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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 人间|《寻业中国》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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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2 01:24 AM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源济 于 2019-2-22 01:26 AM 编辑

就算在国企耗到死,我也不出去打工 | 人间 · 寻业中国

 深蓝 人间theLivings 201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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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三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



配图 |《暴雪将至》剧照


征    稿

「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工作,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生活中都是被摆在首要位置的。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9.2小时,保持着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长工作时间的记录,几乎是德国人工作时长的2倍。

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这是我们每个个体延续一生的功课,也是家庭、民族、乃至一个国家赖以运行和前进的本源。

随着时代大潮的滚滚向前,面对工作,我们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面貌和价值选择,既有对立,亦有统一。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

将这些故事聚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2001年,《纽约客》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租了一辆北京切诺基,沿着长城一路向西,历时7年写下了著名的《寻路中国》,为我们展现出了在时代变迁之下、纤毫毕现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今天,人间编辑部将开启又一大型征文:「人间·寻业中国 Work in China 」。

这一次,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拿起笔,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我们自己如今所困惑的、怅惘的、坚持的,让我们一起记录下来。

记录下自己,就是记录下今天。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寻业中国」。期待你的来稿。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1



春节前,老家某著名公园办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公园的老照片。我想起家中是有几张公园旧照,便想拉着母亲一起找一找,让他们也去参加活动。

“这不是咱和小赵叔叔一家吗?”我翻出一张照片,问母亲。

“是啊,那时多好,唉……”母亲也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叹了口气。

照片上高大帅气的小赵叔叔,刚刚去世一年。




去年年初,母亲回厂里领退休员工的春节福利,说看到了厂里公告栏上的讣告,上面写着:

“我厂职工赵XX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2月X日在省肿瘤医院去世。遵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定于2月X日在XX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意参加者请联系厂工会……”

我们是在前一年的10月得知小赵叔叔肝癌确诊的消息的,没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他便去了,人才52岁。

原本我们打算坐厂里的班车一起去殡仪馆送小赵叔叔最后一程,但临行前夜,工会的人给母亲打来电话,说报名前去的人太少,厂里不派车了,让我们自行前往。

母亲向父亲抱怨了几句厂里人情淡薄,不该这样对待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职工。父亲也叹着气。


小赵叔叔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一个很小的告别厅里,稀稀疏疏几个花圈靠在墙边。

我看到几个母亲以前的同事,都是从前一起住在家属院里的,母亲指着其中一个给我说,那人已经当上了厂里的领导。几个人站在告别大厅外的台阶上抽烟,看到我们过来,有人向母亲打招呼,寒暄两句“孩子这么大了啊”、“退休之后还好吧?”之类的套话。

母亲埋怨了那位领导几句,说小赵叔叔毕竟是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现在人没了,偌大个厂子就来这几个人,把告别仪式搞得如此寒酸。

领导无奈地笑笑,说这有啥办法,大过年的都不愿来这种地方,他自己家亲戚都没来几个。况且厂里的年轻人和他也没啥交情,上了年纪的和他关系又不好,就现在这几位,还是被硬拉来帮忙的。

我环顾周围,相比于另外几个告别厅前的熙熙攘攘,这偏厅显得尤其冷清。玻璃棺旁边有一个女孩儿,胳膊上带着黑纱,应是小赵叔叔的闺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看到其他戴孝的人。

“唉,其实现在想想,他这辈子也真是可怜……”身着黑色西装的工作人员出来通知说告别仪式时间差不多了,领导踩灭了烟头,发出一句感叹。




我很小便认识小赵叔叔。

1982年,16岁的他就进了厂,先干搬运,后来在车间当学徒工,成了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母亲在车间带的“徒弟”之一。他小我母亲4岁,一直喊母亲“李姐”。

那时厂里住房很紧张,我们家一直排不上单元房,只能在厂宿舍的“单身楼”里周转,小赵叔叔结婚前也一直住在那里,我家跟他做了好几年的邻居,我父亲常把他叫来一起吃饭喝酒。因为处得关系好,平素遇事便少不了相互帮忙。

小赵叔叔的老家在远郊乡下,有很多亲戚。他家里很穷,母亲去世得早,父亲常年养病在家。可在他们家亲戚看来,他作为家里唯一一个“迈出农门”进城挣工资的人,相比于在老家靠天吃饭的人,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因此,他不仅要负担父亲治病的全部费用,还得应付有事没事就来省城的老家亲戚。

小赵叔叔的亲戚,经常一来就是一大家子,有时还会长住,餐具、椅子不够用了,就来我家借。我依稀记得,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侄子,曾来省城治病,一家三口在他的小屋里实在住不开,便让侄子借住在我家,和我在一张小床足足挤了半个月的光景。

这些亲戚吃了住了,有时还要“借”点东西回去。小赵叔叔好面子,觉得自己是“工人”,拿“非农户口”,是同辈人中最有出息的,也不好意思拒绝。可那时,他自己也刚参加工作不久,在厂里也没几个熟人,只能跟我母亲开口。我母亲时常劝他:你本就工资不高,哪里经得起老家人隔三差五来“打秋风”?他却不以为意。


而我父母麻烦小赵叔叔,主要是因为我。

那时我年纪尚小,家里老人去世又早,父母收入有限,也请不起保姆,每到幼儿园放假时,我便成了“留守儿童”。

母亲担心我一人在家中惹祸,只好上班时把我也带去厂里,可又不放心让我独自在堆满各种钢铁物件的车间里待着,每隔一会儿就要过来看看我。车间领导为了此事,几次点名批评母亲工作时开小差。

后来一次开会时,领导又因我在车间乱跑,当众训斥母亲,还说要扣发母亲当月奖金。母亲很生气,但又说不出什么,没想到小赵叔叔却站出来顶撞了领导:你儿子放假也被带到办公室里,还把钢笔水泼到新制的图纸上造成工期延误,是不是该一起扣工资?

领导无言以对,最终也没好意思扣发我母亲的奖金。但事后领导私下找母亲说,把我放在车间,违反制度是小事,关键是安全没法保证——车间里都是铁家伙,万一不小心伤到了孩子,责任算谁的?

可我母亲真是没办法。领导只好叹了口气,说:那你只能自己小心了,出了事情厂里可负不了这个责。

后来,还是小赵叔叔主动找到我母亲,说把我交给他带着。母亲说:这可不行,你也得上班,哪里忙得过来?况且被领导知道了,会扣你工资的。小赵叔叔却说不要紧,反正自己一直干学徒工,也没多少事情要做,况且学徒工干多干少都是那点工资,“怕领导个球!”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小赵叔叔的小跟班。开始是在厂里跟着他,后来幼儿园开学了,他也会去接送我,有时我父母下班晚,他还会带我去不远处的公园玩。

时间久了,厂里的同事都跟我母亲开玩笑说:你必须负责给小赵介绍对象,不然他整天带着你儿子出去,人家女同志都以为那是他儿子,不敢和他处了,这样下去,不得打一辈子光棍?母亲笑着说没问题,还让小赵叔叔多留心,说只要相中了谁,她就负责去说媒。




我5岁那年,母亲践行了她说媒的承诺。女方是刚分进车间不久的女工小刘,听说还是个大专生。

那时小赵叔叔也结束了3年的“学徒”生涯,正式被分配到“下料”工段工作。论长相,正当年的他一表人才,身材魁梧,经常戴着墨镜,骑着一辆嘉陵摩托,像极了电视里的明星。

我母亲为了保险起见,把小赵叔叔的家庭情况全部告诉了小刘阿姨,小刘阿姨说不要紧,都是普通老百姓家庭出来的孩子,只要他人好、肯上进,她都可以接受。

很快两人就举办了婚礼,厂里去了一大群人,酒席上,小赵叔叔带着小刘阿姨向我母亲敬酒,换了个大玻璃杯,一饮而尽,说,我有两个哥哥,就是没有姐姐,李姐就是我亲姐姐,以后你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母亲也很高兴,让小赵叔叔结婚之后赶紧要孩子,“小子(指我)明年就上学了,不需要那么操心了”,到时可以帮他带孩子,“小赵你自个儿也好好工作,争取当上领导,我这当姐的也沾沾光”。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满面红光,一个劲儿点头,说姐你放心,绝对不让你失望!

那时我家已经从单身楼搬走,小赵叔叔结婚后也从厂里分得了套一室一厅。但我们两家的走动并未因此减少。婚后一年,小赵叔叔就有了个女儿,节假日时,我们两家还会常常聚在一起。小赵叔叔经常给我买礼物,有些玩具父母不给我买,我就偷偷告诉小赵叔叔,过不了多久,他准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来送给我。

我找出的那张与小赵叔叔一家的合影,是1995年大年初五两家人一起去公园游玩时的留念。照片上,小刘阿姨抱着两岁的女儿,依偎在小赵叔叔怀中,小赵叔叔帅气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你看那时多好,那年春节前,你爸和你赵叔还一起去家电城搬了两台21英寸彩电回来,咱两家成了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看上大彩电的人家,你赵叔还和你爸商量,过一年再一起去买两台电冰箱……”母亲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可惜,买冰箱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

1995年初,国家取消了对母亲他们工厂的扶持政策,本就效益一般的厂子一夜之间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还未到年底,已经有“破产改制”的风声在厂里流传。

1996年春节,厂里已经发不出奖金,购置电冰箱的计划被迫推迟。小赵叔叔再来我家时,大人们聊天的内容也从“买冰箱”、“换洗衣机”变成了“裁员”、“减福利”、“降工资”,四处都充斥着压抑和不安的气氛。

“那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两千多人大厂,三十多年历史,没了国家政策,一年之内说垮就垮了。”母亲说。

1996年7月,母亲收到了厂里的“息岗通知”,虽然领导开“散伙会”时信誓旦旦地说,“企业只是‘改制’,短则数月,长则不过两年,肯定会成功的。大家要沉住气,到时不但能回来上班,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还会提高!”但台下工人们的脸上却依旧布满了疑惑、忧虑甚至怒火。

小赵叔叔早我母亲3个月接到“息岗通知”,“光荣”成为第一批为企业“轻装前进”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进个人”。记得那天在酒桌上,他当着两家人的面,将临走前厂里发给他的“先进”奖状撕得粉碎,然后痛骂厂领导“不是东西”:“我‘下力’时,他坐在办公室里,口口声声夸我干得好,骗我使劲干,现在遇到改制,他依旧在办公室里,以前的好话绝口不提,大笔一挥就让我‘息岗’,凭什么?王八蛋!”

我父亲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气呼呼地“哼”了一声,说,有啥打算?咱是正儿八经国企职工,不是“大集体”,也不是“临时工”,只要不坐牢,谁也不能把咱开除,“领导不是说了,改制完了还要叫咱回去上班吗?我就等着,权当给自己放个长假休息休息了”。

我父亲劝他还是做好两手准备,”改制时间短还好,万一真拖个两三年,怎么办?又万一,改制虽然成功了,新领导不让你回去,你又能咋办?”

想不到这句话激怒了小赵叔叔,他“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把烟灰缸都震到了地上摔碎了——

“他敢!到时看我不干死他全家!”


1997年初,久等“回厂上班”的消息不至,我母亲和几个同样“息岗”的老同事开始琢磨着找点事情做。

“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下岗补贴,你爸单位那边情况也不乐观,你又要上学,处处需要钱,不想点办法不行啊……”后来,母亲回忆道。

于是,我母亲和几个同事一起去西市场批发一些袜子、毛巾、内衣,趁晚上拖到宿舍区外面的夜市上卖。夜市原址曾是周围几个国营工厂共同兴建的“职工俱乐部”,以前有舞厅、卡拉OK和小电影院,后来企业纷纷倒闭、破产、改制,俱乐部无以为继,职工们更没钱去消遣,逐渐变成了小摊贩的聚集地。

夜市上,我母亲常遇见同样“息岗”在家、出来摆摊的老同事们。有些人就算不认识,稍一搭话,回答无外乎是“肉联厂的”、“酒精总厂的”、“造纸公司的”,再一深聊,大家说的也都差不多:“唉,没办法呢,单位不行了,咱还得过日子,混口饭呗……”

小赵叔叔会开车,息岗之后小刘阿姨就劝他出去跑出租,他不愿去;我母亲也劝小赵叔叔和她一起干,小赵叔叔只说需要进货了就叫他,随叫随到,但就不愿一起卖货。我母亲的老同事揽到给饭店送菜的活,通过母亲联系小赵叔叔,说想一起搞,算他一份钱,但小赵叔叔仍旧对此嗤之以鼻。

一开始,我母亲以为小赵叔叔另有打算,便也没再多问。可一次和我父亲酒过三巡后,小赵叔叔终于说出了真心话——他之所以不参与,是因为我母亲他们在外找的这些活计,在他眼里统统被都是“闲篇子”。

“那是些什么工作?摆摊?卖袜子?倒腾蔬菜?咱是国营大厂铁饭碗啊,我还连续3年是厂里的‘优秀职工’,很快要提干的,像他们那样在街上被人呼来喝去?丢人!”他伸出3根手指头,先冲我父亲挥舞几下,又冲坐在一旁看电视的我比划。

“闲篇子?人家闲篇子能挣钱养家,你倒不是闲篇子,拿钱回来啊!”小刘阿姨气得摔门而去。




小赵叔叔和小刘阿姨的婚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98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时,他们突然离了婚。我父母怎么都不肯跟我细讲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也就再没见过小刘阿姨和他们的女儿。

那段时间小赵叔叔几乎天天来找我父亲喝酒,我在他醉酒后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听出,小刘阿姨从厂子的车间去了厂办子弟学校当了老师后,就看不上他了,“傍”上了学校的领导,把他甩了。

小赵叔叔时常在醉酒后趴在我家餐桌上痛哭。一边哭一边对我父母抱怨说:“当初那个女人口口声声说不嫌弃我的家世,要跟我过一辈子,结果到底还是嫌我穷,为了能‘上位’,去给校领导当小三,把我甩了不说,还把我女儿也带走了……”

有时他还会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瞪着通红的眼睛,拍着桌子冲我喊:“小子,你给我记住一句话:女人就是狗,谁有本事谁牵走!”

我父亲就急忙把我推走,然后吼小赵叔叔,让他别在孩子跟前胡说八道。我虽听得云里雾里,但因为从小就跟小赵叔叔亲近,那时只觉得小刘阿姨真不是个好女人。


等我上了六年级,想不到竟然又见到了小刘阿姨——那年学校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老师正是她。

小刘阿姨当然还记得我,对我也十分照顾,但我却对她满怀着恨意。为了报复她,我总是在英语课上故意扰乱课堂秩序,给她找麻烦。终于有一次,我因为带头起哄,被她叫起来批评,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喊了她一句“二奶”。她被气哭了,我很快被学校请了家长。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二话不说就把我往死里打了一顿。然后她打电话给小赵叔叔,在电话里把他也狠狠骂了一顿。

从那之后,小赵叔叔很久都没再来过我家,我母亲也没有主动叫他来。有时我父亲一个人无聊,想叫小赵叔叔过来喝一杯,母亲就会无缘由地吼父亲说:吃饱了撑的,没朋友吗?偏要叫他来?


很久之后,母亲才告诉我她那么生气的原因。

那天在学校,说完我的事情,小刘阿姨专门找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把自己与小赵叔叔离婚的原因告诉了母亲。

早在结婚前,小刘阿姨就是车间唯一的大专生,她不甘心一辈子混在车间,婚后第二年便报了电大,一边上班一边考专升本,连怀孕期间都没停下学习。拿到了本科学历后,因为厂里的子弟学校正好缺英语老师,她学的又是英语专业,便调来当了老师。

厂子破产改制,子弟学校也被移交给了地方教育局,小刘阿姨转为了事业编制,工资一涨再涨。而小赵叔叔却迟迟没有等来厂里“回去上班”的通知,每月100多元的“息岗补助”让他在家里实在抬不起头来。他其实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因为这事,更是成天借酒消愁。

后来,小赵叔叔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小刘阿姨受学校领导“照顾”的传闻,更是怒上心头,酗酒成瘾,每天不到中午便呼朋唤友,从午饭喝到傍晚,然后换一家再喝。晚上喝醉回家就找茬跟小刘阿姨吵架,只说让她别在学校干了。中间有几次两人还动了手,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小刘阿姨这才生出了离婚的念头。

小刘阿姨对我母亲说,她并没有像传言中那样“傍上了校领导”,之所以离婚,就是因为小赵叔叔的不争气让她实在气不过:“息岗两三年了,别人都在想办法赚钱,摆夜市、跑出租,有的干脆趁年轻辞职南下或北上打工。而他成天就知道喝酒骂领导,或是拿着老婆孩子出气。”

离婚时,两人都不过三十出头,学校也有不少人给小刘阿姨做媒,她都没答应。她说只要小赵叔叔改了酗酒的毛病,出去找份能养家的工作,她就带着女儿回去跟小赵叔叔复婚。

那天我母亲从学校离开便去找了小赵叔叔,给他转达小刘阿姨的想法。本以为小赵叔叔听了会幡然醒悟,没想到他竟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冲我母亲骂道:“那个贱女人被领导玩够了,甩了,这才回来找我,我是好马,绝不吃回头草!”

当时屋子里还有几个小赵叔叔的酒友,一群人借着酒劲起哄,问我母亲到底收了小刘阿姨多少好处。我母亲一怒之下摔门走了。

小刘阿姨等了小赵叔叔4年,直到我初二那年,她才彻底心灰意冷,嫁给了市中心医院的一名医生,从此与我家断了联系。




多年之后,母亲跟我回忆起小赵叔叔的往事时,时而埋怨小赵叔叔“不思进取”和“大男子主义”,说他抱着“国营大厂职工”的名头死要面子,时而又感叹:如果小赵叔叔早生三十年,没遇到国企改革那该多好。

“你赵叔叔是个很好的人,做人实在,干活肯‘下力’,但是有一点不好,懒!”这句话母亲常挂在嘴边。小时候我不明白,一次课上老师让用“但是”造句,我就把这句话学给老师听。老师说我的逻辑不对,既然“干活肯下力”,怎么还会“懒”呢?我回家问母亲,母亲说,你赵叔叔的“懒”不是不肯下力气的“懒”,而是不肯动脑子的“懒”。

小赵叔叔初中只读了一年便没再念了,他说自己是榆木脑袋,一看书就心烦。刚上班时,他凭着年轻人的一身蛮力做活,领导觉得他又实在又肯吃苦,有心提携他,先是连续3年给他评了“优秀职工”、年年发奖状,后来又把他从搬运队调到了车间,想让他学点技术,留待以后慢慢培养。

但小赵叔叔就是不愿学技术,说自己学不会。厂里办的培训班他总逃课,有一次厂里送青年职工去青岛学习,为期5天,他只待了半天便不见了人影,领导骂他,他就说,别人学会了就行,学会了指挥他干,他绝对干得好。

我母亲给小赵叔叔当师父时,曾教他开“行车”(装在厂房或厂区上空,可以移动的起重机械。又称天车、航车),小赵叔叔倒是不怕车厢里冬冷夏热,就怕我母亲给他讲解操作规程:“就那几个‘把子’,知道前后左右上下不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啥?”

结果等他第一次自己上手操作,行车直接就撞到了车间墙上,撞坏了限速器,被厂里罚了2000块钱,勒令转岗。

“别人干学徒工,大多一年就能出徒,你赵叔却足足干了三年,为啥?他到死都看不懂图纸,别人不指挥他,他就干不了活。他说自己学历低学不会,可是和他一起干‘下料’的小吴,小学毕业就进了厂,人家就是自己学,看书、找技术员问,当年就出了徒,活干得不比老职工差,人家能学他怎么就不能学?”

长此以往,小赵叔叔的一身蛮力,不仅无法抵消技术上的无知,反而常给自己惹麻烦。

“有一年车间赶一批急件,按件数给奖金,你赵叔主动请缨,自己一人干了一宿,搞出来200多个。领导起初很高兴,想奖励他,结果技术员一看就急了,原来他根本没看懂图纸,200多个件全干错了……”后来,小赵叔叔不但没拿到奖励,还被领导罚了款,他为此跟车间闹了半个月,到头来还是只能乖乖认罚。

每次我母亲劝他学点技术,他就反过来呛我母亲:“咱这可是铁饭碗,到点儿他们就得给咱发工资,我技术不好又不是不干活,厂里还能把我开除了不成?”

“国营大厂以前确实是个‘铁饭碗’,只要你不被判刑,可以在厂里混一辈子。这个干不了可以干那个,都干不了还可以去后勤蹲着,工资照拿。你赵叔当年认死了这一点,结果最后还真就死在了这上面……”

正如我母亲说的,当国企改革大潮到来、厂子要“轻装前进,渡过难关”时,小赵叔叔顺理成章成了第一批“息岗”的人。即便他心里依旧“以厂为家”,但厂子早已容不下他了。




老厂子1998年完成了破产改制后,包括我母亲在内,以前“息岗”的工人大多又陆续被召回到了厂里工作,小赵叔叔虽然迟迟没有接到厂里召回的通知,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厂里的人”,坚定不移。

“当年你赵叔叔虽然‘息岗’在家,但我们还是能时不时在厂里见到他。”母亲说,小赵叔叔去厂里就两件事,一是去找领导询问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上班,二是去厂门口的公告栏,看厂里近期有什么集体活动。

开始时,领导还是笑眯眯地应付他,说改制还未结束,等有消息了肯定第一个通知他。后来他去的次数多了,领导逐渐不耐烦,有时避而不见,有时两三句话打发了他

按惯例,每年年底厂里要开职工大会,即便在改制的日子里,厂里也会把所剩无几的“留岗”职工召集起来开会。那时候,小赵叔叔会不请自来,坐在开会的大礼堂里,还专挑靠前的位置坐。每次总公司来的领导让职工发言时,他都会站起来,说自己代表为企业“轻装前行”而“息岗在家”的职工们提个问题:厂子何时能够完成改制,让大家回来上班?

最初不明所以的大领导以为小赵叔叔真的是“息岗职工代表”,便一本正经地跟他讲解“当前改制的进度”、“改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企业针对息岗职工的政策”,但后来知道他所“代表”的完全是他个人,便很生气,直接把他赶出了会场。

小赵叔叔气得站在大礼堂门口骂娘,说自己虽然息岗在家,但没被厂子开除,还是厂里的职工,凭什么不能参加职工大会?是不是厂里准备悄无声息地“把息岗在家的职工当大鼻涕甩了?”

他的话在那个人心惶惶的时期引发了连锁反应,一些和他同样息岗的职工也去厂里跟他一起“讨说法”,以至于厂里不得不专门把“职工大会”改为“在岗职工大会”。

“他这样做,也相当于给帮助同样息岗的职工向厂里施压,应该会有人买他的好,不至于去世的时候那么冷清啊?”我问母亲。

母亲说,当时确实有人觉得小赵叔叔“仗义执言”,和他走的挺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却让厂里的人多少埋怨上了他。


1999年,小赵叔叔一次醉酒后和别人打了一架,派出所出警后把他抓了,在做笔录材料时,民警问他平时做什么,他酒还没醒,迷迷糊糊地说“在家闲着”,民警就在“职业”一栏里写了“无业”。

不想最后当事人签字捺印环节中,醒酒后的小赵叔叔看到了“无业”二字,非常不满,说自己是XX厂的职工,不是无业,还要民警带他回家拿以前厂里发给他的工作证。“职业”不是什么重要信息,民警懒得跟他跑,便给他改成了“XX厂XX车间职工”。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信息。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因为兼并了厂子的上级总公司对下级分厂有一个考核指标,叫做“治安稳定奖”。按照总公司的管理章程,下属分厂如果全年内无任何职工因违法犯罪被警方处理,年底便能获得一笔奖金,分发到个人,领导干部可以拿到几千元,一般职工每人也有几百元。

而小赵叔叔,是那年整个厂子里唯一因违法被警方处理的人。年底,当全厂干部职工都在眼巴巴盼着这笔奖金的时候,总公司突然下达通知:“据举报,XX厂职工赵XX在99年X月X日违法被警方拘留,经总公司核实,取消该分厂治安稳定奖的评选资格。”

母亲说,后来在全厂职工的要求下,厂领导去总公司说明情况,但总公司领导只说了一句话就让厂领导哑口无言: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没有解除劳动合同,他做的事情你们就要担责。

这明显是总公司不想给分厂发放奖金的托词,但小赵叔叔却记住了总公司领导的前一句话——“息岗职工也是你的职工”。他很高兴,逢人便说还是总公司的领导觉悟高,还记得他。

但全厂职工却记住了后一句话。

“现在看几百块钱不多,但那时对于普通工人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很多人已经计划好年前用这笔钱干点什么,结果因为你赵叔叔,计划全落空了……”母亲说。

当时厂里骂声一片,有人甚至说要“收拾”小赵叔叔,从那以后,便没有人愿意和小赵叔叔走近了。




也是在1999年,我父亲也在原单位办理了停薪留职,下海创业。那年是小赵叔叔息岗在家的第三年,他每月仍旧拿着微薄的补贴,偶尔打些零工,日子已经有些难以为继了。

我父亲身边缺少人手,便问小赵叔叔愿不愿意跟着自己一起干,小赵叔叔同意了。

父亲是搞技术出身,创业做的也还是技术类工作。我母亲有些担心,怕小赵叔叔干不了,父亲却说没关系:“我可以带着他,慢慢学”。

但我父亲的愿望最终还是落了空。2000年刚过,他就和小赵叔叔大吵了一架,吵到两人差点动手干仗,最后小赵叔叔拂袖而去,说再也不跟我父亲打交道。

提起那次吵架,父亲只是对我叹气,说自己真的想帮一下小赵叔叔,但最后却帮出了仇人:“教什么都不愿意学!一个很简单的活,我给他演示了八遍,每一遍他都看两眼就说会了,然后给我搞得一塌糊涂……”

小赵叔叔依旧喜欢喝酒,却不再找我父亲喝。在酒桌上,他经常向酒友抱怨,说自己当年好歹是国营大厂的正式职工,一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工资到点就发,“现在可好,变成给私人老板干活的打工仔了”,经常加班加点不说,还要时不时看老板脸色,“想起来窝囊得很”。

这话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令他很生气。我父亲觉得自己开给小赵叔叔的工资已经很“够分量”,远超过小赵叔叔为自己创造的价值,于是就找小赵叔叔谈了次话。不想小赵叔叔火气更大,借着酒劲和我父亲大吵了一架,新账旧账全翻了出来。

“一天工程上出了事,我带他去抢修,提前一晚通知的他,他第二天中午才来,酒都没醒。到了施工现场,我和带去的工人都在干活,就他在一旁抽烟看戏,回来之后我说了他几句,没想到他脾气比我都大!”

小赵叔叔则说,那天是周末,本该休息,天又下大雪,什么事情不能等到工作日解决?

“按他那说法,他是大厂职工,周末不出工,下雪要休息——我还是立过功的军转干部呢!身份不如他?有单位的时候啥都好说,现在自己出来谋生计,谁管你以前是干啥的?饭都快吃不上了,还谈什么福利待遇!”

吵完这一架,小赵叔叔就撂挑子不干了。

当晚,我父亲在家跟母亲感叹说:“都是国企出来的,其实我心里很理解他,年轻时靠力气吃饭,不求上进也无所谓,厂子不垮咱就有饭吃。结果年纪大了,力气也用的差不多了,准备享受胜利果实了,厂子却突然垮了。回头看看,才发现自己啥都不会。但习惯已经养成了,再让你重新开始,难啊……”




时间再往后,当年“息岗”后离开厂子的职工,有人创业当了老板,有人炒股发了财,还有人跑货运开了物流公司。我父亲下海后赚到的钱虽不算多,但维持家庭开销后也能少有结余。

可是在小赵叔叔眼里,我们全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坏人。

直到2003年,息岗5年后的小赵叔叔才得到了“回厂上班”的通知。听我母亲说,那还是街道办与原单位反复交涉后的结果——因为小赵叔叔被查出了肝病,需要医保,可只有上班才有收入和医保,否则他连治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是,小赵叔叔人虽然回去了,但厂里却没有让他再回车间,而是让他在保卫处挂了一个名,平时就在家属区当保安巡逻。

和我父亲闹僵后,小赵叔叔跟我也没那么亲近了。后来我们家搬离了厂子家属院,大家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回去办事见到他,他也不再喊我“小么子”,而是叫我“小资本家”了。他老得很快,年轻时精壮挺拔的小伙已成了一个接近300斤的谢顶胖子,骑在一台小电动车上,几乎把车身压垮。

他会留我在他的门卫室里吃饭,还依旧喜欢喝酒,两杯酒下肚,拍着胸膛向我炫耀说,现在全家属区一共有12名保安,只有他是保卫处的“正式编制”,其他都是厂里雇来的临时工。

可我却慢慢不愿再和他聊天了,因为无论聊什么,最终都会绕回到同一个话题——国营大厂当年为什么会垮?“就是因为像你父亲这样没有集体观念的人太多,才搞垮的”。

小赵叔叔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以前什么人才当“个体户”?都是那些坐过牢犯过事、找不到正经工作的人走投无路了才去当,结果现在反而这帮人赚钱了、出息了,没人肯在厂里下力了,最后厂子垮了,他们这些为厂子奉献了青春的人都被扔到了街上,让人笑话。

有几次我忍不住和他争了几句,他争不过,便气呼呼地说:要再来次运动,“你们这些人都是‘小狗崽子’,要被送去大西北劳教的!”

