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人为何乐意下乡？

源济

日本年轻人为何乐意下乡？

2019-01-26  李思园  大家

导读

与“在城市讨生活艰难只能退回乡下”的假设相反，新一波下乡潮是“进”而非“退”，拒绝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城市螺丝钉”生活，来乡下追求个性化价值。

编者按：

在过去两年，中国很多二线城市都出台了大规模的“抢人”政策：降低落户门槛、提供租住和生活补贴、扶持毕业生创业和就业……来吸引大学毕业生。

然而根据《各高校2018年就业质量报告》的统计显示，985高校的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仍是广东、上海、北京三省市，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仍有超强的吸引力。

然而在日本，却出现相反的状况。很多年轻人放弃东京、关西、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生活，住到乡下去了。

在日本宫城县气仙沼市，我碰到的年轻人分两类：一类本地长大、外地上学又回到家乡的年轻人；另一类则是外地人，2011年大地震后来此定居。

加藤航就属于后者。2015年，他从公司辞职，从东京郊区搬到气仙沼市定居，开始了一份地方公务员的工作，现在是气仙沼市“移住中心”的职员。一开始我以为，加藤来到气仙沼市定居的理由是为灾区重建奉献爱，但聊过之后，我才发现他的想法并非如此单一。

2018年12月，气仙沼港

加藤是典型的“平成一代”，社交媒体的自我介绍一栏列着他的喜好：神奇宝贝、海贼王、三月的狮子、夏威夷男孩、东京事变、吉卜力……

加藤出生在福井县福井市——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没什么意思、不大不小的城市”，高中毕业后在大阪上大学。

2011年，加藤第一次来到气仙沼市，他的身份是大学生志愿者。不过，当时来到受海啸重创的灾区做志愿者是出于公益心，并没有扭转他求职的方向。毕业后，加藤在东京市郊的一家大公司做了4年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那么，一个小城市出身、在大城市过上了“中产生活”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放弃东京的生活搬到这个只有六万多人的小镇来呢？

最基本的当然是经济因素。

虽然东京的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达到了月薪20万日元（1.2万元人民币），但每个月房租的支出就要6万到8万日元，占到了总收入的1/3。

而地处日本东北的气仙沼市，虽然平均收入只有东京的六至七成，也就是12万至14万日元（7200元-8400元人民币），但花销就要比东京低很多。

就拿加藤本人来说，他在气仙沼市的月收入虽然比在东京做上班族时有所减少，但还是略高于气仙沼市当地的平均水平。而且现在，加藤与两位朋友合住在月租3万日元的小别墅里，每月住房支出只有1万日元，相当于在东京时的几分之一。

工作也是年轻人选择逃离大城市的原因。

虽然东京这样的大城市机会多，但是日本企业的工作高度模式化，规则至上、程序为先，办事守则规定得事无巨细，不给人多少发挥创造力的余地，普通上班族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

而且，时至今天，日企依然讲究“年功序列”、论资排辈，薪资上涨，主要由入职年头决定，职位晋升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显得遥遥无期。日本劳务行政研究所的数字显示，日本企业内升任“课长”的平均年龄为32.7岁，“部长”为39.4岁。

应酬也是职场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包括泡沫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周末高尔夫”文化。做一个工薪族，等于将包括私人时间在内的全部奉献给公司，而交换来的无非是一份独自在城市生活的薪水而已。

来到气仙沼市之后，加藤逃离了按部就班的工作。他现在工作的“移住中心”就是帮助有意愿搬到这个渔港小镇的人在此长期定居。虽然属于公务员，但日常工作内容是举办活动、演讲、贩卖创意，经常出差、加班。合作对象从本地中学生到外国企业家，工作自由度大，状态接近于创业公司，个人能力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另外，大城市与小城市的生活也是截然不同的，就拿出行和吃饭这两件事情来说：

在东京，养车、停车成本巨高，基本不在单身者的考虑范围之内，平时只能依靠电车（轨道交通）出行；而上班族解决吃饭问题，就像我们在日剧中看到的那样，很多时候都依靠便利店来解决。

而来到了气仙沼市，出行就可以自己开车了，当地最多的就是一百多万日元（1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K-Car”（轻自动车）。气仙沼市人口虽然只有6.3万，但乘用车数达到4.8万辆，基本达到“一张驾照一辆车”，也不用为停车位犯愁。

商业肯定不如东京发达，但新鲜食材随手可得。当地人说：“本地人往往是去东京上大学，才头一回见识到白色的乌贼。鲜度高的乌贼刺身是透明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秋刀鱼、鲣鱼根本不用买，都是打捞上来免费分给大家吃。”

