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再见8》系列

源济

国营厂倒在了1998丨人间

原创： 于夫 人间theLivings  2018-12-04

“过去我们是国有企业，后变为省属国企，再是县国企，没想到今天什么都不是了。”

配图 |《暴雪将至》剧照

再见8丨连载02

1998年1月初，我们主管单位县粮食局召开了所辖企业的中层干部扩大会议，我作为厂里的办公室主任去参加了会议。

会上，钟局长传达了上级有关企业破产的文件精神。其中，我们粮食局下属的八家企业，因资不抵债，连年亏损，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均纳入破产名单，关闭企业。“据估计，全县将有90％的国有、集体企业破产，这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必然结果”。

接着，钟局长安排了有关企业的具体破产时间、步骤和操作办法，以及成立企业破产领导小组的事宜，钟局长为组长，成员除了本局各科室人员外，还有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财政、社保、审计等各个部门的人员。

最后，他动情地说：“春节临近了，为使广大职工欢欢喜喜过新年，今天的会议精神请在座的各位严格保密，不要外传。趁过年之前，市场需求大，大家想法将各自公司（厂）的积压货降价促销，回笼资金，给职工开个团拜会——我已经给友情大酒店说了，到时按成本收费。”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食品厂既不采购原材料，也不进行销售，主要就承担全县粮食的计划加工任务，把原粮加工成面粉、面条、大米，再运到粮食供应公司的门市，卖给居民。

进入市场经济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粮食市场放开，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外省产粮区的粮食大举进入，市场竞争激烈，我们厂由于产品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服务态度差，渐渐陷入亏损的境地。

那两年，我们食品厂几乎是全年停产，为确保退休工人的工资发放，厂里的会议室、仓库、空地、车间、甚至有的股室，能租的都出租了。

根据企业破产的实施步骤，首先要召开“职（工）代（表）会”，要就“是否破产”讨论并同意后，再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回厂后，我和厂长邓一华商量后，决定等正月过完，再通知全厂的中层干部到厂开会。

春节一过，职代会先在办公室里召开。小道消息在年前基本就传开了，人人都明白这是开企业破产会，屋里很安静，只有邓厂长照本宣科地阅读局里文件的声音。文件读完，短暂的沉默后，工人们就议论了起来。

“过去我们是国有企业，后变为省属国企，再是县国企，没想到今天什么都不是了。”有个老工人轻声叹息道。

“为建设好工厂，我们吃苦耐劳，有了新车间，实现了机械化，眼看着条件越来越好，没想到企业却要垮了。”另一个老工人小声附合，又回忆起过去上“三班倒”时热火朝天的情景。

交头接耳的声音还没安静，女工时英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她是我们厂的困难户，男人因贪污劳改去了，上有二老，没工作，下有两娃，大娃还是残疾，全家就靠她的工资过活。之前厂子再困难，职工无事放假时，都会照顾她上班。

她压抑的哭泣，刺痛着在场每个人的心——不破产，企业前景无望，破产了，职工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何去何从，大家都束手无策。会场死一般的寂静。

邓厂长的眼圈也明显发红，他轻咳了一声，扶了扶眼镜，低沉地说：“我能力有限，没能将企业起死回生，对不起大家，但我真的尽力了……”停了停，他又说：“要不我们先缓缓，观望一下其它单位的行动，再做决定。”

会议结束后，看着工人一个个离去，邓厂长失落地对我说：

“没想到我上任两年多，却是来给工厂送终的。” 

邓一华是局里下派到我们厂的干部。他出身山区，学粮食机械专业，1990年大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局的工业科，是局里当时唯一一个全日制大学生，主要负责全县粮食机械的技术工作。1993年，我们厂引进了一套自动化面粉加工设备，他参加了机器的安装调试，被时任厂长胡方飞看中，请求局里把他留下来“以充实厂里的技术力量”。局里同意后，他就做了我们厂的生产技术副厂长。

1995年底，胡方飞升迁调到了局里，临走前极力向局领导推荐，要把邓一华“扶正”。上级派人来做了民意调查，反馈不错，于是同意了胡老板的请求。但当局里政工科长找邓一华谈话时，邓一华却不同意——他说自己只懂技术，不擅长全盘管理，况且企业正处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他没有能力让企业扭亏为盈。

政工科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干部队伍就是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你是我们局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应该自觉自愿下基层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管理能力。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事局里已经决定了。”

邓一华又去找钟局长，局长拍着他的肩，鼓励道：“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好好干个三五年，我就会把你调回来的。当然，局里也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目前企业差流动资金，我已经联系了银行，局里给你们担保，除了之前你们厂房屋产权抵押贷的款，再贷一笔。”

在如此困局之下，邓一华不得不走马上任。他跑市场、找业务、搞推销，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但食品厂仍没有任何起色，还把自己搞得很窝囊。

之前胡老板在位时，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职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对“三人组团自谋职业”的，厂里还可以借款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一些胆大的职工立刻办了手续，在厂区周围租了门市做粮食生意，结果只要有人来厂购货，都会被他们拦住，抢了业务。

积压的粮食时间长了，有些都变质了。银行的贷款，也无力归还。职工待岗，人心涣散，对厂子前景失去了信心，对厂领导的所作所为，更是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可联系业务又免不了吃吃喝喝。过去胡方飞接待客户，基本都是叫我安排高档餐厅，拿中华烟，喝五粮液或茅台，酒足饭饱后，不是小姐陪着唱歌，就是去按摩洗头。而邓一华招待客户，都是去一些不起眼的小吃店，点的菜也都是以素菜为主。

有两次，我劝邓一华：“要想事情办成，就不能太吝啬了，况且这是正常开支。”

“能省就省点吧，企业都不行了。只要我们讲声誉、诚实办事，别人应该也不会计较这些。”

可职工们却并不领情，他们同意邓一华当厂长，有人说他为人正派，不会损公肥私；有的说他技术好，为人低调；还有一些老油条，就是认准他没有靠山，可任意拿捏。邓一华上任后，常有职工对他就像对一个从农村来的打工仔，可劲在他面前发脾气、耍威风，只要一看到他喝酒泛红的脸，就会气愤地骂道：“工厂债台高筑，他却还在大吃大喝！”

而邓一华对这些都是逆来顺受，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生怕犯错。

1997年夏天，邓一华求爷爷拜奶奶，终于拉来一笔谷子加工业务。因产量不大，他就比平时少安排了一个装包工。没想到，就因为要多干一点活儿，另一个装包工大刘很不满，包装时也不称重，不是少就是多。邓一华责备他，还没说两句，大刘就直接跳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邓眼镜，企业都被你整垮了，你他妈还花着公款，吃香喝辣，四处游山玩水，让我们当牛做马。老子今天就是瞎整给你看的，你能把我怎样？”说完，用力扔了包装袋，挑衅地看着他。

邓一华脸气得通红，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而是拿起包装袋，自己干了起来。

厂子濒临绝境，邓一华家里也四面楚歌。本来当了一厂之长后，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他的老婆没有正经工作，在一个夜食门市打工，很是辛苦，想凭着他进厂做小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眼巴巴地望他“拉一把”——结果非但老婆、亲戚都没如愿，家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邓一华自己在厂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职代会开完后，我们不断接到局里询问企业破产工作进度的电话，领导不断催促我们尽快安排实施——已经有包括金穗粮食公司在内的3个公司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了。

厂里人心惶惶，小道消息纷纷扬扬：有人说，这次企业不破产，就享受不了政府免去欠贷资金的优惠政策了，企业都资不抵债，职工肯定会净身出户；还有的说，我们厂之所以不愿破产，是因为我们几个负责守厂的干部想一直拖着拿工资——其实，我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做些日常工作，就拿点基本工资。

邓一华想找钟局长打听打听自己的编制是不是仍在局里，如果在，他就没有下岗失业之忧了。可每次去局里，局长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处理问题，办公室经常无人——其实，钟局长对邓一华这两年来的工作能力颇有异议，觉得他思想不开放，工作没能打开局面。年前他指示安排团拜会，我们却觉得不如发钱实惠，没有听他的话。

“你去友情大酒店找找。”我提醒邓一华，“局长爱去那里‘休息’。”

果然，在友情大酒店，邓一华堵到了钟局长。他还没开口，钟局长就先批评了他一顿，说年前他没能把职工聚拢、热热闹闹迎新年、最后给职工一些安慰。

骂了一顿后，钟局长有点不耐烦地问邓一华找他有什么事。

邓一华说了来意。钟局长告诉他：“局里人员是根据规定‘定编定员’的，你去了企业任正厂长，胡方飞进了局里科室，编制也就跟着互换了。”

那时，企业已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邓一华进了企业就不是编制内的干部了，根据上级有关企业破产规定，不管原来的身份如何，只要现在在企业工作的，都是工人。

看着邓一华沮丧的样子，钟局长又安慰他说：“改革必然会牺牲很多人的利益。我也没想到形势会发展到这一步。企业破产了，今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与邓一华不同，胡方飞是钟局长的老乡，是从山区粮管站调进我们厂的。钟局长当年从副局转正后，“大力推行改革”，从局里科室成员到下属8个企业的负责人，都做了大规模调整，调换后的8个企业负责人，被大家戏称为钟局长的“八大金刚”，胡方飞就是其中的一尊。那时流行管厂长叫“老板”，胡方飞对工人叫自己“胡老板”非常满意。

胡老板过去主要从事粮食收储工作，对工业生产很是外行。刚上任时，财会股长和办公室主任总爱和他对着干，让他很不爽。比如胡老板在全厂大会上讲话，把计划经济“束缚了我们手脚”念成了“束搏了我们手脚”，主任就在下面大声插话说“念错了”，引得会场笑声一片；而当胡老板说到一些财务数据、经济指标时，财会科长也总会提出质疑，还常常拒签胡老板的各种报销单据。

但胡老板对人不错：职工的婚丧嫁娶，他都会亲自出马或过问，并尽可能解决大家实际困难，厂里青年职工多，他就修了小户型的宿舍楼，一下解决了年轻人结婚没房子的问题，赢得了职工的普遍赞誉。

我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胡老板便把我从车间提拔为办公室文秘：“跟着我好好干，你会从文秘干到主任，再到副厂长，前程无量。”

我感恩戴德，连连点头。之后，办公室所有的事，胡老板都叫我去办，再没理睬过办公室主任。我除了白天忙日常事务，晚上还得挑灯夜战，写厂里的改革动态、老板的个人传记，在局简报和县报上发表，还请来一些文学爱好者参观我们厂里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流程，请他们写诗、写新闻。

那几年，我们厂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新闻，企业是县级先进，产品荣获省名优。胡老板一下成了钟局长的红人。办公室主任因为被架空无事可做，就申请了停薪留职——自然，位置由我接任。

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胡老板终于对财会股长的挑刺发了飙，当着全厂职工质问他：“每次我想给职工多发点奖金福利，你不是说违反了财金制度，就是（说）不符合财金纪律。现在可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我是厂长，为了职工我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坐牢，你拼命拦着，居心何在？！”

当时全厂职工的眼睛一下子全齐刷刷地落在了财会股长身上。后来，有不少职工去局里反映财会股长的“问题”，局里便把他调去了别的单位。

到了3月份，法院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裁定了金穗公司等3家单位的破产申请，企业按程序开始进行破产清算。

清算的具体操办由原企业负责人及财会、办公室的人员负责，这引起了金穗公司职工的不满。金穗公司的负责人李总，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多年来职工一直怨声载道。职工们说：“企业要是由他来负责清算，怎么真实得了？”

于是，金穗的职工们开始自发组织到县里上访，去局里示威，找破产领导小组中的公检法反映情况。钟局长见事情闹大了，就亲自去召开职工大会征求意见，让职工自己推选代表做清算人员。

在清查债权债务时，职工们发现李总以公司名义在外借款十几万——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破产领导小组召李总前来核对时，他却带着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检察院只好将此案子存放。

金穗公司职工的做法，让局里其他7个企业的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造反”要求组建自己的“清算组”。我们厂里的一些人也行动起来，他们推举阿奇领头，由大刘串联其它职工，准备“揭竿而起”。

阿奇之前是混社会的滚刀肉。他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伙同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给地下赌场守场子，收保付费、放高利贷，经常参与一些打打杀杀、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他被公安教育过，也被拘留过，但依旧我行我素。社区和派出所很是头疼，一致认为这是“无业”造成的，鉴于他是“粮食子女”，1992年，经派出所、居委会与局里协商，把他安排进了我们厂。

厂小，就百多人，政工、人事等都归办公室管。进厂那天，他拍着胸膛，语气诚恳地对我道：“于哥，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弟，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讲义气，道上认识的人多，不怕事！”

阿奇被安排到车间工作没到半年，就因为迟到早退被退回了办公室。

我对他说：“阿奇，你现在是职工，要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这样胡来，叫别人怎么管理？” 

“于哥，说实话，我在社会上野惯了，根本不适合进工厂。这8小时太难熬了，一个月到了，就百多元工资，还不够兄弟们几个两顿饭钱。我跟你说，就昨天晚上，街上一摩的撞倒了一个老头，老头没受伤站起来要走，我们兄弟几个就上去了，一人把老头拉开，一人对司机说这是他舅舅，要么赔医药费，要么暴打，最后司机就给了我们1000元‘了事’——你说这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我怎么看得起？”

“你看不起，怎么还同意过来？”

“还不是为了顺我老丈人的一口气！他说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才来的。”

阿奇刚参加工作时，他岳父曾来找过我，声泪俱下地请我们帮忙，让阿奇放过他小女儿——最早的时候，阿奇是和他家大女儿耍朋友，俩老人不同意，阿奇就带着大女儿私奔去了广东，几个月后，阿奇回来了，大女儿却被留在了那里打工，据说是做了小姐。回来没几天，阿奇又和他家读高中的小女儿小美好上了，没多久，小美就私自辍学和阿奇同居了。

为了这事，老人找过派出所，找过居委会，也找过阿奇的父母，后来又来找我们。我向兄弟单位了解情况，他们也都毫无办法：“小美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非阿奇不嫁，大人要是管吧，她就以死相逼。”

“你老丈人同意了你们的事？”我问。

“他现在松口了，说想要娶小美，我就得有正式工作。我们是真心相爱，于哥，求你让我挂在单位上行不行？今后小弟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阿奇央求道。

阿奇的母亲是我们居委会的小组长，每次看见我都很是热情，她检查卫生，次次都给我们家贴“最清洁”，阿奇的表哥是我同学，也时常请我“关照”一下这个弟弟。于是我给胡老板建议：把阿奇调到装卸队，那里都是临时工，他不上班，也有人顶替。

这个安排应该是遂了阿奇的心意，后来，他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约我喝酒，说介绍一些社会上的兄弟给我认识。我去过一次，之后就推说有事，没再赴约。

1993年10月的一天，阿奇和小美找到我：“于哥，我现在要结婚了，没有房子，老丈人不同意，你看厂里能不能解决？”

我为难地说：“目前房子都分完了，后来的（职工）都没有。你们先租个屋（把婚）结了，以后再想法吧。”

“老丈人不同意，说这点简单要求都做不到，哪还有脸提结婚？我也想为小美争口气。”阿奇又求我说。

我想起胡老板在厂里宿舍楼有间“休息室”，平时他也很少用——胡老板的家步行到厂里也就20分钟。便跟阿奇说了情况：“你去和胡老板说说，看他同意不。”

我本是暗示阿奇给胡老板送点礼物，通融一下。没想阿奇直接和几个社会上的兄弟，趁星期天厂里休息无人，撬了门锁，硬占了房子。

这让胡老板很是火大，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让阿奇搬走。后来听说是我“指的道”，胡老就板直接把我贬到了装卸队顶替阿奇的岗位——后来有人对我说，之前偶尔会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去“休息室”，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胡老板发火的原因。

我为阿奇落了难，没想到不久后他却受到了重用。

钟局长在任时，在职工眼里也算干了不少“实事”：为“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他批准各单位建了宿舍楼；为“改善部门形象”，新建了局办公大楼；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将我们厂从城中迁到了城郊，并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安置了大批“粮食子女”就业；为“调整产业结构”，他又将我们的旧厂改建为友情大酒店，吃住玩，一应俱全。

那时盛行歌舞厅、夜总会，原来人们见面常问“你吃了吗”，后来就改成了“你唱了吗”，好像不去夜总会唱歌，就是思想不开放。

小城夜总会多了，竞争激烈，友情大酒店的生意不好，钟局长就把它“对外承包”了。承包人是一个过去的夜总会小姐，外号“白牡丹”，青春妩媚，颇有姿色。熟识的人都知晓她是钟局长的红颜知己，只是不知其真实姓名，于是均喊她“白老板”。自打白老板承包了友情大酒店后，酒店就成了我们局系统内的所有活动的指定地点。

胡老板45岁时，算命的说他有血光之灾，“需得连做三年大生（日）”。为照顾白老板生意，那3年他都是在友情大酒店举办的生日宴会。头两年，大家都送了礼金，第三年胡老板说免费请大家吃，但进门的礼金处仍有不少人在放钱，厂里职工们不好意思了，只好也都掏钱，权当自费聚餐了——不过只要胡老板高兴，多发点福利奖金，也就扯平了。胡老板跟职工们的口头禅是“亏国家，我也不会亏职工”，就算厂里一直在亏损，发的福利奖金也从没少过。

“上半场”吃完饭，众人再一起前往夜总会进行“下半场”——唱歌跳舞打牌。事后，这笔开销，白老板会开了发票交给我，我再找胡老板签字，列入工会活动经费进行报销。

白老板生意兴隆，引起了同行的嫉妒，常有些小混混到夜总会闹事。1995年的时候，白老板就叫了阿奇来“护场子”。阿奇和小混混发生了火拼，脸上留了道刀痕，双方都说这是“道上的事”，都没报警，对方赔了阿奇5000元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估计是为了发挥阿奇所长，没多久，他就当上了我们厂的保卫股长。通常，上午的时候阿奇会穿着一身保安服装，拿着配备的电警棍，跟在胡老板身后耀武扬威，遇到违反安全规定的、不尊敬胡老板的、爱调皮捣乱的，三句谈不拢，提棍就打。下午则很少看见他，听说是到友情大酒店“护场子”去了。

阿奇碰见我，再也不“于哥于哥”地喊了，脸上满是嘲弄和不屑，昂头飘然而过。他妈见着我也不打招呼了，冷着脸熟视无睹，检查清洁卫生时，给我们家贴的都是“不清洁”。

半年后，阿奇带着兄弟在替白老板收高利贷时，将人打成重伤，伤者报了警，阿奇闻风而逃，去外地躲避到事情解决后才回来。

企业的保卫业务属公安局内保科管，鉴于阿奇劣迹斑斑，内保科坚决不同意再用他当厂里的保卫。阿奇便要求停薪留职，胡老板就照过去的办法，借了1万元“启动资金”给他，让他离开了。

阿奇走的那年，企业因为连年的亏损，已是病入膏肓。胡老板经过深思熟虑，说“自己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跟钟局长请求调离，“让位给有能力的年轻人”。

临走时，他把我又收回了办公室，说起了阿奇占房的事：“你刚调到办公室时，我就给你讲过，跟着我好好干，结果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其实，我心里还是看好你的，临走收你回来，就是怕你被埋没了。”

我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感谢他再次给了我机会。

阿奇作为清算组的“领头羊”，带着全厂职工声势浩大地行动了。

局里的科室全被各厂职工占满了，除了我们几个厂的领导层，连行动不便的退休老工人都被搀扶着来了。阿奇带着一大群职工去找钟局长交涉，说“职代会”选出来的都是听话的老实人，起不到职工代表作用，现在他们要重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表决。接着，他们跟钟局长约定好了开大会的时间，并要求局破产小组派人监督。

会议如期进行，当天，邓厂长刚到会议室，就被愤怒的职工们包围了，他们纷纷谴责他搞垮了工厂。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阿奇就拿着同意破产的职工们的签名和职工选出的“清算组”人员名单，对局破产组派来的人说：“现在我们要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全盘接收工厂。必须让他们马上交出公章和办公室钥匙，档案室我们刚才加了大锁锁上了，以免有人销毁罪证。”

局破产组请示钟局长，钟局长说这是工人的权利，应该支持。

于是在破产组的监督下，我们和阿奇完成了所有手续的交接。阿奇趾高气扬地对我们说：“我们会派人24小时盯着的！希望有的人要像个男人一样，敢做敢当，不怕劳改，别吓得跑路了。”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等着你们查，跑了的不叫人！”邓厂长高声应答。

阿奇他们查了账，找不出毛病，便借口自己是外行，想让检察院的人去查。检察院那边说：“这些账都要审计的，有问题我们自会出面，现在你们连线索都没有，查什么呀？”

阿奇把我叫去，和我套近乎，说：“‘邓眼镜’捞肥了，却把工厂给搞垮了，让我们都失了业。你是主任，肯定了解一些内情，有没有什么线索？”还说，像我这种人在社会上吃不开，只要我检举揭发邓一华，就让我在清算组混，“拿工资”。

我心想：查邓一华还不如查胡老板。但想到胡老板对我的恩情，我觉得自己还是“扬长而去”比较好。于是冷笑道：“我真不知道，知道我也不会说。”

阿奇怒了，冲我喊道：“你不识抬举，我会叫你开口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奇天天派些小混混来骚扰我，在街上走不时有人来撞我，还打家里电话来恐吓我，有的还拿着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阿奇打电话问我“感受如何”，还要我“注意保护孩子”。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我回道：“我警告你，阿奇，再无理取理，我表弟‘土匪’不来砍断你两根脚筋，我跟你姓！你狠，比你狠的人多得是！”

针对我的事情便不了了之。

没多久，阿奇他们“清算组”就内讧了。

阿奇在组里一手遮天，一些欠厂子货款人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他高兴了，就给别人的债免了，列入“无法收回的欠款”里。在变卖生产设备时，大刘又说阿奇捞了3万块钱回扣。

大刘他们找到局里告状，钟局长说：“你们有真凭实据吗？人是你们自己组合的，有矛盾要好好商量，现在距离完成破产的规定期限，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破坏大局。”

阿奇知道后，指着大刘鼻子骂道：“你们敢告老子黑状，小心找人弄死你们！” 

之后，厂里的资产清算，大刘他们都不管了，职工们也寒了心。

本来资产变现，价格都要通过局破产组研究决定，但扯皮闹事、遗留问题太多，甚至个别企业还请了公安出警，抓了一个欠公款、有钱不还的“老赖”职工和一个阻扰破产实施的职工。破产组的人疲于奔命，管他什么资产流不流失，得过且过，都盼望着快点结束。

1998年11月下旬，作为局里最后一个破产的企业，我们厂全体职工都聚集到了局大会议室里，排着队，神情麻木，鸦雀无声，在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注视下，依次和破产组签订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书》。我工作18年，买断工龄，拿了4000多元。

就此，我们成了下岗工人。

那天晚上，我找邓一华喝酒，问他：“大家散了，今后打算做什么？”

当时县城实体经济已“空心化”，再就业困难，很多人都打算来年去沿海城市打工。邓一华工龄比我短，只拿了2000多元。

“我想用买断钱先摆个夜食摊糊口，看行不行。”他喝了一口酒答道——以前他只喝茶不喝酒，那天却主动喝了起来。

“那套几十万元的面粉机器，被白老板的亲戚用1万元作废铁买去了，准备重新使用，听说请你去帮忙安装调试？”我问。

“拒绝了。钟局长又给我说，叫我去做厂长。去他妈的厂长！我一听到他的话，心里就是一股无名之火，我他妈拼命压着火，一字一句地对他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干这个行道了，更不会踏进你的办公室！’”停了停，他端起杯子猛灌了一口酒，恨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上了他们的当，接了食品厂的烂摊子，就是一个替罪羊！”

我本想劝劝他，但还是忍住了，他这人认死理，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

一晃10年过去，到了2008年，县粮食局已经在机构改革中被商务局兼并，钟局长、胡老板等一批年过50岁的人都被安排退了休。我也进了县里一个做建筑行业的私企，在办公室打工。

一天，阿奇给我打电话，说他要组织“企业破产十周年活动”。他在电话里一口一个“于哥”，为过去的事给我道歉，还说他在做小工程——可能是他打听到了我和集团下的建筑公司老总私交不错，想请我说说情，让他做我们公司的项目“二包”。我说办公室不管建筑业务，就挂了电话。

县城小，阿奇的事时有耳闻，他整天还是花天酒地的，有钱时大手大脚，无钱就四处借贷，但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事倒是没有了——江湖已不是他那时的江湖。

我给邓一华打电话说起这事——破产后，他开了家夜食摊儿，几年前变成了门市经营，生意不错，24小时营业，合伙人和服务员都是他的兄弟姐妹。2007年又开了第二个门市，虽然累，好在生活无忧。

邓一华只是说：“破产不是光彩的事，大家现在各奔东西，好在都生存下来了。”

过去不会忘记，但也没什么值得纪念。那个破产活动，我和邓一华等很多人都没有参加。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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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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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98年的下岗潮，最终冲散了我们丨人间

原创： 覃月 人间theLivings  2018-12-04

那一年春晚，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配图 |《八月》剧照

再见8丨连载03

1998年春节前夕，父亲所在的单位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时候虽说是件大事，但现在回首看，多少有些寡淡了——那一年，父亲所在的国企、一家几十年的老牌金属材料公司，为响应国家政策，开始了第一批“下岗潮”。

在这之前的十几年，我们一家都时不时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不用等节假日就经常发油发米，甚至还有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隔三差五还有各种活动，比如全家一起郊游，或是兵乓球、羽毛球比赛之类。记忆里，父亲还赢过一次象棋比赛。

除了这些，父亲上班也很轻松，除了年底会议和总结多一点以外，每天都会按时上下班，很少加班。

那时候我常去父亲单位玩，父亲的同事们总会塞给我各种零食。大家都住在单位集资盖的家属院里，彼此关系很和睦。

那个年代，在所有人眼里，这样的铁饭碗都是维系家庭稳定的根基。

面对突来的“被下岗”，父亲其实也算早有准备。

两三年前，新闻就开始报道，沿海、内地一些省会城市的工人纷纷下了岗。父亲清楚，就算自己身处北疆这个偏远小城，也总有面临改革的那一天。用新闻联播里的话说，这叫“顺应时代发展”。

那时父亲最坏的打算就是，大不了去做个电焊工，接一些做防盗门窗的私活，满足温饱不成问题。

我还记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被告知要“下岗”的那天，下着大雪。1月初的北疆很冷，单位领导们丝毫不顾还有十几天就要春节了，匆匆召集所有人开了最后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等会议结束了，人群还是久久没有散去。

家属院的露天台子上下都挤满了人，大家顶着风雪，讨论着我作为一个初一学生还远不能够理解的话——“是停薪留职还是彻底买断？”“买断工龄的钱到底有多少？”“如果一直没有工作，该怎么办？”……

尽管所有人心里都满是疑问和不安，但轰轰烈烈的“下岗潮”还是无法抵挡地到来了。

最终公布名单上，60%的和父亲一样的普通人都得下岗。还能留下的，不是官家子弟，就是上了年纪、马上面临退休的老同志们。

那时父亲有个“小团伙”，都是单位里爱下象棋的几位同事：大龙叔叔是财务，哑巴叔叔是仓管，胖罗叔叔是办公室主任。大家也聚在一起讨论下岗。

哑巴叔叔因为是残疾人，除非自己立马“响应号召”，否则单位还不会那么快地对他进行规劝；胖罗叔叔的亲戚是市政府官员，当初进单位也是走了关系的，所以下岗跟他关系也不大；没有后台的父亲选择了买断工龄，他觉得单位效益已经不行了，就算空留个职位占个编制，未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买断工龄的合同上大笔一挥，领了单位最后一笔钱，就意味着稳妥了多年的铁饭碗和自己再无关联了。

不过当时我家的危机感还没有那么重。母亲所在的企业效益不错，房子是早几年低价买的单位房，已付清全款，家里就我一个女孩儿，其余各项支出都不多，父亲下岗后，还踏踏实实地过了个年，一家人一起，听着《相约98》一直在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等开春3月雪化了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父亲用自己的“遣散费”租下了闹市区的一间小店面，开了家出租影碟的小店。

那时候互联网还未普及，很多卫视也都没上星，电视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频道，所以大家茶余饭后、朋友聚会都喜欢租几个碟片回家看。普通电影押金10块，当天借第二天还，租金3元，晚一天加2元。若是有周润发、周星驰这几个当红明星的新片，租金一天5元也是有大把人愿意的。父亲还买了个大厚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客人的姓名、电话、碟片的编号和名字，以及出租的时间和预计归还的时间。

影碟店开张后，父亲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店里。早上10点开门，晚上10关门。一个月下来，收入还不错。可家里人一合计，碟片也是有损耗的，何况要托人进货，样样都要花钱打点。于是父亲又给店里安了个座机，在IC卡和公共电话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一分钟3毛钱，每天也能带来点儿额外营收。

那时候，每天我放了学后也会去店里待一会儿，换父亲出去吃个饭、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常常有高年级的男学生在我看店的时候，来店里打电话给自己心仪的女孩儿，电话接通后总要请我说第一句：“请问某某在家吗？我是她同学。”等到女生自己接了电话，我再把话筒递给一脸兴奋的男学生。这样结账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要找零。

除了陌生的客人之外，父亲的“小团体”也会偶尔光顾。胖罗叔叔喜欢欧美大片，哑巴叔叔喜欢周星驰，大龙叔叔最爱恐怖片。几个人里面就数大龙叔叔来得多，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人很高很壮，小时候，我常常被他举到半空中抛起来，再稳稳接住。

大龙叔叔原先的财务岗在单位效益好的时候油水很满，于是，这次“下岗潮”他跟父亲选了不一样的道路——他是停薪留职，还想着等单位效益好起来，有回去的可能。用大龙叔叔自己的话说，就是“留个盼头，毕竟以前的金饭碗给自己赚足了面子”。

等了一段时间，确定原单位待不下去了，大龙叔叔先是去给人打工做会计，但私营单位规矩多、管理严格不说还要加班，他不习惯，很快就辞了职。之后又自己跑起了面包车，从阿勒泰市到乌鲁木齐，有时候送货，有时候带人。

这一年，大龙叔叔刚满38岁，还是个光棍，跟他老娘一起挤在一栋老平房里。我听父亲说，大龙叔叔年轻的时候好赌，手里有钱的时候经常给我买漂亮的小裙子，等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只好来我家蹭上几顿。大龙叔叔一直没结婚，急坏了他老娘，相亲反反复复，可姑娘们一知道他以前的那些事，就都退缩了。

上一年，大龙叔叔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叫蓉蓉，还曾带来过我家吃饭。我记得她长得很漂亮，穿着那时流行的白色皮草外套，说话柔声细语的。那天，父亲和大龙叔叔都很高兴，喝了很多酒，兴致勃勃地说下一年就结婚生个大胖儿子。

可没想到，等大龙叔叔一办好停薪留职，蓉蓉转头就和一个干部子弟好上了。大龙叔叔年轻气盛，去闹过几次，也没什么用。等人心渐渐凉了，也就这么算了。

大龙叔叔虽戒赌多年，但也有人跟父亲说，自从跟蓉蓉分了手，大龙叔叔就又开始赌了。父亲没当回事，大龙叔叔每次来店里，父亲还是一如既往，拿出自己珍藏的好碟片叫他没事回去看。那时候，大龙叔叔常用店里的电话跟新认识的女生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父亲也不收钱。

就在母亲渐渐表现出有些厌烦这个好吃懒做的家伙时，没想到大龙叔叔却帮父亲解了围。

一天夜里快10点，一个经常来租碟的光头佬赶着关门前进了店。

这个光头佬很讨厌，有时候没钱，就非要把身份证押在这里租碟。店面本来也不大，不让抽烟他也不听，还回来的碟片包装上还经常粘着油污。甚至还曾经当着我的面，神情怪异地问父亲，有没有“那种”碟片租。父亲讨厌极了这个客人，但顾忌着总要和气生财，也从没和他计较。

这天，光头佬来还碟。父亲发现碟片上有几道深深的划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父亲便跟光头佬说，要在店里试试看能不能正常放，放不出来，10元的押金就不能退了，碟片光头佬可以带走。

光头佬一听就急了起来，一把揪住父亲的衣领说：“这碟本来就是这破样子的，别想赖给老子！”我和父亲当时都吓呆了。

正巧那天大龙叔叔也在店里，见此情景，立马站起来，像拎小鸡一样就把光头佬提起来就扔了出去，我透过小店的玻璃窗，看到大龙叔叔用手狠狠地拍了几下光头佬的脑袋，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表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凶狠。没一会儿，光头佬就低着头走远了。

从那天以后，光头佬再也没来我们家店。

父亲没有跟大龙叔叔道谢，但那之后我也没再听到过母亲对大龙叔叔的抱怨。

后来有段时间，大龙叔叔好久都没来店里玩。父亲特意回老单位问了一圈，这才知道大龙叔叔酒后驾车，车翻在了开往乌鲁木齐的国道上，过了一天一夜才被发现，虽然命保住了，但瘸了一条腿，养了两个月才好。

等再次见到大龙叔叔，已是这一年6月底。感觉他一下子矮了许多，人也瘦了下来。之前爱看的枪战片、恐怖片都不要了，只要父亲给他几张喜剧片的碟，越能逗人开心越好。后来他再来还碟时，我才听他跟父亲诉苦：“老娘今年身体也不行了，老咳嗽，催着我找媳妇，以前就不好找，现在成了个瘸子……哥，你说哪家正经姑娘肯嫁我？你说这一桩桩的破事，我也就只能看喜剧片图个自己开心了……”

父亲母亲、还有原来大院里的同事们都帮大龙叔叔安排过相亲，可没一次成的——不是姑娘看不上他，就是他嫌弃人家。又过了两个月，大龙叔叔的老娘终究没能等到儿子娶到媳妇，心肌梗塞，在盛夏时节走了。

从大龙叔叔真的变成孤家寡人开始，父亲就很少见到他了。

那时候，胖罗叔叔用自己的关系，帮大龙叔叔回原单位做了保安，说白了就是看大门，工资低，清闲，但没正式编制，算是个“低等职业”。大龙叔叔只负责进出车辆和人员登记，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安亭里看杂志报纸，自娱自乐。

父亲还挺开心，以为大龙叔叔总算安稳下来了。可一个月之后，父亲竟收到了大龙叔叔的死讯。

那是9月下旬，北疆的丰收时节。几天前，大龙叔叔还约着父亲11月去滑雪，可到头来也没熬过秋天。

他是自杀的，早半夜没人的时候，把自己吊死在了以前办公室的风扇上。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去参加大龙叔叔的葬礼，吊唁结束才听人说，大龙去了以前的赌场，欠了一屁股债。蓉蓉离开他后跟的那个干部子弟，前段时间调到了大龙的单位，没多久就和蓉蓉摆酒结了婚。我能想象，大龙叔叔穿着一身不合适的保安服，看着曾经心爱的人跟着别人进进出出的画面。

父亲跟母亲说，他猜也就是那么一个晚上，诸多的怨念和不甘聚在一起——母亲过世，自己瘸了一条腿，彻底失去了心爱的姑娘，工作不顺，又欠了赌债被威胁——大龙叔叔一时没想开，就这么了结了自己。

再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大龙叔叔欠的赌债只有3万块，如果几个朋友们凑凑，是能还得上的。可大龙叔叔自始至终没向任何人开过口，甚至压根就没人知道他缺钱。

在大龙叔叔的葬礼上，父亲、胖罗叔叔和哑巴叔叔难得聚齐了。父亲把店里大龙叔叔曾经最喜欢的碟片装了整整一塑料袋，随着纸钱一起，全部烧在他坟头前那一团火里。

大龙死后，父亲和朋友们的聚会也下意识多了起来。说是聚会，无非也就是一起下下象棋，或者来店里抓把瓜子聊聊天。

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和《还珠格格》的碟片终于有了货，父亲刻的十几套出租，生意好了很多。但没多久，哑巴叔叔却来告别了。

