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老摇滚》里,侯牧人回忆,80年代末,他去工体看足球,上半场中国0:2落后,下半场4:2翻盘,观众疯了,涌向天安门热泪相拥。大家很想唱歌,唱了半天,也就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没了。
侯牧人当即破口大骂:“操他妈!中国作曲家都死绝了吗?就写不出一首这种时候能唱的歌?世界上一定有一种这样的音乐。”
侯牧人发誓要找到它。实际上,1971年,日后著名录音师王昕波,就已经听过了披头士,一听就着了魔。后来他还搞了个“万里马王”乐队,在一所高校演出,惊动了BBC。不过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自己不会写,直到北京歌舞团的“七合板”出现。1985年,王昕波跑去看“七合板”排练,中途,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王昕波登时一惊:
“卧槽!中国这是要出原创摇滚了?”
之后一切来得格外迅速,犹如闪电划破夜空。
因私自演出,崔健被劝退。他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参加首届通俗歌曲大赛,首轮惨遭淘汰。可演唱风格被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中。那年,“live aid“上演,罗大佑写下《明天会更好》,北京也不甘示弱,要找100位歌星凑个演唱会。崔健申请上台。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争议,王团长为他摁了绿灯。
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位曾饰演过《白毛女》中喜儿的老艺术家,就这么给中国摇滚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展望未来的梯子。
1986年5月9日,崔健登台工体,裤脚一高一低,吼出《一无所有》。长期处于地下的摇滚乐终于浮出水面,中国摇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而在那之前,早有无数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投身怒潮。
这些年轻人多半是文二代,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团体。比如“呼吸”高旗他爸是中央音乐团指挥,“1989”鼓手程进他爸是音乐学院的老师,王勇父亲是中国古筝研究会会长,何勇父亲是中央歌舞团弹拨乐器声部部长,“爵士教父”刘元的父亲跟他是同事,“Ado”的鼓三儿张永光,从小跟父他爸学吹唢呐…
自幼受民乐熏陶,为他们的创作打下良好基础。通过某国外亲戚或文工团的私下传播,听到大量摇滚乐后,每个人都激动不已。拿崔健的话说:
“就跟爱情来电一样,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要没感觉那是你有病。”
他们多是60年代生人,走过一个相当吊诡的时代。改革浪潮袭来时,整个社会历史转型,人民还在晃范儿。与此同时,开放的呼声为思想解放垒起高地。1987-1989年,自由主义思潮盛行,文艺创作也获得了空前解放。细算一下,仅1988年,就有刘震云、余华、苏童、路遥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传统权威被解构。语言、欲望、思想,一一被松绑。
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等待着一场冲击。
面对如此嘈杂的景况和历史遗留心境,还有谁坐得住?1984年,教了两年书的丁武辞职,他和臧天朔组建“不倒翁乐队”,因故解散后,又碰到李彤、郭四,几个人帮一家公司组成“沙棘电声乐团”。后来不愿寄人篱下,出走独立成“黑豹”。不久,丁武立志搞重金属,离开“黑豹”,跟他在琴行里碰见的美籍华人郭怡广还有张炬组成新乐队。郭怡广觉得,这支乐队必须有中国文化独特的气质,他向往大唐盛世,于是将其命名为“唐朝”。
后来,郭怡广回美国,丁武又找赵年和组建过“白天使”的老五入伙。而“黑豹”在石景山堵到了一个音色非常棒的小子,那就是窦唯。
为专心做音乐,大家都辞去公职。老五到北京后,明明可以进海政,由于要练琴,跑了。“黑豹”的鼓手赵明义,已经被授予军衔,一个月150块钱工资,也跑了,没钱时,只能在西单给人打更。“呼吸”的主唱蔚华,曾经的央视英语频道台柱子,主持过春晚,拿过美国电视最高奖,说辞就辞了。
难怪张培仁感叹:“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
放着好日子不过,这些人出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中国摇滚两支元老级乐队的命运,就是他们境遇的缩影:
“七合板”唱外文歌时,被北京宣传部委约谈,歌舞团不敢再支持,没收了他们乐器;“不倒翁”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产公司的支持,敲定商演,火车票都买了,临时却被踢走,排练场也被收回。
没有规范、稳定的市场,官方暧昧、戒备的态度,使得北京不少乐队还没写出什么玩意儿就胎死腹中。即便1988年《人民日报》发文讨论了《一无所有》,崔健也未能举办公开、大型演出,只能在“party”和高校间游走。坊间传闻,每次去申请,都有人敲着一堆材料说:“看见了吗?”
越是如此,各路人马越是死磕。拿音乐当饭,指着混“party”续命。外界的各种不理解,反而让他们表达欲更强。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爷子就纳闷:
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而那正是令张培仁落泪的原因:“他们的作品,不是在写歌,不是一字一字,而是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然后嘴巴一张,就飞出一把刀,就射过来了。”
1990年,事情终于开始起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