我把这些话讲给母亲,母亲让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以后也别和他争这个。我问母亲:“小赵叔叔以前一直在车间,怎么就去当保安了?”

母亲苦笑说:“如今,你赵叔除了保安还能干啥?改制后厂里上了自动化生产线,全是电子设备,电脑上操作,连行车都用遥控器了。回厂之后他不是没去找过领导,领导也让他学了3个月,可就是不去。”

“大家都是培训考证,没有资格证就不能操作。现在下料用的都是机械臂,他力气再大能有机械臂大?”母亲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厂里都是绩效考核制,哪个部门都不想养闲人,他能去当保安不错了,过几年,厂里的后勤一旦交给地方物业公司,他恐怕连保安都没得当了。



大学毕业前,我又见了一次小赵叔叔。他问我想好去哪儿工作没有,我说还没,他说:“厂里有政策,正式职工的子女如果有本科学历,可以优先进厂工作,你妈也快退休了,赶紧去厂里找领导活动活动。”

他把“正式”二字说得很重,还劝我不要过于看重自己的学历,“现在想进厂工作,要么当兵,退役后父母一方单位无条件接收;要么接班,享受大国企在职工子女就业方面的优惠政策”——至于学历,“能有啥用?硕士博士也不一定能进的来!”

我说想趁年轻出去看看,读书也好、工作也罢,不想再走父母的老路。他就说我“没出息”、“不识时务”,“以后可是要吃苦头的”。

后来听说我当了警察,他的态度又变了,说我真听他的话,捧上了“金饭碗”,这辈子不用愁了。再后来当他听我母亲说我回高校继续深造了时,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说,这孩子废了,“脑袋被门夹了”。

再然后,我就收到了他患病的消息。




其实这些年,我家和小赵叔叔已经渐行渐远。

2013年年末的一个深夜,我正在派出所值班,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赶忙接起来。母亲在电话里说,你赵叔叔被辖区派出所抓了,因为殴打他人和故意损毁财物。

那天晚上,小赵叔叔在保安室里喝了酒,要去单位领导家里“讨说法”,两个同事阻拦他,他不但打伤了两位同事,还将保安室砸了个稀巴烂。派出所民警从警综平台上查到了小刘阿姨的电话,打通电话,小刘阿姨却不管,只把我家座机号码给了警察,让警察找我们。

电话是我父亲接的,他几番犹豫,最后还是和母亲连夜去了派出所。他们在派出所并没见到小赵叔叔,向民警询问情况,民警说小赵叔叔砸玻璃的时候自己也被割伤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两个被他打伤的保安同事倒无大碍,已经做完笔录回家休息了。

我父母刚松了口气,民警又说,小赵叔叔砸坏的保安室监控设备很贵,他可能要被刑拘。母亲听罢,急忙给我打电话,想问一下这种事情派出所会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单位追究的话他肯定要去坐牢,不追究的话赔点钱做个检讨也就算了。“你都退休了,就别管这事儿了,联系一下保卫处的领导,交给他们去办吧”。

我实在不想父母再为这个人操心了。

那晚,小赵叔叔之所以要去找单位领导“讨说法”,是因为当天上午他得到消息,因为小区居民和保安同事多次举报他工作期间在保安室里酗酒,他这一年4000块钱的年终奖金可能不保。

他当天下午便去找了保卫处领导,要求领导“给他一个说法”,领导拿出条例说,“上班期间违反规定喝酒”按照规矩就是要处罚。小赵叔叔又跟领导拿“我是全民所有制职工”说事,领导说,扣发奖金已经是看在企业老职工的面子上了,换上其他人,直接就要被开除的。

小赵叔叔越想越气,当天晚上又在保安室里喝醉了酒,借着酒劲搞出了之后的事端。


我父亲又去了趟医院帮小赵叔叔垫了3000块钱的医药费,小赵叔叔说发了工资马上就还。父亲表面上劝他不用着急,先把伤养好,心里却在想:这事儿厂里真追究起来,谁知道你还有没有机会领到下个月的工资了。

小赵叔叔没有去坐牢,只是被保卫处除了名。母亲说,那3000块钱医药费他后来还了,还钱那天他又来我家里想找我父亲喝酒,我父亲没跟他喝。

当然,即使没喝酒,小赵叔叔还是在我家抱怨了一通,他说现在改制改得厂里的人就认钱,动不动就“罚款”、“扣奖金”,他在厂里这么多年,年轻时任劳任怨,现在年纪大了,养养老怎么了?工资低不说,还没人给他面子,不就是喝点酒嘛,领导给他“上纲上线”……

我父母实在没有耐心听他抱怨,便找了个托词,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我问父母,那晚即便前妻小刘阿姨不管,可小赵叔叔有那么多亲戚,也没道理找你们啊。父亲说,其实那晚派出所联系了很多人,但一听是他喝酒闹事,都说不管,其中包括小赵叔叔老家的亲戚,后来说赔钱的时候,更是没人出面了。

我父母也是事后才知道,其实他家里的那些亲戚和他早就不再走动了,那个小时候曾在我家借住过半月的侄子,就在家属院的邻街和小赵叔叔的大哥开着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也躲着小赵叔叔好多年了。有时在街上遇到,最多也就打个招呼便匆匆走开。

“当年厂子效益好的时候,小赵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就要上他这儿来,有时在单身楼上找不到他,还找到车间去,你看现在……”母亲有些唏嘘。


新年过后,小赵叔叔的骨灰被他的女儿送回了老家,那张贴在厂门口公告栏上的讣告,很快就被别的通知覆盖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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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24 09:19 PM |显示全部楼层

职场里的中年人:技术大牛失业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文思杰 人间theLivings 201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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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想像当年那样,靠着一门手艺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显然是种奢望。



配图 |《我的大叔》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2



“喂,你有什么工作机会给我介绍吗?”

2014年冬,秦工约我见面,戴着依旧光彩的珐琅架眼镜的他,已是头顶寸草不生的中年男子了。一落座,便直奔主题。

我有些不敢相信,那个当年意气风发的技术经理,居然会沦落到开口问我这个曾经的下属给介绍工作。

“秦工,”我依旧以尊敬的口吻问道,“您怎么会……怎么会这样了?”

他的眼帘沉沉地垂下,挡住了原本就黯淡无光的眼神。

“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工作了。”这声音简直就像蚊子哼一样。

我张口结舌,夹着滴着暗黄色油汁的鸡块的筷子,也颓然地放下了。

秦工会大半年没工作!这要是放在当年我和他刚认识时,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2005年4月,我刚来上海工作不到一年便“裸辞”了,所幸没失业太久,就应聘上一家在业内规模颇大的自动化工程公司。这家公司年产值近两个亿,员工足有百来号人,光负责设计调试的技术工程师就有二三十个,我光荣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给我作入职介绍的是技术总监童总,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说话慢条斯理,后来听说是老板从某著名研究所挖来专门“镇守”技术部的。

“你的直接领导是秦工,技术经理。”他冲我优雅地笑了笑,接着说道,“现在他在外面出差,以后你会见到他的。”

童总特意在“以后”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可惜我涉世太浅,根本不能体会这“以后”是多久,还闹了笑话。


“哎,阿山!”入职一周后,一天我在食堂排队打午饭的时候悄悄问一个新同事,“你见过咱们技术经理吗?”

阿山比我早报到一周,也是我到这个公司最先混熟的哥们。此刻他正盯着食堂阿姨那盛着褐色大肉圆的勺子,被我这么一问,不禁愣了一下,悻悻地扭过头说道:“没见过,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已经出差去了。”

“啊?”我惊讶地叫道,“那他不是半个月没回来了?”

立刻,我被周围“鄙夷”的目光盯牢了,接着就淹没在周围老同事们的一片口水中。

“半个月算什么?”

“哪个项目不是按月算的?”

“我都出去三个月没回来过呢!”

……

我狼狈不堪——新来的人真不应该乱说话啊。

至于什么时候能见到秦工,阿山语气很坚决:“肯定要到‘五一’以后了,许多工程现场都要靠他啊。”

阿山说得没错,我在劳动节前真的就没有见到秦工长什么样,倒是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只要有大项目,那必须是秦工出马,这样老板也放心啊。”

“我跟着秦工做过项目的,啥都不用担心,他肯定能搞得定。”

……

这让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秦工充满了好奇。


终于,在劳动节后我见到了秦工。多年之后,我和阿山回忆初见秦工的那幕场景,还觉得像是在看好莱坞明星入场一样——

那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我正在埋头看资料,对面的阿山突然用脚尖碰了我一下。

“快看,那应该就是秦工!”他朝我身后努了努嘴。

只见一个身着笔挺黑色西服的男人,乌黑的头发梳得光亮,帅气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眼镜,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在大家起身致意中一路走来,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和熟人笑着寒暄一阵。

还没等他走到我们面前,老板和童总也笑着来到我们技术部、加入欢迎队伍中了。




我的脑海中回荡着那一幕“盛况”,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个如明星一般光彩夺目的秦工,会和我面前这个满脸疲惫、眼神中透着迷茫和失落的中年男人是同一个人。

“我知道你目前在S公司做,能帮我推荐下吗?”秦工涨红着脸,怯生生地问道。

他亮出底牌,这也就是多年未见的他,突然约我出来吃饭的最终目的。

“没问题啊!”我满口答应,“像您这么牛的技术人员,我们公司肯定需要的。您回去把简历发给我,我转发公司人事做个推荐吧。”

我的话大部分不是奉承,毕竟秦工多年以前在业内就已经是“大神”级别的存在了,我觉得他肯定是眼光太高、不肯屈就一些不入其法眼的岗位,才会大半年没有工作。

“好啊,那谢谢啦。”他的声音里多了少许的欣慰,脸色也稍稍好看了些。

我们又东扯西拉地聊了些以前老同事们的境况,就准备散席了。鉴于他大半年都没工作了,我也不好意思让他出钱,自己买了单。


第二天上班,我如约将他发过来的简历转给了人事。

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人事部门的电话,说要聊下秦工的事。

“这个人大半年没上班了,你知道原因吗?”一进人事部的办公室,一个平素被大家称作“女神”的人力资源主管冷冷地问我,依旧摆出平日里一贯的那副高不可攀的样子。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又不能不回答,便随口答道:“应该是没找到合适的吧。”

这完全是句废话,我也知道。

“女神”眉头皱了皱,纤细的食指敲了敲桌上的简历:“他从上家单位离职的原因你知道吗?”

我这时有点后悔自己准备不足了。本来,我以为凭着秦工那赫赫的技术背景,人事一看到他的简历,还不立刻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地跳起来、迫不及待地让我通知他来聊聊啊,所以也没——当然也不好意思——多问。实在没想到——人事这态度怎么有点像是在菜市场挑根随处可以买到的大葱一样啊?

“要不,您让他过来面试自己问问呗?”我小心翼翼地提议。

“我再考虑考虑吧。”“女神”依旧愁眉不展,感觉就像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样。

事情真没有我想得那么简单!


从人事部出来,我立刻拨通了阿山的电话,约着见一面。

“哎呀,老秦竟然找你了啊!”一见面,阿山就冒出了这句话。

我暗自不快,他直呼秦工为“老秦”,让我感觉他对我们一直膜拜的这尊“技术大神”有点不敬。

“什么叫‘竟然’?”

阿山用吸管将面前的可乐拌了拌,漫不经心地答道:“你和他根本就不熟悉,他都找到你了,难道不是‘竟然’?”

我想想也对。

多年前那次盛大的欢迎场面之后,我被分到了“薄膜设备组”,跟着一些老同事频繁去往广东、浙江出差,而秦工则直接领导“轧机设备组”,带着阿山等人去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征战”。当时我真是羡慕阿山,能跟着秦工做大项目。

从此,我和秦工南北殊途,自然不会熟悉。而且,又过了不到一年,我就跳槽去了S公司转做了销售工作,从此和秦工再无交集,只是从一直保持联系的阿山嘴里得知他们后来也一起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

“到底怎么回事,秦工这样的大牛怎么会……沦落到没工作的地步?”我问阿山。

“老兄,”阿山拉长了声调,“你还当现在是9年前吗?”

接着,他跟我聊起了他们“轧机设备组”的光荣和没落。




在2010年之前,从事钢铁工业的人,日子过得快活似神仙。那时候,由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极大刺激了对钢材的需求,因而各种生产钢材的设备也就供不应求了。

而其中,用来生产出固定厚度钢板的轧机,自然更是紧俏得很,当时有“轧机一开,钞票速来”之说。于是,各地的轧机生产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阿山和秦工所在的“轧机设备组”自然也搭上了这班顺风车,一班人马都享受着无比的荣宠。阿山跟我讲过,有次他和一个新调到他们组的同事去河南巩义一带出差。一到宾馆,轧机厂的老板就笑呵呵地开着宝马来接他们。到了当地一家豪华气派的饭店,那个厂里的一群经理们立即如众星捧月般围拢过来,殷勤地给他们“接风洗尘”。酒酣耳热之际,老板还主动提出以后从宾馆到工厂都由他们派专车接送。

显而易见,当时从事轧机控制系统(包括控制器、驱动器、电机等一整套用来实现轧机设备正常运转的电气系统)设计和调试的技术人员,简直就是老板们眼中的香饽饽——而秦工就是其中最大、最香的那个。

对那时我所在的电气公司的老板来说,甭管多大多复杂的轧机,只要有秦工在,就敢拍着胸脯去接这个活——而且,轧机越大越复杂,利润也越可观。

而对我们的客户——那些生产轧机的老板们来说,秦工更是要捧在手掌中的宝贝,怠慢不得,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要想早一点让轧机动起来,就得拜托秦工早点把设备调试好。

有一次,“轧机设备组”的一个同事去河北廊坊一个工厂调试设备,调了半个月,设备还没动起来。急着开机赚钱的工厂老板火了,一个劲地催促,甚至威胁公司说,按照先前合同规定的工期,如果再过一个礼拜还不能把设备搞定,就要将电气系统全部退货!

危急时刻,童总在征得老板同意之后,咬牙将本来准备前往河北邢台调试的秦工紧急派了过去——尽管这等于“拆东墙补西墙”,会影响邢台项目的进度。

秦工到达那个厂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大家都已将盒饭提到车间里,摩拳擦掌准备挑灯夜战了。可秦工却不慌不忙地宣布:“今晚不用加班,各自回去休息!”

此话一出,不要说客户,就连那个此前没把设备调试好的同事也都急眼了——时间这么紧,不加班赶进度哪能按期完成任务?

可秦工却依旧气定神闲地坚持自己的主张。没办法,他这个“希望之星”不肯加班,别人加班也没意义,于是大家各自散去。

当晚,秦工在宾馆里仔细询问了之前那个负责调试设备的同事先前遇到了哪些问题,并认真研究了电气线路图。第二天一早,秦工就将改动过的电气线路图递到工厂的电工领班手中:“按我标识的去改!”

领班不敢怠慢,赶紧招呼手下一起上阵,用了一个上午时间将线路改好。而秦工则利用这段时间伏在控制室的台子上,将适用于这台设备的控制程序给编好了。

匆匆吃过午饭,随着秦工一声令下,这台一直“默不做声”的大家伙终于发出悦耳的轰鸣声——是的,对客户老板来说这噪声简直比贝多芬的交响乐还要悦耳动听。工厂老板兴奋地围着这台即将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宝贝机器左看右看,把秦工夸了又夸。不过,此时的秦工还没时间搭理他,他冷静地观察着设备运行情况,不断修改程序和参数,将设备性能不断优化。

又过了两天,秦工像个终于完成自己满意作品的艺术家一样,露出舒心的笑容。而就在客户老板要大摆庆功宴好好犒劳他之时,时刻关注此地动态的童总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求秦工直接奔赴邢台“前线”了。

“他那时候就是救火队员,哪里有事最后都是要他去解决的。”阿山说道。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秦工他们组可以享受各种“崇高”的礼遇了,其实,就连和我同时入职的阿山,当时的年终奖金都比我多了整整两倍!

那可真是他们的鼎盛时期。




可惜,从2008年开始,钢铁工业渐渐露出产能过剩的征兆。由于连续多年疯狂上马各种产线,需求端渐渐饱和,更不要说当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锐减。于是,无论是钢材还是生产钢材的设备,在市场中都开始走下“神坛”。

这种大背景下,原先待遇优厚的轧机技术人员们自然也被殃及池鱼了:先是他们的年终奖金不再那么“显眼”了,后来老板和童总开始商量如何“遣散”部分技术人员——既然轧机业务不再那么赚钱了,养活这么多人显然也不合适。

不过,谁都没想到,秦工居然也在这波遣散大潮中被迫离职,并最终丢了饭碗。

“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就算行业再不景气、轧机设备组哪怕就剩下一个人,也该是技术最棒的秦工留下啊。

“唉,电气技术发展太快啊!”阿山叹了口气。

在2000年初的时候,调试一台轧机还是一项难度非常高的工作。想要让轧机能够按照设计要求运转、生产出合格的钢材,就必须对这些电气产品和轧机工艺都非常精通,这就对技术人员的素质和经验要求很高。

但是,经过近10年的经验总结和积累,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正急剧降低。原先复杂的轧机调试技术早就被标准化、模块化了,以前需要工程师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个大学毕业生只要培训个半年,就能拿着现成的标准化程序模块去搞定了。那些复杂难懂的制图、编程等技术,现在都变成了傻瓜式操作。

产品好用了,调试技术又简单了,靠技术人员的个人经验来决定设备运行好坏的时代也就过去了。这当然是电气行业的进步,但是,对秦工这样的老工程师来说,他们引以为傲的经验,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可惜的是,人的心态总是跟不上处境的变化,尤其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秦工当然不愿意面对自己已经“掉价”的现实,而老板又是非常“现实”的,这就使得双方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2009年,秦工最终也被迫离开我们原来的公司。

当他和阿山先后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后,阿山由于“船小好调头”,很快就从冶金行业中跳了出来,改行从事能源和起重机等行业的电气设计工作,虽然没有先前那么风光了,但饭碗端得还算牢靠。

相比之下,秦工却没那么走运了。由于他的薪资比一般的工程师都要高出一大截(两到三倍之多),新公司的老板自然不会轻易让他转行——那还不如重新招个人来做划算——而是想利用他在冶金行业的经验,去争取接些大的冶金项目来。

可惜折腾了3年多,这个“不识时务”的老板终于意识到冶金行业是真的不比从前了,所以在把秦工的经验又转化为自己公司的“标准化”模块之后,秦工也“顺理成章”地又一次被迫离开。

不过这一次,年逾不惑的秦工,像头垂老的大象一样,跌倒了就没那么容易爬起来了

“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阿山吸了口可乐,接着说道,“冶金行业没有过去那么‘疯’了,电气技术又发展到傻瓜式了,只会调试冶金轧机的秦工还有什么价值呢?而且他也人到中年了,薪资和心态都在上面了,可活力和拼劲又都不如那些如狼似虎的小年轻了。换了你是老板,会要他吗?”




虽然道理是这样,但我依然相信,只要老秦——我也不知不觉开始在心里这么称呼秦工了——愿意接受新的挑战,凭他的能力,再找份工作还不是太难的事情。

我的想法看来还真没错,和阿山聊过之后没两天,人事“女神”就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这有个一般的技术岗位,你那个朋友愿意来面试吧?”她特别在“一般”二字上加重了语气。

我一愣,很快反应过来,这意味着老秦到我们公司来只能做普通的技术工程师,而不是做他以前的技术经理!

这我还真没想到过,于是便说要问他一下再回复。

“秦工,”我在电话里字斟句酌,惟恐有什么表达不慎让老秦觉得我们公司对他不够重视,“人事说有个普通的技术岗正好空缺,您要是有兴趣……”

“有,有啊!”出乎我意料,他居然还没等我说完就一口答应。

“不是技术经理岗位哦,不带人的。”我怕他没听明白,又补充道。

“不带人好啊,自己做事情还很清静,管人多烦。”电话那边传来的是爽朗的话语,一点也听不出有什么不快。

看来是我多虑了,本来我还担心老秦非经理或总工之类的岗位不做呢,现在看来,他也愿意“屈尊纡贵”做一般的技术,那还有什么搞不成的?就像是身怀绝技的特种兵愿意来普通的步兵排,还不把步兵排长给乐死!

于是,我把老秦的态度告诉了“女神”,她立刻给老秦发了面试通知。

看来一切都很顺利。


老秦来面试那天,我特意没有安排客户拜访,在公司里等他。

他依然穿了一身笔挺的黑色西服,蓝色的领带打得一丝不苟,虽然头发有些惨淡,但是也精心梳理了一番。可以看出,他对这次面试寄予了厚望。

“秦工,”我的语气还是像以前一样恭敬,“祝您面试顺利!”

他紧张的面孔上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谢谢。”

“您面试结束后来找我,我请您吃个午饭。”

见他点了点头,我就知趣地离开了,留下他孤独地坐在会客室里等待面试。

10点半左右,他给我打了电话:“我面试好了,在一楼等你。”

我赶紧跑到一楼,只见他双手提着公文包背在身后,正盯着公司的大幅宣传画出神,里面是一个戴着白色安全帽的工程师正专心致志地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我们用专业的技术服务赢得客户。”

“秦工,感觉如何?”我充满期待地问道。

“还行,谈得还挺投机。”他神色很轻松,看来效果真的不错。

见他这么乐观,我的情绪也被感染了。还没到中午吃饭时间,我只能拉着他去了旁边的星巴克。

“怎样,和谁谈的?谈了些啥?”我端着两杯香气扑鼻的摩卡放到桌上,迫不及待地问道。

“谢谢。”他笑着拿过一杯咖啡,“一个女的——人事,还有一个男的——技术部经理。”

“嗯。”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主要是和那个技术部经理聊了,他问了我几个技术问题,我详细给他解释了,说得他连连点头,夸我确实有水平。”老秦越说越有信心了,脸上泛起了红光。

“那是,您的技术水平大家有目共睹。”我诚挚地夸赞道。

“然后他又问我愿意出差不,我说我可以接受一年出差150天,他说完全没问题。”老秦越说越兴奋,连咖啡都顾不上喝了,“最后他问我接到通知何时能入职,我说At once。”

连洋文都蹦出来了,看来是真的感觉不错。

我们接下来又聊了点别的。由于情绪不错,老秦还让我看了他女儿的照片,很漂亮的小姑娘,穿着花裙子,骑着木马,露出天真的笑容。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做什么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他像收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收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这次让老秦非常乐观的面试后,过了一周,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你们公司通知复试要等这么久吗?”他的语气透着焦虑,“我到现在还没接到复试通知。”

我赶紧劝他:“一般都要等个两周吧,再等等看吧。”

又过了三天,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

“还是没给我通知,会不会出了什么问题?”他这次的语速很快,显然比上次着急多了。

“不会吧……”我也开始没了底气。

“能麻烦您帮我去问问吗?”他都称呼我为“您”了,这让我觉得事态很严重了。

“好,我明天就去找人事!”我赶紧答应。


第二天,我一早就去了人事部。

“你介绍的那个人啊?”“女神”显然是刚到公司,还在盯着梳妆镜看自己的妆容是否 “受损”,“我们觉得不太合适。”

“啊,为什么?”我大吃一惊。

她那精心描过的睫毛跳动了一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然后,她把精美的雕花梳妆盒收了起来,慢吞吞地说道:“他的技术底子是还可以,技术经理也很认可。但问题是,他只了解冶金行业,对我们公司涉及的精密机械、机器人等领域知之甚少,所以不太对口;而且,他要的工资也大大超出了我们招这个岗位的预算。”

我愣了一下,不过转念一想,这两个问题也不是无法商榷的吧。

“他毕竟工作经验丰富啊,”我心有不甘地试图扭转局面,“稍微培训一下,应该很快就能熟悉我们专注的领域吧……”

“别胡说了!”我的话被“女神”不耐烦的高音调给打断了,“公司招的是马上就能上手、为公司创造效益的人,公司可不是培训机构!再说了,就算要培训,干嘛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几个小伙子来培训,这些年轻人接收新事物的速度极快。而且工资还不到你朋友要的1/3。”

“这……”这不就是阿山曾经说过的话的翻版吗?我被她说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离开人事部。


待我在电话里把这情况告诉老秦,他立刻回道:“那跟你们人事再沟通沟通,他们愿意给多少钱?”

唉,真是形势比人强!我相信要是在2005年,肯定有大把公司开出各种条件请老秦过去;可是放到今天,他求着做个普通的工程师还要这么费劲。

我又跑到了人事部。“女神”见我又来了,没好气地问道:“又什么事啊?”

我满脸堆着谄媚的笑——我对客户都没这么下本钱过——把老秦的意思告诉了她。

“你怎么还不明白?”她听完却有些恼了,“这又不是菜场里讨价还价。给他低点的工资,他就是现在愿意来了,等做了一段时间肯定会渐渐不满意,又会要跳槽了。公司要的就是人员稳定,要合适的员工!”

我不得不承认,她说得有些道理。一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呆立在那里。我突然想起,怪不得那天他们只和老秦聊到10点半就结束了,敢情是“没戏”啊。

本来以为“高不成,低不就”的人是自己不愿意屈就,现在发现,就是愿意屈就,人家也不一定愿意要你。


“没帮上忙,真不好意思。”我愧疚地低着头,不敢看老秦那失望的眼神。

“唉,算啦,你也尽力了。”老秦无力地叹了口气,声音又像开始见面请我给介绍工作时那么低了。

“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我实在不想看到自己当年仰慕的“英雄”输成今天这副模样。

“唉,继续找呗。”

我突然想到了上次他给我看的他女儿的照片,像他这样有家的男人,失业大半年还找不到工作,真不知如何面对老婆孩子。

“还需要我帮什么忙,请尽管开口。”我只能以这么一句客套话来结束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分别后,我看着老秦那已经有点佝偻的腰身在夕阳下渐行渐远,突然想到,在报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父母坚决要求我学工科,给出的理由是:“学一门技术吧,越老越吃香。”

可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想像当年那样,靠着一门手艺就能一辈子吃喝不愁,显然是种奢望。我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随时会被滚滚的时代大潮无情地抛到身后。更可悲的是,当剧变的浪潮袭来的时候,像老秦这样的“大牛”却很难紧跟时代步伐。

我相信他早就应该能感知到钢铁业正在逐渐走向没落,而精密机械、机器人等新的电气应用领域正在兴起。可惜,也许正是“大船难调头”的缘故吧,他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方向。等到失业的厄运袭来时,已然人到中年,只能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这就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中年危机”吧。

我突然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感,老秦的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明天。是该想想怎么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要被淘汰了。


2014年那场失业危机,老秦最终还是挺过去了。也许是残酷的现实让他的心态渐渐跟上了自己的处境,他对工作各方面的要求——不单是薪资,还包括工作地点——都不断降低,而且也注意多学习和了解其它行业的知识。终于,他在2015年的春天又重新上岗,成为汽车生产线的电气调试工程师。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苦尽甘来了。紧张的工作节奏和长期的异地出差,使得这个中年男子越来越疲于招架,虽然他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咬牙坚持着,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地跟他“摊牌”了——2018年底,他查出自己得了糖尿病,连医生都说这肯定是累出来的。

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和阿山一起去看望他。不过出乎我意料,他却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般悲观和消沉。

“日子总还要过的,”他淡淡一笑,“以后多注意休息,能推掉的活就推掉了,不能那么劳累了。”

我怀着复杂的感情盯着他那张日趋苍老的脸庞,那上面已经看不出一丝当年的技术大牛人的风采了。

也许,他这么努力工作,也是基于那次失业所产生的危机感吧。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我想,到了中年,就更不容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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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思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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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6 10:45 PM |显示全部楼层

我教的,全是上不了高中的职校生丨人间·寻业中国

 张青依 人间theLivings 201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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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不可能教出上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我的学生们在普通的岗位上,也会认真工作,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善待着妻儿,努力地活着。



配图 |《青春派》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3



我生活在浙江杭州附近的一个县级市里,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老师。

职高不比普通高中,都是一些中考没有考上普高、成绩与素质相对较差的学生,因此我们学校的老师大都不愿意当班主任,一句常在老师们嘴里唠叨的话就是,学校发的那点班主任费,还不够被学生气得生病买药花的钱。

学校正常的上班时间是早上8点之前到岗即可,而班主任基本7:10就要到岗——班级、包干区卫生督促与检查,组织班级早自习,等一切全部妥当,也要8点过了才能踏进办公室的门。

上午4节课后,其他任课老师在办公室里可以惬意地午睡,班主任却要不时地到寝室、班级走走看看,跟个别有思想波动的学生谈谈话,不要说午休了,只要自己班级能够不出事,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下午3节课后,别的老师都直接下班回家,可班主任往往在准备拎包走人时,就会接到学生处的、家长的甚至是学生的电话,如果运气不好,自己班级的学生晚上在寝室出了事情,班主任半夜里被电话拉出被窝的情况也很是常见。

就像一位老师说的那样:“当班主任如果只是身体累那还没什么,最难受的是心累。”我深以为然。




2008年,我30岁,这一年的暑假,我被学校安排做了新生班电子商务专业的班主任。

8月底暑假结束,教师报到上班,32个新生名单发在了我的手上——男女生比例相当。至于中考成绩,却只能用惨烈来形容。名单中有个叫王斌的男生,我一下就记在了脑子里——中考5门科目,其中还有一门科目卷面满分是160,可他的中考成绩只有98分,两位数——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带班经验的老师看了眼名单,也把手指敲在了“王斌”这两个字上:“当心点,这个学生,如果智商没有问题,那可就有的你受喽!”

