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的城市有多大，孩子就有多安全

源济

你在的城市有多大，孩子就有多安全

2019-02-02  宋金波  大家

导读

站在一线城市向外看，看所谓“五环外的中国”，是中产阶层虚妄的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虚伪的逃避。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才是硬核，有更多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也是更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石家庄“错种疫苗事件”

2019年2月1日，距离大年三十只有三天，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错种疫苗”事件。

当天，权威消息发布。桥西区人民政府对此前多位母亲投诉该区汇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疑似“故意用廉价疫苗‘掉包’昂贵疫苗，私吞家长钱款”，以及财务管理、信息登记等方面存在严重漏洞，发布初步调查通报。

除了对相关机构人员予以处分，对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也强调“该中心所进疫苗均由区疾控中心配送，质量合格。”

关于事件的官方说明

我在社交网络上并没有见到太多关于此事的情绪性发言。可能是因为过年的喜庆足以稀释一切“负能量”，也可能是一种麻木。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孩子，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意远方发生的事。

前不久，和一位互联网出行公司的朋友聊起，之前因为一些平台上恶性案件导致舆论压力巨大，我说如果你们在每个区域都有一个不同的分公司名字，就像传统出租车公司一样，恐怕关注的人就没那么多了。

实际上此次严重疑似“疫苗掉包”的事件，更应该让人失望。很多时候，人对自身状况不再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会安静很多。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错种疫苗”如果依靠正常监管体系，比如卫生系统的相关人员，是不会曝光的。事实上，他们一直在努力阻止事情走到这一步。整个事件能够获得关注并进入真正调查程序，完全依靠当事部分家长的机智与不屈不挠。王志安在《疫苗又出事了！石家庄医务人员掉包五联疫苗！》一文中形容当事家长“表现堪称一名成熟的调查记者”。

这样严肃、严重的事件，已经需要家长具备特殊技能才能推进官方调查程序，你怎么看？有多少家长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中国最新几代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与在意异常夸张。疫苗出事比“有毒奶粉”更让人难忍，因为后者还可以花钱规避，疫苗可是避无可避。这些年，疫苗事件着实发生了几次，但这次尤其让人无力。

2019年年初发生的疫苗事件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对这事发生在石家庄没有任何意外的感觉？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或者广州，或者北京，我也会是同样的感觉么？

这些年发生的疫苗事件，比如山西，比如长春，都不是一线城市。问题疫苗的流向，也大都指向北方或中西部省区。

其时我正带着孩子从我的老家吉林飞往他母亲的老家广州。我们从上海的家出发，走了一个标准大折返。在这个春节，这样走向旅途的人数以亿计，大多面对同样的“离开”，离开一线城市，大城市。

就在这两年，“逃离北上广”（一般指“北上广深”，下同）成了一个纠结的热词。可是，过分在意孩子的试图“逃离”的人们，想过对孩子的安全来说，“逃离北上广”意味着什么吗？

安全性“降幂排列”

对孩子父母来说，孩子“被拐卖”恐怕是最难以接受的噩梦了。不过，我的孩子在上海，从小学二年级起就一个人上学放学。我并不曾有太多担心，理由很充分，任何这种犯罪分子都不是傻子，他们在上海作案的成本与风险都极不划算。就算有过几次“孩子丢失”新闻，最终也都证明是家庭矛盾所致。尽管这一两年出现过恶性案件，很多家长心理出现了微妙变化，但我相信，以目前来说，“北上广”可能仍然是最不需要担心孩子在街上被拐走的地方。

这只是个人体验，数据更说明问题。

以2017年数据为例。2017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9.1‰，其中：城市4.8‰，农村10.9‰；婴儿死亡率6.8‰，其中：城市4.1‰，农村7.9‰。从历年间城乡对比来看，城乡间数据虽然都在降低，但两者比值大致保持在1：2上下。

这说明什么呢？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引用2015年数据，全国城市婴儿死亡率仅为4.7‰，农村婴儿死亡率为9.6‰，农村高于城市1倍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城市为5.8‰，农村为12.9‰，农村高于城市1.2倍。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东西部区域间差距更大。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人群差距，都是很现实的。

“北上广”呢？2016年，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3.76‰，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而北京的数据是“2017年，5岁以下户籍儿童死亡率为2.64‰”。

尽管对很多父母来说更有参考意义的“14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数据在很多统计中缺失，但从总人口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可以推定，“北上广”不可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毫不意外，数据非常接近于人们日常的体验。倘若不沉迷于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你必须承认，那些搞笑的“地图炮”，比如把上海之外都标识为“乡下”，剔除掉某些虚荣与优越感，也呈现了部分真相。

