走。”男孩慢慢点了点头,他的脖子实在太细了,我很怕会折断。
颜依依是全科最重的患儿,虽然只有9岁,但已是个长期住院的老病号了。她是被下级医院急救送过来的,翻看病例上写的病因是肾病综合征,但在交接查体时,却发现了她背后有一些瘀斑,医生和护士面色凝重地摇着头:“糖尿病啊!”
除此之外,颜依依的内脏系统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她从急救转过来的时候就带着气管插管和胃肠减压器。最初那几天,她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偶尔睁开眼睛无动于衷地望着我们给她进行各种护理操作。
随着肺部疾病的好转,颜依依慢慢脱离了呼吸机,也终于能说出话来。但是她的胃肠减压器里一直都是咖啡色的内容物,因此住院以来这十几天中她也一直被禁食。看见其他床的孩子吃东西,她也喊着要吃,责任护士就指着胃肠减压器告诉她:“等这个里面没有东西就能吃了,你要听话,知道吗?”
对于这些长时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的“老病号”,往往需要我们不断地“哄诱”才能安抚。
拔了呼吸机后,颜依依需要每天做雾化治疗,用来稀释痰液。她对于打针没有多大抗拒,但十分讨厌做雾化,每次都把雾化面罩扔到一旁,拒绝治疗。
我几次试图把面罩给她扣上,她都用手移开面罩,摇着头喊:“拿开,拿开。”
“你不是要出去找爸爸?病好了就能出去。你现在不好好做雾化,那病就好不了,你现在做了,病就好得快,就能很快出去找爸爸了。”
她露出痛苦的表情,用力喘着气,一把拿走我手上的雾化面罩,赌气一般扣在自己脸上:“我好好做,病好了就能出去。”她这样给自己打着气。
我打开雾化器的开关,“对,好好做,病好了很快就能出去。”


在这里,“很快就能出去”这句话,就像是万能宝典一样,让我得以应付这些无辜、热切的眼神。可说多了,也总有心虚的时候。

比如,10床小男孩每次都会急躁地追问:“很快是多快?我今天下午就要出去。”

因为病房里不能带手机,小男孩每天都会和妈妈互相通信,由主治医生帮忙带进来。每次早交班,主治医生都会郑重其事地把信交给小男孩。10床患有重症肺炎,疾病带走了他大部分的力气。主治医生问他,能不能坚持下去把病治好?他就虚弱而又坚定地点着头。

“很好,那我帮忙扶你坐起来,我们得赶紧给妈妈写回信才行呢。”

他小心翼翼地把妈妈写的信叠好,请医生帮他放好,拿起纸和笔,颤颤巍巍地给妈妈写回信。

妈妈的信给了小男孩极大的安抚,从那之后,我们也会鼓励那些会写字的孩子,试着给自己的父母写信。

新来的7床,是个得肾病的女孩,中午吃完饭,我给她收拾整理,她托我把纸条带给门口的爸爸,纸条是从药盒上撕扯下来的,她的字就挤在没有印刷字的空白处:爸爸,我今天感觉好多了。医生说我很快就能出去,你不要担心,我很快就能出去和你见面了。还有,那个面条我不想吃,医生让我吃一些清淡的东西,你以后给我带个粥就好。

我把纸条交给小女孩的爸爸,他攥着纸条问我,孩子可以坐起来了吗?我点了点头。他一扫紧张的面容,不断地点头,欣慰地笑着,“那就好,那就好。”似乎这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

