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婚育情况，真的能促进妇女就业吗

源济

不问婚育情况，真的能促进妇女就业吗

2019-02-25  刘远举  大家

导读

对于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促进生育，已经刻不容缓，应该有更多的钱用在这方面。

近日，人社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要求在招聘环节中，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等。更具体的说，就是企业不准再询问妇女的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检查或限制生育的条款作为入职条件。

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妇女就业，促进中国的生育率，目的当然是好的，但是，客观的说，这些措施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恐怕还是要打个问号。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求职者简历中没有婚孕情况，在面试的时候，是很容易被问到的。即便碍于规定，面试者不直接发问，但和求职者拉拉家常，总是很难拒绝的，“我小孩今年三岁，昨天去儿科看病，人山人海，你有不有什么好的儿科医院推荐啊”“我们公司小伙子挺多的，来了我们公司可以找个男朋友”，这种情况，难道求职者一本正经回答“抱歉，我不能回答涉及婚育情况的问题”，而如果求职者撒谎，将来被戳破了又如何相处？

而且，即便面试者问了，求职者也存在举证难的问题。一般来说，职工与企业闹矛盾了，谈话的时候，多个心眼，录音保存证据，是有用的。可这是在求职，八字还没一撇，犯得着偷偷摸摸录音吗？万一被发现了，岂不尴尬、职位泡汤。

即便录了音，直接举报，举报也成功了，企业当然会被惩罚，但求职者有什么好处呢？企业录取了，求职者也是度日如年，干不长久。如果企业以其他理由仍然拒绝录取，求职者无法举证说自己本来能录取，那么，既然不存在一定能录取，自然就谈不上损失，更谈不上补偿，即便有补偿也会不多，还要搭上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如果不直接举报，威胁向媒体公布，在现有法规之下，说不定还被指控为故意碰瓷、涉嫌敲诈。所以，即便真举报了，求职者也没有好处，没好处就没动力。

因此，这条法规虽然定下了，但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任何严格执行的可能，一切照旧。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规定，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可能相关部门的执行更难一些。而对一些民营企业来说，遭遇的执行力度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些规定，往往会在执行中，变为针对民营企业的一个障碍。

英国2018年调查：三分之一(36%)的私营雇主认为，在招聘时询问妇女未来生育计划是合理的

说完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再来谈谈这条法规背后的深层机制。

首先，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看，这不是对女员工的歧视。这里先重复一遍歧视的真正定义。以研究家庭、犯罪和歧视问题闻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教授，给“歧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只有当歧视者愿意放弃一定的利益，例如收入、利润、工资，或者享受，以便满足他个人的偏好时，才是歧视。

具体来说，当A为了自己的利益增进，同时导致了B的利益减小，B的利益减小可以具体为利益受损或者感情受损。这种情况下A的行为只是市场经济下理性人的择优选择。而只有A为了使B的利益减小，不惜导致自己的利益也受损帕累托减小，即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行为才叫歧视。更简单的说，只有当一个人情愿伤害自己的利益，也要表达瞧不起，或损害另一个人，才叫歧视，否则，只能叫出于自利的择优。

地铁上，上来一个衣衫褴褛、身上散发出臭气的人坐在你旁边的座位上，你会本能地站起来远离他，这种行为不叫歧视。因为虽然这种行为会让这位新来者感到不快，但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这么做的。换个场景，如果旁边的人亮出暂住证之后，有乘客远离他，这才叫歧视。因为为了让这个外地人感到不快，乘客宁愿自己利益受损，承受站着的劳累。

回到招聘场景。两位应聘者，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生，一位只有高中毕业文凭，企业选择了大学生，这是择优，而不是学历歧视；选舞蹈演员时，选择了身体灵活的，放弃了行走不便的，这同样叫择优，而不叫歧视残疾人；选择演员、主持人甚至前台等有出镜需求的工作人员时，选择了相貌谈吐更佳的，放弃了相貌平凡或表达能力差的，这也不叫歧视。如果一味强调完全的“同等”对待，那么就会伤害到市场经济的基础——择优和竞争。

企业不想招有短期内生育计划的女性，是因为女员工生育行为的确会给企业带来负担。当然，企业并不是完全不愿意承担这个义务，如果一个女性员工，在企业干了好几年，奉献了好几年，即使在工作期内休产假，企业的抱怨并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确实有一些女性在招聘流程中隐瞒婚育情况，一进单位就迅速宣布怀孕，更有甚者在休完产假之后就辞职，企业没有任何办法。为了避免不合理的付出，企业对女员工怀孕行为的忧虑，更多是一种自主行为下的趋利避害，而不能用“歧视”来概括一切。

英国2018年调查：怀孕的女员工被认为提升了雇佣成本/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其次，从公平性看，给企业施加的接纳生育期女员工的义务，也未必公平。

一个女性员工休产假，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产假期间的工资会由国家在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企业不用花钱出工资的。但是，各种工作交接，人员适应问题等成本仍然存在。而且，女性员工生育后需要哺乳、抚养，在孩子三岁之前，育儿任务都是很繁重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很多女性还要面对丧偶式育儿的情况，更不用说日益疯狂的早教压力，都是抚育成本），这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女员工在工作上的投入和效率。这些成本，归根到底，最终都需要用人单位承担。

