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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买户口的农民,融不进城,回不了乡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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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4 09:32 AM |显示全部楼层








买户口的农民,融不进城,回不了乡丨人间

 浮在空中 人间theLivings  201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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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卖户口”风潮,将几百上千万的农民卷入其中。

他们在失去了土地,甚至宅基地后,大部分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他们非城、非农,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最后,连农村里迟到的那一些微薄福利,也与他们无关。



配图 | 视觉中国




2018年年初,为响应上面“建设新农村”号召,我们村决定把村中心那些已经空心化了的老房子都推了。但在如何处置这些旧有的宅基地上,村委会一班人却为难了。

按照原计划,这片空地拟建一条十字街道和一片花园。但就像以往几乎所有事情一样,具体到挨家挨户协商时,就卡住了。一些村民趁机提出要求:必须重分宅基地,一个要求既要位置好,面积还要增大……诸如种种,气得村委一班人甩手不干了:“你们爱咋咋地。要盖房子,行啊,你们就还在原址上盖吧,我们不管了!”

在这些人当中,有几户人家尤显急切。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额外要求,仅仅是因为担心——如果重新划分宅基地的话,村里可能会把他们的名字除掉——因此,尽管多年来都不在村里居住,他们却率先在推倒的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房子。

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则是因为在90年代那场“农转非”风潮里,这几户全部买了城镇户口。




50来岁的炳生,是这几家里最早起房子的。

一别20多年,炳生一直在市区生活,这次重回村里,好多年轻一辈都已经不认识他了。作为村里最早买户口的那批人之一,当年,大家都认为他那笔钱没白花。

“那时候,可不叫什么‘买户口’,政府管这个叫‘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你知道这有多诱人吗?

“这么跟你说吧,在9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了,但很多地方,还是计划经济。比如商品粮这个东西,虽然是我们农民种的,但你要是农业户口,就得花高价去国营粮油店买,而如果是城镇户口,反而是低价。还有商品油、商品布什么的,都一样。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是城镇户口,进‘单位’那就更方便了。有了铁饭碗,生老病死、吃饭住宿、小孩读书等等,就全都被政府安排好了……”

1992年翻过年没多久,“农转非”政策就放开了,只要花钱人人都能成为“城里人”的消息,无异于是在寂静的山野中扔下一颗炮弹。

最初,“农转非”政策还设置了一些附加条件,比如“必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村委会证明盖章”等等。事隔多年,提起这事,炳生依然记忆犹新,“家里这边开了证明后,还要不停地往镇政府、派出所、公安局、银行、信用社、财政所来回跑,求人、赔笑脸、给红包,足足花了1个多月,才拿到红本子(当时的城镇户口本外皮是红色的)。”

“那花了多少钱?”

“我是最早办的,光户口就花了8000块,再加上请人办事的花销,9000出头了。”

这个数字让我吃了一惊。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对我们说,他的工资是一个月158元。我连忙说道:“看不出啊,那时候你就是万元户了。真是真人不露相。”

炳生苦笑了一下,“鬼……我家和你家还不是一样,都是种田的。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借的。”

顿了一会儿,炳生又说:“结果高兴了不到几个月,买户口的价格就下来了,6000、5000,到了年底,三四千就可以了,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小孩子都可以买了。喏,”炳生指了下隔壁同样正在盖房的那户,“他家建华就是那年年底买的,才3岁。”

建华的父亲叫九根,是村里最早的粮贩子,当年算是村里的“首富”,买户口时自然也很随意:“不就几千块钱嘛,管它有用没用,先备着。以后要没用,就当这钱丢了。”后来,建华果然没用上这红本子。

“我跟他家不一样。买了这个户口后,我不仅什么好处都没捞到,而且光是还债就还了好几年。”最后,炳生叹了口气。




炳生是家中的老细(排行最小),从小就身体不好,他的老父亲当时给谁都说,他这样,就是长大了也干不了农活,“估计要养一辈子”。直到20岁之前,炳生都不受父亲待见。

好在炳生有一个好姐夫。姐夫是邻村的一个木匠,叫宋杰,打的一手好家具,加上为人实在,处事机敏,赚了不少钱。炳生16岁上完初中,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手艺。

1989年,宋杰经人介绍,结识了市建筑总公司装潢部的刘经理。刘经理说自己需要一批熟练的木工师傅,如果宋杰愿意,并能带一帮人马的话,可以分给他一部分工程。就这样,19岁的炳生跟着姐夫进了城。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进城,宽阔平整的马路、尾巴冒着烟的汽车、高大气派楼房,无一不深深吸引着他。

