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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史艺丛] 无法分割的学术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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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7 07:52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无法分割的学术与人生

2019-02-07  西闪  大家


导读

不管戴维斯的研究如何跨界,她的视野始终聚焦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她的关心也始终着重于底层、妇女和边缘人。





手捧《行者诡道》方才惊觉,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今年91岁了!在世的历史学家中,像她这样集勇气、活力、激情和想象力于一身的女性实在太少,以至于我甘心犯下一厢情愿的错误——相信她的生命和她的学术一样年轻,希望她的人生与她的著述一般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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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娜塔莉·泽蒙出生在底特律的一个犹太中产家庭。她在高中时期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她研习拉丁文、法文,还攻读莎士比亚戏剧,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她对雅典民主、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兴趣格外浓厚。因为她认为,这些截然不同的历史事件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昭示着人类改变世界与完善自我的伟大抱负

高中毕业后,娜塔莉·泽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女子文理学院史密斯学院。1948年夏天,19岁的她在哈佛大学上暑期班的时候遇见了当时正在攻读数学硕士的研究生钱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两人一见钟情,飞快地结了婚,此后娜塔莉·泽蒙以夫姓戴维斯著称于世。

当丈夫在哈佛大学攻读数学博士期间,娜塔莉也考上了哈佛的研究生。一开始,她对思想史研究颇有兴趣。不过很快她就意识到,王公贵族学者牧师,这些精英的观念和思想不是历史变迁的唯一力量,也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唯一课题。这一转变,既源于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受到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关键启发。从此,她对历史传统叙事中往往被人忽视的底层、女性和边缘人保持着经久不衰的探寻热情。

钱德勒·戴维斯在密歇根大学拿到了教职,娜塔莉也随他转校,并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1952年,她第一次踏足欧洲,在法国里昂做了半年的研究工作。这段经历让娜塔莉如鱼得水,用她自己的话讲,她在法国不仅犹如返乡之人,甚至看上去就是“地中海的一个小小居民”。正因这趟学术之旅,她才真正确定以法国历史为核,以地中海历史为主的研究范畴。

不仅如此,她还养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工作方式,即对原始档案资料的重视和热衷。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还在依赖出版物的时代,这种超前的工作方式一下子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历史研究走在了历史理论的前边。特别是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历史哲学的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理论转型,名为“叙事的转向”(narrative turn),这时候不少人才注意到,戴维斯的历史研究为这一范式转换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早期典范。

不过对戴维斯本人而言,“叙事”没那么简单。当她回到美国,恰逢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步入高潮。联邦调查局找上门来,没收了这一对政治立场激进的夫妇的护照。之后钱德勒非但遭到密歇根大学解雇,还被控藐视国会坐了六个月的牢。狱中这位杰出的数学家还在发表论文,只不过有特别标注:“该研究得到联邦监狱系统的支持,但本文表达属作者本人意见,不代表监狱看法”。

由于找不到工作,戴维斯从事匿名的科幻小说创作,数十年后为此还获得过科幻小说界的荣誉。

彼时娜塔莉的日子当然很难过,但也不乏收获。夫妇俩生育了三个孩子,政治迫害的痛苦、养育子女的辛劳,加上学术钻研的磨砺,把娜塔莉锤炼成一个更加坚韧的学者。她可以在前一分钟陪着孩子在沙坑里玩耍,后一分钟立刻回到书房研读加尔文教徒的祷文。她可以一边给坐在膝上的孩子唱儿歌,一边在打字机上写作关于16世纪法国民间社会的论文。娜塔莉不仅把生活中遇见的种种干扰视为生活本身,而且把它们当作专业研究的最佳训练。她甚至认为,这样的生活使她成为了更理解人性、更富同情心也更加称职的历史学家。

1961年钱德勒·戴维斯出狱,夫妇俩虽然还在黑名单,总算拿回了护照。1962年,他们举家迁居加拿大。钱德勒担任多伦多大学数学教授,娜塔莉也离开了短暂执教的布朗大学,先是供职于多伦多大学政治经济系,1968年转入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

在多伦多大学,娜塔莉终于摆脱了多年来外界强加于她的学术孤立,其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更进一步。她还跨出传统学科的藩篱,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间传说中汲取营养,以图更全面更有效地理解和阐释历史。与此同时,娜塔莉强健的行动力也使她成为妇女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之一。

