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管教的父亲曾跟她说过3个狱警的带班原则：第一，该帮的事一定要帮；第二，管不好她们，但也别让她们变得更恶；第三，过失犯罪、因部分客观因素犯罪的女性，狱警要更多地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不要让她们带着仇恨回归社会。 去年冬天，经老吴牵线，我认识了某女监心理咨询科的陈阿姨，她组建过心理情景剧表演团。通过对她的采访，我写了一篇《致命爱人和她的秘密》。 文章刊发后，引起陈阿姨很多同事的关注，她的同事邓虹警官也找到我，想要聊聊自己参与的一个特殊团体的故事——“向阳花艺术团”——这是一个由女犯组成的艺术团，承担着狱内文艺节目演出的改造任务。 “向阳花”后来解散了，邓警官也因去兄弟单位挂职暂时离开了监狱。后来，她在狱外遇到了两位曾经的“向阳花”成员，帮助她们一起面对并解决了很多就业、创业的困难。 我与邓虹警官面聊过数次，也在她的牵线下对故事中的几位主角进行了电话采访，整个写作时间长达20余天。 写到文章结尾处，我忽然眼眶一热，怕不是要流泪了，赶紧站去窗口望呆。我不想带着情绪写完这个故事，但有句话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就像你能分辨一个人站进了阳光里，也是因为她拖着长长的影子。 2012年邓虹40岁，那年，她的生日是和24名女犯一起过的。 那天她本不当班，约了老公孩子、公公婆婆和自家二老吃船宴。但主班同事家里遇上了万分火急的事，也挑不出第二个愿意顶班的人。邓虹只得发挥自己从警18年一贯的“老好人”作风，狠心委屈了家人，上岗到了位。 24名女犯是“向阳花艺术团”的文艺犯，3人一组联号（3人一组互相监督），8组成员穿着统一的蓝条纹T恤、人挨着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蓝色塑料板小凳上。 身高1米72的邓虹挎着武装带走上讲台，清了清喉咙，问：“知道为啥把你们集中过来？” 女犯们有些骚动，有人带头喊了一声：“宣布‘向阳花’解散呗。” 解散艺术团这事，女犯们早就听到了风声。眼下的改造形势，重点还是抓生产，艺术团半工半演，空降的副监狱长容不下此类无产值贡献的小团体。因此，按要求，艺术团成员将全部下放至各劳务监区，搞劳动改造。 邓虹叹了一口气，说：“‘向阳花’成立两年了，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但眼下的改造形势还是以劳动为主……”才讲完这句，底下就有人开始抹眼泪了，邓虹心软了半截，宽慰大家说：“将来此类团体还会再成立的，大伙儿还是有机会再聚的。” 三两个犯人开始抱在一起，相互安慰。很快就有人起哄嚷嚷：“都是‘小三组’害的。” “小三组”就是第3组联号成员——3个快刑满释放的年轻女犯，她们本来在歌舞组，因余刑都不长了，便调去配电室管理音响和灯光设备。狱内艺术团的硬件设备简陋，一个人手足以搞定所有的活计，但“三联号”制度不能违反，哪怕捡个垃圾袋，都得3个成员一起伸手。 小三组里有人起身对骂：“什么叫被我们害的？这是政策！”此人个头很高，身形纤长，肤色白得晃眼，外号“白狐狸”，是个诈骗犯。 白狐狸显然惹了众怒，大伙儿一起骂起来：“就是你们害的！” 事情缘起是前几日，纳凉晚会上，舞台突然断了电，后来查事故原因，是小三组3个人在配电室里围着一块发黑发黄的拖线板啃西瓜，西瓜汁滴入插孔内引起短路，舞台突然熄了灯，音响也灭了，一出排练了半个月的《舞动青春》在黑暗中仓皇谢幕。 狱内大小领导都坐在台下，有人当场就拍了桌子，全监2000多名犯人扫兴而归。这是“向阳花”成立至今出过的最大洋相，眼下团队解散，没人不怪小三组的。 邓虹那天也在台下坐着，太清楚什么状况了。此刻这番情形，让她很恼火，拍了拍警务台，喊：“都停了都停了！” 还有人在嚷嚷，白狐狸起身和她们争吵拉拽，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我今天生日呢，还在这值班。”邓虹吼道。 白狐狸这才缩了手，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向阳花”的成员没人不认邓管教的好，白狐狸更是。 24名女犯中有15位妈妈，每年“三八”、“六一”和母亲节，是女监里泪水最多的日子。邓管教总会在工作权限之内，尽量在“三节”里让她们肉贴肉、抱抱自己的孩子。 白狐狸原名叫高月香，1989年生，16岁便在农村老家生了孩子，因和婆家闹矛盾，20岁独自进城务工，在网吧当收银。工作小半年后，交了个大她20岁的情人，男人一头卷毛、戴着眼镜，每次来上机都捎奶茶给她，“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难得有人长期这么做，老家那位还从没给过我一张好脸”。 大城市令她倍感孤独，奶茶却是温暖的，白狐狸一感动，就答应和男人一起吃饭，两瓶啤酒下肚，又答应去他那个邋里邋遢的出租屋“视察视察”。而后，她在那里一住就是整整7个月，每天被男人锁在一台破电脑前，赤身裸体和QQ号里的几百名男性好友聊天，骗他们往一张农行卡里打钱。 