宋杰共带了5个人来,3个师傅2个徒弟。按照旧式规矩,做徒弟的是没有工钱的,但出门在外,宋杰还是会每月给每个徒弟发50块钱生活费。

按照公司的要求和进度,师徒几人起早摸黑、认真勤勉地干了大半年,刘经理很满意,但结完工钱后却告诉宋杰,这批工程赶完,暂时就没什么活干了。

第一次“进城上班”就这么结束了,宋杰只得打道回府,但炳生却不愿再回去了。他执意要留在城里,“哪怕做小工,也不回去”。

原来,由于前不久炳生没有回家帮农忙,父亲就与他大吵了一架。最后,父亲骂他:“不要以为你到城里上了几天班,就是个城里人了,我呸!你不回来种田,照样饿死!”

炳生不甘示弱:“我还就不回来了,看看会饿死么!”

那时,炳生手里已经攒了差不多千把块钱,还有一全套在他出师时姐夫送他的木工装备。他在市中心租了间一个月30块的单间,每天与那些揽活的板车工一起,举着一块写有“木工”的木牌,站在十字路口旁,等着主顾上门。那时候,炳生在街上接到的活,大部分都是些个人家庭的小活,打几个凳子、做张饭桌什么的。

一直到1992年之前,炳生一直这样过活。尽管工作极不稳定,还经常被市场管理人员赶得到处乱跑,但好歹,他在这个城市“活”了下来。

回忆起这段日子,炳生说:“最难忘的,不是赚钱的不易,而是户口身份给我带来的刺激。”

“最开始在建筑公司装潢部做事的时候,每天干完了,我们就和其他正式工人一起也到食堂去吃饭。同样的饭菜,那些正式工有饭票菜票,价格只有我们的一半。到了节假日,他们可以休息,单位还会发些米面,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

1991年,市建筑总公司的装潢部从总公司剥离出来后,独立成了一家新公司,刘经理依然是一把手。独立后装潢公司有过一次招工,炳生听说了,兴高采烈地赶过去,找到刘经理。刘经理虽然还记得他,却也无可奈何——招工条件有一项:必须是城镇户口。

炳生再一次感受到“户口”对他的无形压力。

那年下半年,姐夫宋杰也重新回到了城里。在村里做了几年之后,宋杰还是觉得城里的钱好赚——在装潢公司的那大半年,宋杰赚了6000多块,回到家几年都没挣得上这么多。

等到1992年,宋杰从一个在政府机关上班的朋友处,得到了一个“绝密信息”:“农转非”政策放开了,人人都能买城镇户口了。

炳生太高兴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乡下的父母。可父亲却表示有心无力:“有钱你就买,没钱就算了,别指望我——你哥哥嫂子都盯着呢。”

最后还是炳生的大姐觉得这个小弟实在不是一个庄稼人的料,在关键时刻拉了他一把。

但亲兄弟明算帐,大姐告诉炳生,这个钱,算是你姐夫借你,以后赚了钱可是要还的。炳生连连应下。




红本子终于拿到手上后,炳生兴奋得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虽然生活看似并没有任何变化,但炳生相信,自己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了。

当务之急,就是进一个“单位”——只要有了“单位”,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没有“单位”,就还是农民,甚至是“盲流”。

偌大的一个城市,在90年代,虽然各方面都不太发达,但星星点点的招工用人广告还是经常有的,只是基本都是一些私营企业或店面的,炳生看不上。他每日只细细留心着那些“国营单位”的招聘信息,这一等,一年多就过去了。

1993年5月份,炳生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市商业总公司下属的广告分公司,公开面向社会招工,招聘有装修、装潢、安装等专长的人员。凭借多年的木工手艺和在市装潢公司的经历,炳生一下就应聘上了。

但正式上班时,炳生却发现自己的“性质”却只是个“合同工”,他忙问是怎么回事,经理就给他解释:“我们这个部门,一共就四五个编制。后面招进来的,都是合同工。当然,你以后只要干得好,还是有可能转成正式工的。”

先好好干吧,其它事以后再说。炳生心想。


不得不说,进入“单位”后,炳生的好运还真来了。那一年,炳生22岁,二姐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姑娘是隔壁村里的,身材高挑、干活麻利,配炳生真是绰绰有余。

姑娘在见到炳生之前,炳生的二姐就已经把自己的弟弟好好吹嘘了一番:城市户口,街上吃“商品粮”的,有手艺、有单位、拿工资,每月200多块……等见了面,虽然对炳生的相貌不是很中意,但看在他的条件以及老实本份的份上,姑娘还是一口答应了。

提到这事,炳生哈哈大笑:“当年花的那冤枉钱啊,也就在娶老婆这事上起到了作用。”

