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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全民故事计划》第392期:我得了抑郁症,父母不相信这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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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4 11:30 AM |显示全部楼层








我得了抑郁症,父母不相信这是病

 周于旸 全民故事计划 2019-08-14

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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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92个故事 


 
父亲始终觉得“抑郁症”是年轻人整出来的时髦事物。从三年前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向他们提出想要去医院看看,但即便万般解释,他依旧不为所动,只是抛下一句:“不知道成天在想些什么东西!”然后摔门而去。
 
自从我第一次向家人提出要检查抑郁症开始,这句话便贯穿了我的生活。
 
十六岁,我初次了解到抑郁症的病状,发现和自己的情况极为相似:无端地感到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偶尔伴随着自残的行为,只有看到鲜血流出的刹那,才能收获些许的快感。
 
时至今日,我已经可以凭借右手臂上的伤疤细数每一次犯病的经历。然而所有的痛苦并无倾诉的途径,当我向父母吐露病症的时候,收到的只有冷漠的责备。
 
如果正好碰上考试成绩倒退,父亲甚至会对我拳脚相加。父亲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人,不会讲大道理,嘴巴不利索只好用棍棒来代替。
 
父母是通过相亲认识的。90年代末,母亲嫁过来之前在软件园工作,在村里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念完了整个高中。

相比之下,父亲上完中学就出来工作,多年以来一直待在一家小公司,唯一的变化也只是从员工做到车间主任。
 
父亲性格暴躁,心里容易起疙瘩,有时还会发酒疯,这些缺点全是从他的父母那遗传而来。

我的爷爷奶奶是带有老农村特征的乡下人,脾气差,心眼小,看不惯从城里来的母亲,认为城里人过分讲究,精于算计。
 
这种天生的偏见让母亲在何家相当难堪,父亲也从未站在过她的立场。尽管处在一个家庭里,母亲却时时刻刻感到被排挤的孤独。
 
有一年清明,一家人去山上扫墓祭拜,点完香烛之后,奶奶第一个上去讲话,当着一整个大家族的面,有一句没一句地交代了些家中日常,最后祈福的时候,双手合十拜了两下,说:“保佑我家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
 
说完之后还看了我一眼,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那时我十一二岁,事后问母亲,奶奶是不是把我忘了。母亲没有回答,她把这一行为视作奶奶和我们母子俩划清界限的证据。

也是从那时开始,母亲拼命地督促我的学业,期望我出人头地,能够胜过家族里其他的孩子,成为她的骄傲。
 
 
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失眠。睡眠很浅,半夜惊醒是经常的事情。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失眠症,备了几副耳塞,和母亲讲了好久,她才同意给我买安眠药。
 
尽管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白天上课时却感到疲惫不堪,无法集中精神,而且身上时不时地感到有所不适,却又无法言明。我以为是安眠药带来的副作用,把药停了一阵,于是夜晚又成了难熬的时刻。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做一道选择题——到底是牺牲白天的精神换一个好睡眠,还是放弃夜晚的睡眠来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我的历史老师兼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上课时偶尔会和学生闲聊几句,分享他之前遇到过的几个病例,其中就有得抑郁症的同学。历史老师说:“高中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要是心理上有什么郁结,一定要及时找家长或老师沟通,越晚越糟。
 
那一晚我没有睡着,偷偷用手机查询抑郁症的症状,和自己的情况一一比对,确认下来,基本八九不离十。
 
尽管看起来不像不治之症那样恐怖,但是意识到有个病魔已经伴随自己良久,依然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尤其是每个帖子都写着“尽早治疗”的建议。我想起父母严肃而夸张的眼神,有些缓不过来。
 
心理咨询室在教学楼楼顶的角落里,窗户上贴满了报纸,用来保护病人的隐私。我在门口转了几圈,始终没敢上去敲门。我害怕老师把事情告诉家长,也害怕老师在课堂上拿自己当例子,给同学们对号入座,背后让人议论。
 
正当我犹豫不决,准备离开时,历史老师夹着课本从办公室出来,跟我迎面撞上,他看着我问:“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我来不及找借口,只好实话实说:“老师,我找您做一下心理咨询。
 
“时间不凑巧,我现在要去上课,要不等晚自习上课前的时候吧?
 