哑巴叔叔看上很年轻，眉清目秀的，母亲常说，如果不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哑，凭着他的勤快和聪明，一定能成家立业过得很好。可哑巴叔叔心气儿很高，之前有大院里的人给哑巴叔叔介绍同是聋哑人的女孩去相亲，他去都不去。和父亲交好，也是因为两人在下象棋上合得来，常常不用言语，杀几个来回，一个下午就过去了。

哑巴叔叔之前干的仓管也是个肥差，乙方想优先发货，都得来贿赂他，加上仓库里存了多年的废铁废料，也都任凭他处置。所以在单位这么些年，多少也存了些家底。

大概也是熬了几个月，发现局面无法扭转了，哑巴叔叔便跟爸爸比划，觉得还是下岗算了。他准备去乌鲁木齐进货，做童装。

最开始，趁着天气还暖和，哑巴叔叔在集市上租了个摊位，卖3-10岁的儿童衣裤。父亲还帮哑巴叔叔摆了摊子。到了晚上，哑巴叔叔却愁眉苦脸地来诉苦，说衣服就卖出去了两件。

母亲听了好奇，说：“不可能呀，这到了换季的时候，是童装生意最好的时候啊。”第二天，母亲就趁着中午休息去了趟哑巴叔叔的摊子，这才发现他被人坑了。

这批衣服料子很一般，一摸就不是纯棉的，另外那些衣服款式，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实在太土了。”都是些大红大绿的颜色，胸前还缀朵大红花，“简直不堪入目”。

哑巴叔叔又摆了几天摊，还是没卖出去多少，眼看这么下去，还不够收回成本的，这才听了母亲的建议，借了辆小面包，把衣服全部堆在后备箱，一路开到临近的乡里，一律成本价出手甩了货。

卖掉这批货，哑巴叔叔急匆匆地又要去乌鲁木齐进新货。临行之前，还特意拉着母亲去了我们市做得最好的几家童装店，母亲跟他说哪些是好货、哪些样式新，哑巴叔叔就拿个小本本，一笔一划都记下来。

几天后回来，摊子开张，母亲再去看，果然从面料到款式都是当季适宜的，这些衣服卖了一周多就售罄了，哑巴叔叔开心极了，拿着小账本来我家算账。虽然除去上一次亏的钱，也就赚了几百块辛苦钱，但哑巴叔叔知足，为了感谢母亲帮忙，还特意给我挑了身衣裳。

在此之后，哑巴叔叔经常坐着夜班大巴，晚上8点上车，忍着同行人的各种鼾声和脚臭味，第二天早上6点到乌鲁木齐批发市场进货，再坐当天的夜班车回来。早出晚归的日子接连不断，在国企享福多年的哑巴叔叔竟然也忍下来了。

等生意越来越好，哑巴叔叔又请了人帮忙看摊子，自己坐了几天几夜火车去了趟广州，下了血本进够了未来几个月的货。广州工厂的衣服又便宜又好，光靠着这一单，哑巴叔叔直接贷款买了个门面房，成了正儿八经的童装店老板。才过了两个月，贷款就还清了。

很快，哑巴叔叔又靠着政府给残疾人的优待，加上他的好信誉，贷了一百多万的款，开了我们市第一家“美特斯·邦威”。等到这一年夏天里那场人尽皆知的特大洪水时，哑巴叔叔还带头组织原单位的职工们捐了款。

那段时间，看哑巴叔叔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哑巴妈妈也经常来找母亲，希望我们家也能帮着劝劝哑巴，早点找个女孩踏实过日子。但哑巴叔叔在和父亲下棋的时候，很坦白地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看：“不想结婚，要结也要找个健全的正常人。”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随着哑巴叔叔的“经常出差”，原来的“小团伙”，现在就只剩下父亲和胖罗叔叔了，偶尔能勉强凑个局下上两盘。

可到了10月入冬的时候，胖罗叔叔也来辞行了。

父亲一直以为他的朋友们当中最稳定的就是胖罗叔叔了，因为他家在市政府里“有关系”，人也不争不斗的，没想到他也有抛掉铁饭碗的心思。

起初父亲以为胖罗叔叔也想下海做生意，但后来，胖罗叔叔私下跟父亲聊天，才坦白说，自己是要带着老婆去北京，做试管婴儿。“什么时候生了，什么时候再回来。”

胖罗叔叔结婚多年，一直没孩子。胖罗叔叔的老婆姓肖，在市医院工作，还是儿科的护士长。借着自己工作的优势，肖护士长早就琢磨着调理身体备孕了，每天晨跑，晚上打乒乓球。可几年过去，一直都没怀上孩子，肖护士长做了几次检查，不是自己的问题，就逼着胖罗叔叔也去查，这一查，才查出丈夫有“弱精症”。

两人都快35了，再不要孩子就真的难了。于是肖护士长拍了板，夫妻两个一起停薪留职，什么时候有了孩子，什么时候重新工作。

胖罗叔叔跟父亲说，他特意查了资料，10年前中国就有了第一个成功的试管婴儿诞生，他就不信，自己不能有个娃。

刚去北京的那段时间，胖罗叔叔时不时会跟父亲打电话聊聊，诉诉苦。抱怨北京城市太大、住宿吃饭都好贵，老婆脾气越来越不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父亲只能在电话另一端安慰他，说的都是些让人笑掉大牙的“土话”，什么有志者事竟成之类的。

那时候，哑巴叔叔有次出差回来，也在小本本上写给父亲说，上海那边有个医生，建议他去美国做手术试试，说不定能重新说话。父亲听了激动极了，说如果哑巴能“不哑”，那他的生活还能变得更好。

哑巴叔叔很快就卖掉了那家火爆的“美特斯·邦威”，只留下最初的童装店，自己飞去了上海。这一走，就再也没了消息。

又过了两个月，胖罗叔叔给父亲打来电话，说折腾了大半年，肖护士长终于“有了”，但他们不敢回来，怕掉了。父亲赶忙在电话里恭喜他美梦成真。

等到了年底，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走的走、散的散，他就这么看着，多少有些失落，却也毫无办法。

原来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们，有的顺着单位的安排，去做了清洁工、保安，有的自己开了个早餐摊，有的开起出租车，有的花光家底做起了小本生意。那一整年，刘欢的《从头再来》都在大街小巷放着，老同事们碰到对方，常常都要说：“没办法，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总得过呀。”

好在影碟店的生意到了冬季格外好，父亲又进了很多新碟片。到元旦时候，父亲忽然收到额外的一万多块，单位这才传来风声，说之前的某个大领导被抓了，贪污了将近一半原本分给工人们的遣散费。

春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我还记得，有个黄宏主演的小品，叫《打气儿》，黄宏演一位和父亲一样的下岗职工，有句台词是：“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父亲听了这句，没继续看下去，起身给我戴好帽子围巾，说了句：“走，不看了，咱们放炮去。”

年后，春天的时候，胖罗叔叔终于带着肖护士长回来了，她的肚皮已经微微鼓起，再等几个月，就能迎来新的小生命了。胖罗叔叔见到父亲，感叹了句：“98年总算过去了。”

后记

20年过去了，埋葬大龙叔叔的那片坟地被开发，父亲张罗着几个朋友给大龙叔叔迁了新坟。

哑巴叔叔当年去美国治病后就再也没回来，有人说他在美国定居了。

胖罗叔叔有了三个孩子，第一个试管婴儿是个女孩，后来两人又自然怀上了一对双胞胎。五年前，做了半辈子办公室主任的胖罗叔叔托人办了病退，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活跃份子。

父亲的影碟店只开了两年，后来台式电脑、门户网站和QQ、视频网站风靡全国，再也没人来租碟片看了。父亲又做回了自己的老本行，联系着几个工人做电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了个电焊工作室，操场上的金属雕塑、门楼前的金属五角心、还有防盗门窗等等，什么活都接过一些。

等到去年8月，才终于熬到了退休，过起了带带外孙、种花养鸟的闲散日子，偶尔也还会回去找胖罗叔叔下象棋。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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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 月

前专业翻译、现企业职员，

 业余写文，北疆小城姑娘

源济

那一年，我一直在歌唱祖国丨人间

原创： 苏怡杰 人间theLivings  2018-09-30

那一晚，我跨上自行车，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在路上，我远远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配图 | VCG

属于我的年代丨连载04

就算你拿整个人生用来沉睡，也总有那么一两次会被时代叫醒。那些特别的年份，就如船舵般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我的那一年，就是2008。

2008年，生命里所有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向我涌来，回头想想，这一年像是假的，就像是一针麻醉剂，给我太多对未来的虚假希望。

不管怎么样，我怀念好风光如梦似幻的2008，我怀念地球上所有的骰子未曾落地之年。

2008年我念高二，年初被学校开除了。

那天我在数学课上看《体坛周报》，被校长喊到办公室谈话，我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想的，鬼使神差地放了一根甩棍在口袋里。果然谈话没多久，新上任的校长就盯着我的裤兜：“这是什么啊？”

等我把甩棍拿出来，他就和颜悦色地说：“你先回去休息，我们帮你保管，第二天再来学校上课。”

第二天，我收到的是一张《劝退通知单》，我妈费好大劲，搞到了教育局长的求情纸条，试图让校长网开一面，校长却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拿出那根甩棍：“你要局长开除我吧，你儿子拿着管制物品进入校长办公室，意图袭击他人，我们的学校没有能力教育好这样的学生。”

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被开除的前一天，我还收到了“语文基础知识竞赛”二等奖的奖状。马上就要开春季运动会了，“我还能不能报名1500米”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让班里和我关系甚笃的体育委员面露难色。

我照常来到学校打球，教导主任搂着我的肩膀，礼貌地把我送出校门，我这才明白，所谓劝退，就是和你读了11年的学校没有关系了，这种感觉可能和下岗工人类似。也可能不一样，我也不太懂。

对我来说，生活一下变成了从起床都要争分夺秒到整日的无所事事。以前不可以做的，现在似乎都可以去做了——比如在网吧通宵玩游戏，打一下午篮球，或是留校规不允许的长头发，但也仅此而已。

那段时间里，我做得最多的事情，不过就是在家里对着电脑发呆。时间就像是消失了，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区别。

直到那一天忽然来临。

一个春日的下午，我在家附近的大学打球，专心模仿NBA球星阿里纳斯的零秒出手，只想着胯下运球、跳起、投篮，看球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砸在篮板上，进了。

突然教学楼里有学生冲下来：“地震了！地震了！”

带着无聊生活被打破的新奇兴奋，他们不停地七嘴八舌：

“看见没有，刚才的吊扇在晃！”

“还有电视机也在晃！”

“原来地震就是这样啊。”我对自己说。

打完球回家上网，才看到新闻：死亡3000人，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快，这个数字就变成6000、10000……前方的消息陆续传来，死亡人数不断被刷新，人们的心态从对普通悲剧的怜悯，变成类似战时的同仇敌忾。

第二天，献血车前就排起了长队。武汉的血库很快就严重饱和，报纸上不断能看到拾荒者或农民工捐款的新闻，就连街区里最劣迹斑斑的流氓经过捐款箱时，也会漫不经心地掏出一张红票子扔进去。

5月19日，和平常一样的下午两三点钟，最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我在网吧上网，伴随着冷气和烟味，身边的人都在敲着键盘玩“劲舞团”，我点开韩寒的博客，看到他和罗永浩正带着物资赶往灾区。

外面忽然传来鸣笛的声音，我扔下鼠标冲出网吧，街上正泛着奇异的白光，所有的车都停下来揿响喇叭，大概有两到三分钟，热闹的马路上没有喧闹的声音，只有长久的鸣笛，除此之外鸦雀无声——这就是哀悼日了，就像什么东西从二三十楼掉下来发出闷响，真实的世界就这样重重地砸在了我面前。

我不停歇地搜集着和地震有关的所有信息，看到本地最大的论坛置顶帖正在招募地震志愿者，便毫不犹豫地报名，第二天就坐硬座火车到达成都，去和队伍集合。

在火车上晃了17个小时后，我到了成都火车站，天空泛起鱼肚白，一个凉爽而空气新鲜的黎明。我在排着献血长队的天府广场和从各地赶来的其他志愿者汇合，坐上面包车前往灾区，9座的车里整整塞了13个人。

车出成都，周围楼房墙面上有浅浅的裂缝，用红笔写着“危楼”，里面的人已被迁往别处，过了彭州，公路两旁开始到处是残垣断壁。

原来这就是地震后的样子，跟拆迁差不多，我想。

那年武汉到处都在拆迁，建筑物被画上一个叉，几天后推土机赶到，变成一堆砖，新的建筑平地而起。当然，拆迁不会死人，至少大部分时候不会。

我们的目的地是什邡市湔氐镇，龙居中心小学死了六十多个学生，不远处的洛水镇上死了一百多个。20公里外的红白镇，被中青报的记者称为“消失的村庄”，公路还没有抢修通，救援工作也已经不是重中之重，人们更多的是担心那里将会变成疫区，前几天有几个志愿者偷偷摸摸跑去那里，被解放军拦了回来。“你们谁敢去红白镇，马上就给我滚！”队长这样对我们说。

志愿者团队的帐篷营地就在湔氐镇上，出门就是龙居中心小学的废墟，四楼以下全部碎成了瓦砾，似乎凭空消失了，顶楼却魔幻地完整保留了下来，如同电影《飞屋环游记》的场景一般，孤零零地矗在那里。

当天下午，我们就投入到重体力劳动中。主要的工作是帮农民收木耳，黄背木耳是湔氐洛水一带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地震导致木耳棚倒塌，木耳寄生在木耳包上，如果不在短时间内抢救完毕，就会烂在地里，血本无归。我们把倒塌的房梁挪开，用手把木耳从木耳包上收集下来，装在大筐子里——不管卖不卖得出去，然后再帮他们把木耳包垒好。

干完活后，收音机里就传来总理的声音，离我们不过几十公里之外：“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开始帐篷里没有人说话，忽然，有人小声唱起了国歌，之后大家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外面的雨也跟着下了起来。

定点援助的名单中有户人家，地震时孩子在龙居中心小学里没跑出来，我们有点怕，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见面时却并不特别，孩子的父亲和我们一起干活儿，歇息的时候给我们递上烟，女主人操罗准备所有人的午饭：卤菜店买的整鸡——镇上的卤菜店震后第五天就恢复营业了，炒青菜、蒜泥白肉、蛋花汤，比其他人家反而显得更热情些。

墙角的啤酒箱堆了一人多高——镇上商店恢复营业后，每个家庭都囤积了大量的啤酒，雪花，专供四川农村版，便宜、味淡，但经喝，轻易喝不醉，干完活儿之后可以喝上一整天。

“娃娃没跑出来。”孩子的父亲告诉我，“那天我在木耳地里干活，棚子突然就倒了。我往镇上娃娃学校跑，想应该没得好大事情，结果学校倒了，我们就去找。第二天找到了，现在娃娃就埋在地震公墓里头。”

公墓离镇上不远，墓碑还没建好，每个孩子下葬的地方摆放一块砖头作为标记，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我找到我们干活儿的那一家女儿的，献了一束野花。这正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川中的群山满是黛色，翠绿欲滴，蕴藏着死一样的宁静。

一段时间后，这种郁结的悲伤和愤怒，随着啤酒和麻将渐渐消散了。

抢救木耳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在帐篷小学担任临时老师。

说是老师，无非是陪从地震中逃生的孩子们玩儿。震区和我想象中的农村完全不一样，这里的青少年喜欢的事情和大城市的孩子并无二致，在象征性地上完课之后，我和孩子们讨论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劲舞团的舞步，甚至在网吧为他们展示了CS里的甩狙一枪爆头。

到了6月中旬，专业队伍陆续赶来，北京某重点小学的老师接管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和我此前遇到过的老师都不一样，温和、耐心、学识渊博，指导学生参加机器人大赛和“模联”（模拟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和其它多边机构的仿真学术模拟，是为青年人组织的公民教育活动），每个人都能轻松胜任大学讲师的样子。 

离开灾区之前，我去了红白镇一趟，心里想，韩寒走过的路，我也算是走过了，然后便回到了成都。这个城市已恢复了往日的闲适和慵懒，街上氤氲着凉茶大排档、霓虹灯和夜啤酒的味道，路上有同伴问：“是吃铁锅鱼还是竹笋鸡？”

“吃鸡吧。”我回答，大家哄笑起来，喝完数不清的啤酒，拥抱告别，回到各自的生活。

回到武汉后，我特地去了学校一趟，对班主任说：“我去汶川做志愿者了。”

班主任对我笑了笑：“马上高三了，大家准备高考都很紧张，以后尽量少来学校门口晃悠。”

地震之后，很快就是奥运会了，想起 2001年申奥成功的盛况，这种心情，有点像一张迟未兑现的彩票即将领奖一样。

我决定去看一看，骑自行车去。

我买了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场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A组第一对阵C组第二，中国和新西兰、巴西、比利时一起分在C组，各大媒体已经无数次帮中国国奥队计算过，只要运气够好，胜新西兰，平比利时，负巴西，就能奇迹般以小组第二名出线，对阵A组第一名，很有可能是阿根廷队，到时候我将坐在万众瞩目的国家体育场，目睹中国国奥队创造下一个奇迹。

那是我第一次出门看世界，对周遭的一切都饱含着多年训练过的善意想象：河南人质朴实在，东北人豪爽大方，唯一稍微有些负面的是上海人，小气且斤斤计较。至于我的家乡武汉，自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虽然我正迫不及待地逃离它。

7月25日，我沿着107国道一路向北，信阳、驻马店、郑州、邯郸，以每天大概八九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第八天离石家庄还有50公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弄丢了银行卡和门票。

我想过很多办法：街头路边将就一宿，实在不安全；在国道上拦同样去北京的骑友求助，又拉不下那个脸；也可以像骗子那样用粉笔写几个字：“本人骑行千里去北京看奥运，钱包掉了，落难求助。”然后将自己沿路盖的邮戳一一展示，等待路过的人啧啧称奇之余倾囊相助。

可这样的事儿也做不来。

最后，我想起了救助站。我找到最近的派出所，警察告诉我，石家庄的救助站在火车北站附近，我想起孙志刚，心里有点怕，问警察：“那儿不乱吧？”

他想了想说：“不乱，我往那儿送过人。”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估计也没见过这样骑着上千块钱自行车的求助者，有点傻眼：“你要干嘛？”

我告诉她，我不要钱，也不要火车票，只要借住一晚，等待家里人打钱。终于，她在申请表上填了意见：同意救助。

我问她：“能给我妈妈打个电话吗？”

“这里没有电话。”她回答说。

救助站的格局有点像监狱，我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被简单搜过身后，由两个工作人员带进内层，在身后把门锁上，二三十平米的房间里摆着五六张床，房里有两个人。我有些战战兢兢的，心里想着，不知道要不要像坐牢一样听候老大发落。躺在床上的胖子就嬉皮笑脸地问我：“哥们，怎么了？”

他流利地报出一长串城市的名字：上海、深圳、广州、成都……这些城市的救助站他都待过，我才知道他是所谓“跑站的”——在全国各地游荡，靠救助站来解决伙食住宿。

胖子告诉我，上海救助站的伙食比较好，深圳就不行了，郑州简直没法忍。

“那石家庄救助站呢？”

他摇摇头：“要不是没办法鬼才到这里来。”

说着，他从衣服里掏出一张车票，邯郸到石家庄：“这是邯郸救助站发的，他们只给我买到石家庄。”

隔壁床是一位青海小伙，脸膛黝黑，内向，普通话不好，一脸忧心忡忡。半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天津静海拉拉面，拉了半年，一分钱没拿到，行李还被老板给扣了，警察把他送到天津救助站，这是此行的第二站。

胖子在一旁劝他：“和我一起跑站吧，外面可好玩儿了。”

拉面小伙摇摇头：“我只想回家，以后再也不出来了。”

很快，我们领到了各自的晚餐——一包南街村方便面，没有碗，只能用手捏着吃。

第二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和馒头，饭后工作人员通知我和拉面小伙可以走了，胖子的救助期限早就到了，但他拒绝离开。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递给拉面小伙一张火车票，告诉他：“我们只能给你买到太原，到那里你再联系当地救助站。”

107国道河北段是属于驴肉火烧、羊汤和小米粥的。

行到此处，骑友就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往同样的目标冲刺，我们在国道边吃早点，同桌是一对开越野车来的北京夫妻，和我们方向相反，他们正打算去南方度假。

我问他：“您不打算留在北京看奥运会？”

“嗐，我们北京人不赶那热闹。‘避运’，懂吗，我们北京人都出来‘避运’了。”

我大为诧异，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对奥运会不感兴趣的人呢？接着，他的另一句话让我担心起来：“现在北京稍微像样的酒店都被炒到七八百一晚，你们去那儿干嘛呀？”

在距离北京最后100公里内，我们接受了5次检查站的安检，程序大致相同，协警先上下打量你一番，接过身份证：“叫什么？籍贯？身份证号？”然后斜着眼看你：“你就说说你来北京干什么吧。”

我告诉他：“我今年17岁，骑车来看奥运。”

我又问协警身后的警官：“北京哪里有不太贵的住宿？”

他想了想：“你们可以找那种小型足浴中心，三五十块钱洗个脚，然后加个十块二十的就能待一宿。”

“但是不准去嫖娼啊。”他补充道，接着顿了顿，“不过现在也没有。”

再往前走，国道前方出现一块标牌：您已进入北京市房山区。

8月6日的傍晚，我终于见到了电视里那个好客的北京，大街小巷都播放着《北京欢迎你》，马路上随处可见志愿者服务站，我停车灌水，穿着蓝polo衫的大学生得知我的经历后啧啧称奇：“你的意志品质比我强多了！”

第二天，我坐在离天安门一街之隔的南池子大街，在一家露天面摊吃面，民工、胡同里的老大爷、带着袖章的大妈们混坐在一起。邻桌的中年人姓赵，河南人，在丰台工地上干活儿，工地因为奥运会的缘故暂时停工，这对几乎没有休息日的老赵来说是难得的惬意假期，他来找城里的老乡玩儿，吃得很高兴，就着刀削面仰脖抽下小半瓶燕京啤酒，末了意犹未尽，再来一盘凉菜，指着拍黄瓜对我说：“小伙子，吃啊。”

老板把电视机搬到室外，邻居街坊围在人行道上看球，电视里放的是小组赛第一场，中国国奥队踢新西兰，下半场刚开始，国奥队就被新西兰进了一个。

老赵拍拍大腿：“嗐，中国足球嘛，不中。”

马上就有人用京腔附和：“那是，争光还得看女足，铿锵玫瑰，多棒。”

气氛如同观看综艺节目般轻松诙谐，对足球迷以外的人来说，这场比赛只不过是开幕式前的一点佐料，大家都知道为国争光的项目在后头。

“你要是找不着地儿住可以上我们工地宿舍去。”临走前，老赵对我说。

晚上九十点，鸟巢门口的广场依旧热闹非凡。就像是老北京天桥的杂耍，玩滑板的少年、推着自行车的远征军，全国各地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了这里。水立方和鸟巢相隔道路两侧，在夜色里冉冉发光。明天这里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五彩祥云飘过我们头顶？谁知道呢。

每个人都在情不自禁地“展示”，向世界“展示”，每个人都拉长嘴角，并知道应该拉长嘴角，如果不这样做，下一次将会是什么时候？

这是奥运会前一天的北京，就像一口大锅，已经咕嘟咕嘟快要沸腾开来，所有人都在期待8月8日的晚上。

一位外国女记者带着她的摄像团队无声地记录着什么，我上前搭讪，希望她能采访一下我的故事，我告诉她，我今年17岁，从一千多公里外骑车来北京看奥运。

她笑了笑：“是的，这几天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人。”

我退而求其次：“那您能跟我签个名做个纪念吗？”

她一笔一划用中文写上了她的名字。

广场上，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如同过江之鲫，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选择住酒店或者宾馆，或是睡在马路边，或是睡在南城的地下室招待所里。

一位来自石家庄的中年人如同候鸟般追逐火炬传递的全过程，骑行的距离是我的10倍不止。他把自己的自行车插满了奥运旗帜，如同孔雀开屏，声音自豪而高亢：“我一路自费为国家宣传奥运精神，一路自费！”

另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大娘向路人展示自己的巨幅十字绣，长达七八米，上面是天安门、鸟巢、水立方的图案，从申奥成功开始绣到现在，“目前这幅巨作还在赶制中”，她决心在奥运会圣火点燃的那刻绣完最后一针。

忽然，呼啦一下人群四散，四五个便衣警察把一个年轻人按在地上，从他口袋里搜出几张门票。散开的人群重又聚拢。

“这是你的吗？”警察问。

年轻人眼中露出惊恐：“求求你们别带我走，东西都给你们。”

警察挺和气：“谁要你的东西呀，先去所里登个记，一会儿就放你回去。”

围观的群众都说：“你要配合警察，不要给奥运添乱。”

还有匆匆赶来的红袖章大妈，对着人群说：“大伙儿散一散散一散，不要扎堆儿。”

更晚的时候，我打定主意，准备在后海的麦当劳花25元买了一份巨无霸套餐，然后在这里待上一晚，身边看上去和我想法类似的人还不少。可巨无霸还没吃完，麦当劳的广播就响了：“您好，本店因店面装修将于今晚12点停止营业，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不只是这一家，全北京的24小时餐厅那一晚上都不约而同开始装修。

终于到了8月8日下午。鸟巢门口的道路水泄不通，离开幕式还有不到5个小时，广场上传来广播声：“您好，交通管制区域即将开始清场，请大家离开，谢谢配合。”

身边有人小声议论：“看看能不能混进去，兴许不一定清得干净。”

3点，清场开始了，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城管和联防队员组成一排人墙，手挽着手，肩并着肩，人群四下退散——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们只能往回走。

回去的路上，我试图在交通管制区域内潜伏下来，看看有没有近距离看到开幕式的可能，我问路边执勤的警察：“警察叔叔，请问北辰西路怎么走？”

警察皱了皱眉头：“北辰西路，你进不去啊，那里也封路了，你得等奥运开幕式结束再过去。”

我不死心：“我表哥住在那里，我能让他下来接我吗？”

警察摇头：“不行，只能等开幕式结束。”

那天，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了游行，起初是三五个人自发形成一支队伍，到鼓楼时，这支队伍已经变成了贯穿半个街区的长龙，他们喊着口号：“中国加油，奥运加油！”整齐而急促。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额头上绑着白色头巾的年轻人，声嘶力竭，就像破旧的小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120公里那样发出阵阵颤抖。

一位巡逻的警察尾随两个街区后拦下了这支队伍，用劝导小动物般的口吻：“我也是年轻时候过来的，大家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咱们国家规定啊，游行示威应该在指定的场合，你们可以去水上奥林匹克公园表达自己的热情，在这里聚集会造成奥运秩序的混乱，大伙儿散了吧。”

于是人群就慢慢散去，绑头巾的年轻人一下从人群中心变得无人问津，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多少有些疑惑。

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水上奥林匹克公园在哪儿？”

“好像挺远的，在顺义。”

“那咱们还去吗？”

“算了吧。”

开幕式开始的时候，我坐在姚记炒肝店里吃炒肝，屋子里满是卤煮的味道，墙上挂着牌匾：“要想吃炒肝，鼓楼一拐弯儿”。

没人在意食物，包括厨师和服务员在内的二三十双眼睛都在盯着电视机大屏幕，仿佛在这一刻，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不值得关心，眼前所见的，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当林妙可微笑着对全世界唱起《歌唱祖国》时，我和身边的所有人都感受到，有种确能被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氤氲在空气里，从四周发散开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护送国旗的仪仗队就抵达了旗杆下，广播响起：“全体起立，奏国歌！”

食客里一位扎马尾辫的女孩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发话：“都站起来，唱国歌！”

于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我离开了炒肝店，跨上自行车，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我沿着鼓楼外大街拼命向北辰西路踩去，向那位我虚构出来的表哥的住处踩去。

在路上，我远远的看见美丽的烟火在鸟巢上空升起，五颜六色的礼花一个接一个在越来越高的地方次第炸开——毋庸置疑，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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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怡 杰

90后写作者，酒徒

源济

关军：她说死也要回家，然后纵身一跃 | 人间·再见8

原创： 关军 人间theLivings  2018-12-29

“咚”的一声闷响，赵宝琴跌落到地上，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那一把被她揪下的花草，也在须臾之间落地。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她的身份证。

配图 | 视觉中国

再见 8丨连载05

那一年，当我决定为2008写一部全景纪实的时候，我没想到它惊心动魄到那个地步。

采写了几十个命运各异的08故事，不少还是大明星或焦点人物，我也没想到自己最在意的是下面这个。

主人公是个进城务工女子，普通得像街边的一棵草，从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故事。而且，她就那么静默地躺着，我们之间连一句对话都没有。

直至腊月刚开始的时候，温度计上呈现的都还是暖冬的迹象。春节和奥运都不远了，中国人从未如此忙碌而期盼。

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虽然很晚收工，身心疲惫，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44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总担心遗漏什么——与多数工友不同，过完年，她就不会再回来了。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个家快熬出头了。

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没记错，1月27日20点45分。她并不知道，这张得之不易的火车票，竟载不动她回家的心愿。

老天突然就变脸了，一月中旬起，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而且并没有消融的迹象。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20余万人，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

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每人50元，赶到了广州。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

20点45分临近了，20点45分过了，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持1月25日至2月6日之间车票，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否则，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

由于担心发生大的骚乱，政府部门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广场的高音喇叭里，电台广播里，手机短信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

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情感需求。比如赵宝琴，她必须回去过年，那里有亲人、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与赵宝琴一样，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本就没有成本概念。

《南方周末》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

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民工们相信，只要进到车站，就可以回家过年，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

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你们没有良心！”

贺柳明怒了：“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死也要回家！”

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也显现了出来——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既然可以免费退票，那就去退了吧，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曾拥塞近20万人的广场，一度只剩下3万多人。

赵宝琴他们也返回了东莞。

1月31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滞留广州旅客5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局势重新复杂起来。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这次滞留的人数，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

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

离上一次吃东西（拳头大的一块馒头）已经48小时了，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在她前面，不断有昏厥的妇女、儿童、老人，被人们举过头顶，手手相传送出来。

据说，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最高的时候，“引路费”叫价为500元。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

2月1日白天，老乡得到一个消息：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跳进火车站。

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哪怕有人说，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

那天夜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脚下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

高架桥有两条分支，一高一低，类似于“水立方”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板，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要通往火车站，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赵宝琴有点眩晕，她让其他人先跳，自己得壮壮胆。

2008年，威亚（wire）在中国被广泛使用，仅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上，高空特技就一再上演，演员们被吊在旋转的“地球”上，被吊在30吨的“记忆之塔”上。假如那时候赵宝琴也能有一根威亚，该有多好。

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就看赵宝琴的了。跳过去，坐火车，换巴士，再换小三轮，就能到家了。

赵宝琴的家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大城村，毗邻宁夏，那是一块贫瘠得连野草都鄙夷的土地。赵宝琴三代同堂，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二弟瞎了一只眼，小弟从小智力有缺陷，全都讨不到媳妇。只有妹妹嫁了邻村相对宽裕的人家，但每次偷偷贴补娘家被发现，都要遭丈夫一顿暴打。

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女儿5个月的时候，丈夫就离家出走，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

2004年，赵宝琴开始得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为了支持女儿读书，赵宝琴离开村子，外出谋生。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在北京做过小保姆，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做什么都无所谓，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零碎的工作，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年多以前，听村里人说，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赵宝琴身体羸弱，三四年前还切除了子宫，加之没有什么技能，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查衫，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月收入1000元。

临去车站前，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她请雪莉放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而且，再也不出来了。

赵宝琴背着包裹，忐忑地站到了“十米台”的边缘，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奋力一跳，却没能如愿踏上“三米板”。她所跳离的位置，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她疾速下落，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

在跌落的瞬间，她张开一只手，本能地去抓高架桥道路旁的花草，而另一只手，还死死攥住那张火车票。

2月2日这一天，噩梦频繁造访几近崩溃的广州火车站。

是日凌晨1点40分，赵宝琴高空失足；5点20分，32岁的湖南人李满军死于复合伤，他试图从广州火车站的天桥跳下，结果触碰高压电线；也是在这一天，17岁的湖北女子李红霞被宣告死亡，她在前一晚车站外广场的人潮蜂拥中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

“咚”的一声闷响，赵宝琴跌落到地上，就像一个大包裹掉下去，杨小英等人连一声叫喊都没听到。那一把被她揪下的花草，也在须臾之间落地，零散地分布在赵宝琴身边。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时，赵宝琴的包裹已经不见了，里面有她的身份证。

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赵宝琴头部肿胀，比原来大出一圈，嘴角还在流血。广州的一些媒体，以及英国《卫报》，都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生死未卜的女工。两个海外的《卫报》读者，捐出善款，这也成为后来赵宝琴手术的主要经费；一个在广州做保安的甘肃甘谷县男子，热心地跑到病房，他说自己叫魏二林，在报纸上看到赵宝琴有难，都是老乡，过来帮帮忙。

2月4日，妹妹和二弟赶到了医院，赵宝琴并未因此而醒来，依旧处于深度昏迷中。

诊断的结果，赵宝琴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医生完成了一侧的手术，然后停了下来——第一次的手术费61782.25元，赵宝琴家属虽得到资助，仍无力全额支付，欠下了28782.25元。医生提醒说，左髋部的手术必须尽快做，但目前欠款太多，他们爱莫能助。

妹妹记得，赵宝琴在村里的时候，缴过2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若遇到特别重的病，好象报销的上限是1000元。但对于此刻的大窟窿，实在是杯水车薪。

二弟想不出办法，哀求院方说，我可以留下给你们打工，一分钱不要。院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很显然，类似的想法他们经常遇到。

医院催促赶紧筹措手术费，接着，他们显出比较通情达理的一面：要是实在连第一次手术费都补不上，你们起码得赶紧出院。

赵宝琴继续昏迷，不知道春节一天天过去，也不知道家人正身处困境。她大小便无意识，每天要用去二三十条尿布，这笔开销太过沉重，以至于赵宝琴弟弟妹妹每餐共同用一盒2.5元的白饭充饥。

弟弟妹妹从来没到过城市，去买尿布的时候，不敢过马路，得拉着魏二林的衣襟——瞎了一只眼的弟弟说，担心自己再出事儿。

魏二林显得见多识广一些，他帮着跑相关部门，又联系毛织厂，希望得到救济或补偿。

跑了一圈，魏二林带回一个难题：民政部门说，按规定，可以发放5000元的救济，但是要见到医院的发票；医院方面说，要开发票得把账先结清。

昏迷10天以后，赵宝琴睁了一次眼睛，从此进入半苏醒状态。稍微清醒的时候，赵宝琴会因身体里的巨痛而呻吟，这时，妹妹把一支棒棒糖递过去，44岁的赵宝琴把大樱桃一般的红色糖球含在嘴里，不停地吮吸，世间之忧愁痛苦仿佛也在缓缓融化。

吮吸完毕，赵宝琴把左前臂举到嘴边，当作了电话话筒——一只缠着厚厚绷带的话筒——“女儿女儿”地喊，她含混地叮嘱：“女儿，你将来要做医生，要记得对病人好一点。”

一位男记者进来采访，赵宝琴将其当作女儿，拉住了他的手。

元宵节到了，赵宝琴病情渐渐稳定，只是家人无法筹措到更多的费用。“回家吧。”弟弟妹妹下了决心，虽然不知道回去以后，他们的姐姐有没有可能修复碎裂的左髋骨。

对于忙前忙后的老乡魏二林，赵宝琴的弟弟妹妹先是感激，接着是依赖，再后来，就暗自提防起来——一个所谓的老乡，又不认识，怎么会这么热心？直到被魏二林送进火车站，赵家人也没想明白，这个不相识的老乡有什么图谋。

回家的列车上，赵宝琴更清醒了一些。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了，只有那张火车票还在，它是赵宝琴无奈之下从“黄牛”手里买的，成交价410元，票面价格271元，那个“黄牛”她还认识。当初被广场广播劝返的那次，赵宝琴曾去退票，但没有成功，工作人员告诉她，那是一张假票。