那个出租屋就在闹市口，男人用5块钱一把的小挂锁限制她出入，实际上，她只要稍微狠狠心就有逃跑的机会，但要让她再解释，她就会发火：“女人有时就是矛矛盾盾，自己也搞不清楚。” 要不是房东被门口堆积如山的便当盒和冒蛆的厕用垃圾袋吓到，白狐狸自己都不知道要这么半推半就地在那台电脑前“工作”到什么时候。 房东报警了，男人“进去”了，她却还记得男人给过的她的“承诺”：“你就这样挣够50万，就娶你，对你负责，终身疼你。” 那是2010年，艳照门事件尚有余温，她用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给自己做总结——“很傻很天真”。 回到乡下，事情没瞒过公婆，也没瞒住娘家，老公不让她见孩子，本来两人也没领证。被撵回娘家后，她受不了父母的责怪，半夜里蹚过一连片插了秧苗的水田，朝着认不清的方向瞎跑，“那是我生平最硬气的一回，谁也不靠，讨饭也要活下去”。 再上了QQ，仍有男性“好友”不停发来消息，她灵机一动，跑回家要了一张银行卡，将这群“好色之徒”挨个骗了一遭，到手1万2千多。 12天后，她就进去了；4个月后，因诈骗罪获刑2年。 入监没几天就是儿童节，监区搞“亲情开放日”，高墙里的妈妈可以见到自己的孩子。白狐狸也想儿子，邓管教就帮她申请了会见名额，还帮她做婆家的思想工作，结果也跟着挨了一顿骂。 那个儿童节，白狐狸在监房里哭了整整一上午。一周后，邓管教给她捎来一沓儿子的照片，她这才知道邓管教是真心为她好，专门跑去做了家访，要照片来是因为实在做不通工作的下策。 邓虹是“警三代”。爷爷是建国后的第一代狱警，闹饥荒那几年带领犯人种萝卜充饥，农场没饿死一个犯人；文革期间，却因这事被认定为“右派”，没等到平反就死在了青海农场。 父亲前几年刚退休，邓虹陪着他去政治处办手续，警号、警衔等物品上交后，满头银发的父亲像只被抽了筋的虾米，背一弓，空落落地回去了。“退休前，他还很有底气，觉得这辈子总算可以什么事都‘放摊’了，好好去四处看看”，等真的不用再穿那身警服了，父亲却忽然变了样，总念叨着自己穿着那身衣服时，哪个地方没办好、哪个方面还得补救。 男监和女监的管理方式差别颇大，父亲还是将这根“接力棒”交给了邓虹，有事没事都要跟她讲教改工作。 “他跟我说了3个带班原则：第一，该帮的事一定要帮；第二，管不好她们，但也别让她们变得更恶；第三，过失犯罪、因部分客观因素犯罪的女性，狱警要更多地发挥‘粘合剂’的作用，不要让她们带着仇恨回归社会。” 这些大道理说多了，邓虹难免烦，她说自己的工作原则只有一条——我真心待人，真心做事，其他的管不着。 小20年的工作中，她没搞出太多教改政绩，“官”运平平，但人际关系却格外好。当然，从另外一面讲，的确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吃了很多不该吃的亏。 眼下值得欣慰的是，大家都买了她的账。再混乱的局面，她一急眼，谁都不闹了：“（40岁生日）那天，场面实在静得让我有点脸红。想自己哪来这么大号召力。” “既然今天是邓管教的生日，小三组将功补过，给邓管教送个歌跳支舞。”有人突然提议，大伙儿纷纷鼓掌赞同。 小三组里有一个跳舞高手，是个哑巴，是扒窃集团从贵州山坳坳里拐出来的女孩，1990年生，肤色很黑，舞跳得极好，腰软到像没长过骨头，绰号“黑妹”。 白狐狸让黑妹去跳支舞，黑妹就大大方方站到大厅中央，打着手语问邓管教，想跳一支《感恩的心》。然后，她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闭上眼睛，就起势了。 在“向阳花”，黑妹是台柱子。拿白狐狸的话讲，黑妹坐牢是命苦没办法——但让她再说说这个小姊妹的事情，她就有些不耐烦了，“没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就是社会阴暗面”。 黑妹本就是个黑户，虽有过6次案底，但警方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卷宗上标明她的户籍信息。上面写的好几处都是不同的“暂住地”，珠三角的各大城市，她似乎都待过一阵儿。 白狐狸说她只想讲两桩事： 第一桩是2008年，当时18岁黑妹在深圳一个商厦割到两个钱包，被商厦保安逮个正着。其中一个钱包是个名牌，价格昂贵，还没来得及转移，想着警察来了弄不好要进去蹲很久，黑妹为了脱身，拿刀片在自己头顶划了好几下，血流了一脸，又一直啊啊啊地乱喊乱叫。商厦经理也怕闹出人命，没报警，就把她放了。 第二桩发生在2010年，黑妹在火车站“出活儿”，被反扒队的人盯上了，被抓时往胸口里拍了4根长针，各种挣扎，警察怕针扎伤了重要器官，将她送去医院监视居住，闹了1个来月，才让她那么点小案子进入正常办案流程。 两桩事讲完，白狐狸笑了，漫不经心地说：“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要不是被扒窃集团控制了，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能这么豁得出去？