我舒了一口气,道了声“谢谢”就赶忙离去。然而到了当天晚上,我也没有再去找老师。等到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特意在课后留意了一下,问我为什么没有再来咨询。我说:“没事,问题解决了。

我为自己的怯懦找了借口:如果真是抑郁症,那么心理老师也帮不了我。
 
上了高三以后,学习变得更加紧张,父母总是为我起伏不定的成绩焦虑不已,母亲给老师送了些好处,让他们多关照关照。这件事是我之后才知道的。

那一阵子,老师在课上频繁地点我的名字,课后也另找些试题给我做。这种特殊的照顾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成了一种难堪的焦点,要被同学取笑。
 
那时周末才放半天假,每次回家是我最为焦虑的时刻。

家里人吵架的频率和我的成绩起伏建立了一种隐秘的联系。三角函数、等差数列、文言文和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这些与家庭色调完全不符的事物如何渗透进我的生活,成为一种家庭和谐的障碍。
 
后来,在一次抑郁症发作中,我突然拿起小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臂,眼看着鲜血从那一道口子溢出。我的行为不受控制,像是电脑被病毒入侵,开始自我运作。但那一瞬间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我害怕会对这个危险的行为上瘾。
 
 
除此以外,我开始酝酿自杀,看到河流便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一了百了”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念头。

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我手臂上的伤口,质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敢说实话,声称是被学校的玻璃窗意外划伤的。
 
父母意识到了我的异常,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母亲在校外租了房子,每天把我接回来住。然而这一举措没有使得我的病情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每天晚上,父母的争吵频繁萦绕在我的耳边。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在高三的一天早上向家人坦诚布公,要求他们带我去医院诊治。
 
“得了吧,别拿这种借口当做成绩上不去的理由。”父亲说道。
 
母亲也责怪道:“这时候还搞出这么多幺蛾子,别再胡思乱想了,精力集中一点,又偷偷看课外书了吧?
 
“只要带我去看一次医生就好了,花不了多少功夫。”我恳求道。
 
父母面面相觑,母亲终于有所妥协,说:“那我打电话找你大伯安排一下。
 
“不,不是那种小医院,这种病有专门的医院……”
 
“怎么这么麻烦?”母亲顿时又失去了耐心。父亲也跟着说道:“你还真陪他玩?”两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吵了起来。
 
我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明白这事只能依靠自己。我在网上搜寻了附近的大医院的资料,计算着诊疗的费用。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感到委屈。 
 
医院离学校不远,打车十分钟就能到。那是礼拜六的早上,学校安排了补课,我没有请假,也不怕被老师发现,直接从学校逃了出来。
 
这一次行为有赌气的成分,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拿到确诊抑郁症的诊疗书,拍在父母的面前,好让他们感到歉疚。

可是这种高昂的情绪并没有保持多久。进了医院以后,我又害怕一些未知的问题。比如,医生是否靠谱?会不会误诊?要是让他做许多奇怪的检查该怎么办?身上带的钱够不够?
 
队排了一半,我再次退缩了,去医院附近的面馆吃午饭,然后慢慢地往学校走。路上思忖着如何向老师解释。回到学校却发现,没有人意识到我的缺席。
 
 
高中结束后,我没有再想去医院诊治,家里人也不再提起这件事。尽管我明白,这个病会越来越糟,但是仍然觉得自己能够控制。

只是,自杀的念头更加频繁地在脑海中浮现。我开始搜寻各种有关“自杀”的资料。自杀的方式,自杀的人物,判断他们背后的故事。
 
譬如说,古代没有“抑郁症”的说法,我便去猜想哪些历史人物的死因会像是抑郁症导致的。这些古怪的念头,让我能够在躲避病魔的时候聊以自慰。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再次提出去诊治抑郁症的想法。父母的态度依然表示不理解。母亲说:“这都是要上大学的人了,怎么还有那么大压力?”父亲说:“你这孩子想些什么不好,老觉得自己有病?
 
