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保险公司闹的就3种人：有吼天吼地、打砸抢烧的；有通过律师找漏洞的；还有静默打持久战的。你这个月见全了，值了。”
入职某500强保险公司的第3年，学金融的我被调岗到了理赔部，一时之间很不习惯——在这里，隔着电脑屏幕会看到大量的检查报告、清晰入微的彩超影像、裸露的断指残肢、还有血肉模糊的事故现场……因为所涉知识甚杂，且与我原专业无关，理赔部经理就让我先去市公司的客服中心学习。
在省公司，员工们日常交流讲普通话，但到了市公司，粤语才是主流。市公司的资深调查员老陈人高马大，嗓音洪亮，我去了以后，整个客服中心都能听到他冲我喊：“靓女！”“傻咩？”“醒目滴啦！”而我最先学会的粤语是“唔好意思”。
老陈其实不老。他大学毕业后来到这家公司，大概是领导看他长得壮实、能跑耐折腾，就把他定岗到“调查”。在保险公司内，调查员并不是一个被羡慕的岗位，因为除了日常跑腿，有时还会被不讲理的客户打骂。
老陈也是边干边学，才什么都“懂了一点”。比如常常要看病历资料，医学就懂了一点；涉及纠纷协议，法律、合同就懂了一点；总是接触客户，慢慢地就学到了沟通技巧……干了5年后，老陈在这流动性极强的岗位就算得上老资历了。
我到客服中心看了几天赔案，就开始跟着老陈跑东跑西。一日，我拿着整理好的“拟调查清单”待在门口等老陈取车，听见大厅柜面正在喧哗。一个面目白净的女人牵着小女孩，嘴皮快速地飞动着，大堂经理和两个柜员正围着她劝说。双方都刻意压低嗓门，听不太清说什么。
为了维持大堂秩序，也给投诉的客人减减压，柜员就按惯例上前扶住女人的胳膊肘，试图将她请到VIP室去谈。谁知这种肢体触碰却激怒了女人，她甩开手臂，手掌差点挥到柜员脸上。
“哎？！”柜员条件反射性地高声一呼。随后，双方的嗓门瞬间变大，七八只手臂开始在空中错乱地挥舞。大堂等候区的人也开始三三两两地围拢过去。
这时，“嘟嘟”的喇叭声响起，老陈从车窗中探出毛茸茸的头，“呼哧呼哧”地抽动着鼻翼，大声嚷着：“走啦走啦！”
上车后，老陈嗤笑道：“有什么好看？你就是见少了，还有拉横幅、吹喇叭、丧葬一条龙的。你知道后门在哪里吗？”
我说不知道，他板着脸说：“你得知道，万一堵上大门，就来不及了。”说完，仰头大笑两声。
没过多久，我俩就到了A大附属医院的住院部。
这次来是因为患了甲状腺癌的刘女士申请了重疾保险金，由于甲状腺癌术后住院时间很短，有的不到一周，报案后我们就优先安排见面。
找到对应的床号，老陈冲我微微点头暗示，然后朝向床头说：“您好，我们是代表保险公司前来慰问的。”
刘女士的头歪向一边，颈部插着的一根引流管清晰地暴露出来，管子里还有一点淡血。她没睁眼，可能是术后虚弱，乏力至极，让我也颇不好意思将视线停留在她的脸上。
刘女士的丈夫起身，说“等等”，接着便跑去隔壁病房搬来一张椅子，又蹲着从床底拖出箱子，拿出两盒牛奶往我们手里塞。老陈连忙摆手道谢，我反应慢点，牛奶已经握在手心了——本想放到床头柜上，可对着他诚恳的眼神、微微冒汗的额头，只好道谢。
老陈先抄录床尾栏杆上插着的住院卡，又在吊瓶旁挂着的药品清单上，用手指抵着，一点点往下移。他小声告诉我，这大多是术后消炎药和营养补充剂。
我们查看刘女士的住院病历，老陈突然定格在一沓材料的一张中，说：“这张是术前检查的穿刺病理报告，请问术后的切片病理报告呢？”
刘女士丈夫说还没出来，老陈掰着手指算了算：“今天是术后第3天，您手术刚做完就报案了，很有保险意识嘛，很好很好。”
刘女士的丈夫满脸愁苦：“我家连住院的2万押金都是借的，能不能尽快给钱？”
老陈也跟着耷拉下脸皮，为难地说：“可是，术后的切片病理报告是重要的给付依据，您得补给我们才行。”