新生报到的前几天,教室打扫,寝室安排,我一刻都不得闲。室内40几度的高温像蒸桑拿,衣服全部汗透,头发如水洗般,一件工作做完,另一件又找上门来,衣服头发湿了干、干了湿,几天下来,学生还没见,人就瘦了两三斤。

终于捱到新生报到那天,我早上7点不到就到了学校,准备工作妥当后,8点钟准时进教室,家长们也终于陆续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报到了。

收费、安排寝室,与家长寒暄两句,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金毛狮王”。 “哎,交钱!”男生率先开了口,一脸不屑的样子。

我并没有抬手接钱,而是先顺势观察了一下:男生的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脸黝黑、手粗糙,一看就是体力劳动者。他脸上对我带着不太自然的笑,额头上的汗珠扑簌扑簌地往下滴,估计是刚才给这黄发男生一路拿着行李累的。

我推断这是一对父子,儿子素质应该不高,而且这个老爸也应该早已管不住这个儿子了。

“名字?”我问道。

“王斌。”

果然。我马上又想起另外一个老教师给我的经验之谈:在我们学校做班主任,就要把自己当成学生们的后娘,尤其是开学初期,规矩要多立,要严格要求,这样班级才不会乱套。而眼前的这个王斌,显然正是我立规矩的理想对象——也正好杀鸡儆猴,给其他调皮的学生一个警告。

我不动声色地说道:“你的头发不符合报名要求,必须是黑色才能报名。”

“那可不行,这头发我花了好几百弄的,让我染黑,那我就不读了。”王斌的口气倒是挺冲。

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开口,他爸就抢白道:“不读书,不行,不行!”

“读书可以,但要遵守学校的校规,我们学校的规矩是‘留发不留人’,你想留这头发,那只有不读这个书了。”我口气强硬起来。

“这书,我本来就……”王斌急了。

“少讲!不读书,不行,不行!”他爸估计嘴巴也笨,颠来倒去就这几个字。

“可以,把头发弄正常,再回来报名。”我坚决不让步。

“去弄头发。”王斌他爸喊着他,同时拽了下他的衣角。“你少碰我,小心老子揍你!”王斌双眼怒瞪,高声狂叫。

原本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儿子居然叫嚣着要打自己老子——这一老一小一下成了众人的焦点。

我正准备说几句话,缓解一下教室里的尴尬气氛,但已经来不及了。“啪”一声,王斌他爸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自己儿子的脸上。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听王斌嘴里喊出了一句:“我X你妈!你敢打老子!”说完,也一拳打在了自己老爸的脸上。

瞬间,俩人扭打在一起,我吓得呆立在一旁——人家是上阵父子兵,我碰到的却是现场父子互殴,还是在我第一天当班主任的日子。


我以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王斌应该没有脸来这个学校读书了,没想到,开学后的第三天,他爸就又带着他来报名了,这时的王斌头发,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寸头。

我知道我有充分的理由将王斌拒之于校门外,但看到他爸那一脸老实相和那近乎于恳求的眼神,心顿时软了。我给王斌报了名,但鉴于他的“前科”,我要求签一个试读协议:如若他再在学校发生打架行为,立马退学。

他爸同意了。办公室的一位老师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路长着呢,好好修行吧!”




也是意料之中的,王斌入学不到一个星期,还真又出事了。

学校新生班级举行“迎新杯”篮球比赛,王斌第一个报了名。一问才知道,他初中篮球就打得很好,差点就进了校队。我赶忙鼓励他:“既然你这么厉害,那有空就带参加比赛的其他几个同学去篮球场练练。”他爽快地答应了。

可第一天去球场练习,他就跟二年级的几个学生发生了口角,很快就又发展到了拳头说话。等我赶到现场,局面已经被其他老师控制住了,王斌脸上挂了彩,一片青一片紫的,另一个二年级学生鼻孔塞着卫生纸。

我真想上前一把揪住王斌的衣领对他怒吼:“你不是要读书的吗?就是这个混样子在读书吗?”可转念一想,就当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说什么也是多余。只有一点让我感到些许不安,就是他爸那老实又可怜的眼神。我在心里愤愤地骂着:“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养出了这么个混蛋儿子!”

我和王斌一起到了学生处,我主动开口跟负责老师说:“开学前,这个学生是跟我签了协议的,如果再打一次架,就直接退学回家。”

“为什么签协议?”王老师有些不明白。

“开学报名,他跟他爸大庭广众之下,对打。”

“那个学生就是你呀!”王老师看了眼王斌,恍然大悟,“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就按照你们班主任说的办吧。”

王斌被我带出了学生处,跟着我去办公室。没想到走到办公室门口,竟然看见我们班其余几个篮球队的男生整整齐齐排成一排,站在那里等我。

“你们什么事?”我问道。

“张老师,你不能开除王斌。”

“张老师,他是为了我们。”

……

他们七嘴八舌地为王斌辩解着。

篮球队的男生们跟我讲,刚才他们几个在球场练球,几个二年级的学生看他们是新生,非要他们把场地让出来。他们不想惹事,就让出了场地,临走的时候一个男生气不过,吼了句:“欺负新生,还真以为自己是老大了呢!”没想到,话音刚落,二年级学生就把一个篮球就砸了过来,来回对骂了几句,王斌就跟他们动了手,其他人赶紧回来找了老师。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王斌的处理好像有些简单粗暴了,可毕竟他跟人打了架,当初协议也是这样签的。我有些没主意了,便提议:“你们脸上的伤怎么样?要不,你们先陪王斌去下医务室,剩下的事情等下再说。”

男生们离开后,我思考再三,决定再给王斌一次机会。

我告诉自己,王斌确实有错,但他在转变,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有了小进步才会有以后的大进步,我应该给他改变自己的时间。


太阳西下,我在篮球场边找到了王斌。

我告诉他,学可以不退,但不管什么原因,打架肯定有错,只是这次事出有因,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觉得你真的改变了。”

“哪儿?”他问我。

“眼睛,里面的戾气少了,多了平和和诚恳。”

“哈哈,张老师,你说得太高深了,我有些听不懂。”王斌笑了,还有些刻意的夸张。

我知道他其实明白我的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开着玩笑,继续问道:“你最后为什么又来读书了?难道是你跟你爸在家里又单挑了,他打赢了你?”

他轻轻摇了摇头:“我奶奶。”

王斌说自己的奶奶70多岁了,知道他不想读书了,急得直哭,不小心摔倒在地,王斌去拉她,她也不起来,就是一个劲地哭着说:“斌斌,去上学啊,一定要上学!”

“我其实是奶奶带大的,我爸妈永远都是在上班,我答应了奶奶,就要做到,所以我把头发染回来了,也来上学了。我奶奶还说,如果不读书,就这样在社会上瞎混,总有一天要坐监狱、吃牢饭……”王斌说完,又对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轻风徐徐,晚霞漫天,确实有一股暖意涌上心来。

几天后,校篮球比赛开始了,王斌虽然很努力,但这毕竟是集体项目,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我们班小组赛就被淘汰的命运。

但也正是通过这次比赛,王斌被体育老师“发现”,正式成了校篮球队的一员。




10月国庆节刚过,学校新生家长会。

这是开学后的第一次家长会,我给所有学生家长都打了一遍电话,要求他们务必出席。有些家长在电话里态度模棱两可的,我在开会的前一天又补打了一回,请他们一定要到场。大家基本都很配合。

等家长会结束,我看了一下个别家长缺席的学生名单,里面有一位叫任红的女生,家就住在我们学校后面的小区。刚好她最近也有些问题,于是我就骑着电动车,想去她家碰碰运气。

还没到她家,我就见到了一个月前报名时打过照面的任红她爸——暖暖的太阳下,在小区的院子里,他正跟其余三人围坐在一起,“哗啦啦”地搓着麻将。

“任红爸爸,我是任红的班主任。”我停下电瓶车,走到麻将桌面前,跟他打着招呼。

“哦,张老师啊——二条!”任红她爸对我抬了抬眼皮,又盯着麻将来。

“今天家长会,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了……”

“知道,知道,你看我有点忙,本来是要去的,但我们老麻将搭子了,三缺一,没办法——等等,一筒,吃!”

作为一个父亲,就因为打麻将人手不够不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我真想当着众人的面,数落他一通。但转念一想,这并不是我来找他的目的,于是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火气,尽量心平气和地说:“家长会已经结束了,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跟你说说你女儿的问题……”

“读个职业高中有什么问题?又不是普高,随便上上,毕业拿个文凭不就好了嘛!”任红她爸一脸不耐烦。

“职业高中也是读书啊,如果出现了问题不处理,小问题变大问题,到时候就更麻烦了。”

“那什么问题啊?”

“最近的周记上,她跟我反映,有几次放学回家路上会碰到一些社会上的小青年,喊她,还说要跟她做朋友什么的,她有点害怕,所以我打算……”

我话还没说完,那3个牌搭子立马活跃了起来:

“呦,你女儿真厉害啊,到处都有人喜欢!”

“长得漂亮,就是不一样!”

“说不定里面真有顶有钱的,到时候彩礼钱都够你吃香喝辣喽。”

随后,包括任红她爸在内,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实在忍无可忍,厉声说道:“任红爸爸,我说的那些人是不像话的小混混,那个是你女儿,你难道不怕她被小混混带坏吗?”他们见我这般态度,都不作声了,任红她爸尴尬地笑了两声,说道:“开玩笑,开玩笑,别当真,老师。”我又花了半个小时,对任红她爸讲了他女儿的问题,还有一些学校的方针和政策,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麻将牌哗啦啦的,给谈话伴奏。

我万般无奈,从牌桌边离开,骑车回学校。路上突然想起,早上在办公室座机接到一个家长电话,说要找他儿子。我问他儿子的班级,他不知道,我又问孩子的班主任的名字,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儿子叫啥。我告诉他,学校那么多学生,光凭名字不好找,他居然骂骂咧咧,说找个学生都找不到,你们算什么学校,然后“啪”一声狠狠地挂了电话。

这样一比,还是我学生的家长要强些,至少他还边打麻将边听我说话。

不管怎样,问题也有了解决的办法——任红她爸说,“大人工作都很忙”,不可能偶尔接送孩子,于是接受了我的提议,让任红住校,以避免被社会小青年骚扰。

“还行。”这是我对这场麻将桌的家长会的总结。




家长会后,任红就成了住校生。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大概9点多钟的样子,我正准备休息,手机忽然响了,一看号码,心里就咯噔一下——学校打来的,出事了。

果真,检查寝室的老师告诉我,任红人不在寝室,其他室友也不知道她人去了哪里,打她电话关机,学校让我务必想办法联系上她,“如果她真出了什么事情就麻烦了”。

我心里顿时乱成一团,穿上衣服就往学校赶,我妈在耳旁直唠叨:“不就是当个老师嘛,大半夜的还要往学校跑,孩子也不管,干脆把命都给学校好了!”

我爸就在一旁劝:“你少说两句,不是当班主任了嘛……”


到了学校,我和值班胡老师赶忙去调门卫监控。原来晚上8:40左右,任红翻墙出了校园。

“她没有回寝室,直接夜自习下课翻墙出了学校,要么是早就计划好的,要么就是突然遇到了什么事,逼得她必须出去。”胡老师分析着。

“她家就在学校不远,我干脆去她家看看。”我提议。

我马不停蹄往任红家里赶去,可她家大门紧闭,房子里也没有灯光,无论我怎么叫门,都没有人应,这一家人仿佛人间蒸发般,都没了踪影。

我又赶回学校,向任红同寝室的同学了解情况,学生们也给不出任何有用的线索。

“说不定,明天就有了转机呢。”胡老师安慰着我。

回到家,我筋疲力尽,躺在床上却又彻夜难眠,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是噩梦连连,梦里不是任红出事了,就是她爸妈来找我要孩子,在我面前又叫又喊,到了凌晨,就被惊醒了。

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学校,电话就响了,看着来电号码,我当时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是任红的电话。

原来,任红她爸一喝酒,不管醉没醉,总会对她妈妈家暴。昨天晚上,她爸又喝了酒,晚自习结束,她在回寝室的路上给她妈打电话,听见电话那头她妈不停地哭,也不说话,就知道家里又出事了,没办法,只得翻墙出了学校,带着她妈逃出了家,又害怕她爸找到他们,手机就直接关了机。

任红答应我早上9点之前会到学校,我这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任红准时回来后,我特意找了一个僻静之地,跟她进行了一次长谈,对她说:“你关心你妈妈是应该的,但你离开学校的方法用错了,你可以马上给我打电话,我会同意,你完全可以正大光明地离开,不用偷偷摸摸的。”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双手互绞着:“不好意思张老师,当时我太急了,我没有想那么多。”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她想离婚。”

“你怎么想的?”

任红抬起头,双眼坚定,说道:“我支持她。”

我握住了她的手,真的很凉,凉得让我想放在自己的胸口温暖它:“心里很难受吧,爸妈闹成这样?”我也很难过。

“张老师……”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




没过多久,事情又来了。

一天下午,体育课上课前,3个女生来办公室找我,其中有个胖敦敦的叫于玲的女生说:“张老师,我们想体育课请假。”

“为什么?”我问道。

“来月经了,上不了体育课。”

“你们都是?”

她们点了点头。

正准备让她们写个请假条,我再签字同意时,我对面的李老师故意地咳嗽了几声,还冲我眨了眨眼睛。

我立马会意,对3个女学生说:“请假条的格式你们应该也不会,还是我来写吧,作为样板,你们再抄写一遍。出去等一下,我写好,再叫你们进来。”

女生们出去了,我立刻问李老师:“怎么了?我不能给她们请假吗?”

她笑了笑:“假可以请,但你要留个心眼儿,最好拿个本子,把她们今天请假的日子记录下来,原因写好,最重要的是,要让她们签上自己的大名。”

我有些不明白,还想问个究竟,另一位王姓男老师紧接着说道:“你别管为什么,先照做,过不了多久,这个本本就会变得很有用,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虽然心里问号多多,但也没多问,找来了一个空本子,写清了事情原委与日期,让3个女生签了名,最后准了她们的假。


这两位老师真是料事如神,小本子很快就派上了用场。没几天,于玲又和一个女生,一脸痛苦地来到办公室对我说:“张老师,我刚好来月经了,这次还痛得要命,我想体育课请假。”

“你真来月经了?”见我面露难色不好拒绝,李老师便开口问她俩。

“是啊,来了。”于玲说着话,眉毛还故意拧了拧。

“不对吧,几天前,体育课因为来月经请假的,不就有你吗?半个月都没到,又来了,这月经不一般啊……”李老师一番话立马提醒了我,我口气严肃地问:“对啊,于玲,之前你不是请过假吗?”

“没有,那次不是我,张老师你搞错了。”于玲嘴巴依旧强硬,但神色明显有些慌张。

“搞没搞错,看记录啊,上次因为经期请假的女生不是签名了吗?看一看,是谁的签名,不就搞清楚了嘛。”李老师说。

我赶紧拿出那个小本本,一翻开,于玲不吭声了。

“回去上课吧,把心思放学习上,少来花花肠子。”我故意声音严厉。

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于玲还继续嘴硬:“我就是来月经了,我就是要请假。”

一时间,我又被她唬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李老师不紧不慢地说道:“好啊,既然你说自己真是来月经了,可以,老师相信你,但是你也要同学们相信——你是女的,你们班主任也是女的,办公室隔壁就是女厕所,你们一起去厕所,刚好你换下卫生巾,你们班主任就在旁边,也不打扰你,同时也能做你的证人。”

陪上厕所这样的事情,虽然我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愿意,但明面上我只能硬硬地说道:“对,就这么办,我帮你去厕所作证,你卫生巾带了吗?没带,我这有。”

于玲顿时没招了,气哼哼地叫了一句:“不请就不请!”转身出了办公室。

“刚才的关门声那么响,气不顺啊,你可要好好关注一下她喽。”李老师提醒着我。


我决定先去找体育老师去了解一下情况。

到了操场,刚巧赶上我班上的学生在练习排球。我在人群中来来回回扫视了两圈,愣是没找到于玲。

“于玲呢?”我大声问着学生。

“于玲?哦!‘肉球’啊,体育课就没见到她。”

“都‘肉球’了,体育课当然不敢上喽,跑步都是滚的。”

几个好事的男生乱叫嚷着,大家也都跟着笑。我知道于玲不上体育课的原因了。

我大声道:“都别乱喊,乱给同学起外号,这也算是校园欺凌,想吃处分了吗?”

起哄的学生这才消停了。

“张老师,于玲好像在班里。”一位女生给我说。我转身朝班级走去,这时,又有两个女生朝我奔了过来:“张老师,我们想给你反映点于玲的情况……”

我心里一紧,赶忙说道:“边走边说。”

“现在班里喊于玲‘肉球’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前只是体育课叫叫,现在平时也有人叫了,晚上大家在寝室里,有几个女生也故意叫她肉球,不叫她名字,真的很过分……”

“于玲为了这个,偷偷哭了好几次,她还说什么不想读书了,要退学,在学校待着没意思之类的话……”

“我知道了,你们去上课吧。”我心里更着急了。

我生怕于玲会出什么事,三步并作两步往教室赶去。还好,一到教室,看见于玲正一个人趴在桌子上。

“于玲,没去体育课?”我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尽量语气平和地问她。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没吭声,随即又扭过头去,趴在桌子上。

“老师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上体育课了,相信老师,我来帮你解决,可以吗?”

她重新抬起了头看着我,虽然不言语,眼眶却红了。




接下来,我第一时间把班里3个喊于玲外号最凶的男生叫到了办公室,厉声责问:“校纪校规里是不是有一条,‘不能欺负同学’?”

“张老师,我们没有。”一个叫于猛的男生叫着。

“没有?那给于玲起外号呢?还拿她的外号调侃,害得她都不敢上体育课,这些事不是你们干的?”

“张老师,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我们也就是开开玩笑,活跃下班级气氛,什么欺负不欺负的,没有的事。”男生张立辩解着。“玩笑?既然你们觉得叫别人外号无所谓,要不我也给你们起一个。你!”我手指张立,说道,“听说寝室里,一脱鞋,你的脚最臭,要不以后我就让同学们叫你‘臭脚张’?”

“还有你,于猛,交上来的作业,字迹潦草地就像鬼画符一样,干脆以后就叫你‘鬼画符于’,还4个字,够赶潮流吧?”

“至于你,李军,更好起了,你动不动就出口成脏,干脆更彻底一些,直接‘李大便’,怎么样?”

“不要啊,张老师,你也太狠了吧!”他们仨个叫道。

“玩笑,要有分寸,如果这个玩笑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面,那就不叫玩笑了,这叫校园欺凌——电影你们不是也看过嘛,有些学生因为受不了同学的欺凌,最后杀人的也有,自杀的也有。我告诉你们,于玲因为你们所谓的玩笑,都打算退学了!”

3个男生不吭声了。

“还叫她外号吗?”

他们赶紧摇头。


接下来,就该处理寝室里的女生叫于玲外号的问题了。

李老师提醒我:“女生心眼都有些小,你把那几个特定的人叫过来,一顿批评教育,说不定,那几个女生会更加迁怒于于玲,还是把寝室里的女生一起集中,不指名道姓的,给她们一起说说,纠正下错误,这样目的达到了,那些女生也不会记恨于玲。”

我按李老师嘱咐的办,女生们也都答应了我。

但我总感觉,这套方法治标并不治本。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于玲画画不错,便让她负责班级黑板报的工作,为了让她画好黑板报,我还从网上给她找了好多黑板报的资料。果然,她不负众望,学校黑板报评比,我们班拿了一等奖。

班会课,我嗓门极大:“我们全班同学要感谢我们的美编于玲同学,是她,让我们班有了第一张奖状,而且含金量还这么高,一等奖,同学们鼓掌,谢谢美编于玲!”我故意把“美编”两个字拉长,还都是重音。

此后,只要我一提于玲,便会在她名字前加上“美编”二字,慢慢地,班里的学生也跟我一样,喊着于玲:“美编,美编!”终于,学生们都忘记了“肉球”,只叫于玲的昵称“美编”了。而每次大家这么叫,于玲总会微微扬起头来。




12月,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而班里的一个女生却退学了。

周日返校,她就没有出现。打她爸爸的电话,说她感冒生病在家休息几天。过了几天见她还是没来上学,我又打电话,她爸爸只说了句“她不想读了”,就挂断了电话。

我不相信——李静的成绩不差,平时没听她说过不想读书。而且,前段时间,学校里的女生之间流行织围巾,一到下课,就看见她们一个个从课桌里拿出针和毛线,抓紧一分一秒地织。很多女生织围巾,是想把它当圣诞礼物送给自己心仪的男生,李静也织了一条,居然还送给了我。

我准备家访,又打电话给她爸爸,没想到她爸爸却直接说:“张老师,你不用来了,还是我去学校吧。”

“好啊,我们好好聊聊,李静这个年龄,应该在学校读书的。”

“不是,张老师,我到学校是给女儿办退学手续,我姐姐在杭州开了一家面馆,她已经去杭州跟着我姐姐学手艺了。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早晚都要嫁人的,浪费钱。”

原来如此。

我们这里虽然经济发达,但人们思想却很守旧。我们碰到过许多像李静她爸这样的家长,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想读书,大棒子屁股后面抡着也要让他读书,而女儿,读完初中就算了——在他们眼里,女孩子读职高,就是在给自己浪费钱,“能不读就不读”。

我不想就这样放弃,打了李静的手机:“李静,我是张老师,你在杭州姑姑那?”

“嗯,是的,张老师。”

“你还想读书吗?你的意见很重要,你想读书,我再跟你爸爸谈,说不定他就会同意你重新读书,杭州离我们这里也很近,他如果改变主意,你就可以立马回来上学。”

“张老师,我想读书,我想读,张老师……”电话那头她哭了。

我心里百感交集,可再打电话给李静爸爸,就已是无人接听了。


几天后,李静的爸爸出现在学校,来给女儿办退学手续。

我还想跟他好好谈谈,可是他根本不给我要讲话的机会,只是一个劲地催促我:“好了,好了,张老师,不读了,不读了……我还要去上班,我就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我们厂里钱扣得很凶的。”

李静就这么退学了。

我感觉,自己已经没脸给李静打电话了,只能发个信息给她:“对不起,没劝动你爸爸,自己一个人,要好好的。”

李静没有回信息给我,我们的联系就这么断了。

为这事,学校老师都劝我,“别想那么多了,你作为班主任本分已经到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是啊,你看,我们班不是也走了一个学生嘛——不过是被学校开除的,他校纪校规违反得,我写了一个本子那么厚:女厕所抽烟,翻墙逃课,敲诈同学,校门口打群架……他再不离开,班里其他同学都要跟着他学坏了。有的时候,我们老师一味地劝慰、说教,学生不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为他着想,反而他会认为这个老师好糊弄,他自己厉害……”

“所以啊,老师也是人,不是神,我们只能尽力为之,路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走。”

这些道理我也懂,只是到了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望着学生一个个拎着行李往校门口走去,我还是忍不住念叨:下学期,你们要一个都不少地来读书啊。



尾声


2011年6月,我带了3年的08级电子商务班终于毕业了。拍毕业照那天,我给学生排着队,不由又想起了那几个退学的学生来。除了李静,在剩下的两年半时间里,又有3个学生退学了,个人厌学也有,家庭原因也有,还有一个学生,校纪校规违反太多,被学校劝退了。

这些顺利毕业的学生,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工作基本都已落实,女生大多去了我们那比较有规模的超市做了收银员,男生有几个去了网络公司,还有一些去做了淘宝做客服。

余后的许多年,虽然我和学生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小城市里,但鲜有见面。

王斌毕业后来看过我一次,买了很多水果,我觉得好有面子,一边给其他老师分着水果,一边不停地说:“我毕业学生给买的,多吃点,多吃点。”

他毕业后跟一个亲戚去做工程,篮球也不打了,成了一个180斤的大胖子。有一次在街上,他老远就喊我:“张老师!”我竟然认不出他了。

一次,同事的老婆生小孩,我去医院看望。一进病房,隔壁床的一个产妇就叫着我:“张老师!”我一看,竟然是于玲——她刚顺产了一个女儿。

再后来,我一去街上的面馆吃面,就会想起李静,有时,我甚至会想,说不定,哪天我走进一个面馆,接待我的老板娘就是李静。她送给我的那条围巾,我一直都放在衣橱里,从没舍得拿出来戴过。

而像任红和更多的学生,我都再也没见过了。

这些年,一直当着职校的班主任,到底带过多少学生,还真没有细细算过。我很清楚,自己确实不可能教出上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可我的学生们,在自己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也会认真工作,遵纪守法,孝敬父母,善待着妻儿,努力地活着。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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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青 依

职业学校教师。

用手中的笔记录生活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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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2 07:30 PM |显示全部楼层

离开国企的二本生,能去哪儿丨人间 · 寻业中国

 老邪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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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年轻人跟我一样,白天是北京市的一份子,夜晚又是河北省的一份子。我们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坐4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迅速潜入市区的地下,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配图 |《后来的我们》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4




2018年年关一过,我便带着几斤冬膘离开了故乡,跟随外出谋生的民工挤上绿皮火车,忍受着泡面和脚臭,颠簸千里回到河南一座小城市继续工作。

还未进员工宿舍,赵一舟便在厂区门口吹着口哨嘲笑我:“嘿!你也没离职啊!”

我怼回去说:“你不也没挪窝嘛!”

“我跟我妈提辞职了,”他摊摊手,“被臭骂一顿,你呢?”

我撅了撅嘴:“我都没敢提,再撑一年吧!”

我和一舟都是二本工科,只是学校不同。2017年7月,我们同时进入这家机构冗杂的制造业国企,实习期是一年。这家国企有近20个分公司,分布在邻近的4个街区,我和一舟在同一个分公司的车间流水线实习,宿舍离得近,相处久了逐渐无话不谈。

一舟身材精瘦,六块腹肌十分明显,一咧嘴虎牙参差,笑起来很是邪魅。刚认识时,他说我长得像他弟弟。我还以为是套近乎的好话,没想到不久后一次喝酒中,他苦笑着说:“我弟弟今年打架伤人,判了两年。”

跟我们同一批进来的郑哲,为人也很和善,和我俩也处得来,但人总是波澜不惊,做事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沉稳,我和他交往一直有所保留。

车间流水线上实习4个月后,改去办公室实习。因为专业不同,郑哲去了安全部的总办公室,活儿最轻松;一舟在开发部,时常被各个车间借调出去解决一线生产问题;我则被分到了技术部。

公司技术总部把一本的实习生留在总办公室,基本不用接触实际的生产过程,每天审核编订工艺文件和参数文件即可;二本的实习生都调拨去各个车间办公室——技术部下属50多个车间,车间办公室的活儿琐碎很多,虽有歧视,但好歹是坐办公室,不用整日站在流水线上卖命。


我带着调令前去报到,办公室算上我总共8个人,平均年龄35岁,我最年轻。主任姓李,50岁左右,头顶和皮鞋一样亮,最喜欢去车间训斥工人。

李主任跟众人介绍完我之后,笑嘻嘻说:“小王初来乍到,大家以后可要多多帮助啊!”

同事们看起来都慈眉善目,我那时还不清楚“帮助”的具体内容,单纯地以为办公室应该是个各人责任分明、大家其乐融融一起共事的地方。然而,凉水在第一天就浇了过来。

李主任介绍完便去开会了,做统计的张姐整整一上午都在盯着手机玩消消乐,电脑都没有动过。中午下班前1个小时,办公室只剩下3个人,其他人不知去了何处。张姐来跟我闲聊了几句,然后说:“小王啊!姐得先去接孩子,你帮我盯着点啊!”

我并不明白“盯着点”是什么意思,本着助人为乐的心,一口答应了下来。

张姐走了没多久,出去的人陆续卡着时间都回来了——因为中午下班要打卡。

李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问:“小张哪去了?”

我看李主任面带微笑,放松了警惕:“主任,张姐去接孩子了!马上回来!”

李主任眉头一皱,表情大变:“我这有个表得她马上做一下!接孩子、接孩子,越来越明目张胆了!小刘,考勤记她一下!”

管考勤的小刘“嗯”了一声,我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张姐回来后被李主任狠狠训了一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坐到了下班。下班时我追出去道歉,她当面倒没撕破脸,只是冷冷地说:“没事,你年轻着呢!姐不怪你!”