又不为一分钱，别说化妆品，卫生巾牌子都不认识几个……” 黑妹获刑1年半，服刑期间，各个监区都不想收这个“烫手山芋”，狱政领导看这人有舞蹈特长，想把她在“向阳花”放一放，一来发挥特长，服务于改造；二来也给她个宽松的改造环境，免得再出什么“幺蛾子”。 “她对付公安都有十八帮武艺，想来也不会把狱警放眼里。”邓虹也这么说。不过，放入团那会儿，见她是个好苗子，自己还专门请来舞蹈老师入监教了她几节课。黑妹学得有模有样，各方面都很争气，不到3个月，就在省局举办的服刑人员歌舞大赛上夺了金奖。地方电视台还录了她整支独舞，同改们在监舍里巴望着她出镜，终于等到了，脸上却打满了马赛克。 黑妹记着邓管教的恩，舞跳得动情，大家似乎也都被她的情绪带了起来，不少人跟着唱起来——这支舞她们两年间跳了几十遍，今天是第一次献给邓管教。 舞毕，邓虹眼眶微热，说：“我去伙房要顿加餐，晚上聚聚，明天你们就要下分到各个监区了，今天吃顿好点的。” “向阳花”这就算散了。 邓虹自己也没想到，“向阳花”刚解散，自己就迎来了一次工作大调动。她被要求去政工处报到，领导的意思是，邓虹这类“老好人”对接教改工作总是容易“越线”、容易混淆警囚之间的身份意识，“早晚要出问题”。不如让她在政工处发挥自己的性格优势，一来可以服务于领导，二来可以给新警们做做思想工作。 接到调令后，她也只能服从。 上岗第一件事是编书——《罪犯扫盲教育工作心得》。邓虹每天和几个同事挤在档案室翻资料，东抄西抄凑够了20万字。书编好了，她们都是“编辑校对”，作者另有其人，到底是谁也不好瞎猜，可能就是局里的某位领导。 人到中年，这种活计干多了，邓虹心里也憋闷。虽然政工处清闲，朝九晚五没夜班，她还是主动打了调岗申请。上面觉得她是闹情绪，又给她说了一番“爱岗敬业，争当司法航母螺丝钉”的政教宣言。调动申请不仅没批，还让她又领了桩新差事——把解散的“向阳花”再重组一次。 那段时间，省局又下发了个“搞好狱内文娱活动”的新要求，各个监管场所必须成立一支文艺小分队，还有督察组来视察。领导刚解散了“向阳花”，面子不能丢，便交代下面的人——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 邓虹跑了趟腿，将“向阳花”的文艺犯们都喊去了排练室，这才发现少了两人。大伙儿告诉她，白狐狸和黑妹已经刑满释放了。邓虹叹口气，说：“两个没良心的，也不告诉我一声。” 大伙儿哈哈大笑，重新排练起来，只等督察组入监。 等搞定这桩事，邓虹又打了调岗申请。这回领导直接甩过来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监狱、戒毒系统民警派驻各地司法局挂职工作”。 邓虹瞥了眼，有点赌气的意思，说：“给我个名额，我正想去地方锻炼一下。”领导便给她签了一年期的司法局挂职。 邓虹在司法局的岗位是“社区矫治民警”，对接管辖范围内40余名社区服刑人员，这些人都因各种罪名判缓或假释，接受社区矫治。 2012年9月，到岗没多久的邓虹负责一次突击检查，她打电话通知矫治对象们赶到指定地点，有个叫郭爱美的女孩却没来。 郭爱美生于1993年，金店里的售货员，监守自盗了一条20克的金项链，被法院判2缓3。邓虹打她的矫治专用手机，没人接听，立刻拿她当反面典型，对其他人做起警示教育：“向她这种不假外出、手机通信不畅、响应不及时的情况，是这次点验重点打击的现象……” 话没讲完，郭爱美回电话了：“邓管教，我被两个乞丐打了，她们把我卡在街道对面。” 邓虹挑了两个膀大腰圆的“社矫”男子一同赶去，只见一辆小电瓶车倒在人行道中间，郭爱美一头绿油油的头发被两个女人左右揪住，她只能拎着小包左右乱打，人群围住了她们，邓虹带着人挤进去，大吼一声“别打了”，两个男子也迅速上前，架开了3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郭爱美吃了亏，头发被薅掉不少，捧着几丝绿毛大骂：“老娘900块钱接的头发，被这两个疯婊子扯断了……” 两个女人退到一旁，捡起地上一张写满红字的纸板就要跑。邓虹一步向前，双手各钳住一人。两人的头使劲往下沉，邓虹弯下腰瞅瞅，严厉地喊一声：“高月香，黑妹！” 两人也早就认出了邓虹，黑妹笑了，白狐狸则轻轻地说了声：“邓管教可巧啊，在大马路上撞见了……” 邓虹将人都带去办公室，勒令郭爱美站到一旁反省——先反省自己的发型，作为一名社矫人员，这样古里八怪的发型像什么样子；再反省她那辆没上牌的小电瓶车，为何不在非机动车道行驶，要开到人行道上惹是生非。 郭爱美撅着嘴站了过去，白狐狸幸灾乐祸，黑妹也笑了。原来之前，她们两人正铺开一张纸板，蹲着行乞，郭爱美骑着电动车故意碾她们的纸板，两人将她揪下车便打，才发生刚才撕撕扯扯的一幕。 邓虹伸手将白狐狸藏在身后的纸板夺了过来，上面写着：妹妹又聋又哑，身患绝症，进城治病被骗光钱财，好心人捐个路费送我们回家。邓虹让白狐狸解释，白狐狸红着脸，说：“活都活不下去了，怕什么丢人。” “你这是又要搞老本行，一辈子诈骗为生是吧？” 白狐狸抬杠，说这是乞讨，吃相不好看，但不犯法。 邓虹不想跟她争，抽了一张纸，写话给黑妹看：“你们刑满，监狱给你们发了劳动奖励结余金，你们这才出来没几天，钱都花哪去了？怎么不找正经事做？” 黑妹剥着指甲，看了看白狐狸，还是笑。 