隔壁床的家属听到，伸长脖子，帮忙搭腔：“哎，别人刀都开了，这么可怜，你们赶紧把钱给了吧。”
我脸颊立即滚烫，老陈伸长脖子说：“是，我们来就是加快处理速度的。”刘女士的丈夫瘪瘪嘴，老陈立刻微笑，语气又轻快了些：“当然，您要是没空跑，后面可以补交给业务员，或者您直接叫我也行。您要临床照顾，我们先代您办理赔申请吧。”
随后，我把理赔需要的材料整理了下，请刘女士的丈夫在理赔申请书上签字。到了楼下，老陈歪着头批评我：“你是不是觉得看人不礼貌啊？不要这么扫一眼就盯着地了，我们来就是核实出险人身份的。”
我心想老陈眼睛还挺毒，但嘴巴顶撞道：“医院也得核实啊，还能收不一样的人住院吗？”
老陈说，有，比如弟弟冒充哥哥，姐姐冒充妹妹。“你是不是又想说，‘那你也看不出来啊？’但调查就是每个细节都得尽量看，对方的态度、眼神、谈话……”老陈叉腰挺胸，继续说道，“作假没有天衣无缝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问题，但我可不是别人。”
见老陈如此自信，我还是就刚才的事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刘女士的穿刺病理报告已显示甲状腺乳头状癌，结合手术治疗，通融赔付并不是不行。可老陈非要术后那份病理报告才肯赔付：“术后的病理报告是细胞切片报告，最准。而且她的单还属于投保刚过180天观察期出险，我要直接说‘调查’，听着肯定比‘缺资料’更刺耳吧？”
老陈要去医院院长办公室谈事，就打发我到档案室提取被保险人的病历资料。与繁忙气派的门诊大楼相比，档案室所在的楼沉闷死寂，老化的管儿灯不时闪烁。我将名单和工作证递给负责档案管理的女医师，表示想要调取档案。可女医生并未理会我，见打印机卡纸，她重重地拍打机身，让我等着，便扭身出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低头翻手机，耳边传来一个极轻细的女声：“请问，这里复印档案的吧？”
我哆嗦了下，抬头一看，居然是之前在公司客服中心柜面吵闹的那个女人，她身边依然跟着那个小女孩。
那一刻，好像有股寒气突然从我裤管窜了上来，我不由起身，答道：“是，不过医生出去了。”
她点点头，坐在我旁边，垂眉敛目地和女儿低语。没一会儿，女医师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个穿深蓝制服的维修工人。女人赶紧上前说自己想要病历档案，女医师机械地要她提供患者身份证和代办人身份证。
“啊！是……我没有患者身份证。”女人吞吞吐吐。
女医师抢着说：“那就不行。”
“他已经去世了，就在你们医院。我要申请保险金，但保险公司要交材料，我没有。”女人一口气说完。
女医师的嘴角抖动了一下，脸上漾起古怪的笑意：“家属那里肯定有材料的啊。”又指指我：“巧了，这个人就是保险公司的哦！”
女人盯着我，问我是哪个保险公司的？不等我回答，她就略粗鲁地伸手去翻看桌面的调查申请表。刚才面对女医师的退缩畏惧荡然无存。她理直气壮地对我说：“正好，就是你的公司。那你查吧！”
我回答说不行，调查也是有程序的。她的脸陡然一沉，说：“故意的，不想给钱，是不是？”
我赶紧往后退了两步，但被椅子抵住。她尖利的嗓音反复说着一个名字，要我赶紧提取资料。她口里呼出的热气喷在我脸上，我的脖子往后伸，左右张望，只见女医师和维修工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