出了大门,我碰到了郑哲,他听我说了上午张姐的事情后说:“你就算说她上厕所也比接孩子强,估计你们主任也不是真生气。这地儿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糊弄过去就行了。”

“你很懂这一套啊?”我调侃他。

郑哲说:“你慢慢就知道了,都是公家的东西,面子上过得去就行,没人在乎的。”




后来我发现,确如郑哲所言,这个国企里多数人并不关心工作。尽管企业的产量和效益年年下滑,各部门翻来覆去干着形式上的无用功,但一时半会也倒闭不了。职工们每日按时打卡就行,出了问题,部门之间相互踢皮球,哪个部门后台硬,就能推得一干二净。

从第一天说错话后,张姐就对我一直冷脸,动不动就派一堆活儿给我。根据脱发程度,办公室所有人都是我的前辈,都有资格把手里的活儿派给我做。我这个技术员慢慢变成了被所有人呼来喝去的“小王”。

“小王啊,把这个文件送到采购部!”

“小王啊,这个统计表格你来做一下!”

……

每天上班,老员工们喝茶聊天,我忙得累死累活。刚想坐下画个图,任务就又来了。每周至少三天在重复“上午开会做记录、下午跑腿做杂务”这种模式。

让我做零件绘图,是我的专业,责无旁贷,但是诸如总结汇报PPT、工人考勤整理、劳保用品发放这样的杂务,他们也都推给我做,并美其名曰:“你以后前途无量,就是现在没经验。让你上上手,这也是在帮你成长啊!”


一舟在开发部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还吃力不讨好,在路上碰到我时,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像霜打的茄子。

某天下班,我和一舟、郑哲一起吃饭,一舟趁着酒劲儿大倒苦水。

“我之前在楼道碰见郑哲总要聊几句,今儿主任突然找我谈话,竟然让我站队,”一舟看向郑哲,“说不要和你们安全部的人走得太近!”

我大为疑惑:“安全部就在你们隔壁,这怎么能走不近?”

一舟埋怨:“鬼知道啊。”

很少插话的郑哲微笑着说:“据我所知啊,你们主任当初跟我们主任一起竞选,他后台不如我们主任,一直怀恨在心啊!”

“难怪,我就说嘛!一墙之隔而已,相互发个通知还要通过人事部中转传达,原来根儿在这里!”一舟恍然大悟。

这种因为个人矛盾而故意把效率搞低的吊诡操作,在这个企业屡见不鲜。一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受不了这些弯弯绕,非常讨厌这种情况,经常自叹:“混经验没错,可这种毫无进步的活儿真的有意义吗?”

我只好安慰他:“唉,忍着,攒点经验再跳槽吧!”

一舟咬牙切齿:“‘诗酒趁年华’啊,我早晚一张辞职报告甩在主任脸上!”

他大学自学了平面设计,摄影技术也不错,曾经也梦想当一名设计师,只是父亲早逝后,一家的担子都在他身上,他怕弟弟越走越歪,隔一两个月还要去监狱看看。学了工科,他不敢轻易尝试其他的路,而且我们父母这一辈都固执地认为国企好歹是个铁饭碗,我们也不好拂逆他们的意愿。

所以,年前我俩还都开玩笑说3月份不回来了,但春节后,还都是灰溜溜地回来了。

安逸的日子慢慢腐蚀了我们,我们开始被办公室里其它混日子的人同化,一舟引以为豪的腹肌也慢慢消失了。




3月底,集团公司组织“企业文化演讲大赛”,声势浩大。一舟的口才非常好,他精心准备,超常发挥,我们都觉得他稳拿第一。但最后,大部分奖项都颁给了领导子弟,他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

这里运行着某种心照不宣的规则,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接受。不算临时工的话,一个车间经常30多号管理人员管着30多号正式工人。因为冗员,集团公司规定拥有本科学历者每3年才有1次“遴选青年干部”的机会——虽然只是挂职无权,但名额有限,依旧十分抢手,而升上去的多是树大根深的本地职工,大多数外地的基层职工干了六七年都没有机会升职,天天被老员工和裙带关系户们呼来喝去。

我和一舟都不想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人往往不被逼到绝望就不会觉醒。如果不是那一项歧视决定,可能我们俩还会继续混下去。


4月末,李主任突然通知我:因各部门人员太多,二本生要继续回到车间流水线“熟悉加工环节”,而且“实习期延期半年”。

这个决定已经不仅仅是学历歧视,而且毫无契约精神。不过,集团公司早已轻车熟路,知道如何把事做圆:在实习期满一年时,会给我们在档案上“转正”,而且车间的技术员也是技术部管着,就算在车间干活也是技术部的人。这让人无从辩驳。

其他部门的二本生,大概也是被这样套路。我和一舟连同其他七八个二本生一起去人事部问,得知消息属实且没有商量余地。人事部副部长淡淡地说:“集团公司的决定,我们也没办法,你们不接受可以自动离职。”

这么大的企业不缺几个低学历者,我们都清楚。但一舟还是当场发飙,骂道:“二本怎么了?二本就活该受气?你们既然不尊重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招我们二本的?”

“二本的就这素质?”副部长依旧很冷静,“回去想想吧,骂来骂去不解决问题。”

一舟还要再骂,我们几个连忙把他拽了出来,沮丧感蔓延在大家心中,我几乎在一瞬间决定离职,但没有跟一舟说。

我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第二天没有去车间,直接请了两天病假,在宿舍仔细考虑。我本就讨厌工科,想到自己文笔还行,算有一技傍身。生活把我逼到这份上,干脆就趁此机会转行。

血气一涌,我便写了离职申请。李主任还是我直系领导,我得先去找他签字。两天不来,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很忙的样子。签字的时候,李主任问我:“小王以后准备干什么啊?”

我不愿袒露内心,客套道:“不知道,先回家缓缓再说。”

“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了,”李主任嘲讽,“以后找咱们这么好的单位可难喽!”

我礼貌地笑了笑,从主任办公室里出来。张姐并不知道我要走人,还在给我派活儿,我漠然穿过办公室,一句话也没跟她说。离职报告要盖整整12个章,我在离开这家僵而不死的企业时,才认全了犄角旮旯里的部门。




一舟心情郁闷了几天后冷静下来,他心中忧虑很多,最终还是接受了公司的决定。他从办公室收拾东西出来,换上脏兮兮的工作服,又重新下了流水线,期盼着早点分到技术职位。

办完全部手续,交了2000元违约金,我才和一舟说了我离职的事情。一舟很惊讶,也有些羡慕我的雷厉风行,晚上便带着郑哲为我“大酒送行”。

“你什么时候离开啊?”我问一舟。

“再撑一年吧,”一舟眼神忧郁,“明天我得回趟老家再看看弟弟。”

“你呢?”我问郑哲。

郑哲本科是一本,没有被“下放政策”波及。他摇摇头:“我是本地人,慢慢待着吧!这里也挺好,何况离开了故乡,哪里都是围城啊!”

一舟举起酒杯问我:“你准备先去哪里?”

我闷了一口酒,笑道:“滚滚红尘来都来了,北上给祖国的心脏供点血!”


5月,我加入了北漂群体。父母并不支持我离职,狠狠指责我。但木已成舟,他们无可奈何。

离开那家国企时,我把旧物都寄回了老家。一舟来车站送我,互道珍重。我买了张彩票,将其搁在了背包内层后匆匆北上。

抵达北京时,已经是深夜,满目灿烂灯火,雾霾似乎并不严重。以前来过几次都是旅游,现在则是讨生活,心境大不一样。初中老友来接我,我俩在北京西站迷宫般的大厅绕了很久才碰面。老友已在北京挣扎两年,每天反复出现在地铁人流里,却说自己始终融不进这个城市。

他带我坐上地铁,坏笑着向我传授经验:“早高峰时,就算你排在门前第一个,你也绝对没有挑座的时间,最近的座位赶快坐!尽量不要吃东西,也不要妄想在路上安静地看电子书提升自己,能跟妹子挨着站就是好运气,到站能挤出去就是幸福!”

“有这么恐怖吗?”我初来乍到,对他的经验尚未感同身受,以为他在讲笑话。

2个小时,我们倒了3趟地铁,终于到达了老友的租屋。为了省钱,他租住在昌平区最北侧,林田纵横,小村杂多,虽与市内云泥之别,但这里也是北京辖区,再往上,便是凄冷的明十三陵。老友上班的通勤时间来回在3小时以上,每天都是一场战斗。

之后几天,我窝在这间出租屋中,登陆各种招聘平台海投简历。我裸辞转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单纯想着只要是跟文字有关的岗位都可以,编辑、文案、编剧之类的我都投了个遍,但等了一周,都没什么回音。

钱包越来越瘪,每日我游荡在老友屋子前后,郁闷无比。人在困苦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上天,那几天我面容憔悴,总是鬼使神差便进了附近的彩票站,跟老头们一起玩着屏幕上几分钟开一次的小奖。

老友忙于工作,见我状态不好,接过我简历一看,当即断言:“你这写得也太实诚了!”

他亲自操刀,把简历给改得我看着都脸红。然后我重新定位,先捡一类岗位猛投。针对性一强,陆续便收到了一些面试邀请。我收拾好仪容,每天一家一家地找着去面试,有的公司地址十分诡异,短短几天,我已经熟悉北京地铁的每条线路,也终于体会到老友两年里积攒的乘地铁经验,字字非虚。


三环内一个家装公司是第一个愿意要我的,是文案职位。北京寸土寸金,公司面积不大,却密密麻麻摆了十几台电脑。老板是个年轻人,眼里满是狡黠。半小时面试,他让我关注诗和远方,忽略眼前的苟且。大饼画了许多,工资却只给4000。我觉得有地方收留我就不错了,便答应了下来。

工作似乎有了,接下来便要租个房子住,老友的出租屋离此太远,况且我也不好意思一直窝在他家。我出了公司,按照墙上的租房电话找中介寻了一圈,这才知道北京五环附近的小单间月租也得1600元以上,且要押一付三。

查了查银行卡的余额,我苦笑一声。纠结了一晚上,还是把这份工作放弃了。




一舟还在那个国企每天操作轰鸣的机床加工零件,一身油污回到宿舍后还不忘向千里之外的我问询“进展如何”。他一直想走,可是总是背负太多又动力不足。我说我囊中羞涩,他当即给我转来2000块钱:“哥们余财不多,支援北京人才建设,这是最大限度了!”

接下来半个月里,我前后面试了十几家公司,自我介绍说到麻木。期间要我的只有4家,基于各种原因,我最后都没去。

一个同学恰好推荐了上海的一个机械本行工作,我动了南下的心思。深夜,我给一舟发微信:“长安米贵,哥们我才疏学浅,北上一无所获,估计要南下了。”

他发来一个“奋斗”表情给我打气。


但人生的际遇往往很奇妙,就在我准备南下之际,一个之前在招聘软件上聊过几句、我以为没有下文的编剧公司给我发信息:“写得不错,能看一看你的其他作品吗?”。

我把我写过的文章链接都发过去,1小时后,那边发来一个题目,写完之后,他们觉得可以,然后告诉我地址,让我次日去面试。

公司在朝阳区,面试我的阳哥是陕西人,大我5岁。他管着公司的人事工作,胖乎乎的,十分和善。我那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想着去聊聊也好,面试时状态反而很放松。阳哥也没什么架子,跟我聊了很久,最后决定录用我。

工资可观,而且试用期破天荒管住宿。只是宿舍较远,3室1厅,挤了整整8个人,但好歹有个住处,对我而言已经不错。入职之后,有知遇之恩的阳哥也经常帮衬我,我们渐渐成了朋友。

7月中旬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在阳哥介绍下,我在燕郊和别人合租了屋子,单人月租700,水电自付。

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份工作,转行以后,其实我的压力更大了,毕竟毫无工作经验,只能从基础做起。那段时间,我买来一堆专业书籍夜里恶补,起床黑眼圈很重。阳哥上班后看我每天累哈哈的,经常扔给我一袋咖啡。

我以为离开了国企,一切都会变得不同,但工作了一个月后,我发现自己又变成了“小王”,各种突如其来的杂活儿依然占用着我正常的工作时间。但好在自己热爱文字,且相比从前,这里日常琐事的冗余程度尚在可接受范围内,慢慢地也就适应了。




7月末,一舟打来电话:“我也不干了!刚离职!明天上北京去!”

“为什么?”

一舟愤然:“唉,去年入职的大学生最近评初级助理工程师职称,我们二本这几个又推迟一年,我撑不住了!”

一舟被逼了两次,才决定离开。我去北京西站接他,大概是每天在车间干体力活,一舟清瘦了不少,但腹肌还是没再练出来。

回到燕郊,喝酒接风,从此这偌大的城市,我又多了一个能交心的人。长谈时我问起了郑哲近况,一舟放下筷子长叹:“唉!这小子藏得深——他爷爷是集团公司的退休部长,上个月他刚转正就调到油水最大的采购部了!”

我也惊讶:“口风可真够紧的!”

“不是一路人,”一舟说,“我们去年进来的人里有一半都有靠山,都藏着掖着!”

“离开是对的,可是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

“我一发小在北戴河,说那边有个创业项目,我明天去看一看!”

“什么项目?”

“据说是国家暗中扶持的项目,一般人不知道,只要交5万块钱,在那边待够1年,拉些下线进来,走的时候就能拿180万!走的时候必须去金店至少消费10万,带动当地经济!”

我将信将疑,总觉得一舟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本是穷门小户,又辞掉了所谓的“稳定工作”,他跟母亲已经闹僵。他把跟母亲的争吵过程说得淡定,可我听着却很揪心。我知道,他想迅速挣笔钱来稳定母亲的情绪,心态就跟我落魄时买彩票期望中奖一样。

吃完饭,我带他去我屋里睡了一晚。次日,他从隶属河北省的燕郊镇买了两只并不地道的北京烤鸭,去北戴河找发小了。


一个礼拜之后,一舟回来找我,满脸的郁闷。

“比传销还离谱!”一舟怒骂,“好歹跟他是发小,竟然这么骗我!”

我一头雾水:“被骗钱了?”

一舟摇头:“那倒没有,我也得有5万块啊!早该想到,国家既然扶持,又怎么会‘暗中’?根本没有实际产品,就靠来回拉下线集资,倒是不限制人身自由。那货在那儿待了半年多,整天就是上一些什么特别水的课程,吹牛扯淡打鸡血,可不就是骗人嘛!”

我开玩笑:“听着还不如去买张彩票靠谱呢。”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种诈骗套路在北京周边十分流行,骗子打着开发某地经济的旗号敛财,信者甚众。一舟的快速发财梦破灭了,郁闷几天后,准备先找工作养活自己。我把自己磕磕绊绊的求职经历告诉他,希望他少走弯路。

他会平面设计,做好简历便开始投这类岗位。刚开始他每天通宵做笔试题,次日一脸疲惫去面试,折磨了半个月,终于找到了朝阳区一家公司。工资刚够生活和租房,他想着只要好好干,总会涨工资。




8月初入职之后,一舟匆匆回老家和母亲说了说情况,又去监狱看了看弟弟,便赶紧又回到了北京。

“北京真远,回一趟家要命啊!”他吐槽。

我笑道:“想想苏轼去海南,你已经蛮不错了。”

他无奈耸肩:“我得租个房子,城里房租太贵,就在燕郊租吧!”

我带他在周末找了3个中介看来看去,最后他租在离我不远的另一个小区。

燕郊是个魔幻之地,站在潮白河附近,微信定位时而是北京通州,时而是河北廊坊。10年前的燕郊还很荒凉,小村子很多,随着北京打工族生活圈外扩以及通燕高速公路的完善,这里的房价从3千一直涨到了现在的2万。

单人每个月800左右的房租已经很便宜,对于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坐40分钟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迅速潜入市区的地下,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无数年轻人跟我一样,白天是北京市的一份子,夜晚又是河北省的一份子。

我和一舟各自都很忙,虽然住得近,但只能保持半个月见一面的频率。一舟经常熬夜改图,绞尽脑汁改设计,周末经常加班。他的老板随时会派任务,有时候和他出来吃饭,手机一震动,他眉头会下意识皱起,犹如惊弓之鸟。他刚开始还能坚持,可熬夜次数越来越多,工作激情在慢慢消退,到9月底时,他大病一场,高烧不退,在医院打点滴,请假超过一天还要扣工资。

我去医院看他,一舟盯着药水一滴滴落下来,叹道:“活儿一天比一天多,自己有个设计想法还经常被老板否定,现在比咱们前单位还累!”

我安慰他:“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歇一歇,跳槽呗!反正北京公司多!”

“刚工作两个月,下个月又得交季度房租了,不敢走,先攒点钱到年底再说。”

房租和生活费,是我们底层上班族的命门,能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在家无余财的情况下,攒够钱买房买车更是遥遥无期。

我活跃气氛:“投河水太凉,剃发头皮痒,还是继续苟活吧!”

一舟有些沮丧:“有点怀念前单位办公室的日子,虽然每天在混,但不加班,下了班就自由了。”

我说:“唉!其实郑哲有句话很对,离开故乡,处处都是围城。”

郑哲学历过关,又有祖上庇荫,在原单位过得风生水起,下班还能趁天没黑撸个串。康复后的一舟继续和我在北京的写字楼里蒙头干,往往抬头已经夜沉如水。




国庆节刚过,一天夜里,阳哥突然给我打电话:“方便吗?今晚上哥得去你那窝一宿。”

“怎么了?”

阳哥闷闷自嘲:“房东说是要卖房子,买主明天就来看,就给我客客气气下了最后通牒了,你要不先过来,帮我搬点东西。”

阳哥的房子离我这很远,我没去过。他在这里有4年人脉,找我这个刚认识不久的,多是因为不想让同龄人看到他略微落魄的样子吧。

挂了电话,我打了个车过去。阳哥的东西不多不少,还养了一条二哈。我跟他搬了两趟,把东西都搁在了我屋里。

已经夜里11点,我切了颗西瓜,两人边啃边聊。

“那按合同,房东是不是得赔钱啊?”我问。

阳哥点点头:“本地人不差那几个钱,我那房东有6套房,赔了我两月房租,我明儿再去租个短期的吧!”

我安慰他:“唉,好在阳哥你工资高,换我就废了。”

阳哥苦笑,把二哈揽入怀里:“一两万,表面光鲜,流逝的都是时间,我们努力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快乐,其实活得都像这条傻狗。”

“我连条狗都养不起。”

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阳哥在11月末向公司提出了离职,准备回陕西老家。他去年结婚,妻子在陕西老家的税务机关工作,分居两地滋味不好受。饯行时,他说妻子怀孕了,自己也漂累了,年初已经在老家买了房子。

我问:“哥,你当初北上是为了什么?”

阳哥想了想说:“忘了,大概是想留下吧,我来的时候跟你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北京不像十几年前那样机会遍地了,如今这里竞争之后十不存九,需要的是运气好的人才——你想,今年上千万人里,积分落户的也就6千多人。”

“是啊,时代变化太快,稍微不努力,就跟不上了。”

阳哥说:“有人来就有人走,像心脏一样,静脉入动脉出,多数都待不长久,4年前招我来的人早就南下了,你呢?准备待几年?”

“看运气吧,再撑几年。”我说,“老天爷处处下勾子埋暗桩,很多事情没法规划的,今年要不是阳哥你看得起,我早就离开北京了。”

阳哥哂笑:“我年年都劝自己再撑一年,这次劝不住了。”

次日,阳哥把杂物扔了一部分,送了我一部分,自己带走了一部分,然后回家了。




阳哥走了没一礼拜,我刷朋友圈,给大学时的前女友和她新男友合照点赞后,突然刷出了一舟的动态:“走了,南下。”

那条动态没过十几秒又删除了,我连忙问一舟怎么了。

他回复:“哪里都跟想象中不一样。我加班加累了,母亲最近也病了,我回去看弟弟也不方便,准备回老家待一段时间再说。”

我约他晚上出来聊聊,中午收拾书包时,那张在离开国企时买的彩票掉了出来。我捏着彩票突然很想笑,但随即打开电脑上官网去查那一期的开奖号码。我知道不会中,但人总要靠一些瞬间的希望鼓励自己。

那天下午出门,我去彩票站买了10份同号的彩票,晚上见到一舟时递给他:“哥们没别的送的,这一张就预期价值500万,礼够重了吧?”

一舟笑道:“得!离开这儿连个跟我耍贫嘴的人都没了!”

准备离开的一舟反而很轻松,工作已经辞掉,只是房租的押金是要不到了。边喝酒边聊到深夜,出了饭店,他已经醉到走不了道。打车回到小区,我把他扶回我屋里。

他手臂上有道划伤,是之前在车间工作时弄的,十分显眼。吐了几回,他稍微清醒了点,但嘴里还是絮絮叨叨说些胡话,从对老板的不满一直说到对不起母亲。

我给他盖上被子,他侧躺在床上紧紧攥着我的手念叨:“一川啊,一川啊,你出来了可得活出个人样儿来,活出人样儿来啊……”

一川是他弟弟的名字,我看过照片,眉眼和我有些相似。我虽然比一舟早出生几个月,此时也只好抓住他的手应和着:“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活,一定好好活。”

他还在絮叨:“活出个人样来,活出个人样来啊……”

那天我拉开窗帘,一抹月光斜照进来。我坐在燕郊的一扇孤窗边,听着即将南下老友的醉话,望着远处蒙蒙夜气中的北京,鼻子一酸,两行泪流了下来……



后记


今年刚开年,一舟母亲的病好了许多,他弟弟4月份也要出狱了。而他自己,经过3个月的调查,开始筹划在老家开一家卖机械配件的小店。

阳哥在陕西一家大型民企继续做着人力资源工作,看他跟媳妇的合照,总是笑得很开心。

而我的工作没什么起伏,继续在围城里迎来北上之客,送别南下老友,一直撑到我未来离开的某年。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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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邪

人事往来相催,

酒肉入肠失味,风物已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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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2 07:32 PM |显示全部楼层

过冬天:老中青三代中产的2018丨人间 · 寻业中国

 伏苓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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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着房价越来越高,也只能可惜自己当年既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也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运气,如今也只能在摩天大楼里当一只看似光鲜亮丽的蝼蚁罢了。



配图 |《何者》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5



这些年,身边的世界纷纷扰扰,似乎每天都有新鲜的大事发生。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而言,感受最明显的还是奖金变少了、裁员变多了、入行门槛更高了。

“焦虑”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性话题。大学毕业生们纷纷挤入最热门的行业,似乎理想与抱负早已不是首选,能在高薪行业分一杯羹就心满意足了。而有了些许工作经验的,则因为家庭的负重,摇晃前行。等到步入中老年,眼看着世界大起大落,竟也想着“聊发少年狂”,加入轰轰烈烈的投资大军里。

他们说,自己只不过是些小人物,没有举手投足便能翻云覆雨的能力,于是只好都裹紧了大衣,看着寒风呼啸着吹过一排排没有生命的钢筋水泥。

我想讲的,便是这个冬天他们的故事。



牛津毕业的怎么了?还不是一毕业就怕失业


小A今年25岁,出生在一个令大多数同龄人都羡慕的家庭,过往的人生也是一路顺风顺水:上海外国语附小附中,高中就出国留学,大学考入牛津数学系,研究生继续在牛津深造,学习经济与金融——这本应是天之骄子的简历——连他自己也是这么以为的。

这些年,小A一直很自信,认为自己回国一定是个香饽饽。于是直到去年秋招之前,他从来都没为找工作担心过,更别提花什么时间准备了。四处玩了一圈后,才开始给各家公司投递简历。

可没想到,竟然屡屡受挫。

起先倒还顺利,早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申请时,小A就已在简历投出去不久拿到了咨询三巨头——麦肯锡、贝恩、BCG(简称MBB)的面试邀请。

可惜开头顺利不意味着结局完美。也许是由于太过轻敌,很快就被三家拒绝了。

在小A看来,MBB的面试简直接近玄学——对方何以能在30分钟内,通过简短的聊天以及做案例,就来判断这位应届生有没有商业头脑、能不能成为一个有潜力的咨询师——确实令人费解。大体不过是一些脑筋急转弯或者数据分析,何况还是事先可以准备的,如何能体现出个人真正的实力呢?小A很不解。

在麦肯锡的面试中,小A抽到的问题是问他有没有必要收购一个位于巴西的金矿。他自以为自己答得很好,差点从开天辟地分析到川普为什么要留这样的发型,可惜还是被秒拒了。

苦苦思索,他觉得自己是在“聊天”环节出了问题。

面试官问他:“你人生中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小A的回答是:“我目前都还算比较顺利,没有碰到过什么太大的问题。”

会不会是面试官觉得他的人生阅历过于平淡简单,不适合往后团队一起奋战呢?小A不知道。但他仍旧非常懊恼——早知道就应该给自己编个贫苦出生,一路靠亲戚施舍资助,在国外勤工俭学度日,但依旧要为心中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故事——可是,真的有必要用那些选秀歌手的套路吗?


接连遭拒,这完全出乎小A的意料,他觉得待在家里都喘不过气了。父亲还是很忙碌,随时随地会被公司一个电话叫走。

有次他碰上父亲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主动上去关心了下父亲,没想到父亲张口就是:“儿子啊,你工作的事情也别太急了……也怪老爸,就知道自己埋头苦干,和商业场上的人也没什么交情,不然要能托个人帮帮你,想必容易得多……”

没想到父亲是在担心他,小A实感羞愧。想来自己这些年,花了父母那么多钱出国念书,学成归来,居然连个饭碗都端不上,还要快退休的老父亲感慨自己人脉不够。堂堂七尺男儿,还有什么脸面待在家里?

接下来,就是一轮二线咨询公司的面试。每到群面阶段,小A就觉得自己就像菜市场被人翻翻捡捡的鱼,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年,原本以为自己至少也算条深海鱼,可一碰上群面,才发现也不尽然。

而这一次的问题依旧是——你人生中碰到的最大挫折是什么。北清复交的佼佼者们济济一堂。

有人说:“实习经历中,有一次领导让我写研究报告时,指出我各种错误和问题,我收集资料、认真反思、熬到深夜,最后终于完成了报告。”

还有人答:“研一学习计量经济学,一开始,我听不懂老师的方言,课程难、作业也看不懂,最后我多花费了一倍时间,自学课程,并和师长们不断探讨,还是拿到了A+。”

有人准备得十分充分:“在我看来挫折就是一种挑战,我从不退缩,反而越战越勇。曾经我负责举办一场晚会,老师没有让我负责我熟悉的二胡或者钢琴方向,而是让我负责声乐。要知道虽然我二胡和钢琴都通过了10级考试,声乐却是我没接触过的领域。我想这也是一种锻炼,欣然接受,最后还是成功举办了晚会。”

还有人一开始就卓尔不群:“我遇到的挫折是在参加一次调研访谈项目中,我所领导的团队一周时间里由开始的名列前茅下滑了好几个名次,我及时发现了问题、协调团队、商讨对策,两周后又重新回到前列……”

一个个娓娓道来,小A内心不由一凉——不是说国内大学都是谈谈恋爱、翘翘课的吗?各位同学的经历如此丰富,自己是不是真的脱离国内环境太久了。

小A临时决定放弃了杜撰自己悲惨经历的想法,说了一个故事。

“我目前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问我毕业论文的方向选什么。我说我打算写比特币的风险预测,并且把我的模型和估算方法都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抄袭了我的想法,并比我提早交了辩题方向,导致我不得不临时换了一个选题。”

“你后来有向老师反映他的抄袭行为吗?”

小A以为面试官会继续问他如何在短时间内换辩题重拟思路,没想到面试官的思路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并没有。如果算抄袭的话,这个问题在国外就相当严重了,我当时觉得还是算了吧。”

“哦。”面试官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小A觉得自己开始头冒虚汗。也不知道是没吃早饭饿的,还是因为面试官的反应感到发虚。

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到第二轮面试的邀请,小A终于开始慌了。


此前,由于过于自信,小A并没太关注当下的市场行情。事到如今,四处一打听,才知道这一年秋招的形势有多么艰难——因为市场不景气,眼下金融行业各大券商多有裁员,更别提开放校招名额了;银行人满为患,咨询公司、律所、会计师事务所收到的简历甚至可以以箩筐计量。而加上每年这时海归回潮,北美常青藤、英国G5和清北复交各路人马同场竞争时有发生。

生不逢时啊!小A禁不住感慨,哪怕早出生两三年,市场尚且还沉浸在股市节节拔高的喜悦当中,也不至于这么困难。前几年毕业回国的学长学姐,无不顺利加入了各大世界顶级的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带着队伍和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谈笑风生了,着实令小A艳羡不已。

实在不行,只能找人打听打听、找找关系了——这本是小A最不愿意迈出的一步。

小A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才联系上一位3年火速升上经理位置的学姐,邀约了好几次,终于抓住了学姐出差的空档,和她约在机场见了一面。屡战屡败之后,小A再也不敢趾高气昂了,花了好几晚的时间研究了学姐所在公司的架构和岗位设置,准备了一长串问题。

能够火速被提拔的人,一定还是有些本事的。学姐一身干练的黑西装,坐下之后连基本的寒暄都直接省略了,直截了当地问了小A几个专业问题。幸而小A有所准备,得到了学姐的认可。学姐拿了小A的简历,答应帮他推荐给公司相关部门。没几天,小A就得到了一个并购岗位的面试。

他把在网上四处搜寻到的面试经验反复看了多次,例题做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迎来了车轮战。

面试官A是一个中年男子,看了小A的简历,先笑了一下:“我现在看到你们的简历,真是非常庆幸我还能留在公司。”

即便像是一句玩笑,小A也不敢掉以轻心:“您太谦虚了。我对行业还完全不了解,希望能和您多学习。”

面试官A笑了笑,问了些不痛不痒的问题。

面试官B是中年女子,一进来就开始打电话。打完了,侧身往椅子上一靠,斜着眼说道,“说说吧,自我介绍下。”小A赶紧把自己千锤百炼的个人介绍搬了出来,顺带还讲了下自己对部门业务的了解。这应当是他所有问题里准备的最充分的一个回答。等洋洋洒洒讲完后,面试官却也只是淡淡地说:“你对业务的了解还比较浅层。”

小A立马陪笑道:“是的。所以特别需要在加入团队后,在实战中快速学习成长。我是很愿意多花点时间的。”

面试官B听了半笑不笑,不予置否,很快结束了这一轮。

面试官C像是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一直笑容可掬。小A总觉得这一类的面试官需要特别警惕,因为往往都喜欢笑里藏刀。你以为他和你推心置腹,实际上人家是步步为营。果然,面试官上来就问了一个特别宽泛的问题,“你对中国经济怎么看?”

