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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人物] 抗日战争中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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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3 01:14 PM |显示全部楼层








抗日战争中的大学教授

2019-03-05  袁征  大家

导读

“上午我不让你拿米回来,因为这很难看。哪有教授满街背米的?所以等到天黑才送过来。没料到你们家竟然连一天的粮食都没了。”




1986年寒假,太太和我去看她的父母。闲聊当中,岳父章振乾讲了一些过去的经历。我觉得那些真实的故事可以供史家参考,也可以让读者消遣,拿个本子做了记录。

1937年4月,岳父在东京帝国大学念完研究生。岳母还有几个月才毕业,岳父留下等她。7月,日军全面侵华。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全部拂袖而去。岳母马上放弃学业,跟岳父一起回国。

岳父在协和大学念书的时候,陈锡襄先生是他的老师。陈先生担任福建省银行总经理,请岳父当董事会秘书。岳父参加了省抗敌后援会和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联系留日学生,组成福建留日同学会,进行抗日活动。其中一件事是写反侵略文章,用日语向日本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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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安抗战遗迹

因为日军的威胁,福建省银行撤到南平,不久又随省政府迁到永安。一个教育厅的职员找岳父,说永安比较闭塞,大家不大知道抗日的消息,想办一份小型报纸,问岳父愿不愿意当发行人。岳父觉得挺好,找到永安县政府里的熟人,办了注册手续。几天之后,抗日小报《老百姓》就在永安街头散发。这是福建战时省会第一份抗战报纸,大家说它是文化抗日的先锋,岳父很高兴。这小报开始印五百份,因为受欢迎,很快就增加到五千份,后来因为发表主张联合共产党抗战的文章,被勒令停刊。

岳父当到节约储蓄部代经理,但很不赞成新任总经理的投机式经营。总经理和他的亲信也知道岳父的不满。在中山大学任教的董家遵先生回福建探亲,谈话间知道岳父想离开,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大。岳父说好。中大经济系主任是王亚南教授。他原来就听到一些教师的推荐,但因为银行的工资比大学高很多,担心岳父不肯去,于是跟张云校长商量,然后给岳父发了一份征聘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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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王亚南位于厦门大学的塑像

收到电报,岳母很高兴,说:“这电报来得及时,替我们出了一口气!”

而岳父这时却有点犹豫:第一,当教授收入大为减少,妻子和孩子要跟着过穷日子;第二,当时中山大学在粤汉铁路上的坪石镇,受日军攻击的危险大于永安。

岳母一向敢做敢为,痛快地说:“我不怕穷,这点你不要顾虑。至于哪里危险就很难说了,永安也不一定安全。在省银行再呆下去,你会喘不过气来的!”

于是一锤定音,岳父拿着电报辞了职。

为了躲避日军,中山大学从广州迁到坪石。那地方很小,中大一去,十分拥挤。

岳父他们刚到,住在董家遵先生那里。同事和朋友们帮着找房子,但挺不容易。岳父、岳母不想麻烦董家太久,就抱着一个孩子,牵着一个孩子往田里走,看看能不能找个农家住下,结果还真碰到一家。前后两房,都没有地板,脚下就是泥土,很潮湿。他们问有没有家具可借。

房东指指一堆破烂,说:“你们自己看吧,能用就拿去。”

岳父、岳母翻了一下,找出一些凳子和木板,都很脏很旧。他们把房子租了下来,岳母用刷子和抹布认真洗刷。东西晒干了,他们搬过去,用砖头顶起两张床。两条板凳架着房东原来摆摊的大木板,当岳父的书桌。没有电,岳父晚上只能在昏暗的油灯前看书备课。

岳父晚上要工作,带着大儿子住外间。岳母还要喂奶,带着小儿子住里间。睡外间的整晚听到牛的呼吸,睡里间的整晚听到猪打鼾。床板虽然洗刷过,臭虫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把大人小孩咬得又痒又疼。头几晚岳父和岳母几乎没法睡,到后来就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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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迁坪石时期校舍鸟瞰图