回到甘肃以后，赵家始终筹措不到足够的钱完成剩下的手术，赵宝琴只能任由身体里一些碎裂的骨骼完成未必严丝合缝的再生。到了年底，这个坚强的女人已经可以扫院子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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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军

人间工作室创始人，作家

源济

那些散落的碎片，凑起了我的2008丨人间·再见8

原创： 一蚕 人间theLivings  2018-12-29

那一刻，建筑物的五脏六腑仿佛都活了过来，楼梯、墙壁、天花板……呼呼喘息着，同时发出轰隆隆的啸叫声，四周墙壁猛然出现一条条左右游走的黑蛇，带着石灰味儿的水泥灰四处弥漫开来。

配图 | 作者供图

再见8丨连载06

“你确定要写吗？”妻子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大抵是个粗鄙的人，生于七十年代初，工薪阶层，挣扎着和妻子生活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小学校里。妻子疑惑的是，她很清楚我并不擅长按照年份或日期搜寻记忆并重现往事——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搞清楚哪一年发生过哪些事，对于当下生活毫无意义。我宁愿自己随波逐流地活着，既不总结经验，也不吸取教训。

我总觉得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真正成熟的不多。第一批独生子女，童年结束迎来改革开放，青春期遇到网络信息时代，刚参加工作正好是改制下岗潮，一直到现在的全民电商时代，总有一种干什么都来不及、抓不住的感觉。时光如惊马，我们就在后面磕磕碰碰地追。

可是这一次，我费力地找到堆放在记忆仓库中的碎片，勉强拼凑成相对完整的故事，和周围的亲人、朋友和熟人频繁地交谈；并竭力洗干净碎片上面因为想象沾染的污秽，力图清理出事件的原貌。我想，我要记录下来的这一年，不管是对于我，还是对于其他人，都太过重要。

或许这一生，都难以忘记。

“

“我啊，我始终记得雪地里的那颗心。”

那天，妻子轻轻合上影集，不忘又补上一句，“还有老家那方碧蓝的天空。”

”

2008年1月10日开始，全国大范围低温，处处雨雪，冰冻千里。 

我家在四川盆地东部，城市植被丰富，四季分明，非常宜居。冬天即使偶尔有雪落下，也总是细小而轻盈，还不如暮春飘飞的柳絮更像雪花。若有若无的小雪粒在风中飞舞，刚一落下，就了无痕迹。

可这一年春节前，小城却罕见地迎来了一场鹅毛大雪。整个城市都被厚厚的雪温柔地包裹起来，静谧而安然。

妻子说的“雪地里的那颗心”，其实是一尊雕塑。2008年初，我和妻子两人好得蜜里调油，达到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不仅能烹煮食物，还能兼具调制浪漫的程度。那天是周末的午后，没待雪停，我和妻子就决定出门步行，准备花半个多小时走回父母家，省掉1元公交车费的同时，还能享受雪中相偎相依的别致情趣。

一路赏雪玩闹，走到父母居住的小区门口，两人的鼻头都变得通红。正一边彼此打趣，抬头就看见那颗美轮美奂的心——那是一个小小的雕塑，一颗孤独的心矗立在黑白世界中，正上方有一双扑向天空的手，纤细而柔弱，平时在繁杂的草木掩映中毫不起眼，这次雪落下来，却仿佛瞬间被施了魔法，一下显出了美的意境。

我俩在“心”的前面徘徊，四处望望，又相互对视，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离去。

那年五一，我与妻子赶回妻子的老家抢收油菜籽。

妻子的老家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距离 “天下第一雄关”剑门关开车不过十余分钟。小山村坐落在剑门七十二峰之间，“山如眉黛，山村是眉尖痣一点”。

峰峦里露出的一方碧蓝的天空，常挂着几缕白云，桂花树、油菜地、土胚房、碎石路，小山村依山傍水，一户户人家星落在百万年前的冰川遗址间。溪流潺潺流过山谷，水流中巨石密布，处处残留着冰臼、冰斗和冰漏。

碧空如洗，骄阳似火。一家人扑在一块块沿山开垦的狭小坡地里，割的割，抱的抱。我打小在城里长大，从没干过农活，想出力气却帮不上忙，只有尴尬地捡一捡散落在地里的菜籽杆，或者给大家端茶递水。

| 妻子的老家（作者供图）

时隔十年，为什么妻子还会记得那片天空呢？是因为没等到把收菜籽的活儿干完，我们就偷偷溜走了？还是因为我拉着她两个人爬山玩水、疯了大半天？我想，也许是，也许又不是。

这些小小的瞬间，其实不过只是时间河流中的两朵小小的浪花。那场巨大的灾难就横亘在不远的未来，隔着深渊回望，曾经的一切都无比美好。

“

“那天晚上到处都找不到你们。手机又莫得信号，座机也打不出去。都不晓得你们跑哪儿去了！”

母亲和父亲相对坐着打“干瞪眼”，她一边逆时针把牌一张张捋开，一边慢慢悠悠地对我说：“晓不晓得你爸和我两个有好担心咹？”

”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刚好在教学楼的楼梯上。

正走到二、三楼拐角处，忽然就有些恍惚，觉得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种感觉其实不是那么特别令人难受，只是觉得有些陌生，脑中闪过一阵空白——可能如果这世上真有“穿越”这回事，就是那一瞬间的感受了吧。

紧接着，我就听见从旁边二楼教室里传来学生炸锅似的喧闹，很快，整个教学楼开始剧烈抖动和摇摆。那一刻，建筑物的五脏六腑仿佛都活了过来，楼梯、墙壁、天花板……呼呼喘息着，同时发出轰隆隆的啸叫声，四周墙壁猛然出现一条条左右游走的黑蛇，带着石灰味儿的、呛人的水泥灰四处弥漫开来。

地震了！我折身就扑进二楼教室门口，一把推开教室门，对着一屋子人喊道：“地震了，莫慌张！大家挨到挨到走，靠到墙，往楼底下的操场撤！”

师生鱼贯跑出教室，我返身又往三楼爬。

一边避开涌向楼下的人流，一边扶着抖动的墙壁往上爬。这“爬”是真的“爬”，我把全身力气都用在哆嗦的双脚上，还是摇摇晃晃，既走不快，又走不稳。好不容易爬到三楼，空气中开始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四处冲撞，想要把人抛起来又扔下楼去。我竭力控制住想要奔下楼逃生的本能，背顶着走廊里侧的墙壁，终于挪到了位于教学楼中间的教师办公区。

左手第一间是英语办公室，门大敞开着，屋内乌烟瘴气全是腾起来的灰尘，桌子、椅子、柜子乱七八糟挤在一起，对我虎视眈眈，似乎下一秒就要朝我猛扑过来。我喊了一声妻子的名字，迅速冲进去，四周打量了一圈，连桌子下也看了看。

“没有人，她们几个应该撤离了，太好了！”我一边暗暗安慰自己，一边两步跨出房门，一口气从楼道另一头跑了下去。

等我下楼，最剧烈的震动刚刚结束，地面还有些轻微的颤栗。全校师生都集合到教学楼前的小操场，老师和学生分班级挤作一团，一个个惊魂未定。我远远望见了人群中的妻子，看上去她安然无恙，等她转过头用目光找到了我，我就赶紧扬手给她打了个招呼，她也向我挥了挥手。

我拿出手机，发现没有信号，就赶紧跑到一楼总务办公室，拿起座机听筒听了听，没有出现忙音。“还好，还好，应该能用……”我马上拨着熟悉的号码，却心慌手抖，才两个号码就拨错了。定一定神，竭力让自己镇静下来，再拨了一次。终于听见电话听筒里传来了“嘟—嘟—”的铃声，一声，两声，三声，四声……遥远得似乎来自另一个宇宙。

“喂？”

“喂！爸、妈你们……你们没问题吧？”

“没问题……在睡午觉，衣柜倒到了床上……墙开裂了。”

“没事，没事！地震了！摇得好凶……没砸到人嘛？家里的门还能打开吗？”

“我去看看……有点紧……可以开……已经打开了。”

“那你们莫在屋头了。赶紧下楼！过后我来找你们。”

几分钟后，我再联系他们，发现连座机也打不通了。

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有准确的消息传来，说是大半个北川县城被埋在了垮塌的山体下面，很多人都没了。

我一个同事家是北川县城的，几乎所有亲戚都折在了这次地震中。同事说，她嫂子在县财政局上班，平时两人关系最要好，地震后人一直没找到，最终被列入了失踪名单。“那栋六层高的办公大楼像火车一样往前冲了十几米，楼里的人不知道一下子被甩到哪里去了，啷个找得到哦！”时隔多年，同事都没再回去看看。

余震不断，我们大大小小几百人从小操场转移到了更宽敞的大操场。通讯设备全都不能用，全校几百名师生只有眼巴巴地等着消息。

下午五点多，学生们才被陆陆续续赶来的家长一个个接走了。有的家长在午休时被忽然摇醒，来不及穿衣服就急急忙忙逃出家门，之后也不敢再上楼进屋去拿衣服，又担心孩子，身上只穿着红色内衣就跑到学校来了。在见到孩子安全的那一刻，几乎所有家长都不约而同露出一丝释然的表情。

操场上逐渐空了下来，老师也开始离开学校。我和妻子这才赶到幼儿园，接回光着两条腿只穿一只袜子的女儿。地震发生时，她和其余小朋友正在午睡，都还来不及穿好裤子，就被老师们背着、抱着跑到了屋外。

“别怕啊，就是地球打了个喷嚏。”我蹲下身子，望着女儿的眼睛，挤出微笑安慰她。

“嗯，地球打喷嚏了，地球感冒了。”女儿看着我们，眼眉弯弯，用甜甜的声音细声细气回答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没害怕，或者因为她小，还不懂得什么是害怕。

把女儿交给妻子，我一个人走到外面的大街上，只见满街满地都随处停着各种车辆。不管是在人行道上，还是在机动车道上，都或坐或立聚着东一堆、西一堆低声议论的人，或者尖声嚷嚷着，或者一言不发。 

一个染黄头发身材微胖的中年妇女挤在人群里，眼睛鼓得溜圆，见人就一叠连声叫喊：“惨了啊，惨了啊！我妹妹刚刚从街上转来，说是火车站那边，花园小区的房子挨到挨到一片一片地倒啊！”虽然事后证明她的话全是谣言，但当时在人群里产生的恐慌和不安的情绪比荒原的野火烧得更快，抢购矿泉水和方便食品，也成了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事情。

父母说的“找不到我们”，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

头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聚拢在一起，在家外面的草坪上铺了塑料布和床单，盖着毛巾被胡乱对付了一晚。第二天，我冒着雨买了一顶帐篷让父母和孩子睡进去，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想去医院献血。

因为怕父母担心，也没告诉他们，我们两个人就悄悄走了。当时天色已经很黑了，我们两人手拉着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医院的每个房间都亮着灯光，四周的城市却淤积着浓重得化不开的黑暗。远远望去，泛着灯光的高大楼房倒就像一艘飘摇在风雨里的船。

一进大厅，我们俩就惊呆了——整个医院门厅的地面上，满满堆着像山一样高的脏床单，几乎顶到了天花板。“山”遮住了灯光，整个医院都昏黄而黯淡，我们隔得远，辨不清楚床单上染的一片片深色痕迹到底是什么颜色。在“山”脚下瘫坐着几个年轻男医生，他们裹着白大褂，戴着口罩，或是把口罩挂在一侧耳朵上，都低着头一声不吭，似乎浑身没了丝毫力气。

我们只得轻轻地、悄悄地从门厅退了出来，去到旁边一间亮着小灯、开着小窗的房间。里面一个值班小护士告诉我们，医院暂时还不需要血，不过可以先把我们的姓名、血型和联系方式登记下来，一旦有需要，就马上联系我们。

几分钟后，我和妻子相互扶着走出灯火通明的医院，那天夜晚又湿又黑，黑得像看不到希望，冷得叫人直打哆嗦。

“

“老妈抱着我跑下楼。我正在吃的枇杷一直被我紧攥在手里，流出的汁水把粉色小熊衣服染黄了一大片呢。”

这是女儿对于2008年的记忆。

”

其实，女儿记住的那个瞬间，不过只是大地震之后发生的一次余震。

大地震之后连着下了几天小雨。其间余震不断，我们一家五口在帐篷里住了一段时间，度过了最初几天的惶恐。因为缺东少西，煮饭、休息和上厕所都麻烦，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加上余震似乎也渐渐不太厉害了，一家人就商量了一下，决定晚上在外面睡帐篷躲地震，白天就都回房间，我专门负责煮饭，其他人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父母家房子位于电梯公寓九层，比较宽敞，虽然电梯不能使用，但这个高度也勉强可以接受。电视信号已经恢复，白天，一家人就挤在一起，看电视里滚动播报的抗震救灾新闻，晚上就回帐篷里睡觉，一天一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那天下午，大家正在客厅吃水果看电视，我在厨房准备做饭。忽然觉得一阵眩晕，人也站不稳了，但听见门窗和挂墙上的铲勺“咔啦啦”不停作响，继而整个地面就像汹涌波浪上的木板一样，起伏摇摆不定。

“糟了，糟了！”我暗暗叫苦，一家人全在高楼，来了地震怎么办？心中一阵剧痛袭来，仿佛被一记重拳猛然击打到胃。我强作镇定，摇摇晃晃一口气从厨房冲到客厅，正准备招呼大家一起躲到卫生间去，赫然发现房门已然打开，在如船舱般摇摆的客厅里，只剩了父母亲两人一边扶着沙发扶手，一边关切地看着我。

“别担心，她们已经跑出去了。”母亲先给我吃了一个定心丸，“我和你爸跑不动，我们仨就在楼上等等吧！”

地震发生时，楼层越高，摇摆幅度越大，人的感觉也越明显。有时候明知道钢筋水泥浇筑的楼房不会那么容易倒，可是内心的恐惧却不可抑制地一阵阵涌上来，扼住咽喉，叫人发不出声音。

我叉开腿站在门口，一手抱着门框，一手撑开防盗门，母亲两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父亲一手挽着母亲，一手扶着墙壁，我们三个人保持站立姿势等待着，虽然只有短短十几秒钟，却仿佛像一个世纪那么长。

地面剧烈颠簸了十几下，总算停息了下来。感觉终于可以正常走路时，我带着爸爸妈妈，顺着楼梯慢慢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一到楼下，我就看见妻子抱着女儿孤零零站在楼前空旷处。她和孩子两个人脸蛋都红红的，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走出单元门。一见到她们，我的鼻子不由一酸，赶紧几步跑过去，一把将她们揽到了怀里。我抱她们的力气很大，女儿被我挤得哇哇大哭，手里枇杷早就破了，深黄的汁水混着咸咸的眼泪，染得我们三个人脸上、衣服上到处都是。

“那完全就是下意识的反应。”事后妻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用一句话下了结论。刚一感觉到剧烈摇晃，她就一把抓起女儿冲到门口，撞开门顺着楼梯三步并作两步跑下了楼，最多不超过20秒。妻子在山区长大，身手矫健敏捷，每次我们徒步登山，她都轻轻松松走在前面，如同一只轻捷的小鹿。时常还要帮我负重，或者干脆停下脚步，让快爬不动的我杵着拐杖能勉强跟上她。

我大概算了算，步行下楼要走接近200个台阶，其间还要180度转身16次。我后来试着测了几次自己快速从9楼跑到底层用的时间，就算空着两手，最快一次也花了26秒。

我想象不出妻子是如何仅仅用了十多秒，就抱着孩子冲下了高楼。但我知道母爱常常能使柔弱的女性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力量与速度。

那一天，妻子创造了奇迹。

“

他一口抿干了半杯酒。

“整个小区空无一人，连猫狗都看不见一只。从楼间穿过的风吹响那些没固定严实的门窗，整得楼道里的声控灯都忽明忽暗。我的心一直紧紧揪着，一边走，一边随时准备撒丫子开跑。”

”

阿峰是我的朋友，老家在北方，一米八三的大个子，膀大腰圆，当过几年兵，退伍后分到了燃气公司。地震以后政府组建应急小分队，第一时间就把他招了进去。

平时有事没事他总喜欢找我一起喝两口，酒量大，话也挺多。这十年来，他最喜欢向我不停叨咕的，就是当年在应急分队的经历。

地震以后，由于唐家山大量山体崩塌，两处相邻滑坡体夹杂巨石和泥土堵住了河道，形成了巨大的堰塞湖。据媒体报道，2008年6月6日，唐家山堰塞湖的储水量估算超过了2.2亿立方米，而到了6月10日1时30分，最高水位已经达到了743.1米，地震形成的堰塞有极大可能承受不住巨大的水压而瞬间崩塌，使下游出现无法估量的洪灾。

而有着近百万人口的绵阳市，就在唐家山堰塞湖下游不远处。

| 穿城而过的涪江（作者供图）

绵阳市转移了25万多人，这是事实，绝无任何夸张。当时，市区内所有靠近江河岸边的房屋墙壁，有的在二楼位置，有的在三楼甚至四楼位置，全都画上了一条粗大的白色横线，表示那是洪水可能达到的最高位置。

而所有被画上了白线的房屋，政府都要求居民必须立即无条件搬离，迅速撤到高处安全地带去。在我家附近的208厂区外，整条公路都实行了交通管制，路面上全都是绿的、灰的、白的、花的帐篷，密密麻麻、一顶挨着一顶，里面住着一户户撤离出来的家庭。

6月，绵阳连续放晴，气温骤然升高，搭在户外的帐篷在太阳长时间暴晒下，里面非常闷热。可是洪水安全警报还没有解除，人们只能继续在帐篷里煎熬。疲劳、忧虑加上高温，一些老弱就没能挺过去。

转移完群众后，各社区和街道就由应急分队进行定时巡逻，阿峰也参与到其中。

“所有人撤走以后，那些地方简直没有一丝活气。死一般的寂静仿佛不是来自四周，而是从每个队员心底里透出来。兄弟你想啊，我们小队也就十个人左右，再把两三个人分到一组，撒到黑压压的水泥楼中间，可不就像水盆里放进去几粒盐一样？巡逻时候除了风声，就只听得见自己脚底下走路的沙沙声，越走越心虚，越走越胆寒。”

阿峰带着酒意靠近我说着，反而放大了他原本极力想压低的声音：“我最担心的，还是堰塞湖忽然溃决了怎么办。你想一想，六十多米高的浪头有多吓人？虽然说河岸沿线都有人在监控预警，可凡事都有个万一对不对？万一大水来了，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个‘死’字。”

“没那么严重啊！后来所谓的洪峰过境，我还专门去江边看了的。除了水比较浑，水位线也没涨多高嘛，还不如上游下场大雨厉害。”我安慰他。

“你娃脑壳头一天想些啥子哦！那是因为堰塞湖没有溃决！你说的那次，是上游险情被排除了以后专门针对堰塞湖水位下降的一次疏通。水不一下子涌过来，当然不厉害了！你不记得我们去看过的大直升飞机了？连十多吨的大型挖掘机都能拉到空中飞来飞去。也只有俄罗斯造的那厉害玩意儿，才能把一个个抢险设备投放到堰塞湖的土坝上啊。”

阿峰说的大直升飞机，是当时针对唐家山堰塞湖险情调用的国内唯一一架米-26直升机。一架不够用，当时又向俄罗斯紧急租借了一架。得知米-26直升机停放在绵阳南山机场，我们还专门去看过。

那飞机真的很大，远远目测大约有三层楼高，螺旋桨展开面积比两个篮球场还要宽。

尾声

余震、次生灾害、堰塞湖险情……

时间并没有停下来，反而加快了步伐：奥运会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乳业大王三鹿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

很多时候，我感觉我们所有人被时光背负在背上，离那横亘的深渊越来越远。

2009年春节，我和妻子回趟剑门关老家，在废墟上过了一个特别的年。那时候我总在想，10年以后我们还能记得些什么呢？是噼噼啪啪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还是眼角一滴被悄悄擦掉的湿润？或者是在彼此祝福声中碰出响声的酒杯？

生活总要继续的。

再见8，再见2008。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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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蚕

七零后，属牛

源济

20年前，我被黑书商关了10天丨人间·再见8

原创： 乱记 人间theLivings  2019-01-06

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好好休息，请好假，如果要干，十天之内，必须完成，死也要给我死出来。

配图 |《编舟记》剧照

再见8丨连载07

一直想写文，纪念一下那个年代。

那是一个拥有“绝对出版自由”的年代。所谓“绝对出版自由”，就是当时任何一个书商的总经理，只要坐在办公室里一拍脑袋，几天后，市面上就能出现一本面向全社会销售的“出版物”。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自称出版完全自由的国家或地区，恐怕也没有这种不需要任何登记注册，不需要任何官办报备手续的“出版自由”。

偏偏，在中国的某个短暂的历史阶段，却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在今天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有着自由非法出版的时代。而一些行家，更喜欢使用极为通俗的行业用语，简称那个时代为“黑书时代”。

1998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了羊哥的电话，希望我可以成为他的“写手”。

羊哥是个出版商。用当时的话说，他是一个很懂“二渠道发行”的大书商，通过出版通俗杂志扬名业内。

据说，羊哥曾因出版两本杂志——《世界十大富豪》和《中国十大富豪》，便赚了800万，在圈内有“中国杂志之王”的美称。当时，大批量出版一本杂志的印刷费用不到1元钱，而杂志的零售价通常为10元，书商通常以5折的价格给批发商。

当时，那两本杂志各印了100万本，羊哥赚得金钵满盆，粗算就有800万——而在当时，千万富翁极少，亿万级富翁多用来描述境外富豪。

与羊哥结识，源于我写的一篇稿被别人卖给了他，据说销售成绩还不错，羊哥便记住了我。

能够成为羊哥的写手，且可以获得他的信任、亲自为他写稿，得让他欣赏才行。用羊哥的话说：“一般的写手，都找不到我。”

羊哥本就是一个商人，欣赏或不欣赏，通常只用业绩说话——他就是再不喜欢你，也不可能不喜欢你能为他赚钱的手艺。

当然，羊哥在写手圈的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羊哥办公室的老板台上，放着一个醒目的提示：闲谈，请不要超过三分钟。

文字由羊哥亲手写下，也严格执行。他和写手谈事情，通常是倒茶、吹牛三分钟，便会直接切入正题，告诉写手写什么，什么题材，多少字，何时给他交稿。最后问一句：“写吗?”

写手若答应，羊哥便拿出一沓钱来，数一数，放到你面前。通常，这是为羊哥写稿总收入的30%，算定金。

和书商合作久了，写手们都明白，不预支定金的合作都是放屁。羊哥从来做事都是给定金的，说明他已经深思熟虑，并承担风险——能够和你一起承担风险的承诺，这才是有效的承诺。

写手收钱后，羊哥便会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几笔，包括收了多少钱，何时交稿等。整个过程，写手只带一张嘴，包括收钱，也从来不用给羊哥签字打收条。

写手完工后，羊哥通常也不会看，只是清点一下稿件的字数，确认稿件的数量够足之后，便将剩余的70%款一分不少地给你。

当然，若写手实在写得不好，羊哥最终用不上，钱也会一分不少地给你。只是，在羊哥的心里，你从此就不会是他的写手了。所以，写手和和羊哥“合作”，是本着做生意的想法去的，不好好做，无疑是坏了自己的生意。

毕竟，文人卖文，书商卖书，各有分工和活法。

通常第一次和羊哥交流时，写手一般都不知道自己的东西将登载到何处，卖到哪里以及署什么名，而且万一写的东西被改成了反动的、黄色的文字，那也是要蹲大牢的。因此，多少有些不放心。

每当羊哥一听这话，就嘿嘿一声冷笑：“你以为书商是什么人啊？你敢写反动的，他书商敢帮你印？写书坐牢，我书商还能保命吗？再说，写黄色的，你能写得过金瓶梅、肉蒲团吗？反正都是黄色的，盗印这些黄书，还不用付稿费呢！”

所谓文责自负，没有了这“反动”和“黄色”两项负担，写手们自然也胆大了。

所以，这天，当我放下羊哥的电话后，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也不免嘀咕：“羊哥到底想让我写什么呢？”

通常书商要写手写什么，是打死都不会在电话里说的。主要是怕你不写，又把计划泄露了，更怕你带着他的计划和别的书商合作，这就相当于把商业机密给卖了。

当年，这个城市里书商云集，而书商与书商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方面——发行能力、写手和题材。

其中发行的竞争不大，只要各有好处，发行问题书商之间甚至可以互相帮忙；其次，写手资源原则上也能合作，“用钱招呼过来”就可以。因此，书商之间的竞争，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题材，题材通常都出自书商们自己的脑袋，能抓到当下最热门的题材，这才是书商的核心竞争力。

这天下班之后，我便去见了羊哥，没想到我这是自投罗网，因为此次羊哥找我商量的事情，正是要“关押”我。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羊哥坐在办公室里，一见到我，就直接冲我笑骂了三句“他妈的”，说时脸上又泛着笑，还起身为我端茶，让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这个人真蠢，没有听你的话，损失五百万啊。”羊哥笑着说。

“我有这么大能量？你一句话不听我的，就能损失五百万？”我更懵了。

“是啊！你看看就知道了。”羊哥说完，随手把几本厚厚的书扔到我的手上。

原来是《斯塔尔报告》。

之前那段时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实习生莱温斯基正闹绯闻。全世界吃瓜群众都在观看一场充满八卦的政治大戏。

当时羊哥和我通电话，听我讲政经形势和新闻热点，我提议可以做莱温斯基，然而羊哥当即就否定了，说：“中国人对国外明星不敏感，除了足球明星。”

可也就是不久前，1998年9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调查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报告》一字不少地公布在网上，其中还有尺度颇大的“香艳”情节。一经发表，连美国国会的网站都瘫痪了。当然，中国吃瓜群众也想看，只是当时中国互联网还不发达，网民还不多，懂英文的网民就更少了。

而我手上这本，就是《斯塔尔报告》的中文版。

“这才几天！美国连英文版的纸质书还没来得及出版吧，怎么竟有国内出版社出的中文版？”我翻着书，不解地问。

羊哥这才颇有些遗憾地道出这书背后的故事。

据说，出版《斯塔尔报告》的书商，在美国国会公布《斯塔尔报告》当天就请人从美国下载了英文全版，通过邮箱发回中国。

在此之前，这位书商就已经设计好了封面，一拿到英文稿，立刻指挥提前请来的一百多位大学生做英文翻译。每个大学生只分一小段，旁边有人打字，进行流水式的作业。

最终，翻译的人实在太多，连人名、地名都无法统一。统稿的老师知道书商给他的时间不多，能做的不是改正翻译错误，而是只能尽量将人名、地名统一，就仓促出版了。

但对于吃瓜读者来说，错漏百出无所谓，能够满足三级片般的丰富想像就可以了。于是，书一上市场很快卖断货了，书商赚了500万后却不敢再版，毕竟没有版权，还是有风险的。

当然，等美国那方面反应过来，市场早已经没有了这本书的踪迹，总不能到读者家去查抄吧？

“这次，你不是要我帮你写莱温斯基吧?”我问羊哥。

“没意思了，人家把钱都赚完了。现在就是到美国买版权，出正式版，看的人也很少了。”羊哥摇摇头，又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他这次找我想让干一票大的。因为这个题材是他的一个哥们出的，对方找不到适合的写手，他就提议找我合作。不过，时间要快，要像出版《斯塔尔报告》一样，快速推向市场。他们已经计算了出版时间，要我在十天内，弄个几十万字出来。为此，便准备把我“关押”到一个“军营”里，后勤吃喝有人搞定。

“但你只能用笔写。”末了，羊哥加了这一句。我知道羊哥喜欢用笔写作的写手。一来当时电脑写作还不普及，而且，羊哥对用电脑写作的写手不太信任，总觉得他们可能会抄袭别人，或者用自己的旧稿来凑数。

没过多久，羊哥的哥们也来了。羊哥介绍说，那个人叫虎哥。我一听，心里便默默叹了一声：“原来他就是虎哥啊！”

1997年，戴安娜王妃骤然离世，虎哥一听这消息，便悄无声息地去香港带了一大堆戴安娜的资料回来。没过几天，一本数十万字、有关戴安娜死亡的书就面世了，很快便风靡全国。据说虎哥那次也是几百万的进帐，连反应神速的香港出版商也惊叹这是大陆的“出版奇迹”。

虎哥手上拿着一套琼瑶的《还珠格格》。我已经隐约猜到，这次的题材应该跟《还珠格格》的热播有关。

和我寒暄了两句，虎哥依旧没有说明来意。而是和羊哥一起捧着书，用极其专业的口吻，计算着《还珠格格》的印刷费、发行费及目前的市场销售量。

一分钟后，两个人便计算出这本书最后可能在市场上有几百万的进帐。

“《还珠格格》引进内地时，电视剧还没播出，琼瑶也对大陆出版市场不了解，只好一次性地把《还珠格格》大陆地区的出版权，卖给了内地的一家出版社。哪知，电视剧大热，这出版社捡了个大便宜。”虎哥说得头头是道，最后看着羊哥补了一句；“如果手脚做得快的盗版书商，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我心想，他们不会让我也写一部假的《还珠格格》小说来赚钱吧。不过仔细一想，可能性也很小，如果他们要盗印，直接用原本就行了，还用得着找写手吗？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

“莫非这次找我，是因为贾主编的事儿？”我问他们。

“当然，这是找你的原因之一。”羊哥点点头，转身又和虎哥商量起如何“关我十天”来。

前段时间，的确有一件和《还珠格格》有关的事情找到了我头上，而且和羊哥也有关联。

那天，一家娱乐杂志的贾主编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吃饭。

事实上，贾主编的这个“官职”并不是杂志社官方任命的，而是由承包这家杂志广告发行的广告公司所托——从八十年代后期起，中国的期刊市场和书籍出版，便开始出现乱局，“通俗文学”一时大热，全国几千家、包括地区级拥有内部刊号的文学刊物，全部面向市场，开始出版读者们“喜欢的”通俗文学。

有些偏远地区的文化单位，杂志经营困难，便索性将杂志刊号以广告或发行业务的名义，“卖”给广告商或发行商，同时也把制作、印刷和内容的生产让了出去。

一个刊号一月就能卖上几万元，而且自己的职务工资还一分不少。只需要让这些广告发行商自行任命一个“执行主编”，自己进行采访编辑，最后送到他们这些真正的主编或编辑手上，署上他们的名字，一本合法的刊物，就以这种非法的方式流进了市场。

因此，即便这些书被文化出版部门查获，只要拿出真刊号的合同去抵数就可以了。而与他们合作的“真主编”自然也会出面，为这些书商摆平事情，至多最后来个违规操作，罚款了事。

“贾主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假主编。堂堂正正地坐在公司为他设置的“主编室”，名片上也印了执行主编兼副总经理等好几个官衔。当然，到了正式出版时，贾主编的名字虽然也在刊物上出现，但就不是执行主编了，而是执行编辑。至于他领导的一群小记者，则把名字全混在发行部广告部的队伍里。

和贾主编一见面，他就开宗明义，说自己准备策划一个和《还珠格格》相关的大新闻，这势必会在中国娱乐圈引起“绝对爆炸”，他希望这个新闻的具体执行人是我。

“从此，你将成为一代名记。”贾主编朝我使眼色。

“贾主编你自己为何不做?”听了他的话，我本能地回了这一句。

“我当然想自己干，但这次特刊，我是执行主编，不能自己写自己编。”贾主编显得有些为难。

这道理多少有些勉强。“那你想策划什么大新闻?”

