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故事计划》第392期：我得了抑郁症，父母不相信这是病

源济

我得了抑郁症，父母不相信这是病

原创： 周于旸 全民故事计划 2019-08-14

“

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92个故事 —

一

 

父亲始终觉得“抑郁症”是年轻人整出来的时髦事物。从三年前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向他们提出想要去医院看看，但即便万般解释，他依旧不为所动，只是抛下一句：“不知道成天在想些什么东西！”然后摔门而去。

 

自从我第一次向家人提出要检查抑郁症开始，这句话便贯穿了我的生活。

 

十六岁，我初次了解到抑郁症的病状，发现和自己的情况极为相似：无端地感到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偶尔伴随着自残的行为，只有看到鲜血流出的刹那，才能收获些许的快感。

 

时至今日，我已经可以凭借右手臂上的伤疤细数每一次犯病的经历。然而所有的痛苦并无倾诉的途径，当我向父母吐露病症的时候，收到的只有冷漠的责备。

 

如果正好碰上考试成绩倒退，父亲甚至会对我拳脚相加。父亲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人，不会讲大道理，嘴巴不利索只好用棍棒来代替。

 

父母是通过相亲认识的。90年代末，母亲嫁过来之前在软件园工作，在村里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念完了整个高中。

相比之下，父亲上完中学就出来工作，多年以来一直待在一家小公司，唯一的变化也只是从员工做到车间主任。

 

父亲性格暴躁，心里容易起疙瘩，有时还会发酒疯，这些缺点全是从他的父母那遗传而来。

我的爷爷奶奶是带有老农村特征的乡下人，脾气差，心眼小，看不惯从城里来的母亲，认为城里人过分讲究，精于算计。

 

这种天生的偏见让母亲在何家相当难堪，父亲也从未站在过她的立场。尽管处在一个家庭里，母亲却时时刻刻感到被排挤的孤独。

 

有一年清明，一家人去山上扫墓祭拜，点完香烛之后，奶奶第一个上去讲话，当着一整个大家族的面，有一句没一句地交代了些家中日常，最后祈福的时候，双手合十拜了两下，说：“保佑我家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

 

说完之后还看了我一眼，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那时我十一二岁，事后问母亲，奶奶是不是把我忘了。母亲没有回答，她把这一行为视作奶奶和我们母子俩划清界限的证据。

也是从那时开始，母亲拼命地督促我的学业，期望我出人头地，能够胜过家族里其他的孩子，成为她的骄傲。

 

二

 

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失眠。睡眠很浅，半夜惊醒是经常的事情。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失眠症，备了几副耳塞，和母亲讲了好久，她才同意给我买安眠药。

 

尽管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白天上课时却感到疲惫不堪，无法集中精神，而且身上时不时地感到有所不适，却又无法言明。我以为是安眠药带来的副作用，把药停了一阵，于是夜晚又成了难熬的时刻。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做一道选择题——到底是牺牲白天的精神换一个好睡眠，还是放弃夜晚的睡眠来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我的历史老师兼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上课时偶尔会和学生闲聊几句，分享他之前遇到过的几个病例，其中就有得抑郁症的同学。历史老师说：“高中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要是心理上有什么郁结，一定要及时找家长或老师沟通，越晚越糟。”

 

那一晚我没有睡着，偷偷用手机查询抑郁症的症状，和自己的情况一一比对，确认下来，基本八九不离十。

 

尽管看起来不像不治之症那样恐怖，但是意识到有个病魔已经伴随自己良久，依然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尤其是每个帖子都写着“尽早治疗”的建议。我想起父母严肃而夸张的眼神，有些缓不过来。

 

心理咨询室在教学楼楼顶的角落里，窗户上贴满了报纸，用来保护病人的隐私。我在门口转了几圈，始终没敢上去敲门。我害怕老师把事情告诉家长，也害怕老师在课堂上拿自己当例子，给同学们对号入座，背后让人议论。

 

正当我犹豫不决，准备离开时，历史老师夹着课本从办公室出来，跟我迎面撞上，他看着我问：“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我来不及找借口，只好实话实说：“老师，我找您做一下心理咨询。”

 

“时间不凑巧，我现在要去上课，要不等晚自习上课前的时候吧？”

 

我舒了一口气，道了声“谢谢”就赶忙离去。然而到了当天晚上，我也没有再去找老师。等到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特意在课后留意了一下，问我为什么没有再来咨询。我说：“没事，问题解决了。”

