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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全民故事计划》第347期:香港无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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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3 02:40 PM |显示全部楼层








香港无性事

 胡裂 全民故事计划 2019-03-13

情侣们就这样坐着,一个个拿着酒店派的“爱的号码牌”,像做错事的小孩,低着头等待空房。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47个故事 


 

这是我在香港生活的第五年。来香港的那天,我刚好二十三岁,嚼着口香糖,生龙活虎,铆了十成的力气,要和这个世界干一架。


站在深圳湾关口,我打了一个嗝。前一晚来不及消化的酒精和蛋糕,在胃里蠕动了一下。我咂了咂火锅味的嘴,脱口而出,“真脏啊。”

 

真脏,是我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八月的南方,太阳把地面烤得焦灼,巴士站台的栏杆东拉西扯,贴满了巴掌大的黄色贴纸。时日已久,风吹雨淋,又是被人抠抠扯扯,看不清写的什么。

 

抬眼望去,靠近道路的那一排,挂着大幅大幅的油布海报——是区议员的大头照配上宣传口号。粗糙的材质和毫无美感的配色,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遇到招揽生意的马戏团。

 

这些画面拼凑起来,像极了一件和尚身上穿的百衲衣。

 

我是来香港读研的,和大多数来读研的人一样,读一种叫“授课制”的研究生。学制只有一年,还没等我琢磨出海外大学生活的味道,我们就马不停蹄、轰隆隆地毕业了。

  

以前只是听人说,香港地贵楼贵,刀子没有割在我身上,没觉得痛。等我真的踏进房屋中介公司的大门时,还是结结实实地吃了一惊。

 

三百尺两房 筍盘 $15,000!

地铁上盖 高级物业 $38,000!

无敌海景Apartment 仅租 $45,000!

 

一张紧挨着一张的招租广告,像我小时候在游戏厅玩过的老虎机,数字噔噔噔地往上窜,伴随着金币跌在地上的BGM。

 

和我一样待在原地的还有周莉莉,我的好友兼未来的室友。

 

一万五的月租是一种什么概念。我和周莉莉毕业那年,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普遍起薪一万二。我们同时看向对方,一眼锁定,在我们面前的这位同龄女性,不多不少,报价$7,500。

 

我俩几乎是天雷地火,一拍即合,当场签下那套一万五的三十平房间。除去洗手间、客厅、厨房,每人可支配的空间,刚刚六平米。

 

 

我和周莉莉住在一起的第一年,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

 

无数居民蜂拥至金钟,搭起帐篷,支起火炉。事情发酵到后来,学生罢课,商铺歇业。连周莉莉最喜欢的那家茶餐厅也贴出忧国忧民的告示。表示放假一周,以示与香港共进退的决心。

 

出于好奇,我们绕道前往被占据的金钟,路过他们的帐篷、饭煲、以及简易的餐台。我第一次仔细打量香港的本地居民。

 

他们大多穿着简单的T恤或者背心、拖鞋、短裤。随意蹲坐在街头,吃面,聊天,抽烟。偶有记者来访,他们便掐灭烟起身,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整个过程,我和周莉莉都异常沉默,被一种强烈的隔离感包围,不敢开口。普通话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概是一种原罪。


当时我们也能勉强操一口还算流利的广东话,也习惯饮早茶啖点心。但在办公室政治中;在购物时不小心暴露口音后,店员的眼神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会在心头滋长。它吞没我们的语言,压抑我们的行为。时刻提醒着自己:我们是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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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一堵贴满小广告的墙 | 作者供图


接下来的日子,我收到好几个同学告知我,他们离开香港的消息。有人受不了食物的口味,有人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只是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香港像是没有了往日东方之珠的逼人气势,它以残存的风度,吸引着留下来的人,又生怕这些留下来的人夺走这仅剩的风华。

 

我和周莉莉便是这些留下来的掠夺者。

 

 

2014年的末尾,我最后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打算收拾细软跑路了。

 

不久前,我才听闻他刚换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突然,电话那边长久的沉默后,他才开口。

 

“Lo,我昨天把手臂磕脱臼了。”

 