对于这些长期消耗性的疾病,家长对孩子恢复指标的要求,已经降得越来越低了。




颜依依的病很快就越来越危重了,就算每天进行血液透析,她依旧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她开始天天喊肚子疼,要求医护人员给她揉肚子。
我站在那给她揉着肚子,她朝我伸着胳膊,我弯下腰问她要什么,她一把抓住我的胸卡,我摇了摇头,告诉她不可以啊,就用另一只手制止她,她立马抓着我这只手不放。我只要稍一松手,她就会重新握住,害怕我会走。
我看着她的手,昨天的血氧探头已经在食指指节处留下了一个紫色的瘀斑。她握着我的手那么用力,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怕自己一用力就给她又留下一道瘀斑。
过了一会儿,我看她闭上了眼睛,便试着慢慢移开手,可我的手刚一离开她的肚子,她就立刻睁开眼睛,拼命抓住我的手放回她的肚子上。过了很久,责任护士过来换液体,问她可不可以不揉了,她摇了摇头,看着我说:“揉。”
“那这个姐姐给你揉了好久也累了,能不能让她歇一下?”责任护士继续向她提建议。她想了一会儿,才点点头同意了。
再往后,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直接敲床板护挡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走过去看,她就虚弱地张着嘴,声音十分微弱,“要见爸爸。”
我又犯了难。责任护士无奈地喊着:“不要乱动了,知不知道爸爸和妈妈现在正在外面给你筹钱治病。”
她床头的敲打声才终于停了下来。
稍晚些,主治医生领着颜依依的父母进来了,颜爸爸是个黝黑、低矮的男人,紧绷的脸上满是疲态,妈妈像一头受惊的小鹿,紧紧抓着自己丈夫的衣角,什么也不说。
“爸爸。”
“唉,不要怕,爸爸来看你了,等一会儿,爸爸把你抱起来放到车上,我们出去做个检查。检查好了,我们就能出院了。”
她的爸爸把她抱起来,颜依依瘦弱的身体突然暴露出来——全身散布着或大或小的紫色压疮瘀斑,骶尾部已经出现了溃疡坏死——糖尿病最可怕了,不管怎么护理,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压疮出现。
在颜依依住院期间,我们给她做了最万全的护理措施,上气垫床,用水囊护住骨隆突处,可她的压疮还是只增不减。现在的治疗连延缓疾病的进展都很难做到了,主治医生说,唯一的希望就是筹钱送去北京进行治疗。
那几天上下班的时候,我总能看见颜爸爸捏着手机蹲在楼梯口愁容满面,而颜妈妈还是紧紧地拽着自己丈夫的衣服,眼圈红红的。隔了没几天,颜依依的床位就空了。
有的老师说她去北京进行治疗了,又有老师说她的病不好治,家里也没钱,估计放弃了。
确实,放弃在这里太平常了。


14床的小女孩,百天还没过,就因为肺炎被送了过来,刚送来的时候全身很脏,就像从煤堆里拉出来的一样。她的父母说,只要上呼吸机,立马停止治疗;如果需要抢救,当然也是放弃。
每次交接班,交到这个孩子,老师都会哀叹一声,“孩儿还能再生,命不值钱,遇到这样的家庭也是没法……”随后,便抓住孩子的脚给她缠上血氧探头。过了很多天了,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还没有出现过报警,每个人都只能默默祈祷,希望她自己能争气。
9床就是不一样的境遇了,女孩得了尿毒症,她妈妈也是因为尿毒症去世的,家里只有一个靠低保过活的父亲。女孩只有十几岁,但毒素在体内沉积无法外排出来,所以她全身都皱巴巴的,布满了褐色的斑点。
女孩只在儿童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两天就被急急转了出去,转进来、转出去已经是她的日常。走的那天,老师让我帮她穿好衣服,我过去时,她已经自己歪扭着身子穿好了衣物。我们都知道,她的表现已经不再是懂事,而是畏惧和自责。
我替她把日常用品整理好放在她身边,她靠着那堆东西,就像一个等待末班车的老人,护着她的行李,担心着接下来的旅途。我想鼓励她不要被疾病打败,话到嘴边怎么也组织不出来。只好拍着她的肩头安慰她不要害怕,很快就能出去了。她抿着嘴,拘谨地缩了缩脖子、朝我点点头。
老师说的没错,这些大孩子什么都知道,至于这列班车最后的目的地在哪,也只有这个孩子自己知道。


那几天,我们送走了一大波患儿,儿童重症监护室难得空闲下来。4床的狗蛋终于撤下了呼吸机,病情基本稳定,明天就能出科了。老师坐在护理站前抱着狗蛋,一只手写着护理记录,另一只手轻轻拍着狗蛋的背:“狗蛋啊狗蛋,你要争点气,出去了可就不能再进来喽。”
狗蛋搂着老师的脖子,乖乖地趴在肩头,我看见她已经恢复正常颜色的瞳孔里,出现了我们的轮廓。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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