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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良好的社区环境离不开人人参与的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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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4 05:48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腾讯·大家沙龙第100期实录

良好的社区环境离不开人人参与的社区建设

2019-06-21  大家


导读

“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解决钱在小区治理中引发的冲突”“社区公益活动是否有助于促进社区和谐”“如何让社区中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问题,嘉宾们都进行了一一解答。





社区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它大可以是增加房产附加值的条件,小可以是点亮一盏明灯,等待月夜归人的避风港。但不论是哪一种期待下的社区,一个环境清幽、睦邻友好的社区环境,都是每一位居住者对所居地的美好向往。

想要拥有一个健康有序、公共环境维护得当的社区,离不开管理者对社区的治理。这位管理者可以是政府,可以是物业,也可以是社区居民本身。而刚刚从集体生活时代转型不久的中国,还走在社区居民自治探索的起步阶段。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维持社区的公共环境建设,避免社区的凋敝?尽管大多数先行者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他们已经在以充满勇气的探索精神迈出了实践的步伐。

6月16日下午,经济学家韦森教授、朱宪辰教授,以及社区治理实践的先行者罗立平先生来到有腾讯·大家与寻麓书馆合办的沙龙,三位从社区治理的精神基础、制度建设、具体实践三个角度为现场的读者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探讨居住在其中的人,如何走出一条稳定持续可发展的社区治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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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现场

中国人的精神悖论

韦森教授从他游学多国的经历里观察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伦理上对“崇公抑私”价值观的推崇,社会事务上却缺乏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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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教授

对于公共精神缺失的研究,韦森教授提到了包括明恩溥、鲁迅等多位前人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现实观察及自己的经历,比如公共秩序的问题;破坏古建的问题;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等等。另一方面,在中国众多的传统典籍中,“崇公抑私”这样的基本观念却源远流长,这使得“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变成了一个负面的词,导致两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没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一点已成为一些近代中国大学者的共识,严复和梁启超都曾撰文指出这一点,而这种个人意识的缺失对现行社会的影响则体现在对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维艰上。

形成这样精神悖论的原因,韦森教授提到是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当皇帝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江山永固,那民众也会认为只要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受损害,就不必去关心公共财产。

从社区来讲,想要形成一个互动良好可持续的居民自治模式,精神上的基础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要有愿意参与社区事务的公共精神。从哈耶克关于自由对道德影响的理论来看,如果想要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拥有一个有着良序运作的法制体系的社会环境,才是提升民众道德水准、激发公共精神、重建商业伦理的前提条件。

韦森教授的一席话获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这样的掌声相信也反应了一个自由但有序的社会环境,是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一个良性社会。

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模式

朱宪辰教授长期研究制度变迁与行为等问题,对小区的治理有较为专业的看法。在他的分享中,首先为我们解构了人与人相处的三种模式:一是从无交集,彻底陌生人式的相处。二是有过冲突,从此不再往来的相处。第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小区治理的困难之处就在于大多数居民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前两种,而没有达到合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家没有对公有区域所有权进行清晰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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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宪辰教授

在谈到小区内公区环境的维护与治理时,朱宪辰教授提出了三种形式。一是官治,即由组织、政府来安排相关的生产生活,比如屯垦、政府直接管理的公房。第二种是民间自治,比如福建的土楼,是由具有亲缘关系的族群进行的一种家族式管理。第三种是奥尔森、塔洛克等人的归纳,叫坐寇不让流寇来犯。

在三种形式的社区治理当中,官治持续稳定,但是由于钱等原因难以长期维系。父爱的等级式民治,稳定且持续,但是由于这一模式对于管理者知识和能力上的要求较高,导致在当代社会的小区治理当中不可能再存续。坐寇式的则不能稳定持续。

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来看,水平式的民治才是小区治理未来的出路。水平式的民治就是跟陌生人平起平坐,资源商议达成合伙协议,各方需要遵守协议。要达成这样的社区治理制度,需要我们每个人把平起平坐的神圣性在心理认同起来,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互信。

麓湖社区的未来自治之路

作为社区自治实践的一个先行者,“麓湖生态城”的创建者罗立平先生在他的演讲中与读者分享了麓湖社区现在的自治实践与挑战,以及他对麓湖社区未来可持续发展建设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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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立平先生

麓湖社区中公园、湖区这类公共用地并不属于私人产权,而是政府产权,所以摆在麓湖面前的挑战是,如何让其中的居民能够产生大家协作的公心,以水平式民治的模式来维持一种高质量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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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湖社区面临的挑战

社区水平式民治的探索上,美国的里斯顿和英国的莱奇沃斯是很好的案例。对国外两个实践案例的分享吸引了大家更多的目光,了解他人的成功经验,正是目前正在践行社区实践的人们所急需的。

里斯顿是一个达到了城市级别的自治社区,居民投票选择采用社区里的每户居民出钱,由RA协会履行代管职责的模式。但由于麓湖社区部分公区的产权属于政府,从物权法的角度来讲居民有权拒绝出资,这限制了里斯顿模式在中国的实践。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的莱奇沃斯,这里最早是由一批有钱阶级建立的田园城市,居民们共同对城市进行公司化运作,产生的商业效益获得了超过一亿英镑的基础资金。该田园城市目前由基金会进行运作管理,管理资金由城市商业化运作的收益中拨出,这就很好地解决了居民对非个人产权物资管理的出资意愿问题。

麓湖社区现在就在尝试借鉴英国莱奇沃斯的社区治理模式。目前麓湖由开发商申报了4A级景区,这样将来可以通过景区的商业化运作获得公共区域的管理维护资金。同时为了保证管理的可持续性和具有居民的代表性,将成立基金会来履行管理职责,由居民选出代表作为基金会理事代表和专家理事,政府在理事会中也占有少量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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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奇沃斯基金会架构

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就要求大家怀抱着自己对家园的爱和未来理想来做事。虽然麓湖的建设者会尽力完成基金会良好的顶层设计来保证它的健康运转,通过良性的社会博弈来解决矛盾,但是长远来说,还是要在地居民先有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公共服务活动。

圆桌讨论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环节,针对“小区自治案例里遇到最难的难题是什么”这个问题,三位嘉宾都以“钱”这个最容易出现争论冲突的焦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大家对于钱不同角度的解答,都在现场引起了大家的会心一笑。

紧扣着前期三位嘉宾的分享,观众提问环节提出了诸如“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解决钱在小区治理中引发的冲突”“社区公益活动是否有助于促进社区和谐”“如何让社区中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问题,嘉宾们都进行了一一解答,给出了自己的诚恳建议,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开放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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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读者

(撰文:嗣音,摄影:钟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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