邓虹见两人啥也不肯交代，说：“行，你们不说我就不问。但你们必须做两桩事，做不到，就别认我这个管教，你们现在出去杀人放火，和我也没一毛钱关系。”随后抽出一张纸，拍上一支笔：“写吧，先写上你俩现在的居住地，再写一份保证书，不再干今天这种丢人现眼的事。” 等两人弓起背写保证书时，邓虹给了她们一人一个脑瓜崩，骂道：“你们是缺腿还是缺脚，搞这个行当！” 一旁的郭爱美不安分了，指着黑妹，插句嘴：“她缺舌头。” 邓虹走过去，拎了一下她的头发，吼一句：“你——也去写保证书！” 完事后已是傍晚，邓虹让白狐狸和黑妹先回去了。两人还没走出门口，她又追上去，往黑妹手里塞了300块钱：“你们这两天安分点，我最近忙完手头的事，想办法给你们找个正经事干。” 邓虹回到办公室，还在趴着写保证书的郭爱美见了她就求饶：“邓管教，别让我写了，我宁愿明天去做义工……” “你明天把发型给我弄规整，然后陪我去搞趟家访吧。” 用邓虹的话说，郭爱美也是个苦孩子出身——父亲躲债去了南宁，母亲和一个姘头搭伙过日子，后来半疯半傻地住进了精神病院。那个姘头说她母亲欠了他钱，三天两头不放过她，拿着一张不知真假的欠条跟她讨钱。偷那条金项链，就是为了还这个钱，摆脱那个“烂男人”。 “也确实没什么人保护着长大的，难也是蛮难的。”邓虹说。 次日9点，邓虹让老公开车，接上郭爱美，一起驱车去乡下。 车子停在了间水泥平房前——先前，邓虹曾尝试给“向阳花”24名女犯都做过一遍家访，只有地处偏远、联络不上的人家才被迫放弃——今天这家，是团里的一位女毒贩家，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和长期瘫痪卧床的奶奶，所以邓虹有空总要来看看。 这些做在背后的事，“向阳花”的女犯们压根不知道，邓虹做这些也只是出于“见困难要帮”的良心，也不图什么回报和感恩。 那天刚进屋，白发老头就拄着拐杖过来嚷嚷说，前一天有两个警察来抓孙女，孙女是不是又在里面做什么坏事了？ 老头有点糊涂了，邓虹一时也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先顾着给屋里的老太太洗澡去了。老太太的神志很灵光，邓虹和郭爱美帮她洗澡时，先说了一番千恩万谢的客套话，然后又说，昨天也来了两个“送温暖”的警察，在鞋肚子里放了2000块。 邓虹听到这，打了个激灵，问老太太：“你确定是两个警察？” 老太太说：“错不了，穿着警服呢。” 邓虹问：“长什么样？”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她们就张望了一下，我也来不及记样子，只见一白一黑，两个人影闪了一下。 邓虹愣住了。 白狐狸是8月21号出狱的，黑妹比她晚了3天，两人虽和家人断了往来，没亲属来接，但狱方给她们发了劳动奖励备用结余金。白狐狸有1700元，黑妹领了1200。两人一碰头，立刻就找地方买了两身假警服。 “向阳花”解散那天，大伙儿是给邓管教面子，没当她面闹起来。但回去监舍，大家还是让白狐狸和黑妹背了锅。 说起偷吃西瓜这事，邓虹其实早就问责过小三组。当时，配电房旁边是伙房的储藏室，高温天里，每个犯人能领半个西瓜解暑，一般是等纳凉晚会结束，各监区派人来领西瓜。小三组的活儿太清闲，晚会时间又挺长，白狐狸就琢磨着先偷个西瓜出来解渴。 储藏室挂着一把巴掌大的铜锁，她之所以还敢惦记里面的西瓜，就是因为黑妹会开锁——随便找根铁丝给她，绕上几匝，捅进锁眼里，就开了。至于开锁偷西瓜这事，小三组则一口咬定是储藏室的挂锁没锁上，负责储藏室的那位同改也因此挨了处分。 白狐狸最生气的是，黑妹起码为集体生活做出过贡献，现在偷了个西瓜，大伙儿就不依不饶了。小三组明面上跟每个人都道了歉，但私底下，白狐狸还是记恨那个挑头的人，决心出狱后对此人耍点小心眼，报复一下。 挑头的人是个女毒贩，“发货”不多，判了7年。此人在监舍里经常吹嘘自己是“富二代”，父母都是乡镇企业家，接触上毒品也是因商务应酬，“发点小货”则是为了朋友们玩起来方便，不为赚那几毛钱。 白狐狸之所以去买假警服，是想去此人家里坐坐，冒充管教民警搞个家访，谈谈“减刑事宜”，顺便也捞点好处费——这事一箭双雕，既能解恨，又有收入。 黑妹反正铁了心认白狐狸这个大姐，要跟着混，白狐狸就也让她穿上警服，冒充助手，不用出声，别让人家看出来她是个哑巴，保持微笑就行。 两人事先打听过女毒贩老家的村名，到了地方再一路打听，才找到了她家的屋子。那是4间水泥平房，墙皮大块脱落，窗户破了两扇，用塑料纸糊着。进门时，堂屋坐着一个白发老人，双手撑住一根拐杖，闭着眼打盹。 白狐狸叫醒了老人，老人耳聋听不见，她就大喊着问是不是女毒贩的家。老人说自己就是女毒贩的爷爷，转问白狐狸是不是来抓孙女的警察，接着使劲挥手，说孙女已经坐牢了，做再多的坏事和他当爷爷的没关系。 白狐狸问女毒贩的爸妈呢，老人指着香案前的一张黑白遗像——那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说她爸死的早，她妈嫁出去了。 见了这番场景，黑妹拖着白狐狸离开。两人路过卧室时，听见屋里有个老太太的声音在问话：“谁啊，家里来什么人了？” 两人探着头走到房门口，臭味熏天，老太太瘫在床上，身下铺了稻草和塑料薄膜，一条用过的成人尿不湿丢在床尾。 