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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自PAI|我在俄罗斯当倒爷,被黑社会追杀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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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0 03:22 PM |显示全部楼层








我在俄罗斯当倒爷,被黑社会追杀回国

自拍selfie  自PAI  2019-05-10


编者按:曾经有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纪龙在自拍selfie分享他追寻中国文化的故事(点击观看《我曾经是个俄罗斯小混混,我妈卖房供我来中国》)。本期自拍selfie的主人公江海是纪龙最好的中国朋友,他将跟我们讲述上个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当倒爷的惊险人生。自拍selfie
江海/口述

我叫江海,是个70后。90年代初,我从北京的军区大院来到俄罗斯。
我的异国生活以艺术留学生的身份开启,以被俄罗斯黑社会追杀的中国倒爷的身份仓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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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在俄罗斯的五年,我享受了它带给我的文化和美学滋养,也饱尝了苏联刚解体那几年的动荡不安。
无论如何,这五年的留学时光已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不可磨灭。
我从小在军区政治部大院长大。
出国前,每天的生活无外乎跟一个院里长大的同伴画画、听摇滚、空谈 。这张照片拍于出国前一年,一次画画的间隙。
我们是迷惘的一代,心里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为了尽快结束我这种混沌的状态,92年8月的一天,父母突然找我谈话,说决定送我去俄罗斯留学。那年,我21岁,苏联刚解体一年。
给我办留学手续的那帮人是第一批从匈牙利转战到俄罗斯的倒爷。
1992年10月,我乘坐从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专列,用六天六夜横穿俄罗斯。
列车只要一在俄罗斯的小站停下,当地人就举着小商品蜂拥而至,来换车上的中国货。如果有谁看中了车上乘客的运动服,就说服那人当场脱下,拿手中的俄罗斯东西换走。
经常会有当地“高手”掐准开车前的一分钟,一把从车窗边抢走货,再猫腰钻到火车下面,横跨铁轨跑掉。
那个年代,乘坐国际列车十分危险和刺激。
中国铁路乘警已在边境下车,俄罗斯又不在车上配备警力,跑在俄罗斯大平原上的列车就像一个流动监狱,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途径后贝加尔,火车换轨五小时,全副武装的俄罗斯边检带着警犬上车检查,看着同车厢的倒爷们熟练地把美金藏在包厢夹层或者天花板里淡定“过关”,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也会踏上这条路。
在火车上晃了6天,我安全抵达莫斯科,这一路都是这位俄罗斯大兵罩着我。
因为没有申请到列宾美院,我去了圣彼得堡师范大学,它坐落在著名的涅瓦街上。刚学俄语时,我搞不懂语法变格,也发不好卷舌音,经常闹笑话。
每天放学提着画夹在这条路上走,都会路过一家咖啡厅,有一天,我进去点了一份俄式点心,叫“布杰勒布勒克”,可是我给说成了要一份“彼杰勒布勒克”,后者是圣彼得堡的意思,服务员笑说我胃口真大。
从那以后,我开始拼命地练口语。
我依然每天光顾这家咖啡厅,那里有一个服务员是单亲妈妈,上班时会带着自己的女儿。我就这样认识了7岁的娜斯佳,我的俄语说得磕磕绊绊,和她聊天却感觉很轻松,因为不用顾忌语法错误。
我们很快熟识,我的口语进步飞快。几年后再见到这位小老师,我差点没认出来,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那时我的俄语已经很好了,可惜她羞涩得一句话都没和我说。
这是我在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的教学楼走廊里拍的。