1971年,娜塔莉重返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那里任教快结束的时候,她在法学院图书馆的一本藏书中找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书是16世纪一个法国法官写的,其中讲到比利牛斯山下一个小村发生的冒名顶替案:一个男子被一个女人误认为是自己失散的丈夫长达三年之久。受此启发,娜塔莉与法国导演合作,拍出了故事片《马丁·盖尔归来》。该片由“大鼻子情圣”德帕迪约主演,反响相当热烈。随后,她写出的同名专著,更是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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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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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基尔+朱迪·福斯特《似是故人来》

1993年,马丁·盖尔的故事再度翻拍成电影,由理查·基尔和朱迪·福斯特主演,中文名为《似是故人来》。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正式教职结束于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她的研究把历史、文学、电影乃至时尚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时期,她的代表作是《档案中的虚构》,讲述的是16世纪法国司法制度的一个侧面,即当时的罪人如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以求司法机构赦罪的机制。戴维斯认为,这些所谓的故事,其实是由那些表面上一丝不苟的法律档案构成的。此书一面市其影响力就溢出史学的范畴,在法学界、社会学界引发热议。

之后戴维斯夫妇长居加拿大,但两人都著述不辍退而不休。2010年,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获得人文领域的诺贝尔奖“郝尔拜奖”,获奖理由是“作为今天写作最具创造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一个不受任何特定思想或政治思潮裹挟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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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不管戴维斯的研究如何跨界,她的视野始终聚焦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她的关心也始终着重于底层、妇女和边缘人。例如我最近读的《行者诡道》,也完全没有超脱戴维斯的一贯旨趣。如果说略有不同的话,那就是《行者诡道》里的主角哈桑·瓦桑可能比她曾经处理的任何边缘人物都更复杂、更神秘也更难捕捉。

故事始于1518年,彼时的地中海变化剧烈动荡不安,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交互较劲此消彼长。一方面,曾经数百年占据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的阿拉伯人失去了他们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逃回了北非;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如日中天,在消灭了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之后,他们在地中海的势力从东向西迅速扩展。在此背景下,哈桑·瓦桑(al-Hasan al-Wazzan)受北非小国菲斯(Fez,今摩洛哥城市)所命,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试图与奥斯曼帝国达成联盟,共同抵抗基督教世界,不料在返程途中遭到西班牙海盗的袭击,在靠近突尼斯的海上被俘。

当瓦桑的真实身份暴露,海盗们大喜过望,将他作为礼物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在长期审问的现实压力下,同时也在终生监禁或卖身为奴的未来压力下,瓦桑于1520年放弃原来的信仰皈依了基督教。此后他在这个异教徒的世界里生活了七年,直到1527年重返北非。在这一时期,瓦桑拥有多个基督教名字,按照戴维斯的说法,他的正式姓名为“Johannes Leo de Medicis”,意思是美第奇家族的约安尼斯·利奥,这是出身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给予瓦桑的恩赐,后世之人则常常称呼他为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而他本人更喜欢使用约安拿·阿萨德(Yuhanna al-Asad)这个仍带有阿拉伯味道的姓名。

对于教皇而言,这个改宗的穆斯林有多重用途。他既可以为教廷提供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北非的各种知识,又能在各种仪式庆典上彰显基督教的仁慈。虽说瓦桑的庇护因利奥十世的遽然离世有所波折,但对于西方而言,他的知识和见闻仍然是了解东方的重要指引,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有机组成。他编撰阿拉伯语词典,阐释伊斯兰经典,翻译东方人的故事和诗篇,最重要的是他写的《非洲寰宇地理书》,基本上是大航海时代之前西方人了解外部世界最倚重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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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行者诡道》英文封面

尽管如此,不管瓦桑也好,阿非利加努斯或阿萨德也罢,这些名字所意味的个人经历却很少被他同时代的权贵提及,也根本没有被精英记录。人们从这个改宗者的著述中获取知识,却对这个人的存在讳莫如深。而瓦桑为了应对外在的压力和多重身份导致的内心冲突,也在刻意隐藏真实的自我。

很大程度上,《行者诡道》的主题就是想还原这个神秘人物的经历、身份、处境,并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来折射当时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其难度可想而知——全书420页左右,注释就有150多页!

实际上我之所以要先介绍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学术生涯,就是要说明这一点,可能没有谁比她更合适来处理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以及这样一个复杂的世界。因为一个杰出历史学家的人生与学术是无法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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