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眼泪的我真相掉下来

源济

知道眼泪的我真相掉下来

2019-04-17  云也退  大家

云也退，独立记者，书评人，译者，译有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E.萨义德《开端》，目前有望出版第一本个人作品，距离成为旅行作家只差一张返程机票。由于屡屡提前庆祝还未到来的自由，被视为一个尚可一救的文人和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导读

流泪就像信用卡消费，只要有了开端，以后便会越来越多。

“老兵不死，只是近凋零”，这话最早不知出自何处。不死是不可能的，但换一个词却会带来不同，“凋零”的画面感，让人想起那些并未从大地上消失，却在有毒的空气中枯萎、变黑，再也不会生长的植株。它们成了遗迹，向活着的人索求一种寻找、收集它们，并向其注目的行为。老兵有这个资格。

可是老兵又是最缄默的，他们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们的语言和记忆自成一体，打发余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互相喂食记忆的苦酒。美国越战老兵的境况为人所熟知，他们很难融入一个正常的社会，而在越南这一边，身为胜利者甚至“战斗英雄”的老兵，景况也是一样。在河内的一间咖啡馆里，越战老兵经常聚集在一起，讲着讲着话，忽然就会呻吟，会痛苦地哽咽起来，某个让说话人恶心的画面跳出来：“我们追击敌军18师，路过春禄的时候，坦克的履带上沾满了人肉和毛发，成群的蛆在上面蠕动……车开到哪儿苍蝇就跟到哪儿。”

说话人名叫阿旺，他一天天过来喝醉，病倒，死去，其他人的情况也差不多，过来跟他们搭讪的只有妓女而已。没有人会欣赏这样的“凋零”。他们只有彼此看着。在《战争哀歌》这本小说里，所有叫“阿X”的角色，其名字都可以互换：它们都是代号，相当于战争受害者甲、乙、丙、丁……只是其中的一个人，阿坚，被作者选为叙事人和故事的串联者。

《战争哀歌》，[越] 保宁 著，夏露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版

他比别人更年轻，入伍参战时年仅17岁，在像阿旺那样凋零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叙述那些被埋没的人的故事，抒写他们已经褪色的爱情，点亮人们曾经的梦想”，阿坚说，“这仿佛是我的救赎之路”。救赎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即便写的东西实在是不体面，阿坚的叙述和回忆中，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气味逼人，炮火，尘土，腐烂的尸味，以及越南丛林自身狂野的生命滋味混合在一起，阿坚所在的侦察排，仅有他一个人幸存，光是因为给战友收尸，他就被阴间的气息一遍遍洗礼。

或许是被花样过多的西方文学给惯坏了，我读战争题材的小说，很久以来都不觉得，作家应该描述人对战争本身的残忍表露的痛苦，那样的写法太老套了，相反，把人物变成冷眼的白描派，不动声色地渲染气氛，不说有多么高级，至少也符合艺术的要求。可是《战争哀歌》却循了“老套”，它在叙述一个个“被埋没的人的故事”时，让人物的情感渗入情节，情感不结束，情节便不前进；它没有欲扬先抑，没有故意的悬念设置，死亡一次次喷发，永别遍地生长，为回应这些，书中之人也用了最老套的方法——流泪。

这部小说不像是写成的，倒像是被泪水“泡发”的。书中哭泣的镜头太多，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士兵还是平民。阿坚的侦察排战友，阿乾，就经常哭，阿坚责备他：“既然来到B-3前线了，还老大呼小叫干吗？！你太容易伤感了，这实在不像话呀。”阿乾的回答是：他入伍时刚刚从洪水中救出了母亲，母亲叮嘱他说，瞅个机会就当逃兵回乡吧，“我常扪心自问，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阿坚见到旧日山里干妈的小女儿阿兰，一说起两个昔日小玩伴已经命丧战场，阿兰立刻热泪盈眶。阿生曾想做诗人，现在半身瘫痪，但拖了四年没死，到行将就木之时，他的床铺散发着臭气，老同学阿坚看过他后回到家，和衣躺到床上，瞅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

战友和故交之死，引起的泪水会刺激对敌人的仇恨，像是阿坚队伍里的一员——小盛子，他的死焕发了战友为他报仇雪恨的斗志，“永别了，亲爱的战友！我们未来一定会扭转乾坤”，事后，阿坚一次次梦见小盛子，夜夜难眠，“泪眼朦胧”。然而，敌人也是会因痛苦而流泪的，这种泪水所唤起的，是对战争本身的憎厌。侦察兵阿判告诉阿坚，他曾在一次冲击美军防空洞的时候，遇到美军不分敌我狂投炸弹，防空洞里，一个壮硕的美国兵被炸得人不人鬼不鬼，刚好阿判冲进来，遇到敌人，不由分说地就猛刺数刀。美国兵哀嚎着，“呻吟声越来越大，眼泪哗哗直流”，阿判站在旁边，呆住了，满心的恐惧渐渐地被同情所淹没。

战争中正在轰炸的飞机

他同情敌人，也因为看到了如此的人间惨况而同情自己。在另一个故事里，阿坚俘虏的一个南军士兵，为了活命，抬出了家中老母和未婚妻，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展示了随身携带的女友照片，边说着“我愿做牛做马”，边偷眼在阿坚冷酷的眼眸中寻觅可能的一丝恻隐。这个士兵猥琐不堪，而那女人却美艳异常——杀，还是放？作家的选择是：让阿坚从梦中惊醒。