关键时刻，老陈庞大的身躯顶开了档案室的门，为这个冷气太足的房间带来一股热浪。僵硬的空气瞬时抖动开来，连女医师的表情都柔和了几分。
老陈对女人微笑，热络地说：“你先报案晒，电话报案有没有？方便快捷哦！”
“去过你们柜台了，但说我没有资料，就不可以办理！”
“没有资料哦，唉！”老陈夸张地叹息了一声，音调荒腔走板。一头乱发茅草样的微微颤动，眼尾耷拉下来，眼底泛起一点水光，好像某种大型犬类。我每次见到这变脸的瞬间，都觉得他很有表演天赋。
大概是在屡次碰壁后终于找到了同情者，女人心中的苦意一点点涌出，斗志也渐渐散去。这时档案室里陆续进人，为了讲话方便，我们就移到了楼梯拐角处。
女人说她叫阿媚，原是个服装厂女工，跟了有家室的服装厂老板，还生了个女孩。老板为自己买了份人身保险，受益人写的是阿媚的名字。不久前老板因急病猝死，身份证、保单原件、病历资料、死亡证明、火葬证明都在他妻子的手里攥着。
阿媚长得一般，未施粉黛，穿着也朴素，只是说话有一丝娇嗲的尾音，我实在无法把她和第三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她喊老板的妻子“老大”，说自己是“二奶”，似乎对这种称谓习以为常。
老陈示意阿媚缓口气，拿起手机向负责理赔的人员询问情况，之后他回头说：“你先写个申请书吧，毕竟口说无凭嘛，再找找有没有遗漏的材料。比如缴费的发票呢？我们也不能乱给钱，系唔系（是不是）？”
阿媚母女道了谢，匆匆离去。我夸老陈出现得很及时，他很受用地说：“记得啵！服务，要先倾听，不要一开口就说‘不行’，可以听完了再说嘛！”大概是觉得自己说了句俏皮话，他兀自笑了，掏出打火机点燃香烟，深吸口气，吐了个圆圆的烟圈。
手术一周后，刘女士出院了，她的丈夫也补交了术后病理和出院小结。业务员转告我们，他们很着急，希望钱能尽快到账。
理赔部受理刘女士的案子后，果然提出了调查需求，要求我们在其手术地和居住地开展“既往史”排查。因为房价问题，刘女士在广州工作生活，但房子却买在佛山，日常跨市辗转。
通过姓名和身份证号，佛山分公司的同事找到了刘女士在佛山某中医院看诊的情况，电子病历显示，她因咽喉肿痛就医，医生开了些清热解毒的中药冲剂。
如果这是此次发病的初诊病历，后来确诊则是A大附属医院，是应该予以赔付的。但我们办理理赔申请时，收集到的A大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档案里，有一张新农合受理的回执单。我们核查刘女士的新农合卡，没有发现甲状腺的治疗记录——准确地说，什么记录都没有，因为这是张去年年底缴费、刚过3个月的新卡——于是，在判断刘女士是否存在故意“带病投保”的天平上，逆选择的砝码又加重了。
此前，我们公司曾有一位客户故意隐瞒疾病，在3家保险公司重复投保，累计保额超百万。后来，3家保险公司发现问题，共同报案，公安部门才通过社保、各医院的医疗记录发现该客户在投保前就有相关病史。
老陈告诉我，甲状腺癌是“懒癌”，治愈率高，复发率低。这种病确实容易存在故意拖延、先投保再看诊的情况。这单保险的理赔金额是50万，我们想知道刘女士是否在其他公司重复投保。
各保险公司的系统是独立的，没有共通的名单，无法累计保额。老陈凭着自己的人脉，在微信里呼朋引伴，一一问询：“兄弟，帮我查下有没有这个人的投保记录。”或者公对公地打电话：“请问是某某公司运营部吗？有个保单存疑，想查下有没有重复投保。”
问了一圈后，发现刘女士只在本公司买了保险，于是我们决定把调查停留在公司内部，先把查找医院的范围扩大一点。
就在这时候，内控合规部的李律师进了办公室，先跟理赔部谢主管和老陈打了招呼，之后就说有个投保人的妻子带着律师过来了，在他的办公室。