两人马上退到门口，转身欲走之际，不约而同地各自掏了些钱，数出2000，藏在屋门口晾晒的解放鞋肚子里，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白狐狸和黑妹租住在乡郊之地的平房。那天，黑妹窝着右手正不停在额头上拍打，咿咿哇哇地叫。白狐狸知道黑妹那个手语的意思，是叫她将那两身晾着的警服扔了：“我当时想着，两身衣服花了300多，说不定以后还能派上用场。” 衣服还晾在院子里，一辆灰色汽车就停在了门口，白狐狸见车上的人是邓管教，还挺高兴，上去打招呼，但见邓管教下车后脸色不对，又退了一步。黑妹反应快，从晾衣绳上扯下两套警服，扔进了水桶里。 郭爱美摇下车窗，一颗绿脑袋伸了出来，一副看笑话的样子。 邓虹朝那只水桶走去，黑妹躲到了白狐狸身后。白狐狸慢慢往后挪，摆出“情况不对尽快撤退”的逃跑姿态。邓虹拎出一身水淋淋的警服，手一扬，冲白狐狸喊道：“解释一下，你们穿警服去人家里头，啥意思？” 白狐狸说，她当时见邓管教的脸红得像只灯笼，从未见邓管教这么生气过。 后来邓虹才说，这么多年，她其实一直有桩“过不去的坎”：刚从警的当口，一位刚出狱的犯人穿着假警服，冒充她的身份去同改家里搞诈骗，以承诺发放减刑假释名额的名义，骗了家属7000多元——这个数额在当年，是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都挣不够的血汗钱，家属追到监狱门口哭了好几天，虽说是自己受骗上当，但他们还是一声声叫骂着邓虹的名字。 邓虹拎着警服吼：“你们立刻跟我去派出所说清楚这事，你们虽然是犯罪中止，但我告诉你们，处罚不处罚，一个要看你们的认罪态度，其次听从公安的发落。” 白狐狸抓起黑妹的手，撒腿就跑。 邓虹指挥丈夫赶快拦着，小车横在了道路尽头。郭爱美也跳下车，张大双臂拦在路口。两人又想往回跑，邓虹叉住腰一把拦住，驱她们进车。 到了派出所，一番审问，两人什么都说了。民警还专程找来了懂手语的女民警，和黑妹沟通。 邓虹有些紧张，问民警事情大不大，紧要不紧要。民警说事情性质虽然恶劣，但好在两人及时犯罪中止，之后也就是批评教育了一番，当天就释放了。 邓虹松了一口气，将两人重新赶进车内，带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写保证书。 再往后，解决白狐狸和黑妹的工作问题就成了邓虹每天都在操心的大事。思来想去，还是得向自己丈夫开口。 邓虹丈夫是电子厂的“机种担当”，说白了就是车间主任。邓虹老家有个堂弟，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在工地上干了几年，后来被查出患有肾病，医嘱不建议从事重体力劳动。老家人找邓虹，想走后门让堂弟进丈夫所在的电子厂当个机修工学徒。可想到丈夫单位的底线录用条件是“学历中专以上”，邓虹甚至都没开口，就自己掏了2000块钱给堂弟，让他在家好好养一阵子，然后自食其力去。 可眼下，她还是决定先问问再说。 回到家，她先给丈夫捏了一会儿肩，而后小心翼翼地说了自己的意图。丈夫扭身看了看她，绷紧一张脸，说：“不行，绝对不行，要被人事部知道，我弄两个女劳改犯进厂，我看我也就没脸干了。” 邓虹坐到一旁生闷气，丈夫就贴上来：“我说不让她们进厂，又没说不帮她们想办法。” 邓虹丈夫给白狐狸和黑妹找的工作，还是“老本行”。 热闹的广场中间架起一个红色舞台，一只迪斯科灯球挂在简易板墙上，五色光斑在夜空里旋转流溢，像一支万花筒，笼罩着舞台下成百上千争抢“鹿茸保健酒”的男人。 一个白胖的主持人手抓着4瓶赠品，随手一抛，也不怕玻璃材质的酒瓶被摔碎，反正千百只手在下面伸着。发完赠品，主持人大吼一声：“有请我们的劲舞女郎出场！” 舞台左右，各有一组穿超短裤的女孩踩着节拍出场，白狐狸在左边，黑妹站右边。底下的观众鼓掌、吹口哨，有人喊 “跳个脱衣舞！”接着就有人起哄：“跳一个我们就包了所有的酒！” 哄哄闹闹的场面持续到午夜，广场上的人潮才退下去。 白狐狸找主持人要钱——她和黑妹跳一场舞，说好每人能得200块钱。主持人将钱交给她们，还送了一瓶鹿茸酒。 “我们要这酒有屁用，留着你自己喝。” 见白狐狸不客气，主持人的咸猪手就搭上了白狐狸肩头，调戏道：“你们要不是李哥（邓管教丈夫）介绍过来的，我能格外给你们好处？这酒贵着呢。待会儿一起喝点？” 白狐狸打掉主持人的手，将黑妹拉过来，指着她的吊带抱怨道：“少吹牛，我可没见你有多关照我们，看看我妹妹这服装，透成啥样了。你就不能给我俩揽点好活儿呀。” “你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一大帮女人抢着去乡下跳红白喜事会场，你知不知道那里流行啥跳法？流行跳裸舞呢！” 主持人怕黑妹不懂意思，给她比划了个脱裤子的手势。黑妹以为他耍流氓，一巴掌打了过去，指甲顺势划下，主持人惨叫一声，面部留下三道血杠杠。 这活儿还没干几场，就黄了。 弄伤主持人这事，大家脸面上都过不去，白狐狸和黑妹决定还是自力更生。 那段时间，她们常去网吧坐着，每天10个小时煲韩剧，下机前花半小时搜一下网上的招聘信息。