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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西南联大的办公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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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 08:19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西南联大的办公室政治

2019-03-01  罗逊  大家

导读

西南联大校园中,教授们风仪严峻,学子们天资卓绝,但穿插其中的也有“办公室政治”。本文出场人物毕正宣,就熟谙此道。




1940年2月25日,星期日,天难得放晴。用过晚餐,郑天挺与挚友罗常培前往新滇戏院观剧。散场后道别,罗常培感叹:毅生兄,今后你恐无此余暇了。

罗常培何出此言?原来,自1939年底西南联大原总务长沈履请辞之后,郑天挺一直被列为最佳候选。尽管他勉力辞之,然而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长一直对他青睐有加,联大常委会一再将此列入“决议事项”,加上多位好友不断游说,就连原先“以不就为宜”的傅斯年、杨振声等都反过来劝他就任,且已上升到“以免引起校际间之磨擦,影响合作局面”的高度。最后,郑天挺不得不接受任职,并与常委会商定2月26日接任。

没错,就是观剧后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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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40年,西南联大中文系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就职当日,一切顺风顺水。梅贻琦和郑天挺将下辖各组负责人约来面谈,一番客气之后,郑先生前往总务处办公,首先与事务主任毕正宣商谈。具体事项早已与罗常培谈妥,定的是“设法代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因“近日市中米价已涨至每石百零五元矣”。以“开门七件事”之最重要者为第一要务,郑先生这个基调不错。

总务处分管事务组、文书组、出纳组及会计室,当时各组主任依次为毕正宣、朱洪、包尹辅、沈展拔(40年6月离职,刘镇时接任),以事务组为核心。部门有主次,人事有亲疏,体会到事务组日常工作的繁杂,过了几天,郑天挺便与毕正宣商谈组内职员加薪之事,这在原计划之内,也在情理之中。

毕正宣, 生卒年待考,并非教员出身,而是财务专业人员,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担任过河北省政府秘书,后受天津商业巨子宋棐卿邀请,担任过天津德昌贸易公司经理,又任北平大陆公司经理。1934年进入清华,曾为清华大学庶务主任。

好景不长,半个多月后,毕正宣突然来函请辞。郑天挺吃惊不已,立即召之面谈。毕氏原为清华秘书长沈履旧部,且1935年的清华学运中,学生们成立有“驱沈、毕委员会”,两人称得上是患难之交;而沈履1938年6月卸任联大事务组主任(兼)后,接任者也正是毕正宣。

关系如此紧密,一同辞职向为职场惯例。可沈先生早已去职,下一站是四川大学,未听闻毕氏将随之前往或另谋高就,在状况不明之际,郑天挺惟有晓以于公于私均不应离去之理,同时回忆起日军入北平后,与之共守两校之艰辛(毕氏时为清华保管委员会主席),毕正宣闻之潸然泪下,郑先生亦泫然。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存有多通北平被占领后的校务电文。 1937年10月26日,毕正宣致函沈履,陈述10月3日至10日,日军以参观为名,取去图书仪器甚多;又13日开入校内借住多处校舍之事。清华委任毕氏留守,看中的是他曾经在政府及大企业就职,对其周旋能力是认可的,对个人气节也是满意的。

毕正宣深孚众望,以中日未宣战未断交、清华系美国庚款所立等诸多理由,与维持会一起,争取到了日军不再大笔取用学校物资,以及校内分区划界居住。至于士兵的轻率行为,经一再交涉,现已“相处非常之好,且相互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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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下午3时参加联大常委会会议,郑天挺谈及毕正宣辞职之事,本想着争取常委们一同做毕正宣的工作,不想众口纷拏,词多指摘,郑先生见机不妙,赶紧引论他事才稍稍平息。

回顾日记,其实朋辈中对毕氏的非议早有端倪:1940年1月18日,郑先生还在迟疑出任与否的时候,友朋如陈雪屏、江泽涵、吴大猷均告诫,“事务组不改组绝不可任也”;陈雪屏还特地指出,“清华大学同人莫不深厌痛恶事务组,谓其弊窦甚多”。火力原来早已对准毕正宣。

当晚,郑天挺静思良久,做出了如下分析:据众人所言,毕正宣有工作不积极、与同事关系不和谐的问题,这是硬伤,但其个人能力毕竟可用,如善用之,可扬长避短;平心论之,事务组在全校诸多部门中最是众口难调,换其他人接任估计也中断不了非议;而自己并非与毕氏有私情,只是想到继任难选,反致偾事,故目前以极力挽留为主;当然,如毕氏万一离去,可委任原南开大学物理系郑华炽(本年底担任联大叙永分校教务主任)。

以上数条,得见郑天挺先生处事温和绵密又不失老辣。汤用彤早与之言,“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此局面极为不妥,此时若再失去一位行政部门的清华旧人,那才是真有可能“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第二天,途遇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商谈事务组人事,查氏亦认为当前以顾全大局为重,慎重处理为上。

决心既下,郑先生前往梅贻琦处恳请他与毕正宣一谈,详述慰留之意。梅贻琦是他的老领导,彼此沟通更加得法,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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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梅贻琦

到了4月,郑天挺面临联大工程处移交事务组事宜,此事常委会决议通过已三月有余,迄今仍未接收。考其原因,工程处原为常委会直属部门之一,如今撤裁,接手的事务组将平添不少工作量,进程不畅很可能因毕正宣而起。

校中工程事务甚多,实不容再迁延,连日谈话后,双方商妥于4月11日移交,由郑天挺亲往监督。悬而未决的问题终告结束。而毕正宣于此事的态度,也可作为其安于其职、听命于人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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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西南联大聘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这是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吴有训(左六)等合影