老陈表示自己很忙，要出去，可李律师拦下了他：“老陈，这份保单承保时你做了生存调查，不找你找谁嘛？”说着，递过一份材料。
“哪次不是我？”老陈嘴里抱怨，接过材料翻看起来。
我凑过去看，那是一份价值百万的保单，投保人即被保险人本人，显然是位成功人士。因为保额高，投保人还提供了与其身家相符的几处房产证明和工厂产权证明。我再仔细一看——诶，受益人不正是阿媚吗？
我小声啧啧，觉得这二奶包养得也太明目张胆了。老陈说：“你只要判断事实，不要去评价有钱人世界的伦理道德。哪管她是阿媚、阿猫还是阿狗。”
几人到了小会议室，各自落座，我绕了一圈给大家添上茶水，看到一个上万元的名牌包被随意地搁在地上。我偷偷打量着包的主人——就是那个被阿媚称为“老大”的女人，感觉她也没比阿媚大多少。
“老大”请来的律师顶着发亮的发胶，镜片也熠熠生辉。他脱口便说这份保单的业务员和受益人涉嫌欺诈，他的当事人作为财产的法定继承人，认为保单并非投保人真实的意愿，主张办理退保。
我心里一惊——“老大”主张保单不实，想解除保险合同，如果真这样做了，那保费将退还给投保人的法定继承人，其中就包括投保人的父母、妻子和子女；但如果合同继续有效状态下，阿媚将以受益人身份领取身故保险金，投保人的法定继承人什么也得不到。
老陈却否定了这位律师的说法：“这份是‘高额提调件’，投保过程中我查过，大致情形我也还记得。问券笔录中，明确了受益人并非妻子身份，且孕育一女，末尾是被保险人现场签字认可了的。”
之前其他人发言时，“老大”的眼睛始终半垂着，浓密的睫毛遮住了视线，只偶尔动几下眼皮。老陈的话音刚落，她立刻抬起头，“扑哧”冷笑一声，目光逼视老陈：“意思是，如果上庭了，你还准备出面给她作证吗？”
老陈说，上法庭对个人来说是个大事件，但对公司来说就是个日常工作，“当然，要尽量避免法庭见”。他干笑两声后，看无人接话，只好渐渐矮身下去，又讨好似地朝“老大”点两下头。
“老大”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她请的律师拍下了当时的调查问券，说要找专人核对是否是本人签字。两人没多做寒暄，昂首阔步地快速离开了。
事后我和老陈算账：“其实保费才10几万，比起保险金额100万，公司的支出可是少多了。”
老陈靠在办公椅上，边转圈边心不在焉地说“是”。
我又说，如果“老大”退保成功，法定继承人平分那笔钱，她拿到的也就更少了，但是阿媚拿不到钱，她这也算是出了口气。
老陈头上几根翘起的头发逆着光摆了摆，他说：“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不久，阿媚母女和保单业务员闻讯而来。
业务员率先推开小会议室的门，还没落座，就大声说：“我做了20多年保险，这个投保人也是我的老客户，买了好几份，为么单说这一份有问题？”
这个业务员是常见的精明利落的中年妇女模样——据说我们公司的“金牌业务员”大多是此类人，她们善于在早茶、下午茶、晚茶等各种茶桌上，在家长里短、东扯西拉中搞定保单的各个环节。
“不是我们说，是投保人妻子的主张，我们要核实。”老陈见缝插针地补充。
“秋后算账啊？！”业务员的表情在惊讶、委屈、泼辣间自动转换，过渡自然又迅速。
老陈从口袋里掏出两颗水果糖递给阿媚的女儿，小女孩说谢谢，接过去并不吃，捏在手里玩。阿媚焦虑地翻看公司留存的保单资料，时而抽下鼻子，用纸巾擦拭下，把鼻头揉得通红。女孩也扒拉这几页纸，包括那张印着她父亲模糊面孔的身份证复印件，她不知想到了什么，低声说“好丑”。
相比“老大”的冷淡反应，阿媚倒是对死去的人显得更加情真意切。她递来一份手写申请，字体幼稚，但排列工整，把之前跟我们说的情况又落在了纸上，文末还郑重地写上：“感谢某某保险公司保护我们二奶的权利！”
