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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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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2 11:15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

2019-04-01  袁征  大家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不满十七岁进工厂当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出过《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等几本书,发了“The Capit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1920s”等一些论文,还写过《最好的父母》之类散文杂感。


导读

池先生上班干活,池太太平静地回忆往事。岳母一边听,一边流泪。


我太太1974年高中毕业,当临时工。岳父原来是福建博物馆馆长,后来不想干了,1976年7月申请退休,让女儿顶替,进博物馆当讲解员。

老头儿想到各地走走,看望多年不见的亲友。第二年9月,岳父和岳母上路,先去北京、南京,然后去上海。他们最想见的是池步洲夫妇。

两家是几十年的好朋友。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十九路军勇敢反击,声震全国。随后这支军队调到福建,总指挥蒋光鼐兼任省长。军队里的一个参议是岳父在中山大学的同学,找到岳父,要他当总编辑,迅速为十九路军办一份报纸,在1·28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出版。岳父联系过去《新福建日报》的同事,很快就办起《国光日报》。于是岳父卷入了“福建事变”。

事变失败,岳父处境危险,逃去日本念书。1934年秋,他到达东京,没见来接车的熟人,遇到一个朋友的弟弟,就先到他的住处,在那里认识了好些福建同乡,多数是留学生,还有池步洲。池先生刚从早稻田大学机电工程系毕业,在中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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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池步洲夫妇

岳父进东京帝国大学念研究生。池步洲在日本时间长,知道的事情多,乐于助人。他太太白滨晓子是日本人,也好客。福建同乡都喜欢往他们家跑。后来大家想到池步洲工作忙,约定平常尽可能不打扰他们。但一到周末,从福建来的年轻人都集中到他们家,叫“周末聚会”。有的请教,有的要他们帮助,多数人就是为了过一个快乐的夜晚。

1937年4月,岳父研究生毕业。岳母还在念书,岳父留下等她。7月,日军全面侵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为抗战出力。岳母放弃学业,跟岳父一起离开日本。池步洲夫妇也要走。他的日本岳父、岳母反对。经过池先生劝说,他太太跟父母断绝了关系,全家一起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回国后,池先生在中央调查统计局等机构翻译日本密电,还在中央广播电台搞反日播音。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让他破解了,交给美国佬。不知是罗斯福总统不相信中国破译专家的本事,还是成心逼国会同意参战,美方没有做足够的预防,结果太平洋舰队被炸得人仰马翻。池先生还参加破译日军山本五十六大将出巡的密电,让美军打落他的座机,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池先生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优秀的密电破译专家。

日本投降,他马上放弃了少将头衔,解甲归田,回福建老家种地。岳父是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请他当政治组的副研究员。

1947年,中国民主同盟在福建成立地下组织,岳父参加了民盟。他跟一批读书人组织了个自由交流的团体,叫初社,推举学术前辈罗忠翊先生当头儿,岳父做实际工作。初社两个礼拜集中一次,请一个人讲演,然后大家议论,最后聚餐。大家对池步洲的传奇经历很感兴趣,岳父请他讲了一次。池先生讲得很精彩。社会科学研究所文史组的副研究员郑书祥兼任《星闽日报》总编辑,叫他把故事写下来,在报上发表。

《星闽日报》跟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厦门的《星光日报》和香港的《星岛日报》都是虎标永安堂的报纸。池步洲的经历发表后,福建的特务和警察说那是泄露国家机密,威胁《星闽日报》,要作追究。教育厅长李黎洲在国民党省党部有势力。他留学日本的时候得到池先生很大帮助,后来又秘密参加了反蒋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于是出面调停。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势头已经出现,省里一些特务头子开始找后路。李黎洲利用这一点去游说,还请各方人士吃饭,岳父也参加了。结果“泄密”的事不了了之。

1948年,池先生到上海合作金库当专员,接着在银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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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1951年元旦刚过,上海军管会颁发《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登记处”马上出现在大街小巷。池先生当过国军少将,但他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反动”。有人劝池先生去登记。他是破译密电的专家,精通逻辑,觉得去登记等于自认“反动”。