糟糕!是个没准备过的问题。

搜肠刮肚了一番,小A终于想起来一些平时新闻里看到的内容:“我基本上有五点感受。首先,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于往年有所下降;其次,国内企业向外扩张速度放慢;再者,国内房地产吸收了太多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民众消费能力被部分削弱;还有就是民企融资难;最后我认为国内太多同质化竞争企业,恶性竞争现象较多,高附加值企业少。”

短短数语,小A已经觉得自己内功快要耗尽了。他不仅要想讲哪些点能显示出自己有在关注宏观经济,还要注意措辞,避免留下漏洞让自己踩雷。

面试官还是面带微笑,“我觉得你说的还是一些现象,那么本质是什么?”

“本质?”小A内心已经开始朝面试官砸纸团了,当然他表面还是笑靥如花地回答道,“我觉得我国的基础建设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不是指基建这些方面,而是说国民综合能力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这些年我国国力强盛了不少,但是对于未来建设,还是需要继续探索……”

面试官似乎已经没有在听他的回答了,开始眺望远方。小A瞬间觉得有些尴尬,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说下去。紧接着,面试官突然问了他一句:“你是哪里人?”

小A神经过敏到怀疑这是一个坑,战战兢兢地答:“上海?”

“哦。”面试官好像突然醒过来了一样,站起来说:“好的。那今天先聊到这里。之后再联系你。”

小A现在已经不敢预测自己是否能通过面试了,他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了,只能强迫自己别再想了。没想到,两天之后就接到了入职通知。

接到电话时,小A一时间非常平静,并没有特别感慨万千或者悲喜交加。只是一想到自己即将要成为西装革履的专业人士,心下就一片茫然,“我真的要去这个公司了吗?那并不是我一开始想去的地方,甚至差之甚远……”

尽管面试时表现出一副非去不可的样子,可是等到通知了,却又动摇了。可自从他拿到offer的那天起,小A明显感觉家里的气氛都变了——父母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终于不再小心翼翼地和他说话了,家里也总算是恢复了一线生机。

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前途不可限量,一轮秋招下来,才突然发现确实太高估自己了。可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毕业就失业吧。

“未来如何?走一步看一步吧。”他说。



升职加薪娶老婆后,还是得掐着指头算早餐钱


小B,88年生,今年刚满30,某事务所新升经理,年薪50万。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小儿科医生,都刚刚退休。在外人看来,小B也算是生于小康之家并且年轻有为了。

过去的一整年,小B为了升这个经理,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首先就是接不完的项目和见不完的客户。这一年,小B几乎全年无休,一直被派往各地出差。出差地也都不是什么大城市,从山路蜿蜒的小县城到黄土漫天的经开区,都是常有的。

项目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一次小B问当地客户要资料,客户一直是一副一问三不知的样子,“老师,我不太明白您说什么。您再解释一遍?”

小B起初阴谋论,怀疑是不是有人插手,让对方不配合调查。后来才发现,自己可能真是在大城市待久了,被人精妙地算计了几次之后,对任何人和事都充满了怀疑。当地客户这么说,真就是因为自己没讲清楚。

可是真不懂和装不懂,也没有什么区别——相比后者,前者恐怕还更糟糕一点——于是,小B白天手把手教客户怎么做,晚上回去赶报告到深夜。

此前,小B的两任女朋友都是因为他出差太多,黄了。这次好不容易又找了一个,热恋期还没开始,小B就被频繁地派往各地出差。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这次再黄,恐怕往后更难了。

所以,虽然人在外地出差,但每个周末他都会自费飞回来陪女朋友。每次登机,都仿佛能听到自己加班熬夜换来的银子被引擎碾碎的声音。

这么来回折腾了几次,后来连他妈妈都开始碎碎念了:“工作这么忙就别来回飞了,现在女生怎么这么娇气,非要你来陪。”

小B的妈妈一辈子清贫节俭,典型的贤妻良母,一是心疼儿子受苦,二也心疼儿子好不容易赚的钱都浪费在来来回回的机票上了。

小B心里也烦闷,眼见着年纪比他小许多的同事都一个个成家了,自己要再保不住女朋友,可是要孤独终老的。可是现在的大城市女生多骄矜啊,动辄要出国旅个行,或者买个小包包,开销如流水。偶尔小B也觉得不平,觉得爸妈真是太谨小慎微了,以至于作为魔都本地人,居然在过去30年里没有抓住任何机遇,到现在也只有一套房子。

“我要是富二代就好了,就不用这么辛苦。”小B想,可惜也就是想想而已。


连续出差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接踵而至的就是升职季。

今年竞争实在是太过激烈——往年市场行情好,一拨拨人争相往外跳。但是市场一不景气,大家都留下观望了。

小B本来也没那么多雄心壮志,从没想过四处跳槽,只想留在公司慢慢等升职。这下可好,那些念叨着想走的人一个都没走,升值序列一下拥挤了很多。办公室里开始谣言四起,说什么“今年只能升1到2个人”。同事之间的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小B格外紧张,开始四处刺探敌情。

“你还在上项目?”有一天,他实在没忍住,问旁边的小罗。

小罗比他小好几岁,本科毕业就开始工作了,居然也要和他争经理的位置,想想就让人不爽。可是这些年,小罗比他工作更卖力,也更得领导赏识,小B心里也是清楚的。

“对啊,忙死了。”小罗搬出了标准答案。

“项目怎么样啊,顺利么?评价好不好?”小B又进一步问。

“好啥啊!客户难缠死了,一直来烦我。这个项目做得真是不好。”小罗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得,又是标准答案。

小B混了几年,总算还知道听这意思小罗并不想和他聊实话。他不好意思继续尬聊,说了几句“加油”之类的客套话,就走开了。

同事那里打探不出消息,只好直接找领导了。逮了一个周五下午的空档,小B决定去找领导聊聊天。

领导正舒服地靠在沙发上看手机,一看到小B进来,立马热情地让他坐。还没等小B开口问,领导就洞察到了先机:“这次升职,我肯定是会帮你说话的。毕竟你是我带出来的。”

要不说领导都是人精呢,这还没开口,就已经领悟了。可是小B也明白,领悟归领悟,承诺归承诺,最后能否说到做到,可真说不准——不是所有领导都是言出必行的,很不幸,这位领导就很擅长画大饼。

但是有承诺总比没有好——小B立刻对领导表达了感激,并继续又表了表忠心。自从表了忠心之后,领导更喜欢临时拉着小B开会了,有时候早晨六七点,电话就打过来了。

但话都说了,人不去是不行的啊。


升职结果公布日一天天逼近了,这些天来,小B帮不少领导打起小黑工,工作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速增长,每天喝枸杞也弥补不了嗖嗖下降的元气。形象什么也很早就不要了——恨不得天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上班,不考虑任何工作以外的事情。

公布结果前的晚上,他接到通知,所有人必须制作一份PPT,向全组人员阐述为什么够资格晋升,并且所有领导都会出席会议,最后进行打分。

想来业界一直笑称:“写WORD的没有用EXCEL的会赚钱,用EXCEL的没有做PPT的会赚钱。”在小B看来,内容以及数据分析的过程,实际上别无二致,不过是换了一种展现方式而已——或者换句话说,只是换了种方式营销而已——可是领导让你做,你就要做。

小B苦思冥想,把自己这些年的项目经历一股脑全写了上去,还四处找模板、排了好几次版,又请女朋友大人数次审阅,总算确定了一个自己还算满意的版本。

会议当天,他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藏在柜底的领带,烫了烫西服,信心满满地带上他的PPT,迈向了“考场”。可是,刚见到同事们,他的信心一下又矮了一大截:

已经怀孕的女同事,挺着个大肚子也来了。不仅如此,还化了妆,穿着高跟鞋,令人禁不住担心;

两位90后竞争者,更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精气神满满;

另外一位年轻的女士,看着就是来划水的,可惜她是某领导的“特别推荐”,这后台也比不得……

小B暗自叹气,尽人事,听天命吧。

听了一两个人的演示,小B忽然决定临时换个方向,反正项目经历大家都差不多,与其这样,还不如打感情牌。于是,他重点谈了谈他一直以来和客户、同事的关系都是如何处得这么好的。

讲完后,一排领导在底下集体鼓掌。不管是不是真心,在那一刻,小B从心底里对领导们充满了感激。

终于等到了出结果的那天,所有人都顺利升职了。

白白被领导忽悠,打了这么多天黑工,小B虽然心底里暗戳戳地想,但毕竟还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当晚就花重金买了一只龙虾,自己蒸着吃了。

女友也非常满意,没过多久就主动提出了结婚。小B才开心了没多久,就发现另一座大山赫然压在了身上——都结了婚了,总要买新房了吧,太太大笔一挥,买下了一套靠近内环的房子——可是还贷的还是小B啊!

一个月2万多的房贷,好不容易新涨的工资,又乖乖送给了银行,自己还是要继续苦哈哈地过着掐指算早餐吃了多少钱的日子。

小B说,自己是一个十足十不愿意承担风险的人。虽然也曾抱怨爸妈因过于保守而丧失了当年买房的良机,可实际上,他自己也并无二致。从小在这座城市出生、长大,错过了无数次“上车”的好时机,眼见着房价越来越高,也只能可惜自己当年既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也没有空手套白狼的运气,如今也只能在摩天大楼里当一只看似光鲜亮丽的蝼蚁罢了。

2018,他升官发财娶了老婆,可还是觉得压力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好在3块钱的生煎包,也挺好吃的。”



年过半百,怎么也掉进投资的大坑里


老C,60年代人,某二线城市教师。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老C从小成绩优异,一路自己打拼,毕业后留在城里成为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娶妻生子,算是扎下了根。这些年,一家三口也算是其乐融融了。

从年轻时,老C就是一个颇为传统的读书人,身上多少带着些傲骨,尤其对中国近30年以来的各大“浪潮”总报以嗤之以鼻的态度。

80年代末“出国热”兴起,周围一群朋友穷尽一切手段要往外跑,读书算是好学生的方式,还有不少人宁愿冒着风险偷渡,都要跑出去赚欧元、赚美元,老C自始至终都无动于衷;

到了90年代,大家又嚷着下海经商,搞纺织的开纺织厂,搞食品的开面包厂,老C却觉得“工厂吵吵嚷嚷,太过庸俗”;

千禧年过了,一些年轻人朋友也开始劝他,既然有电脑基础,何不自己弄弄互联网?老C却说:“年轻人,就是不安分。”

等到2010年过了,老婆去上海买了个房子算是投资,他又嫌太远了管起来麻烦,成天劝老婆早些卖掉,谁成想后来房价竟然一涨再涨……

总而言之,老C这一辈子,就是一位在时代中错过了一切机会、眼见着周围的人纷纷起高楼的普通教师。守着三尺讲台,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也算是自得其乐了。


2017年年底,学校一位年轻老师小顾私下偷偷和老C说,自己赚了几百万。老C一下子被惊着了——看不出来啊,这同是农村苦读出来的教师,小顾这80后啥时候不动声色赚了这么多?看着也不像是会偷会抢的人啊!

“我不是喜欢倒腾电脑么?早几年买了点虚拟货币,一直放着,可不还真涨了!我就套现了。”小顾解释道。

老C心动了。想来自己清贫了一辈子,过去30年里从来不为钱所动,没想到老了老了,居然开始羡慕起名利场中心的人来了——到真不是说想过什么奢靡生活,也就是因为女儿一天天大了,能多置办点嫁妆,也让她少受点苦。

老C左思右想,决定认真向小顾请教请教,到底“如何买币”。那时候,比特币已经从神坛下落了,但不少人还是抱着神话重演的心态在等候。老C总觉得,比特币应该就和股市差不多,只不过起伏比股市再大一点而已,能不能赚钱,和个人能力也没多大关系,不过就是赌一把运气。

理论上这种想法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也无法阻止很多人和老C一样,都是抱着这个心情就入了场。

2018年元旦过后,老C决定先买1万块。开始似乎一切都很顺利,比特币价格一度回温,老C进场出场几次,赚了1千多。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老C顿时觉得自己是有天赋的,后悔自己居然没有早一点经商——很快,他就开始追加投资了。

那段时间,老C的生活似乎已被比特币牢牢控制了。没时间备课,更没时间解决学生的问题,他恨不得一下课就赶快回家,好盯着盘。有时候半夜醒来,也会不停刷手机,看着手机上的金额不断攀升,内心就忍不住一阵窃喜,恨不得立马把老婆叫醒,一起分享喜悦。

而且,自从开始买币后,老C还惊讶地发现旁边居然有不少同道中人。于是乎,大家平时饭桌上的话题就只剩下了聊币,当然,所有人都是信心满满的样子。

2018年春节,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5万多升至6.5万了,各路专家纷纷跳出来,预测一枚比特币未来会值10万美金。这能翻多少倍,老C已经算不过来了,他只知道:“买就对了。”

女儿对他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惊奇,爸爸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平时也只热爱爬爬山散散步,怎么突然就对这个新东西着了迷。足见资本主义真是万恶的。女儿觉得自己爸爸的症状和那些沉迷赌博的人多少有些相似,深恐他陷入泥沼不可自拔,便不停游说老爸收手。老C居然破天荒对女儿动了气,说她不理解做父亲的想要多赚点钱的苦心。

虽然沉迷炒币,可老C从头至尾也只投入了3万块。他一度思索该不该继续加码,可是思前想后,还是不好意思向老婆开口。性格决定命运——因着谨慎,他从来没有赚过什么大钱;好在,也因着谨慎,这次他也没有踩入深坑。

后来的故事想必大家也都清楚,春节过后,比特币价格急转而下,五月有一次短暂的回温,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起色了。老C的面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连爬山也打不起兴致了。各路专家又开始争相发言,说比特币就是旁氏骗局,毫无意义。


煎熬了大半年,老C成功瘦了一大圈。

减肥是不用减了,钱也亏得差不多了,有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手机,正在看折线图,教务处主任走进来,向他请教是否要和某高校展开学术交流。老C一时间发了愣,听到外面传来阵阵读书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然想到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便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眼前的折线图一片花花绿绿,直让人恶心。老C说,那一刻,自己就像是顿悟了般。

回首2018,自己一分没赚,倒贴了不少,吃不香、睡不好,居然还和家人起了争执,精神也没以前好了。老C这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株韭菜,已经被镰刀无情割下之后抛弃在臭水沟了。

福兮祸兮,自此一劫,老C突然开始无比珍惜起自己平淡的生活来——照他的话说,在自己的领域踏实前进,教书育人,而后桃李满天下,闲暇时种花养鱼,云淡风轻,已经很好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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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苓

北美留学生,

现从事交易并购工作,

业余文字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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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8 11:25 PM |显示全部楼层

拿钱发通稿久了,我真当自己是记者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伊人 人间theLivings 201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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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别做多余的事。



配图 |《假装热情》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6




2016年4月份,我从北京“逃”回老家——老公创业失败,负债太多,经济压力大;女儿刚6个月大,一直交由爸妈照顾,我不忍让她那么小就成为留守儿童。我有些认命地想,凭我们的能力,在北京永远也不会有车有房,不如退而求其次,回到老家谋求发展。

回到老家后,爸妈整天在我耳边唠叨:“还是待在北京有面子,之前谁问我闺女在哪里,我说的时候都特别自豪。”我听着心中烦乱,索性跑去市里找找工作。

在投了几份简历后,就接到了一家报社的电话,让我第二天“去站里面试”。那个报社的总部在北京,各省都设立有记者站,我要去的就是他们设在本地的记者站。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商业街旁边的一个高档小区里,小区管理严格,到处都是监控和正在巡逻的保安。站在单元门口,我打通了预留的电话,开门的是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说明来意后,他开了门,带我上了32楼。

我缩头缩脑地走进屋子后,首先看到的就是书报架上的一排报纸,墙上挂着几块匾,其中一块写着“某某报社记者站”。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女孩正坐在电脑桌前,看到我,也只是瞟了一眼,然后继续工作着。

我被开门的人领到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瘦瘦的、大概40多岁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打电话,我只好先在一个沙发上坐下,静静地等他接完。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男子的电话终于收线。他说他就是站长,对我倒是开门见山:“你之前做什么工作?”

“编辑过养生类的书籍,也接触过中医,写过一些相关的稿子。”

“那好,说多了没用,不管你是骡子是马,先试用3个月,这期间你能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工资好谈。不过,目前你的工资只能按实习生的算,但如果后期做得好,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这个行业嘛,有些薪水是不固定的,出去采访、参加会议的‘差旅费’是你们自己的。这几年,新媒体把传统媒体冲击得厉害,我们的效益也不是很好。”

“那实习期的工资是多少?”

“我说过了,这个不好说。比如,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管饭的,这饭也是钱,如果中午出去吃,一顿下来也要12元左右,一个月下来嘛,也是好几百,但是我们这里,饭的事你不用担心,有人管呢。”

“那会上保险吗?”我小声问道。

“我们这边是站点,没有资格给你们上保险(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托辞),但会有一定的补贴,比如第一个月200元,第二个月300,不过最高只能到达500元。”

紧接着,他的手机又响了,半小时后电话挂断,才言归正传。但对于工资,他依旧避而不谈。可如果工资不谈清楚,我怎么工作?于是,我还是红着脸,鼓足勇气再次追问实习工资有多少,声音小到大概只有我自己能听见。

站长干咳几声,然后也压低了声音,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道:“1000元——当然,这只是基本工资,我刚刚说了,你们参加会议都会有一定的‘差旅费’,加上饭补,一个月3000元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可以,明天就来上班,不可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提高工资,而且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水平如何。”

我没指望这份工作工资能有多高,却想不到是这么低。据我所知,2016年,我们市里的新闻行业的实习工资应该在每月2000到3000元左右,正职的工资最低每月也有6000元。

我说先回去考虑一下,晚上再答复。




从那个记者站出来后,我的思绪一片混乱:如果真要在这里工作,别说孩子的奶粉钱,估计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可我又喜欢写作,希望能在这个行业有所成就。

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爸爸一听说是报社,开心地在电话那头直说让我接受这份工作,“工资多少都无所谓,权当锻炼,稳定下来后,工资一定不是问题”。他说他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如果我缺钱,就跟他们说,孩子的费用他们也会帮忙的。

当天晚上,父亲就让哥哥给我打了2000元生活费,要我在附近租个房子,安心在报社待着,不要考虑钱的事。看着微信上的数字,我暗暗下了决定,立马打通那位领导的电话,答应了他的条件,说明天就去上班。

第二天上午,我就算记者站里的员工了。一个女孩告诉我,这个记者站除了站长,还有两个主任,一个姓杨,一个姓谢,“两人水火不容”。

上午工作的时候,站里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些人,有的直接找领导,有的来了以后就在我们旁边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些无关紧要的话,有的来了就在大厅的阳台上背着手走来走去。

中午饭点一到,其中一个来客说要请客。几个知道情况的同事就跟着站长出去了,我刚来不知道,领导不发话,我就呆坐着,直到我旁边的小女孩起身,戳了我一下,悄悄说道:“走了,吃饭。一般有人请吃饭,站长不好意思叫我们,我们自己跟着就行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时领导们还在等电梯,站长见我们跟上来了,才放松地咳嗽了几声。

等到第三天,中饭饭点过去很久了,也没见有领导张罗要吃饭,这时隔壁的张姐过来问:“你们都不去吃饭吗?”旁边的那个小女孩说:“一会儿再去。”

我有些纳闷,不是说管饭吗,怎么饭点过了领导们都还坐在办公室?我的肚子已经饿得不行,百思不得其解跟着张姐进了电梯,后来坐在小餐馆里吃饭时才从她口中得知,我们领导所谓的“管饭”,就是有人来站里请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蹭一点,如果没人请,就自掏腰包。

张姐问我领导给我开了多少工资,我老老实实报了数,她笑着说:“我跟你不在同一个报纸的站点,不知道你们领导为啥才给这么点,这点工资,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或许还能应付着过,但你有家庭,就不要死待着了,站长是永远不缺实习生的。”

听完她的话,我的心都凉了——可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我又能做什么呢?




有天下午,回到办公室里没事干,我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那个杨主任突然跑过来跟我说:“明天高级人民法院开座谈会,你跟我一起去,看看会议的场面。”

想着明天要去开会,我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收拾,换上最得体的服装和运动鞋——我明白,记者这个身份不能花哨,朴素大方就好。

我按时到了记者站,没想到一直等到10点钟,杨主任才慢悠悠地来了。

“杨主任,不去参加会议了吗?”看他一进门,我赶紧问道。

“慌什么,下午1点半才开。”杨主任是80后,比我大不了几岁,也不知道是在体制内待得时间久了,还是面对新人喜欢装领导,总是一副“我是老人”的样子。

好不容易挨到了12点,杨主任发话:“走吧,去那边吃饭,吃完等着开会。”我烦躁不安的心终于得到了解脱,迅速收拾起背包,大气不敢喘地跟着他出发了。

杨主任随手招来一辆出租车,不到20分钟,就来到了高级人民法院门口,杨主任指着大门对我说:“这就是高法了。好好干,以后我会经常带你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也长长见识。”

我只能“嗯嗯”着,杨主任说时间还多,在附近找点吃的,然后“找个图书馆眯一会儿,就到点了”。

我俩在附近的美食街吃了午饭,然后杨主任领着我进了图书馆,告诉我说“这家图书馆我经常来”。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随手拿了一本柴静的《看见》。他看见我拿了这本书,立马问道:“这本书你没有看过吗?我都看了好几遍了。”

我只能讪讪地说我读的书不多。

时间很快过去,1点多我们来到会议现场,杨主任走在前面,替我签完到后,随手拿了两个红包,放进自己的口袋,紧接着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入座。

会议很快开始,是一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报告,我听得哈欠连天。等到提问环节,杨主任提醒我:“你不懂就不要瞎提问,不要来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哈,这里不欢迎。你来是代表报社的形象的,你乱提问,我们是要被批的,明白了吗?”

我连连点头。

两个小时后,会议结束,杨主任在路上给我解释道:“那些提问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你拿了别人的差旅费,没有被安排的话就要闭嘴。”

“那为什么问题都设置好了,被问的领导怎么还结结巴巴说不上来啊?”

“关你鸟事,回去写好你的稿子就行!”

“按照现场看到的来写吗?”

“我怕你是找死哦——人家有通稿,按照通稿来写,不要瞎写!”杨主任压低声音,耳根鼓鼓的,有些发红,估计是被我气的。

一回到站里,我就收到了杨主任发来的通稿:“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传到网站上之前先提交给我看一看。”

我自作聪明,想着既然去了,就该写一点不一样的,于是就没有按照通稿来写。结果稿子交给杨主任后,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通:“你这个死脑筋,这样能在报社行业发展下去吗?人家要你写一遍,还给你差旅费干什么?你这样写,无疑是要把我们站长推向深渊!我让你把那个改一点点就行,你全改了干嘛?”

我委屈得几乎要哭出来,但还是反驳道:“那我们去开会,只是去拿差旅费吗?发出来的稿子都一样,还用我们干嘛?”

杨主任再一次骂我“不灵活”,说以后不会带我去“跑会”了。




之后的半个月里,杨主任果然没有再让我去参加任何会议,每天只让我负责上传稿件。代替我去“跑会”的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女孩,她每次出去“跑会”都喜滋滋的,一个月下来,竟拿到了2000元的差旅费,生活过得比我滋润多了。

我问她写稿子的事,她说:“嗨,有什么好写的,不都是抄吗?这次我们去乡下开会,20多个记者都是相互抄稿,再润色一下就直接发稿。这些稿子,人家根本不需要你来写或改,你只管拿着钱,开会、吃饭、发通稿,勤快一点的,就稍微改一下,还用得着写?”

她的话让我想起新闻队伍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拿红包,四流记者发外稿,五流记者写本报。

我大概就是其中所说的“三流记者”。


有一天,记者站的另一位领导谢主任出差回来,带回了很多资料,让我写“深度报道”。我说我没有现场采访,怎么写?他说:“资料都有了,你好好看,试着去写就行。”

稿子攒好后,我发给他看,他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地说:“嘿,不错,有点意思,你这标题也取得相当可以。”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了谢主任的鼓励,我不再缩头缩尾,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歌颂缉毒警察的深度报道。第二天一上班,谢主任就兴高采烈地跟我说:“小陈啊,你写的那篇文章被北京总部选中,上报纸啦。上网站容易,上报纸可不容易。哈哈,恭喜恭喜!”

原本我以为这篇文章会让我在领导眼中从此有了一定的地位,应该可以轮到我去“跑会”了,这样就能拿到些“差旅费”——工资已经拖了半个月没发了——但那之后,我工作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管是谁发给谢主任什么稿件,不管写得好坏,他都要让我先读一遍,然后把标题改了。

谢主任说,我做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但他不知道,我还是想写署我自己名字的稿件。


考虑到自己拖家带口,不能只靠梦想来支撑生活了,谢主任似乎也感觉到了我萌生退意,便在一天上午主动提出让我跟他去一趟法学会。

当天下午,谢主任就带我去了法学会见了会长。他跟会长商量,一周让我在报社工作3天,在法学会工作2天。说可以让我在负责给报社撰写、修改稿件的同时,还负责起法学会的网站更新,并要求法学会那边给我开2000元的工资,报社则给我1000元。

可法学会学长根本不会上谢主任的套,直接说除非我在法学会全职工作,才愿意出2000元。或许是为了缓和关系,他又补了句:“最近我准备招几个实习生,小谢啊,如果你真的缺人手,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去报社那边工作——这些实习生都不要钱的。”

谢主任一听到这话,激动得拉着会长的手,不停地说着谢谢。

从法学会的办公楼出来后,谢主任不好意思地跟我解释了一大堆:“我已经尽力了,如今报社资金确实困难,出不起高工资……”

我知道这是在下逐客令。在这个记者站里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全靠信用卡和父亲转来的钱过活。听完谢主任的话,我已经没有理由再支撑下去了,便递交辞职信。之后我又向谢主任催了几次,他才用微信转账把我那两个月的工资给结了。

后来在街上偶遇了张姐一次,她说,在我辞职后几天,那个“跑会”的小女孩也被站长辞退了,杨主任还说,她要想拿到工资,就把之前几个月拿到的差旅费全交出来。最后,小女孩对他们说要去劳动仲裁,他们才答应给结算工资。

我和小女孩走后的第三天,记者站里就来了两个实习生,听说,他们一分钱工资也没有。




离开这家报社的记者站后,老公也从北京回到老家,在市里找了工作,我干脆做起了家庭主妇。

两年后,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我又应聘进了另外一家报社的记者站,工资比上次多了一倍,2000元。其实我并不想去,可是老家这里不像北京,有那么多的出版传媒广告公司,有的只是这些记者站;何况,在家待了两年,也没有别的工作经验,我也没什么选择的资本。

不过,这家报社的性质是市场化媒体,和上一家隶属于体制内的报社完全不同。我想,这里的领导应该也和之前的不一样吧。

第一天上班,报社的主任就分配我次日到下属的一个地级市,去参加一个“敬老爱老”的文艺演出活动。

第二天一早,当地权威媒体和好多家记者站的记者,一共十几个,准时聚在一个大饭店的门口等车。我们个个背着大背包,穿着运动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群大学生。

上了小巴,路途遥远。半路经过一个收费站后,领队让大家下车活动一下,需要上厕所的旁边就有厕所。休息几分钟后,我们返回车里,他给我们买了好多饮料,一人一瓶。

我们又开始赶路。开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被拉到一家农家乐的门口,大家显得十分困倦,一个个哈欠连天。一下车,我们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员工毕恭毕敬引到备好饭菜的餐桌前。席间,接待的人一直在说“你们辛苦了”、“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之类的客套话。

用餐完毕,我们被带进旁边的村里,水泥路上布满了泥土,有些地方还有水坑,村口处有4个穿着八路军服饰的工作人员等着,再往前走,就是村委会了。

村委会坐落在一个大院里,3层的小楼,四周的围墙上画满了宣传画,画上写着什么“常回家看看”、“常给爸妈通电话”、“回家帮忙做家务”等等。大院里的舞台已经搭起来了,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舞台下面是一排排已经摆好的座椅,整整齐齐。1楼的屋子里有好几个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年轻小姑娘,据说她们是村委会专门花钱请来的舞蹈演员。

门口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不到半个小时,大院里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听说来了不少记者,个个都热情高涨,其中还有不少赞助的商家。

文艺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就是那些小姑娘的民族舞蹈,获得了村民们一阵阵掌声。文艺演出的最后,是提供赞助的商家给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送红包”,每个红包里有300元。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便由子孙儿女背着来到现场。老人们一个个闭目养神,仿佛现场的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倒是他们的子女看到有记者拍照,都纷纷抢着扶正老人的帽子、拉着毯子盖住老人的腿,生怕记者看不到他们对老人的孝心。

当商家的工作人员来到老人面前送红包时,若看着记者没有跟上拍照,便迟迟不给,任老人们伸着的手一直悬在半空,当记者的镜头对准他们后,他们又一下子变得亲切无比,俯下身子跟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合影,把脸特意贴紧老人的脸,老人露出了不习惯的表情。有的工作人员不放心,还特意跑来跟我套近乎,加微信,要我回社里后把照片发给他。

活动结束后,我看到角落里有几个老人,七八十岁左右,衣着破烂,旁边也没人陪着,便走过去跟他们聊天:“爷爷奶奶,这样的活动,你们觉得好不好,要不要以后经常办?”