最适合两人的还是服装厂的缝纫工，毕竟坐牢时她们踩过缝纫机，进厂立刻就能开工，但问题也在这，“我们的缝纫手艺是坐牢时学的，人家服装厂肯定不接收坐过牢的”。 白狐狸这么想着，就又和黑妹在网吧里耗了一礼拜。 有天，白狐狸意外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个叫罗永正的神偷出狱后改邪归正，专门给人讲解各类锁具的安全性能，传授防盗知识。这条新闻给了白狐狸灵感，她拉着黑妹看，在屏幕上敲出一行字：我想到赚钱的方法了，我们可能要发财。 黑妹一脸迷茫，白狐狸则兴奋不已，她对黑妹的开锁技能很有信心，据她所知，黑妹不仅精通扒窃技巧，还学过各种开锁技巧。无聊时，黑妹常给她演示一些开锁游戏，拿各种夹子、撬子、铁钩、钢丝组合成工具，用手腕的巧劲就能打开各种门锁。 黑妹还会一些独特的开锁方法，比如将口香糖塞入门锁，口香糖拖住锁芯里的“弹子”，再选择相应小号钥匙插入锁芯，待口香糖变硬后强行开锁。“开锁这技术很需要想象力，有时候不光是把一扇门打开，而是要想如何打开，花多长时间打开，打开后能不能再锁上。黑妹在这方面的天赋没话讲”。 “你肯定见过集会上搞推销的吧，比如推销一把刀，他就要跟别的刀作比较，两把刀互砍，把别的刀弄几个豁口，证明推销的这把更好。我们推销高档锁具，上门推销，一去先把人家门开了，证明他家的锁很不安全，然后让他买我们的高级锁。我们可以跟锁具厂合作，可以去广场做表演开锁的活动，我们本来也有表演基础……” 白狐狸觉得自己的想法万无一失。 邓虹知道两人在搞锁具推销，还暗自去市区的广场上观察了一番。 那天，广场前升起一对氢气球，球下拖着条幅，写着“居民门锁安全性能检测现场”。深秋时节，一阵阵冷风吹来，稀稀拉拉的观众有些已经穿上了羽绒马甲，白狐狸却穿着贴身小背心，超短裤，风把大腿都吹红了。 风刮个不停，条幅摇摇晃晃，白狐狸对着话筒说道：“今天xx锁具厂方搞一次公益表演，请来锁具专家，专门试验市面上90%的门锁安全性。等开锁表演结束，大家对自己家门锁不放心的，可以请专家上门测试，现在表演活动正式开始——” 喊完她立刻撂下话筒，去帮黑妹抬门样。黑妹的穿着像个专家，戴着一副眼镜，胸前还挂着一个“职称牌”。临时搭建的小台子旁边放着几扇门样，每扇门都装着市面最常见的一种锁具。两人抬来一扇门，白狐狸一只手扶稳，另一只手拿着话筒喊道：“朋友们，这扇门装的是B级锁，家庭防盗门里最常见的一款，现在请几位朋友上前检查锁具是否锁好。” 话音刚落，随即就有三五个男人挤过去，在门把手上试了试，确实锁上了。 白狐狸又喊：“请大家看向我们的女教授——” 黑妹拿着一个工具箱，像举牌女郎那样，绕场展示了一番。 白狐狸介绍道：“这是眼下盗贼最流动的开锁工具，我们请女教授用该工具测试一下这款锁具的安全性——” 黑妹随即取出工具，白狐狸掐着脖子上的秒表计时，锁“啪”的一声开了，秒表被迅速掐住，“6秒！可见盗贼进入大部分人家的时间，比你们拿钥匙开门还要快。” 观众们热烈鼓掌，有人当即要求带她们去测试自家门锁。 邓虹目睹了整个表演现场，虽对两人冒充知名锁具品牌厂和锁具专家的行为不满，但见活动结束时，两人现场就卖光了100套高级防盗锁具，还是感到颇为高兴。 她背着手走到两人身旁，喊一句：“给我来两套锁”。 两人正忙着收拾会场，白狐狸背对着她，没回头，回了一句“都卖光了”，邓虹又咳嗽了一声，白狐狸回过头，乐了，赶紧把黑妹叫过来：“送，送您两套。” 邓虹喊了几个附近的社矫人员来帮忙收拾会场，郭爱美首当其冲，先夸了一番黑妹，说没想到这个“非洲姑娘”这么能耐，以后钥匙忘家里，不用打楼道里的“牛皮癣”开锁电话了。 白狐狸让她说话注意点，郭爱美就又嬉皮笑脸。 晚上白狐狸非要请客吃饭，邓虹有制度规定，不方便一起，但临走时还是给白狐狸提了两点建议：一，不要再冒充知名品牌的锁具，这以后容易出问题；二，不要冒充专家名头，可以说是民间锁具爱好者之类的名号。 白狐狸连连点头，大家都很开心。 原本一切都走向了正轨，但入冬之后，两桩坏事接踵而至，击垮了邓虹的身体，医生说她因过度操劳，免疫系统出了问题，继而引发高烧。 这两桩坏事，头一桩就出在黑妹身上。 11月底，白狐狸和黑妹在一个小区广场推销锁具，人群里突然冲出来五六个男子，一把架走了正表演开锁的黑妹。白狐狸追上去，一名男子突然掏出电警棍，戳在她的腰部。白狐狸立刻倒地，丧失了1分多钟的意识，等醒来时，黑妹已不见踪影。 白狐狸哭着去找邓虹，警方很快介入，通过调阅广场监控，迅速找到了带走黑妹的几名男子。但情况原比想象中复杂：首先黑妹拒绝离开男子，她打着手语告诉警方，这些男子都是自己的朋友和老乡；其次，所有人异口同声，称那名用电棍戳白狐狸的男子谁也不认识，警方也再没找到人。 回到邓虹办公室，白狐狸想明白了。 黑妹在里面跟她“说”过，她们扒窃团伙，但凡有成员被捕，组织上会派人“上大帐”（给犯人在监狱的户头里存生活费），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经费拨款。黑妹获刑1年半，但她传递出去的情报是3年，多要了9000块经费。她自己耍了个小心眼，想利用这谎报的1年半时间差，摆脱扒窃团伙的控制。 邓虹立刻明白了，两人最近总在公众场所卖锁，扒窃团伙肯定认出黑妹了，这才全体出动将她带走。 