出国前,我在国内的美术学院上过大师班,由俄罗斯画家来授课。
到了这里我才发现,苏维埃绘画完全没有继承俄罗斯传统,而我在中国学的苏维埃绘画只是皮毛——我只能从头来学,短期内无法毕业。为了延期学生身份,我又转到圣彼得堡皇家贵族学校学习古建筑修复。
学古典艺术,来俄罗斯真是得天独厚。
俄罗斯民族崇尚悲剧,因此文学厚重,音乐沉郁。苏联解体后,文学艺术解禁,在国内买不到的平克·弗洛伊德和皇后乐队的唱片,在那儿都可以买到黑胶,电影院里则能看到整套的伯格曼、费里尼电影,民众审美水平相当高。
在涅瓦街头,我每天都能看到各种乐队表演。这是我跟一个街头乐队成员的合影。
初到异国的隔膜感慢慢退散,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如鱼得水。
来俄罗斯之前,我就听说过摇滚乐队“KINO”,主唱是维克多•崔,苏联解体前一年,他死于原因不明的车祸,当时摇滚乐在苏联被禁,他被称为“苏联最后的英雄”。来了俄罗斯,我立马去收了好多他的唱片,因为喜欢听他的歌,很快我交到好多俄罗斯朋友。
俄罗斯人很实在,有个朋友从乡下回来,拎来整整一桶自家做的新鲜酸奶。可笑的是,我当年没喝过酸奶,以为那桶牛奶禁不住路途遥远已经馊了,所以全倒了。
阿城说过,所谓思乡,基本是由于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我闹了一年乡愁后,基本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那时打国际长途很贵,和国内的家人联系就用传真机,千言万语都写在一张纸上传送过去。
在俄罗斯五年,我只回过一次国。
俄罗斯的食物很简单,烤牛肉饼,黄油煎奶渣卷,玉米片泡酸奶,再加一份腌渍的包菜。
饭后一杯红茶加白砂糖,配块黑巧克力,就算美美的一餐了。
俄罗斯没有中国调料卖,而我又不会烹饪,这样的吃法实在方便极了。
和我们的五十年代相比,苏联的福利制度缔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家家都有郊外别墅、桑拿屋和小汽车。虽然经历了政权更迭,他们没有破坏掉自己的传统。我的俄罗斯朋友说:“不管怎么变,我可以回到我的村里去。”
那五年,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去乡下,用采蘑菇、摘浆果、游泳和森林浴来消磨一整个夏天。
夏季的白夜,太阳迟迟不落,金色的阳光穿过窗户遍洒室内,生活停在一个瞬间,好像永远不会变。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境内很多标志性的列宁雕像都消失了,和苏联有关的符号只剩下屹立不倒的二战纪念碑。
苏联解体前夜,卢布雪崩似的贬值。一夜之间,能买下整整一火车皮原木的钱只够买下一包万宝路香烟了。
很多人没法适应转型中的社会,仍怀念斯大林时代,幻想共产主义的实现。
动荡滋生混乱。还在学校宿舍住着时,一次我忘了给宿管员送新年礼物,他报复性地把我们举报到警察局,说我们在宿舍贩毒。
那天夜里,一群戴着黑色头套只露两眼的人冲进宿舍,拿枪顶着我们的脑袋,喝令大家抱头贴墙站,两分钟就把宿舍翻了个顶朝天,毒品当然没查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晚执行任务的是“阿蒙”,俄罗斯最高级别特警,个个身怀绝技,武装到牙齿。
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来说,阿蒙是比黑社会更可怕的存在。
这次事件后不久,我搬出宿舍,在“黑河”地铁站附近租房子住下,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我的18平米单间房租倒不贵,24小时有热水,厨房里的四眼炉灶自带烤箱。静谧的街道,小巧的楼房,我一开始很满意。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家里失窃了,贼破门而入搬走了电视机,却把德国皮夹克扔在了地上,其实那才是最值钱的东西,警察来了都笑这个贼不识货。
搬到这栋公寓后,我结识了更多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
我的这位邻居安德烈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每次听到他在走廊打电话,我知道很快他就会来我这里借钱买地铁币,坐车去喝酒。有时他会半夜来敲门,问我借一个黑面包。
在俄罗斯,这样的“失意者”太多了。他们曾经风光过,因为无法适应转型的社会沉溺于酒精。安德烈的房子车子老婆都给喝没了,只有一只捡回来的流浪小猫相伴。
