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如何形塑了20世纪中国

源济

五四启蒙如何形塑了20世纪中国

2019-04-01  邵建  大家

导读

整体论的逻辑配合绝对化的语体，青蓝之间，不遑相让。不仅构成了五四时代的精神风习，而且主流为20世纪以来的文化习性。

2019年是五四新文化的百年诞辰。五四固然不是新文化的起点，但已约定俗成为新文化的时间标志。这个短语要点不在五四而在新文化。

一百年过去，时代几经变色，甚至跨越世纪；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情结依旧。这个情结，很大程度上就是启蒙情结。知识分子经常呼吁回到五四，其实就是回到启蒙。所以我们不时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今天需要“再启蒙”（资中筠老人）或“第三次启蒙”（邓晓芒先生）。“再”和“第三”都是把五四新文化视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启蒙运动。

把五四新文化视为启蒙运动乃是后来者的称谓，五四时人应该没有这样自我定位。它的出现按照历史学者张艳的“考古”，是1927年底。张在《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中说：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五四“启蒙运动”说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1927年年底，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它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在“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这种认识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化人认识五四的一种普遍思路……”[1]

成仿吾是左翼文人，他用启蒙锁定五四新文化却获得了历史的广泛认可。

胡适始终把五四新文化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只是胡氏个人话语。193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演讲“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亦不免从权，说：五四时期北大被“全国青年视为新启蒙运动的中心”[2]

也是1933年，谈及自己的文学创作，鲁迅声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

1945年，毛泽东这样评价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4]

五四启蒙的载体是《新青年》。看新文化运动做了些什么，首先就要看《新青年》做了些什么。纵览该杂志的始与终，论其大体，也就两件事。成仿吾概括得很到位：“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

旧思想很明确，主要指儒家传统文化。新思想则林林种种介绍过叔本华、戴雪、边沁、密尔、赫克尔、柏格森、尼采、斯宾塞、武者小路、马尔萨斯、易卜生、杜威、罗素等一众人的思想和主义。如同散点，零碎而随机。1917年后成为焦点的，亦即《新青年》介绍最多用力最勤因而最成体系且影响最大又最持久的，是马克思主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妨把成仿吾的概括给点睛，五四新文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也就是面对历史“反传统”，转过身来“引苏俄”。两者一破一立，合成为启蒙的正反题。如果大体阅读过《新青年》，这“六字诀”应该不会让人意外。

这里只谈“反传统”，“引苏俄”一身炮响，引而不论。

传统并非不可以反，世界上每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无不有藏污纳垢的一面。但，这只是一面，而非全面。就此一面而言，可以批判也可以反。如若将一面视为全面，从而在整体上予以否定，问题就很可怕。

林毓生先生批评五四新文化有两个词，一个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个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前者是情绪上的，后者是思维方式上的。就后者言，这是一种整体主义思维。它把传统看成铁板一块，所以要反就不是分析性的而是全盘性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总体性称谓；如果分而论之，它可以在文化剖面上表象为政治传统、伦理传统、文学传统等。无论是传统的伦理、政治还是文学，按常理都不能一概而论其好坏。但整体论不然，它不仅视传统伦理为封建礼教而整体否定之、视传统政治为君主专制而整体否定之、视传统文学为文言文而整体否定之；并且这三者还可以绑在一起打包为“一家眷属”而必欲统统否定之。

这是胡适陈独秀连署的一封信：“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5]

这“一家眷属”很形象地表征了思维方式上的整体主义。它们必须连坐，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6]

五四新文化，陈独秀是“总司令”，胡适是“先驱”，鲁迅是“主将”。加上《新青年》其他同仁如吴稚晖、钱玄同、吴虞等，彼此熏染，同趋激进。吴稚晖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吴虞“只手打孔家店”，专攻小学的钱玄同要“废灭汉文”。师辈如此，学生若何。

五四启蒙主要不是启劳工大众之蒙，因为他们不识字。启蒙的对象首先是青年，是那些爱读书的青年学生。老师启蒙在前，学生亦步亦趋。1919年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发刊词声称：

“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7]

师辈否定传统的政治、伦理和文学；生辈进一步否定中国人的整个传统生活。整体论的逻辑配合绝对化的语体，青蓝之间，不遑相让。不仅构成了五四时代的精神风习，而且主流为20世纪以来的文化习性。

已是2012年，新华社一位老者以启蒙为题谈启蒙：

“抗日战争爆发，已经是启科学与民主之蒙的五四运动之后18个年头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已经产生了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大师。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最先读到的是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在朦胧中接受了些反帝反封建的初步启蒙。当时，我确实是像刚刚从愚昧中初醒来一样，啊，几千年的历史原来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一百年来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都还像阿Q一样的无知和无助！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了，暗暗想要做一个‘初醒者’，去唤醒尚在睡梦中的人的人。”[8]

吃人两个字即使是鲁迅对历史的一种洞见，它也仅仅是传统历史的一面。但这一面如果被视为整个历史，或我族文明史仅仅被我们化约为吃人两字，不知道这是被启蒙还是已入蒙。以文学作为历史认知是多么危险；而且这样的表述让人看到的仍然是历史只有一个面相的整体主义。