儿童最多的伤亡致残原因，主要是交通事故、疾病等。

从交通事故来说，在“北上广”，对行人随意闯红灯、司机违规不避让行人、车速，乃至一些重型车辆行驶区域的管制，都比其他城市有力得多。对比之下，即使我熟悉的二线城市武汉，无论是管理还是市民本身的表现，差的都不止一个数量级别。

疾病因素更不必说。医疗资源的优质程度是可以靠患者用脚投票来确认的。

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科学处理能力，整体上在不同城市也有差异，更别说白领父母与照顾留守儿童的老年人之间的知识鸿沟了。

需要指出，上述数据都是基于户籍人口。但是，一线城市相对规范的制度，也让足够多的非户籍人口可以享受到各种资源与管理优势带来的便利。

没有选择的选择

此次回东北，感触颇多。吾乡梅河口市，是东三省经济表现最好的县市之一，去年刚刚拿了几个全国“百强”的名头。我们住在一个新开的“速8”，其他硬件条件相当可以了，不过，由于洗浴间漏水严重，前后换了三次房间，房间打扫卫生也几乎是不叫不到。仔细看下来，他们不是没有对顾客的善意，更像缺乏良好服务的能力。

类似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是综合的，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或者说，就是“发达”或“不够发达”的差距，而“发达”，并不能只看GDP。差异表现从生活环境到营商环境，只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更“重”更敏感，才会如此哗然。

存在一个降幂排列的城市链条，从“北上广”到“准一线”“一线”，到二三四五……线，到县镇。其中，在两个界面，差异是质变、大落差的。一个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与其他大城市之间。无可否认，“北上广”最接近现代城市文明。另一个是在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县镇以下的中国，是被屏蔽，被折叠了。

城市为争取权利的人们设置了门槛。乡村在这个意义上被折叠与无视。既然不可能认为乡村县镇有比石家庄、长春这样的省会城市更强的监管，就更不可能指望人们有更完美的职业或个人道德自律，可以规避黑幕和丑闻。

也必须承认，像石家庄疫苗事件中这种“具有专业技能”，敢于与某种官方的代表——“工作人员”较真，具有利用社会舆论的能力，面对威逼与利诱的定力，乃至对某种价值的坚持，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现代城市才能培育出来。

那么，如果连省会城市和“北上广”之间都有巨大落差，如果这条降幂排列的每一个逻辑基础都没有变化，那么广大村镇的情况，凭什么乐观呢？

（编注：关于中国乡村人群对疫苗事件的看法，可参阅腾讯·大家此前发表的《中产们的恐慌，离农民的生活还好远》一文）

不带偏见的话，还可以看到，除了北京略有些特殊，其他一线城市，包括其他口碑不错的以下n线城市，非常明显沿海排列。一个对外开放下现代文明渗透的冲积扇，甚至能在地图上描画出传播演进二衰三竭的痕迹。自海洋向内陆，自东向西的指向在目前仍然相当清晰。

无论有多少美好的田园牧歌，在既有的文化、体制现实下，现代城市仍然更多闪耀着文明的光辉。现代城市爱护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特别爱护孩子。每一个成人在现代城市都会感到更加安全，而不仅是孩子；反之，一个孩子缺乏安全感的地方，成人就会更安全吗？

城市不是简单的人群聚集，它必须有文明的灵魂，有组织、联合和支撑的力量。那些最古老的赞颂城市的诗句，都不是落脚于冰冷的岩石建筑。那些仅仅为了让人群聚集，把人作为工具的硬造出来的城市，那些被传统和守旧包围的城市，它们在这种能力上会孱弱得多。比如说，上海在疫苗或“假奶粉”案爆发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通过本地媒体告知市民，会严查相关产品是否流入本地市场。其他很多城市，在行动力和公开性上，就差很多。

2018年7月，针对疫苗问题，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定人心

城市给人的是什么呢？是声音说出来、被注意并且起到效果的空间，一种虽然有限但也会在一些领域起到作用的压力机制，一种不基于血缘的共同体。

站在一线城市向外看，看所谓“五环外的中国”，是中产阶层虚妄的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虚伪的逃避。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才是硬核，有更多的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也是更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如果不是对孩子的问题有夸张的焦虑，很多事情都会不那么引人注目。甚至石家庄疫苗事件中那勇敢而聪明的家长，假如受损是他本人而非他的孩子，他是不是能激发出这样的能量，也未可知。

但于自身利益与权利的伸张，于他人受损的共情声援，不应该被置于太低优先级别。只是“孩子至上”，不同折叠世界带来的落差不会改变，甚至孩子的未来也不会改变。当然，对个人来说，似乎苛求了点，“又能怎么样呢”？很不幸，“投胎是门学问”，不管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孩子，不吭声的你，也不见得有其他更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