这算什么个事。香港公共医疗完善,去公立医院花上180块挂号费,胳膊大腿什么臼都能给你拧回来。最多不过排排队,消耗一些时间罢了。

 

我正要发难,他继续说,“房间太小了,昨晚解决生理问题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墙,脱臼了。”

 

“噗!”我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

 

“去他妈的,我受不了这个破地方了!”他像是发泄一样,恶狠狠地说完这句话,便收了线。

 

我看了一眼我那三面夹墙的一米二小床,想起几个月前一个尴尬的清晨。

 

大概在九月,我在gay pride上认识了一个女生小C,游行结束后,相约在维港一起喝酒。

 

我在香港从来没有喝醉过,兰桂坊倒是去过几次,啤酒动辄百八十块一瓶,打车回家还要两百来块。上下一合计,摸摸口袋,实在无力买醉。

 

所以喝酒要不就约在露天,上7-11买几罐啤酒,有时候也买洋酒;要不就踩着十二点港岛线的末班车,带着一点点昂贵的醉意,从酒吧冲出来赶地铁。

 

要是哪一次玩嗨了没赶上,这点醉意便更昂贵了。

 

闹哄哄的太阳下了山,海面上吹来一阵风,有点冷。我和小C放下啤酒罐,挪了挪身子,靠得近了一些,然后在来来往往的游客中间,在维港灯光秀的照耀下,缓慢地,也可能是不带任何感情地,接吻。

 

我跟周莉莉说过,“在香港,你遇到一个能睡上一张床的人,就赶紧脱裤子吧,稍微慢一步,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约小C上我那六平米的房间,一起脱了裤子。

 

老实讲,这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脱裤子经历。一切程序按部就班,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机械式的,更多的像是对这个城市报复一样,进进出出,似乎想捣烂所有束缚。

 

空间慢慢地被延展,像流水一样,滴下来,淌开。我伸出手去抹平,好让它从床的边缘舒展开来,由门缝钻出去,钻进客厅,厨房,洗手间,一直到隔壁周莉莉的房间,碰上了周莉莉的小床,荡漾回来。

 

我加大了一些力气,但再也没办法更开阔了。似乎这就是尽头。

 

早上,周莉莉起床时,在卫生间遇到了小C。我靠在卫生间门口,尽可能平静地介绍说,“这是我朋友C,这是我室友Lily。”

 

我曾无数次调笑周莉莉这个烂大街的英文名,但那天,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时,有些烫口。

 

她俩沉默地点头,表示理解,并排站着,尴尬地洗漱。

 

 

而蜗居问题,不光我们在忍受,本地人似乎更加艰难。

 

我的某位同事,表面光鲜,每日西装革履,LV和GUCCI在他身上是常态。有一日午餐时的闲聊,他讲他家姐出嫁的事。

 

“在家姐出嫁后,我终于独享一个房间。”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微笑又满足,继而变得尴尬。可一切都太晚,已经覆水难收。


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金钟街道上那些搭帐篷的人,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想要延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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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租住的房间有12平米 | 作者供图


在互联网兴盛之前,香港还有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在时钟酒店的门口,情侣们排成长队,等待轮候。等候区排着高背木椅,像旧式的茶餐厅,又像大陆的火车硬座。

 

情侣们就这样坐着,拿着酒店派的“爱的号码牌”,一个个像做错事的小孩,低着头等待空房。

 

收拾房间的阿姐,态度一如既往的高傲,惯有台词是“现在暂时没房呀,刚刚过了晚饭时间,比较多客人,你先登记等等啦,个个都是这样排队的,有房间我们便会叫你啦。”

 

在这样漫长无聊的等待中,我不知道荷尔蒙会发酵成什么样子。两个人是否还如刚刚约定时那样兴致勃勃。房间里是不是还残留上一对爱侣温热的痕迹。

 

这些情侣,是不是像我和小C一样,无论怎么用力,始终都没有办法冲破周围高墙楼宇的束缚。

 

当然,后来小C再也没有来过我家,哪怕我换了一个带卫生间的大房间。不光是小C,我的房间再也没有女孩来过。

 