进而言，哪怕上述所肯定的“启科学与民主之蒙”依然未脱整体之弊。胡适主张“科学的人生观”，但，科学属于认识论，人生观属于价值论，两者风马牛，何来“科学的人生观”。如何度过人的一生，是每一个人的价值选择。价值来自需要，需要源自内心。这是一个自由意志的问题，本与科学无涉。

胡适如此，陈独秀更欲“以科学代宗教”；因为“宇宙人生之秘密……真能决疑，厥惟科学。”[9]必以科学统摄人生与信仰，此乃把科学视为包办一切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整体主义在破的方面是全盘否定，在立的方面则是全盘扩张。

这一点比五四科学更严重的是五四民主：“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10] 换言之，民主作为“时代精神的价值（德莫克拉西）”，它要扩张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a）政治的德莫克拉西（民治主义）（b）经济的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c）社会的德莫克拉西（平等主义）（d）道德的德莫克拉西（博爱主义）（e）文学的德莫克拉西（白话文）”。[11]

民主与君主一样，都是权力。当它“遍及人间一切生活”，这种power的整体主义扩张，已经逻辑为以民主为其名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从逻辑到历史，五四启蒙的问题原就出在思想基因上。尽管本身就懵懂的五四人无能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但，种因已种下。

至此，五四启蒙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已经不是“反传统”，而是“去传统”。

人类历史本如孔子言意：殷因于夏礼，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有所损益。后人复因于周礼，亦有所损益（参《论语·为政》）。世界各民族无不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因革有所损益地走过来。但，反孔的五四新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是：只有革，没有因；只有损，没有益。“损之又损，以至于无”。

当然，“去传统”只是启蒙任务的一半，另一半是为了建构新传统。问题是新旧两者在清末严梁时代是两相“调和”，而五四新文化却视新旧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2]

这两个“一”，同样是整体主义的。它是五四郭沫若式的“一的一切”（比如旧文化），“一切的一”（比如新文化）。1916年陈独秀说：

“欲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3]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用的是唐代韩愈的典，《新青年》上至少出现过两次。

新旧问题，《新青年》看法基本一致，只是表述不同。用典的用典，比喻的比喻。同为《新青年》作者，钱玄同和陈大齐有过一通书信。谈及旧文化，认为看见有人吃粪，出于人道，不可不阻止。为辨明什么是粪什么不是粪，陈建议钱为旧文化编一部“粪谱”，包括“纲常名教”、“五世同堂”等。钱接过话头，说自己：

“自洪宪纪元，始知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14]

1932年鲁迅正是用“粪喻”表达他对新文化的礼赞：

“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15]

启蒙，当时又有人译为“启明”，是“照亮”的意思。在启蒙者眼里，传统文化整体上就是一种蒙昧，必欲去之；同时还须引进新文化，用以照亮。

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位当时正在北大念书的年轻学生，自小读经长大，对传统文化充满感情；故此对身边发生的各种反传统格格不入。1929年他拜访老校长蔡元培，谈及当年五四新文化，说：

“自吴又陵、吴稚晖倡为打到孔家店，旧文化传统尽失，世岂有无文化传统之社会耶，余未见西方文明国家尽弃希腊三圣及数千年前哲人有得之论也。五四时期知识青年心灵空虚，政象又极混乱……”[16]

你尽可驳斥它的立场；但它道出了一个事实。是启蒙者引进新文化填补了旧文化被扫荡后的价值真空，并给当时青年学生一种思想上的照亮。此后，从观念史角度，20世纪的中国就这样告别传统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当然，题外话，那位“反潮流”的北大学生，不与五四同桌，后来负笈英伦，做了哈耶克的学生，成了中国稀有的一名保守主义自由主义者。他叫周德伟。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这是周德伟六十岁时的自度联。如果深味，它仿佛就是针对启蒙。启蒙在新旧文化上的态度，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激进主义。然而文化就其天性是无以激进的，它只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变中逐渐生成和演化。人为的激进只能让文化受伤，同时造成历史颠簸。人类现代以来的历史很大程度就是观念史，观念在人的集体行为或历史构成中发挥了巨大的推手作用。它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沉潜在历史表象的深处。

如果钩沉启蒙观念和20世纪历史潮流的关系，它的成绩绝不是上述成仿吾所说“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旧思想的否定和新思想的介绍两方面都不曾收到应有的效果”。相反，它非常成功，两方面都很成功；因为它有效地形塑了20世纪的历史。

注：

[1] 张艳《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89页。

[2] 引同一。

[3] 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12页。

[4] 引同一，第92页。

[5] 胡适之、陈独秀《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第五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6页。

[6]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五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4页。

[7] 《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一卷第一号，民国八年一月一日，第2页。

[8] 穆广仁《我感知的启蒙、新启蒙、再启蒙》，《炎黄春秋》2012年第二期。

[9] 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第二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275页。

[10]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七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1] 陈独秀《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493页。

[1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7页。

[13]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46页。

[14]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新青年》第五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1页。

[15] 鲁迅《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鲁迅全集》卷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26页。

[16] 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台北远流出版，2011年，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