结婚之后,炳生工作更卖力了,有空的时候还会去外面接点零活。只是一年之后儿子出生,他还是力不从心起来——单位并没有给合同工办理社保与医保,老婆在城里也没有工作。虽然可以凭自己的户口买到一些优惠的商品,但对于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但就是这种优惠,也在慢慢消失:商场、合作社渐渐不再有商品粮油供应了。自然,那些票证也取消了。所有的人都开始用现金直接购买,而且根本没有差价。

与此同时,随着市第一纺织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原来在国营单位上班的人们,也开始讨论着类似“倒闭”、“下岗”、“买断”这样的词汇。终于在1996年8月,广告公司的上级单位——市商业总公司也在这股洪流中倒下了——而炳生作为一位合同工,只是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就“下岗”了。


如此折腾一番,炳生反倒平静了下来,“那些年,不要说是合同工,就是多少大公司大厂里的正式工,也一样下岗了。跟那些人比起来,我还算幸运的,至少我还有手艺在身上……”

往后几年,炳生又回到了四处打零工的日子。等户口政策放松后,他便就把老婆孩子的户口一并迁到了市里,“从村里出来的那天,我就没想着要回去。”

话虽这么说,但眼下他又不这么认为了。

“那你现在回来盖这房子干嘛?”我笑问。

“这事……唉。你说我,一买户口,户口就降价,城市户口的优惠也取消了;等到后面我好不容易把老婆小孩的户口也搞过来,种田又不用交税了,还有补贴,农村户口现在也比以前更值钱了。很多地方搞土地流转,都可以坐着收钱了,我们这估计早晚也会这样。好多人都想迁回来,我呢,迁是不会迁回来了,但好歹在村里,还是得有个落脚之地吧。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和我聊完,炳生匆匆忙忙又去看他那座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新房了。而他的邻居九根,还在打“地梁(地基)”,不时有人上前大声跟他打招呼:“九根,你儿子都当上公务员了,在市里有房有车,还会回家住你这乡下房子?”

村里人都知道,九根的儿子建华大学一毕业,就考上了市环保局,成了的一名光荣的公务员,早就在市里成家落户,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回一趟老家。

“为什么要他住,我住不可以啊?”九根反驳。众人哈哈大笑——作为村里的“前首富”,他现在住的那套大房子,才刚盖好没几年。

九根一直属于村里头脑活络的那一类,家庭也殷实。1992年买户口的风吹到乡下时,一得到消息,他就动了心——在农村,如果一户人家有钱但又不需要办什么大事,很容易就会被亲戚好友惦记上,九根也一样,几个兄弟无论是娶老婆还是盖房子,都来找过他。那时候,他正想尽快把家里存攒的钱,公开地花出去一笔。

等到农忙结束,已是秋后,户口的价格也从8000降到4000,九根喜出望外,又等了一会儿,找了个熟人,花了3000就把儿子的城镇户口给办下来了——当然,对外他还是说一共花了四五千块钱。

办好之后,那个红本子就被他锁进家里的五斗柜里。儿子那时候才3岁,实在太小,也用不着,搞到后来他自己都差点忘了这回事。直到村里要按各家户口簿上登记的人口,开始重新划分田地,九根这才发现,自己的户口簿上农业户口那一栏,只有他与老婆二人。所以最后分得的田地,也就只有两个人的份,九根这才苦笑起来。

而这个时候,城市户口也早已不再吃香,当年九根一句“以后要没用,就当这钱丢了”的话,已然成了真。




相比炳生、九根家大张旗鼓地盖房进程相比,德文家就显得低调多了。

一直以来,德文看起来都不像个农民——他身材魁梧,脸也四正方圆,眼睛不大,却自有一丝威严,加上走路不徐不急,为人言语不多,颇有一幅“官相”。事实上,90年代初,他确实担任过我们村的村主任。而他的上一任,就是我的父亲。

我长大后,父亲和我讲起当年他当村官时的难处:不管事,人家骂你占着茅坑不拉屎;管事吧,总会得罪些人。因此,最后无论做什么,背后都是一句话:“不晓得又贪了多少钱。”

这种费力不讨好,让父亲干了两年不到就心生退意。当时,德文还是村里的一个小组长,与我父亲关系不错,父亲便向上推荐了他。

德文一干就是5年,无论村里多少风云变幻,他自屹立不动。“他确实比我有本事。平时他除了搞好和上面的关系,其他什么时候都不管——什么都不管,自然就不会得罪人。至于村里人的闲话,他才不在乎呢——等到有求于他的时候,照样不还是一口一个‘主任’地喊,喊得比亲爹还亲。”父亲笑道。