一切都源于这个叫“日出康城”的鸟不拉屎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方圆一公里内,除了一家超市、一间快餐厅和一个地铁站,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哪怕你长了一张当红明星的脸,哪怕你有二十平带洗手间的Master room。打开Dating APP,仍然没有人愿意跟你回家。

 

更可怕的是,因为长实集团的垄断,我们这一带的网络连打“王者X耀“都能把段位"一生一世",硬生生卡到"黄金"。

 

而周莉莉,她搬去了九龙塘的富人区,住在一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为一位年龄足够当她爸爸的男性,每天洗手做羹汤。

 

 

以周莉莉的厨艺,她做的羹汤能不能喝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她总算给自己天生的一张好脸,找了一个不错的价格。

 

周莉莉算是我的同行,我们混迹于金融业。我是后台勤勤恳恳搬砖的研究员,周莉莉是光鲜靓丽的客服妹妹。那个不知道应该称为大哥还是大叔或者大伯的男性,是周莉莉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我跟他吃过一顿饭。那时候,我和周莉莉都还是月薪不足两万的打工仔。男人请我们吃了一顿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饭:精致的菜单上标注着更精致的价格,一个个数字仿佛烫了金,拼在一起的个十百千万,几乎让我不敢相认。

 

饭后,男人开着玛莎拉蒂送我们回家。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许更早一点,周莉莉就明白了她的人生,明白我们六平方的房间,我们公用的洗手间,永远也没办法达成她留在香港的初衷。

 

在香港认识的人里面,也有和周莉莉反其道而行之。我有一个叫阿伟的同学,虽然起了个男生的名字,却实打实的是个女孩儿。

 

阿伟来读书之前,在老家已经结了婚,毕业后在坚尼地城租了一套二十平米的公屋,当然租住公屋是违法的。因为便宜,阿伟宁愿冒这个险。

 

后来,阿伟把老公和婆婆都接了过来。即使这样,一家三口也负担不起这套房子的价格。

 

好在阿伟的老公会点木工,找了几块层板,隔出两个迷你的屋子,分别租给两个学生。阿伟的婆婆则住在客厅。不久后,阿伟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和婆婆一起住在客厅。

 

我去过阿伟家一次,遍地都是小孩子的玩具和没用过的尿布,无从下脚。

 

我和周莉莉猫在角落,吃阿伟老公盛情准备的爆炒小龙虾。这一顿饭吃得我精疲力竭,身体每一个关节都在用力缓解从进门时就压在身上的局促。吃完饭,我和周莉莉赶紧离开,好给他们腾出走动的空间。

 

在那之后,没过多久,租约就到期了。我和周莉莉分道扬镳。

 

 

刚来香港的时候,听别人说,港漂是没有家的,总要练成只留两个行李箱的技能,才随时可以去新的地方。

 

和周莉莉住在一起这两年,让我误以为我们构成了一个家的所有要素。我们都年轻,都穷,都野心勃勃。我们一起准备中午的便当,夜晚谁先回家就炒上一个青菜,等另外一个人回家开饭。

 

我们也一起和无良房东开杠,在对方被房东杠得面色通红,无力招架的时候,勇敢地横在前面。

 

非常默契的,我们都没有提起小C,也没有提起有钱的阿伯。

 

周莉莉离开的时候和我说,“Lo,我知道你不会怪我,也不会看不起我,像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一样,你明白我的。”我点头。

 

我们充当了对方两年的七千五百块,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和我们一起变化的还有这座城市。中环越来越多的人操起普通话,黑人白人本地人,更多的是跟着内地资本来的西装革履的金融新贵们。

 

这直接导致了我粤语的急剧退化,我们终于舒舒服服地讲出自己习惯的语言,跟店员讨价还价;也终于在这座城市占据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拥有了印上自己名字的卡片。

 

这个逼仄的城市,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更加逼仄。失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被侵蚀空间的年轻爱侣,他们似乎再也没有力气走上街头。抗争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

 

这座城市最终被动地接纳了我们这些外地人。

 

后来,我在地铁站遇到过一次周莉莉,我叫她“Lily!”前面起码有三个叫Lily的女孩儿回过头来打量我,唯独没有周莉莉。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作者胡裂,港漂五年

编辑 | 蒲末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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