老陈举起申请挡住脸，冲我点着文末这句话，笑得露出一口黄牙。我表情严肃，假装视而不见，继续听她述说。阿媚理了理鬓角，用浮着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们说：“‘老大’面上唔得说，但是呢，人死了，葬礼都瞒着，还跑来偷偷退保。钱是老板给我留的，他生前说好了的。”
老陈扯过保险合同，指着合同末尾的“投保人授权”说，只要签下了合同，保险公司就有了调查权，“我们调查（员）就是专业的找证据的人”。
老陈斩钉截铁地说完，好像浑身都附上了一层神圣的光圈。阿媚心悦诚服地看着他，终于挤出了点笑模样。
根据《保险法》规定，从理赔申请开始，保险公司在30天内一定要给出结论。但找证据，30天的时间也不一定够。
那边，刘女士的案子陷入了僵局——距离她报案之日起，我们只剩下1周多的时间来调查。佛山分公司的同事去了刘女士居住地附近的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但很多民营机构拒绝保险公司的介入，或者档案室内没有保存门诊病历，也没有电子系统承载信息。即使把网撒开，网格铺密，我们也只能看着水面浑浊，捞不上东西。
老陈丧气地感叹，“调查是专业找证据的人”这句话是对外吹吹水，相比调查权限很大的国外保险公司，“这里麻麻哋啦（粤语，一般般，不怎么样），一不小心就过界了”。
正说着，楼下柜面的同事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人正在砸场，要我们赶紧下去帮忙——起初，保险公司的柜面和银行一样，中间拦有防弹玻璃。后来为打造“零距离”的客户体验，就把防弹玻璃全拆掉了。
我们跑下去一看，闹事的人正是刘女士的丈夫。他十分彪悍，不仅围着柜台疯疯癫癫地跑圈，把正在办理业务的客户都撵跑了，还嚷着：“不要相信XX保险，都是骗子！”随后，他又跳到柜台上，高高举起灭火器，衣服下摆从裤腰中拽了上去，白花花的肚子露了出来。
警察还没来，柜台里的柜员躲闪着，老陈和2个壮小伙连同1个保安，形成合围的态势。刘女士的丈夫的手摇晃着，做出要投掷灭火器的姿态。老陈左躲右闪，不知从哪里摸到一把黑伞，打开，像防爆盾牌。
可能是认出了老陈，也可能老陈的架势夸张，刘女士的丈夫突然大叱一声，猛地把灭火器冲老陈扔过去。灭火器撞上了伞布边缘，伞骨抖了抖，一边瞬间弯下去。老陈被震脱了力，伞掉在地上，灭火器砸到他的腿，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其他几人趁机冲上前，扯住闹事者的腿，把他从柜台上强拉下来。落地后，刘女士的丈夫双手被拽着，还试图往老陈的方向冲，拿脚踢他，骂骂咧咧的话里夹杂着几个“死”字，“问候”了老陈的全家。
警察终于赶来了，先教育了刘女士的丈夫，说再闹就关他几天。之后又教育我们：“赶紧处理，人家急着用钱，能多快？这周内行不行？”
“行。”老陈瘸着腿跑过去说。
刘女士丈夫上门这一闹，竟让老陈灵光乍现，打算查下他。
我们来到医保局，用他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查出了不少购药和看诊报销的记录。老陈直接把时间锁定到了投保前的半年，发现他购买过左甲状腺素钠片和杞菊地黄丸——前者是用于抑制甲状腺细胞增生的，后者是中药，通常是用于“散结”的。
看到这里，躬着身的老陈兴奋地站直，跺了跺腿，说：“对啊对啊，我早该想到！刘XX这种没医保卡的，可能就是全家共用一张卡买药，这样的家庭也不少啊！”