贾主编继续卖关子：“一会来个人，你就知道了。”

没多久，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经贾主编介绍，这人是影视演员，和《还珠格格》剧中的一个当火的女演员“关系非同一般”，他想谈谈这个“关系”。

我连连“喔”了几声，恍然大悟，要是真是如此，“他和她的故事”这的确算是个大新闻。见我上了路，贾主编便推说编辑部还要看稿，不想影响我对男演员的交流采访，便提前走了。

男演员的讲述一点都没有偏题，而是直接把“他和她”的故事，特别是“她”年轻时与当时“他”之间的情感故事，包括许多男女之间交流的细节，全都告诉了我。

坦白地说，当时我也没有准备录音，毕竟是写一个娱乐新闻，又不是一个投诉的社会新闻，根本不曾想到他会讲得如此细致。采访时，虽然有笔记，但采访结束后，需要真正成稿时，我还是非常犹豫。毕竟这只是男演员的一面之词，依照新闻操守，我们需要就男演员说的话，找那位女演员进行确认，无论“她”是证实还是否认，甚至 “不回应”，也都算是有个说法。

可是，当我把想法和顾虑告诉给贾主编时，贾主编嗤之以鼻：“你太胆小了，这是娱乐新闻，娱乐新闻有几条是真的？台湾香港都是如此，你怕个鸟？再说，你以为她这么好联系啊，真联系上就是独家新闻，还需要你写‘她和他’的故事啊？”

我说：“你不怕，你写，你今天是执行主编，明天被告的可是我和你们杂志社。”

贾主编一听，立即说：“让她来告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的策划目的之一，我们的杂志社，经她一告，不就红了吗？发行不就上去了吗？打个官司输了也没关系。”

我对贾主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这种没经核实的新闻，发出来麻烦太多，而这送上来的大新闻，明显就是男演员想炒作，哪怕最后女演员把他告了，他也能火一把。或者，这个男演员明天反悔了、不承认了，就让我这个写新闻的成了一个造谣者。

贾主编问我想怎么办。我便问，这个“他”和“她”之间，有无亲密的合影。

“图还真没有，不过我们会让美编，把他俩的早期图片进行合成，但像素太小，做个小图还行，做个大图成封面，肯定不行。”

我和贾主编不欢而散。

没多久，贾主编还是找人写了一个5万字的头条，并做了特刊发行，而担任这个特刊发行的书商，便是今天把我找来的羊哥。

不过，这个特刊卖得并不好。这我倒可以预见，毕竟那就是一则娱乐新闻的体量，就算是把男女之间那点儿事写得再细，也就是那样。再说这个男演员的司马昭之心，读者也懂。

羊哥倒是毫不避讳：“贾主编当时还吹牛皮，说他策划的大新闻卖不了100万、也能卖个50万册，结果事实上只卖了5万本，现在还没结账呢。而且，他们这次特刊的刊号费，要得特别狠，平时也就一两万，他说这是一个特刊刊号费，说要打通上面的审查关节，向我要了20万，还得先交钱。”

这样算下来，羊哥确实亏了不少。

“上次不赚钱，这次还做这个题材？”我打趣道，“莫非是这次要用假刊号？”

羊哥一听，立即说：“这次用真刊号。而且，你弄完了文字，我还要坐飞机去送审，既然想做大，肯定得用真刊号，要不查下来不就栽了。上次贾主编没做成，还是他的稿件不行，现在的老百姓，哪有这么容易上当的？没有真料，他们会买？”

说到这，虎哥也上前补充：“这次你就放心，刊号我们肯定不会假，这一两万的刊号钱，还真不是什么事情。而且虎哥我最近又跑了香港台湾，花大价钱，从香港和台湾买回来大量的杂志和报纸，全是和《还珠格格》有关的资料和图片。到时，这些资料，肯定要全部给你。你的任务就是10天之内，把这些资料进行编辑，串连成新的杂志。你今天回去准备一下，好好休息，请好假，如果要干，10天之内必须完成，死也要给我死出来。”

羊哥还向我建议，如果是涉及到琼瑶和演员的真名和生活，就不要胡编乱造，毕竟这次是用真刊号。

“但如果是电视剧中人物的角色，就可以展开来写。毕竟那是虚构人物，你可以猜测人物角色和故事未来的发展，也可以从一个读者和粉丝的角度，写他们的结局可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有几种发展方向。比如，他们的爱情是否会有新波折等等，这些都是读者最关心的桥段，也不会引起官司。而且，大众都在等着《还珠格格》的续集，这些内容也是读者最想知道的。”羊哥说得头头是道。

最后，羊哥用他一贯干脆利索的口吻，做了总结：“明天你来我这报到，稿费会给你很高，提前完成有奖，推迟完成要罚。”

回到家后，我和女朋友商量了一晚。

女朋友问我有没有风险，我说：“风险基本没有，因为写的东西，出版前事先会经过审查。那些卖刊号的官员虽然贪钱，可他们更怕风险，只是10天时间之内，可能会累死，毕竟量太大了。但钱也多啊，10天的工钱，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

第二天，我便打电话向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急事，要请假一星期，刚好前后有两个周末，加起来一共九天。

如果时间到了，再让女朋友打电话去给单位加请一天。而且，我那个单位，任务本就是一阵一阵的，此时正好是一期刚结束，一期又没开始之际，单位以为是我家里出了什么急事，便同意了。

早晨起床，我便直接去了羊哥处。女朋友担心我，专门陪我一起去见羊哥。

我先是从羊哥那里，领了一笔定金，全部给了女朋友，让她赶紧把钱到银行的柜员机上存了，然后再去单位上班。

女朋友拿着钱，一时心情复杂，目光里闪着幽幽的光，看着我和羊哥，仿佛生死离别般。等到我和羊哥一同走到了一个“军营”门口，她的身影还在风中。

所谓“军营”，其实并不是什么军事基地，而是一个供军人或军人家属使用的住宅区。虽然地处城市的闹市，但小区管理自成一体，估计就是从前的“大院”吧。

羊哥选择这个地方，估计是怕别人干扰。毕竟，一般的市民进这还不太方便，羊哥能带我进来，也是因为通过关系，租了里面的几套房子。

我被安排在一幢高楼的顶层。三室一厅的大套间，比普通的商品房要大一些，屋子里除了我住的一间房，其他两间也摆着床。房间空无一人，有洗手间和热水器。不过，在后来的十天里，洗手间我是用过的，但热水器我动也没动过，因为我根本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

厅里放了两张办公桌，上面堆着一大堆空白的稿纸，估计都是要给我填字用的。另有一大堆资料，台湾香港大陆的都有，还有一堆圆珠笔、一个水杯、茶壶和一些零食。

我和羊哥进来后，两个小妹妹也跟了进来。羊哥介绍说：“这两个小妹，都是公司的电脑打字员，她们这十天，住在下一层的另一套房里。”

两个小妹采取轮流值班制，随时将我写好的文章进行电脑录入。除此之外，我和两个小妹想吃什么、喝什么，尽管开口，会有人立即送来。

我朝羊哥苦笑：“你以为我有这么多时间吃东西啊？我能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羊哥朝我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称不打扰我了。又吩咐了两个小妹几句，便离开了。

我先是和两个小妹重复了一下工作流程，她们会不时上来看看我，一旦有可以打字的资料，就会取走，24小时、无论白天黑夜，她们随叫随到。

我很快就开始了工作。

开始，还是相对简单的，毕竟只是做些资料的连接。只不过，一边做连接，我得一边构思接下来该如何“创作”？方向是什么？一个人能干到多晚？

有时，甚至小妹踩着细步，过来送吃的东西或上楼来拿稿件，我也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第一天，我也不知道干到了多晚，此时，一个同样满眼疲惫的小伙子进来了。原来，他是主要负责为我做后勤工作的。晚上也要回这里睡觉。

小伙子也显然经过老板吩咐，不敢和我这个“作家”说话，走起路来也蹑手蹑脚，生怕会吵醒我这个正在写字的机器人。

大概半夜时分，小伙子起来上厕所，看到我仍在客厅里忙着，便赶紧解决了问题、立即缩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不过，等小伙子一早醒来，准备悄然离开时，我已经早早起了床，又坐回了办公桌前。

那10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共工作了多长时间。只知道眼睛实在是睁不开了，才把手上的笔扔掉，全身疲软地走进卧室，倒在床上，一下就睡了过去。

到了工作的后期，我甚至不知道是第几天了。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僵硬，不仅抓笔的右手在几天之内快速结了茧，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有一种僵硬得如钢条、无法自如地转动的感觉。

我一度有些害怕，生怕自己这样下去，恐怕最后要被人抬出屋子，便赶紧把大厅当跑道，转着小圈跑动起来。一边跑圈，一边继续想着稿件。

跑了好一阵，才感觉舒服了一点，又不敢占据太长时间，赶忙重新坐回办公桌。

记忆里，那十天中，我只接到过一个电话。同事都知道我请假了，工作上的事情不会找我。就是那一个电话，我也只是讲了几句。对方听说我在“外地”之后，便不好意思多说了——当时移动电话的漫游费还相当的高。

而这个电话，也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次与人的对话。

女朋友知道我被书商“关”了起来，也不敢和我打电话，我们事先说好的，除非有急事大事，否则她自己一个人就好好待着。怎么说，我们也要看在钱的份上。

工作完成后，打字小妹告诉我，她们两人在那十天里，一共打了几十万字。其中光我手写的字，就有30万。

也就是说，我平均一天的写字量，达到了3万。

十天终于过去了，我又看到了羊哥。看上去这些日子，他也没有好好休息，一脸憔悴。

羊哥说，自己刚刚从印刷厂回来，马上要去机场，这次他来，是想在去机场前，把应该给我的尾款付给我。

事先也早说好，即使是这些书稿不合格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出版，应该给我的稿费，依然一分不少。我把钱揣在怀里，摇晃着身子走出大院。原本想去银行把钱存了，只是感觉自己，连去银行柜员机的力气都没有。

出了院子，我挥手叫了一辆的士。

上车后，我告诉司机住址，然后钻进出租车的后座，将瘫软的身子靠在软椅上，想睡一阵。

车到了家门口，司机把我叫醒，我拿出钱给司机，司机很快就找了数给我。我伸手抓过，一把塞进口袋，眯着眼，朝自己的家走去。

醒来时，才发现衣服也没有脱，女朋友早已回了家，怕吵醒我，不敢帮我脱衣服，也不敢在家里做饭，就去外面买了菜和水果。

只可惜，这十天的辛苦，最后都付之东流了。

事后，羊哥告诉我，他们这件事没做成。因为，当他带着稿件搭飞机去送审时，才知道出版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原来，当时因为有关《还珠格格》与其演员的出版物太多，一时铺天盖地，其中盗版猖獗。文化部门见如此情势，突然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清查围剿。羊哥准备买刊号的杂志负责人，此时因为担心出事，没有批准这个刊号。

事后，羊哥并没有把这事怪到我的头上。毕竟在90年代，他这样的千万富翁在中国也不多见，对于写手稿费的这点损失，他自然觉得是“湿湿碎”（粤语，毛毛雨，小事情）。

而这次“书稿流产”事件，似乎像一个预兆，第二年，羊哥与虎哥就结束了他们自己的书商生涯。

1999年，让书商们一路都在追捧几个新闻热点——第一个是有关千年的题材，包括最热的千年虫；第二个是大阅兵，即在当年国庆节举办的国庆50周年大阅兵；第三个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事；第四是对某邪教的强力查处。

我记得很清楚，大使馆被炸当天，我被一个哥们的电话叫醒，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睡觉。他就在电话里吼，他妈的你现在还敢睡觉？全城都在游行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你赶紧起来，我们一起去写稿，现在，为书商写稿，就是我们的爱国举动，我们要一起写出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文章，拿起笔来，为保卫祖国的尊严而战斗！为“爱国”、发小财！我当时还一头雾水。

而羊哥和虎哥，则分别摔倒在邪教和大阅兵的题材上。

1999年以前的几年，当时该邪教还没有受到如此严厉查处。许多出版社，甚至是官方的正式出版社，都有出版涉及该题材的作品。当然，事后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理。

当时一张邪教头目的画像，要卖到100元，消费者还不能叫“买”，而是要花贡钱、把其“请”回家。因此许多书商，便乘机大量印刷，一张几毛钱或几块钱的画像，以50块钱的价批发出去。零售摊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羊哥就是因为这事，最终进了号子。毕竟，出版社的错误主要是错误，而这些书商的过失，大多都涉及到非法出版——不查处时没事，碰上严打就很容易进去了。

而虎哥退出江湖的原因，更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原因。

当时，虎哥做了一个大阅兵的题材，大概叫“大阅兵揭秘”吧。把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要参加阅兵的部队番号，系列武器一一展现，所选图片，也都是威武雄壮的革命军人。他原以为，这种题材完全可以躺着赚钱，不想出的事情，差点把他吓死。

当虎哥接到“内部消息”，要自己赶紧逃跑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情。两兄弟一边分头跑，一边觉得自己这回如果被抓到了，恐怕是要被枪毙的。只是天网恢恢，没过多久，两兄弟就先后落了网。

直到对他们进行审讯时，虎哥才明白自己犯错的原因。原来，国家强力部门最主要的目的，不是查处他们非法出版，是想搞清楚，虎哥这“大阅兵揭秘”一书中所涉的武器和军种以及部队番号，当时全是军事机密，是不是虎哥他利用与“军营”接触的机会，盗窃了国家的军事机密？

虎哥听后，赶紧为自己辩白——原来，这些资料是虎哥从境外购买的。他原本以为，这些境外都能买到的资料，就肯定不是军事机密了，毕竟这是连反动派都知道了的东西，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被怀疑盗窃了军事机密。

事后，虎哥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了地方，罚款了事。

从那以后，羊哥与虎哥，再也没有从事书商的行当。

后记

中国出版历史上这段诡异的时光，到1999年尾，也就基本结束了。

多年后，我曾见到一位故人，再次聊起这段历史，才突然发现，相处了那么久，我竟然连羊哥、虎哥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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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记 

明知真相又不敢实言者，

乱记人间。

源济

南下打工，我是座上宾，母亲是佣人丨人间·再见8

原创： 品芽 人间theLivings  2019-01-06

我和妈妈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再也不想在服装厂多待一分钟，哪怕今夜露宿街头，我也要带妈妈离开。

配图 | 视觉中国

再见8丨连载08

1998年的夏天，我加入南下打工的队伍，来到了广州。

家乡小镇一天一班到广州的绿皮火车已没有坐票，我与一群外出务工的老乡混在一起，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经过三天两夜漫长的硬扛，终于来到这个未知的城市。

同学张静来接我。正值酷暑难耐，见到她时，她的衬衫已经湿透，汗水还顺着脸往下滴，脚下的地面已是湿漉漉一片。带着同学重逢的喜悦，她说了一句：“你终于来了！”我也流着汗，有些不好意思，笑笑说：“给你添麻烦了。”

张静帮我提着行李，带我穿过广州火车站人流拥挤的广场，到流花车站上了去天河的班车，经过两小时的车程，总算到了她租住的地方。在这个屋顶阁楼上的小屋里，除了一张小床、一张小桌、一把小椅，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空间。

到晚上睡觉时，我才发现了更尴尬的情况：原来这么小的小屋，还是张静和另一个女孩合租的，我的到来，让她俩只能收起小桌子，在地上铺凉席打地铺。

她俩都让我睡床，我没有同意，自己执意睡到了地铺上。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在地铺上辗转反侧，窗外没有月亮，但霓虹的光波却使夜空格外的亮。

遥望着夜空，我突然开始挂念——不知在深圳的父母，夜里睡得可好？

事实上，我选择来广州打工，就是因为家里的变故。

我的家乡算是国内有名的酒城，父母都是国营酒厂的职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酒厂的经营开始走下坡路，为了搞活经营，开始搞承包。父亲在3年前承包了酒车间，却也没能如想象那般有什么改善，反倒亏损严重、欠债无数。父母的那点收入和我在乡镇中学做教师的微薄工资，基本上都用来还债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8年年初，在父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被酒厂“一刀切”，下岗了。

下岗来的太突然，父母与所有的工人一样，一次性买断了工龄，可买断款还不够抵债。人到中年，除了酒厂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傍生的技能，在老家根本找不到事做。没有还清的外债，让我们一家陷入困境，父母求爹爹告奶奶，才去了深圳远房亲戚的小餐馆打工。亲戚小本生意，工资也苛刻，两人每月工资才几百元，除去生活费，就算省吃俭用，也剩不了几个钱。

虽然父母希望我留在老家，继续安稳的生活，但我在反复思量后，还是下定了决心：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勇敢地迈出步子，到大城市寻求机会，尽管前路未知，但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想要试一下，替父母分担起家庭的重担。

父母见我决心已下，也无可奈何。在他们去深圳打工两个月后，我交接完了两年的中学教师工作，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伴随着脑袋里火车“哐当哐当”的回响，我睁着眼等到了天亮。

第二天一大早，张静单位有事请不了假，匆匆把我带到天河周边逛了逛，就急着去上班了。

大街上人来人往，炙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大概是睡眠不足，我的头有如针扎般灼痛。

我没有方向地闲逛，突然发现前面人潮涌动，走近一看，原来到了南方人才市场——张静说过，这里是广州最大的人才市场，我知道这就是我找寻希望的地方。想想自己已经有了两年在学校教书育人的工作经历，我给自己打了打气，走了进去。

可一跨进人才市场的大门，我就懵了：到处是人流和嘈杂的声音，除了攒动的人头，我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无意识地随着人流走。

忽然，有个男人拉了我一下，问道：“第一次来找工作吗？”

我一看他胸前挂着工作牌，写着“工作人员”，便答道：“是呀。”

他说：“有个工作很适合你，招聘的单位在那边，我带你过去。”

正在发愁不知怎么找工作的我心中暗喜，于是跟他走了过去。他把我带到人才市场大门边上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面前，介绍道：“这是卢主任。”

男人与卢主任低语几句后，女人开口了：“说说你的基本情况。”我很快介绍完我的情况，卢主任很满意，说：“我们是外贸公司，很需要你这样的外语人才。”说完，稍作停顿，又看了看四周，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现在就带你去公司看一下，明天就正式上班。”

我内心这叫一个激动，这就找到工作了！

跟卢主任走了一段不算远的路，进到一座高层写字楼，大厅金碧辉煌。她介绍到：“这是我们公司的前台，办公在二楼，我们先去办公区看一下。”上了二楼，有十多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卢主任说，外贸公司都挺忙，上班就像打仗一样。她带着我把每一间办公室都介绍了一下，最后，在走廊尽头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前停下，告诉我：“明天就来这里上班。”

看着这么舒适的办公环境，我不住地点头。忽然背后传来一声“小卢”，转头一看，一个男人正从洗手间出来。

卢主任叫道：“李总！我正要找你，这姑娘挺不错，我准备招进来，你跟她聊聊。”接着向我介绍：“这是我们的李总。”

李总说道：“好呀，不过我办公室空调坏了，正在修，要不我们去前台坐坐？”

回到前台的茶座，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李总显得很热情，直接说：“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呀！卢主任看中的准没错，啥也别说了，明天就来上班吧。”然后又一拍脑袋，说道：“服装公司的人来了，公司今天正在统计做工作服的事，还有很多事情要我去处理，我先走一步。”可刚走几步，又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回头对卢主任说道：“要不把她的工作服也做了？”

卢主任爽快地答应了，上下打量我一番，说“她穿M码就好”。工作环境好，领导热情细心，还有统一的工作服，我心里乐开了花。

目送李总走远后，卢主任转头对我说：“公司工作服冬夏各一套，用高级面料，公司出大部分费用，不过需要个人也出少部分，300元，意思一下而已——你这样吧，先把工作服300元交了。”

我心里略有迟疑：之前在学校的工资一月才200多，这一下就300元……卢主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道：“你的工资试用期就有1500元，转正后2000元，这300元不算什么，何况，我们工作服面料好，到市场上买至少要1000块钱才能买到，你不会舍不得出这个工作服费用吧？”

听着她的话，我不免为自己的小心思感到羞愧，想着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赶忙答道：“好，没问题。”然后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夹层里，把此次出门带的钱抽出了一半，递给了卢主任。

卢主任接过钱，说道：“这才对嘛，工作服做好，穿得漂漂亮亮，工作起来心情才舒畅嘛。好啦，今天累了半天了，你也先回去休息，明天早点来上班哟！”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路都沉浸在快乐中，想着来到广州第二天就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双翅膀插到我身上，我都能飞起来。

张静下班回来，听说我已经找到了工作，也很为我高兴，跟室友一起共同举杯为我庆祝。

第三天一大早，张静特地请假陪我去公司报到。到了写字楼，张静很是羡慕，她说她知道这里有很多大公司，在里边工作的都是高级白领。

我们充满信心来到二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敲了敲门，里边有人很客气地应道：“请进。”我冲张静点点头，示意她在外等我，然后挺起胸膛走了进去。

一位中年男人站了起来，问：“有什么事吗？”

我微笑着回答：“我是来报到的。”

男人略有吃惊，嘀咕一句：“有招新人吗？”

我说：“是的，卢主任昨天在南方人才市场招的。”

男子马上正色道：“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卢主任，也没有招人的需求。”

我的心往下一沉，赶紧将卢主任的外貌大致描述了一番，但中年男子没有任何印象，他说更没听说过李总之类的人物。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走出的那间屋，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张静嚷嚷着要报警，一位好心的保安告诉我们：“这里时不时会出现骗子，前两月也有人被骗了，也报警了，但却没有证据，立不了案。找工作不能急，一定要小心。”

于是，我就这样被白白骗走了3个月才存够的钱，被现实狠狠地甩了两耳光。初出小镇、对外面世界认识肤浅的我，就这样被“热情”与笑脸蒙蔽了双眼。

又度过两天的颓废时光后，当我再去找工作时，已是周末。这一次，张静专门陪着我——她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工资并不高，条件很苛刻，很难请到假，只能利用周末陪我去人才市场。

我们在一个个招聘展位前，一次次被打败在各种问句里：

“有本科文凭吗？”

“英语多少级？”

“打字速度多少？”

“懂网络？会用Email吗？”

最后全部是一句客气的回答：“对不起，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大专毕业，那点英语水平只能应付初级教学，1998年时电脑并未普及，在家乡的乡镇中学教书，打字和上网都没机会接触。

就这样，连着两个周末下来，我的自信心强烈地萎缩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无知，还有那么多知识等待自己去学习。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和耀眼刺目的阳光，摸摸口袋里越来越薄的钞票，内心一片焦虑茫然。

又一个周末，也是我到广州的第十八天。我又走遍了人才市场全场，还是被各种拒绝。我实在没有信心再找下去了，内心甚至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回家的想法。

我和张静站在靠近前台的一个角落歇息，相顾无语。突然身边响起一句：“你好，请问能借一下笔吗？”

说话的是一位中年女子，我下意识地把笔递给她，她填写了一张表格，然后问工作人员说：“找家教，表要交到哪里？”

张静使劲拍了我一下，开心地指着我，我猛然反应过来——这工作可真的挺适合我。

有上次被骗的前车之鉴，我冷静了下来，直到看到她向登记处走去，掏出身份证，告诉工作人员要急招英语家教，我才鼓起勇气，上前问道：“您需要英语家教吗？”她回头看着我，答：“是呀。”

“能看看我的简历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女人很满意我的情况，告诉我，我的工作是给一位老板的女儿当英语家教，两个月，包吃包住，工资是以前我在学校的两倍，马上上课。

走出南方人才市场，太阳正猛，但却热得心暖，热得爽快。女人带我们走向一辆小轿车，上车前我迟疑了一下，她倒是很理解，告诉我她姓徐，是老板家的管家，还掏出了她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

回到张静那里拿上行李后，我独自登上了小轿车，忐忑又兴奋，仿佛即将走进一段未知的旅途。在车内我不再言语，一个多小时后，我跟着徐姐和司机，来到了郊区的一家服装厂。

这家服装厂有高高的围墙，两扇大铁门。车行到门前，大铁门就开了，从车内望出去，门口拴着一条大狼狗，尽管在车里，从小怕狗的我还是有点发怵。

经过一个篮球场，小轿车停在了一栋别墅前，徐姐带着我经过长长的大厅，来到会客厅，让我坐下后，她就去请老板了。我打量着四周，清一色的红木家具和一些瓷器装饰品，显得很是高档。

老板很快就来了，中等个，脖子上带着根很粗的金项链，透着一股生意人的精明，说话倒也爽快客气。他打量我一番，说道：“先安顿好，明天正式上课。好好教，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徐姐。”

我尽量保持着平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尽全力教学。”

徐姐带我来到家教的宿舍，条件还不错，单间，有空调，有宽大的席梦思床。当晚我备完课躺在床上，也许是多日疲劳，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早起床，和老板一家在饭厅吃早饭。老板夫妇二人都在，唯独没见到我的学生娜娜。

等饭都快吃完了，娜娜才睡眼惺忪地出现。小公主因为从小家庭条件好，性格刁蛮，对其他人脾气都不太好，但与我相处还算相安无事。她很聪明，记忆力很好，就是学习态度不认真，忘的比学的快，所以成绩一直不算好。

娜娜开学就要上初一了，她父母希望我能给她补习一些英语的基础课程。刚开始，教学并不顺利，娜娜边听边玩，并不理会我的讲解，就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索性投其所好，先陪她玩，处成了朋友，再对症下药，既树立她对学习的信心，再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一周下来，娜娜的英语就有了明显提高。

徐姐悄悄告诉我：“这已经很好了，之前好几个家教被娜娜骂走了。”

家教的生活很单调，每天给娜娜上完课，我就待在宿舍看书，连服装厂大门都没有出过。老板夫妇对我的教学相当满意，大家对我也都很尊重，我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

一天中午，上完课来到饭厅吃饭。这天桌上比平日又多添了几个菜，徐姐说，“厨房新招了一个阿姨，做菜很棒。”

我嘴里吃着这些菜，竟然觉得有种妈妈做的饭的味道，心里突然有些伤感。

恍惚间，徐姐声音又响起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这就是新来的阿姨。”我抬起头来，不禁惊住了——端着汤的“阿姨”，正是我的妈妈。

妈妈也看到了我，用眼神示意我别说话，微笑着向饭桌上的老板夫妇等人问好后，就出去了。我毫无心思吃完了这餐饭，悄悄蹭到厨房，想要问个究竟，可妈妈并不在——估计她被安排去员工宿舍住了，我住在别墅区，对员工区不熟，也不敢贸然去找。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来到厨房，妈妈果然在准备早餐。妈妈小声说道：“你给我们打电话说你来广州了，不放心你，本来去张静那里来看你，她说你来这里做家教了，我就过来了，刚好这里在招做饭的阿姨，徐姐大概以为我是来应聘的，我也就将错就错，被招进来了。”

我还没开口，眼泪就止不住掉了下来，妈妈给我擦了擦，说：“想想两个人在一起有照应，这样我也放心了”。

生活就以这样的方式给了我惊喜，给了我和妈妈来之不易的相聚时光。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与妈妈当“工友”的日子。

可以，某种意义上，这种日子让我在良心上总是有些煎熬：广州的夏天里，我住在单人空调房，睡着席梦思，出门有小轿车接送，吃饭有人伺候；而妈妈住在六人的员工宿舍，睡上下铺的铁床，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批发市场买菜，再顶着烈日回来。

我好几次有向老板请求让妈妈搬来和我一起住的冲动，但都被妈妈制止了。妈妈说，员工宿舍的条件已够好了，她已经相当满足：“只要你过得好就行了，你是老板的座上宾，而妈妈只是老板的佣人，要保持距离。”

我只能作罢，尽管内心仍隐隐作痛，却又无能为力。

妈妈除了每天要给老板一家做饭，还得负责打扫别墅区的卫生。别墅区有两条小哈巴狗，是老板娘最宠爱的宠物。两只小宝贝恃宠而骄，每天到处撒着欢乱跑，特别喜欢遍地拉屎撒尿，妈妈打扫卫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每天清早把满别墅区的狗屎捡干净。

一天早上，大厅传来了老板的怒斥声：“谁扫地？你怎么扫的？！”

我一听到老板发火，心里就是一个激灵——这是妈妈负责的工作啊！当我跑到大厅时，一群佣人已经毕恭毕敬站在老板面前，听着老板的呵斥。妈妈低着头，弯着腰站在最前面。

妈妈下岗前好歹也是酒厂包装车间的主任，是我们家的女王，何时受过这样大庭广众下的责骂？没有亲眼看到，我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是那样的隐忍和坚强。

我强忍着泪水，却迈不动脚，直到人群散去。

也许，这只是妈妈下岗后众多次挨骂和白眼中的一个小插曲，她并没有太当回事，老板发完了火后，她也只是默默拿起扫帚和拖把，忙碌着打扫。

惹祸的还是那两只小狗，本来那天早晨妈妈已打扫干净，谁知道一个小东西又拉稀，碰巧老板当天穿上新皮鞋外出去商务活动，一不小心就踩上了一脚。

妈妈事后安慰我说：“人一生总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遇上千千万万的事，别太在意，做好自已，别往心上去就好。”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

一天下午，我提前在老板书房给娜娜上课，因为晚上老板娘要带娜娜去看张惠妹演唱会——她们娘俩都是张惠妹的粉丝，门票也早就买好了。

娜娜在主卧冲凉，老板娘就来到我们公共区冲凉。娘俩一番梳洗打扮之后，开开心心地早早出门了。

我半夜睡得正香时，被看完演唱会回来的老板娘哼的张惠妹歌声吵醒，看来她们还在极度的亢奋中。可歌声一会儿就中断了，似乎还传来一声惊呼，然后就没了声响。迷迷糊糊中，我转身又睡着了。

天亮了，来到饭厅吃早饭，我发现气氛有似乎有点凝重，老板、老板娘、徐姐，连娜娜都在。我心里还奇怪——他们半夜不睡觉，这么早起了床，精神还那么好。

看到我来了，徐姐匆匆起身走了。这时老板娘说话了：“听说我昨天冲完凉后，你去冲凉了？”我说是呀，她们出门后，我上完课一身的汗，所以也去冲凉了。

“你有捡到什么东西吗？”老板娘急切地问道。

“没有啊。”我肯定地答道。

老板没有说话，只是瞪大了眼睛，望了我一眼。

吃过饭，回到宿舍拿书准备给娜娜上课，才发现我房间里的东西，有明显被翻动过的样子——难道是徐姐干的？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感到愤怒，可也不知找谁理论，只能自己生闷气。课间休息时才听一个佣人说，原来是老板娘的金项链掉了，“也不知哪里掉的，但演唱会拍的相片上就已经没有了”。

老板娘半夜里就叫打扫卫生的妈妈去把所有垃圾袋都翻遍了，也没找到，所以她分析是冲凉时掉的——我是她之后冲凉的，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

我去找妈妈，她面带倦容、挂着黑眼圈，告诉我说：“万事不要急，身正不怕影子歪，别管那么多。”

有了妈妈的安慰，我才放下心来。

没过几天，听说老板娘找到了项链，就在她床头柜的夹缝里。原来她换衣服时，把项链随手取下放在床头柜上，结果项链掉了下去。

清者自清，从那天后，老板娘看我的眼神，似乎还多了一丝愧疚。

那段时间，娜娜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多，我也略感欣慰。

在教课的同时，我也在进行自学，娜娜其实也是我的小老师，看她用电脑的时候，我也学会了上网，学会了用Email。我相信再去人才市场应聘，我会自信很多。因为我跟老板约定家教结束的时间是8月20日，在娜娜开学前一周。

离开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就在离开服装厂的前一天中午，吃饭时，厨房传来了巨大的声响。我们闻声都跑了过去，是陶瓷面灶爆裂了，灶上的汤被炸得四处都是，妈妈蒙着脸，缩在了角落。我已顾不了那么多，冲过去，抱住妈妈。妈妈抬起头，还好没有什么大伤，只是手有些烫伤。

我和徐姐带着妈妈去医院处理好伤口，回到别墅区后，老板夫妇却把妈妈叫去了办公室。

原来，老板竟然给妈妈算了一笔账——他趁我们去医院的工夫，请来商家看了陶瓷面灶爆裂的情况，无良商家不想承担责任，推说是操作不当引起的事故，于是责任全落在了妈妈身上。

老板假惺惺地说：“也不能全由你承担，我们一人一半。”算下账来，妈妈一个半月的工钱全部用来抵扣都不够，还得再给他白干一个月才能还清账。

生活总是这样，出其不意地亮出考题，可我们已经不起风浪了。我愤怒至极，却无以为计，思虑再三，只能强按捺住怒火，先去找到老板领了家教工资。趁老板高兴，我请求老板看在我的面上，让妈妈少赔点钱。我依旧没有提及我和妈妈的关系，我觉得在一个商人面前提及道德和亲情，明显多余。

老板很诧异，不明白我和妈妈究竟什么关系，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请求，最终，妈妈被扣了全部工资，只是不用再多白干一个月。

离开老板办公室，我再也不想在服装厂多待一分钟，哪怕今夜露宿街头，我也要带妈妈离开。

我和妈妈离开服装厂时，是8月19日下午4点，惊雷频频，瓢泼大雨，厂门口的大狼狗狠命地狂吠。我和妈妈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雨中，没有说话。我流着泪，任由雨水冲刷我的身体，惟愿泪水如大雨般一次倾倒干净。

担心妈妈手上的烧伤淋湿发炎，我们到一所私立学校的门口躲雨。学校的门卫大爷很和善，让我们进了传达室。在闲聊中得知我以前是老师，大爷告诉我：“到学校教书很适合你，不过我们学校小，这学期不招老师了，不过有一家新开的学校正招老师，你可以去试试。”说着还给我写了学校地址和电话。

人生的滋味有千百种，大爷的雪中送炭令我倍感珍惜，拿着这张纸条，内心的感动，只能用不停地鞠躬来表达。

妈妈决定当晚就回深圳，送别妈妈的时候，我把两个月家教的工资全都塞进了她的包里。

后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坐车按大爷的地址来到那所新开的学校。这所私立学校校区很大，从幼儿园、小学部到初中部都有，能容纳2000多名学生。

学校正需要大量老师，我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这里的工作远没有想象的轻松，老师要出去招生，满大街发宣传单，还要带着桌子凳子在农贸市场或者人流众多的街边摆摊设咨询点。回到学校还得布置教室，打扫卫生，搬凳子抬桌子摆花盆，扫地擦窗户。

很多老师都叫苦，埋怨各种繁杂的工作，而我却愈发沉稳，脏活累活都走在前面，经历了那么多，我知道我只能感恩终于找到一个栖身之处。

也许在同事们眼里，当时的我还有点傻气，但我并没觉得吃亏，还把课余的时间都花在教学研究上，学生们都很喜欢上我的课，我的班级英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一个月以后，我被任命为校团委书记，分管初中部德育工作兼任英语部主任。在1998学年结束的总结会上，我被评为了学校优秀教师。

记忆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而这段我和妈妈一起打工的日子，却始终未从我记忆里消失，反而因时间日渐久远而弥足珍贵。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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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芽

吐尽残红品青芽，

为解心中苦！

源济

知青岁月里，我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丨人间·再见8

原创： 是星 人间theLivings  2019-01-13

“你复习考试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是阿春撑住了整个家。现在你日子好过了就想甩手走人？你读这几年书就光想着干这事了？”

配图 |《山楂树之恋》剧照

再见8丨连载09

东生伯遇到大伯母，也就是后来我称为春婶的女人，是在他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第3年。

东生伯对春婶是不能不满的。虽然她不像雷清园那样，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懂得李白、杜甫和莎士比亚，但她无疑是勤快的，不仅洒扫喂猪样样拿手，而且好生养，极为符合奶奶对儿媳妇的要求。只不过偏偏，春婶就是挠不中东生伯心里的那块痒，尤其在1978年他高考之后，那块痒越长越大，最后索性就自己长脚跑了出来。

1973年，18岁的东生伯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去了距离河池县城30多公里的优洞村插队当知青。同去那里的知青还有16个人，东生伯和同乡的老四伯被分在一起。

当年，优洞村外的化工厂还没建，横过村口的二级公路也还没影，山坳中间的平地全被村民开垦成了豆腐块儿似的田地，为了显示界限，田地中间的田垄垒得很高，肆意生长着车前草、马尾鞭和蒲公英。两季粮食种下后，村民们干得最多的活就是锄草——用手拔起草根，抖掉泥块，再拿锄头刮去沟里和地面上的野草，只是要仔细，不能伤到种在中间的粮食。

“你又砍到我的秧了，难道你连锄草都学不会？”东生伯下地的第一天，就见到田老汉对一名女知青指手画脚，老汉用夹着旱烟的手指了指地上：“跟你讲过几多次，韭菜是韭菜，回头青是回头青。你爸又不是被我的韭菜打倒的，你专门锄我韭菜做哪样？”

闻言，女知青停下手里的动作，站起来瞪着田老汉，后者则拍拍屁股，撂下一句“看我做哪门？我又没说错”，就走开了。

那是东生伯第一次见到雷清园，她瓜子脸，双眼皮，身上的衣服虽旧但干净，乌黑的头发均匀地梳成左右两股，再打起麻花辫。后来东生伯对我父亲回忆起这次初遇，说：“光是看她的样貌，就把她和其他女知青区分开了。” 

我爷爷去世得早，当时在供销社工作的奶奶独自抚养包括东生伯和我父亲在内的兄妹7人，东生伯身为大哥，干农活可谓无师自通。他走过去，摘下两片叶子，给雷清园做对比：“很容易区分嘛，韭菜是扁的，回头青有边边角角。”

但雷清园并没有理会东生伯，也没有看他手里的草，只是兀自又蹲下去铲起来。

那些年，优洞村的知青房还不完善，都是三四个知青一组轮流在村民家造饭（做饭）。一次吃晚饭，东生伯见雷清园用一个缺了角的瓷碗盛出粥和辣椒酱，目不斜视地走到门口独自吃起来，这时他才听说，雷清园虽然长相标致，但偏偏是个“黑五类”的子女，在这里很不受待见。

“骄傲个什么劲！和我们干一样的活，还整天想着回去当大小姐。”一个女知青看着门外的雷清园，不屑地说道。

另一个也附和：“都来接受再教育了，裤腿还用绳子系起来，真是冥顽不灵！”

东生伯扭头看去，发现雷清园确实把裤腿扎了起来，露出纤细的脚踝。他不置可否，他觉得这样还挺好看。

清明前后，春雨伴着滚雷浇透了隔年的田地，刚播下去的早稻开始泛出透亮的黄绿色。

东生伯和老四伯的坯墙还没砌到一半，就听说猪圈里的猪又跳出栅栏到处乱撞了。猪是雷清园养的，像整天吃不饱似的，总是惨叫，还隔三差五地跳栅栏。几个男人同时上阵，才把猪围堵在圈外，这时雷清园的脸上身上已经布满了臭乎乎的污垢。

“不识好歹，”她用手往脸上一抹，“一天吃三餐猪菜，还不知足！”

东生伯看了一眼猪槽，哭笑不得：“你这个喂法，难怪猪饿得跳栏。”

新鲜的猪菜打回来，应赶紧用镰刀斩碎，放到锅里熬煮，之后再舀到食槽里。雷清园没干过农活，只像养鸡撒谷一样，把菜剁碎了抛进猪圈，这样猪是不吃的。

“你不会做很正常，以后这种事叫我们一声。”东生伯点起柴火，把猪菜放进锅里熬煮成黏稠的猪食，雷清园率先一步，把猪食舀进桶里，也不忸怩：“我自己会干。我也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娇气。”

东生伯说，和雷清园熟络后的那两年是他知青时光中最美好的日子。

乡下伙食寡淡，他常到田里捕田鼠、捉飞虎，回来用干辣椒爆炒一下，再给雷清园分去一碗。如果走运捉到菜花蛇，就奢侈些炖肉汤。女知青一开始不敢吃这些东西，但后来实在抵挡不住山中清苦，连雷清园都能喝下一大碗蛇汤。

农闲时，雷清园还会读诗、吹口琴，她吹知青之歌《到农村去》，东生伯就在一旁哼唱。

后来，他们得到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雷清园就用自己的几块钱补助，专门为东生伯带回了一包香烟。那香烟和田老汉自己用烟叶卷出来的旱烟不同，是带滤嘴的，他舍不得抽。

入冬之后，修补房屋时，老四伯在房上对东生伯提起：“雷清园准备调去高工村了，你知道吗？——她城里的男友出了力，调去高工村，就相当于返城了吧？”

高工村离市中心不过几公里。这个消息在知青队伍里迅速传播，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雷清园一下子又变成了众矢之的，她摆在桌上的白粥被人随意弄翻，她养了一年的猪被宰时，自己没有分到半斤肉，因为“不能把肉给逃兵”。而她也不争不闹，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把下巴抬得更高了。