白狐狸哭到眼睛都肿了，不停埋怨自己，说是自己害了黑妹，“这下黑妹肯定没好日子了，肯定要跟着扒窃团伙出活，不多久肯定还要‘回笼’。” 邓虹说哭不管用，她自有解救黑妹的办法。 “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虽然明知道黑妹被扒窃集团控制，而且那群男的也没一个好东西，但黑妹这种情况，报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她从小被扒窃集团养大，而且曾是团伙内的骨干成员，这个团伙不灭掉，她这辈子都脱不了身。” 邓虹父亲有个棋友，曾是民间反扒队的队长，收了很多反扒徒弟。这位队长黑黑瘦瘦的，看上去像个病老头，却曾是刑侦总队的便衣反扒员，从警那会儿还很年轻，有次出任务，在车站守了几小时后断烟了，于是，他便犯了年轻人都会犯的错误——认为买包烟的空当不碍事——谁知道刚回来就出事了，一名扒手往包围圈外逃，几名队员在身后猛追。追到他负责的点，毫无阻碍，顺利逃脱。 跑一个扒手不是大事，挨了顿训而已。但他却将这事记了半辈子，从警生涯调岗数次，直到退休还在惦记着再干一回反扒的活儿。 退休第二年，老头就成立了个民间反扒队，徒弟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人是广场上卖炸串的，还有好几个退伍军人。听了邓虹的请求，老头也对黑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他并没立即同意抓捕那个扒窃团伙——因为不久前，反扒队刚从公交车上逮了一伙“剪金”的（用剪刀剪女乘客的金饰品，通常只剪黄金，剪铂金饰品容易剪到不锈钢，剪不断就暴露了），但上面说这属于非法行动，要求他近期取消一切反扒活动。老头说，要是去民政局报备通不过，民间反扒队就要解散。 邓虹正失望着，老头忽然说“还有个办法”。 老头指点邓虹说，最近公安开展打拐专项行动，邓虹可以派一个人去打拐专案组，将黑妹被带走的事再报一次案，报成“拐卖妇女”的案子。 上一次报案，是按照普通治安事件出的警，扒窃团伙控制了黑妹，黑妹只要否认受到侵害，警察就没权抓人，况且，这伙人也不是在犯罪活动过程中被捕的；但这次向打拐专案组报案，性质就变了。老头说他会找人向警方透风，说这个拐卖团伙还同时搞扒窃，建议警方近期再开展一次反扒行动，趁他们“出活”之际抓捕他们，等落了网，拐卖的事情可以慢慢深挖，“反扒那块的警力有限，但如果加上打拐，这个行动就名正言顺了。” 很快，扒手团伙落了网。可这场解救黑妹的行动虽顺利，黑妹却没对任何一个人表示感谢，就不辞而别了。 白狐狸那段日子颓丧极了，这么多年就交过这一个好姐妹，她不知道黑妹究竟怎么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就走了。郭爱美那段时间反倒变得很贴心，总去找白狐狸谈心。 有次白狐狸对郭爱美说：“我被那个男人锁在电脑旁7个月，坐牢后还经常想给那人写信，出来后还天天在网上搜他的案件信息。再想想黑妹，她和那伙人一起长大，那种感觉说不清的，我有些理解她了。” 郭爱美就安慰她，白狐狸又说：“最揪心的是，我和她卖锁挣来的2万块钱，她一分都没带走……” 可紧接着，这2万块钱就被偷了——这也是邓虹遇到的第二桩糟心事。 那笔钱都是现金，14700元的百元大钞，2450元的50元面额，2850元的零钞，白狐狸记得清清楚楚，她用皮筋绑住，塞在一只肉色丝袜里，吊在床板下面——除了黑妹，她只给郭爱美看过这笔钱。 那天邓虹气炸了，立刻将郭爱美喊到办公室，审她有没有偷白狐狸的钱。郭爱美犟着脑袋，说自己再烂再浑，也干不出来这种事。 白狐狸与郭爱美当面对质，说那天两人谈心谈到半夜，她留郭爱美过夜，第二天一早醒来郭爱美就早早骑车离开了。虽说事隔几天自己才发现床板下的钱没了，但那天之后，没有任何外人进过屋子。 郭爱美还是不承认，说也不能就这样认定她偷了钱，“说不定老鼠还是什么东西搞到洞里去了”。 白狐狸气急了，跳起来就要打郭爱美：“一半钱是黑妹的，你把她的钱还回来！” 邓虹赶忙拉开两人，指着郭爱美又问：“承认不承认？不然我就把你交到派出所。你自己想想后果，你现在是缓刑阶段，如果这事被查出来，判刑不说，你的缓刑还得改成实刑，还是累犯，要重判！” 邓虹的话掷地有声，说完“重判”两个字，郭爱美终于绷不住了，“哇”一声大哭起来，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语无伦次地喊道：“我妈住院费交不上了，我外公外婆不管她了，我妈住院费交不了……” 郭爱美的母亲住在市南郊的精神病院，属于长期疗养型病人，每月需家属自费600元。郭爱美父亲一直在外躲债，这块费用一直由郭爱美的外公外婆承担。两个老人恨郭爱美不争气，索性也把女儿的疗养费也断了。郭爱美被医院催得紧，就偷了白狐狸的钱帮母亲交了两年的费用，还剩几千块钱，她没敢动，藏在电动车坐垫下面的电池箱里。 邓虹带郭爱美去自首，白狐狸跟在后面。做笔录时，警察问邓虹谁的钱丢了。邓虹让白狐狸跟警察说实话，白狐狸半天不开口。警察对邓虹说，她不说清楚，我们没法立案。邓虹也说不出话，只是拍了拍白狐狸肩膀。不一会儿，白狐狸突然站起，猛地摆摆手，飞快跑出了派出所。 