当时谁都不知道,1992年那年,德文已悄悄给自己办理了“农转非”。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跳出农村,到镇上去工作。

但后来,无论他怎样使出浑身解数,都无法再向前一步了。在村委主任这个位置上待了5年后,德文迎来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一个不到30岁、退伍兵出身的民兵营长。在敢说敢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面前,德文很快就败下了阵。

那年春节一过完,德生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村里,投奔了早就嫁到城里的妹妹德芳。


然而,德芳刚安排完哥哥一家的住宿之后就犯了愁——那是1996年,“城镇户口”早已贬值,就连她——堂堂一个供电局工人的妻子,都还没找到一个“正式工”工作——何况刚从农村过来的哥哥嫂子。

好在两个侄女均已初中毕业,德芳就和哥哥商量了一下,决定让大女儿先找一份工作,小女儿还小,就帮她报一个电脑培训班,学好了,再相互教一教,这样以后两姐妹找工作都容易。

而对于哥嫂俩人,德芳就直说了:“想吃商品粮拿国家工资,就不要指望了——我都不指望。你们买的那个户口,根本没用了。要是放得开,还是能找到事做的,要是放不开,就只能在家坐着了。”

德文忙说:“现在不在村里了,也没人认识我,我不挑事的。”

“卫华(德芳丈夫)他们单位,正好在招两个搞清洁的,你愿意去的话,明天就过去看看。”

就这样,德文进了供电局。

虽然一开始对妹妹讲自己不挑事,但等到真正上班了,穿上公司专门的保洁服,拿着一把扫帚,在每个楼道里弯腰打扫的时候,公司里每一个过往的人,要么就视他如空气,要么就对他吆三喝四——这与他之前当村主任时处处感受到的优越相比,落差实在太大。但确实已别无选择了。

好在几个月之后,小女儿培训班学完,顺利找到了工作。生活压力稍一减轻,德文就说,想换份工作。

虽然德芳说那个城镇户口已经没什么用了,但德文还是不死心。在辞掉工作后,他经常买来一摞报纸,研究上面刊登的招工启事,只期望能找到一份对口“城镇户口”的正式工工作。但看得多了,德文终于还是失望了。报纸上那些他梦寐以求的工作,随便一个什么文凭、技术要求,都会把他挡在门外——他这才发现,那个花了几千块买来的户口,真的一点用也没有了。

再往后,德文送过报、送过牛奶,还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卖过水果……但大部分他没有超过一年。当然,他也不是只做过这些零工,1999年,他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当年邻村的李主任,俩人相见都颇为惊喜,老朋友问他的近况,德文就说,想找个事做。

邻村主任一拍巴掌:“哎呀你当年多有本事一个人,不能委屈了。走,到我儿子那去,让他给你安排个差事。”这时德文才知道,李主任早不当村官了,目前在儿子家养老。他的儿子李福在市里开了一家综合商场。

见了德文,李福马上就答应了:“刚好商场缺个保安,最近日用品区经常丢东西。叔,你就每天在日用品区转转就行,这事可以吧?”

刚开始,德文还是蛮尽心的,上班一刻也不敢放松,生怕有商品丢失。后来,李主任就时不时来找他,一起抽上两支烟,这让商场里的其他员工也对德文刮目相看起来,时间一长,德文就飘飘然起来。

没过多久,日用品区连丢了好几次东西,李福说了他几句,李主任也不再找他抽烟了。于是,在领完当月工资之后,德文也识趣地辞职不干了。

除了继续打零工,德文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了——他是个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回农村这事儿他实在做不到。

直到2010年,靠着已结婚多年的两个女儿的支持,德文夫妇终于在市区买了一套六七十平米的两居室,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租房生涯。

在此之前,德文曾打听到城镇的贫困户可以向政府申请廉租房的事,特地跑去打听。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他的情况后告诉他,需要分户才能申请——可当时他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如何分户?最终还是只能买房。

2015年,德文患上胃癌,一场手术下来,苍老了很多。更令他郁闷的是,因为他是城镇户口,却从没上过城市医保,而农村的新农合又不能办理。所以,医疗费只能全部由自己负担。

如今的德文,虽然身板骨还在那儿,形态气势还有当年做主任时的些许风釆,但满脸的皱纹和苍苍的白发,还是昭告了他已垂垂老矣。我想,如果不是这次村里强行推倒所有的老房子,他应该是不会回来的。



后记


1992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卖户口”风潮,将几百上千万的农民卷入其中。他们在失去了土地,甚至宅基地后,大部分却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他们非城非农,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最后,连农村里迟到的那一些微薄福利,也与他们无关。

大概过不了多久,就没有人会再关心他们,也没有人会记得他们了。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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