不久，雷清园果然顺利地调走了，东生伯将她送到村口，斗胆问她将来的打算。雷清园站得笔直：“我要回到城里去。”

晚上喝酒的时候，老四伯拍拍东生伯的肩膀，劝解道：“像雷清园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喜欢上一个只会插秧刮草、煮猪食、熬蛇汤的男人的。”

雷清园离开后，之前那些骂她是“逃兵”、“叛徒”的几个知青，靠给大队长送的几斤红薯、几条好烟，拿到了脱离农村、进工厂工作的机会。知青队伍里也传出消息，他们或许再也出不了大山了。

东生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春婶的。

春婶是优洞村本地人，和雷清园不同，她五官扁平，身材矮胖，嗓门也极大，喝粥的时候“哧溜”作响，像一管擤不完的鼻涕。知青轮流到春婶家造饭时，春婶一眼就看中了东生伯的老实能干，三天两头地把土鸡蛋往知青队里送，东生伯怎么也躲闪不及。

东生伯暗地里对老四伯讲：“这见识过了土酒，再喝兑水的米酒，总感觉不是这么回事。”

老四伯却劝他安下心来：“过日子，不就是这么回事。”

后来，东生伯实在找不到回城的门道，也就只好这么定了下来。他把春婶带回家，单见了奶奶，并没有正式介绍给其他叔伯。又把春婶家外面的旧屋修缮，送去一刀五花肉和一把面条，就算是正式和春婶住在一起了。

春婶是个持家好手，洒扫庭除、铺床叠被样样来得，只是不重打扮。东生伯偶尔回城洗个澡，春婶就会当着小姐妹的面，笑他“城里人难养活”。她把尿素袋改成裤子，给东生伯穿上，任他头发油垢、胡子拉碴。久而久之，东生伯也不抽香烟了，就跟着田老汉把干透的烟叶闸成丝，卷进泛黄的纸里，往村口一蹲，连老四伯都看不出那是读过书的东生伯。

东生伯原本是想再熬几年，将来进厂当个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可就在这时，高考恢复的消息像大风似的狂刮而来，而且越刮越响。一天，老四伯从外面一溜烟地跑进来告诉东生伯：“高考试点通过了，年底就恢复高考！”

这时已经是1977年11月下旬，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考试了。

东生伯和老四伯立刻就向大队长请假，进城核实消息。城里已经挤满了人，地区高中前更是热闹非凡。老四伯带着东生伯挤到人群前面，指着黑板上贴着高考恢复的红头报贴，念道：“不超过25岁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等，都能报考，有技能者，条件放宽到30岁以下。”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报名了。老四伯兴奋得脸发红：“我也要去排队，你报不报？”

东生伯却犹豫起来：他已经快5年没触过课本，很多知识都忘记了。停课11年，高考是说恢复就能恢复的吗？能保证公平吗？在这样的将信将疑中，他决定，算了。

可春婶知道后，反将他骂了一通：“猪饿了还会跳栏呢！考不上又不掉你一块肉，考上了你可就是‘鲤鱼跳龙门’了！”

报名成功的知青很快掀起复习热潮，到处找资料、抄笔记，这种情绪也感染着东生伯，让他有些后悔。好在1978年2月成绩公布后，优洞村几名参加高考的知青都没有考上，老四伯的物理和数学甚至得了0分，这才让东生伯心中的遗憾稍稍平息一点。

东生伯安慰老四伯：“就当积累经验嘛，明年和我一起再考。”

老四伯也乐呵呵的：“我没什么要紧，大把人考不上呢。”

后来东生伯了解到，1977年省里的40多万考生，最后上榜的只有几千人而已。

1978年初，东生伯通过招工，进入钢铁厂成了一名工人。春婶也跟着他从优洞村搬了出来，住进了10多平米的单位房。

高考的消息再次传来时，奶奶首先不同意：“你现在应该安心工作，生娃娃。”春婶父亲也是同样意思，他叮嘱春婶：“不要给男人读这么多书——书读得多，人想得多。”

春婶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也明白读书的重要性：“不读书就一辈子没文化，将来娃崽继续没文化。不能养家没关事，我个大活人难道还赚不到钱？”

听了这话，东生伯才放宽了心。

那年3月，在地区高中的教室里，东生伯递交了报名材料，并报了他比较薄弱的理科。此后，东生伯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夜战，家里一应事务全都交给了春婶。

春婶自己扛回几十斤的碎煤，东生伯在屋里复习，她就在屋外打煤球。她还想办法从老家拿了些鸡苗，就在工厂分配给每户职工的5平米大小的仓房内饲养，鸡长大了，就宰了给东生伯补营养。

有人调侃：“你家男人真是宝贝啊，粗活重活舍不得给干，吃得却比孕妇还好。”

春婶骄傲地回答：“他是读书人，以后要考大学呢。”

但春婶能给东生伯的帮助，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1978年高考是国家统一命题，复习大纲极为有限，诸如《数理化自学丛书》等资料更是难求。东生伯仍用着自己上学时的课本复习，心里忐忑，饭也吃不下去。春婶颇为不解：“都是书，有什么不一样？我看都差不多的嘛。”

东生伯只能找老四伯诉苦：“教材太旧了，我连大纲都没见过。听说古文考点更新了十几篇，而这课本里却只有一篇。我的数学也不好，几乎都忘光了……”最后还是老四伯亲手抄了一份复习资料给他送来，才解了燃眉之急。

厂领导对厂里几个参加高考的考生非常重视，有前辈还主动为东生伯借来自行车，以确保他能准时到达考场。钢笔也是借来的，数学考试要用的尺子，都是东生伯临时用车间的刻度尺在纸板上新做的。

那年夏天考试时，两个人一桌，没有风扇。第一天考语文、数学，然后是物理、化学、英语，好在除了报考和英语有关的专业，其他专业的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东生伯松了一口气——他连英语有多少个字母都弄不清。

东生伯已经有了工作，哪怕考不上也影响不大，但长时间的复习，让“继续读书”变成了一种迫切的愿望。考完，他觉得自己发挥得不好——作文是他从没接触过的体裁，数学也有很多题目看不懂——所以高考过后，他继续回到岗位老实干活，不再想考试的事。

想不到，8月的一天，厂领导兴冲冲地跑到家里，通知东生伯，他可以去教育局填志愿了。

那年省本科分数线是295分，东生伯因为数学没考好，考上一所大专。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那些天，春婶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挺直腰板出门买菜，听别人在背后议论她“当宝贝养的男人考上大学，以后日子可就好过了”。

东生伯的学校在距离县城200多公里的省城，坐火车得一天一夜。8月底拿到录取通知书后，9月份就要入学。奶奶提醒东生伯“好好读书，不能对不起阿春”，反倒是春婶神色轻松，不相信东生伯能掀起什么波澜。她接替东生伯在钢铁厂里的岗位，成为一名女工，开始养家。

放假回来时，东生伯已经城里人打扮了，白衬衫扎进裤子里，还打上了皮带。和春婶上街，别人都以为他是春婶的弟弟。听到别人这么说，春婶的声音一下高了八度：“他是我男人！就是那年考上的啊，我当时帮他……”又将她陪东生伯备考的事说上一遍。

回到家，东生伯指责她太张扬，春婶则不以为意：“我说的是事实嘛。”

有时，东生伯来了兴致在家里念英文字母，春婶大笑：“你念的是什么鸟语？”

东生伯正色道：“这是英文。”

见英文对春婶的吸引力还不如账本大，东生伯也就不再说了。

1980年初，我的大堂姐娟儿出生，春婶托人把消息告诉远在省城的东生伯后，东生伯次月才回到家里，只是抱了抱刚出生的娟儿姐，就匆忙离开了。

东生伯读书期间，虽然每月有12块钱的补助，但还不时地向春婶要钱。当时正值各种小本经营有所抬头，为了养家糊口，春婶便顺势做起了小买卖。她利用别人休息的星期天，去市场低价购回塑胶凉鞋、解放鞋和面条，再把这些当时只能凭票获得的商品，用一辆破旧不堪的二八车驮着，背着娟儿姐到附近的乡村去倒卖。货卖完了，再从乡下买回鸽子、柑子、土鸡蛋等农产品，在夜晚城市的街道上，摆流动摊点兜售。

没多久，这个赚钱的门路就被别人效仿了。春婶又和附近的打鱼佬合作，几毛钱一斤的石螺大批量采购回来后，泡水吐泥，洗得干干净净，再放辣椒爆炒、加水煮成当地人最爱吃的焖螺蛳，夜晚继续带着娟儿姐去摆摊。有时碰到赖账的青年，她便手握大铁勺，追出去破口大骂，骂到那人下次不敢再次经过为止。

在春婶忙活养家的时候，东生伯和同学游历了半个南方，从《莎士比亚全集》读到了《希腊悲剧选集》。当他再回到家时，见到的春婶比之前更胖了，穿着油腻的工作服，油腻的灰色围裙，嗓门也比以前更大了，细数着石螺又涨了几毛钱，奶粉涨了几块钱。

东生伯对此颇为不耐烦：“你张口闭口钱钱钱，怎么不去多看书——知识是无价的！”

春婶将铁勺在锅里敲得哐啷响：“我看书当然可以啊，你女儿谁来养？”

东生伯一听摔下筷子，当天就回了学校。

后来，东生伯虽说也回过县城几次，但要么到我们家小住，要么回老家找老四伯胡聊海吹，回家也只是趁春婶不在的时候，抱抱娟儿姐。

彼时我父亲刚成家，劝他：“你有空就去带娟儿，大嫂一个人上班带娃崽，哪里忙得过来？”

东生伯却坦言：“我和她说不到一块儿去，鸡同鸭讲。在那个家，我一整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没多久，有人在城里看到东生伯和一个女人举止亲密，闲话在熟人之间传开了，扯是拉非的邻居还专门告诉刚上幼儿园的娟儿姐：“你爸偷偷在省城养女人了，不要你们娘俩了。”

我们本以为传言是捕风捉影，谁想东生伯还真的带了个女人回来，就是多年前一走了之的雷清园。

大专毕业后，东生伯分配到了一家国营工厂当技术员。除了每月去看看娟儿姐，他从不与春婶说话。工作一稳定，他就开始联系过去的知青朋友，到处打听雷清园的下落，不久就得来消息说，知青大返城后，她和男朋友也分手了，而且高考两次都没考上，至今仍留在县城里，靠着家里的关系谋到了一份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工作。

再见面时，大抵生活不易，雷清园没有了过去的清高，但依然很瘦，爱打扮。而东生伯也不再是过去那个只会捉蛇捕鱼的知青，他穿得有模有样，还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于是在1987年的一天，东生伯将雷清园带回家，死活要和春婶离婚。

据说那天两人吵得很凶，春婶将雷清园挠了一顿，见东生伯将她护在身后，又把东生伯的衬衣扯烂了一半。

冷静下来后，春婶说：“我不同意——娟儿才刚上小学，我一个人没法养活。”

东生伯气急败坏：“你还好意思不同意？你看你刚刚那个样子，野狗都没你这么疯！”

随后，东生伯到处与家里人放话，说春婶就像白开水，平淡无奇，不是他想要的妻子。他心上的裂痕，白开水是填不满的。我父亲有些气不过，反问他：“当初你复习的时候，大嫂为你养了两批土鸡，这你怎么不说？”

春婶也没闲着，她把几个叔伯家都走遍了，希望能有人给她撑腰。来到我们家时，她向我母亲哭诉：“我知道他一直看不起我，家里面有个铁盒放他以前的东西，里面有两张那女人的相片，我的相片他一张都没有！”

无奈叔伯的劝对东生伯并不起作用，最后春婶只好自己跑到雷清园上班的百货公司闹事，并威胁东生伯要去他的单位告状，让他身败名裂。

虽然东生伯当时只是个技术员，但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厂长。因为害怕后院起火，影响前程，他也就不再提离婚的事情了。只不过他和春婶的关系急转直下，见面不免一顿吵打。

谁想，同样的事情会在1998年再次发生，那次，东生伯将雷清园光明正大地带回了老家，大家这才知道原来他们仍有联系。

彼时我已经上小学，当东生伯带着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面无表情的女人进门后，我就被母亲赶到了楼上，虽然不能亲眼看见，但我还是伸长耳朵细细听着。

嘈杂的人声里，一位年长的叔公骂东生伯：“你复习考试的时候，你读书的时候，是阿春撑住了整个家。现在你日子好过了就想甩手走人？你读这几年书就光想着干这事了？”其他亲戚则纷纷指责雷清园，说她不该介入别人的家庭这么多年。

我记得那天春婶始终在场，她从头到尾不置一语，仿佛失去了力气。

这件事最终能得到解决，是因为娟儿姐未婚先孕了。

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孩子。娟儿姐从小就不爱读书，中专延了几年都没毕业，没多久又有怀孕的消息传来，东生伯知道这事后，气得不行，把她一路打回了家。

那天深夜，娟儿姐被东生伯一脚踹进门，踉跄跌倒在地，紧接着铁板似的巴掌就往她身上脸上打。

“没家教、不要脸！”东生伯边打边骂，亲戚根本劝不住。

娟儿姐吼他：“我当然没家教，我有妈生没有爸教，我是狗X的种！”

难言的尴尬中，东生伯停住了手，稍稍安静下来，娟儿姐和春婶的抽泣声这才稀稀拉拉传出来。

这件事后，东生伯再也没有提过离婚的事。他老老实实地住在家里，虽然和春婶形同陌路，好在一直守着娟儿姐，安排她进入一所幼儿园成为幼师，又安排她相亲、结婚。

有一年春节，春婶说起东生伯要收她工资卡的事——东生伯把回家住视为一种妥协，认为应该得到补偿。春婶不想离婚，便交卡息事宁人。无奈，东生伯和雷清园仍有联系。

“拿我赚的钱给那个女人买衣服，可我咧，身上连多出来的一块钱都没有。”说这话时，春婶无不委屈。但亲戚们听了也只是斥责东生伯两句，并没有起任何作用。

2010年，妯娌之间约好一起去北京旅游，春婶本来打算拿回自己的工资卡添置行李，但遭到了东生伯的反对：“你看看自己，还穿得下什么好衣服。”

春婶一气之下，趁东生伯不注意，从抽屉里拿了600元，毅然跟我母亲和二伯母踏上去了北京。但因为害怕东生伯事后责怪，玩时也不敢多花，回家时还剩了200元。

娟儿姐对东生伯算得上是憎恨，我曾听到她问春婶：“我爸这样的人，你是怎么受得了和他过了这么多年？——我以后才不会管他的死活。”

“我要不是为了你早就离婚了。以前你外公和我说，男人书读得多了，人就容易想得多，我要是听他的就好了……”

东生伯帮娟儿姐相中的男人，是在电信工作的技术员，家境了得，但那男人好赌，又爱家暴，娟儿姐提出离婚时，他还找人在巷子里将娟儿姐打了一顿。最终还是家里的叔伯出面，才将离婚手续顺利办了下来。

2016年，娟儿姐再婚，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人生终于顺遂了。和东生伯纠缠了大半生的春婶，这时也选择了放手。彼时两人都已年近60岁，春婶离婚后住在娟儿姐的家里。东生伯则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了一套二手房，和雷清园一起住了进去。娟儿姐明确表示，将来不会赡养东生伯。

两人离婚后，亲戚因不喜东生伯的行为，不愿与他多做来往，有些消息还是从县里的家具老板那里听来的。

“房里之前的家具都没要，非要再订做一套。”家具老板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他把房子重新批烫过了，还非要做一个梳妆台，我讲他一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浪漫。”

今年年初，东生伯带着雷清园回老家过年了，面色红润，看起来很幸福。吃饭的时候，还亲自为雷清园盛饭斟汤。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但东生伯不甚在意：“黄土都埋到腰了，也不急于一时。”

雷清园盯着菜，轻轻点了点头。

去年夏天，我独自在家时，东生伯上门，手里拎着灵活的土鸡，说这是他早上特意到农村买的，给我们送来一只。我留他吃午饭，他却着急要走：“不用留了不用留了，你雷姨还在家等我回去做饭呢。”

我从阳台上看着东生伯骑着摩托车远去的背影，想起他和春婶在一起的那些年，连菜市场都没进去过。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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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星

前幼儿园教师，在读研究生

源济

40年前，两个男人成天守在我家门口等饭吃丨人间·再见8

原创： 亢龙 人间theLivings  2019-01-13

古大和潘四像两棵消息树，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到院子的巷道口，如果望见他俩站在我家门口，就知道有干部或师傅到我家搭伙吃喝了。

配图 |《白鹿原》剧照

再见8丨连载10

1978年开春，公社干部和大队的9个社长在我家开了两场会。后一场会，他们在我家醉了酒，10斤装的酒壶子，吃了两壶后，就听见有人醉着哭喊：“要单干了！社会主义要变天了！”

在我家门口守嘴（四川话，守着别人要吃的）的古大和潘四也喝醉了。凉意依在，他们身着单衣在石阶上睡得吹噗打酣。

麦子还没有收割，大队就分完了地。我、二弟和外婆，跟着父母，去看了我家分到的水田和旱地，马槽丘一块，兵棚山一块，大燕子山还有一块，零零碎碎的。我看见社里其他家的人，也在四处望自己的地，在田坎上指指点点。

暑假里，谷子黄了。家家户户的老人，都提前去自家的稻田里，摘了早熟的稻子，用小磨细细地研磨，侍弄出两三碗新米。又洗整出很久没有用的、蒸干饭的木甑子，蒸出干饭来，到院子里向老天爷“献新”——这是打搞了人民公社后，农民第一次向老天爷敬献自主种出的粮食。

有一天，外婆吩咐我说：“潘大娃，去把大门拆来洗了。”

我看看木门上的两个人影子说：“人家古大和潘四还要靠着它守嘴呢，洗了也要弄脏。”

外婆说：“他们不来了，你这一阵见他们来过没有啊？”

我仔细想一想，确实，我家栽秧子拈门板肉时，古大来守了一趟，潘四没有来，这半年的确不见了他们的影子。

我有些犹疑，但还是将门板一扇一扇拆下来，吃力地扛到河边，撒上洗衣粉，用猪鬃刷子刷了半天，刷到显出了木料的本色。把门板晒到落日，又取回来装上。第二天一早大太阳，我在院子里漱口，回头看见我家的金黄色木门和黄色的土墙，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

我突然有些可怜我家的双扇门。我回忆起之前的数年里，它们被守嘴的古大和潘四霸占着，任由他们油腻的身子往上面靠、往上面蹭痒，任由他们将鼻涕和清口水抹在上面，以至于被掩盖住了本来的木纹。他们守嘴的画面，像那些年代看过的电影，在我脑子里一帧帧播放。

父亲任大队支部书记那些年，只要是县里的干部来了，公社和区里的干部来了，放电影的师傅来了，帮大队企业运煤炭和运耐火石材料出山的师傅来了，古大和潘四一定准站在我家门口，像两棵消息树。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走到院子的巷道口，如果望见他俩，就知道又有干部或师傅到我家搭伙吃喝了。

半下午，我往院子背后的放影场来回跑了6趟，在放投影机的方桌前安置了4只条凳、4只篾凳。条凳侍候的，是姑母家的老表表嫂们，以及远房的表叔和表叔娘们，外婆、祖母、四舅婆、姑母坐了舒适的蔑凳，正用叽里咕噜的广东话拉家常。

天暗了下来，几千人坐在麦收后的野地里，还有许多人挂在油桐树杈上，大家的说话声，在旷野里像蚊虫一样嗡嗡发响。吃了午饭就挂好的宽荧幕，在夜色里只剩下一个意象，大家一等二等，停放在我家堂屋里的电影发电机，还是没有传出“哒哒哒”的欢响和那橘黄耀眼的光亮。

有人怂恿我：“潘大娃，快回去问问，电影师傅好久（四川话，多久）喝得完酒。”

那时我八九岁，因为电影机放在自家屋里，应该是有些得意的。我像是得了圣令，飞叉叉跑回家去——其实也就几十步路——然后我有些突兀地出现在围坐吃酒的客人面前。

我没有理睬父亲懊恼的眼色，上气不接下气，问端坐在八仙桌上位的电影师傅：“‘南征北战，胖娃打战，越打越好看’啥时开演呀？”

电影师傅认得我的，偏了头说：“你是忘了电影名字了吧？就叫《南征北战》啊，快了快了，你爸再南征北战一圈就完了。”

我知道不会快了。大人们在喝酒猜拳，一定是我爸要再当一圈“酒庄”。桌子上大队干部和电影师傅，六七个人，一人九拳之上，再敷三拳满上月月发财，有时各六战平，再分一拳胜负，一路神仙拳下来，起码要一节课的时间。

我有些沮丧，转身靠到堂屋的一扇门上，另外一扇门，早靠着守嘴的古大和潘四，古大十来岁，潘四十三四岁，他们挂着鼻涕，光着黑黢黢的胴胴（四川话，指没穿上衣），就像两尊肮脏的门神。我家的大黄母狗蹲在屋外的石阶下，可能是看见我也靠在门上，双眼望着我，有些吃惊。

古大和潘四面带笑意，斜着眼，每人嘴里叼着半截纸烟，故意深吸一口，四只鼻孔朝我喷出一阵浓烟。他们一定是在看我的笑话，也许在他们看来，电影算什么，什么事情比吃重要啊？

我无处泄气，瞟了一眼饭桌上的父亲，他正在专心猜拳。于是我突然提起右腿，一脚踢去，正中古大破摇裤儿里露出的黑卵子，又趁他蹲下的瞬间，抢了他的烟屁股，和大黄狗呼啸而去。

古大和潘四自家的屋，与我家的屋，成直角三角形，我家就在直角上，他们的屋，各自距离我家不过300米。

古大和地主陈子斌的婆娘陈表叔娘，住在牛栏冲院子，那个院子青砖砌的山墙上，画着很多图画。潘四家在踏水桥院子，那院子里有我们潘家的祠堂，祠堂的牌匾上写着“家声上溯闲居赋，门第前临踏水桥”。这些字许多年以后我才读懂。

我家的院子叫槽坊头，但我出生的地方叫新油坊，是祖母的房子。外婆没有儿子，我小姨出嫁后，我爸就把我妈和我带到槽坊头，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说过，咱家的房子，是外公在泸州卖“油大”建起来的。

（编者注：早前物质匮乏时，四川人吃饭很难见到油荤，而一般请客吃饭少不了肉菜，所以，四川人就把请吃酒席形象地描绘为“吃油大”，而“油大”后来也就代指酒席上的剩菜了。）

每次我家来客人吃饭，都是我妈负责为那些人煮饭弄菜，有时陈表叔娘也被安排来帮忙。我妈到房檐下抱柴火从大门口过，或者到井边洗完了菜提着篮子进大门，总之每过大门一次，古大就喊一声“大宝宝好！”，潘四立即更响亮地喊一声“三嫂好！”。

我妈不情愿地“唔嗯”一声，顾自进了厨房，坐在门口搓麻线的外婆不得不“嘘”一声说：“你们小声点，干部在开会！”古大和潘四方住了口，不过下次依然喊得响亮闹热。

他俩这一喊，客人们都以为这两个守嘴狗是我家亲戚，可我们玉佛大队，就一古一潘两大姓，要都认亲戚，咱家屋子怎么放得下？恐怕到时候，我们三姊弟不仅守不到嘴，连一个住的窝也被挤占了吧。

客人下桌后，我家青花瓷碗和双鱼大瓷盘里那些油汪汪的剩菜汤沫子，最后都会被古大和潘四吃掉。一直蹲在炉灶烟囱旁观看我妈做菜全过程的灰猫，偶尔才能吃到一点——我负责烧柴火时，看见过母亲用锅铲铲过油沫子到猫碗里。

这些吃的，我们三姊弟一口都没有落着，其实我们三姊弟，也多么想在自家守嘴啊！一开始，父亲的客人来了，我们三姊弟也像平时家里来亲戚朋友一样，搭上高板凳低板凳，高高矮矮巴在灶头边，和灰猫一起守灶头。后来，我们被父亲驱赶了几次，再后来，我和二弟还被父亲用黄荆棍打过一次，大家这才绝了在家守嘴的念想。

我家大黄狗也有过一样的想法，一开始它很自然地到饭桌下捡骨头，可被父亲莫名其妙踹过几脚之后，也只好蹲到石阶下，等吃客们下了饭桌，再左右看看，厘清了形势，才敢夹着尾巴，小心去饭桌下捡拾。

有一次，我和二弟看见古大和潘四得意洋洋地站在饭桌子边，津津有味地吃油大，于是也端了碗到桌边去，却被父亲一脚把我连人带碗踹到地上。

我伤心地寻捡地上的碗筷，父亲在头顶上大骂：“剩菜剩饭是讨口子保命的，你们不吃要死呀？我没有给你们吃穿啦？”

我和二弟被揍后，跑到屋后的檐坎上蹲着哭。

捞柴火回家的麻子表嫂李万芬，背一大背筐松毛从一旁路过，问：“两个小老表哭什么呢？”

二弟老老实实答：“我爸不要我们守嘴呀！他偏心呢！他只让古大和潘四守嘴呀！”

麻子表嫂就说：“我要回家烧火做饭了，到我家守嘴去吧。”

二弟信以为真，擦着眼露水要跟去，我说：“你个麻子表嫂诨鬼呀，你家铁锅都生锈了的，有什么嘴守头！”

冬季的傍晚，牛栏冲院子、踏水桥院子、新油坊院子，和我们槽坊头院子，远远近近的院子，都没有人家生火做饭。家长们算计着：冬季农活不重，就不用吃晚饭了，粮食要留到开了春吃呢。乡村所有的活物，都蜷在土屋里，就像冰面下的小鱼被冻住了一般一动不动，为的是保住那口活气。

有时我家生了火，但火头不是煮给我们吃的，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心里比没有生火还难受。我和二弟跟着外婆，早早地躺在床上，用被盖捂住头，避免听见堂屋里的声响。

外婆的火笼要加炭了，我不得不提起火笼去厨房。经过堂屋，看见古大和潘四在大门口搓手顿脚、牙齿咯咯发抖。我把火笼给了外婆，外婆把它掩进被盖下才问：“古大潘四还没有走吧，去铲一锅火笼给他们。”

于是我又经过了一次堂屋，偷偷瞥一眼饭桌，见饭桌上已经有人吃醉扯噗酣了。我回来缩进被窝，高兴地对外婆说：“快了，快了，公社张书记喝醉了。”

我心里想，虽然没有能够像古大和潘四一样守到嘴，可躺在被窝里，多暖和啊。

正幸灾乐祸，外婆突然说：“你爸说剩菜剩饭是讨口子吃的，他骂得对，也骂得不对。”

我问：“啥子对不对呀？”

外婆叹息一声，讲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公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你大外公、三外公几家是铁匠，可你们不知道你外公其实也是铁匠啊。”

我说：“我知道哇，我听见你说过呢。”

外婆显然忘了她说过的话：

“就算我说过吧。日本飞机轰炸泸州的时候，你外公正在泸州卖菜刀。有一天飞机来了，你外公就跟随逃难的人，逃啊逃，逃昏了头，把背筐和菜刀弄丢了。你外公不敢回家，怕你外祖祖打啊，他就流浪在泸州成了讨口子。

“有一天，你外公讨口到了望江楼大饭店，正好碰见买过他菜刀的大厨师，大厨师去后厨里舀了一盆油大给你外公吃，里面鸡鸭鱼肉全有。大厨师看见你外公穷吃饿吃的样子，就说，老古啊，我看你也是个勤快人，我给你个营生，还借你两块大洋，你肯不肯干？

“你外公高兴还来不及呢，大厨师就说，这两块大洋，一块拿去码头边赁一间屋，一块拿去买一只大锅、一挑水桶，你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满，我去向东家讨个面子，把饭店的剩菜剩饭和恩锅汤全给你。你把它们挑回赁来的屋子，倒在大锅里，用大火煮一遍，就成了大家说的‘油大’，一文钱一碗，就卖给码头上的苦力吃，我保证不上5年，你也要成地主呢！

“你外公听了大厨师的话，每天天不亮，就把望江楼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得空，还帮望江楼择菜洗碗，望江楼打了烊，你外公按照大厨师说的法子做油大——你外公还在油大里面加了老菜叶，有时还加些碎米。大天亮了，苦力们在码头上四处寻活，正饥肠饿肚，闻到你外公大铁锅里传出的香味，都跑去，一人掏出一文钱，都吃上了一大碗油大。”

我问：“为什么是一文钱一碗，不卖两文钱一碗呢？”

外婆说：“人家正规餐馆，一碗猫猫头干饭，才两文钱一碗。不过猫猫头里没有油，也没有盐，更没有菜，吃了也没有多少力气。你外公卖的油大，不仅有盐有味，里面的油水还大呢！你外公说过，他从望江楼带回来的剩饭剩菜里面，有时会有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明参鸡，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烘肘子，一筷子也没有动过的葱烧大鲤鱼，后来，还有穿长马褂的人去吃他的油大呢。”

我听见外婆咽了一泡口水，接着说：“想一想，你外公卖两文也应该的，这些东西好多人都没吃过啊。”

二弟吞着口水嚷：“我也要吃外公做的油大！”

外婆在被窝里嘿嘿地笑，“外公的油大你们都吃不到了呢，那阵子你妈还在我的脚肚子里，而你们，还在你妈山那边的脚肚子里呢。”

我问：“外公卖油大成了地主吗？”

外婆叹口气：“地主没有成，可置了几亩地，解放时成中农呢！”

听完外婆的话，第二天开始，二弟开始偷油汤泡猫饭吃了。后来家里吃肉，二弟也不吃，就吃篦菜碗里的油汤泡饭。

电影师傅、区县及公社干部到我家里吃饭，毕竟只是偶尔的事，但有两年，自贡光明公社的两位拖拉机师傅，因为要运输大队煤厂和耐火石材料到富顺自贡，一月两月地寄宿在我家里。我经常陪两位师傅去生产队的水田里捉泥鳅和黄鳝，每次他们都能够抓上大半笆篓。

他们捉的泥鳅，被母亲油酥好，盛在我家的双鱼盘里上桌；双鱼盘旁边，还捂着一瓷碗激胡豆；如果没有激胡豆，必定有一碗盐黄豆，跟泥鳅一齐供拖拉机师傅们下酒。金灿灿的泥鳅上，撒的是细细的鱼香叶，激胡豆上面，撒的是捣烂的藿香叶——即使我没有上饭桌，我也知道，因为所有作料，都是我去我家的自留地里摘的。

那时潘四不经常来守嘴了，他已经是生产队里的放牛娃，不敢擅自跑开，又或许这不是他想要讨的“生活”，毕竟油水不似有干部吃喝时多。

可古大已经学会讨酒喝了，拖拉机师傅想看一个小孩醉酒的样子，于是给古大半碗酒。古大坐在门坎上，光脊朝外，一手持酒碗，一手油糊糊的，掌里不是两只泥鳅、就是一把激胡豆或盐黄豆。

我父母亲和外婆，似乎都不喜欢拖拉机师傅给古大酒喝，因为古大喝醉后，几次摔烂了家里的瓷碗。有一次我放学归来，正行到石阶下，看见古大一个倒栽葱翻到地上，酒碗摔碎了，头也碰破了。我对着堂屋里大骂一声：“狗日的拖拉机司机，喝你妈的庇！”骂完转身就逃。

我曾经因为打架骂人被父亲三天两头地揍，有时他会用大头针从我脸上扎进去，我耳朵里还能清晰地传来大头针哧进肉里涩涩的声音。

父亲问：“还骂人不？”

我嘟哝着说不出话，父亲以为不认错，抽出去要再扎一针，我趁针尖还没进到嘴里，吐出血沫，大喊一声“不骂了”，父亲才住了手。

但这次我当着父亲骂了拖拉机师傅，父亲却并没有揍我，就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般。

古大名叫古模海，他爹叫古光禄，和我妈古光仙一个字辈；潘四的名字叫潘国有，和我爸潘国祥一个字辈。

古大的妈在生古二妹时死了，那时古大四五岁。古大的爹是生产队长，听外婆说，古光禄年轻时经常斗争地主陈子斌，后来看在陈表叔娘照看古大古二的份上，才没有斗争了，但没有几年，也许是1974年左右吧，古大八九岁时，古光禄也死了。

我爸1972年至1978年，任古佛公社玉佛大队支部书记。1978年春，生产队分地了，分地前公社干部和社长在我家喝酒，我爸和他们大吵了一场，就没有再任支书了，公社安排他到什么经管站任职，他没去。

那以后，古大和潘四就再也没到我家守嘴了。

古大守嘴的地方转移到了相近街上的餐馆里。三六九，他赶古佛场，二五八，他去天洋坪，这都是“逢场（有集市）”的日子。

外婆说，古大并不笨，也不憨，甚至还有些小聪明。生产队干活歇稍时，古光禄曾经当着社员们说：八字先生算过，古大长大了要当官，最孬也要当个支部书记。于是古光禄就把儿子当干部孝敬着，七八岁了，还不干活路。

当时我就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每年两块五的学费，都是我捡煤炭卖、挑小箢篼给拖拉机上煤挣的呢。那时农村上了五六岁的小孩，谁不干活呢？打猪草、打柴、走十几里路到亲戚家赶信，都是小孩子的本职啊。

1988年，我调回老家的区公所工作。古大知道了，农历一四七，区公所所在地的童寺逢场，天刚亮，他就走二十几里到童寺了。也不急着到餐馆里守嘴，而是守在我住的邮电招待所门口，见到我开了门，就向我讨半斤粮票和一块钱。不多久，古大竟然可以冒我的名义，在餐馆里赊酒账了——好在我只在老家工作了一年多。

大概在千禧年前后，古大到古佛场讨酒喝醉了，半夜倒在槽坊头到牛栏冲院子之间的一块水田里，淹死了。

1978年土地包产到户后，潘四学会了驶牛犁田，他吆喝着生产队的大水牛，到各家各户犁田耙田。因为成了驶牛的匠人，他被庄稼户们喂得一肥二胖。

潘四后来与我没有多少交集，1988年秋我回老家工作期间，一天他因为到一户人家帮工打谷子，喝了酒晚上没回家。第二天天刚亮，他戴着一副断腿的墨镜走在田埂上，被严打队当坏人捉住，押到区里。他告诉看守的人说我是他侄儿子，我得了信，赶去把他放了。

2018年，我回家参加潘氏清明会，在踏水桥正碰见潘四。我敬一支烟问：“四叔你不参加清明会呀？”

潘四说：“没有满60岁要交钱吔。”

我说我帮你交吧，潘四说：“算啦算啦，我在幸福院有肉尕尕吃呢。”——潘四是个孤人，50岁时进了镇上办在踏水桥的幸福院（养老院）。

我上月在潘氏微信群上得知，他也走了。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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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 龙

也许我的人生就应该是：

从警察，到酿酒师，再到作家

源济

40年前，我们与高考迎面相撞 | 人间·再见8

原创： 人间作者 人间theLivings  2019-01-19

在1978年的考场上，有15岁的少年，有3个孩子的父亲，也有怀着身孕的母亲。

配图 | 视觉中国

编者按

1978年的高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是许多人人生的分水岭。它奠定了这个国家后面长达十几年的一种社会氛围——我们可以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然而当年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个体，回顾起那一年时，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困境：疾病、偏见、现实的生活压力、来自于体制的束缚，很多意想不到的原因，都可能成为一种拦阻。

但生活的强者，终究不会让命运扼住自己的咽喉，那些对美好的追求，那些朴素的愿望，40年来一直助推着我们向前。

再见8丨连载11

1978，命运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大学生

@秋雁

1963年农历8月生于湖南洞庭湖畔

1978年，我刚满15岁，已经上了一年高中了。

春季开学一个月后，父亲以“社会考生”的名义，给我在当地教育组报了名，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型农民，当年的父亲一度非常振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知识与科技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他把对未来的赌注全部押到了我的身上。

