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干一辈子就为了给女儿攒嫁妆 | 印度三章之二

源济

我干一辈子就为了给女儿攒嫁妆 | 印度三章之二

2019-02-18  荣筱箐  大家


导读

不管国家制度、大政方针如何，也不管是男是女，人如果没了梦想，难免世世代代都做咸鱼。

题记：

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期间，我在印度闲逛了一个月，上至喜马拉雅山脚，下至阿拉伯海岸，也算是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这是个如此丰富的国家，每一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每一条巷道中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座庙宇里的每一个飞檐，每一样美食里的每一种香料，每一首歌谣里的每一个和声，背后都有一本书也写不完的故事。作为游客，一个月的时间甚至不能算触及了皮毛。但我想即使这些流于表面的浮光掠影拍案惊奇，对于一个远远未被世人所认识，甚至背负着太多误解的国家来说多少也有存在的价值。

所以在接下来的三篇文章中，我会试着以一个地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为主题给你讲讲我看到的印度。

今天来说说这个人：阿萨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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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阿萨夫的时候，他迟到了。他本应手里拿个写着我名字的纸牌站在德里机场出口处等着，但当我拖着箱子出了关，把等在门口那一大排接站的人逐个打量了好几遍以后，不仅没看到我的名字，还看到好几个人长得跟我曾经见过的照片上的阿萨夫几乎一模一样。

“你是阿萨夫吗？”我壮起胆问了其中的一个。

“啊，我不叫阿萨夫，但我有出租车，你要坐吗？”

我心里一哆嗦，多亏这位还算老实人。

作为外国人初到贵地犯一下脸盲症或许很正常，但根据网上流传的那些关于印度治安的骇人传说判断，在德里机场外面犯这个病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又正巧我当时身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一分印度钱，除了站在这些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目不转睛盯着我看的疑似阿萨夫们中间干等着也别无选择。

幸好，这时候阿萨夫真身举着名牌从马路对面一路小跑直冲到我面前——作为方圆几里地唯一一张东亚脸，我大概好认到不用对名牌了。

“对不起，Madam，我在那边停车。”他满脸堆笑连声道歉。

我老公被公司派驻德里几个月，阿萨夫是他在当地雇的全职司机。我以探亲为名前来游山玩水，老公当天有要事在身，派了阿萨夫来接我 。阿萨夫浓眉大眼，样貌周正，那天他穿一件米黄色西装，显然是便宜的材质，背上袖子上全是褶皱，走起路来挂在身上直逛荡，裤子是一件磨白的牛仔裤，脚上一双泛着灰黄色的白旅游鞋。他的头发修剪整齐，却打着绺，靠近脖子的地方向外髭扎着，应该有好几天没洗了。虽然身处天竺，阿萨夫却让我想起贾樟柯早年电影里那些汾阳的小镇青年。

阿萨夫帮我拉着行李箱来到停车场，我以为接下来就可以一路无话直奔住地了，没想到戏剧化情节才刚开了个头。

我们的车经过一条九曲回肠的机场公路，到达出口后，出口处的栏杆却没放行。工作人员走了过来和阿萨夫开始用印度语叽里呱啦。说着说着阿萨夫从兜里套出一张100卢比的票子递出窗外，对方看了一眼，但没有接。两人继续叽里呱啦，大约五分钟以后，阿萨夫无奈的掉头又开回了停车场。“对不起，Madam，我没有收据他们不让我出去，你在车里稍等一会儿，我去搞定收据的事。”说完他一甩车门，在车流和人群里躲闪腾挪，几下就没影了，把我扔在车里独自等了半个小时。

我本来因为时差眼皮正在打架，这下子却来了精神，下定决心利用路上的时间搞明白阿萨夫这是唱的哪出。在我假装漫不经心又穷追不舍的提问中，阿萨夫很不情愿的透露出了一些零碎的信息：那个停车场是Uber专用车场，Uber车不收费，其他车一小时150卢比。他说自己把收据丢了，在门口想要给工作人员100卢比做贿赂，请求放行，但对方要求他给500。他回到停车场，搞了张收据才得以开出来。但我总觉得这个故事逻辑上有点不大对。

终于到了家，老公已经等着急了，“今天堵车看来非常严重啊。”他说。

我确定阿萨夫已经离开了，才说：“你是不是会给他报销停车费？”“是不是一般不问他要收据？”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我终于理顺了阿萨夫的心思，他应该是一开始就算计好，不领收据只靠100卢比的贿赂出关，然后找我老公报销150卢比或更多，赚取中间的差价。

为相当于7毛美金的50卢比投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或许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但印度有随处可见的证据表明我并非在妄自猜度。比如在孟买，市内火车售票处的自动售票机出售10卢比一张的站台票，窗口人工售票5卢比一张，即使上下班高峰期窗口前面都排着长队，售票机前却几乎空无一人。