但这些买药记录，仍不是拒赔的确凿证据。随后，我们锁定了3条门诊付款记录，但看不出事由，希望能提取到明细清单。医保局的工作人员说，后台明细需要从系统维护那边提取，而且先要经过领导审批。
领导不在办公室，我们只能打道回府。留给我们的时间只剩最后1天了，老陈发了狠，说一定要在这1天之内把医保报销里的对应的门诊病历都提取出来。
隔天，我们准备开车前往佛山调查，一下楼就在大厅撞到了阿媚母女，老陈笑着打招呼：“哇，你是在我们这边上班么？”
阿媚随和地笑了，说话直白：“来问下进度，我也没啥事，就是缺钱。”
“超额案件，程序多一点点。”老陈拉着我赶紧离开。
随后，他对我总结道：“来保险公司闹的就3种人：有吼天吼地、打砸抢烧的；有通过律师找漏洞的；还有静默打持久战的。你这个月见全了，值了。”
到达佛山时已接近中午，我们只剩下半天时间了，老陈还绕圈去接佛山分公司调查岗的同事。同事一上车就猛拍老陈的背部，说：“晒气啦你（劳而无功），早说查她先生啊，最后个半天要跑3家医院。”
到了第一家医院，佛山同事满口“靓妹”地招呼一番后，医务科的一个熟人居然起身让出电脑，让他自己查。结果我们只查到刘女士丈夫日常的感冒发热问诊，与甲状腺无关。
出来时已是下午3点了，还有2家医院要跑，一近一远。老陈看看时间，说先去远的这家，金额大——果然，就是在这家医院，我们找到了刘女士丈夫的就诊情况，医生下了“甲状腺结节”的诊断，还让“他”做了彩超影像，和刘女士在A大附属医院确诊的彩超对比，结节部位和形态上均存在相似之处。
为了拿到一笔保险赔偿金，刘女士选择拖延治疗，在这半年中，她本人承受了巨大的风险，结节从0.8CM长到了1.1CM。老陈感慨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话反过来说也行啊。”
最后理赔部门根据调查结果，以“带病恶意投保”为由拒付刘女士保险赔偿金，并下发了拒付通知书。
再回到阿媚的案子。
我们调阅了A大附属医院病历材料。资料显示，那位老板被人发现时已意识不清，无呼吸，被褥也被尿液浸湿了，初步判断疑因心血管病身故。如果要知道确切的死因，需要进行尸检，家属拒绝了，也实属正常。我和老陈又排查了本地几家医院和体检机构，都没发现老板在投保前有隐瞒病史的情况。
合同要求的理赔材料一应俱全，按照保险合同约定，阿媚以保单受益人的身份如愿领到了100万身故保险金。听理赔部的谢主管说，“老大”又带着律师来了一次，综合考虑后认可了原先主张的“投保不实”的证据不足。“老大”还说：“闹大了也不好，老板生前是个体面人，我也是。”
这下，我对老陈更加心悦诚服，还是他前期调查工作做得好，才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老陈却说：“调查，你以为自己在做专业，可别人只当你是跑腿的。归根到底还是青春饭吧，我也吃不了几年了。”
我尴尬的脸红了，老陈却呵呵一笑转移话题，问谢主管：阿媚和“老大”撞上了吗？
谢主管说，本想带“老大”他们从后门走的，但客服大厅刚装修过，现代时尚，那位李律师硬要嘚瑟地从前门出。结果明晃晃的大厅让所有人无处遁形，李律师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迟了，他往中间跨了一步，身体斜插，试图挡住2个女人目光交接擦出的火光。
见到阿媚，“老大”始料未及，怔住，但没有出声。众人也没有从她脸上捕捉到不甘、愤怒等表情。阿媚只往前移了小半步，就停了下来，因为小女孩的手紧紧地拽住了她的衣角。
阿媚低下头去，将手覆盖在小女孩手上，母女的手又套在一起。