回归地方的不止加藤航一个。我还见到了另一位95后女孩熊谷未祐。她就是气仙沼市本地人，从仙台的大学毕业后回到气仙沼本地企业就职。

她原本打算在仙台找一份媒体广告业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无非是想象中这个行业比较光鲜。找工作的过程中，个人价值的危机感凸显——茫然地在大城市工作，月薪勉强购付房租及日常支出，然而幸福感缺失，仿佛“漂浮”于社会，漫无目的。

而如今交通便捷、信息通畅，乡下足以提供与城市水准相当的现代生活。回到地方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不是一个需要艰难挣扎的决定。

从东京乘新干线2小时或者从仙台驱车沿三陆公路行驶2小时可到达气仙沼市

东京与乡下，将两种生活描绘出来就不难发现，对于日本“平成一代”而言，回归乡下是一次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主动选择。离开城市不是逃跑，选择乡下也并非纯粹在畅想田园牧歌。与“在城市讨生活艰难只能退回乡下”的假设相反，新一波下乡潮是“进”而非“退”，拒绝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城市螺丝钉”生活，来乡下追求个性化价值。

其实，在近些年，“地方消灭”一直是让日本人恐慌的词汇。东京一强集中，地方人口锐减，早已是显而易见的趋势。

2014年“增田报告”及其后《地方消灭》一书的出版，将恐慌推向了高点。前岩手县知事、前内阁官僚增田宽也在报告中指出：日本必须面对“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并预言到2040年日本全国896个市村町会因人口减少而濒临消失。

同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2050年国土计划报告得出类似结论：到2050年，日本全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将从94个减少至69个，“无居住化”地区大幅增加，人口集中于东京、关西、名古屋三大都市圈。

对日本而言，乡村人口减少不是新问题。早在经济腾飞的上世纪60、70年代，城市化发展就引起了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移动。农业人口成了老婆婆老爷爷、小镇的商店街空空荡荡、空置的房屋、废弃的铁路和无人车站……

日本北海道旧白泷车站曾是“一人车站”，每天只有一位女高中生乘车，女生毕业后，车站也关闭

所以，安倍内阁成立“城市、人口、工作创生本部”，并通过《地方创生法案》，设立支援基金，建立“地方创生特区”，将“地方创生”定位为主要的人口、经济政策之一。推动人口向地方回流，背后有着中央的强势政策引导。

但当下的大都市已经不能为年轻人提供可与经济腾飞时代相提并论的“无限可能性”。坚守大城市的意义不再，地方的魅力提升。根据2017年“故乡纳税机构”对东京居民的“地方移居意向调查”，48.5%的受访者表示对移居乡下有所关心。考虑移住理由的包括“自然环境好”、“旅行时留下了好印象”、“自己的故乡或曾经居住过”、“食物美味”、“生活成本低”等。

日本电影《小森林》剧照

在“地方创生”政策的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民间NPO提供移住咨询、短期试住体验，甚至免费分配空房子。

“地方活性化Project”社长望月孝告诉我，即便是短期的实习也可能给人带来价值观的转变。参加农业体验后，决定携全家移居乡村，这样的例子不少见。

在大城市打零工为生不知不觉过了30岁，难以找到长期稳定的职位，来到乡下30岁依然被视为非常年轻，寻找扎根土地的新生活为时不晚。

“地方振兴协力队”便是近十年来日本政府重点推行的项目之一。以地方自治体定期雇佣的形式，提供免费住宅、15-18万日元的月薪，帮助从外地来的移住者融入当地，从事农业、环保、教育、地方振兴活动。国家与地方自治体不惜投重金投入，吸引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到乡村，希望三年期满后他们仍能留在当地。

2012年的日剧《迟开的向日葵》中的生田斗真就是一名地域协力队员。在东京做了七年派遣员工，29岁时移居高知县四万十市，在风景秀美的小镇重启人生，找到了城市里体会不到的近距离的人情关怀。结果是工作稳定了、住房解决了、女朋友找到了，也就乐意留下了。

《迟开的向日葵》剧照

从前，回乡下被认为是城市生活失败者的迫不得已之举。而现在的乡下并不是城市失败者的收容所。移住专题杂志《TURNS》上，不单纯介绍移居事例或描绘地方生活的魅力，“移居”和手工艺、艺术设计、创业联系在一起，被当做一种时尚生活方式贩卖。“积极的移住”成了新下乡潮的关键词。

过去多见老年人退休后搬到乡下度过晚年，现在则是年轻人对移居的关心明显提升。客观上，收入差距仍然存在，是选择收入绝对值高的大城市，还是选择生活方式更加柔软多样的小地方？日本年轻人选择后者的越来越多。

Discover Japan 2017年3月号“积极的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