而德里的司机们算计起雇主更是人人身怀绝技，在印度作家Aravind Adiga的获奖小说《白虎》中，来自底层的司机巴雷姆曾列出过一张《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司机如何多赚点钱》的秘笈清单，其中包括：趁雇主不在的时候从车里偷汽油出去卖；修车时贿赂车行要一张高额收据找雇主报销；把雇主留在车里的进口酒酒瓶拿去卖；趁雇主不用车的时候偷偷开出去拉私活。

“雇主”是我的翻译，书里用的词是“主人” （master）。在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主仆关系等级森严的印度，“雇主”的确享受着“主人”的待遇。

那次接机，为了表示对阿萨夫的尊重，我坐在了副驾驶的位子，这对他显然是出乎意料，他手忙脚乱的用袖子把本来也不脏的座位擦了一遍，一路上都显得窘迫困惑不知所措。在称呼上，尽管我和老公反复强调对我们直呼其名就可以了，他仍然每次都小心翼翼的加上Sir和Madam这样的繁文缛节。他坚持把自己当作仆人看待，尽忠职守。他熟知德里的大街小巷，作为司机无可挑剔。尽管他像众多德里司机一样算计“主人”，但这并没有让我们动怒，这点钱对我们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但对他却能顶上大用，他需要钱。《白虎》里面的司机在需要钱的时候把主人杀了，带着主人的一袋子现金远走高飞。只要阿萨夫没动这样的坏心眼，我们就当他是个好人。

并不是我牵强附会的非要把阿萨夫和《白虎》扯上关系，实在是因为那本书简直就像照着他写的。书里的主人公巴雷姆是个穷乡僻壤长大的孩子，父亲靠拉人力车为生。他小时候父亲得了肺结核，被送到镇上的公立医院，但医院没有医生，因为医生领了政府的薪水之后就出去接私活挣外快了。几位病人都在冷冰冰的地上铺着报纸，席地而坐等医生，但看门的小工并不知道医生是当天晚上、第二天、还是几天以后才会回来。巴雷姆的父亲没等到，死了。家里十来口子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巴雷姆就跟着表哥来到城里打工，学开车、到富人家当司机，穿着司机的制服回家探亲时，引得全村艳羡。

我曾经觉得巴雷姆父亲的那种死法编的太过离谱，故事发生在当代印度，那种医疗状况听上去匪夷所思。但认识了阿萨夫之后我才知道，这一点也不稀奇。阿萨夫出生在德里以外几十里地的一个小村子，他小时候，父亲一直在孟买卖雨伞挣家用。有一次父亲感冒发烧，去医务所打退烧针，针头上细菌引起臀部感染。那是1990年，整个孟买没有能治感染的医院，只能来德里治疗。火车路远耽误了时间，等来到德里感染已经扩散至全身，医生说如果锯掉一条腿，还有十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康复。阿萨夫的父亲不想锯腿，家人把他从医院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

阿萨夫那年12岁，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七个弟妹。他只好辍学去打工，捡垃圾、挤牛奶什么都干过。15年前，在德里使馆区打工的表哥介绍他来这里给外国人开车，他在跟雇主的交流中硬是自己学会了说英语。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去泰姬陵，在摆放着帝后二人石棺的厅里，他告诉我其实二人的尸体并没有在棺材里，而是放在地下密室。然后他指了指石棺前的地下通风口旁边摆放的牌子说，上面写着呢，你自己看吧。我定睛一看，牌子上的英语写的是：“此处禁止逗留。”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不认字。

但作为司机，会说已经足够了，这些年来阿萨夫专门服务外国雇主，过上了令家乡人艳羡的生活。我坐他的车出门时，他最热衷的就是炫耀他对使馆区的“门清”，一会指着前面的车说，看，那个牌照是美国使馆的，一会又说他以前的雇主是欧盟使节，回到欧洲会帮他在那边找份工作。但阿萨夫是不会去欧洲的，他们村出来的人大多去孟买打工，而他却留在了德里，就是因为这里离家近，有事时可以随时回家去照应，比如上次接到电话说家里的羊被车撞成了骨折，他连夜就赶了回去。他是个顾家的人。

作为“德漂”，阿萨夫收入不低，德里人平均收入大约在两万卢比，而他每月能挣到六万。但就像中国很多高收入”北漂“一样，阿萨夫也觉得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去年他为了工作方便买了辆新车，每月的工资中有三万要用来还车贷。剩下三万，一万寄回去家用，一万用于他自己在德里的房租和吃喝，还有一万可以攒下来，但如果遇上朋友来访，社交聚会，这一万很快也就烟消云散。要说这样的日子也不算太坏，但阿萨夫整天愁眉不展，因为他家里有一大堆女儿等着嫁人，而他又不是皇帝。

