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六十年，不能淡忘的人与事

源济

《梁祝》六十年，不能淡忘的人与事

2019-06-25  曹利群  大家

曹利群，曾任古典音乐评论杂志《爱乐》主编。长期致力于古典音乐的传播与推广，在全国多地的大学、书店、剧院和其他场所，做过多场讲座。

导读

何、陈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坊间早已知晓。何、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创作？既然是集体创作，为什么署名是个人？演出版本何以要不断修改？ 

六十年前的那个夏初，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一群年轻的音乐学院学生，最大的26岁，最小的18岁，成功上演了一部中国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简称《梁祝》）。各地纪念活动不绝于耳之时，也听到一些质询之声。作为《梁祝》创作的参与者之一（首演的乐队首席），丁芷诺前辈一篇《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揭秘》的文章格外引人瞩目。文章提出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梁祝》究竟是谁的创意？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是怎么聚到一起进行创作的？明明署名是何在先，陈在后，为什么有的节目单上把陈放到前面，甚至只写陈一人之名？作为局外人，不明就里的是，这些真相的揭示何以要等到五十年后，乃至六十年纪念时还要“旧事重提”？其实何、陈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坊间早已知晓，当此之时，人们更关注的是丁芷诺的质疑。此外，何、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创作？既然是集体创作，为什么署名是个人？演出版本何以要不断修改？

必须提到上海音乐学院两个领导者：孟波，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品，学院管弦系党支部书记。从先期的组织策划、创作构思，到后期的修改提高、演出推广，两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梁祝》。

先说刘品。很少有人知道此公。他的专业是长笛，正是刘品萌生了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想法。《梁祝》纪念50周年时，何占豪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刘品老师才是主创人员之一，实验小组是他组织的，“小《梁祝》”（弦乐四重奏）要写成“大《梁祝》”也是在他的动员下写的。是刘品确定了以何占豪为骨干，加上从附中升到院部的丁芷诺、沈西蒂、张欣、朱英等同学，一起构成了创作团队。（注：此时没有陈钢参与）他给大家做了具体分工：何、丁负责创作，张、朱负责收集资料，沈西蒂以及随后加入的俞丽拿、沈榕负责新作品演奏。在院领导三选一确定“梁祝”题材后，何占豪反倒打起退堂鼓，觉得自己没有学过作曲，没有能力把握“小提琴协奏曲”这样大型作品。刘品花了一个晚上，边听何占豪哼唱越剧的各种唱腔，边给何打气说，你们一定能搞出来，这才促使何占豪下了决心。在写“草桥结拜”的爱情主题、也就是贯穿全曲的第一主题时，刘品对何占豪说，四重奏的爱情主题很优美，但不够深刻。这促使了何占豪重新在越剧题材里发掘深情的素材。

及到演出成功后，报纸来采访时刘品总是悄悄躲起来，电影厂来拍新闻简报，他也把同学们推到镜头前面。直到2008年刘品去世，学校开追悼会，师生们才得知他对《梁祝》所做的事情。若不是丁芷诺《梁祝》50年纪念的文章，恐怕很多人连刘品的名字都不知道。刘品，“留品”也。

再说孟波。当时“实验小组”的学生们经过讨论，确定上报了三个选题：大炼钢铁、女民兵和梁祝。这个事情人所共知。何占豪代表大家写的那封信平静地摊在孟波的桌上。以他的身份，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前两个选题足斤足两，得分又得势。选择“梁祝”，则需要胆识和智慧。无人知道孟波勾选“梁祝”那一刻的心情，只是那样一勾，才成就了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越剧优美的音调与西方管弦乐队水乳交融，在技巧上，独奏小提琴又吸收了二胡、板胡、琵琶、古筝等乐器的演奏方法，叙事、抒情，以及人物内心的刻画无不可圈可点。

想来这也与孟波的职业背景不无关系。他拉过中提琴，业务精通，深知“梁祝”这样歌唱性强的地方戏曲非常适合小提琴演奏。而且之前何占豪、丁芷诺他们搞的“小梁祝”四重奏虽然不够成型，却有着很好的提升基础。“何占豪既会越剧又会小提琴，只有这个（选题）有希望，另外两个可能希望不大。”后来在《梁祝》的修改上，孟波也起了作用。创作初稿到“英台投坟殉情”就结束了。实验小组到院里演奏给各位领导听，何占豪拉琴，陈钢弹钢琴伴奏。演奏终了，孟波问，为什么没有“化蝶”？何占豪说，人死了不会化蝶，年轻人不相信迷信。孟波表示，要加上“化蝶”，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是民间百姓对美好的一种向往。在他的建议下，创作组才补充了“化蝶”。想想看，如果《梁祝》以“殉情”做结，凄美、惨烈、动容，应有尽有，唯独缺失了绕梁的绵长和余韵。