很快，我就拿到了高考准考证：折叠着的两页硬纸片，“准考证”三个字占整个封面的1/3。那年湖南省的高考日期是7月12日，考场在教育组附近的注南（村）小学，考场纪律很严，除主考官外，前后各有一名陪考。

没几天，父亲就带回来了高考结果：大队上只有教我们初中物理的梁云老师考上了师范，而我语文考了86，数学只有39，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7分。父亲很高兴，我高中刚读了一年，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明年可谓十拿九稳。

我知道父亲对我读书这件事，投入了太多的期望。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幺，年幼时祖父一直在尽力供他读书，父亲读完初中，在我们当地小学当了老师，在当时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了。

父亲四处打听，得知我们高中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便决定让我转学，费尽周折，硬是找关系把我送进了娭毑（祖母）家附近的华容四中。当时，之前的高中不肯放人，为此还折腾了好一阵子。

报到后的第3天，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上。他是历史课老师，当时快50岁了，人瘦高，皮肤黑而粗糙，带着有很多圆圈的眼镜，看什么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你参加过高考？听说考得还不错，就差十多分上分数线？”

“是的，是作为社会考生报的名，连我之前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考场上就我最小，有人岁数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了。”

“哦！那你加油吧。今天刘副校长从县教育局开会回来，还为你的事召开了专门会议，校方已经接纳你了，顶了很大压力。你之前的学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实现高考零的突破，争议好大呢！”

从此，我正式成为一名华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不住校，一日三餐在伯父家吃，早自习晚自习一节都不落。

我不敢懈怠，几乎整天泡在书海题山之中。每天早上起床后，不管什么季节都会先用冷水洗把脸，然后跑步入校，开始一天的早自习。有一天去得早，学校电闸都还没通电，我便只能用教室角落的煤油灯看书。

陆陆续续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终考的成绩出来了，我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单科长期驻在榜首，引得同学们惊讶羡慕。

那时各行各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犹如久旱盼雨，学校也想方设法地想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没过多久，校党委决定重新调整分班，毕业班分出了文理科，进而又分出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们班作为文科重点班，人数压缩到了39位。

我去看过普通班的学习状况：人数比两个重点班还多，上课时，学生在讲台下面飞舞打闹，撕书吐痰，像在集市上卖菜，老师在台上讲到喉干舌苦也没人理。

而重点班每天的课程则排得满满的，班里还订有报刊杂志。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对知识无比渴望。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岳阳师大等知名学府——那时候大学的升学率才只有百分之几。

一个学期接近尾声，迎接高考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有时候，我也会住在学校寝室里，就在我生疔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跟一位同学（他后来当届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我们当地的美谈）临时挤在一个铺位上。那晚，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规划着未来，几乎一夜未眠。

等到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我忽然感觉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似乎长了一个又肿又麻又木的东西，伴着持续的低烧，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萎靡。整堂课都趴在课桌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无心去写。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伯父家，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伯父用瘦肉作码子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叫我无任如何都要吃一点，然后又从他那些瓶瓶罐罐里倒出一些粉沫，帮我涂在患处。

那一夜我几乎完全没有睡着，总是口干舌燥，起床喝了无数次茶，行走都有些不稳了，不是踢着凳子，就是摔了碟子茶杯，全身也持续发烫。

到第三天下午，堂兄回了家，觉得我的情况十分不妙，赶紧与伯父商量，又跑到粮食管理总站拨通了我家那边粮管站的电话——就在1978年农历11月24日下午，我母亲接到粮管站的人送来的口信：你们是不是有个儿子在四中读书？刚刚那边来了电话，你的儿子脸上长一个疔，蛮危险，叫你们赶快去！

母亲当时吓得说不出话来，一路小跑往来赶，一路上还不忘看看路旁的人家谁有黑鸡婆拉的屎和菜园是否有长着油绿叶片的芋头——她听老人说过，这两种东西“背毒”很管用。

后来她跟我说，那年正月初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人在我家窗前问她要不要间白房子，她就随这个男人到旁边大堤上，男人指着扎得很漂亮的灵屋子对她说：“这个可以住十几岁的人。”母亲说，梦里她看见我正好在那里，围着灵屋子转了几圈，没有跨进去，转身走了。

这个不祥的梦母亲一直存在心里，将近一年的疑惑与担心，竟在这个时候、以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显现了。

父亲也骑着单车赶过来，母亲脚疲手软搭不上车了，只叫父亲快点往伯父家赶。

父亲后来给我说，他赶到伯父家时，远远就看到了禾堂里用睡衣做的担架。我的整个头肿得毛线衣都脱不下来了，鼻孔里喷着阳尘灰，七窍都流血了，两只眼睛肿得似灯笼，左额的疔伤口还有少许的血脓水排岀，喉咙都肿大了。

父母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会诊后说，这是疔毒引起的败血症，院方设备与医疗水平有限，建议马上转院。

母亲抓着主治医生的衣角就跪了下来，声泪俱下。医生护士们都很为难——当时我生命垂危，如果转县医院的话，根本没有救护车，“家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能这样了，马上抢救！”

那些天真是难熬，整个白天，我的点滴没有断过，姑妈坐在床头，把我肿得不像人形的头搂在怀里，让我保持着呼吸比较通畅的角度。我粗重的呼气里，开始几天还能看到呼岀来的阳尘灰，小便也是血色。

母亲用调羹把水一点点滴在我干燥的嘴唇上。夜深时，她就一个人站在外面、躲在僻静处，向着旷野绝望地哭泣，弄得第二天早上来送开水的食堂师傅都埋怨道：“一晚上在窗外哭得人鬼不得安生，我们又要早起，谁人受得了？”

学校领导、班主任周老师都来医院看望我，周老师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声摇头：“太可息了，太可惜了！”仿佛一件心爱之物在左右交替之际失手打碎。

每每医院附近的机帆船一鸣喇叭，不要多久，就有很多左邻右舍的邻居涌入病房看我。

一个礼拜之后，漫天雪花在清晨出其不意地落了下来。我问母亲：“这是在哪里？我想回家。”我在床上挣扎，可是我的右手右脚却瘫痪了，一点都不听使唤。从医生口中得知，半身不遂是持续高烧不退的后遗症。

我勉强睁开肿得如桃子般的双眼，眼中的世界却像不同的版面般重影，医生跟我说：“这在医学上讲，是一种复视，要想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78年农历12月26日，除夕在即，我必须出院了。

我的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跟着机帆船在隆庆河的波涛上起起伏伏。风凛冽地在耳边晃过来晃过去，甲板上有些冷，两岸的村庄在眼前绵延着。

一切都毁了，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满心想着的，都是自己为什么还要如此苟延残喘、拖累亲人们。

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甚至怨恨起父母亲人来：为什么要救我，费尽一切心机，负债累累，以后的康复之路沉重而艰辛。最重要的是：我这半边残躯将在遥遥无期的盼望中，等待命运的垂怜。

“孩子，外面风太大，进去吧。”母亲温暖的手却握住了我冻红的手。我看到她眼里的光直直地注视着我，里面仿佛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瞬间瓦解了我轻生的决心。我还能勉强行走，我还要继续坚强乐观地活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父母要继续忙外面的事，我则每天在田边路基下挖点鱼腥草，洗净煮沸做茶喝。

无论多忙，母亲都要回家把从远方亲戚周郎中那里开来的中草药，一天一付煎好，定时盛一大土碗，让我喝掉。父亲也会去大大小小的医院找“加兰他敏”和“新斯的明”，药价二三十元不等，时常要向公社打报告才能批下来。

我一般早晨6点半钟左右起床，进行简单的跑步训练。湖区的田野自然而舒适，时不时会有小青蛙惊恐地从我脚边跳入沟渠里、荷叶缝里、高笋茎上。那些夹杂着农作物清香的味道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嗅觉——任何生命都有它值得珍重与珍惜的理由，季节的解冻已是势不可挡，春天以雷霆之势蓄势待发。

再往后，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搭机帆船到地区医院做理疗了，跟医生们混得熟稔，有个与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周医生，曾以“文红年青大有作为”作为前缀字，让我吟诗一首，我随即胡诌一首，他拿着写在处方单上的答案面露惊讶之色，将我会作诗的事逢人便讲。

为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父母还转手买了一台二手压面机，起早贪黑，发面粉、和面枌、压粗坯、压细坯、岀面条，再用木架晾晒在操坪里。热辣辣的阳光反复舔在软软的面条上，不要多久，面条变硬变脆，切割包装上秤，一个接一个的客户就在一旁候着等着。

很快，我家面条的名声也传遍了十里八乡，“个体户”这个新名词也出现了。

1978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我的同班同学几乎全部进入大学深造，后来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了傲人成绩。

而我，只能抱着“自己命运的咽喉岂能被扼住”的决心，四处求医问药、坚持锻炼，甚至在手摇压面机把手前流着黑汗。

右手不灵便，我就开始练习左手书写，开始时无数次都想放弃，但我还是躲在角落里，写下了不少诗歌、散文和小说，然后去找字迹工整的伙伴们帮忙誊抄，再去投稿。直到很多年后，我左手书写的字，也获得了市级书法家协会的大奖。

到80年代末期，我终于考入湖南江南工学院（后更名为江南兵器工业职工大学)学习机械制图。

此刻，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我将歌唱——用拙劣、嘶哑的歌喉纵声唱出注满海水的歌谣，像遥远的灯塔用光束，找回迷航的船只，我也将努力找回那个迷失人间的自己。

我终于可以对1978年说一声：再见8，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虚度。

偷偷去高考的老三届

@戴夏双

1946年二月生人，年逾古稀，贵州省安龙县龙广镇人

1978年之于我的人生之途，实在是我命运转折的吉祥岁月。

这一年，作为知青的我，终于与乡亲告别了终年劳苦、饥寒相随的日子，生活温饱又有余钱。

当时公社革委会从各生产小队抽调了30多个壮劳力组成“长修队”，长年累月到深山修公路。我也被抽调出来，担任“长修队”的伙房会计，管理菜蔬的购入和粮食的收支登记，远离家乡，几个月才回来一次，负责挑菜蔬和粮食。

因为长期在深山，所以关于恢复高考的信息丝毫未闻。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刚从德卧镇的深山老林回到家乡小镇街口，有位乡亲迎着我大声嚷叫：“大老俵，你怎么才回来？报上登出了通知，大学招生特别照顾你们这些知青！”

作为66届的高三毕业生，当年离开教室时我们的年龄大都在20岁上下，一晃10年过去，我们都已进入中年。第三个儿子刚出生3个月，我内心对大学早已心灰意淡了。

我冷冷地回应道：“谁喜欢考大学谁去考，这颗葡萄是酸的，让馋嘴的麻雀去吃吧。”

可当天回到家吃罢中饭，我还是找到了当年《贵州日报》刊登的恢复高考的通知，通知里特别提及：对66届高三毕业的知青，放宽准入标准，“婚否不限，年龄放宽，考分可适当降低”。

读了这个通知，我忍不住热泪潸然，还是决定奋力一搏。当然，彼时内心也知困难重重：没有复习资料，没有专门的复习时间，没有课本，也没有什么复习大纲，更没有老师指导。离校都已12年了呐——我们从初一到高三年级，历年积累的课本，早已灰飞烟灭——干活累了，没钱买香烟，就撕书本卷“喇叭筒”吞云吐雾。

但只要一个人有了决心，困难总是会被千方百计克服的：我报考的是文科类大学，政治与历史就抱紧《毛选》，反正里面中国近百年大事均有提及，更有参考价值的是它的注释，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皆有详注，我就勾重点来背诵；语文的写作，则是坚持每天晚上写写日记，所见所闻所感，皆用文字表达；数学的复习更为巧妙，当年街邻的应届毕业生，有很多捧了数学书本来请教，我就装模作样说“这道题目简单，只要记牢这一章节的公式和定律，再看看例题的解题步骤，就妥当了”，接着我同他翻开有关章节的定律和公式，让他记牢，我也趁机温故知新，再把例题解析步骤重新记忆一番；至于地理，只能向邻近的初中学生借阅，晚上读过，第二天再归还给人家上课用。

复习的时间，绝大多数是晚饭后。而复习的时间与精力，70%都花在了俄语的复习上。那时候，我们66届的高三学生，从初一到高三，俄语都是重点课。

我还记得，高考报名要到龙广公社办公室，交人民币伍角，还要交两张小二寸的半身照片。中午收工后，我从田里拔出泥腿，在溪边涮涮，挽高裤筒赤着脚就往照相馆跑去，生怕人家下班关门吃饭去了——反正是只照上半身，赤着脚也不影响。

照相的大师傅麻大哥见我气喘吁吁赶来，问我照相干什么。我如实坦白后，他就睁大双眼吃惊地打量我这又廋又黑的狼狈相，可能怕我不知天高地厚惹人嘲笑，就作古道：“现在不能照。”我问为什么，他只说太阳正当顶，照出来的相片从鼻孔到下巴全是黑糊糊的。

我心里明白，麻大哥的话外之音是：你这把年纪了，胡子拉碴的，不怕丢人？还想考大学，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万分着急，进退两难。照相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也不可能赌气不照误了报名。万幸的是，相馆的另外一个女员工，好心叫我坐在板凳上，在屋檐下给我拍了照——后来，在我接到大专录取书去学校报到离开家乡的那一天，众多亲友都为我送行，我登上班车扭头回望，见屋檐下的麻大哥，正伸颈踮脚朝我张望，神情里满是惊异。

到公社办公室交了钱和照片后，终于领到了准考证。乡亲们知道了我报名考大学，议论纷纷。有一天永康哥和木支书在祥哥家闲聊时说起我，木支书还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哼，戴老大考大学，昏头了吧？谁读大学，县革命委员会早就定了，会轮到他？”

祥哥也笑着说：“这就叫陪公子赶考！”

听了这些闲言碎语，我内心确实有些忐忑。到了文革末期，历年来的大学招考，皆是“自愿报名，贫下中农推荐，革委会选拔”这一程序。选拔出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张旗鼓宣传的也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并且执行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出身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纯粹是下等公民，大学之门基本对他们是紧关着的。我父亲在旧社会曾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镇反运动被捕劳改，按政策，我也属于“历史反革命”子女。考大学的梦，仔细思考，确实是不自量力。

我犹豫不决，辗转不安。母亲心疼我，怕我积郁成疾，劝慰道：“想开些，老辈人说得好：世人只有卖柴卖米，哪有挑书卖的道理？”又说：“手捏锄头把，犯法也不大。”

母亲的劝告反让我更加心酸，她见状，又给我出谋划策：“我看这样吧，逢人就说不考了，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实在丢不开；暗了下来，好好复习写字，考期到了就偷偷去考。万一考不起，也没人耻笑。”

等到高考的头一天，我骗贫下中农杜队长，谎称自己在深山的岳父要借我一斗大米度五黄六月，特请假三天。

那些年终年“大干、苦干、学大寨”，磨碎了骨头吃不饱肚子，人们去借粮是常事。队长准了假，我便在下午搭班车悄悄进了县城，破帽遮脸入了考场，只怕被熟人发现后惹人耻笑。

考试中也出现了个小插曲：那年高考，外语不是必考科目，我增报的俄语，成了全县上千考生里唯一考外语的。当时考试结束后，考生按各区镇列队，招生主任台上宣布了有关体检等事项，并专门宣布了几月几日到县革委会参加外语考试的考生姓名。当时的辅导站负责人徐老师还专门到我家强调：“全县只你一个俄语考生，你务必按时赴考，为家乡争光！”

只是后来，当我按时到县革委会参加外语考试时，报考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的考生皆入座发试卷了，却迟迟不见我的俄语试卷到手。正烦躁不安时，安龙一中的外语教师却告诉我，“没有俄语试卷”。

等到高考后的一个多月，别的考生已陆续领到了录取通知书，甚而连一道进城参加高考的表弟，把最后一批专料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拿到手了，而我却什么都没有。

母亲宽慰道：“录不上大学，也要好好活。一天两顿饭，雷都打不脱。儿啊，一根茅草一颗露水养，不上大学也要过。”邻居表兄表嫂扛着扁担到门前，邀约我去深山林子里砍柴，母亲回答：“让老大媳妇去，老大就在家挑粪淋菜！”

我知道母亲的心——她是怕我去高岩陡坡砍柴，因没录取而分心再摔下悬崖跌死。

已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表弟，那天早上也赶到我家劝我：“大老表，我的录取通知书是黑哥从教育局托人送来的，你的可能已到邮电所，我陪你去看看？”

我没有好气地回应：“不读大学算球！”言毕，便担上大粪去了菜园。

那天，我刚挑了三担大粪，表弟就远远地跑来，手中高场一个大信封，朝我大喊：“大老表，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一愣，随即将粪桶一扔，冲上去抢过信封一看——千真万确！我冲进屋里大喊：“妈，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了！”

母亲听了，浑身颤抖，扔下手中的烟袋，手忙脚乱地在家神前燃香焚纸，唠唠叨叨叩谢祖宗恩庇，喃喃泣告：“感谢邓大人的大恩大德……”

我被录取的消息不啻原子弹在小镇炸响，全家老小喜气洋洋，乡亲父老都为我庆贺。临去报到的头一天，乡邻不约而同来到我家，有的给了三块五块给我作学杂费，有的送来洗脸盆、香皂或枕巾。深居山林里的大老舅，也特地赶来送了我15斤全国通用粮票，岳父买了5包遵义牌香烟塞给我，说遇见教授或校领导，要敬好烟。

去大学注册那天，班车刚到站，上一届的学兄学姐（其实他们也是1978年春入学）就赶来迎接，一跨进校门，醒目的大红横标呈现眼前：“热烈欢迎新同学！欢迎您，未来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些标语让我的心热乎乎的——就在前几年，连为月薪30斤大米而折腰的民办教师，我都没资格争取，可今后，我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了。

为我提行李的学兄学姐已引导我到了宿舍，一架木床上写着我的名字。我取出录取通知书、县粮食局给我开讫的480斤粮食转移证明、以及派出所办理的户口转迁证明，挤到报名注册的窗口。奇怪的是，先到后来的新生都办了手续，办公室的人却总是不接我的手续、单据和现金。

我耐心等待，窗前只我一个了，我问：“轮到我了吧？”

岂料办事人员一边埋头数钱一边说道：“老人家，这里是大学报名的地方，不是排队供应糖食的商店。”

我应道：“我是来报到的！”

她抬头望望：“老人家，你给谁报到？”

“我给我自己报到！”

她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惊讶地打量眼前戴破帽、穿着补疤衣、满脸络腮胡子、黑瘦得像个老头的我，自言自语道：“悔不当初啊，我也该报名高考。”

等1980年大学专科毕业，我终于走上了神圣的讲坛。

男朋友和厂长，都成了阻拦我高考的人

@何可

四川乐山人，1978年考入大学，语文教师

1978年春节，全家团聚，我们兄弟姐妹四人一起在父母家过年。

吃完团年饭，我向大家宣布说，我要参加今年的高考。可话说完了，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在兄弟姐妹眼里，我就是一个初中生，文革10年，什么也没有学到，拿什么去参加高考？弟弟甚至调侃我说：“如果你真考上了，我手板心煎鱼给你吃。”

更直接的反对者，是我的男朋友衣瑞龙。他是辽宁大连人，西南交大67届的毕业生，在乐山城区嘉乐造纸厂工作，人长得高大英俊，还是个体操运动爱好者，厂里许多青年工人都很崇拜他。

春天的一个周日，风和日丽，老衣骑自行车送我去太平镇上班。几十里山路，春风做伴，美景不断，我们却一路无话——前一晚下班后约会时，我告诉他，我找了两本中学数学，准备下周开始高考复习，可他并没有回应我。

到了厂里，我安排老衣去男工宿舍住下，就上夜班去了。周一早上他走时，看起来挺高兴的样子，周末的不愉快好像已经随风而逝了。可等到我下班后回宿舍，那两本数学书却不翼而飞，问遍同寝室的女工，都说不曾拿过。我心里一凉：肯定是他拿走了。顿时，全身好像浸泡在冰水里，簌簌发抖。

那段时间，只要和老衣谈起高考，双方都会很不愉快。可是我那时的工作是我压根儿不想干的——我的工厂属于二轻系统的小厂，设备和生产方式都很落后，属于家长式的管理，而且地理位置偏远，回趟家要走六七十里的山路。

我看起来是有了工作，可实际生活比当知青还苦。要想摆脱这里，除了考大学，没有第二条出路。

我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在离城不到10里的老岗坝。干了两年农活，就被大队书记安排到学校上课，成了一名乡村民办教师。随后，工厂开始招工，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眼看着同学一个个当工人、上大学，我却因为出身不好，迟迟没有被推荐。

老岗坝是岷江和大渡河汇流后形成的第一个江中小岛，全是河沙地，主要种植小麦、花生和玉米，也种一些蔬菜，比其他大队富庶。在那里做民师，国家每月补助10元，大队一年再补助3000个工分，算下来每月收入也有30多元，相当于一个中专毕业生的工资了。相比其他知青，我的处境算很不错的了。如果不是户口在农村，我真想在那里教一辈子的书。

没想到，1976年二轻系统向社会招工，来我们公社招工的，是乐山县太平镇铁器社。我父母的历史问题在两年前有了结论，所以，政审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时不想去，可是老衣的话很有说服力：“单位虽然不好，但毕竟是城镇户口呀！如果你一直待在农村，将来我们的孩子岂不就是农民吗？”

为了以后孩子的生活，我别无选择，只有进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每月挣18元的工资。

太平镇铁器社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我们坐着一辆破旧的客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经过六七十里的颠簸，来到了太平镇上。当我和同伴们提着行李走进厂子的时候，都傻眼了：一进门，左边一堵砖墙，中间是个百平米左右的土坝子，右边是一排破旧的房子，厂长办公室、财务室、工会都集中在这里。

从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年近三十、眼睛有点斜视的女人，把我们领进旁边一间低矮的平房，房门正对着厂门。女人交代说：“你们女生就住这儿。”房间大约有十七八平米，靠墙一周摆了五张上下床，还有一张床摆在屋子的正中间，我们六个女生，刚好每人一张。女人又说：“你们睡下面，行李和日常用品放上边。”临走，还让我们尽快到车间报到。

过了十多分钟，厂长来了。厂长叫胡志高，四十多岁，脸上轮廓分明，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不苟言笑。他给我们简单讲了几句，大意是：厂里这几年业务不错，正需要人手，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很高兴，都是有文化的人，把你们全部分配到机修车间。说完，就领着我们，走过短短的走廊，来到机修车间。

车间低矮、破烂，地面高低不平，墙壁四面透风，没有天花板，几片长长的玻璃瓦作为采光用。一个宽大的门框永远敞开着，没有门；正对大门的墙上有一排木栅栏似的窗，没有玻璃。车间里七零八落地摆放着五六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刨床，房顶上吊着几盏暗淡的日光灯。机器轰鸣着，厂长就在巨大的噪音中大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

很快，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是车间主任。他摘下油腻腻的手套，用锋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我们，很快就给我们安排好了车床。他把我带到了一台最陈旧最肮脏的车床前，说：“你就在这里吧。”

后来我才知道，操控这台最破旧最落后的车床，其实是车间里比较轻松的活——这台车床专门加工饲料粉碎机的外壳，上好工件以后，可以有半小时左右的闲暇。

我环顾四周，好像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欧洲，眼前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手工作坊。心中五味杂陈，委屈失望，巴不得立即转身回到我那可爱的江中小岛继续当我的乡村教师。

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在这儿是不会有好日子的。

我们进厂不久，受大环境影响，厂里生产的饲料粉碎机销路特别好。订单多、任务紧，厂里就开始实行两班制。工人们每天上对班，夜班从晚上12点上到中午12点，白班从中午12点上到半夜12点。无论白班夜班，大家都不人不鬼、身心疲惫。可厂长和车间主任的眼里只有利润，常常连周日也要加班，大家连续上半个月的班，才能休息一天。

1977年秋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出差的机会——机修车间的刀具不够用，厂里四处求购无果，动员大家想办法。老衣是大连人，他二姐就在大连造船厂的工具科上班，可以帮忙买一些刀具。我给厂里说了这个情况，厂长很爽快地给了我假，叫我和老衣一起回大连“探亲”，顺道买些工具，算我出差。

得到这个消息，我和老衣都很兴奋。我们选择走水路，即从巴峡穿巫峡，途经重庆、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国庆之前就回到了大连。买好工具，托运回乐山，我和老衣就在大连多待了一段时间，直到11月中旬才返回乐山。

在大连的日子，整天海浪沙滩，寻古觅胜，乐不思蜀。等我们回到乐山，才知道世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年秋天，国家恢复了终止10年之久的高考——这消息于我，比粉碎四人帮还要震惊，可惜等我回来，已错过了报名时间。

机修车间有个和我们一样的学徒工，叫沈国武，比我们早半年进厂，是乐山一中高67级的学生，父母都在太平镇医院上班。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医，政权更替前夕随部队起义投诚，结果还是被抓去劳改了几年，释放后就安排在这偏远的乡镇医院。沈国武多才多艺，写得一手好字，吹拉弹唱样样会。我们进厂时，太平镇成立了粉碎四人帮宣传队，抽调我们去搞了一个多月的宣传，彼此才更熟悉了。

我从大连回到厂里，沈国武第一个就来和我讨论高考。正值隆冬，我上夜班，半夜12点接班后，上好工件，正无聊地看着那风机壳在破旧的机器上转动，沈国武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他上白班，该下班了。

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

他很兴奋，告诉我说他报名参加了高考，今天，教育局的熟人帮他查了分数，没想到竟然考得格外好，不冒尖的语文也考了93分（那时候各科满分都是100分），打算第一志愿填报西南交大。

他鼓励我明年也去参加高考：“你虽然只读了初中，但是文学功底比我好，报考文科没有问题。只要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考好了，总分就上去了。数学一科弱一点，关系不大。”

这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1978年春节过后，沈国武果真收到了西南交大的录取通知书，特地到车间来和大家告别。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用鼓励的眼神盯着我说：“你今年一定要去报考，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顿时热血沸腾，回答他：“一定去！”

沈国武考上大学的消息，如同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工厂里扔了一颗原子弹，一时间厂里议论纷纷，人人都在说高考。好几个和我一样的青工，心里都燃起了希望，积极准备复习应考。但厂里的领导却异常紧张，生怕工人不安心上班，都学沈国武高考走人。

转眼又过去了两个月，我在厂里，鬼魂似的活着，满心只想着考上大学，离开这个鬼地方。

那时候，母亲在五通桥竹根中学上班，见我一心想上大学，就在学校里给我找了一摞复习资料。

4月，春暖花开，好容易倒班有了一天休假，我约上好友一起骑车去五通桥拿复习资料。返回时走到大石桥附近，天色已近黄昏。老衣骑着车迎面而来，当时我还在想，他是怕我们两个姑娘走夜路不安全，专门来接我们吗？心里不免一阵感动。

可到了眼前，我才看见他脸色不对，问他：“怎么啦？”

他劈头就说：“谁叫你们到五通桥去了，把书包给我！”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老衣伸手就把我的书包夺了过去，转身骑上车绝尘而去。我一下子懵了，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骑上车往家里赶。那时候我家住在岷江东岸的任家坝小学，一进校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满心喜悦背回来的复习资料，正在台阶下火光熊熊燃烧着，老衣就站在火堆旁边，火光映红了他的脸庞，他神情木然、面容冷漠。

此事之后，我的父母开始反对我和老衣谈恋爱。

在父母看来，报考大学、追求自己的理想是我的权利，作为我的男朋友理当理解支持。可老衣不但不支持、不帮助，还烧掉母亲辛辛苦苦替我收集的复习资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点，这样的人何以托付终身？

我心中也是矛盾重重：在农机厂上班，干着高强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老衣在城里工作，住两人一间的单身宿舍；我这边更惨，六人一间房。我们相距六七十里，要想结婚成家、养育子女简直不可想象，只有通过高考，才能改变命运。

然而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他已经32岁了，我们恋爱了好几年，好不容易都有了工作，可以谈婚论嫁了，我却要去考大学，让他再等4年——且不说读书期间，会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他能放心吗？

为了让他彻底放心，换取他的支持，我毅然决定瞒着父母和他登记结婚——时不我待，已经是1978年5月了，还有两个月我就要进考场了，不能再拖了。

5月15日，我和老衣领取了结婚证，我的高考终于可以付诸行动了

可没想到的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好不容易取得了老衣的理解，仅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回到厂里，我开始复习迎考，每天下班后都捧着数学书看。白班下班已经是半夜了，为了不影响室友休息，我就拿着小板凳到走廊，在昏暗的路灯下看书。很快，我复习迎考的消息传到了厂长耳朵里，厂长怒气冲冲，放出狠话说：“她要去高考，想都别想！我们好不容易招了点有文化的人，去年已经放走了一个沈国武，今年一个都别想走！”

厂长指示车间主任立即调整我的工作，车床不让上了，叫我和另一个女生去抬风机壳——就是把饲料粉碎机的风机壳从翻砂车间抬到机修车间，再把机修车间加工好的风机壳抬到组装的地方，计件工资。

翻砂车间到机修车间大约有两百多米的距离，中间还要爬一个约莫60度的斜坡，风机壳的重量有七八十斤，体积庞大，我们先要用棕绳把它套起来，再把绳子穿在一根又粗又圆的木杠上才能抬着走。

说实话，我从小到大从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而另一个女生的身高只有1米5，我身高1米6，当我们抬着风机壳走的时候，绳子就会不断往她那边滑动，重量也会压着她。她身体瘦弱，根本无力承受这个重量，我就必须使劲地拉着那绳子，这样一来，我们就走得十分艰难。

可车间主任却规定，每天必须抬够规定数量的风机壳，才算完成任务。如果哪一天没有完成规定的数量，就大会小会地批评我们。我们拼命干，一天12小时下来，肩膀红肿，腰酸背痛，哪里还有精力看书。

厂长主任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工作越是艰苦，我考大学的信念就越是坚定，即使做着这样的工作，每天半夜下班，我也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才去睡觉。

6月，高考报名开始。

厂里想要报名的青工有4个，其中一个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初中生，另外两人是70年代初期的高中生。我们一起到太平镇招生办去报名，对方告诉我们，需要厂里开个介绍信。

回到厂里，厂办说说开介绍信必须要厂长和书记同意，可厂长和书记，只要看见我们，转身就走。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心急如焚，只好回头求助于镇招生办。镇招生办的老师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就给我们报了名。

报名以后，心里稍稍踏实了一些，正想抓紧时间冲刺复习，厂长却派人来把我喊去谈话，说：“我们工厂有前途，要发展，需要培养有文化的人，所以特地到公社招了你们这批知青，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安心？”

继而又和颜悦色地承诺说：“安排你去抬风机壳是暂时的，只要你不去高考，我们可以调整你的工作，安排你去精密机床上班，多学点技术。”

我理解厂长的一番苦心，但也表示：“既然国家有政策，允许我高考，那我决不放弃。”

厂长见劝说无用，就不准我们几个考生请假复习，我每天的工作依然是抬风机壳。眼看还有20多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没有时间复习政治、历史、地理。

焦急中，我在7月初突然病倒了，高烧不退，厂里见状，只好准我回乐山。回乐山的第二天，我到医院看病，医生给我开了药，嘱咐说：“多喝水，好好休息两三天。”我望着医生，欲言又止，医生似乎察觉到了，问道：“你要假条吗？”

想到即将来临的高考，我豁出去了，说：“医生，你可以给我多开几天吗？我要去考试，没有时间复习。”

医生抬起头笑了：“你要去高考吗？该支持，该支持！”他拿起笔，大概算了一下时间：“我给你开10天吧。”

拿着假条，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心中的谢意，只是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

就这样，我终于得到了宝贵的10天时间。我的高考之路经过了一条漫长而黑暗的甬道，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几乎没日没夜地看书，背一切可以找到的复习资料，我的历史、地理、政治几乎全靠那几天的恶补。

1978年7月20日，是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早上7点30分，我走进了乐山县第八区设立在安谷中学的高考考场，开始了为期3天的高考。

我的室友罗明珍是和我一起进厂的，她男朋友是安谷镇人，知道我们要在安谷考试，他俩便邀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住在他们家。高考那几天，她男朋友的家人对我们照顾得极为周到，我们吃得好、睡得好，应考时也格外精神。

我觉得文科类的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于我都不难，整场考试下来，胜券在握。考试结束以后，我径直回到家中，不再去厂里上班。

很快，成绩下来了，我超出当年文科录取线21分，不算优秀，但是，那么仓促短暂的复习时间，还要排除那么多的干扰，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打算填报一个确定能够录取的稳妥志愿。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在乡下已经有了5年的从教经验，便决定报考师范院校。母亲说：“你不是怕冷吗？西昌是个冬暖夏凉的城市，你就去那里读书吧。”

等到了体检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亲戚”还没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意识到，自己一定是怀孕了。得知这一消息，老衣非常欣喜，而我却全然没有年轻女子初次怀孕的喜悦，反而愁绪万端，陷入了矛盾之中：如果真是这样，体检能通过吗？就算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怀着孩子上学，学校允许吗？孩子生下来怎么带？

种种问题萦绕于心，夜不能寐。老衣便开导我说：体检一定能通过的，国家为了选拔人才，高考政策都没有限制婚否，那么也不会检查是否怀孕，先体检了再说。等到了学校，如果学校说不可以妊娠，我们再去手术。我这才安下心来。

如老衣所料，体检顺利地通过了。

1978年国庆前，我收到了西昌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捧着这封来之不易的通知书，我百感交集，喜极而涕。 

我又重新走进了校园，每天听课、看书、写作业，和同学探讨人生、交流哲学，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可是我的内心又充满忐忑，毕竟已经有了身孕，纸是包不住火的，学校知道了怎么办？这个孩子能不能出生，还得看学校的态度。

开学两周后，我豁出去了，决定向学校说明情况。我去了校长办公室，甘校长五十来岁，是个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面容清瘦，和气地请我坐下，专注地听我说话。

我把自己的状况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了他，了解情况以后，甘校长问了我的年龄，又问了老衣的年龄，然后说道：“你们的年纪都早已过了正常结婚的年龄，是文革把你们耽误了。你们现在结婚和怀孕都是正常的，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国家现在要搞建设，正需要人才，学校不会为难你的。”

他很细心地问了我的预产期，我回答他大概是79年的4月底。他想了想说：“你可以在3月初请病假回家，把讲义和课本带回家自学。等孩子出生满月后，你再回校复习，参加期末考试。如果多数科目都过了，你就继续跟着78级学习，如果你挂的科目多了，就下去进入79级学习。”

我没有想到甘校长会如此善解人意，在我看来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却心怀大爱，很人性化地就轻松解决了。临走，他还提醒我，这段时间不宜上体育课，回家之前，记得到他那里去批假条，拿上假条到总务处退伙食费。

听了他的话，我望着他，眼里不禁噙满了热泪。和太平镇的胡厂长相比，同样是人，关爱之心却是天差地别。

1979年5月2日，我的儿子出生了。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医生高高地举起他，我看到一个婴儿，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舞动着他有力的四肢，大声呐喊般啼哭着。

我相信，他的人生定然和我不同，他们这一代人的道路定然不会荆棘密布，因为，他们出生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回校以后，同学们争相看他的满月照，同学们都说他是我们中文78级1班的“班宝宝”。

6月1日，我把刚刚30天的儿子托付给母亲，就返校上课了。此后，我每天的生活轨迹只有寝室、教室、图书馆，生活内容就是听课、看书、抄讲义、查资料，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最开心的就是读老衣和父母的来信，看到他们在信中描述儿子的成长趣事，我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源济

知青子女回沪记：我就是那个想挖煤的借读生丨人间·再见8

原创： 金凡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0

“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身上的衣服是新疆来的，你们吃的米是河南来的，你们过冬供暖的煤就是我老家山西运来的……假如嘲笑一个外地人能让你们感觉更好，让你们上海人更进步，你们尽可以嘲笑。看看你们考卷能领先我几分！”