印度人的面子全都表现在婚礼上，再穷的人家，婚礼也得大操大办，连闹好几天。而相关的经济负担几乎全在女方，从嫁妆到婚礼费用，少说也得5000美金。穷困的老爸因为拿不出钱嫁女，羞愧自杀的事儿时有所闻。

印度大街上的女生。作者供图

阿萨夫有六个孩子，除了老三都是女儿。我曾经不解他已经得了儿子之后，为什么又接着生了三个女儿。但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的宗教不讲究避孕，况且他很爱他的老婆，这大概就是原因。

阿萨夫17岁的时候，妈妈给他和弟弟说下了一家人的两个姐妹。印度的包办婚姻有严格的程式，男女青年婚前基本上不得见面。但阿萨夫从朋友那儿听说女方长相有点磕碜，坚决要求退婚。在此之后母亲帮他找到了现在的妻子，结婚前他的母亲、妹妹们轮番去鉴定，结论都是美艳如花。阿萨夫放了心，他对准岳父说，只要你女儿长得美我可以不要你的嫁妆。

他跟我讲这个故事时，我忍不住插嘴：“你没担心过万一她脾性人品有问题吗？” 阿萨夫很不解的看着我说：“当然不了，那些问题都是婚后我可以‘修正’她的啊。” “修正”这个词，他用的是听上去让人不寒而栗的“correct”（关于印度男人是如何“correct”他们看不顺眼的女人，媒体报道已经很多，有兴趣的自己去查吧）。多亏，阿萨夫的老婆不仅人美性格也温柔，让他省了心。他的宗教允许一夫多妻，但阿萨夫说他不打算再娶，他只爱她一个人。

但女儿们的婚事可省不了心。大女儿和二女儿读完了初中，高中在五公里以外的地方，阿萨夫觉得太远不安全，女儿们就不再上学，全职在家帮妈妈操持家务，如今两人分别是20岁和18岁，再不嫁人就成了剩女。去年阿萨夫曾经帮大女儿相了个女婿，条件不错，但对方的老爸知道阿萨夫在城里“挣大钱”，彩礼开价直接就是一台拖拉机。光是拖拉机价值就超过了5000美金，这还不算婚礼费用，阿萨夫出不起，也因此鄙视对方的为人，这单婚事就算告吹了。现在他又看上了一家子的两兄弟，打算分别说给两个女儿，婚礼一起搞，说不定还能省点钱。

我问阿萨夫，女儿们万一自己有了意中人他会允许吗？或者她们如果不喜欢老爸帮她们找的对象，能像他当年一样退婚吗？或者她们能嫁给非穆斯林吗？阿萨夫尽力保持着职业化的谦卑和礼貌说：“当然不可以啦。”但他脸上的表情透露了他心里的想法：“我的‘主人’怎么找了这么个脑子进水的女人。”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他一点时间消化一下心中的恐慌。然后问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你希望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做什么？”

阿萨夫说：“我没想过我的女儿，但我的儿子，我要供他上大学，希望他成为医生。”

“那你自己呢？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又问。

“我没有打算，我大概得这样干一辈子才能攒够女儿们的嫁妆。我这辈子就是给她们攒嫁妆用的。”

这段对话对我来说似曾相识，三年前我去中国福州的亭江镇采访时，曾经问过帮我开车的尹师傅同样的问题。亭江是移民乡，本地的青壮年大多在八九十年代的偷渡潮中来了美国，现在亭江的大小活计都是由从云贵川等地涌来的务工人员承担的。尹师傅就是这样的务工人员之一，他在亭江住了15年，先是做装修，钱不少却累坏了腰腿，干不动了才转行做司机。他的女儿在他来亭江那年出生，如今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我问尹师傅对女儿有什么期望，他说希望攒够了钱将来送她出国留学，“我们同村来打工的好几个四川人，孩子都去留学了。”他说。而他自己则希望将来告老还乡，在家乡四川开个小卖铺，悠闲度日。

走在印度的街上放眼一望，你很难不为这个国家和中国，特别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中国惊人的相似之处而感叹——人口众多、年轻化、人口增长速度快、劳动力成本低的痕迹比比皆是。但印度经济水平为什么至今仍与中国相去甚远，也成了困扰很多印度人的话题。这当然有复杂的原因（详情请见下篇分解），但我想阿萨夫和尹师傅的强烈对比提供了其中的一个侧面：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8年中国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达到61%，而印度只有27%。尹师傅的女儿将来有可能成为改善全家生活境况的主力，而阿萨夫的女儿们则可能像她们的妈妈一样，一辈子呆在厨房里。

其实，不管国家制度、大政方针如何，也不管是男是女，人如果没了梦想，难免世世代代都做咸鱼。

电影《摔跤吧！爸爸》的故事，因为发生在印度更显得更加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