“办哪样哦,不过是村里搞的形式罢了。之前从没办过,这次说是有商家给发红包,但是我们也没有见到啊。”一位老人不屑地说。

“我们家是贫苦户,好几年都说我有低保,可到现在我也没有领到那个钱。记者同志,你帮我问问,我怎么才能拿到我的低保啊……”一位眼睛不好的老人拉着我的手说。

我跟老人们正聊得火热,那个负责组织的领队走了过来,说要准备送我们返回市里了,赶紧去那边集合。

“可我还需要采访一些素材……”刚刚在现场,看到那么多老人,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虽然只是形式,但确实给老人们带来一定的欢乐,我已经有了一些写稿的思路,想说给他听。

领队不耐烦地打断我:“你需要的稿件我们全都有,不需要你费劲,回去你们发通稿就行,不要乱写。”




返程的路上,一车人昏昏欲睡。我刚要睡着,手机突然响了一声,我打开微信,是个600元的红包。我傻里傻气地给发红包那人发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他大概明白了我是个“新人”,回了3个字:“辛苦费。”

我问坐在我旁边的男孩是不是也收到了红包,他说没收到。刚说完,领队就在车厢里发话:“没有我微信的加一下。”一会儿,我旁边的男孩也收到了相同数额的红包。

我们15个记者,包车、吃喝、红包,算下来花销应该不少,想想举办活动的人也真算是下了血本了。我想起在之前那个报社时,杨主任说过一句:“如今国家管得严了,只敢收200到1000元不等的红包,以前参加一个会议可都是2000元上下,有的甚至高达上万。”

就在大家点着手机收红包的时候,领队又发话了:“各位记者,今天辛苦了,让你们跑一趟,回去呢,还要辛苦老师们,通稿已经发了,麻烦标题改一下,不要一样。谢谢,谢谢了。”说完,向我们一顿作揖。

“没事,放心,我们会把事办好的。”十几个记者异口同声。

回去后不到3个小时,这次活动的稿件就在各大网站上铺天盖地了。

我的文章是最后一个发出的。也许是我的文笔不好,也许是我不懂行规,也许是我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反反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我又在通稿的基础上改了一通。

可想而知,我又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你看看你,你改的这是什么啊?人家是通稿,通稿不明白吗?!不明白你去各大网站搜一下,现在这篇文章所有人都发了,就你还没发表,你是想气死我啊?!”领导气得脸红筋涨。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办公椅上。打开他们发来的通稿,改了一下标题,一键发送,谁都满意。


隔了一天,主任就又要我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次会议在市里,定在早上8点半。没想到他8点就到场了,打电话催我:“你太没时间观念了,怎么这个点还不来?以后要提前安排好!”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地道歉。

把女儿送到幼儿园,我8点一刻赶到会议现场时,其他记者也才陆续到达。我去签到,被告知我们参会的牌子已经被主任领走了——在那样的会议场所,签到就会领红包,而且那天参会的都是市里有头衔的领导班子,红包数额会很大。

焦灼间,收到主任发来的短信:“我已经帮你签到了,参会牌也领了。我回去取下相机。”

看来我的红包,主任也已经领走了。

没有参会牌子,主任又不在,我无法进入会场,找了好几个工作人员,才让我进入会场。

等我进入会场后,主任也回来了,他将十多斤重的相机递给我,指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说:“呐,就那个人,看到没有,他的照片一定要多拍。还有上台讲话的领导,也要多拍。”

到了提问环节,身边一个穿着职业服装的大姐拿着纸条,俯身在我耳边说:“我想请你帮个忙,一会儿等到XX领导上台时,麻烦你按照这上面的问题提问。”大姐解释说,本应该坐在我旁边位置上的某某电视台记者一直不见人,她便想请我替这家电视台提问。那天一共来了十多家媒体,活动举办方也设置了同等数量的问题,缺一不可。

我说要先请示领导,不敢做主。领导同意后,我捏着手中的问题,拿着话筒,提出了我记者生涯中的第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问的。

那天会议还没结束,各大媒体的通稿已经全网都是了。

就这样,那一个星期我们参加了好几场活动,如果红包不被领导拿走,我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虽然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但人们对媒体的崇拜和信任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家人朋友都觉得,在媒体行业,在报社工作,说话办事都方便。甚至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信赖手中这子虚乌有的权利,以为有一天它能为我解决很多问题。直到半个月后的一天,我出了意外,这才明白这种头脑中想象的特权不过是一把握不住的细沙。

一个周末,怀着身孕的我带女儿去游乐场玩,因为游乐场的设施管理不完善,我被两个开着电车的孩子撞倒,一下就被撞成了先兆性流产。

由于我要住院,游乐场说只有我拿出工作证明才肯赔偿误工费。当我向报社说明情况后,主任却以我出事时不在工作期间为由,不愿意出具证明。没有工作证明,我的误工费就拿不到。最后,我几乎是哀求着主任,他才答应了,但开具的证明上写的单位并不是报社,而是一家传媒公司。可在前面扯皮时,游乐场一方知道我是在报社工作,这份证明他们是不会认的。

我只好找到报社的另一个负责人,他说怕我的事会影响到报社,不能开。我想不出来,是我被人撞,怎么出个证明就能让报社惹祸上身?

家人朋友知道后,问我:“你不是在报社吗?不如写篇文章报道一下。”

他并不知道,这报道并不是谁想写就能写的,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临时工,一拿不出资金,二没有权力。报社连工作证明都不给我开,还能让我写报道?

既然自家报社不行,我想起之前听说的一家“专门为穷人说话办事”的媒体,便联系到河北的一个朋友,想试试。朋友得知后告诉我:“之前我买房,因为迟迟拿不到房产证,我老公就找了你说的那家媒体,记者拿了钱,回去准备报道,结果商家也找到了媒体,又拿了红包,如此一来,这事就一直搁浅了。我老公还在政府上班呢,不也一样?唉,没用的。”

——拿商家钱财,替商家办事,这不就是现在自己做的事情么?我又想起之前的报社迟迟不肯给我上保险的事,寒心之余,对自己的行为和遭遇感到可笑又可悲。

最后,我老公跟游乐场一直交涉,但游乐场也只赔偿了医疗费。

我还在住院时,报社的领导就天天催,说现在需要人,我这样也没法工作,要我交钥匙。我明白报社的意思,想着只要孩子好好的,也不愿去纠结,便辞职了。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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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28 11:36 PM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以为的安稳,正在吞噬我丨人间·寻业中国

 夏年 人间theLivings 2019-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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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6年了,职位毫无变动,甚至连办公椅的位置都没有变化;工资从3500涨到了3850,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上班换着花样打发时间,下班为了安抚自己,也绞尽脑汁去不断寻找新的爱好。


配图 |《七月与安生》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7



201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拖着一个行李箱,兴冲冲地南下找工作。

我学习成绩也平淡无奇,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就连各类证书都少得可怜。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那本自带光环的985大学毕业证。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报出学校名字,就能轻松地挑拣各种优质的工作,根本不需要费太多力气。然而在那座人才济济的南方城市里,就算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也照样得排队等通知。

我徘徊了2个月,开始时自信满满,到最后被打击得底气全无。光有学历、没有所长的我,在现实面前自然很轻易地就相形见绌,无所遁形。

从学校里带出来的生活费也被折腾得所剩无几。在夏天快要过去时,我和几个朋友在那个大城市里吃了最后一顿烧烤,喝光了一箱啤酒。喝到最后,我泪眼朦胧地对朋友们说:“你们加油,我,我先撤了。”

那一晚城市的灯火很亮,可也很冷,冷到我在初秋的风里不停地打寒战。

第二天,我就“撤”回了家乡所在的北方小城。一停,就是6年。




回到家,我还没来得及找工作,便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

以前,在这样的聚会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扬着头。因为,全班同学就属我学校最好,别人总是奉承说我最厉害,将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那一个。

可这次回来,同学却都围着班上一个刚考上国企的同学交口称赞,直言“进了国企就是进了保险箱,这辈子可就衣食无忧了”。

我看着他们羡慕的神情,心底里暗自想:不就是国企吗?我堂堂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进个国企还不容易?

事实证明,在进国企的这个选项里,学历果然是最给力的敲门砖。我挑了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央企,投了自己精心制作的简历,不久后,便收到了笔试通知。招聘流程漫长又繁琐,经历了3轮笔试、3轮面试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入职通知。

我被大城市击落的优越感又回来了。收到通知的那天,我给那些留在南方城市的朋友们挨个打了电话,表面上是告诉他们我的工作有了着落,实际上多少有些炫耀的意味。

的确,我们一个文科专业,就算有名校光环加持,在那座能轻易将人淹没的大城市里,也实在成不了太大气候。我那些朋友们大多数只能找到月薪2000多、只交五险、一周单休的工作。

而我,起薪3500,双休,五险一金。再看两地的房价,我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一平米的房子,而他们,买房恐怕是遥遥无期的梦想。

那一刻,我人生的优越感达到了顶峰。

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顶峰过后,便是一路急转的陡下坡。




至今想来,刚工作的头半年,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因为找着了这样一份好工作,我急于从家里独立出来,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搬进了离家隔着一条街的公司宿舍里。当然,小城拢共也没有几条街。我想搬出来,不过是受够了父母的唠叨,想尽早开始自由的人生罢了。

与我一起住进宿舍的,还有今年一同招进来的大学生们。

就好像从前的科考中举的官员讲究“同届”一样,国企里头也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往往同一年进来的同事们,会抱团成为一个小圈子。大家平日里聊天,也会提到谁和谁是同一年进公司的,似乎这层关系更具有革命友谊, 

我与宿舍另外两个姑娘——静静和小枫,便是被命运安排了的友谊。我们迅速地打成一片,成了公司里“2012届 ”的90后们。

静静是硕士毕业,外地人,奔着读研期间交的男友来的这里。她的男友比她大2岁,早毕业了1年进的我们公司。

小枫是在南方那座大城市读的大学,毕业后拗不过家里人的劝说,回来在市里找了这份工作。她留在那座南方城市的,不仅有4年青春,还有大学时期的男友。

对于我们这些“撤回”老家的年轻人来说,虽然身体在故土,但灵魂却还游荡在光鲜亮丽的大城市。我与小枫的话多些,主要聊的还是那座南方城市的种种。那个时候,小枫常说,总有一天她会回去的,还时常劝我和她一起去南方:“这里经济没什么指望,就这国企,待久了你就知道没意思了。”

那会儿我还沉浸在毕业就杀进国企的优越感里头,总觉得小枫心太高了,她向往的生活是我不能企及、也不敢面对的。跟小枫相比,静静就朴实得多,就一个想法:尽快和男朋友结婚。他们的爱情长跑已经4年多了,因为男友家经济条件不太好,静静的父母一直反对他们在一起。

开始的那些年,为了攒钱买房买车,让父母接纳他们,静静和男友过得十分拮据:吃饭全部在食堂解决,朋友聚餐活动概不参加,平时的消遣活动就是压马路,连新上映的电影也从不去看。

无数个睡不着觉的夜晚,我都问静静:“这样值吗?” 

她却总是一脸甜蜜地回道:“只要将来婚礼上的那个人是他,就值。”

单身惯了的我,自然无法理解她口中的“值得 ”,只是朦胧地向往着有一天,我也能找到属于我的那个人。




进了公司以后,我们3个女生按照专业,被分到了3个不同的部门:我去了市场部,主要负责合同管理;小枫去了系统部,负责公司上下的系统运转;静静去了技术部门,负责技术支持。

原来我幻想着,入职第一天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吧——哪怕是面子上的点头微笑也好。一想到要认识这么多新同事,心里还是蛮开心的。

谁知道,当我背着包,踏进市场部的大门时,一屋子同事,没有一个抬起头来看我。我尴尬地站了半天,清了清嗓子说了句:“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同事,你们可以叫我小王。”

说完这句话以后,略有几个人瞄了我一眼,就再无下文了。我默默地找了空位置坐下,盘算着以后如何与同事们相处。还没想个明白,就有个年纪稍大的女同事,过来丢了一堆文件给我:“小王是吧?把这些文件复印一下,按编号分类,过会给我。”

我忙不迭地应下来,抱着文件走到复印机那里,开始勤勤恳恳地复印起来。

留在我记忆里的第一天,大抵就是如此了——要很久以后我才会了解国企里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绕不清的冗长制度。

那一天回到宿舍,我们3个聚在一起,吐槽了各自的遭遇。她们与我一样也没有受到什么老同事欢迎,像透明人一样在办公室里待了一整天。

我自嘲般地安慰她们:“没事儿,透明就透明着吧,过几天不就熟悉了嘛。”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这般透明的状态,持续了近大半年。在开始的那半年里,我和周边的老同事们说话,他们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碰到工作上的事必须要协调的时候,他们也是能推就推。我每天工作的大多时间都浪费在口舌之中——一份文件需要多个岗位共同审阅的,我得反复哀求那些老同事们,才能得到一些敷衍的回应。

但我想着自己是个新人,态度还是要端正,每天认认真真地工作,对领导和同事分派给我的工作,一丝不苟地完成。渐渐地,我发现我手头上的事越来越多,就连一些完全与我的岗位无关的工作,也能莫名其妙地分到我的头上。

有一次,我按照领导的嘱咐,将一份待拟的合同框架拿给我们专岗的同事。她明明只是在和朋友聊天,却说手头上事情太多忙不开:“小王啊,这个框架你也看了,其实很简单,填填就行了。我这边事儿太多了,你帮忙搞一下。”嘴上说着帮忙,可语气却不容推脱。做惯了老好人的我,只得应承下来。

慢慢地,找我做事的同事越来越多,开始他们还会说几句“帮忙”,到了后来,直接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习惯性地将工作丢给我,嘱咐我按时完成。

我成了我们部门最忙的一个,常常忙到整栋大楼熄灯、保安上来赶人,我才离开。我那时倒也没有抱怨,甚至觉得,趁着年轻多做一些工作,能帮助自己更快速地成长起来。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份本不该是我做的工作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市场部每月都要做业绩报表,报表原是设定好的模版和公式,只需要往里面填数字就可以。这些数字涉及到好几个岗位,需要做表的人每个月向对应岗位的同事索要数据。可那个负责做表的同事总是让我做传声筒,帮他将数据汇总好后一次性发给他。当月,其中一个数据出了问题,导致整张业绩报表测算都错了。在领导问责的时候,几个同事互相推责,最后心照不宣把矛头对准了我,一口咬定是我在中间转发数据的时候弄错了。领导勃然大怒,狠狠地将我批评了一顿。我有些委屈,本想申辩几句,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那些我不熟悉的工作到我手上来,第一次做时,我很难将它们都做得尽善尽美。我开始经常犯错误,让领导三天两头就要炸裂一次,气得说看见我他就头疼。我心里委屈得不行,心想:领导,你真的不知道这些工作并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吗?

时间长了,我才想明白,哪些事情归哪些人负责,领导心里明镜一样,只不过他不说。他有怒气,也没法对那些办公室里的老油条们撒,只能捏着我这颗软柿子使劲欺负。这个看上去令人羡慕不已的央企,实际上已经是个病入膏肓的臃肿组织,在这里工作,拼的不是业务能力,而是你懂不懂规矩、会不会站队。像我这种初来乍到的愣头青,总以为多干多做就会得到机会和赏识,其实却是多干活多出错,永无出头之日。

年轻气盛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天一天被消磨掉了锐气。




一年以后,部门再来新人的时候,我也成了办公室里头面无表情的一员。新来的小姑娘和我当初一样,小心翼翼地跟大家打着招呼。我用眼睛斜着扫了她一眼,心里想的却是我终于能轻松一点了。

果然,自打新人来了以后,我的透明度头大大降低,老同事们开始有意无意地拉我“进队”,从前派给我的许多工作和琐事,现在开始落到新人的头上。

我开始庆幸自己终于熬成了婆,算在部门里站稳了脚跟,工作上也随之松懈下来,学起了老油条们,浑水摸鱼起来:上班打个卡以后,回到座位上开始吃早餐,9点吃到10点,一边吃一边刷手机。10点以后随手点几个文件,复杂的事情直接丢给新人去做。中午在食堂吃完饭回宿舍午睡,下午在QQ上和几个朋友吹吹水,一天便就混了过去。

神奇的是,打我开始混日子起,领导找我的次数少了,挨骂的次数更是屈手可指。而工资则不降反升,每月都按时打到卡里。我变得有些美滋滋起来,感慨自己总算摸到了国企混日子的要义,尝到了体制内的甜头。


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小枫却突然告诉我,她要离职了。

“你爸妈同意了吗?”我第一反应便是这个。

“我没告诉他们。”小枫淡定地说。

“这么大的事你不和父母商量的?”我很惊讶。

“商量不出来什么的,他们不会同意的。我在这里真是待够了,再这么下去,我就要废掉了。”小枫无奈地搓搓手,再一次跟我憧憬了那座南方城市。“小王你知道吗?在那边读了4年大学以后,我是真的不想回来。这里死气沉沉的,就只有国企和公务员,年轻人真的不应该在这里浪费青春。”

我不置可否,心里却觉得,这样冲动的姑娘去南方碰碰壁也好,总有一天她会怀念在国企里的悠闲日子。

小枫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只悄悄地背着她随身的那只包、拎着一手提箱行李,就离开了宿舍。再给她打电话时,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不久之后,小枫的爸妈就杀了过来,一个劲追问我们小枫的去向。我只知道她是去了哪座城市,具体去做什么,一概不知——看来她是下定了决心要闯出一番名堂,怕父母劝阻,连我们的联系也一概切断了。


再见到小枫,已经是两年后。静静在婚礼前,辗转几人,总算联系到了她。

小枫回来参加静静的婚礼,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一条简单的连衣裙。整个人虽然不加装饰,却从里到外透着一种精致。交谈中得知,她现在在一家外企工作,常常世界各地飞着出差。问到薪水,她十分谦逊地低着头,悄声说了一句:“年薪,20万出头。”

我却犹遭电击,想着自己昨天才刚为涨了50块工资而开心,不由得羞愧极了。

从前我们俩聊起天来,有说不完的话,可那天说了几句后,就都沉默了——她现在口中的世界,是我无法想象的东西,而我能聊起的话题,是她早已抛到脑后的过去。

“你父母现在原谅你了吗?”我想起了她离开时的情形。

“没有呢,他们还想着让我回来考公务员。”小枫温柔地笑了笑,似乎并不再为此而困扰。

“是,父母们就这样,非得让咱们进体制内不可。其实体制内有啥好,你看这两年,你变化这么大,我们还是老样子。”

“没有,没有,还是你们好,稳定。”小枫有些尴尬地敷衍了几句,似乎看出了我低落的神情。

我转而岔开话题,和她聊起了静静。静静这两年过得辛苦极了,但最终也算苦尽甘来,终于和男友一起攒够了房子首付的钱,如愿结婚了。

每个人都在努力往前走,不管是事业还是爱情,总得顾一头。

只有我,毕业3年了,在这两方面,依然还是老样子。




其实在静静结婚前的2014年年底,我也买房了。一套90平的两居室,连契税、维修基金杂七杂八在一起30万。首付9万,剩下的贷款用公积金就能轻易覆盖。

父母原本是想等我结婚了再和对方一起凑钱买个大房子的,但一直没有男朋友的我,对结婚的事毫无念想。既然手里头有闲钱,不如自己先买了,也终于不用挤在宿舍,可以真正的独立了。

得知我买房的消息,毕业时一起找工作的朋友们在微信上也纷纷对我表示了祝贺。祝贺之余,都无外乎再感慨一句:“房价低真好啊,你看我们这儿,都奔2万了。”

我不明其中就里,总是笑着说:“那么累干嘛呀,回来呗。”

“不不不,在外头待惯了,真的回不去了。”

几句话聊完,大家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他们嘴上说着羡慕、心里却半分都没有想过要过我这样的日子。他们仍然衷心地热爱着那座能让他们疼痛和成长的城市,且无怨无悔地挥洒着他们的青春,栽种着他们的理想。


买完房以后,我过上了每天养花、烘焙的生活。偏居在小城市的我,以为工作清闲,安稳度日,便是我追求的那种岁月静好——只要自己内心平静,就能收获幸福。

那个时候,我怎会知道,人生就像逆水行舟,如果不进,就一定会往后退。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的我,就这样不知不觉被时代的洪流抛在了后头。对外界的变化,我变得迟钝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媒体,没用过移动支付,也不关心大城市的房价历经了涨跌轮回。在公司里混事的那些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将我慢慢打磨成了一个无用之人,我却浑然不知。

让我受到刺激的,是有一天静静忽然和我说,小枫在那座南方城市买房了,还弄到了户口。

“这下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城市的人了。”静静略带些酸味地说。

“呀,那里房价可不便宜吧?”

“谁不说呢,整整200万!我的天,真不知道她哪来这么大的勇气,据说光贷款一个月就要还8000!”

听到这个天文数字以后,我和静静一起松了口气,感慨着小枫虽然看着光鲜,可背负的压力大概是我们的几百倍吧。

谁知道一年以后,在2016年那波房价狂潮中,小枫的房子一跃翻成了500万,她的收入也跟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水涨船高。

而我,毕业快5年了,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仍然不超过4000块。




工资没有上涨多少,工作却遇到了瓶颈。

上头的一纸调令,空降来了一个新领导。新官上任总是要立立威风,他开始自上而下地督促大家工作,立志要一改公司以往怠惰的工作风气。

可每日的浑水摸鱼,早已让我逐渐丧失了最基本的工作能力。那段时间我过得异常痛苦,每天都惶惑不安地害怕新领导找上我。好在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很久,新领导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遭到了职工们的集体反对。

国企里头,最难动的便是体制。僵化的体制决定了每个人都只能是这个公司里的一个点缀,任何想要打破体制的改革,最终也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不到3个月的时间,新领导发布的一系列工作制度便成了厕所手纸,所有人刚刚绷紧的神经,又慢慢松懈下来。


可经历了这一次风波以后,我却忽然觉得自己这样的生活,前途一片黑暗——我从21岁进了公司,到27岁,不仅什么都没有学到,反而落了一身敷衍了事、插科打诨的本事。

我开始睡不着觉,想起了刚毕业时那些如影随形的优越感,此刻已消失殆尽。当初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同学和朋友们,虽然不是个个都混得和小枫一样好,但每次过年聚会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带回一些新鲜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眼睛里有光,生活里有希望。而我,就只有日复一日,想方设法地打发时间。

难道我这一生,都要这样被打发掉吗?

人一旦开始了思考,就很难再满足于现状。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毕业6年了,职位毫无变动,甚至连每天坐着的办公椅的位置都没有搬动过;工资从3500涨到了3850,还是因为赶上了一次全省性质的工资普调;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上班换着花样打发时间,下班为了安抚自己,也绞尽脑汁去不断寻找新的爱好。

可渐渐地,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能再让我感到快乐。沉闷的小城市里,每个人的生活都平淡而市井。留在本地的同学们,大多已经抱上了孩子,一聚会,话题就总是离不开家长里短和育儿经。

27岁的我,已经成为了长辈眼中的大龄剩女。从一开始在相亲市场上的绝对优势,变成了后来随便一个什么人都能塞给我。有次一个不靠谱的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42岁的离异男时,我彻底爆发了。我哭着对爸妈说,哪怕这辈子不嫁了,我也不要这样委屈自己。

我以为我的崩溃能换回父母的体谅,谁知父亲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点着我的鼻子就开骂:“不嫁了?我们可丢不起这个人!”