我收到回省公司的通知很突然，而且很仓促，第二天就得回去报到了。当天我写了篇实习报告，很零碎，想让老陈提点意见。老陈说：“不看，你又不用到处跑了，办公室的工作肯定轻松。”
我有种挥别战友和老师的伤感，说改天请他吃饭。老陈目光悠远地答道：“好啊，有这份心意就好。”
可回到省公司理赔部后，我发现并不用太感伤，其实经常能见着老陈。公司的调查员也就小猫三两只，是直接由理赔部管的，老陈经常过来送文件、送人。他一来就皱着眉头，四处溜达一圈，再嚎两嗓子：“兄弟我不容易啊。油费自己贴，停车费、餐费都得先垫，财务还抠抠搜搜、磨磨唧唧，我的信用卡也不够使了啊。”或者说：“广州太大了，路上都得就几个小时，任务又重，每天加班加点地干，你们定考核指标的时候多想想啊！”
我从没想过老陈对上面这么能诉苦。见面三分情，何况老陈的脸带着喜庆，大家都笑嘻嘻地看着他，耐心地听他讲完。他也不胆怯，来了就顺走一点省公司部门经理的烟、内部经费购买的加班小饼干、水果。
一日，老陈来理赔部的时候，额头上粘了好大一块纱布，我赶紧问他怎么了。他递给我一个肯定的眼神，就站在办公室中间的空档说开了。
不久前，他发现有个棉纺厂老板投保的“团单”，出险率特别高，其中意外医疗责任赔付的金额已经是保费的数倍有余。最近该老板又有1个申请，说自家厂里有个20多岁的女工试图清理机器上的棉纱时，右手中指和食指被轧断了。
老陈和另一个同事跑去工厂查勘，提出要见出险人，但老板不在，办公室职员说那个女孩已经离职，可能回老家了，保险金委托老板代领。
说完，职员就想把他们赶快请走。这让老陈觉得此事蹊跷——距离出险时间就1周，中间还有治疗时间，这受伤的女孩“跑”得也太快了。根据过去的查勘经历，工厂车间比较敏感，一般是不让外人进的，保险公司又没有强制搜查的权力，他只能另想办法。
老陈在工厂办公室里散了几根烟，哭诉自己跑一趟不容易，又没钱，想在工厂食堂蹭个饭再走。那职员就同意了。
结果，老陈他们在食堂排队打饭的队伍中发现了那个受伤的女孩，她的手指上还缠绕着白色的绷带。老陈端着餐盘跑过去，一聊就发现出险时间、出险经过都对的上，但姓名不同。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工厂老板在投保时为了少交保费，故意少报人员名单，出险后又用已投保的人员姓名代替。
老陈刚拍了张照片，保安就跑过来，气势汹汹地推搡老陈，一直把他们推出大门口。所幸，他拍照的时候手机在臂弯里，保安没看见。
“你是被推倒磕到头了吗？”我们赶紧安慰老陈，理赔经理还主动递给他一包烟。
“啊？这是我去档案室拿档案，被铁架子磕到的，缝了3针呢。”老陈狡黠一笑。
不久，老陈在广州买房了。大家热议，说那房子的地址太不好了，在黄花岗——据说，广州带“岗”字的地方都与坟场有关，而且那个楼盘所在地之前是个殡仪馆，现在站在阳台上还能看到墓碑呢，这也太不讲究了。
老陈说：“怕乜啊？升棺发财，有棺才有财。搞调查，阴气重的地方去的还少吗？”
又过了没多久，老陈就要辞职了。大家分析，他是为了出去多挣点钱还房贷。
老陈说：“调查这活儿，没良心的人干不成，但太有良心的，比如我，也干不长。”
大家看他嬉皮笑脸，便说他说话真假参半。但我想，也许他句句都是出自真心。
我突然想起那一天，老陈来到我的工位旁，晃了一下他的手机屏幕。我拿过来一看，手机壁纸照片居然是阿媚写的那句话：“感谢某某保险公司保护我们二奶的权利。”
我很惊讶他居然拍下来了，老陈用手指轻弹了一下屏幕，说：“开始讲好鬼搞笑，后来想，还没什么人跟我话多谢呢。”（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