配图 |《我11》剧照

再见8丨连载12

我出生在山西，父母都是上海知青。1988年，我10岁的时候，最后一批回城知青子女的名额落到平遥，消息传到父母插队落户的偏僻农场，已是夏初。

距离政策最后的期限不足8个月，上海的电话一直追到队里，要我尽快“回去”，可家里对于我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父亲主张我留在山西，母亲则希望我能回上海去。

母亲也曾偷偷问我自己的想法，可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喜欢山西得很。我生在农场，身体皮实，又很调皮，成天跟着一群当地孩子四处混。太行山脉周围的农村真是野孩子们天堂，我们被岁数更大一点的孩子带着，爬树、摘野果、追野狗、烤青蛙，简直是无法无天。

因为跟母亲意见不合，父亲一直保持沉默，转机则出现在盛夏——我打架了。

两队小孩子打架，赢的队伍就有资格去指定地点偷煤。我是其中一队推出的代表，和对方派系的“高手”干上了，一招“兔子蹬鹰”，把那个高我两届的孩子从二楼的阳台上踹落下去，他险些摔成脑震荡。

为了这个事，双方家长闹得不可开交，我家赔了一笔钱，在当时算是巨款了。

父母极恼恨，把我绑了三天三夜，我爸还扬言要把我蹬人的那条腿剁了，奶奶听闻，连夜从上海赶到平遥来救孙子，这才算是保住了我。

我在山西也没法待下去了，就只能同意随奶奶回上海读书。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出发前的晚上，我问了母亲两遍这个问题。母亲红着脸爬到炕上为我整理衣物，没有回答我——前一刻她和父亲在隔壁吵架，被父亲打了，半边脸都肿了。

山西到上海有多远？

我上火车时候，又问了奶奶同样的问题。奶奶坐在绿皮硬座上，板着脸，紧紧拽着我，只是说：很远很远，要坐六天七夜的火车才能到。那个地方很富很富，很大很大，比你去过的任何一个县城都要大几百倍。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火车上各色人等跑来窜去，各种气味混杂，我只觉得晕。咔哒咔哒，在单调的车轮与铁轨撞的击声中，我沉沉睡去。

我梦见自己做了老大，带着伙伴们一起扒车偷煤：手脚灵便的瘦子苦练扒车，减少“跌落率”；身高马大的壮娃负责托举，一边跟车跑动，一边靠手臂爆的发力一把托起瘦子，送他攀上车顶；眼神好、有机灵劲的孩子则负责望风，看到管理队来了就发出警报。

我梦见我们带着“胜利果实”回村分赃。买棒棒糖，一箱一箱地买，买动画贴纸和烟牌子，一打一打地抬走，所到之处，每个村落的妹子们都出来迎接我们。

我梦见，其他院子的队伍又来挑衅，我又和人干上了，腿被打断……

惊醒之后，我发现自己还躺在硬座上，腿并没有没断，只是一只脚上的皮鞋不见了。

6天后，我到了上海，外婆和二舅赶来火车站接我。在出站口，两家人做了交接：奶奶把我交给了外婆。

两个女人严肃得好像交战双方交换战俘一样——我父母门庭相差悬殊，只是因为上山下乡在山西认识而结合，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相差甚大的两家人并融不到一起去。出身浙江嘉兴名门的奶奶只是心疼我，并不喜欢我妈。把我带回上海、办好入沪手续，她认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所以到了上海，她就把我交给了外婆。

我很喜欢外婆，虽然她只是一名纺织女工，但是善良、和蔼，很懂事理，一点都不输给知识分子奶奶。

外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二舅瞅见我只有一只鞋，就责怪起奶奶，来接奶奶的姑姑当时就和二舅吵了起来，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

“好了！”最后，外婆吼了一声，“我们回家！”我这才和奶奶、姑姑告别。

当天，我便住进了原上海南市区老西门曹家街，80年代末，这个地方比贫民窟好不了多少：一个小门牌走进去的小院子，住着十几户人家。墙薄如纸，卫生条件非常差，用的还是旧式的马桶，到处都是杂物和垃圾，吱吱叫的老鼠陪伴我度过了第一夜。

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的奶奶通了关系，把我送到一家重点中学的初中预备班借读，她跟外婆千叮咛万嘱咐：“开学千万不要迟到，影响不好的。”

可开学第一天，我和外婆还是迟到了，而且迟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

那天上海刮起了夏季季风，大暴雨，老西门地处低洼，水漫金山，公交都停了。二舅背着我，外婆打着伞，我们一早就出发，一路从老西门走到了淮海中路。半路外婆还滑了一跤，半身衣服都湿透了。

我们3人在学校的门卫室待了半天，再辗转通知奶奶去找人通关系，校办这才过来人把我接走了。

我进校门的一霎那，外婆就哭了。我这才有点明白了，自己要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关于这点，母亲在山西就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但我不懂，也没体会过，外婆松手的瞬间，我一下子懂了，不得不去面对——这就是成长。

校园里也严重积水，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趟过去，独自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停在指定的教室门口。定定神，敲门进去。

那是一节什么课，我早忘了，反正我的到来，让课堂一下子纪律大乱，一大堆和我同龄的上海小孩好奇地看着我，看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穿过他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节课很快结束了，我趁课间休息，擦了把脸，回来继续上课。

第二节课才是我在上海正式的第一节课，是节地理课。老师讲了珠穆朗玛峰，雪水融化，流经东南亚、西亚各地。水循环、碳循环影响了水文和季风，温湿的风又影响了西太平洋的生态。

山西哪有这样的课程？就好像我在平遥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雨季？到了外面的世界，真是开了眼。这节课我听得津津有味，头一回觉得“回上海”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谁能想到，1988这个普通的年份会成为我人生中的珠穆朗玛。时间犹如草蛇灰线，就在那一年种下了很多无法捉摸的故事。

因为我回到上海，也因为我就读的这所学校，我命运里所有的贵人都出现了。

首先是我的同桌。当时，我的到来给我的班级掀起波澜：1988年，这个全上海籍学生的班级里第一次有了“外地借读生”——当然，这个叫法仅仅短暂维持了三四年，就湮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中。

当时上海没有如今的包容和大度，本地的同学甚至没人愿意和我同桌，仿佛有一堵透明的墙隔在我和大家之间。对外地人的歧视就是一根针，刺入人心。我年纪虽小，但也能感受到。

老师连问了三遍，都没人应答，他也很无奈。我只能盯着地上，希望出现一个洞可以跳下去躲躲大家的目光。

最后有个学生举手说：“我愿意和他一起坐”，说完把桌椅搬到我边上。他搬好桌椅坐定的时刻，我才感觉我的心落地了，那么踏实。

瞅瞅这个男生，黑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好像跟我山西的带头老大差不多个儿，唉，我走到哪里都是跟人混的。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叫小伟的男生成为我的同桌，真是我的幸运之一。他虽成绩一般，但为人非常活泼，男生女生都处得来。有他在边上插科打诨，尴尬的气氛真是减弱了不少，很快就帮我融入了班级。

听说他父亲还是东方航空的飞行员。上海人，真是藏龙卧虎。

我在山西接受的基础教育很差，数学、物理差距倒不明显，拼命补一补，能追上，但英语就明显落后上海同年龄孩子很多。

不仅我的语法一塌糊涂，发音还带着一股山西味儿，每次英语课堂点到我抽背，都是非常尴尬的场景，好比噩梦一般。

我开始变得缺乏自信、沉默寡言，加上体质差，体育成绩也不好，三天两头生病，班里同学就常嘲笑我，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小女人”。

事隔那么多年，每当回想起这段，我始终认为那是人生中一段灰暗的时光。我慢慢向后退，退到躯壳里面。佝偻，是我个性的壳，越缩越小。时空，映衬卑微的皱褶，失去了人格。

好在，另外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把这些壁障都打破了。那个宏亮的声音跟我说——人生有裂缝，是因为光要进来。

这人叫朱茂忠，是我的英语老师。

英语课上，朱老师斜着眼睛，站在讲台上，矮小身材透出一股凛然正气。30年前，上海市重点中学的主课老师可不是好当的，一上来先要接受学生的考验，老师挨得过就能教下去，挨不过，就会被学生们发动各种家长关系写联名信轰走。我初二时，就亲眼见过一个硕士毕业的物理老师因班里成绩不佳被家长赶走，下场凄惨。

毫无疑问，学生们也不会放过这个朱老师。

第二堂课，在调皮的英语课代表带领下，大家就各展课内外所学，向朱老师发起了挑战。朱老师一一作答，思路清晰，光修饰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朱老师就举出3种主要形态和11种变例，其中2道题案例题，都是来自某年的上海高考英语卷。

“我是这张卷子的评分老师。”朱老师说，“我是上海市高级英语教师，有这个职称的，全市不过15人。”

他那份从容不迫，气场逼人，让全班都轰动了。进市重点谁不是搏高考呢，上海考生考分甩开外地生就靠英语，评分老师居然就在眼前。

我内心无比震撼，精神的季风早已把我刮到九重天外。上海这座城市太神奇了。

“金凡，过来背课文。”

该来的终究要来。某天中午，我还趴在桌上打瞌睡，朱老师不知不觉来到教室，抽我背课文。

“嗯？不是午休么，怎么背课文了？”

“叫你背你就背，多废话。”

同学们看到我又要出糗，一窝蜂围了上来。

“看什么看？抽完他抽你们。”朱老师喝退众人，把我拉到墙角。

我憋红了脸。

“我知道你口语不好。没关系，在这里背，背给老师听，同学们听不到。背错了、发音不标准没事的，老师帮你纠正。”

我磕磕巴巴地背起来，全无昨天夜晚背诵的流利。一篇短课文背了5分钟，那分秒滴滴答答，漫长无止境。

好不容易背完了，自己马上羞愧地低着头。我想我这是怎么了，在市重点的学业还打不打算走下去了？好像很多回沪子弟都过不了这关。

“你抬头看着我。”朱老师对我说。

我迟疑再三，犹犹豫豫地抬起头来。

只见老师的眼睛中闪着光——一只眼睛闪着正常的光，另一只眼睛，闪着七彩的光华。这不是普通的折射光。

我这才看清楚，那只是一个义目！

朱老师仿佛看穿了我：“孩子，你看清楚，生命不仅你一个人有苦难，苦难也不会你一个人去背负。勇敢地面对它们，它们是你人生的老师！输，不可怕；怕，才可怕。”

整个下午，上了各种课，包括一节体育课，我都请假没去。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没有注意到我呆坐在座位上沉思。

朱老师眼中的光华我童年在山西看见，山西夏天久旱逢雨，雨后就有彩虹，就是那种光晕。

放学了，我和同学一起背起书包离校。

出了校门，我瞅四下无人，又回到了学校，走近了英语教研组办公室。正好英语教研组也快下班了，只有两个老师。

我就和朱老师打了一个招呼，朱老师说：“正与年级组长说你们班的英语口语呢，正好你来了，我中午告诉你的要点还记得么，再背一遍给我听。”

第二遍背诵我就流利多了，很顺畅地背完。我一脸得意，以为朱老师会表扬我。没想到朱老师却面容严肃：“金凡啊，我告诉你的几个点你是往心里去还是没往心里去，怎么始终做不到？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其实，朱老师纠正的发音细节我多数都记得，可是顽固的山西口音始终纠缠着。毕竟，人的出身和根基一时是改不了的。我有了一些阅历和课外努力，习惯性想耍小聪明。我发明一种含糊不清的发音方式，那些发不准的音节糊里糊涂过去算了——反正再努力也发不准。

朱老师却告诉我，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日后出成绩，必须放下投机取巧的毛病，认真对待英语的每个细节，“小聪明走不远的”。

后来，我结识了很多高屋建瓴的师长、诤友，他们大致分为三类：看得远、看得精和看得准。朱老师就是“看得远”的代表。英语是打开认知世界的大门，他把求知启蒙的钥匙送给了我。那个下午的谈论，让我知道了老师的思维高度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的世界观就这样被他打开了。朱老师说每周二、周四他下午备完课都有空，我可以去请教他。我很高兴，属于我的机会来了。

朱老师也笑了，很憨厚的样子，眼睛里散发幸福的光彩。

我在山西的学校几乎没怎么教自然科学，上海的市重点中学却有着成套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试验设备。

第一堂化学实验课，那些坩埚、酒精灯、镊子和铝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甚至没经老师同意就动了设备，弄倒一台全新的显微镜，尴尬的我哆哆嗦嗦举手，引起哄堂大笑。

此后每次实验课我都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无论生物实验还是化学实验，我的动手能力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当年我们小伙伴在山西的煤矿中经常捡煤渣，捡到各种矿物质，就自己装模作样地分析，如今还真派上了用场。

化学老师张振新也是我的伯乐。他发现我动手能力很强，就安排我准备参加化学奥赛——这是我在山西想都不敢想，在那里，参加奥赛的大多都是官二代。

5个月不到，我感觉自己已经基本融入集体了，谁知波澜又起。

上海学生每周都要写随笔，写一些半命题的作文，再自己美化，用彩色水笔画点插图什么的，好像今天的自媒体一样。语文老师上课会点评，课余同学们也会相互交换着看。

那节语文课点评的作文，是固定命题：理想。

这种两个字的作文题目在那几年上海中考经常出现，比如“思考”、“诚信”、“回忆”。上海本地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准备，基本都是成熟的写作套路，谋个高分。我一外地娃，哪里懂这些，就实打实地写了自己的理想——“想回山西挖煤”。

采掘业在山西很普遍，是主要的经济产业。山西人挖煤，既有经济考虑也有理想色彩——挖煤确实可以做出大手笔，西北很多人富，靠的就是矿。

离开山西前，村里的老支书叮嘱我说，到了大城市一定要好好学习，积累知识增长眼界。“大山里藏着宝哩，可以炼出金子来。”只是当年老支书看好的上海知青，到头来一个都没留下，连同我这个知青二代也一样。送别那天，老支书狭长的背影刻画在山坳，那是一种对于乡土的眷恋，能把人深深锁住。

山西人只懂采掘业，可谁心中没个翻身的志愿？我那时就埋下了这颗种子：我要靠自己的学识、力量赢得尊敬。

我的作文结构不好，但确有真情实感，老师出于鼓励性质，给了个4+，让我在全班面前朗读。我读到一半，全班就哄堂大笑起来：“金凡要去挖煤了。”“外地人只配挖煤，哈哈哈。”

从各种奇怪的笑声中我才明白，在上海，“挖煤”是个地位低下的工种。

我坚持读着，读着读着，读不下去了——明显的歧视，地域歧视、种族歧视、工作岗位歧视，怎么有那么多偏见？

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心在跳，热血如岩浆翻腾，胸中能量涌动，欲爆欲裂。最终，这些情绪在我的口中愤怒地冲了出来：

“你们都给我住口！猪一般的人！（他们经常喊我“猪猡”）

“你们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们身上的衣服是新疆来的，你们吃的米是河南来的，你们过冬供暖的煤就是我老家山西运来的……

“我们没有你有，不是你们比我多努力多少，而是别人在让步……

“假如嘲笑一个外地人能让你们感觉更好，让你们上海人更进步，你们尽可以嘲笑。看看你们考卷能领先我几分！”

课堂一片肃静，鸦雀无声。

我当时只有10岁，还在山西大同服刑的爷爷后来知道此事，还赞我志向过人，日后有大成就。

这件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

下课了，几个上海同学围住我，要我“讲讲清楚什么意思”。我没兴趣与没教养又自以为是的人对话。同桌小伟挤进来想把我拉走，被他们推开，被警告“不要多管闲事”。

围住我的几个平日里就常欺负人，在校外打劫其他弱小同学。我是不想惹事。可现在麻烦找上我了——他们要我“看看清爽”，“在什么人的地盘上”。

他们吃准我是借读生，不敢惹事——触犯校规会被开除，结果就是退回原籍。可我想都没想，一拳上去，打在为首一人的脸上。那人挣扎着想站起来，我又冲过去狠狠推了他一下，他身躯撞翻一排桌椅，稀里哗啦。

“老子在山西练过的好伐，侬晓得伐？”耍野拳，和我同年龄的男孩都打不过我。

山西那里电视播得晚，沿海地区早播了《霍元甲》，80年代中后期山西才开始播。米雪扮演的赵倩男成了每个院落男孩的女神，我们都梦想学了迷踪拳去保护美女。我那时候也蹲在地摊上偷看了几本武侠连环画，想着哪里捡到一把青釭剑，练成绝世武功，御剑而飞，成为大侠扬名立万。

于是我到处拜师学艺，依葫芦画瓢，多少也懂个皮毛。小招数练了几百遍后，我开始找伙伴们练拳，挨打多了，就学会点挨打的本事，知道怎么闪躲，琢磨怎么打，才能自己损失小对方却很痛，再融入一点武打招式。上海这顿架，他们三四人一起上，教室又窄小，我们扭打得一塌糊涂。女班长迅速通知了班主任，我们几人都被叫到年级组办公室。

2个小时后，我被开除了，其他几个上海籍学生留校察看。

我心里当然也挣扎过——我回上海，好多人为此努力，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亲友、前辈、叔叔阿姨们，对不起，我没有守住。我想我不适合这座城市，还是回老家比较好。我这么想着，我拿着书包，一步步走向年级组大门，看着那个季风的中午第一次走入的校门，觉得告别却来得好突然。

就在我走过年级组大门的时候，门把手自己旋转了，门开了。

门口都是我的朋友们。

有朱老师和张老师，也有语文老师李明英，还有地理老师，小伟和其他同学们则站在老师身后。小伟狡黠地笑着。

奶奶、姑姑、外婆和二舅也来了，他们要把我带回去。上海人自有上海人的解决方式，不动手，既然要讲讲清楚，那么我们就讲讲清楚。

李老师把作文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家就清晰了。小伟说那几个人挨打是活该，本来就是班里一霸，另外有几个总被霸凌的学生的家长闻讯，也赶到学校作证——因那些家长也交了赞助费，校方也不愿意此事闹大，最后终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受了一个警告处分，那几个学生分批转校走了。

校霸被铲除，我有惊无险地度过1989年春节。

同学们纷纷向我道歉。后来李老师也要求大家试着讲真话，写出心里的梦想。好多同学重写了《理想》。这下精彩了，有人说要去做摄影师，走遍天下；有人想做模特，每天穿好看衣裳；有人说想做影星拍电影，有人想当西餐大厨成天吃，有人想任科技部部长造火箭，还有人要做海洋环保志愿者去捡玻璃瓶子塑料袋。

统统都不是大人们认可的“理想”，可那些都是真实的梦想。

大家似乎也对写作忽然有了兴趣，很多人得了5分左右的高分。原来，真情实感胜过一切套路，我的随笔本子在班上疯传，很多同学借去看，回家以后家长们又看。大家在正文空隙处竞相留言。

留言越写越多，读者名单越留越长，写到空隙都写不下。有个家长，干脆在《理想》那篇文章下面贴了一张便笺，写道：

“每个人都有权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我们的责任是托起你们。

祝福你，勇敢的孩子，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勇敢走下去。我们都支持你。不要怕。”

我那时候才明白，上海真是一个伟大的舞台，因为她拥有伟大的个性，拥有这种学习认知能力的根基。

我和小伟同桌7年，从未被拆开，直至1995年高考前夕，小伟突发脑瘤不治离世。为怀念好友，我放弃报考化学专业，报读工业自动化，替小伟圆梦——《理想》那个命题，小伟写的就是想成为一名工程师，研发机器人，当时分数不高，并没有全班朗读。

但这个理想我是知道的。

1995年高考，我在化学失利的情况下，英语稳定发挥，获得139分，保住一本志愿。

考入大学后的23年，我每年都会在春节年初六前后去朱老师家中探望。朱老师在2008年、2012年分别患心肌梗塞，急救住院，我均陪伴在旁，想来也算是十分幸运。

2008年春的那场大病是很凶险的，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朱老师苍老的手颤抖着握住我，身边是亲人、学生。他眼中神采依旧，饱含着七色的光华。

我知道他在无声嘱咐我，孩子你莫怕，有老师在。

回想过去的30年。1990年，爷爷服刑期满，父母也回到上海，我们一家人在上海团聚。

2002年，我个人出资18万，帮助父母在上海买房。外婆糖尿病、爷爷老年痴呆症均在新宅安度晚年，直至2008年两位老人分别去世，爷爷得年89岁。

2014年，我自己的公司在国内A股借壳上市，两年后与日本科研团队合作引入高性能锂电池和电动整车项目，重拾工业自动化专业，进军智能制造行业。

我想，我终于圆了小伟的梦。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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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凡

70后，知青子女。

互联网创业18年，

现为科技公司高管

源济

没考上大学，我后悔了30年丨人间·再见8

原创： 浑河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断地悔恨，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坐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写写材料，哪个的手指能有我这个德性？哪家的母亲会为儿子的手而哭泣？

配图 |《温州一家人》剧照

再见8丨连载13

1988年的夏天，当母亲知道我高考落榜消息时，我已经忘记她当时在干什么了。我只记得当时，我小姑家的两个表妹正在她面前疯闹，那时候，她们每年夏天都要从200里外的莱州到我们这里消夏。

当母亲确认我并没有在开玩笑时，她的脸忽然就黑了，朝我的两个表妹厉声叫道：“别吵吵了！”

这一声是如此凄厉、尖锐，两个表妹吓得目瞪口呆，连大树上的蝉鸣也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树阔大的梧桐叶子，呆呆地反着绿光。

母亲向来是个很会处理亲戚关系的人。但就是因为这声喝斥，导致表妹们往后夏天都再不来我们家，小姑也和我们家产生了嫌隙。

母亲是个明白人，她很清楚，没考上大学会对我今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当我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混得惨不忍睹，就想起母亲那声凄厉的尖叫。

从小，在学习方面母亲就一直以我为傲。

每次考完试，我都会连跑带喘地回家去给母亲看成绩单。从学校到我家的路，是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边，有一年冬天我考了第一名，心太急，想横穿麦田走三角形的那条斜边回去报喜，结果把鞋都跑绿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送了那么多捷报，可等到了高考，让她接到的却是落榜的消息。

从小，写作文就是我的强项。那时候，很多同学不会写作文，为了加强我们的作文能力，语文老师每个礼拜都会给我们布置一篇大作文、一篇小作文，完成不了就会被罚在墙根站着，等着老师挨个儿踹。

有一年冬天，我贪玩忘了作文，被罚站在南墙根。那天，老师穿的是又厚又硬的工程兵大皮靴，走到我面前刚要抬脚的时候，我情急之下大喊道：“作文我写了！但是忘在家里了。”

老师冷笑道：“你写了？那你复述一下，能复述上来就算你写了。”

我硬着头皮复叙起来，一开始还结结巴巴，后来越来越顺。复述完老师就朝我怪笑，掐着我的耳朵对我说：“想不到你还真是个聊客。行了，我饶了你。”

接着又对全班同学说：“你们都听见了吧？写作文难吗？不过就是这么说一番话嘛！只是把这番话用字写在作文本上就行了。”

我自以为得计，从此便养成了耍小聪明的习惯。

小学毕业，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考进重点初中，初中毕业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高中。因为学习好，老师们总是惯着我，我的性格里面掺入了越来越多骄狂的成份，这些性格缺陷都为我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高一那年，我们学习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个作文，题目叫《夏天的夜晚》，我自作主张把题目改成《夏之夜》，模仿《荷塘月色》，写我们村头池塘夏夜的景色。我们的池塘没有荷花，但池塘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和又大又亮的月亮倒映在水里，也有一种独特的美。

语文老师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通篇都用红笔批注，并且在全年级所有班里作为范文朗读，还说了好多次：“你很有搞文学的天赋。”这话着实让16岁的我飘飘然了好久。

这件事当时来看是好事，但从人生长远来看，这让我在往后的生活中更加自命不凡，老是昂着一颗骄傲的脑袋，直到最后撞得头破血流。

高中时，我只有两科学得特别不好，那就是英语和政治。

政治这科我从来没想好好学，但英语原本学得是很不错的，就是因为高一时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竟然直接放弃了。

高一时，一次期中考试结束，好几个男同学都围在英语老师旁边，问英语老师他们考了多少分。那几个男同学又高又帅，和英语老师关系很好，英语老师就满面春风地对一个大个子男同学说：“你考了89分！真是不错的成绩呀！”接着又对另一个同学说：“你考了75分，还不错，但要继续加油哟！”

我当时也凑上前去，骄傲地问：“我考了多少分？”

英语老师的脸马上由艳阳天转为阴雨天，恶狠狠地对我说：“问什么？你考了65分！”可等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一看，明明考了85分。

我内心一下就不平衡了，那些漂亮的男生围着她，她就如此温柔；可我这种又瘦又矮的人，她表现出的就是让人心寒的厌弃！明明考了85分，凭什么就说我是65分。那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迅速把自己的英语成绩降为65分，6.5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用一个人的坏成绩拉她的后腿，好让教导主任去训她。现在想来，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

从此，我的英语成绩直线下降，有好心的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英语是三大主科之一呀，英语不好等于你的学业瘸腿了，偏科瘸腿对你考大学是非常不利的。”可我却不以为然。

我那时狂妄地想着：即使我不学英语，凭其他学科的成绩，我也一样能考上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我也可以去当作家、搞文学，语文老师不是已经说过，我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吗？80年代的全国文学热，一篇文章就能让人一步登天。

等到1988年高考，我离分数线就差9分，英语41分，政治55分。校长好意对我说：“你考得其实很不错！数学满分120，你考了117，这在文科生里是高分了。再复习一年吧，把英语好好补补，把政治好好背一背，保准能考上。我给你留着位置。高考差10分以上来复习要交钱，你差9分，我一分钱都不要你的呀！"

那个夏天，母亲也一直苦苦求我再复习一年，但都被我决然拒绝了。

多年之后，当我一次次混到无路可走时，就常想起母亲和校长当年说的话。

有一个梦我做了很多次，在梦里我去复习了，我把英语课本后面的单词表全背下来了，高考时阅读理解提高了10分。我又用力背政治，也提高了10分。两个10分加上去，我终于考上大学了。可等我一去接录取通知书，梦就醒了。

一切都晚了。

我漠然放弃了高考，当时还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倒觉得早早踏上社会，开始接触社会生活，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是有利的。

1988年 10月，我被劳动局分配到山东龙口的一个电器厂，成了一名装配工人。那时厂里生产的电风扇畅销全国，企业效益非常好。我一开始就被分在“装头班”——装配电风扇的微电机。

在手工劳动中，我的劣势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不管怎么努力，我就是比大多数工人慢。那时厂里是流水线作业，工人们要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演的那样，像闪电一样挥锤，要像刮旋风一样拧螺丝。

我只干了一个月就被撵下来了，在滚滚向前的流水线上，我跟不上节奏。我被流放到下一个工序，给微电机的线路板上焊线。在这个工序全是女工，每天混迹在女人堆里，羞耻心像毒蛇一样咬着我。本来我觉得这么倒霉也就到头了，可是真正的羞辱还在后面。

我们焊线需要一个划号的工人分配工作，女工们都会和划号的套近乎，可我的确没有任何可以拉拢他的手段。没有我的号我就只能干坐着等，等人家都干完了，我的工作才顺着传送带铺天盖地涌到面前，每天手忙脚乱干到很晚才能下班，因为我干得晚，影响了别的工人也不能正常下班，大家都骂我。

加上我是在手忙脚乱的状态下干活，焊的线返修率最高，坏电机不断被检查工人打回来，我又要手忙脚乱地返修。有的时候下一班的人都来上班了，我还在占着工位返修，没法做准备工作，工人们对我也很有意见。

那时候，车间门口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合格率低的人员，我总是高居榜首。

我终于对这样的工作状态忍无可忍、彻底爆发了。有一天刚上班，划号的人又故伎重演不给我放号，女工们低头忙得欢，只有我坐在那里干等着。一腔怒火顶得我站起来，径直走到划号的工人那里，随即和他扭打在一起。我打架也不在行，很快被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在电器厂熬了3年，天天做梦能有机会调动工作，等到1991年，我终于等来了属于我的机遇——工厂里要组织一次考试，考得好的人调离车间，充实到科室里。而考试考的正是作文。

那时，电器厂刚刚盖了一栋15层高的大楼，作文的要求就是要把这栋楼夸一夸。我的文章写得很好，这并不是自夸，而是那篇文章直接被登到厂报去，这也是所有考试的人里面，唯一一篇登上厂报的文章。

可是等调入科室人员名单公布的时候我才发现，20多个人里面并没有我。原来，考试考得好也没用，背后要塞钱才行。可那时候心高气傲的我哪懂这个？

名单公布那天，我的心像冰水浇了一样，转身回到流水线上坐着，那个划号的还是不给我划号。我站起身就往车间外面走，车间主任朝我喝道：“干什么去？”我头也没回：“辞职。”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开始痛悔没复习考大学。高考是上天给我的唯一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可我没有珍惜。

从电器厂辞职后，我找了一个包工头，跟着干工程。

包工程承包了砂轮厂画广告的活，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喷绘，广告全靠人画，我就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顶着烈日画了一个周，等画完了找包工头算账，才发现他已经卷着钱逃跑了。

找不到包工头，我又干起水泥雕塑。我的工友里面，有个人叫王喜民，也是个高考落榜生，不过要比我早8年。我们都爱好文学，他之前也常常给杂志投稿，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有一天，王喜民喝了不少酒，和村里一个有些权势的人抬起杠来，抬杠上升到吵骂，再到撕打。很快，那个人就打电话找来了镇上派出所的人。

派出所的几个人骑着摩托车赶到后，不由分说就把王喜民按到地上一顿暴打。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时候，第一拳镇关西还嘴硬，说打得好，第二拳就讨饶了。可是王喜民既不说打得好，又不说打得不好，他一直不松口，对方也就一直没有停，最后王喜民躺在地下不动了，他老婆跪着求饶，对方才放了人。

我赶到他们村时，王喜民还躺在地下，他老婆就在一旁哭。我赶紧找车把王喜民送到了医院，王喜民被抢救过来后，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一定好好报答我。那时候，我母亲还买了水果到医院看望过王喜民，嘱咐我俩以后也要好好干，当时王喜民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时我以为，我们的友谊，就像中国和朝鲜的友谊一样，是鲜血凝结的。

王喜民出院后，我们接到了一个雕塑工程，早先谈好挣了钱对半分，可我觉得工程是王喜民揽的，他应该拿大头。就推让他拿三分之二，我拿三分之一就好。王喜民听了，有些不好意思，推让了一会儿，还是点头同意了，只说我明理、仗义。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我请了两个帮着和水泥的小工，都是我的初中和小学同学。我们顶着7月份的毒日头苦干了半个月，雕塑非常成功，栩栩如生，甲方也非常满意，对我们提出结算工程款的要求答应得也很爽快。

第二天，当我们去结算工程款时，王喜民让我和我同学们在外面等着，说他从里面把钱要出来就给大家分。没多久，就见王喜民的老婆也进了甲方办公楼。同学对说我：“王喜民他老婆进去了，你也快跟着进去。”我说都是兄弟间，不必要的，“我们还信不过老王？他老婆进去弄不好是找他有什么自己家的事。”

我们正说着话，王喜民的老婆忽然嗷嗷地叫着从大楼里奔了出来，我们赶紧过去问怎么回事？他老婆往身后一指：“快挡住他呀！他要拿刀杀了我呀！”

我们赶紧回头去看，王喜民手持一把水果刀怒气冲冲地从大楼里奔出来，我赶紧挡腰把他抱住，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王喜民在我怀抱里挣扎着说：“松手松手！我要给这个老娘们两刀！我刚把钱算到手，才从人家财务科出来，让她一把把钱蓐在手里，掉头就跑！”

我当时只想着，别为几个钱再出人命，就好言相功，王喜民不听我的，他暴怒地掰开我的手，一把把我推到一边，骑上他的摩托车，就追他老婆去了。

我转身埋怨同学说：“你俩刚才怎么不帮着我拦住王喜民？”他俩就一起冷笑起来：“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这是他两口子演的双簧呀！”我的内心一惊，反过来再一想：我当王喜民是知己，他不可能骗我吧？事后我才知道我的可笑，我那时对世事的洞察力，活该被人骗。

我赶紧骑上自行车去追王喜民，一直追到他们村，都没找到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真是被骗了，我怒火中烧，去了王喜民家，他家大门紧锁，我就在外面等，一直等到傍晚，王喜民一个人回来了，见了我就说，他老婆拿着工程款还债去了：“你放心哈，她回来我杀了她。”

我当时内心悲凉透顶，只想如果自己真的考上了大学，1991年自己还没毕业，我在大学里会遇到王喜民这种学长吗？如今，自己好容易结交了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王喜民，没想到就为了2000元向我耍赖，和老婆合着演戏。

王喜民自此就消失了，那两个同学的钱，是我自己后来通过打工挣钱还上的。

再往后，我给私人老板喂过熊，在印刷厂打过杂。这期间还在到处投稿，但从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倒是接到了不少邀请信，信里说，想请我去参加各式各样文学的大赛，只要参赛几乎都能得奖，领奖去北京，自己交钱就行。这些奖我一个都没去过。

有一年，我一时心热，自己坐火车找去了北京一个知名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从高中起，这本杂志对于我来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当我双手颤抖着把自己的小说手稿递上去，主编只瞟了一眼，就说可以发表，交3000块的版面费就行。

我失望地从编辑部走出来，心里只想着：搞什么文学，先想办法挣钱吧。

之后，我去仪表厂当了推销员，干得很努力，也得了几笔数量可观的提成。和小时候跑步给母亲送成绩单一样，每当我一挣到钱，就会赶紧回家送给她：“你儿子又挣了一笔大钱。”母亲也很高兴。但是我知道，这种高兴永远抵不上高考得中。

搞推销就像撞大运，运气好的时候能抠出仨瓜俩枣，运气不好，也没什么收入。有时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人家门卫连大门都不让进；好不容易撤谎进了大门，到仪表科或供应科，那里面人也不给好脸子。但我在母亲面前一直努力表演着成功。

然而，即便是我处心积虑的表演，也很快被揭穿了。

我高中的朋友中，有当年就考上大学的，也有复习两三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大学毕业包分配，同学们大多数都当了官，也有当了教师的。1999年，我高中时的好朋友于文武找我玩，母亲客气地说：“你们行哇，吃共产党的俸禄，旱涝保收。”于文武就回：“您放心，将来林立原老了，我养着他。”

母亲听了这话，脸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我的心里更不是个滋味。

2000年以后，房地产兴旺起来了，很多房地产商喜欢盖欧式风格的楼，镶嵌一些水泥做的雕塑。对我而言，这是绝好的机会。我开了一个小雕塑厂，大厂子吃肉，我跟着喝点汤，只有最危险最难干的活我才能揽到手。

母亲说了好几次，想去工地上看看我，我就交待媳妇，一定看住咱妈，千万别让她去工地。我不想让她看到她儿子在十层楼上，像蝼蚁一样趴在脚手架上爬来跑去。

因为水泥有腐蚀，那年冬天，我的手裂了很多口子，露出里面的红肉，还往外渗血，我把手几乎缠满了绷带，生怕被母亲看到。

快到过年的时候，我怕母亲累着，照例帮她洗大件。我手上的伤还没好，乳胶手套却又忽然破了，洗衣粉杀进手上的口子里，生疼。母亲这才看到我的手，捧着哭了起来。让60多岁的老母亲为我哭，罪莫大焉。

我还是在悔恨，那些考上大学的同学，坐在温暖如春的办公室，写写材料，哪个的手指能有我这个德性？哪家的母亲会为儿子的手而哭泣？

我这一辈子因为放弃高考，积累了太多的悔恨和愧疚。对我来说，高考是我人生的一大关，我没能过去，别奢谈报国了，连报母都无门。

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也只是针对我个人的。当年和我一样没考上大学的也有千千万，也有人过得挺好。

我常常自己琢磨这些有的没的，就像一场梦，1988年之后，就都醒了。

(文章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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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 河

70后，喜欢写作

源济

十年六合彩写单人，两千里全家逃亡路丨人间·再见8

原创： 张吴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7

“是我害了厂里的那些人，老徐输光了内退补偿，老了还出去打工。唐会计挪用公款买码，被辞退了，你们以前的数学老师张老师，算码把脑子都算坏了……还不都是被我害的……”