我为自己的怯懦找了借口：如果真是抑郁症，那么心理老师也帮不了我。

 

上了高三以后，学习变得更加紧张，父母总是为我起伏不定的成绩焦虑不已，母亲给老师送了些好处，让他们多关照关照。这件事是我之后才知道的。

那一阵子，老师在课上频繁地点我的名字，课后也另找些试题给我做。这种特殊的照顾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成了一种难堪的焦点，要被同学取笑。

 

那时周末才放半天假，每次回家是我最为焦虑的时刻。

家里人吵架的频率和我的成绩起伏建立了一种隐秘的联系。三角函数、等差数列、文言文和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这些与家庭色调完全不符的事物如何渗透进我的生活，成为一种家庭和谐的障碍。

 

后来，在一次抑郁症发作中，我突然拿起小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臂，眼看着鲜血从那一道口子溢出。我的行为不受控制，像是电脑被病毒入侵，开始自我运作。但那一瞬间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我害怕会对这个危险的行为上瘾。

 

三

 

除此以外，我开始酝酿自杀，看到河流便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一了百了”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念头。

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我手臂上的伤口，质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敢说实话，声称是被学校的玻璃窗意外划伤的。

 

父母意识到了我的异常，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母亲在校外租了房子，每天把我接回来住。然而这一举措没有使得我的病情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每天晚上，父母的争吵频繁萦绕在我的耳边。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在高三的一天早上向家人坦诚布公，要求他们带我去医院诊治。

 

“得了吧，别拿这种借口当做成绩上不去的理由。”父亲说道。

 

母亲也责怪道：“这时候还搞出这么多幺蛾子，别再胡思乱想了，精力集中一点，又偷偷看课外书了吧？”

 

“只要带我去看一次医生就好了，花不了多少功夫。”我恳求道。

 

父母面面相觑，母亲终于有所妥协，说：“那我打电话找你大伯安排一下。”

 

“不，不是那种小医院，这种病有专门的医院……”

 

“怎么这么麻烦？”母亲顿时又失去了耐心。父亲也跟着说道：“你还真陪他玩？”两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吵了起来。

 

我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明白这事只能依靠自己。我在网上搜寻了附近的大医院的资料，计算着诊疗的费用。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感到委屈。 

 

医院离学校不远，打车十分钟就能到。那是礼拜六的早上，学校安排了补课，我没有请假，也不怕被老师发现，直接从学校逃了出来。

 

这一次行为有赌气的成分，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拿到确诊抑郁症的诊疗书，拍在父母的面前，好让他们感到歉疚。

可是这种高昂的情绪并没有保持多久。进了医院以后，我又害怕一些未知的问题。比如，医生是否靠谱？会不会误诊？要是让他做许多奇怪的检查该怎么办？身上带的钱够不够？

 

队排了一半，我再次退缩了，去医院附近的面馆吃午饭，然后慢慢地往学校走。路上思忖着如何向老师解释。回到学校却发现，没有人意识到我的缺席。

 

四

 

高中结束后，我没有再想去医院诊治，家里人也不再提起这件事。尽管我明白，这个病会越来越糟，但是仍然觉得自己能够控制。

只是，自杀的念头更加频繁地在脑海中浮现。我开始搜寻各种有关“自杀”的资料。自杀的方式，自杀的人物，判断他们背后的故事。

 

譬如说，古代没有“抑郁症”的说法，我便去猜想哪些历史人物的死因会像是抑郁症导致的。这些古怪的念头，让我能够在躲避病魔的时候聊以自慰。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再次提出去诊治抑郁症的想法。父母的态度依然表示不理解。母亲说：“这都是要上大学的人了，怎么还有那么大压力？”父亲说：“你这孩子想些什么不好，老觉得自己有病？”

 

“这是心理疾病，也是病，跟其他病一样，也是要找医生治疗的。”

 

“心病还能怎么治疗？”父亲不以为然，“这种东西想通了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你跟爸爸妈妈说啊。”

 

“你们不懂，你们带我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那些心理医生不也得这么问你？比中医还不靠谱，就是个骗钱的。身上不舒服还能吃点药，心里面难受还能吃药解决不成？”父亲嗤之以鼻地说道。

 

母亲附和道：“如果这也算病的话，我跟你爸每吵一次都得去看一次医生。”

 