在说丁善德之前，有必要说一下丁芷诺。按照刘品老师的分工，前三个月，何占豪与丁芷诺一起创作，俩人都是小提琴演奏专业，虽然对作曲不够熟悉，但也下了不少功夫。据丁芷诺回忆，她俩把初稿给刘品看，刘品认为这个初稿“不行”，遂对丁芷诺说：“真要创作一部大型音乐作品，还得要争取专家的帮助。你回去跟你父亲说说，请他来指导《梁祝》的创作，并请他说服他的学生陈钢也参加”。

丁芷诺与父亲丁善德

在浙江温州，何、陈刚好分到一个小队，一起劳动，慰问部队。何占豪就此提出让陈钢参与《梁祝》的创作，但对方没有答应，说是要写毕业作品。当丁善德发了话，才定下何、陈的合作模式。初看起来，何、陈组合可说是互补型搭档：一个擅长中国传统戏曲，熟悉越剧的旋律，又在乐队里拉小提琴，一个受过作曲的系统训练，无论和声还是配器都是何所不具备的。但换个角度看，带来合力的同时，会不会带来一些文化背景、创作思路上的冲撞？都觉得自己在《梁祝》创作中的地位更重要。若是再把家庭背景——知识分子的后人和农民的儿子——考虑进去，也许从一开始，这些差异已经埋下日后纷争的伏笔？话说确立何、陈合作模式后，丁芷诺毅然选择了“退出”，需知之前她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事只能说是高风亮节。

后半段的工作方式：何先写旋律，陈认可或者提出修改意见再配钢琴伴奏。随后到丁善德那里去上课，老师指导定稿，再写下一段。整个作品完成之后，陈钢再写管弦乐队配器。何占豪至今记得上第一堂课的情景。丁善德问到协奏曲的名字，何一时语塞。丁善德说，“既然内容是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取这个名字吧。外国也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很好吗？”《梁祝》的名字就这样决定了。

孟波（右）与丁善德（左一）、何占豪（左二）、陈钢（左三）

按照何占豪的说法，奏鸣曲式和单乐章结构最先由陈钢提出，最终丁善德拍板。在奏鸣曲式里，后来又融入了中国传统的“多段连缀”的手法，形成了“套曲单章化”这样一种独特的处理手法。如今听来，这种结构方式非常切合内容的表达。首演之后，大家都觉得不错，就想把这个作品推向全国。唯有丁善德觉得还缺点什么，尤其是高潮部分还可以再斟酌。现在大家听到的是修改后的版本，最后铜管的高潮部分就是在丁善德提议修改后加上去的。如此一来，让作品的结尾更为完整。及至作品署名，由于创作过程中吸纳了多人的意见，大家希望署名集体创作。但丁善德不同意。他肯定“实验小组”多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但必定是何、陈二人做了扎实的基础创作。在那个埋没个人、提倡集体的年代，丁善德坚持写上两个年轻创作者的名字，绝口不提自己，这对何、陈二人日后的创作给予的鼓舞可想而知。何占豪在前、陈钢在后的署名顺序也是丁善德确定的。即便如此，也未能拦住日后的署名风波。

余丽拿、陈钢、何占豪

隔着六十年的岁月回望，《梁祝》风采依旧，而丁善德、孟波和刘品都已作古。当年初生牛犊的年轻人也都八十开外。排头人物何、陈各自虽有其他作品问世，但鲜有超越《梁祝》者。余丽拿几乎也靠着演录《梁祝》度过了自己漫长而辉煌的时期。除了王西麟先生的小提琴协奏曲外，业界是否还有其他同类的新创作不得而知。何、陈二人的署名纷争，虽经多方调解，道歉也被接受，但心结未解，难免耿耿。“更有人在别人的鼓动下，越想自己越伟大”（丁芷诺原话）。或许这也促使她时隔半个多世纪才不得不说出真相？以便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被歪曲。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假如当事人格局大些，包容多些，多投些精力入到创作，像他们的师辈那样，提携晚生后辈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梁祝》的作品，岂非乐事？就像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写下的那样：“希望促使你来找我的不是热情，也不是失望，而是理智”。劫波历尽、恩怨难泯的两位老先生，何不见面吃茶谈天，找回昨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青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