中山大学说是在坪石,其实只有行政中心和文学院在那里。农学院在粟源堡,医学院在乐昌城,离坪石有挺长的路。法学院在一个镇上,跟坪石隔了条河。经济系归法学院,岳父上课要坐渡船。有天早上风雨交加,摆渡间隔的时间长了。岳父晚了一点到,走进教室,很多学生大声笑。岳父不知怎么回事,抬头看黑板,上面写着“张先生狂风暴雨也会来”。原来学生们觉得自己猜对了,得意起来。

有个冬天的晚上,一位学生匆匆跑来,说他的朋友因为政治问题要逃走,需要一点钱。岳父问岳母,家里还有多少钱。岳母说五十块。岳父叫她拿出来。岳母说:“明天还要买米呢。”岳父讲:“先救急,买米的事以后再说。”

第二天,家里的米只够煮早餐。岳父到董家遵先生那里,讲了情况,跟他借米。当时读书人逃避抓捕是常有的事。董先生叫岳父把米袋留下,说他把米送过去。岳父说自己带走就行,董先生坚持由他送。岳父只好先回家,等到中午,董先生没来。岳父问家里有什么能吃的,岳母说还有两个水果罐头。他们就用那东西对付。到傍晚,董先生还没来,孩子饿哭了。天黑以后,董先生才背来一袋米。

看到岳父家的情况,他大为歉疚,说:“上午我不让你拿米回来,因为这很难看。哪有教授满街背米的?所以等到天黑才送过来。没料到你们家竟然连一天的粮食都没了。”

战时物资缺乏,价格高昂。有些教师为了补充收入,到外地买点生活用品,转手出售。有些教师出卖自己的西服和家里的用具,有些教师让孩子摆地摊。

教师生活如此艰难,学校还时常拖欠工资。教师依赖薪水,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很多家庭的生活就陷入危机。有一次,教师们实在忍无可忍,决定罢教,向社会发表宣言。宣言由哲学系教授起草,中文系教师润色,其中讲道:“无谷可食,忍病不医;子女荒嬉,妇叹于室”。学生们理解老师,马上声援,表示同情。师生抗议,声势浩大。学校领导急了,赶快补发部分欠款,向教师道歉。教师本来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生活能勉强延续,就回到课堂,拿起粉笔。

因为这样的情况,抗战时期被迫迁移的大学总的来讲研究水平是不高的。傅雷先生概括说,外迁学校的水平不如沦陷区的学校,此话不假。

岳母生在印尼,祖籍梅县,会讲客家话,跟坪石的农民语言相通。她向人家要了两块一两平方米的废地,借农民已经磨坏了的旧锄头,开荒种菜。土很肥,地里的辣椒、葱和白菜都长得很好。但地太小,种不了多少东西。岳母又要了一小段水沟,在水里种西洋菜。她是华侨富商的女儿,过去四体不勤,这时天天两脚烂泥,满头大汗,浑身酸疼,却没有一句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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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广东韶关农村

岳母还买了两只小鸡,用剩饭剩菜喂养。大家看着小鸡不断长大,都很高兴。一天夜里,小鸡大叫。岳父、岳母连忙起床,看到一只被老鼠咬死,另一只被拖走,非常扫兴。岳母不肯认输,又买了四只小鸡,晚上把鸡笼挂在蚊帐杆上,像养鸟一般。结果小鸡躲过了山里饥饿的老鼠,很快长大。

1944年,日军要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势如破竹。

中山大学迁到坪石似乎不大高明,那正好在交通顺畅的粤汉路上,这时不得不转移。学校没有统一的搬迁计划,叫各个学院自寻生路。法学院的书生束手无策,后来听信了一个湖南学生的意见,决定迁到他的家乡临武牛头汾。不知是学校还是学院的规定,教师和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去不去。结果大部分学生都回家,王亚南先生到赣州郭大力那里暂住,后来没有再回中大。