泪水最丰富的人始终是阿坚。除了目睹战友和敌人之死，对每一个到过的地方都触景生情外，他还拥有过爱情。《战争哀歌》的作者保宁拥有一项十分古典的价值体系，他相信文字的终极使命只有一点，那就是赞颂人间最美好的事物，尤其是在描写痛苦与丑恶的时候。阿坚的父母死得都早，但一个名叫阿芳的姑娘献上的初吻，就足以让他痛感战争不可原谅地终结了自己梦幻般的童年。几乎每一次见到阿芳，哪怕仅仅是想到她，阿坚都要流泪，也是在一次次流泪之中，阿坚承认了自己虽活了下来，却不能和阿芳长相厮守的事实，因为他的精神已陷于严重的谵妄，他对她仅有短暂的依恋，剩下的则是长久的误解。他可以依赖的只是泪水，流泪阻止了绝大多数人物去争取自知不该得到的东西，流泪又给阴阳两隔的战友或天各一方的恋人带来了聚首的幻觉。

流泪就像信用卡消费，只要有了开端，以后便会越来越多；流过的泪，事后会经常想起，引发更多的泪，既已哭过，不妨再哭，让“男儿有泪不轻弹”去见鬼。保宁的这本书，并没有向读者披露有关越南战争的什么鲜为人知的“真相”，他认为，懂得了眼泪，也就懂得了战争的真相。

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的诗中讽刺地写过：战争过后，总要有人来打扫战场，因为尸体是不会自己收拾自己的。阿坚侥幸熬过了侦察排的地狱岁月，就在战争末年被编入了收尸队。这可是“美差”，队里几乎所有人都活过了战争，然而，“他们的心始终都被无边的凄凉所笼罩。想起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士兵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就忍不住嚎啕大哭”。

类似这样的描述实在密集了一点，你会觉得在保宁的笔下，这场战争太乏味了，也太模范了，它缺乏出人意外的地方，它一方面摧残了人的身体和理智，另一方面又让人泪腺大开，尽情地悲伤。若论“意外”，就要提到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其中写过一个哥萨克士兵多尔古绍夫。哥萨克是视生命如草芥的，多尔古绍夫在随部队败退中中弹，行动不得，就抓住了路过的战友柳托夫，要他一枪结果了自己，柳托夫迟疑不前，原本连路都走不动，只能坐在地上呻吟的多尔古绍夫，竟然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嘴里还骂着“混蛋”。

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

这种十足的“行尸走肉”，这种极端的求死人格，在保宁这里可不存在。泪水虽非讨人喜欢之物，却给死者以起码的尊严，并为幸存下来的士兵保全了对于战争和人生的正确认识。而保宁认为，书写这些是他的责任。《战争哀歌》中的一则故事，与《红色骑兵军》形成了对照：1966年的东沙泰战役中，新入伍不久的阿坚，跟班长阿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之后，阿广被一颗炸弹炸飞，阿坚想给支离破碎的班长包扎，班长却请求阿坚解决自己：

“‘阿坚，阿坚！开枪，杀了我吧！’阿广哭泣着，吼着，‘开枪！我命令你立刻杀了我！天哪！你快开枪，冲着我，开枪！你妈的，开枪啊！’”

同样是求死和骂娘，但和多尔古绍夫不同的是，阿广的反应尚在正常人类的范围之内：他是在哭的。只是不多久，又一枚炸弹落地，驱使阿广进入疯魔状态：他伸手拔出了阿坚腰里的枪，瞄着阿坚，仰天大笑。阿坚害怕了，后退，随后撒腿就跑，他听到身后传来了“狂乱的笑声”，其间依然”夹杂着抽泣。”

战争中的平民

只要人还能哭，战争就还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故此，我认为可以这样讲：《战争哀歌》是书写——或曰“披露”——越战实情的，但也是为越战“正名”的，越战保留了它的“教育意义”，而并非单纯地促使人去信奉利己、荒谬和虚无。当然，这种效果完全源于作者的书写，保宁从来没有觉得，书写战争中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事实，是一种落后的、俗不可耐的追求。

他不怕读者厌烦，反复地讲述阿坚开始写作时的悲苦心情：他要重温记忆，就要撕开一个个伤疤，一次次痛得死去活来。但是，就好比一幢楼房必须建有楼梯那样，保宁认为，必须踏着记忆的台阶，人才能够形成对生命的总体感受。“生命就是这样，”他写道，“它实在太宽厚、太绵长、太丰富、太生动了。不过到最后，它还是造成一种缺憾，让人在濒死时仍然感觉有一种东西在内心萦绕着，像是一笔债或者一个还没完成的任务……”这番话让活着的意义倏然间昂扬起来，同时抑制住了虚无感。

保宁先生比书中的阿坚小三岁，1968年入伍参战。《战争哀歌》于1987年出版，之后他便再无作品问世。他住在河内，2006年难得接受了一次采访，他说，之后再写任何小说，都觉得不自然。看他这样讲，我便想起所认识的一些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出生的文化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对于修一部正式的抗战史，或收集出版抗战诗篇，都有着严正的热情和参与意识。这也都是一些懂得眼泪的分量的人，眼泪有多重，文字就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