那一瞬间,我似乎理解了小枫当年决绝的选择。那些看似安逸的环境,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泥沼,一点一点地将人拉入深渊。

可是,思考归思考,真正要做出离开的选择,却是那样艰难。

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以后,我仍然毫无答案。




或许上天也看出了我的纠结,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狠狠地从后面给了我一脚,让我下定决心。

新领导在三板斧改革失败以后,开始想办法重整旗鼓。他组建一个能干活的小团队,我很荣幸地被选为其中一员。这个小团队一共有20个人,涉及公司的8个部门。新领导将这称作“雏鹰计划”,这个名号曾一度让我热血沸腾。

虽然已经磨练出一身摸鱼的本领,但面对新领导殷切赏识的目光,我深受触动,以为这是我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契机。或许我能就着这个机会,在公司里把事业上一个台阶,不至于浑浑噩噩永远看不到希望。

我开始变得像刚工作时一样忙碌,且无怨无悔。每天陪着新领导去各级县分公司调研,回来整理材料,拟定工作报告,可以越过我的直属上司,直接对新领导汇报。这让我感觉非常良好,以为在同事眼里我已经是个小有成就的人了,在与他们交谈时,又开始带着一些优越感。

新领导在分摊过量工作给我的时候,总会反复夸赞我的工作能力,且多次承诺一有好的契机,立马给我升职。我很吃这套,尽管心里隐隐也会觉得这不过是画大饼,可即使是虚妄的大饼,我也愿意去尝一口。毕竟人活着最需要的就是希望,这种错觉给我的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新鲜力量,让我摆脱了过去行尸走肉的状态。

好景不长,公司里很快就传出了风言风语。在这个偌大的央企里,最不缺的就是八卦的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口口相传,马上就有鼻子有眼。从身边人的一些眼神和暧昧的话语中,我渐渐听得出,他们怀疑新领导起用我的目的并不单纯——的确,“雏鹰计划”里的20个人,8个女职工只有我是单身。

可我始终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心如明镜,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


事实证明,我真的傻得可以。

在一次陪新领导见客户的酒宴上,他喝得有些微醉。客户走了以后,他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了公司马上有个提干的机会,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却完全没有领会他的深意,只是自顾着开心,以为我终于等来了我的良机。

谁知,半个月以后,省公司一纸文件,那个提干的名额直接给了一个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同事——他甚至都不在“雏鹰计划”里。

看到文件的时候,我脑袋嗡的一下,心里有一万个想不通。正在委屈之际,办公室同事也看见了文件,一阵哗然。一个平日里就比较猥琐的男同事戏谑地当着众人的面说道:“看来我们都误会了小王了,她和咱们领导啊,是真的没啥。”

话音一落,众人哄堂大笑。笑声尖锐刺耳,我如坐针毡,不禁想起了那日领导复杂的眼神,瞬间恍然大悟。

所谓的努力,真的像是一个笑话。又或者,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2018年,我27岁生日那天,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决绝地提出了辞职,离开了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央企。

当我把辞职的消息告诉父母那一刻,我妈蹲在地上哇的一声就哭了。我爸气红了脸,粗着脖子要把我赶出家门。对于在小城市待了一辈子的他们来说,我辞掉的不仅仅是工作,更是全家的脸面。我留了下一笔钱,郑重地告知了他们我的去向,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虽然不期望马上就能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谅解,但是我想,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接纳这个“不孝”的我。

从体制内剥离出来,我仍然一无所长,面对未来,我害怕极了。但我带着还是带着那份微薄的简历和一腔孤勇,去了我曾经心仪的那座南方城市,这一次,我想不会再回头。




如今,我来这座南方城市已快一年了。

裸辞后,工作果然屡屡碰壁,现在,总算稍稍稳定下来了。

回首这一年,碰到最难的事儿,恐怕就是在招聘时,对方问我关于结婚生育的问题。

虽然大城市里的人们行色匆匆,从来没有人真心关切你的生活。可是,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却仍然是我这个年纪的女性面临的最大瓶颈。我不愿意撒谎说自己是独身主义或丁克一族,只是诚实地说等待缘分。

一句诚恳的坦白让我错失了无数良机,我逐渐明白,体制外的世界也并不如我想的那般自由美好,失去了体制的庇佑,我只能拼了命地去厮杀。

如果说在体制里是混日子分大锅饭,出了体制,就好像要从别人的嘴里抢食,稍微松懈一点,就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我承认,这种感觉曾让我一度后悔当初的冲动,也曾经在无数次收到求职被拒的邮件时失声痛哭。

可只要人不放弃希望,日子就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半年前,我收到了现在公司的offer。一个小创业公司,给了我市场策划的职位,底薪5000,交五险,单休。奖金随公司业绩浮动,如果能和公司一起成长,待到公司上市那天,还可以拿原始股。

我自然知道,所有的创业公司都会有诸如“如果将来上市”这种虚无缥缈的承诺,可是当那个年仅30岁的老板志气满满地说出这句话时,我却莫名觉得他是那么可爱。

是了,我现在的公司,没有大的名气,也没有稳定的拨款。一切的一切,都要靠着我们一起去拼搏努力。同事之间,也会有勾心斗角,但内心深处,大家还是会有命运共同体的感受。

毕竟,我们的日常工作,直接决定了公司的未来和个人能发展到的高度。不管同事之间怎么互相不待见,碰到工作问题,都总是能抱成一团。这种感觉让我快乐极了。

虽然现在的工作很忙,很辛苦,也常常得不到的父母朋友的理解。可现在的我,却浑身充满了干劲。

曾经的27岁就像已经半截身子入了土一样浑浑噩噩,现在28岁了,奔三的年纪,每一天却都新鲜极了。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是怎么样的,我会遇见什么人,有什么样奇妙的际遇。我的未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轨道,而是要靠着自己一点一滴去创造的。

在我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可城市的万家灯火依然照亮着一个卑微的我。

我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在这里成长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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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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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6 08:53 PM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曾赶上了这行业最好的十年丨人间 · 寻业中国

 西山 人间theLivings 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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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



配图 | Sipa图片社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8



我的家乡盛产煤炭,大大小小的煤矿遍布城市周边。千禧年前,31岁的父亲从银行辞职,一头扎进了煤炭行业。

今年除夕夜,父亲带着些许酒意评价自己的前半生,他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也见证了整个行业从辉煌到沉寂的重要历程。

文章是父亲的口述。




早些年,谁都知道开矿挣钱,可本钱大,手续也很难办,只能开个小煤窑——跑到偏僻的山旮旯里,雇几个村民,悄没声地挖煤卖煤。买卖虽红火,可一旦出现矿难,轻则前功尽弃,重则倾家荡产、锒铛入狱。

至于合法的煤炭生意,就只有煤炭的异地买卖了。把煤炭用大卡车运往周边的城市,卖给工厂、学校、食堂;或者有关系的,直接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济发达的城市,赚个差价。

1999年,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单位,踌躇满志地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此前在银行工作的这些年,也认识了一些煤矿、铁路单位的工作人员,了解清楚煤炭生意的基本模式后,我认为自己完全有了单枪匹马入行的能力。

我对着地图,把目标锁定在南方一座经济发达的工业城市。那一年,这座城市的发展正欣欣向荣,需要大量的煤炭资源。

但想把煤炭运过去,只能通过火车。当时,所有的正规煤矿都可以向铁路部门提出货运计划的申请——俗称“车皮计划”——只要有带着明确目的地的“车皮计划”,煤炭就可以发出去了。

随后,我开始拜访家乡周边的各家煤矿。大煤矿对我不屑一顾,他们张口就说:“我们的客户都是全国各地大型发电厂,合同都是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签好的。你就是一次能发()一个列的车皮,我们也不能跟你合作。”

“一个列”就是一列火车,33节车皮,一节车皮60吨煤,总共就是近2000吨。这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吃多了闭门羹,我改变了策略,开始专找中小型煤矿。我相信市场这么大,一定会有些煤矿存在煤炭销售的问题。

很快,我就找到了狼山煤矿。狼山煤矿是一家县办煤矿,虽说规模小,却也是县上重点扶持的企业,矿运销部陈经理50岁左右,曾经是一所中学的教师,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等我说明了我的来意,陈经理很快回复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把煤卖给你,并为你申请你所需要的车皮。但我们的车皮计划都是这个月的月初报下个月的计划,只要计划一下来,你就得把煤款先打在我们账上。”

我满口答应下来。


解决货源问题,我马不停蹄地南下去了那个此前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

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两天,来到了火车货运站——这个地方80%的煤炭都从这里运进来的。

那天站里日常停放着几列运煤的火车,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从火车上往地下卸煤,虽说没有风,可整个站台都弥漫着黑色的粉尘,粉尘下就是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煤炭。

我穿行在“小山”之间,看着一辆辆大卡车豪迈地冲进货站,又满载着煤炭呼啸而去。拦住一辆货车,我问:“师傅,你们把煤运到哪里去呀?”

“货场,老板的货场,这地方不让囤货,24小时内必须拉走。”

我赶忙向司机打听了货场地址,记在小本子上。司机还挺热情,笑着说:“是来做煤炭生意的吧?我经常碰见你们这样的外地人,想考察市场,在这儿不行,得到货场去。”

我正想开口问能不能搭他的顺风车到货场去看看,司机突然指着迎面开过来的一辆摩托车说:“你问他去吧。他姓赵,就是个煤老板。”

这人是我入行以来认识的第一个煤老板。

赵老板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一般进了货站,停在了一个煤堆前,绕着转了一圈,从车上取下一个尿素口袋,抓了几块煤放了进去,看样子是要拿去化验。

我趁机上前跟他搭话。

“北方人吧?内蒙?陕西?还是山西?”

我说我是陕西的,刚来没几天,想先考察一下这里的煤炭市场。

赵老板一听,似乎来了兴致,很在行地说:“陕北还是关中?你们陕北的煤还不错的,可关中的不行,发热量低,硫又高,不过价位倒有优势。我们这里有人在陕北发货,你看这堆煤,就是你们陕北的,我今天就打算进一些,和别的煤掺在一起卖。”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出于对家乡煤的了解,很快就把煤炭的来源地认出了个大概,心里有了主意,便对赵老板说:“我们矿上的煤质量比这好,我也打算把我们矿上的煤运到这里来销售。”

赵老板一听,随即问我:“你有化验单吗?让我看看。”

我从包里取出狼山矿上提供的《煤炭质量化验单》递给了他,他看了一下,随即就开口邀请我去他的货场坐坐:“你去我那儿看看,对我也了解一下,我们以后可以合作的。”

想来合不合作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我得先认识一些“业内人士”,以便快速入行。念及此,我便跟着赵老板来到他的货场。




赵老板的货场靠近河道,里面还有四五家煤炭公司。

进了办公室,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迎了出来,赵老板介绍说那是他的老婆。

两人对我都很热情,一边跟我拉家常,一边讲着他们家的生意。看得出,这是一家典型的夫妻店,男主外、女主内,又雇了两个工人就成了一家小公司。

“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虽说没挣到什么大钱,可我这人光明磊落,从不亏欠人家的货钱。要是我们能够合作,你尽管放心,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付给你。”听起来,赵老板还是很诚恳的。

我告诉赵老板自己初来乍到,还不急着发货,但将来有可能合作。

可赵老板似乎是个急性子:“等什么将来呀,你下个月就可以把煤发给我。你放心,只要煤进了货场,吨位一出来,我立马付现金给你。”

我琢磨着,赵老板的生意毕竟做得小,要想在这块市场里深耕,我还是得结识实力雄厚、从业时间长的大老板——毕竟,实力代表着信誉,有信誉才有长期合作的可能。

很快,我又认识了蒋老板。他看上去和赵老板完全不一样,办公室在城市中心的国贸大厦里,西装革履,满面油光,梳一个“许文强”式样的大背头,手下还有一帮人高马大的业务员。

蒋老板对我说:“我是做电煤生意的,需求很大,你只要能把货运到这里,我统统接收。价位,你不用担心,咱们随行就市,不会让你吃亏的。”

说来好笑,接触了几次,我总觉得蒋老板有点黑社会的性质,想来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这种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在货场混迹了一个月,前前后后也认识了一些煤老板,相互打听了一下,蒋老板不好说,但认识的人都说赵老板的确是个本本分分的生意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信誉在整个这一片都是没话说的。

第二个月月初的时候,狼山煤矿的陈经理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月计划下来了,可以给我5个车皮的“计划”。我也没有太多的本钱,300吨刚刚好。

想来想去,我还是决定找赵老板。我们很快就商量好了价钱。按照煤矿上的规矩,装车、发货之类的工作全由矿方负责,客户只需要付款,提供收货方信息,就可以在异地火车站接货了。

于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终于做成了自己的第一单生意。




从此以后,我和赵老板成了稳定的合作伙伴。

赵老板在煤炭行业已经做了10年了,从撑着一只小船给运货的人做短驳开始,慢慢地发展到了今天的样子,他很知足。

后来熟悉了,有次一起喝酒,他才向我托了底:

“你不知道,我是个上门女婿,年轻时家里太穷了,当兵复员回来还要穿打补丁的裤子,实在是讨不起老婆。不得已才倒插门。上门女婿没地位,一家人都瞧不起我,包括我老婆,家里来了客人都要把我支出去,嫌我给她们丢脸。我这才咬紧了牙,暗暗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可真苦,冬天能冻死,夏天能热死,一年能挣一万块钱,心里就已经很高兴了。那个时候怎么都没想到会有今天。

“现在,我一个人养活他们一大家子人,全家人对我的态度都和过去不一样了——钱多了地位就是高。我这个人没啥野心,只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供我的两个小孩子读到大学毕业就知足了。”

和赵老板熟悉了后,往后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给他几个车皮的煤。赵老板也从不多事儿,货款一直结得很及时。


没多久,蒋老板又找到了我,非要请我吃饭。席间,他问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发货,生意不错吧?”

“都是小买卖,跟您的生意没法比。”

“谁的大生意不是从小买卖坐起的。”蒋老板立刻接了话头,“我年轻的时候还不如你,是用汽车拉货的,你一起步,就是火车皮,可以了。”

客套话说完,蒋老板认真地跟我商量:“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同意不?”

我很纳闷,不知道他一个大老板,有什么想法还需要我的同意。

“很简单,你和我们公司合作,替我们在你们当地组织货源,货款我来出,每吨再给你2元钱。你能一次发一个列更好,这样你没有任何风险就可以挣到佣金。”

在家乡组织货源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可这样的生意能做长久吗?等蒋老板熟悉了所有的进货渠道,他完全可以甩掉我,那我岂不是得不偿失?

可我嘴上并没有拒绝他,只是推说“先试试看”。

没几天,狼山煤矿的陈经理很焦急地打来电话说:“我现在有1000吨已经装上车的原煤,收货地点和你在一个地方,可是货主迟迟不打款,我想把这些货先发给你,你看怎么样?”

原煤指的是从井下开采出来、没有经过分选的混装煤,此前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货,也不知道该把这样的煤卖给谁,可是陈经理是我的“贵人”,说什么我都得给他帮这个忙。

情急之下,我给蒋老板打了电话,说有1000吨原煤,问他要不要。

“要啊,别说1000吨,2000吨都行。什么价位?”

“280,你要要的话,现在就把货款打到矿上,马上给你发货。”

蒋老板很高兴,很快打了款。这单生意做成了,蒋老板很快就给我结了2000元的佣金,可是没过多久,陈经理却对我说:“那个蒋老板到矿上找我,要跟矿上合作,我拒绝了,告诉他以后再要煤,可以通过你。这人做生意不地道啊,过河拆桥。”

陈经理能把这些告诉我,着实令我非常感动。我没想到蒋老板这么快就“甩”了我,只能暗暗庆幸没有为了那么一点佣金,就把自己在家乡的关系网都“卖”给他。

从此,我再也没有和蒋老板打过任何交道。


在陈经理和赵老板的帮助下,我的生意一直做得很顺利,家乡的煤矿对我也越来越信任了。很快,赵老板又向我介绍了胡总:

“人家做的是大生意,每月的需求在3万吨以上。他们自己也在矿上订煤,可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只要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都可以接受。

“不过,胡总自己做这一行的时间并不很长,三四年吧,但起步要比我们好很多。他以前是我们这里燃料公司的经理,对煤炭行业很熟悉。

“他兄弟在政府里当官,家里有一定的背景。所以他辞了职,贷到了一大笔款子就开始单干了,这两年他的生意在我们市里可是数得着的。你放心,人家资金充足,你那点货款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听赵老板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

第一次见面,胡总给我的感觉就非常好,人很和气,看上去也很有涵养。

听完我的介绍,他很豪爽地说:“我对煤炭质量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不同的大卡(编者注:煤炭热量大卡,既煤炭热值,指的是煤炭在发热量测定仪中经过燃烧所产生的热量)有不同的价位,只要能够接受我们的标准,就只管把货发给我,我们可以长期合作。”

我仔细查看了胡总公司的煤炭供货标准,觉得自己还是有利可图,很痛快地跟他签订了合同。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我渐渐发现,在很多方面,胡总并不像一个生意人,倒像一个国家公职人员。他低调,总是穿一件普通的夹克,明明有几辆豪车,出门却还是习惯坐公交车,平时也常常在大排档里吃快餐,俨然就是一个普通基层干部。

一次我去他公司结账,他正在吃饭,一碗面条就是一顿午餐,见我来了,很热情地让公司的大姐再下一碗面来。

“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没有大的欲望,粗茶淡饭就很满足了。我儿子常常嫌我土,说我有钱不会花,他要开名牌车,穿名牌衣服,出入大饭店。我不行,过不了那日子。哎,看来我的钱都是给他挣的,谁让我是老子他是儿子呢。”

胡总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儿女都不在他的公司做事,只有女婿鞍前马后地跟着老丈人。公司的很多业务也都是女婿负责。

接下来的日子,我从老家倒腾出来的煤炭80%都进了胡总的货场。胡总结账很及时,但他有个规矩,每次都不结完,会留个零头,确保我下次的货还给他。我对这种做法倒也没有异议,毕竟在第二次结账的时候,就可以拿到前一次的零头,而且相对于全部货款来说,那个零头也不算什么。




那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南方城市。偶尔回趟家乡,也就是去狼山煤矿拜会一下陈经理或其他一些煤矿的运销部经理,然后再回到南方等待接货。

到了2005年,煤炭价格比我刚入行时翻了一番,也越来越紧俏了。煤炭紧俏,车皮就跟着紧俏起来,没过多久,所有的人就开始明争暗抢了。

赵老板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煤”——“我在这个行业做了十来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利润,你不知道,我现在一个月的利润就顶得上过去一年的。你可得大力支持我,想尽办法把煤炭运过来啊。”

我告诉他,煤炭是能弄到,但就是车皮紧俏。

“想办法!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弄到手,实在不行的话,我给你加价,权当你的活动经费。”那天,赵老板还指着自家门前的河道对我说,“算命的说这条河里有一颗财星,为了让财星正对着我的房门,我就把我的房子拆了重新建。你看,我现在的房子是斜的,房门也是斜的,这样财星发出的光就可以照进我的房子。”

我看了看门前那静静流淌的河水,什么也没看出来,倒是第一次发现赵老板的房子的确是斜着盖的。

煤价一天天暴涨,对于赵老板这样的小老板来说,前一次囤积的煤还没卖完,价格就涨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连我都吓坏了。


为了弄到车皮,我抓紧时间坐火车回老家,一路上发现,也就是这一年半载的时间,西安以北的高速路和国道两边竟然遍地都是煤场了,一辆辆拉煤车穿行其中,一副热火朝天的场面。一打听,竟然是当地人铲平了庄稼地,用来囤积煤炭,坐等外地的客商前来买煤。客商买了煤,也等不了什么车皮计划了,直接就用汽车把煤运到山东、江苏等地。

这么远的距离用汽车来运输,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可如今,在江苏山东煤炭都已经涨到七八百一吨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等我回到了家,才知道家乡的矿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家矿的招待所里都住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商人,他们拿着巨款、等待着希望中的车皮——有了车皮,就可以把煤运到天南海北。

短途拉煤的汽车在矿门口排成了名副其实的长龙,日日夜夜地等待着地底下运出煤来。司机们吃住都在车上,只要前方有一点点空隙就迅速发动车子跟上去,以防别的车子插队。

正规的煤矿满负荷地运营,不正规的小煤窑偷偷摸摸地开采,只要能把煤运到地面上,很快就会被人一抢而空。也没人在乎煤炭的价格,煤价再高也有人要,反正用不了几天,甚至晚上睡一觉,市场上的价格就能涨个50、100元。

我好不容易才见到陈经理,他也苦笑着说:“我在矿上干了这么些年,以前一直发愁煤卖不动,现在倒好,根本不愁卖。自从今年开始,铁路上给我们的车皮计划就越来越少,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车皮根本就申请不到。我前天还去西铁分局找他们,可人家说大型煤矿车皮都开始吃紧,哪顾得上小煤矿。我们矿长说了,没车皮就不要了,反正不用出门就能把煤卖光了,发那么远干啥。”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这摊生意还怎么做?我不甘心,继续在各家煤矿之间奔波,结果每家的情况也都是如此。




过了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弄来了车皮,打算把煤发给胡总。打电话过去,那边却是个陌生人:“我是小胡,我爸爸去世了。”

怎么会呢?胡总才50来岁,怎么会忽然去世呢?再问,小胡就悲痛地说:“心脏病,很突然。”

放下电话,我打电话给赵老板,赵老板也说:“可惜啊可惜,正是干事儿的时候,他却走了。”

再问胡总的公司,赵老板不确定地说:“公司还运营吧,只不过现在应该是小胡当家了。父亲不在了,儿子总是要站出来的,总不会把公司交给女婿吧。只不过小胡是外行,人又太年轻,想在这一行站稳脚跟还得多历练。”

为了稳妥起见,我没有跟小胡做生意,也没有去要最后一次剩下的那些“零头”——人都不在了,况且我手里没有任何凭证,算了吧。

过了一段日子,我竟然在家乡的矿上见到了赵老板,他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来找我,希望我能给他引荐一些能弄到车皮的人。

可我是真的无能为力。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中小型煤矿的车皮计划都在紧缩,更何况像我们这样的“散户”。很多人甚至把煤炭短驳到煤台上,只等着车皮来了装车就能走,可等了几个月,都等不来一个车皮。

赵老板不死心地说:“既然来了,搞不到车皮我就不走!”可在矿上招待所住了两周,每天跑断了腿,也还是一无所获。

两周后,赵老板终于决定先回去了,我请他吃饭,又说到了胡总。赵老板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胡总不是病死的……”

我大吃一惊,继而在心头掠过了“仇杀”两个字——为情恐怕不可能,胡老板不像是那种人,那一定是为钱——脱口而出:“凶手抓住了没有?”

“抓什么抓?他是自杀的。”

“自杀?他有什么想不开的?”

赵老板叹了口气说:“煤价涨得这么快,对我们这样的小户来说是好事,可对于胡总却是灭顶之灾。”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胡总是跟电厂签的合同,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确定好了价格,可谁知煤价涨得太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按照当初定的价格给电厂送煤,他就得倾家荡产。

“他跟电厂协商,可电厂换了新领导,新领导的亲戚也是做煤炭生意的,跟胡总是竞争对手。人家不但想把胡总撵出去,而且就是要让胡总倾家荡产,于是就趁着这机会逼着胡总履行合约。

“胡总想尽了办法都无法终止合约,这才想到了这最惨的一招——自杀。他死后,公司再申请个破产,也就不必履行合约了。如果能把财产保住,儿子就还是有钱人……”

赵老板的话让我浑身发冷,为了保住家产而自杀的胡总,到头来只换来了一句“值了”的评价,况且那家产也未必能保得住,真值吗?

“值!怎么不值?要是我也会这么做!”赵老板说得斩钉截铁,我坐在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煤炭生意一天火过一天,我却一天比一天发愁。可不做煤炭,我一个买断工龄的,还能做什么呢?

2007年初,我在南山煤矿考察,正好遇上矿上的吴矿长视察工作,他笑着对一众随行“叹气”道:“哎!这架势,我可真没见过。看来,咱们前些年都白干了。早知道这样,咱们去年一年应该一边挖煤一边开山,把那些煤都囤积起来,等到现在再卖。”

大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开心,转过新的一年,他们的薪水又翻了好几番,谁都想不到矿上的工作能这么挣钱。

南山煤矿是家中型煤矿,跟着市场的好时机正蒸蒸日上,可矿上的管理却是眼见的混乱——整个煤场乱七八糟,满地都是泥浆、石头、时不时就有一辆拉煤车陷进泥坑里,半天都出不来。我忽然琢磨,如果自己和南山煤矿合作,在这里建一家选煤厂,一来解决了分选煤炭的问题、改变整个煤场脏乱差的现状,二来自己的出路问题不也解决了。

我很快找到了吴矿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吴矿长听了笑着说:“主意倒不错,可我们矿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还是向上级部门汇报一下吧。”

我知道吴矿长是在搪塞我,可我并不死心,三番五次地去找他。终于在一天,坐在他会议室门口数小时后,等来了他对我说:“你去办公室,找一下主任,商量一下合同的事”。

我的选煤厂很快就动工了,计划在3个月后开始投产。

投产的第一天,我坐车到矿上去,还没走到矿门口,司机就对我说:“下来走吧,路断了。”下了车,我赫然看见通往煤矿的路被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鸿沟两旁站着一群群包着头巾的妇女,都是旁边村子里的女人。不远处的空地上坐着她们的男人,男人们手里拿着木棒、铁锹、锄头,悠然地喝着啤酒,幸灾乐祸地瞅着这边的动静。

司机上前打听出了什么事,回来说:“坏了,村民在闹事,他们把路挖断、逼着矿领导把咱们撵出去,说咱们抢了他们的饭碗。”

原来,南山煤矿成立的时候,矿门口的小村庄早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村子里的人本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日子,可自从有了煤矿,男人和女人就不再下地种田。年轻力壮的男人靠在煤场装车为生,手脚利落的女人则和男人合作,不停地捡拾混在煤里的石块。这是极其辛苦的体力活,却能换来颇为丰厚的报酬——选煤厂其实就是用自动化来代替这些原始的体力活,自然不可避免地触动了村民们的利益。

当天,整个煤矿就陷入了瘫痪,生产出来的煤运不出去,货场里堆成了小山,等没地方存放后,索性停了产。

第二天,镇上的派出所来了十几个民警,可村民们根本不在乎,照样让女人们冲在最前面,男人们躲在后面静观其变。民警也是当地人,转悠了一早上就再也不来了。

第三天、第四天,照样如此。到了第五天,矿方和村民才终于达成了协议:我们的选煤厂会全部雇佣这些村民。

事情这才告一段落。




可等选煤厂投产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自己触动的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还有诸多煤场上工作人员的利益:工人、铲车司机,还有场长——自从有了选煤厂,他们再也没法收取那些不想排队的司机的好处费了,也没办法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偷偷拉上几车煤运出去。

矛盾一天比一天激烈,铲车司机故意多次撞坏我们的机器,使我们无法正常运营,而场长不但不处理,还隔三岔五地到矿领导那儿诬告我们影响煤场的正常工作。

一年多后,矿领导不胜其烦,决定让我们停业。停业通知就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下来,收进了包里。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事情不好收拾的话,这张通知将是矿方单方面撕毁合约的最有力的证据。

选煤厂停业后,我开始一趟趟地去找吴矿长,希望能协商解决,可吴矿长却避而不见。矿上的态度很坚决,只说我们的选煤厂“不适应矿上当前的形势,应予关闭”。

我决定打官司,态度很明确:既然矿方违约,我只要求拿到依照合同应得的赔偿款。

可没有想到的是,矿方态度却十分蛮横,只放话说:“你们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不协商,随便去告。”

我很气愤,觉得诺大一个煤矿怎么像个泼皮无赖。万不得已,我到县法院提出了诉讼。

法院很快受理了案件,可却迟迟没有动静,就像我的诉讼书投在了池塘里,冒了一个泡,就无声无息了。终于等来了消息,法院说:“我们已经把案件转到了中院,由中院进行审理。”律师也向我解释:“矿上势力太大,县法院没有办法审理,只有把这个难题踢到了中院。”

等我终于接到了中院审判员的电话时,他却说:“矿方不承认他们违约,说是你们无故停业给矿上造成了很大损失,不得已才要求你们关闭的。”

我气愤地说:“怎么可能?我的选煤厂效益那么好,我为什么要无故停业?是他们强行让我们停业的。”

审判员面无表情地说:“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打算起诉你。”

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在办公室的墙上小心翼翼揭下来的通知,对审判员说:“我有证据。”第二天,我把通知复印件提交了法院,随后的日子又是一片寂静。

就在我准备再次去法院的时候,法院一位工作人员忽然约我面谈说:“你还是跟矿上协商解决吧。”

我知道矿上如今的态度和我手中的那份通知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我已经不想协商了。既然我的手中有着重要的证据,我不信法院会判我败诉。

“你的案子拖了这么久,你自然知道其中的原因,矿上一直在施压,我劝你还是协商吧,这样对你也有好处。你想,就是你胜诉了,矿上拒不执行,你还要去申请强制执行,不知道又要拖到何年何月。”法院的工作人员跟我说。

我考虑了很久,最终同意了协商,然而矿上给出的赔偿款却少得让我吃惊。厅长、审判员也开始轮番地找我谈话,其中厅长的话最有意思:“我是一个法律工作者,可我希望你们都不要来打官司,因为即使你胜诉了,也未必能达到目的。”

我知道在这场官司里,我和矿方的力量无法比拟,这使得我一直处在一个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我屈服了。

再往后几年,我也渐渐离开了这个行业。




2010年,我曾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说:“我是小胡,这几天我想去你们那儿转转,到了后联系您。”

我心生悲凉,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没几天,小胡开着一辆路虎来了,见了我意气风发地说:“现在煤炭行情这么好,我打算在你们这儿买家矿,我爸以前的生意利润太低,要是开家矿,一定赚钱。”

我相信小胡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所有的煤矿都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不赚钱的道理。接下来,小胡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煤矿的情况。这个时候,恰好一家县办煤矿改制,小胡作为大股东,很快成了这家煤矿的老板。

小胡接手煤矿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作,可是,等到一年多后小胡的煤矿终于开始重新投产,煤炭价格却开始缓慢下降了。

到了2011年末,煤价经过了接连几年的上涨,全国大小煤矿都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可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开始从国外进口煤炭。矿上的煤卖不出去,只有降价,煤价开始持续走低。以至于到后来,一些煤矿每从地下挖出一吨煤,就意味着开始亏损。家乡的煤矿一个个停了产,工人们开始放起了长假,每个月只能领一些基本的生活费。

煤炭的红利期终于结束了,寒冬慢慢地到来了。

再也没有一家煤矿门口排着那浸透着亢奋的卡车长龙了,很多煤老板开始改行,也有很多来不及抽身的煤老板行将破产或者已经破产。

我联系了赵老板,想知道他的近况,电话里,赵老板用高昂的声调告诉我:“我早就不做煤炭了,现在做房地产了,有机会你来我们这儿看看。还有,我离婚了,又结婚了,再有两个月,我老婆就生了,到时,你来喝满月酒啊!”

我恭喜了赵老板就挂了电话,又想起了他指给我看的那颗财星。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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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6 05:34 PM |显示全部楼层

淘宝来了,线下批发店就死了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奥利 人间theLivings 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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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配图 | 李晶/摄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09



“姑娘欸,长辈说的话,你要听进去。你在外面上班挣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今年的大年初二,吃罢晚饭,父亲没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斗地主,一家人沉默了一阵,他冷不防地冒出了这句话。

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我提起这件事了。




我家是个体经商户,做箱包批发生意,有一间租来的20平米的小铺子。之前为了扩大店铺面积,父母也和其他商铺一样,在屋顶挂上棚子,再把横梁木板搭在店外的空地上,用来展示商品。

年前我去店里转转,发现书包款式好几年都没有更新了。问父亲,他说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网上给孩子买书包了,实体店的书包卖得太慢,市里的小商户和周边县乡的批发商也就不愿意来进货了。他们的顾客基本都是些老年人,我们店也只好从厂里进了些老年包和买菜用的拉杆车。

我家店铺所在的长街两侧,不少门店都已关停。行走其间,鲜见来人,原本仄逼的街道反而显得宽敞了。

整日面对着空空荡荡的街道,父亲也只能斗斗地主消磨时间。在店里坐久了,他才会偶尔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顺便看看街道内同行的生意如何,比如孙康家。

孙康是我小学同学,几年前他家年开了个淘宝店,虽然现在店里也没什么生意,但每天的快递都是一车车送出去的。

“别看了,没生意就是没生意。”母亲坐在店里面看电视,没好气地说:“饿也饿不死,吃也不吃饱。这些年不都这样过来了吗?我们老啦,跟不上时代啦!”