如此安稳了几个月,毕正宣又开始不消停了。1941年7月31日,入校后会计主任、事务主任先后前来抱怨,不过郑天挺未言明何事,只“勉以勿因私忿误公务”;过了几天,两人又有摩擦,郑先生“益感烦厌”,拟开会调停,不过有老事务员胡蒙子提醒,开会或嫌严重,改为几日后便饭,边吃边谈。

8月10日午时,总务处几个部门的主任聚餐,起因原来是这样:会计主任刘镇时新就,未谙旧习又自衔聪明,兼中央新制“会计独立”,所以不经商量便新定章则,强人办理。毕正宣如何会吃他这一套,来了个诸事不合作的态度。日记中未记载如何调解,不过既然坐到了一起,不妨说些一心为公不存私怨共克时艰的套话,大家也就不好再闹别扭了。工作看来卓有成效,到了8月14日,他把事情经过报告给梅贻琦校长并校常委会,获得首肯。

好景不长,10月3日记载,“毕正宣近日托病,以与刘镇时不恰也”,看来,战时联大虽疾病肆虐,可托病的也还有。无可奈何之际,事务组只能由郑天挺兼领,故更加忙碌。幸好有胡蒙子辅佐,为之尤苦,郑天挺感叹,“此老精神殊可佩”。

胡蒙子是西塘名士,江浙地区有名的教育家,为报国前往西南。回顾其履历,以中等教育学校如浙江省立二中、南通女子师范、上海浦东中学、嘉善县立初中任职为主,且已年过六十,任事务主任恐力有不逮。

好不容易销假回来,10月16日,毕正宣又与胡蒙子冲突,无奈之际,郑先生只能“力慰之”。

此后,毕正宣办公不积极的老毛病不时发作,如1940年12月16日总务处约定欢送联大同事入川,原定六时半上车,七时开行。郑先生五时半就起来了,但七时已到,毕正宣仍未露面,又过了十分钟开始,郑先生挂不住了开始点名,毕正宣始至。不过,和下文行径相较,这都算是芝麻绿豆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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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一起郊游,左起:周培源抱周如玲、陈岱孙、周夫人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济侗扶周如枚


1941年4月1日,蒋梦麟告郑天挺:毕正宣欲请假北返。蒋校长应是深知这位老下属脾性的,故事先相告以有所准备。果然,下午毕氏亲来请假。郑先生告以三事:第一,为学校计,不便允其请假;第二,为私人计,若执意劝其不往,又有限制自由之嫌;第三,为家庭计,以批准其归视为宜。言下之意,就是坚持请假,悉听尊便。

为何一反挽留之常态?原来,最近毕正宣为旅费报销诸事均为郑先生所驳,不无怏怏,故有此一举,而郑先生抢得先机,以退为进,毕氏倒是不好坚持了。

1942年10月6日,位于白龙滩的车库看守人前来报告,毕正宣派人取走汽车并更换了新车胎。之前总务处一无所知,郑天挺惊呼“诚大奇诧之事”。其实数日之前陈雪屏就谈到,外间一直盛传毕正宣挪用校中巨款做生意;又胡蒙子言及,外传毕氏运货到西北求售。

大概是认为两人对毕氏素有成见,又均为风传,故郑先生未予置信。而这次事关重大,郑先生直接向梅贻琦报告。梅校长的反馈:清华有旧贝克车(“别克”旧译)一辆,已售之毕正宣,故其往取当无问题,惟更换新轮胎之事必须彻查。

三天后,毕正宣前来,谓并非易换车胎,乃系旧轮胎破损而暂借新轮胎一用,旧轮胎修理后即将新轮胎还回,并约郑先生一同前往证实。郑先生不置可否,只嘱其奉还轮胎后相告。

此事毕正宣难逃徇私之嫌,但郑天挺的处理也体现出极佳的情商,这大概就是任继愈所言:“郑先生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

毕正宣在联大同事中,论社会关系确是个中翘首,有一事可兹证明,1940年郑天挺初掌总务处,向达先生介绍友人前来销售美国铅笔,但校中实无所用,郑先生拂不开情面,不得已自购之,凡五打,价三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郑先生当时伙食包月为三十八元九角,差不多是八个月的伙食费了。铅笔砸在手里五年有余,1945年5月27日记载,“前托正宣代售,今日得价六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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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五年升值两百倍,投资虽属被动,获利着实了得。不过1940年1月,米价为一石一百零五元,猪肉一斤一元二角;到了1945年6月,米价一石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三元,包饭每月一万五千元,这笔钱倒也算不得什么了。

1943年7月,毕正宣辞去事务组主任职务。后西南联大解散,郑天挺留在北大,毕正宣回了清华,1952年,郑先生调任南开,两人再无交集。查阅《梅贻琦日记》《朱自清年谱》《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以及《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虽对毕正宣均有提及,不过仅录名而已,事迹寥寥,远不及郑先生日记详尽生动。

尤有后事可记。1968年6月28日,叶企孙因特务罪名被逮捕,约一年半后,叶企孙遣回到北大,其提审记录一并移交,除叶企孙的十一页亲笔供述之外,另有八次提审记录,四份外调来的揭发材料,其中有毕正宣陈述的一份。而这四份材料中,只有毕正宣揭发了一大批特务,均为教授,其中就有叶企孙。

逝者如斯。感谢《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出版,后辈得以领略大教授的风范,也知悉了毕正宣这位“小人物”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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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1899—1981),曾任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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