警察放了郭爱美，邓虹站在门口，跟郭爱美说：“这次不让你写保证书了，你自己想想清楚吧。再有困难，再有借口，也不能偷人家的钱。还有，要记得感谢人家，不然你得进去好几年了——争取把钱还上。” 白狐狸不想再给邓管教添麻烦，她没什么好回报人家的，总当一个受惠者，也很别扭。她也不想让郭爱美这个小姊妹坐牢去，“人家小女孩虽然有点闹，但也是个可怜孩子”。 那天她回了出租屋，在屋里坐不住，就去房子后头的田地里看风景。 她说自己一下就想起很多年前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个青梅竹马的男生在稻田里摸她的胸。那个男生比她小两岁，她16岁嫁人时正挺着大肚子，在流水席间穿来穿去，丈夫牵着她逢人敬酒，那个男生就坐在酒席上，是夫家那边的什么表亲。两人碰上了，她记得他的眼神烁亮，像突然冒上的一把火，灼得两人脸面通红。 婚后有次她挨了丈夫的打，又挨了公婆的数落，半夜跑了二里地去找那个男生，觉得他该是个能听听她委屈的人。小男生的房间挨着一条土路，她敲窗户，小男生探出来半个毛茸茸的脑袋。她叫他出来，两人去了稻场，那儿竖着一个高高的水塔。两人就靠着水塔墙说话，她说，我受委屈了。男孩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水塔的爬梯，问：“你敢爬上去吗，爬上去你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她跟着男生往上爬，到了塔顶，两人手牵手站在塔沿，伸着头看塔里的一池夜水，水面有月亮和星星的倒影。塔沿上虽焊了栏杆，小男生的手也紧紧握住她的手，可她还是战战兢兢，看一次怕一次。在那样刺激的时刻，她确实忘记了一切烦恼。 后来，小男生考上高中，又考上了大学。20岁那年，白狐狸和丈夫彻底闹掰了，独自去爬了最后一次塔。等后来进了城，也还是没能改掉这个习惯，但凡遇到不开心的事，就要往高处爬。 田里竖着信号塔，她一边回想着这些往事，一边往上爬。爬了十来米，脚下突然有个声音喊她：“姐，你别想不开！” 她回头一看，是黑妹，吓得浑身一哆嗦。 “她不是真哑巴啊，给我解释了我才知道，干她们这一行，从小学过手语，被抓了就装聋装哑，一来增加审讯难度，警方不至于深挖她们以前的案子，逮住哪桩算哪桩；二来坐牢能享受病残犯待遇，减刑假释也有优待；三来可以和陌生人保持距离，不轻易信任圈子外的人，只对自己人开口。” 白狐狸退下几米，盯着黑妹笑，黑妹往上爬，追问她：“姐，你咋了，怎么还想不开？” 白狐狸只问黑妹：“你这几天跑哪去了？” 黑妹说：“想回家，但想了想，家在这里，就回来了，房租我还付了一半呢。” “你防心这么重，咱们认识这么久，你到现在才开口说话。”白狐狸又说。 黑妹不说话，过了好久，说了句：“谢谢。” 白狐狸问她谢什么。黑妹说，谢邓管教，谢你，谢反扒队。 白狐狸往下走，黑妹也往下走，冬风过来了，她们该回家了。 邓虹生病住院27天，丈夫要加班，跑医院不勤快，老父亲端着笔记本电脑常来陪她。老人家喜欢炒股，每天盘着腿坐病床上看股票。 邓虹有时觉得烦闷，常念叨说一个比一个没良心，谁也没来看望她一眼。父亲专心看电脑，也不搭她的腔。 有天，白狐狸、黑妹、郭爱美竟一起来了，身后还站着其余十几名社矫人员。父亲赶紧拦住大伙儿，说邓虹住在普通病房，周围人多，大伙儿有序进出，统一喊邓虹为“邓老师”。 “这么做的原因，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闲言碎语，社会上对这个群体还是很不能接纳的，要是看见这么多‘问题’人员一起出入病房，弄不好有人会报警。” 所有人走后，病床上周围堆满了果篮和牛奶。邓虹指挥父亲搬，说：“你就不知道挪挪位置，眼睛长在屏幕上了？亏死你。” 父亲却说：“我亏不要紧，但你只能定投‘每个人向善’，每个人才能变成你教改工作上的潜力股。” 邓虹说，自己那天是头一回有点小骄傲了。 “向阳花”的故事发生在2012年，眼下已经过去近7年了。白狐狸和黑妹的卖锁事业没搞起来，因为诸多原因，她们还是分开了。 白狐狸回了老家，那有她的孩子。她在一家商场当售货员，私下兼职莆田鞋微商，但销量也不好。她和老公虽没领证，但已成事实婚姻，去年她和一个经销商处对象，走到谈婚论嫁这一步，她去找老公办离婚，男人狮子大开口要100万，她和经销商也就不交往了，“不能耽误人家”。 黑妹嫁给了一个司机，生了个小女孩，今年准备生二胎。 郭爱美过了缓刑期后，去深圳打了一段时间工，她给白狐狸和黑妹转过几次钱，每次两三千。两人收到款后又退一半给她，让她不着急还钱。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她就突然不怎么和大家联系了。 “大家都能理解她，也都祝福她。人生不如意之事常八九，她们三个平平安安，我就满意了。”邓虹说。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9-4-3 06: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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