“你知不知道,他家光卖编织袋都卖得好火爆,现在在瑞丰(商城)边上租了一个500平的仓库,全部放编织袋,每天生意好得不得了……”父亲话说了一半,摆摆手停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其实,我家的生意也曾好得让所有人都充满希望。

1992年,20岁出头父亲跟着老乡高伯伯一家来安徽芜湖做生意,“那时候你高伯伯说,芜湖有一处做生意的宝地,是市政府扶持打造的,将来可是皖南最大的批发市场。”所谓“宝地”,指的就是芜湖长街片区。

从古至今,长街都是芜湖最富盛名的贸易集散中心,清朝时这里的“芜湖巨店”几乎包揽了长江以南所有的浆染业务。

父亲刚去时,长街已被改造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很快就初具规模——狭窄通直的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往来其中的行人摩肩接踵,不仅有从周边城市来进货的零售商,更有不少追求时髦的年轻人,热闹非凡。

长街从西门口直至宝塔根下,全长1700米,占地35万平方米。除了长街主街,还有沿河路、花津路等多个独立市场,里面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品类繁多,文具、箱包、鞋袜、五金、水暖、零食礼品等等一应俱全。这些小百货多属中低端产品,主要销往安徽省内的农村地区。

那时候,高伯伯家在沿河路租了店铺卖五金,而父母当时也没多少本钱,就只能在巷道内摆摊卖鞋垫。省吃俭用了一年多,两人便用攒下的钱、加上四处筹来的一些,租下了长街主街的一间小门面,并在巷道内租了个古旧的徽式民宅做仓库,如此,也算是正式加入了最早一批“长街老板”的行列。




鞋垫利润薄,在数次讨论后,父母决定转行做书包的买卖。书包的面料由老家的姑姑们置办,她们买好材料,交由村里的小厂剪裁我老家地处沿海,当时村里这样的小厂很多),再送去印刷厂印上图案后缝制。

那个年代,书包的款式很单一,来进货的人甚至不需要看样子,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最近流行的电视剧、卡通片,与此相关的书包准会好卖。

起初,我家书包上印着的是名侦探柯南、哆啦A梦、迪士尼公主一类,后来又添了些时下大热古装剧的主角人像,尤其是《还珠格格》播出后,但凡是印着小燕子图案的包都是供不应求——那些年,我家书包上几乎全是芜湖女孩赵薇。

那几年,连父母亲自己都没有想到,家里的生意会这么红火。有时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只能先陪着批发的客户开单子,碰到买零的散户,就骄傲又抱歉地摆摆手:“今天不卖零、不卖零。”

除了批发商,我家店门口也常常会聚集一群“送货大队”。那时候,送货服务是由一群生猛的大老爷们组成的,每人都标配一辆巨型三轮车,负责把买家选好的商品送到托运站。块头最大的“天王”就是这送货大队里的“金牌骑手”。

“小尚,有没有货要带?”天王没事的时候总是把车一横,停在我家门口讨活做。有时候客户催得紧,父母亲也会拦住他,硬要在他那已经放满的三轮车上再加高一层。

“加一层3毛带走。”父亲和他砍价。

“没有5毛不走。”天王身子一直,一副霸道样。

“行行行,5毛就5毛。”父亲拗不过他,笑着答应了。

我记得那时候自己还小,还不解地问父亲,怎么送个货这么便宜,5毛钱就够了。父亲就笑着告诉我,在这一行,5毛就是5块。


千禧年在大家的期盼中到来,长街市场一派欣欣向荣,高伯伯家生意不错,我家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子自然好过了很多。

经过七八年的积累,父母还清了欠债,也填上了超生弟弟的罚款窟窿。2001年,我7岁,弟弟6岁,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搬出长街里那间常年不见阳光的20平低矮平房,租住进了附近一间100平米左右的楼房。

那一年,父母还回老家补办了婚礼,新盖了一座四层小楼,随后,爷爷奶奶也从土屋搬了进去。喜事一件连着一件,愈加激发了父亲的干劲。那时,店里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只靠小厂子接单已供不上货了,而且,顾客对款式也越来越挑剔,父亲决定去大厂进货。

当时,国内最知名的箱包批发市场在河北白沟,北上出差成了当务之急,尤其是寒暑假“书包季”前,必须备好充足的货源——寒暑假两战,往往决定了我家一年的收入。

由于进货金额通常要一二十万,鲜有银行能单日转出这笔钱。因此,父亲只能携带巨额现金出门。母亲不放心,便把现金一摞一摞塞进肉色丝袜里,再把这条“钱带子”拴在父亲的腰上。也亏得父亲高瘦,增加了这点“腰围”也没有那么明显。那时候,在我眼里,“腰缠万贯”去进货的他,像极了电影里的英雄。

为了能更加贴近孩子的眼光,每次出差前,我都是父亲的“参谋”:“丫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吗?”我便会绞尽脑汁,把最近小伙伴们讨论的都告诉他。得亏那时候市场的版权监管还不太严格,按照父亲的说法,“那时如果这些都不准卖,市面上2/3的包就都要报废了。”

父亲的行程通常不超过3天,毕竟店铺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当然,我和弟弟不上课时,也会充当义务“童工”,在店里坐班。

等父亲出差回来,一家人也一刻不得闲,立即展开新一轮的体力拉锯战:早晨天还没全亮,大嗓门的天王像打鸣的公鸡一样,在店门口大吼大叫:“小尚,你家的货到了50件,快来收货。”

然后,父亲就拉着自己“童工”们出动了。小孩子总是好骗的,父亲只需要说一句:“你们两个比赛,看谁拿得多。”就足以让我和弟弟飞快地奔跑起来了。当然,结束后也总有一大堆零食等着我们。




2003年,长街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路面整修。整修前,路面铺的是清代留下的红麻石,凹凸不平,时不时便有不小心看路的人跌倒。

整修后,路面拓宽了,街道两侧红麻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方便行人和车辆进出,只在路中央还留一道狭窄的红麻石路,以保留古街风貌。

然而,生意却没有像之前父母预期的那样变得更好了。

自那年开始,城管执法大队开始常常“光临”长街,让店家拆除违规搭建的棚子、收起占道经营的商品,等审查过去了,各家再摆出来;而更令父亲感到困扰的是,这年年末,孙康家也开始卖书包了——他们家以前只卖帽子手套,就离我家店铺不远。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父亲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别扭的。而更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自从孙康家开始卖书包,长街又涌入不少他家的苏北老乡们,都开始卖起箱包来。

以前,整条长街上总共也就四五家箱包店,而且都是离得老远,互相影响不大。而这不到半年,长街上的箱包店,已增至二三十家了。

由于入行晚,为了争取生意,苏北老板们刻意放低价格,还承诺客户“卖不掉的包,随时拿回来退。”就这样,一年下来,我家的营业额下降了近3成。

父亲看不下去了,忍不住说:“都是这群侉子害的,生意没法做了!哪有人卖货只赚1块钱的,物流成本都不够,还卖不掉就退货,别人退回来了,我们到哪儿退?!”可抱怨也归抱怨,行情已然如此了。

以往,长街上的箱包商户都是去河北进货,款式价格都差不了太多。自从商户越来越多后,街道上箱包的产地也更多元化了,河北、湖南、广州等地的货纷纷在店里挂起。父母起早贪黑更努力了,其他的商家也不甘示弱,有的甚至直接睡在商铺的阁楼上。

竞争日渐激烈,父亲嘴上抱怨着,行动上也只能有所改变:父亲认定同行个别产品利润确实压得够底,但在其他品类上一定会加价,如此分析,价格战是坚持不打的;但由于他们开启了退货的先河,我家也只能默认遵守规则——毕竟谁的服务好,谁的客户才会多。

但即便一再做出妥协,我家的生意却再没回到曾经的模样。


也是这一年,高伯伯家的生意也不太好做,原因同样是同行猛增。

高伯伯家也有一儿一女,比我大许多,毕业后都在自家店里工作。有时候生意不景气,他们经常会四人同守着店,大眼瞪小眼也盼不来客人。高婶婶无聊的时候,就来我家店里串门,打趣地问一句:“小尚,你家卖了几千啦?”

“几千?我家今天卖了好几万呢。”父亲听着就笑了,“你看哪有人?刚开张哩。倒是刚刚来了个搞推销的,说是阿里巴巴网站的,要我交钱入驻,我才不干哦。”

那时候,不少自称阿里巴巴的员工来长街上做推广,只是互联网才刚普及,入驻还要收费,父亲和其他老板们一样,一听就拒绝了。

等到2005年,芜湖另一个批发市场——吉和市场也进行了整修改造,从此前跟长街一样的露天市场变成了一处3层楼的商场,更名为宝文市场,颇具现代化的格调。

长街上的生意已经温温吞吞一阵了,不少批发商都搬去宝文市场求发展了。也就是像父亲和高伯伯这样生意做得早的,还剩下点老客户,收入虽大不如前,但也还算稳定;或者像孙康家那样,因为店主眼光独到,经营有方,能硬生生地分别家一碗羹;其余的商铺大都只能惨淡经营。

长街上不少商铺老板都回家了,我家隔壁的店铺空了出来,搬来一家浙江人,经营不到一年,也退店休业、打道回府了。又跨了一年,眼看着越来越多老乡返乡,父母也隐约感觉到些许不安,还对我说,等我小学毕业,就一家人一起回老家。

可我知道,这句话他们只是说说而已。




眼看着生意下滑得厉害,父亲决定尝试引进女包。

然而,父亲以往做生意是胜在人品和策略,为人诚信、胆大心细,有自己的控价和进货标准等等,但他的眼光还是相对保守的,这让他在女包引进上几乎是惨败。

那时,每当女包到货时,母亲的白眼快翻上天了,“诶哟,这都什么包哎?花里胡哨、五颜六色的,哪个女孩会喜欢哦……你看看这个,这个图案跟狗皮膏药似的,怎么卖得动哦……”妈妈像捡垃圾一样拎起包的一角。

父亲视生意为自己的终身理想,母亲如此“诋毁”,他自然气不过。

“你每天来那么晚就卖得动货啦?你看看人家孙家,人家老婆每天几点钟来的。他们家现在都买房子了。”父亲气得回嘴,继而又稍作停顿,“不过,他们买的那房子,我们也买得起。”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买房的心思父母都动过,但由于生意上资金周转比较大,两人也从没有下定决心在芜湖扎根,所以一直没有行动。

引进女包失败后,父亲又开始引进男士公文包,这一次他终于又扳回了一局。

男包利润比女包好得多,而且样式少,不容易看走眼。若遇到单位订单,一下子就能出上百个。就这样,我家大概成为长街男包最多的店家之一,不少市场内的同行都在我家拿包。

我那时还时常来店里,却很少再见到天王。

“父亲,怎么现在都没看见天王了?”我有些纳闷。

“天王那家伙暴脾气,前几年喝醉酒在马路上蹬三轮车,腿都摔断了,好久都不做了。而且现在长街早就不允许人力三轮车通行了,太危险了。”我父亲解释道。

时代滚滚往前,人的命运也跟着向前翻滚。不久后父亲自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送起货来跑得飞快。

“现在的生意没那么忙了,我自己开车去,几分钟就送到了。”送久了,日晒雨淋的,他的脸又黑又糙。以前媒人向母亲介绍他时,措辞可是“一表人才、全身雪白的小伙儿”。有次,父亲还问我:“我现在去进货,白沟那帮人都叫我老尚,以前他们都叫我小尚的,我有这么老了吗?”

想来那时父亲也就三十来岁,心里自然不觉得自己老。


2008年,经济危机降临,外需减少,工厂普遍积货,导致书包的出厂价下降,父亲趁此机会,拿到了一批低价同质的货。谁也没想到,这会是我家最后的巅峰。

夏天,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福娃自然成了香饽饽,父亲偷偷进了福娃图案的书包。可那时候,严格的版权保护早已不像几年前了,经常会有城管来回巡逻,发现有盗版产品就要罚款,父亲只好把货都收进仓库里。

等书包季开始,我和弟弟依旧轮流坐在他的三轮车上,起早贪黑帮忙摆摊。我已经大了,不太情愿坐三轮车,总有种难以言说的羞耻感。虽然我心里明白,坐父亲的三轮车本身并不可耻,但这确实和日渐繁华的城市格格不入了。

那年秋末冬初,长街发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灾,4小时才扑灭,浓烟弥漫在长街内,迟迟没有散去。接下来三四个月里,又接连发生了两三次。

几场火灾就像隐喻一样,很快,四处就开始流传着长街要拆迁的消息。

那时我已回了老家念初中,一天,妈妈突然回来,说是结婚证弄丢了,要补办结婚证,准备买房。就这样,做生意近20年,父母亲才在这个城市买了第一套房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长街要搬迁了,新市场在城南,我们打算搬去城南啦。”

妈妈说,城南的市郊,有一处号称“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档次最高、配套最完善的综合性专业市场——瑞丰商博城”即将建成,这口号,和当年兴建长街的时候如出一辙,比宝文市场还洋气。

瑞丰的招商专员们常常在长街做宣传,一边鼓吹长街即将拆迁的消息,一边鼓动商家抓紧时间租买瑞丰的店铺。

最终,长街上大部分商户都在瑞丰弄了间门面,我家、高伯伯家、孙康家都是,只等着瑞丰建成了。




2009年,淘宝第一个“双十一”活动正式上线,那时,网购刚刚兴起,长街上的老板们还没人把它放在眼里。

早在那年元旦,我就问过父亲开网店的事。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元旦汇演,挑不到合适的演出服,找同学借了一件,同学告诉我这是她姐姐网购的。

可父亲听了却摇摇头说:“我又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弄。请人搞还要花钱,谁知道能不能做成。”我知道,父亲当时的心思根本不在什么网购上,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瑞丰。

2010年,瑞丰正式建成,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印刷名片,增加了瑞丰二店的地址和电话。他踌躇满志,逢客户进门就塞名片,以为自己事业的新高峰马上就要到来。

“我的梦想就是开个公司。”那时,父亲常常对我这么说。

开了新店后,最明显的问题是人手不够。好歹算是“家族企业”,自然要全员上阵的。平日里生意不忙,父母亲一人分管一店;书包季正值寒暑假,我和弟弟就轮流在瑞丰值班。然而,和父亲的预想截然不同,瑞丰的生意着实过于惨淡,干坐着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人进来,用弟弟的话说,“看店就是换个地方玩电脑”。

高伯伯的儿子和儿媳也被“分配”到瑞丰看店,由于店里确实冷清,高哥哥时常被父母念叨,赚不到钱,还游手好闲。

大家又观望了一年多,瑞丰的生意还是没有一点起色,长街也没再提什么拆迁,大家又纷纷退了瑞丰的店,回去守着长街的老店。“唉!我们也老了,能做几年是几年吧。”退店的时候,父亲有些不舍,这也是他第一次说自己老了。

这和瑞丰店刚开起来的他,差别也太大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网购的影响开始逐渐渗透进日常生意中了。

偶尔来店买包的散客,一问价格就跑了,他们说网上的要便宜得多。一天,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走进了我家店铺,要买两个双肩包。父亲向来不欺负年轻人,报了个实价,没想到他们也要砍价:“老板,便宜点吧,这个包网上30都够了。”

“网上的包你看个图片都差不多,拿到手你就知道不一样了。”说着,父亲拿了个相似的款式,“你看这两个包差不多吧,你看看这个拉链的金属,你摸摸包的面料,你捏捏这背带……还有背后,一个是一体式的气囊,整面都是;另一个什么都没有……质量不一样的。”

可两个年轻人显然没被说服:“老板,今年都2012年了,世界末日都到了,你卖不卖这个店都是要倒闭的。”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

到头来,他们还是没有买我家的包,但传统实体批发业的末日,或许真的不远了。

当然,那时长街上已经有一拨人——以80后、尤其是85后为主——率先走起了互联网销售路线。比如,我们隔壁的玩具店店主,他们家80后的儿子接手后就开起了网店,店铺外堆满了快递纸箱,店里的员工经常要打包到深夜。

其他店家看在眼里,也蠢蠢欲动,可如何设计网页、如何拍摄产品、如何做客服、如何收发货,都需要系统学习,对于父亲和高伯伯家这样开了几十年线下店的传统老板们来说,一切又需要从头开始的,他们思前想后,迟迟都没有行动。

那时我已经上高中了,父母不给我办银行卡,偶尔我也让同学帮我网购东西。听说我家是做箱包批发生意的,免不了被问一句;“你家有网店么,我可以到你家买呀!”

于是我又去转告父亲,父亲反问我:“你会开网店吗?”

“我没试过,不过上网查查应该可以开个店的。”

父亲不想耽误我的学习,说等我上了大学再说吧。




2013年,淘宝凭着“双11”350亿的成交额正式“出圈”,走进了寻常大众的视野。“淘宝”、“网购”一类的词一度在长街上引发了持久且巨大的恐慌,也终于开始实实在在影响到了实体店经营。

“都是马云害的,这网上能退能换,我们这些批发生意怎么做哦?”

“就是,网上价格都是透明的,我们做什么生意?”

批发生意本来就是赚差价的,市场一透明,对于中低端产品销售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开网店”成了所有商户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一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小学同学组织聚会,我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孙康。他和记忆中的胖小子不大一样,整个人瘦了几圈,看起来眉清目秀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再继续读书了,就在自家店铺帮忙,大家都戏称他“孙老板”。

我和他简单交流了几句,问了问他对长街的看法。

“长街不行了,我家生意也很差,现在街上哪有人?还是你家生意好。”

“那你家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打算开个网店试试。”

2015年,孙康开了个淘宝店。这时候淘宝上早已涌入海量的商家,品类繁多,本以为这个时候个体入局电商已经有些困难了,谁想到此时市场前景却是一片大好,更是在此后两三年迎来了一波又一波井喷式的发展。

和以前刚开始做箱包生意一样,孙康家这一次也不是最早入局的商家,但又一次在合适的时候加入了。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网店里只销售各式各样的编织袋,没想到凭着老客户和自然流量,生意渐渐也有了起色。

很快,虽然孙康家实体店里依然没什么生意,可是网上的订单量却越来越大,每天不见行人进,只有成车的货物运送出去。


“你都不知道,他家生意有多好!”每次父亲和我说起孙康家,开头总是这一句,我也只能回,“知道啊,网购就是方便嘛,让你开,你也不开嘛。”

“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太懒了,都不愿意出门买点东西,每天呆在宿舍里等着收快递呢。”父亲有点不乐意,叹了口气,说,“不过现在网上购物真方便,不想要就退掉,还不用出门……”父亲念叨个不停。

“爸,要不我还是给你们申请个网店吧?”自从上大学后,这句话我不止说过一遍。

“等你放假回来再说吧。你不在,说了,我们也不懂。”

可等我假期回去了,再谈起网店的事情,每次谈到一半,父亲就会打断我,他觉得这一切实在过于繁琐、麻烦了,说要改日再谈、从长计议。久而久之,这事就一直拖着没了下文。

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开网店的,但是又害怕后期运营力不从心,我和弟弟都不在他身边,父亲没有下决心的勇气。如今的父亲早就不再是当时那个敢于思变的年轻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不敢轻易尝试新事物了。

那时候,高婶婶还是经常来我家,抱怨生意难做,抱怨高哥哥不上进。我问她家怎么也不想开个网店。“我哪里会开网店哦,又不是你们年轻人。小高也说网店不好做的,身边做成的没几个。”高婶婶笑道。

她说得也没错,网店也不是开了就能做成的。可不去尝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这些年,长街早已“门前冷落鞍马稀”,像高伯伯和父亲这样不想进军互联网的老一代批发商只能接受生意日益惨淡的事实。与此同时,拆迁的传闻更像阴翳一样一直罩在他们头顶,谁都知道迟早会有那么一天,但也没人知道具体是哪一天。

终于,2017年初,区政府最终下发了通知,把长街巷内的房屋征收写进文件。我家仓库的房东已经把房子交给政府了,纵横长街巷道内的房子大部分也都被收走了,店铺的征收也只是时间问题。

长街,日薄西山矣。




2017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了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

父亲不干涉我的选择,但是我隐约总感觉他另有所盼。有一次碰到高婶婶来店里,还是那句开场白,“今天你又卖了几千了?”父亲摇摇头,不接她这句玩笑话,反问一句:“你家今天卖了几万了?”

高婶婶笑着说:“我家不像你家欸,赚不到钱啊,马上要清仓处理啦。我家小高今年就回老家去了,明年就不来了,瑞丰那边的门面卖掉好了。我和我家老高过年还回来,再处理处理沿河路的陈货,我们也不干嘞……”

高婶婶快60了,在芜湖待了大半辈子,也要回去了。

此时,长街片区的沿河路、花津路的店铺,悉数搬去了瑞丰,瑞丰的生意渐渐好过前两年,但也是不温不火的,除非开了网店。

等高家回乡后,“回家”一词在父母口中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可话题总会在结束在“回家干嘛呢?”这个问题上。一想到这件事,他们还是觉着不如继续在长街干下去,“走一步算一步吧”。


父亲每天还是雷打不动,照常“上班”。我也和他差不多,干着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入不敷出的工资,就这样又是一年。

今年过年回家,亲戚问我工资如何,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如回家帮你父亲开个淘宝店。”亲戚说。

亲戚本也就是无心一句,父亲却记在心里了,或者说,他大概也一直希望有人能盘活自己这辈子安身立命的这摊生意——这家经营了近30年的店铺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份差事,而是事业,甚至是理想。

“姑娘欸,你在外面上班挣的那点钱,还不如回来给自己家开淘宝店。我现在还行,还有一些人脉资源,再过几年我就说不上话了。”父亲又一次开口说。

可我也只能对父亲坦然相告:“爸,我现在的工作是越来越好的,我也想趁着年轻多累积一点经验。给咱家开店的事情,我可以帮你申请网店,但我现在真没打算做生意……”我的人生有我自己的规划,确实从没考虑过回家做生意。

“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过。”他摆了摆手,缓缓地离开了房间。我看着他走出去,驼着背,有点缩着脖子。我还想说点什么,一向温和的父亲却直接阻止了我。

他跑去找母亲,说自己初五就会回芜湖去,让妈初八就必须回去。相比于早年初四就营业,他觉得现在休息的时间太长了。

“马上就是书包季了,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你迟来一天我们就会流失好多生意。”他对母亲说。

可我们都知道,所谓的书包季早就过去了。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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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 08:41 PM |显示全部楼层

月嫂回忆录:做这行,真的不能细想丨人间 · 寻业中国

 刺猬丢了刺 人间theLivings 201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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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外面接单,以后等他媳妇生孩子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忙带带……像我们这样一年不知照顾了多少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连有没有吃饱都不知道。”



配图 |《找到你》剧照



寻业中国·Work in China丨连载10



本文通过第三人称的描述,试图呈现出我母亲陈婉近4年的月嫂生涯,以及一群与她境况相同的月嫂们,是如何凭一己之力养家糊口的故事。

这个行业的兴起曾给了她们希望,但其发展速度和逐步的规范化,也不可避免地让她们再次陷入生活的困境。

我有限的水平难以写出这个群体万分之一的辛酸,只是希望能让人们了解到,有这样一群女性,她们如此坚强。




2012年,陈婉赶在12月份的尾巴只身前往F市。

这是陈婉第一次来这里,随着人群走出火车站的时候,湿冷的晚风夹带着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她内心的不安渐渐放大。但沉重的家庭负担驱使着她必须继续向前迈出脚步,不得有片刻迟疑。

陈婉手里紧攥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阿珠写给她的地址,按着字条上写的乘车路线,她提着一个单薄的行李袋坐上了公交车。

到达省妇幼医院时已经晚上7点。给阿珠打了一通电话,近半小时后,才看见她从医院里匆匆走出来。

“怎么这么晚?这会儿我正忙着呢。”阿珠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就做了一个手势,示意陈婉跟着她走。

阿珠年纪比陈婉稍长几岁,是一位已有6年经验的月嫂,一个多月前陈婉经由出租屋房东的介绍认识的她。就在昨天,阿珠刚接到一个单子,产妇因胎位不正而选择剖腹产,产后身体虚弱,这两天她跟着雇主忙前忙后,顾不上休息。

“我先带你去公司,向王老板介绍一下就得回了。她在F市有房子,很少在公司,这不最近又来了几个新人,正好给你赶上了。”阿珠边走边说。陈婉跟着阿珠快步在几栋老旧的居民楼间七拐八拐,好在她的行李袋里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不然就跟不上阿珠的脚步了。

前后不到10分钟,一栋筒子楼出现在眼前。阿珠说:“公司就在3楼,今晚你就住这儿,以后出单回来也可以住这儿,不过就是有点挤。”

陈婉将目光移向3楼,只见最左侧一扇玻璃窗的外墙上挂着一张简易的牌子,红底黄字,写着“XX月嫂公司”。

阿珠带着陈婉进了漆黑的楼道,对于这片黑暗,她显然已非常熟悉,麻利地上了二楼,才发觉陈婉并没有跟上。阿珠不敢离开医院太久,便又直接下了十几级台阶拉起陈婉的手:“你看着点儿路,以后走惯了就好了。”

穿过3楼一条狭窄的长廊,阿珠最终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铁门前停下。打开陈旧的铁门时,合页传出一声尖锐的噪音,引得门内一群人纷纷朝这边看了过来。

“公司”只有两室一厅,客厅狭小,陈设简单,正对着门的地方立着一个柜台,上面散乱地放着几本宣传纸页,柜台后面有一把皮质转椅。门的左侧放着一张灰色的旧沙发,沙发前是一个小茶几。此外别无他物。

“王老板还在吧?”阿珠问众人。

“在办公室呢。”夹杂着各种口音的几个女人异口同声道。在昏黄灯光下,她们的脸色看着有些蜡黄。

阿珠带着陈婉走进去时,整个客厅显得更逼仄了。“办公室”的门就在沙发旁边,阿珠敲了两下,里面立刻传来了一个女声。

“王老板,这位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陈婉,”听到回复后,阿珠边开门边说,“详细情况您也都知道了,以后还得麻烦您多看顾看顾。这会儿我得赶快回医院,有什么要了解的,您尽管问她。”

说完,阿珠见老板点了点头,忙侧身拉了一把陈婉,跟老板说:“那我就先走了,您忙。”

阿珠跟王老板本是旧识,自公司成立之初就在这儿工作,现在已经是公司的高级月嫂了。关门前,她小声跟陈婉说:“有什么不会的可以打电话问我,先走啦。”

一张席梦思床就占据了办公室的1/3,床边摆了一张书桌和一把靠椅。如果书桌上没有被各色文件堆满的话,这里倒是更像一间临时休息室。

王老板是一位50岁出头的女人,体形肥胖,她靠在椅背上,身躯几乎填满了整把椅子。出乎陈婉意料的是,她只问了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多问什么。

“明天上午你先去把健康证办了,然后回来参加培训。”王老板把身份证递回给陈婉,“再交200块钱培训费。”

王老板从不在公司过夜,离开前她特地交代陈婉:“记得去防疫站办,不用去医院。”




客厅里一共有11个月嫂,其中4人跟陈婉一样,是近两天新来的,其余的则都是刚“出单”回来、在公司里等待继续接单。陈婉跟她们聊了几句,发现自己竟然是里面年纪最小的——尽管当时她已经43岁。

月嫂的公用卧室在办公室隔壁,小得只容得下一张1.5米*2米的床,床旁边剩下一条小道,可以让一人侧身通行。陈婉跟其他11人一起并排横躺在床上,双脚悬空探出床沿。尽管姿势并不舒服,但不知为什么,当她挤在这几位陌生的月嫂之间时,心里的那股从出车站就一直持续的不安,稍微减轻了一点儿。

第二天陈婉到达防疫站的时候,发现前来办健康证的人还真不少,无意间听到她们的对话,竟然有几位也是月嫂。

“是不是有规定,月嫂都要来防疫站办健康证?”陈婉有些不解,忍不住询问。

几位月嫂面面相觑,沉默半晌后,其中一位月嫂笑着开口了:“没有的事,不过是为了省点钱。同样的体检项目,在医院要贵得多呢。”

“是啊,在防疫站办能省下不少钱。”另一位月嫂点头附和。

从防疫站回来后,陈婉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没有专门的培训老师,是王老板自己给新人们讲,没去接单的月嫂们则临时充当了助教。

后来陈婉才知道,王老板自己就是月嫂出身。前几年月嫂行业方兴未艾,她看出了这个行业的前景,赶在市场饱和前分到了一杯羹。这两年,在本地市场站住脚的公司正处于上升期,几乎每月都有新月嫂加入,客户订单更是迅猛增长。

王老板随意地坐在客厅柜台前的转椅上,手里拿着一个婴儿模型,迅速地把如何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相关知识,从头到尾给新月嫂们说了一遍。不过她讲得没什么条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说罢就让一旁的几位老月嫂补充,看看是否有遗漏。护理产妇和新生儿的工作繁多而琐碎,这样不成系统的讲解,让几位新人都听得云里雾里。


培训完的第五天,公司又来了很多客户订单,但老月嫂们都外出接单了。陈婉被王老板叫到办公室:“现在有一个护理的单子,我看你这几天学得不错,能去吗?”

“现在就可以上岗了吗?”虽说“培训”结束了,可即便王老板不考试,陈婉也清楚自己学得究竟如何,她并不觉得自己到了能够接单的程度。

“就3天,在医院照顾产妇和宝宝就行。月嫂只有动手去做了才会积累经验。”王老板慢悠悠地说道。

陈婉知道继续留在公司也于事无补,王老板说的也不无道理,更何况她急需用钱——两个孩子尚在学校念书,下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着落呢——于是她点点头:“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