“这是心理疾病,也是病,跟其他病一样,也是要找医生治疗的。
 
“心病还能怎么治疗?”父亲不以为然,“这种东西想通了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你跟爸爸妈妈说啊。
 
“你们不懂,你们带我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那些心理医生不也得这么问你?比中医还不靠谱,就是个骗钱的。身上不舒服还能吃点药,心里面难受还能吃药解决不成?”父亲嗤之以鼻地说道。
 
母亲附和道:“如果这也算病的话,我跟你爸每吵一次都得去看一次医生。
 
我放弃了解释,两代人的代沟使我心力交瘁。我打算安安静静地等到暑假结束,上了大学以后再想办法。
 
大学开学,学校统一做了心理测试,我的检测结果引起了辅导员的重视,问我需不需要心理辅导。我害怕这种区别对待,赶忙跟辅导员解释自己没有问题。
 
大学校园里,我认识到一些和自己同样有抑郁倾向的人。这些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当我同样作为患者时,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辨别出他们,仿佛孕妇总是能在街上比别人认出更多的孕妇。
 
我和其中几个人成为了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互相倾诉互相安慰。我们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心理咨询,我也对抑郁症有了更深的了解。
 
“去医院检查抑郁症要花多少钱?”我问。
 
“我当时去的是我们那最好的三甲医院,花了上千块。”朋友说。
 
“我高中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跑去检查,兜里就揣了五百块。
 
“最好让你爸妈带你去,有些医生看你是学生,又是一个人,可能把你打发走。
 
“我求了他们三四次了,讲不清楚,也不肯带我去医院。”我说。
 
“你爸妈怎么回事?
 
“他们不觉得心理疾病是病,总觉得是我在胡思乱想。
 
“得抑郁症的最讨厌听见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你想得太多了。
 
 
大学上了两年多,我隐藏得很好,就连室友也没察觉到我和正常人的不同。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声称父亲像突然犯了毛病一样,吵嚷着要自杀,拉都拉不住,现在已经跑到了湖心公园。
 
我有些意外,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母亲支支吾吾地没有讲清楚。我说:“那我回来一趟。”母亲觉得太麻烦。我吼道:“那你一个人劝得住他?
 
我的家离上大学的地方隔了一个市,花一个上午就赶回去了。母亲跟我说了实话,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吵架,因为爷爷奶奶的那些事情,新仇旧恨一起翻了出来。一气之下,母亲提出了离婚,父亲情绪失控,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念叨着“我死了算了”。

结婚二十多年,母亲从未见过父亲这个样子。
 
我和母亲勉强把父亲拉了回来,在家安抚两天,我看父亲没事后,回了学校。

那段时间我一直把病情控制得很好,却因为这个事件产生了发病的征兆。朋友对我说:“我觉得你的症状有遗传因素,听你说的,你爸爸有躁狂症的迹象。
 
我每天都向家里打电话,确认父母的情况。尽管母亲一再强调两人相安无事,我还是从母亲的语气中觉察到事情并没有好转。
 
母亲常常讲话讲到一半就挂掉电话,有时候回一句话要反应很久,一副明显的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变得疑虑重重,生怕家里又出事情。想起小的时候,母亲就问过我:“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跟谁过?”我难以回答,只好默不作声。母亲又说:“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跟你爸离了吧。儿子,你能给妈争口气吗?
 
这些抑制不住的悲观情绪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我觉得眼前昏天黑地,充斥着奇怪的白点,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猛烈地向自己的手腕划去,鲜血像矿泉水瓶上裂了一道口子,迅速溢了出来。
 
如果不是两个室友跑过来拉住我,也许我会在那场悲剧中丧命。

辅导员赶到后,把我送去医院,通知了我的父母。辅导员把我的状况详细告诉他们,反复强调一定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抑郁症,拿到报告后来学校签字,否则不会同意我继续留校。
 
这场多年的鏖战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令我感到失落的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说服自己的父母。他们接受我的病情、带我去医院检查,只不过是被迫的妥协而已。
 
2019年的春天,我从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医生给我的五张诊断书。

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进行心理疾病检查,和预料中的并无出入。只是当它变成黑色字体印在纸上时,我依然觉得有些刺眼:重度抑郁症,伴随有重度躁狂与焦虑症。
 
母亲帮我向学校请了假,我回家休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即便拖着饥饿的身体,看到食物时,我还是一阵阵地感到恶心和反胃。

比药效提前到来的是,两天后,我突然瘦了六斤,就连维持生存基本的进食也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当我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乌云密集的天空时,仍然会习惯性地想到死亡。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父亲敲开房门喊我吃饭的时候,我假装熟睡。他企图冲进来喊醒我,被母亲及时拉住,告诉他,儿子确诊了重度抑郁症,不能受刺激。

父亲在门口大喊:“什么病不病的,又不是头痛或者发烧。他就是一直胡思乱想,想出毛病来了。


口述 | 何章

作者周于旸,大学在读

编辑 | 李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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