岳父和几个教授带着家小坐一艘船,在弯弯曲曲的河道上走了接近一个礼拜,上岸再步行一段路才到牛头汾。住下没几天,大家就知道那不是久留之地。教师和家属纷纷离开。岳父觉得学校到处漂流,太不安定,准备把太太和孩子送回老家。他们折回坪石,坐火车到曲江,再坐福建省银行的运钞车到永安。运钞车在赣州停留,岳父见到王亚南。王先生讲,他接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希望岳父跟他一起干。岳父说,他把家属送到连江,就要折回中大工作。他们一家到达南平,刚好连江和福州被日军占领,原来的计划泡汤。

王亚南先生托人捎话,说岳父不能把妻儿送回连江,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是唯一出路,中大那边由他去解释。岳父一家只好在永安住下。王先生安排岳父当经济研究组组长。所里还有政治研究组和文史研究组,政治组的组长是杨潮。岳父家在经建新村,住王亚南先生隔壁。岳父在中山大学念书的时候,跟谢东闵是好朋友。谢先生有一段时间来永安,在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当编辑,也住在那里。后来他去了台湾,当过副总统。

王亚南先生创办《社会科学》季刊,杨潮领导的政治组跟省政府编译室合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他用羊枣的笔名发表时事评论,非常尖锐,影响很大。岳父研究农村经济。1945年,他听说闽西地区的土地状况很特别,决定去调查。王亚南所长很支持这个项目。岳父带领研究人员到闽西,调查了一百一十五个点,访问了一千八百多户。中山大学法学院派了两个助教来参加,希望岳父调查之后回学校把课上完。岳父觉得义不容辞,离开闽西就去广东蕉岭,中大法学院在那里开课。岳父教了两个星期,平均每天讲五节。法学院院长胡体乾请岳父吃饭,知道岳母的老家在梅县,于是说,学院下学期要搬到那里,已经看好地方,请岳父带着岳母去讲学。

1945年,美军考虑在中国沿海登陆,打击日军。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委托改进出版社助理编辑周璧到浙东,跟新四军商量交换情报。周璧回程被捕,国民党特务在永安抓捕跟共产党有关的人。

杨潮兼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顾问,是共产党员,自不可免。岳父从广东回到福建,杨潮已经逃进美新处东南分处,国民党当局正在向东南分处施加压力。不久,杨潮被捕。社科所政治组助理研究员李达仁也被抓走,遭到毒打。这次“永安大狱”逮捕了二十多人。王亚南先生非常生气,对研究所的同事说:“他们可以抓我们的人,但决不能要我们做他们要做的事!”随后辞职抗议。

岳父代理研究所长。他整理分析从闽西带回来的材料,发表了三篇关于当地土地问题的论文。1966年,那些资料被抄家的人抢走,没法找回。后来岳父出版了《闽西农村调查日记》,多少保留了那次调查得到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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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先生离开不久,省政府秘书处送来公文,说省政府主席派一个人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那位先生是尽人皆知的军统特务,原来在省保安处掌管军法。社会科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陈慈铭因为“赤嫌”被抓,头一次审讯他的就是那个人。陈慈铭不但受审,还挨了打。那特务一来,研究所就肯定不得安宁。

当时的读书人比较硬气,岳父决定抵制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他当即找了院长周昌芸、动植物研究所所长黄震、工业研究所所长林振骥和院秘书郑书祥,讲了省政府的公文和自己的态度。两个所长和院秘书都支持岳父。院长说:“我们一起去找刘主席,跟他摊牌。”

周院长带着岳父他们去找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他首先发言,开门见山:“那个人不能做研究,这是众所周知的。”书生没有势力,最硬的一手就是辞职。周先生对刘建绪说:“我们甘心清苦,只想做出成绩。如果研究环境破坏了,我们只能另图他就。请刘主席重新考虑。”大家同声附和,情绪激动。

刘建绪听了之后,说:“他是别人推荐的。好吧,我再同那些人谈谈。现在按照你们的意见办。请大家安心工作。”

“永安大狱”后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研究院搬回福州。岳父到连江看望母亲,知道一个外甥被投降了的日军抓去挑行李,走到丹阳竟被他们一刀捅死。已经投降的败兵还那么凶残,岳父心里非常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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