于是，对于企业老板或管理者来说，一方面要为女员工生育付出额外成本，一方面生育期的女员工无法承担正常的工作量，那么后续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还包括：如果怀孕女员工的工作量由其他员工分担，那么，是否会引发新的不公平的抱怨……而对于需要分担工作任务的同事而言，他们的抱怨是否会转化为对临近生育的女同事的抵制……都是问题。

有人提出，为了实现公平，让男性也来休产假。男女都一样了，谁也别歧视谁。但这种想法也很天真。首先，男性也休假三个月，不但男员工自己未必愿意，作为妻子的女性也未必愿意——一个人能做的事，何必付出减损家庭收入的代价。而且，三个月产假之后，女性的哺乳等问题，难道也让男女一样，女性回家哺乳了，他的丈夫这个时候也必须不准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激进的女权观点往往脱离现实。

女性在人类繁衍生息中的奉献是无法替代的，这无关是否公平，而是生理差别使然。国家也好，企业也好，具体到每个人也好，对人类繁衍生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有一份社会责任，这个责任应该是普遍的，无可躲避的，而不是随机的、可以躲避的。如果是后者，一定会诱发趋利避害的投机行为。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责任，并不是指“每个人都必须要生孩子”，生或不生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从国家到企业到每一个社会人，对于选择了生育的公民提供保障与支持，是一种普遍的责任。就如同扶助弱小、济贫救困一样，是社会的基本功能。）

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责任变为普遍的、统一的和无可避免的呢？通行的办法，当然是税收的分配——所有人交税，然后，由政府补贴给企业。当政府补贴不仅仅覆盖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而是能够很好的弥补企业成本，补齐企业在女性员工怀孕情况下承担的额外付出的时候，企业自然不会在招收女员工方面有诸多顾虑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是，对招收残疾人的企业，国家就有一些税收减免政策。当然，这不是把女性的处境与残疾人处境等同，而是说，需要通过相应的国家政策维护公平，而不是出台要求，把维护公平的责任全部推给企业道德。

当然，到这里，很多人会说，作为纳税人，我们已经要交很多税了，税负已经很难承受了，怎么能再增收一笔“共同养孩子税”？所以，必须要澄清一下，我这里想说的绝不是增税，而是在已有的财政收入中，通过重新分蛋糕的方式，把一些可以减下来的开支，用在“养孩子”上。从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的频率，不难看出一个至少在决策层面取得共识的问题：为优化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也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生育是必经之路——那么，要求更多的钱用在减轻生育给个人和企业带来的经济压力，让生育成为正常的、理性的决策，并不过分。

2018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2019年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同时，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这些重点领域，就包括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等发展，也包括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围绕女性员工的生育问题，给企业补贴，也是符合这个政策前提的。

必须要说的是，用国家的钱补贴企业因为女性员工的生育而产生的成本，仅仅是个开始，如果促进生育想成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需要的钱远不止这一点。换句话说：想鼓励人们生育，让人们想生、愿意生、不怕生，需要改变的政策或环境，远不止是纸面上的公平呼吁能解决的。

首先，安身与立命的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家庭，如果想养一个孩子，首先要先解决房子问题。房子是资产，国家没办法分配，金额庞大，补贴也不太现实。但起码生育二胎的家庭，如果有改善性需求，总不能限购吧。两室一厅，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可能还要加上两位老人，肯定不够，但要改善一下，动辄就是很高的首付，让人望而却步。其实，人也是果实，是需要从土地上长出来的，按马克思的人口再生产理论来看，土地与空间，也是人口的再生产的要素，所以，限制土地供给，限制改善的二套房需求，也就自然限制了人口的再生产。

其次，除了作为资产的房子之外，生孩子的家庭需要面对的，还有无法估量的、实打实的消费压力。从尿布钱、奶粉钱，生活用品费，到幼教费、课外辅导费，再加上医药、疫苗等费用……在现代社会，养不起孩子的说法并不算夸张。有人以二三线城市为例，计算过一笔养孩子的成本：0-3岁：7万多；幼儿园三年：5万多；小学六年：7万多；初高中、大学：20万——加起来差不多是40万，如果把地点换成北上广，可能还要更多。这个数字，比起那些动辄70、80万的数据，显得更加真实。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再养得差一点，算30万元，如果国家能负担其中三分之一，也就是补贴到10万元，分几年付给到二胎家庭，对于真正意义上的促进生育，想必是有价值的。

真能做到这个程度，如何避免女性就业的歧视，恐怕就不再是个问题了。

当然，如果要拿出这个专项的钱，恐怕压缩一般性支是不够的，一般性指出仅仅指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经费支出。那么，在不增税的前提前，钱从哪里来？比如那些基建，是否可以换为养孩子的消费呢？——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是要钢筋混凝土还是要活生生的人？毕竟，没有人，桥与路的效率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