我放弃了解释，两代人的代沟使我心力交瘁。我打算安安静静地等到暑假结束，上了大学以后再想办法。

 

大学开学，学校统一做了心理测试，我的检测结果引起了辅导员的重视，问我需不需要心理辅导。我害怕这种区别对待，赶忙跟辅导员解释自己没有问题。

 

大学校园里，我认识到一些和自己同样有抑郁倾向的人。这些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当我同样作为患者时，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辨别出他们，仿佛孕妇总是能在街上比别人认出更多的孕妇。

 

我和其中几个人成为了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互相倾诉互相安慰。我们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心理咨询，我也对抑郁症有了更深的了解。

 

“去医院检查抑郁症要花多少钱？”我问。

 

“我当时去的是我们那最好的三甲医院，花了上千块。”朋友说。

 

“我高中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跑去检查，兜里就揣了五百块。”

 

“最好让你爸妈带你去，有些医生看你是学生，又是一个人，可能把你打发走。”

 

“我求了他们三四次了，讲不清楚，也不肯带我去医院。”我说。

 

“你爸妈怎么回事？”

 

“他们不觉得心理疾病是病，总觉得是我在胡思乱想。”

 

“得抑郁症的最讨厌听见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你想得太多了。”

 

五

 

大学上了两年多，我隐藏得很好，就连室友也没察觉到我和正常人的不同。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声称父亲像突然犯了毛病一样，吵嚷着要自杀，拉都拉不住，现在已经跑到了湖心公园。

 

我有些意外，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母亲支支吾吾地没有讲清楚。我说：“那我回来一趟。”母亲觉得太麻烦。我吼道：“那你一个人劝得住他？”

 

我的家离上大学的地方隔了一个市，花一个上午就赶回去了。母亲跟我说了实话，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吵架，因为爷爷奶奶的那些事情，新仇旧恨一起翻了出来。一气之下，母亲提出了离婚，父亲情绪失控，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念叨着“我死了算了”。

结婚二十多年，母亲从未见过父亲这个样子。

 

我和母亲勉强把父亲拉了回来，在家安抚两天，我看父亲没事后，回了学校。

那段时间我一直把病情控制得很好，却因为这个事件产生了发病的征兆。朋友对我说：“我觉得你的症状有遗传因素，听你说的，你爸爸有躁狂症的迹象。”

 

我每天都向家里打电话，确认父母的情况。尽管母亲一再强调两人相安无事，我还是从母亲的语气中觉察到事情并没有好转。

 

母亲常常讲话讲到一半就挂掉电话，有时候回一句话要反应很久，一副明显的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变得疑虑重重，生怕家里又出事情。想起小的时候，母亲就问过我：“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跟谁过？”我难以回答，只好默不作声。母亲又说：“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跟你爸离了吧。儿子，你能给妈争口气吗？”

 

这些抑制不住的悲观情绪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我觉得眼前昏天黑地，充斥着奇怪的白点，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猛烈地向自己的手腕划去，鲜血像矿泉水瓶上裂了一道口子，迅速溢了出来。

 

如果不是两个室友跑过来拉住我，也许我会在那场悲剧中丧命。

辅导员赶到后，把我送去医院，通知了我的父母。辅导员把我的状况详细告诉他们，反复强调一定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抑郁症，拿到报告后来学校签字，否则不会同意我继续留校。

 

这场多年的鏖战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令我感到失落的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说服自己的父母。他们接受我的病情、带我去医院检查，只不过是被迫的妥协而已。

 

2019年的春天，我从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医生给我的五张诊断书。

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进行心理疾病检查，和预料中的并无出入。只是当它变成黑色字体印在纸上时，我依然觉得有些刺眼：重度抑郁症，伴随有重度躁狂与焦虑症。

 

母亲帮我向学校请了假，我回家休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即便拖着饥饿的身体，看到食物时，我还是一阵阵地感到恶心和反胃。

比药效提前到来的是，两天后，我突然瘦了六斤，就连维持生存基本的进食也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当我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乌云密集的天空时，仍然会习惯性地想到死亡。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父亲敲开房门喊我吃饭的时候，我假装熟睡。他企图冲进来喊醒我，被母亲及时拉住，告诉他，儿子确诊了重度抑郁症，不能受刺激。

父亲在门口大喊：“什么病不病的，又不是头痛或者发烧。他就是一直胡思乱想，想出毛病来了。”

口述 | 何章

作者周于旸，大学在读

编辑 | 李星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