他每天坐在厨房里发呆,除了抱着酒瓶就是抱着这只小猫。
我的另一个邻居是单亲家庭。这个叫格力沙的小孩,每天放学自己走回家,自己用微波炉热东西吃,自己写作业,自己玩。
我认识的很多俄罗斯小孩,打小都透着一股狠劲儿。
父母不怎么管孩子,孩子长大也无需照顾父母,彼此独立。这样的环境下,有的小孩会变成问题少年,有的却变得坚毅。
听说格力沙后来去军校当了伞兵,现在已经升为军官了。这是格力莎在厨房用厨刀切石榴时我给他拍的,当时他才7岁。
我遇到的俄罗斯人并不都是友善的。中国人或许在情感上天然地对“苏联老大哥”有种亲近感。
来之前,我以为俄罗斯应该满大街跑着伏尔加老车,到处是赤色宣传画,家家有唱机,穿着布拉吉的姑娘唱着喀秋莎。来了这儿才发现,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
一次,我和朋友去黑市买歌剧票,要成交时,对方发现我们说的是汉语,突然就拉下脸来不卖了,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是韩国人。
那几年,在俄罗斯,中国人这个词就等同于“东方犹太人”。
苏联刚解体的几年,轻纺产品奇缺,中国留学生看到机会,托人从国内捎货过来。当时皮货最紧俏,在街边拎一件皮夹克卖掉,能赚出来一个月的生活费。
读书一年后,我也开始从莫斯科拿货去卖,当时的货源来自中国南方厂家驻俄罗斯的办事处。我每天在市场门口和警察打游击,日子过得很刺激,有时一天能赚几百美金。渐渐地我连学校也不怎么去了。
赚到本钱后,我在有名的米勒市场租了摊位,正儿八经地做起了倒爷。这是我在自己摊位上卖货。
那段时间俄罗斯很乱,除了黑社会来收保护费,还有警察找茬儿。
我们经常要带俄罗斯朋友去莫斯科上货,警察知道中国倒爷有钱,会突击搜查,看你护照上有没有落地签,或者故意吓唬你说带你去一趟警察局。
一开始我都老老实实交钱了结,摸透警察的套路后,我的反侦察能力提高了。
我通常会事先把钱藏在同去的俄罗斯人身上,把枪扔在垃圾桶里,把成卷的钱塞进酱油瓶里。
美元钞票是绿色的,俄罗斯俚语里,美元就叫“绿色”。那几年外币市场混乱,我们要偷偷去黑市换绿色。一次,我跟一个人兑美钞,当面点完钞票后,怕警察来抓,我们把钱塞到对方手中迅速离开。
走出几米,到僻静处一看,一摞钱只有首尾两张是一百的,中间都被调包了,全是一元,简直是魔术师。回头他已经没影了,报警也没用。
黑市“魔术师”基本都是“黑毛子”,大都来自独联体中亚地区。
警察、黑社会、黑毛子就是中国倒爷的三座大山。
1997年,临近叶利钦下台那段时间,一天,我在市场一角准备拍一张照片,给国内的朋友显摆一下身上这件牛逼皮夹克,这时,卖鱼子酱的吉普赛大妈过来帮我用纸牌占卜,她说一周内我就会有一个转机。
没几天,彼得罗夫集团驻米勒市场收保护费的米嘉悄悄告诉我,因为我俄语好,有可靠的货源,在市场里很吃得开,老大对我印象不错,他们准备让我打理市场内一座建于19世纪的二层小楼,负责装修和招商。我只要收租金就好了。
我接手后,20 多间库房很快被各个种族的兄弟姐妹抢租一空。然而好景不长,一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出事了。所有货主几百万元的货物在头天夜里被洗劫一空。
市场里盘踞着各种黑恶势力,关系错综复杂,报警很久都查不出真相。
愤怒的货主四处找我,那个朋友告诉他们我被莫斯科来的人带走了。我一边躲避追债者,一边想法办回国的手续。最终通过领事馆的朋友申请到了一次性旅游护照,紧急返回中国。
这是回国前,好哥们纪龙来火车站送我。
刚回国时,最强烈的感受是从白区回到了解放区。
紧绷的神经松弛之后,很长时间,我不知该何去何从,只是恍惚着发呆、闲逛度日。
如果不出这次意外,我可能会赚够钱再去重新申请列宾美术学院,把没念完的书继续念完。
当初当倒爷,也是大环境驱使,我知道我不是做生意的料,最终还是要回到画画上来的。
我一度幻想过一年之后再回俄罗斯,可朋友告诉我,那边还在追杀我,我只有放弃了。
物是人非,我的朋友们也大都离开了那里:小老师娜斯佳嫁去法国,好哥们纪龙先回到拉脱维亚,又来到中国,还谈了中国女朋友。我问他为啥没留在俄罗斯,他只是说一言难尽。
和他一样,对这个国家,我不能用简单爱或恨来形容。
到现在,我都不能说我完全懂这个国家。
当年因为匆忙逃回国内,几乎所有东西都留在了俄罗斯,只有这台珍妮特相机现在还摆放在我桌上。
苏联的相机像半军工产品,用料扎实,线条硬朗,工业味很浓。
看到它,五年的俄罗斯生活像胶片一样,在我脑子里一遍遍过,恍惚间觉得梦还没醒。
那些刺激的、深刻的、悲伤的、欢快的记忆,我把它们都永久封存在了这台相机里。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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