他想了又想,找到一个办法: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让领导知道他的情况,但绝不填什么“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表。于是池先生拿出个本子,密密麻麻全部写满,最后说:“像我这样对抗战胜利立过大功的人,如果还要作为反动党团分子来登记的话,那么全中国的人都要登记了。”池先生跑到银行储蓄部的“登记处”,把自己写的历史一交,以后再也不管这件事了。

4月27日下午,银行经理跟池先生讲:“下了班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开个小会。”池先生去了以后,经理有意拖时间,直到两个穿便衣的大汉冲进来,给池先生带上手铐。快天亮的时候,他被送进牢房。各家报纸很快就在显著位置报道,头天晚上,上海军管会和市政府动用三万六千多人,组成四千多行动小组,突击逮捕了八千多反革命分子。

池先生呆在极端拥挤的牢房里,直到5月中旬才第一次提堂。池先生说:“我1937年回国抗日,为国家、民族做了很多工作,是功是过,不辩自明。”第二年1月25日,上海市军管会以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和共和国建立后拒绝登记的罪名,判处池先生十二年徒刑。

从南京到达上海,岳父和岳母马上去池家。池先生上班干活,池太太平静地回忆往事。岳母一边听,一边流泪。

池太太是天底下最坚强、最忠诚的妻子。

结婚前,她是神户望族的娇小姐。池先生入狱,她被赶出原来的住房,丢掉了会计职务,带着从一岁多到十一岁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处于难以生存的状态。她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次又一次动员她回国。她就是不离不弃。开始的时候,池太太只能为别人做点洗衣服之类家务事,得到非常可怜的收入。她拼死拼活地劳动,养活几个子女,几乎把命都搭上。后来第一个孩子长大,隐瞒家庭情况和真实年龄,参加军队。她成了“军属”,进厂当工人,全家才勉强脱离饥寒。

中午,池先生下班回家,见到我的岳父和岳母,非常高兴。池先生1963年刑满释放。从监狱出来的是“劳改犯”,还是贱民。他到一个建筑队当工人,因为不懂技术,只能干最粗重的活,每月工资三十多块钱,再过一个月退休,要减到二十八块多。

他憔悴疲惫,全身上下的衣服又脏又破,原来西装革履,潇洒机敏的样子一点不剩。岳父、岳母百感交集,问,收入这么低,怎么能活下去。池先生说:“多年都是这样,已经习惯了。”两家老人讲各自的经历。池先生非常痛心,觉得自己连累了太太。但这是他的错吗?难道他不该放弃优裕的生活回到中国?难道他不该用自己的特长帮助抗日?池先生说,如果没有他妻子的坚贞顽强,他们家的命运不堪设想。四个老人觉得有生之年还能相聚,已是幸运。

池先生的女儿叫大家吃饭。岳父、岳母准备吃最简单的午餐,谁知菜肴非常丰盛。他们多少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非常不安,问池先生怎么能这样铺张。池先生的回答很实在:“难得老朋友光临。我们是罄其所有,才办了这么一席。”

岳父和岳母在外地走了三个月,看望了很多老朋友。原来他们想,游览和交谈可以苦中作乐,但朋友们的遭遇让他们乐不起来。

几个月以后,池先生写信给岳父报喜,说不知根据什么规定,他可以参照“战犯”的待遇,每月的收入调到一百五十元。1982年,池先生翻译日本密电时的上级霍实子摘掉了“反革命”帽子,鼓动池先生申诉。恰好池先生又碰到了当时的另一位上级李直峰。李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马上写材料,证明池先生没有填表和宣誓,没有参加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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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东方战场》中表现的池步洲

第二年4月,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布池先生无罪。这时池先生已经七十五岁。

几个月后,他随妻子移居日本,2003年病死他乡。

附注:作者参考了杨奎松《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和吴越《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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