配图 |《云水》剧照

再见8丨连载14

2019年开年，发小的父亲病逝了，我母亲前往岳阳参加了葬礼。我悲悯于故人的离世，又不禁感慨：那些想要靠捷径改变命运的个体，或许一时风光，却不得不时刻忧心命运的报复。

故事为发小口述。

去年年初开始，父亲就总喊右腹疼痛，问他怎么个疼法，他说有时像针刺一般剧痛，有时是持续胀痛，有时痛感甚至会发展到整个右半边身体。

我悄悄问母亲：“不会是肝癌吧？”

母亲不愿往那方面想：“你爸连肝炎都没有，不抽烟不喝酒的，怎么会得肝癌？不可能！”

8月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外吃完火锅，父亲刚回到家，就摇摇晃晃地冲向了厕所。关门声刚过，里面就传来呕吐声。我和妻子、母亲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母亲开腔宽慰我们：“年纪大了还不注意节制，这不，马上就现世报了。”

10分钟后，父亲才颤颤巍巍地从厕所里出来，细微的声音从嗓子眼挤出来：“我去躺一下。”

父亲这一躺就是两天，吃不下饭，呕吐和腹泻又接踵而至。起先妈妈说这可能是消化不良，后来又说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最后说，大概是食物中毒了。

我站在父亲床前，见他双眼紧闭，呼吸滞重，两颊处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老人斑。我闻到一股酸腐的气息，鼻子一酸——我竟没发觉父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我们把父亲送到社区门诊，坐诊的大夫在反复询问、观察后，最后神色凝重地说：“带他去大医院做做超音波和AFP检查吧，看看是不是肝癌。”

任我和母亲如何虔心祈祷，医院的一纸诊断书还是打破了所有侥幸：肝癌IV期，肿瘤细胞在向肺部转移。我们跑了4家医院，医生都说，以父亲的情况，手术治疗已经没有意义。

到了12月，被病痛折磨得昏昏沉沉的父亲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抓住我的手：“我要回岳阳，给我转院，我不要死在北京！这都是报应，报应啊……”

12月11日，父亲住进岳阳市的一家医院。当天，病情恶化，医生告诉我们：“准备一下吧。”

我站在东茅岭街头，车水马龙，热闹聒噪，熟悉的路牌，陌生的商业街。今天，距离我们举家“逃”往北京郊县，正好10个年头。

1988年，我7岁，在一所厂矿小学上一年级。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是厂里的一份子，我父亲凭着电大文凭成了厂里的正式工，母亲则是家属工，在生活区唯一一所国营理发店里做理发师。常听大人们说“厂里效益不错”，所以学校的教室里不仅有彩电，还有暖气，比其他学校要好得多。

每隔一周的周二，班里的彩电都会播放宣传教育片，播放最多的，一是爱国教育片，二就是血吸虫防治宣传片。岳阳地属“血吸虫疫区”，洞庭湖水域更是重灾区。宣传片里来回播放着至今想来仍觉触目惊心的画面：被感染者四肢瘦弱、腹胀如牛，目光呆滞。讲解员反复倡导：“不要接触洞庭湖、小池塘、臭水沟，更不要下河游泳”。

我家这里地处岳阳市郊，叫“七里山社区”。社区北端是厂区，厂区以外是生活区。生活区以图书馆、灯光球场、农贸市场、社区大食堂为中心，环绕着“一生活区”至“六生活区”。这里容纳着四五千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总共近万人。

那时候，大家管去到生活区以外的岳阳叫“上街”。平日里，大伙儿更乐意待在熟悉舒适、应有尽有的社区内。

自我上中学后，就常听人说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父亲也说，厂里的产品越来越卖不动了，他的工作闲得发慌。

到了1998年初，厂里响应国家关于国营厂矿要自力更生的号召，在深圳设立了两家分公司“中芙”和“海芙”。父亲的老领导谢主任被委派为“海芙”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父亲得知谢主任正在厂里招募派去深圳新公司的员工后，和很多人一样，也认为这是个跳出岳阳的好机会，硬是咬牙买了一套时新的组合音响，送去了老领导家，千求万请地拿下了深圳公司业务员的调派指标。

40岁的父亲去了深圳后不久，母亲就被下岗了。放下剃头刀的母亲盘下了生活区里农贸市场正对面的一个小卖部，做起了个体户。那时，生活区的国营商店有两家，卖的东西不比小卖部便宜，所以母亲的小卖部尚能勉强维持。

那年腊月，父亲从深圳回来过年。我和妈妈都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人黑了，也瘦了，杂乱无章的鸡窝头被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还喷上了“摩丝”，摸上去硬硬的。以往的冬天，父亲总是雷打不变地穿着冬季“厂服”，而今他却穿着略微收腰的黑色呢绒大衣，一手叉腰，一手握着台小巧精致的SONY手机。

我把手机抢过来，爱不释手地反复摩挲。那时一部手机的正常价格在1万元上下，全厂没几个人用手机，偶尔见到的也是造型老土的“大砖块”，这么精致小巧的玩意我还是第一次见。

“中英街买的，那边都是水货，便宜。”父亲略显得意地说。

“便宜？你是不是拿了奖金没上交、攒起私房钱来了？”母亲假意朝父亲发威，却掩饰不住欣喜，急忙从我手里把手机抢过去把玩。

“我哪里有什么私房钱啰！这手机是杨叔借钱给我买的，他让我帮他卖六合彩。”

那是我头一回听到“六合彩”这3个字。

这天，母亲知道父亲要回来，特地熬了腊八粥，炖了拿手的啤酒鸭，还去农贸市场买了卤香干、卤猪尾巴。等吃得差不多了，父亲拍拍圆鼓鼓的肚子，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外面有再多的新东西，我都不留恋。这家里做的老味道，哪里都吃不到。”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我看你蛮不想回来啊，在特区哪里还想回来哦，肯定是乐不思蜀啰！那边有什么新东西，说来听听啊。”

父亲如数家珍：“好多时髦玩意啊，像什么沃尔玛啦，里面什么都有，去它一家可以抵得上岳阳的十几家店子；还有桑拿洗浴中心，好舒服滴，比厂里的公共澡堂强多了，还可以在里面打牌；今年还开了一个叫欢乐谷的，里面的过山车好刺激，连我都不敢玩咧……”

“你说说六合彩是怎么回事呗？”母亲追问。

父亲丝毫不避讳我，侃侃而谈：“六合彩是香港那边的玩法，是合法的，也叫‘6+1’。从49个数字里猜对6个中奖号码和一个特别号码，就能中大奖。”

母亲插嘴道：“那不是和我们这边的‘36选7’差不多嘛。猜中所有数字的几率太小了，我都没听说有谁中过。”

父亲点点头：“你说得对！你看前两年还有蛮多人买彩票，现在谁买？就是因为太难中了。所以广东那边才有了新玩法，简单又公平。”

所谓的“新玩法”，是父亲作为公司业务员去广东跑地市时接触到的地下“私彩”。海芙公司的业务员都被分派到广东各地市的小厂矿和农村供销社推广产品。父亲注意到，许多郊县的小卖部门口都贴着各式各样的花纸头，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叫“码报”。和“码报”贴在一起的还有手写的“本期开奖号码XX”。和老乡一打听，父亲就把情况搞清楚了——这是当前流行的新玩法，叫“买码”，只要买中当期香港六合彩开奖的那个特别号码，就可以获得40倍的奖金。

晚饭结束，天色完全暗下来，父亲斜靠在沙发背上解释道：“特别号码是从1到49，买码赔率是1:40。如果每个数字都买10块钱，即便中奖了也就亏90块，所以庄家永远是有利的一方，买码的想要中奖就纯靠运气了。”

父亲有时候出差到一些小地方，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在那里他结交了三俩老乡朋友，时常凑在一起打牌吃饭。他说是为了“入乡随俗”，便也跟着老乡买码。

“10块起买，毫无压力，买中是个运气，买不中就算了。我买了几次十块钱的，没中过。”父亲轻描淡写地说。

年少的我并不认为小气的父亲会由此成为带领全家走向灭亡的赌鬼。确实，父亲并没有迷上赌博，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父亲结交的一个业务伙伴杨叔，是当地供销社的负责人之一，家族庞大，在村里小有权威。杨叔向父亲吹嘘，他在帮香港经营六合彩生意的“大老板”做事，老板的公司是叫“风马神”、“风神马”还是“风云马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便故弄玄虚地称“老板很神秘”。他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写单人”，也是下注的村民和“大老板”之间唯一的联络人。村民把钱和下注号码报给杨叔，杨叔负责收钱、登记；开奖后，也由杨叔负责派奖。

（写单人：就是中间人、掮客，一边收赌博者的钱、记录他们要买的号码，一边和庄家结账，从中收取提成。）

当杨叔得知父亲在岳阳的情况后，极力拉他入伙：“你就当是在帮我‘写单’。你那里（岳阳）也是大集体环境，熟人多、讲人情，发展买码生意，简直再适合不过了！”

“那你就同意了？”妈妈满脸疑惑，似乎仍有一肚子的问题。

“嗯，试试看嘛。这东西在广东不少地方都发展得很好。”爸爸笃定地说。

社区里，小道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父亲回来没几天，他靠“六合彩”用上了手机的消息，就在社区里不胫而走。母亲的小卖部也成了绝佳的宣传窗口。

我们家住在生活一区，距离母亲的小卖部步行不到5分钟。说是小卖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刷着深蓝色油漆的长方形铁皮箱子，一人半高，占地不到5平米。几个铁质货架被牢牢地焊在箱子的“墙壁”上，上面里三层外三层地摆满了从梅溪桥批发来的小商品。母亲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会守在那里。

小卖部窗口的右边常年贴着纸糊的广告，有时是“青莲乡收的家酿米酒，3块钱一斤”，有时是“自制香脆腌黄瓜，5毛钱一条”。1998年的农历年关将至，广告改成了：“本店代理香港六合彩，1赔40了！”

小卖部本就地理位置绝佳，来往行人，以及从对面农贸市场买完菜回家的大妈大爷，甚至连卖菜的小贩，都纷纷挤到窗口询问六合彩的消息。

父亲自然也没闲着，他在厂里和生活区频繁走动，厂里内线电话簿上的熟人号码他几乎打了个遍，逢人便夸耀他那台“中了六合彩赢来的手机”。

大年初三一过，走亲访友的人倾巢而出，来我家做客的邻里街坊络绎不绝，父亲的老同事们更是集体登门拜访，号称“调度一枝花”的孙大姐喊出了大伙的心声：“你这个人怎么老是吊胃口啰？什么时候可以买撒？让我趁过年试一哈运气撒！”

父亲这才慢悠悠地宣布：“初六开张，图个吉利。”

杨叔只教给了父亲一种玩法，从1到49中间选一个数字下注，10元起注。如果所选数字与下期香港六合彩的特别号码相同，就能获得40倍于下注金额的奖金，没有抽成，也没有其他衍生玩法。按杨叔的说法：“规则越简单，就越容易流行起来。”

初六当天，来我家的人一茬接一茬，前一波人还在热烈讨论买哪个数字，后面的人就又加入了。有的说，今天是大年初六，应该买6；有的说，今天还是星期天呢，怎么不买7？孙大姐跳起来，挥手示意大家稍微静一静，大声道：“按日子买的话谁都能中了，有这么容易？我看啊，每个人就买对自己有意义的数字，谁中了就是谁的福气！比如我的生日是11月11日，那我第一次就干脆买11了！”

众人又说又闹，为自己押注的数字摇旗助威。一时间，我们家成了全社区最火爆的据点。

1999年2月23日是父亲的第一个开奖日，当期的中奖号码是11，只有孙大姐一个人买了20块。父亲通知她来家里拿钱，并将800块钱分毫不差地交到她手里。孙大姐的眼睛瞪得像牛铃一般大，张着嘴半天合不上，接过钱一溜烟地跑了。

这期私彩，父亲一共收到投注金额1900多元，除去用于支付的奖金800元，余下的1100多属纯利润。杨叔让父亲留下投注总金额的5%作为佣金，剩下的钱都通过邮局汇款给他，并称：如果出现奖金数目多于投注金额的情况，他也会迅速将相应资金汇给父亲。

很快“流程”就理顺了：父亲只需在开奖前将每个数字的总投注额报给杨叔，然后在开奖后再通一次电话，核对中奖信息及收支情况。

当年，香港六合彩每周只开两次奖，一次在周二，一次在周四。2月25日，父亲的第二期生意就已收到几乎双倍于第一期的投注额。

到了3月中旬，父亲将“写单”工作全权交给了母亲，自己回到深圳公司上班。

父亲心里永远记着一笔明白账：“第一年我组织的开奖一共97期，总投注额接近100万，落在我手里的不到5万，中奖的奖金不到3万，其他的钱都汇给姓杨的了。”

父母从不在钱里动手脚，可在合作的1年后，杨叔却为了12万块钱和父亲决裂了。

那天，孙大姐突发奇想，下了一把3000元的重注。在那之前，还没有人下单注超过500元的。母亲劝她想想清楚，她却胸有成竹：“昨晚太上老君托梦给我，让我买这个数字。我就信这一次，要是真中了，买小了怕后悔！”

两天后，孙大姐的美梦成真了。她乐疯了似的走街串巷，当然也不忘向母亲讨要那12万的奖金。父亲催促杨叔快些把钱打过来，杨叔却一直推脱：“香港老板那边还没有确认，也没有打钱给我，再等些天吧。”

几天后，杨叔说钱已经汇过去了，在路上。就这样一来二去拖了10多天，12万元钱还是不见踪影。父亲为此从深圳回了趟岳阳，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在母亲的小卖部门口，众目睽睽之下，父亲将家里的12万元积蓄取出来，用红蜡纸包好，亲手交到了孙大姐手中，并在农贸市场门口点了一挂1万响的鞭炮。

一时人山人海，喧哗之声响彻整个生活区中心。

在那之后，父亲就与杨叔断交了。好在除了杨叔，他还有些深圳的人脉，因此依然能及时知晓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结果，于是他自己做起了庄家。

2000年的盛夏，我两度高考失利，便回到厂里顶了父亲的职。父亲从深圳回到岳阳，与母亲专心做起六合彩的生意。

多年后，父亲颇为感概地说：“都说岳阳人是02、03年才开始买码的，那我绝对算得上岳阳地下六合彩业的鼻祖了，就是比较保守，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而已……”

父亲向来重视和邻里街坊之间的关系，还没“下海”之前，他在厂里的人缘就相当不错，母亲亦是生活区里的熟面孔。他们从不劝人下注，也不提供赊账——他们不希望街坊们为了买彩票，而入不敷出。

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我路过母亲的小卖部，见她搬出一把折叠椅，坐在门口和一位老阿姨聊天。阿姨说：“真想花5000块钱冲一把，像孙大姐那样，要赢就赢一把大的。”

妈妈笑着劝她：“别冲动呀，量力而行，量力而行。”

他们尤其不鼓励街坊们下重注，一来怕伤了和气，二来也怕遭遇上回一次性赔付12万的情况。自己成了庄家后，也就与下注者们成了绝对的对赌关系。父亲说：“其实我当这个庄家，才是最大的赌博，虽然我的赢面比孙大姐他们大些。”

父亲在厂里一庄独大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往后几年，厂里陆续冒出了好几个“写单人”。

七里山派出所的人曾专门来我家串过门，开门见山地提醒父亲：做事要低调，不要搞出什么乱子，尤其是在严打期间。

当时，我们的社区派出所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派出所在业务上属于市公安局，而所里包括派出所所长，所有人员在组织上则属于厂职工。所长的儿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一家也住在厂生活区内。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也使得父亲的生意没有遭到清剿。

2005年，我们家在南湖边购置了一套150平米的商品房，父亲也买了台“马6”。虽然家里已不需要母亲当个体户的那点收入，可小卖部作为一个重要的“投注点”，一直保留着。我们为了诸事方便，也仍住在老房子里。

也是在这一年，派出所改制，业务与人员都归属到岳阳市局管直接管辖。不仅如此，社区里的一切非制造业，包括商店、理发店、农贸市场、游泳池、溜冰场等等，都摘下了“公家”的帽子，统统交由社会招标。生活区内自成一派的半封闭体系土崩瓦解。

自此，有些有条件的人搬出了社区，也有很多外面的人涌了进来。夜里，从前安静祥和的主干道，被喧闹嘈杂的夜宵摊盘踞。换做是以前，都会有厂里保卫科的人将这些外来人员驱逐出社区，可如今，这些人受到一个自称为“伟哥”的混混头目保护。

很快，伟哥就找上了父亲。

那日我碰巧在家，见一个矮胖壮实、嚼着槟榔、指尖夹着烟的家伙不请自来，自报“伟哥”。

他旁若无人地往我们家沙发上一坐，翘起二郎腿，龙虎纹身从黑色背心边缘爬满双臂。他操着一口云溪口音的岳阳话对父亲说：“你也知道，现在岳阳的市场竞争很激烈，你又冒（没）得人又冒（没）的关系，这一片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吃。我现在管着七里山片区，你要想继续搞就只能跟着我搞。以后你给我抄单子，我分你15%，相当够意思了吧！”

父亲静静地答：“容我考虑几天。”

第二天一早，妈妈的小卖部就被人泼了红油漆，父亲停在楼下的“马6”也被扎破了车胎。我们都清楚，这是伟哥的下马威。无奈社区里没有监控，找警察用处不大，他们更不可能一天24小时地保护我们家的人和财物。

没多久，父亲就成了伟哥的手下。伟哥首先提出要增加游戏规则，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押单双”、“押三色”，以及“十二生肖”。

“花样多了，他们才会花更多时间研究、花更多钱下注。”

在伟哥的安排下，母亲的小卖部里也卖起了形形色色的非法印刷刊物。有装订成册的“书籍”，也有花花绿绿的“报纸”。我曾随手拿起一本册子翻看，里面充斥着莫名其妙的“五行玄机图”、牵强附会的打油诗，甚至还有低俗的黄色笑话。

据母亲回忆，这些印刷品泛滥后，不少老街坊都魔怔了，每天要花大把时间研究“买码玄学”，成群结队地聚到灯光球场“开会”讨论。充当“事后诸葛亮”、从结果倒推哪本刊物“有用”的人，比比皆是。

| 码民们喜欢聚会的灯光球场（作者供图）

此外，伟哥还要父亲提供赊账购买服务，购买者可以先下注，后给钱。这是一种诱赌手段，诱使参赌人不断加大注码，直到不得不动用积蓄、卖车卖房。自此，一些面皮薄、不愿欠钱落人口实的街坊也慢慢习惯了赊账买码，还款的时间不断延长。

在伟哥的“庇护”下，虽然挣得比之前少了，好在父亲的生意还算顺利。那两年，整个岳阳的地下六合彩业泛滥且疯狂，经常听到有各方势力火拼抢地盘、买码的农民喝农药跳楼的新闻，而派出所抓赌的效果也不尽人意。

虽然社区里几乎人人都知道父亲的营生，但买码的人都是打电话报给父亲，报几个数字就完成了交易，既没有聚众赌博场地，也不存在特定赌具，在当时很难被定罪。

2008年1月的一天清晨，一群人乒乒乓乓地敲开了我家的门，要求父亲支付400万奖金。父亲下意识地反应道：“你们找错人了吧？”

不料，为首的壮汉拿出一张码单，上面赫然写着“投注号码XX  10万元”。并叫嚣道：“老子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你们别想抵赖。我告诉你，我要是拿不到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群人也是这片的“写单人”，除了写单，自己也赌博，在输得一塌糊涂、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决定凑在一起赌把大的。于是以赊账的方式在伟哥那里买了5个号码，每个号码10万元。伟哥接单时留了一手，向他们透露，庄家其实是我父亲，他只是我父亲的打手。

这群“写单人”把母亲的小卖部用锈迹斑斑的大粗铁链捆了好几圈，牢牢锁住。几个人轮番守在我们家门口，时不时大力拍打房门，吓得母亲躲在卧室里不敢出来。父亲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来了人，把门口的人遣散后不久，那些人又重新回来。

父亲给伟哥打电话，伟哥当即撕破脸，要父亲自己解决。要钱的那伙人也是流氓混混，明知是伟哥设的局，但知道伟哥不好惹，他们便死赖上了我们家。

母亲出门买菜，被他们打翻菜篮子。我去上班，发现自行车也被他们用铁锁锁住。他们派人不断给家里打电话，说不给钱就干掉我们一家。

父亲想过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大不了关个几年。可问题是，他进去了，我和母亲怎么办？伟哥他们进去了，会放过父亲吗？出来后不会被打击报复吗？

一周过去了，我请假待在家里。向来坚毅的父亲流下了泪水，双手抱头哀叹：“错就错在我本非亡命之徒，亦不偷奸耍滑，却想靠一己之力经营非法勾当发财致富，到头来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最终，父亲将买来还没住过的商品房，作价转给了为首的人，存单、车子也让他们拿走了，期望他们就此收手，放我们家一马。

对方却不依不饶，丢下一句狠话：“你们给老子去借钱，我们先回去过年，过完年回来要是还拿不到钱，就把你们丢到洞庭湖去喂鱼！”

2008年春节前夕，人人家里张灯结彩之时，父亲决定带上我和母亲北上逃亡。

我们找孙大姐借了点钱，除夕当天逃往了北京，落脚在北京东郊的黑庄户。当时母亲还苦笑着说，应该改名叫“黑户庄”——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户，所有的档案和关系都在岳阳的那个小工厂里，离开了它，我们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不敢再回去了。

那年父亲50岁，以他的年龄和电大文凭根本无法在北京谋得正常工作。他经人介绍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当厨师，母亲则在一家新开发的楼盘里做清洁员。那年我27岁，没有大学文凭，过惯了安居一隅的日子，却不得不硬着头皮重新开始，帮厨、快递员、搬砖，我都干过。

我们这一逃，就整整10年。

尾声

我和母亲都觉得，父亲得肝癌是因为他前半生太安逸，晚年却从事体力工作，加上心情郁结，这才伤了肝脏。父亲却认为这是他的报应：

“是我害了厂里的那些人，老徐输光了内退补偿，老了还出去打工。唐会计挪用公款买码，被辞退了，小赵四十几岁就中风了，你们以前的数学老师张老师，算码把脑子都算坏了，孙大姐后来也是每天在家烧香拜佛，神里神经了……还不都是被我害的。”

母亲抹着眼泪说：“10年了，我们过了整整10年的苦日子，该还的债也还完了。”

这10年来，父母从没有和任何老熟人联系过。在岳阳的医院安置好父亲的那天夜里，母亲悄悄去了孙大姐家，孙大姐一家还住在那儿。故人重逢，悲喜交加。

孙大姐说，厂子如今正式并入了中石化系统，福利很好，医药费可以报销90%，让我们回厂里找找关系。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算了，不去了。”

孙大姐还告诉她，岳阳从2009年开始打黑，伟哥和当年找我们逼债的那票人都被打掉了。2015年的时候，地下六合彩也在打击专项赌博行动中逐渐销声匿迹了。临了，她神情黯然地说：“大部分人都在岳阳新区买了商品房，搬走了——我，没钱买。”

孙大姐想去医院看看父亲，母亲说：“不用了，他现在不能自主呼吸，大部分时间是昏睡着的。”孙大姐说：“老李走的时候通知我，我去送他。”

我为父亲在七里山公墓寻了一块墓地后，其余大部分时间就守在他床前。我忽然想起洞庭湖的血吸虫，就问护士，她被我的突然发问愣住了，末了说道：“有的，还在治理。”

害了父亲那辈人的那场“瘟疫”已经被消灭了，血吸虫总有一天也将会被斩草除根。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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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吴

爱哈士奇的小妞

源济

20年后，我们还是活成了老一辈丨人间·再见8

原创： 耐凡不耐烦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7

我想到了1978年的秋天，年轻的爷爷独身一人站在城市的街道上时，风应该和此时一样清凉，他也应该可以明白此时我的所想。

配图 |《八月》剧照

再见8丨连载15

1998春天的时候，曾祖父以73岁的高龄驾鹤西去。

在农村，老人过世，请客坐席是必须的，如果家里光景好，就搭台唱一天的戏。

从城里赶回来的爷爷请人唱了三天大戏，那几天家里门庭若市，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曾祖父曾当过村长，有一些老人是看着旧日情分来的，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冲着爷爷来的——那一年国企纷纷开始现代管理制度改革，爷爷刚在市医药公司当上财务总监，全市13个县区所有医药系统的药品供应都要经过他手批准。

看着家门口清一水的三菱越野车，村里人都在咂嘴：“没想到这当年出去扛大包的，能混这么大。”

爷爷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念书的时候赶上了文革。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少一个人便多一口饭，看到弟兄们谁都不愿意出去冒险，1978年的秋天，爷爷决定外出谋生。

那时正好碰上医药公司招搬运工，爷爷就报了名。因为识字也懂算数，他很快就从搬运工变成了仓库出纳，然后硬是拼着命考上了注册会计师。我们全家只有爷爷一个人谢顶，他说就是那时候通宵学习害的。

曾祖父的葬礼似乎更像是一场盛大宴会，我看到的是爷爷衣锦还乡，后来才知道当时危机四伏。大爷一直对爷爷不满，觉得爷爷在外工作疏于对曾祖父的照顾，而且爷爷一回来，大家就立刻不把大爷这个生产队长放在眼里了，都乌泱乌泱地涌向爷爷。大爷怒气郁结，差点想在葬礼上和爷爷“算总账”，幸好亲戚规劝，才没闹出难看的事情。

安葬完曾祖父，不知是因为爷爷再无牵挂，还是对兄弟关系的失望，他决定将一家人带到城里发展，但是没想到，第一个反对却是我的父亲。

从小到大，爷爷在父亲的生活里就是“缺位”的。爷爷年轻时忙着在城里立足，家里的一切都交给了奶奶，父亲很小便被当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遗传了爷爷的吃苦耐劳，也继承了爷爷的暴脾气。有次奶奶和其他村民吵架被欺负了，15岁的父亲立刻从学校赶回来，提着刀就找上门去，对方吓得不敢开门，父亲就硬生生砍断了对方家门口碗口粗的杨树，所以奶奶至今都说父亲是个“二球”。

父亲上到高中便辍学了，爷爷怕他闲散在家惹出是非，便给父亲张罗了婚事。父母结婚第一年有了姐姐，第三年便有了我。有了家庭，便有了责任，父亲先是和朋友们一起做小生意，攒了点本钱，看着村子周边两条大河河沙丰富，便准备合伙开一个采沙场——所以爷爷想让全家搬去城里，父亲当然不同意。

爷爷觉得父亲根本没有考虑到开采沙场的风险——不仅机器设备昂贵，而且黑白两道都得有关系，搞不好就会“湿鞋”，所以坚决不准。父亲却觉得爷爷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而且太小看自己。

父子俩几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爷爷不可能让步，因为他独身一人出门打拼多年，笃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走到今天，难免把领导说一不二的威风带回家里，所以对父亲从来都是命令，根本不容反驳。父亲最后只能妥协：他说就要一年的时间，采沙场要是没起色就安心进城。爷爷勉强同意，于是就先安排我母亲进城，奶奶、父亲和我暂时留在了老家。

一天，奶奶带我去镇上的商店里买东西，我正在商店门口啃着烤红薯，谁想路上经过一辆运沙的大型拖拉机，拉沙的后货厢与车头的连接断开了，司机根本没发现，满载着沙子的货厢失去了控制，径直向我冲来。周围行人四散开来，只剩我愣在原地。只听“砰”一声巨响，车厢先撞上了我身边的电线杆，侧翻在地，倾泻下来的沙子像小山一样高。奶奶闻声出来，尖叫着抱起我。

万幸的是我只是被吓到了，毫发无伤。

奶奶封建迷信，怕我惊吓失神，便给我招魂，一口咬定是因为父亲要开采沙场才会招此惊险，说这是上天的警告。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孙，爷爷格外看重我，他知道这事后更是雷霆大怒，立刻勒令奶奶带着我搬进城里，只给父亲撂下一句话：“你要愿意抛妻弃子开采沙场，我不管你！”

父亲无奈，只能退股，跟我们一起来到了城里。爷爷将父亲安排进了市盐务局，父亲开始有些不愿意，嫌工作太过清闲，爷爷听罢，痛斥父亲不知好歹：“自古以来盐都是国家经营，哪朝哪代都是稳如泰山的行当！你知道把你安排进去费了多大的气力？”

父亲无法反驳，只得听从安排。

市医药公司15层高的大楼矗立在市区的主干道上，楼顶竖着闪闪发光的铜字，在当时可谓一览众山小。

我们一家进城时，正值医药公司的家属楼刚刚建成，乔迁当日，爷爷家的新房里人来人往，如同一场盛大的集会。客人们笑容灿烂，一口一个“赵总”地叫着爷爷，对于我也是格外热情，夸我浓眉大眼是富贵之相。我认生把脸埋在奶奶怀里，他们给我塞红包，奶奶一边教我接过来，一边笑着教我说“谢谢”。

爷爷把我留在他身边，说家属楼居住环境很好，院子里有挺拔的梧桐，房子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还有一台日本进口的大彩电。爷爷工作很忙，每天回家后都显得很疲惫，我见得最多的就是他倚着阳台的门，望着窗外默默抽烟。

母亲每周末会来爷爷家看我，给我买零食，但是很少买玩具——毕竟刚从农村出来，拮据惯了，觉得玩具不如吃食来得实在。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总是短暂，每次母亲走的时候我都会哭，而母亲那时候都是走出家属楼的院子才敢哭。

那年我生日，母亲破例给我买了一个手可以发光的玩偶，后来玩偶坏了，我便把玩偶的手拆下来——握着这个手，就好像握着母亲的手一样。最后，我把这只手系在灯绳上，每次一拉这只手，灯就亮了。

几年后，市医药公司在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后效益下降，爷爷也退居二线，父亲在盐业公司上班的同时承包了市医院的食堂，而当年和他一起合伙开采沙场的朋友在“非典”结束之后，已经挣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

而我，被安排进了全市的一所“贵族小学”，这所小学教学实力很强，在2003年就全面实现了电教化。当然，学费不菲，光是借读费就是其他小学的3倍。

2008年，爷爷和父亲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爷爷气得一年都没踏进我家一步。

这次冲突的起因其实是一件鸡毛蒜皮的事。这一年年初，在爷爷的强烈要求下，父亲停了医院食堂的生意。因为食堂当时盈利非常可观，父亲百般不愿意，但是爷爷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他希望父亲把精力放在我和姐姐的教育上。

市盐务局的效益已渐渐下滑，而我和姐姐要念大学的话，很需要钱。父亲那时候已经快40岁了，他觉得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爷爷根本不信任他，家里大事小情都要管。

父亲说起曾经一起干采沙场的朋友已经成为百万富翁，觉得自己错失了赚钱的好机会。但是爷爷却说，那人的孩子已经辍学去当兵了。最重要的是，爷爷认为我们过得并不差：“如果没有我，你现在可以在城里定居工作吗？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医院食堂的生意停掉后，家里再无大额进账。父亲开始炒股，买了一台电脑，让我帮他装了“大智慧”，每次下班回家就对着电脑屏幕长吁短叹，家里的电视也经常播放着股票类节目。但是父亲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回报，金融危机爆发后，股市一片惨淡。最后，父亲割肉离开了股市，保住了80%的本金，其实现在来看，已经算是万幸。

人都是一瞬间长大的，我在这一年的7月10日结束了我的童年。父亲的拳脚好像一双蛮横的手，不等我同意，就直接把我拽进了充满忧愁的少年时代。

那天我拿着小升初的成绩单回到家里，父母还没有下班，厨房还有中午吃剩的米饭，半个西瓜躺在案板上，我吃了一口，然后坐在书桌边，趴在桌子上，手抚摸着我的笔筒。

钟表滴滴答答地指向父亲快要下班的时间，我知道这样的平静很快就要结束了——小升初发挥失常，要不是初中属于义务教育，我可能上不了学。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挨打，不过之前挨打都是让我站着，这次父亲则是把我按在地上打。我抱着头，感觉父亲和山一样高，我喘不过气来，也哭不出来，只祈祷这顿打赶快结束。父亲打累了，倚着阳台的门抽烟，母亲和姐姐在一旁抹眼泪，我木木地跪在地上。

那个夏天我就在家里的沙发上，早上8点起床，做初一的数学卷子，每天一份，没有出过一次门。

父亲破例允许我看了北京奥运会中国队和美国队的篮球比赛，那是整个夏天最让我开心的事情。美国和西班牙的决赛结束后，父亲告诉我明天约了一个饭局，必须让我参加。

父亲托关系联系到了一个初中，这次饭局的座上宾就是我之后的班主任丁老师。席间父亲和丁老师把酒言欢，父亲满脸笑容，我则默默无语。

饭局结束后，父亲喝得有点多了。我和母亲把他扶回了家，他没有睡，而是把我叫到卧室，跟我谈话。从晚上的10点谈到了凌晨3点，我坐在凉席上，凉席被我捂得发烫，可是我不敢挪动屁股。

从父亲断断续续的醉话里，我听明白了，以后他再也不会给我去找关系了，他丢不起这人，“如果3年后高中考不上，那就去念技校，自生自灭。如果不想念书尽早说，我也就不给你费心了，省得浪费感情”。

奥运会结束了，我做完了最后一张数学卷子，一场夜雨过后，早晚开始变得清凉，9月份，我上了初中，2008年的夏天就这么结束了。

或许是暑假的数学卷子起了作用，我第一次月考考了年级第三，感觉就好像一直被按在水里的人终于抬头狠狠地呼吸了一大口空气。

但是我心里清楚，这个成绩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所初中是市里公认的差学校，这所学校的孩子大多是城中村里的孩子，父母在外务工，从小由老人带大，打架抽烟早恋，无法无天，很多都是小混混。每天放学，学校门口都至少有十几号社会闲散人员。

所以在上初中的几个月后，我就发现自己面临的真正挑战根本不是如何考高分，而是如何在这群小混混中间保全自己。

冬天早晨上学的时候，天黑得仿佛深夜。街道上还没有什么人，零零散散几家早餐店里冒出热气，橘黄色的路灯映着光秃秃的槐树，我的影子由长变短又由短变长。

小巷子里突然闪出三四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喂，给我们借个火。”

“我不抽烟，没有火。”

为首的小混混指了指旁边一家灯光黯淡的小商店，说：“进去给我们买一个火。”

我走进那家小商店，老板是一个中年人，正抽着烟，收音机里放着晨间新闻。

“叔，我买一个火。”

老板看着我笑了笑，从柜台上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我。

“多钱？”

“不要钱，拿走吧。”

我把火给了那些小混混，他们点燃了烟，扬长而去。

小混混开始频繁地向我借火借烟，可我没法不给他们，因为我不想挨打。他们打起人来很凶残，我见过一次，就在学校的厕所里，他们把一个小孩按在地上，使劲踢他的脸，然后揪着脑袋往墙上撞。

我根本不敢和家人说，因为我知道能让我在这里上学已经实属不易，我不能再惹是生非。于是我偷偷买了一把甩棍，天天背着上学。

很快，我也早恋了。

每个课间魏雅琪就会过来问我问题，她挺笨的，很简单的问题讲好几遍都听不明白。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机，我们只能上课传纸条，每节课都会传，每天的纸条会攒一大堆，我全部装在口袋里，鼓鼓囊囊的，然后每晚回去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藏在书柜最里边，不可能有人发现。

魏雅琪小我一岁，但是远比我成熟。在我14岁的时候，我们愉快地初吻了，元宵节那天，在公园树林里一棵长相奇丑无比的树旁。

我一直觉得是她让我重新拥有了欢乐，尤其在知道她父母离异又各自组建家庭的情况后，我更对她的爱充满感激——因为这不是一个百万富翁资助贫困儿童的故事，而是一个穷人在风雪中将手中舍不得吃的饼子分一半给另一个穷人的故事。

那个冬天第一次约会，她穿着白色的羽绒服，我买的百事可乐，我们从城市东头一路走到了城市西头，那时候我对未来的所有设想和希望都与她有关，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尽早念完大学参加工作，只要10年后，我们就可以永远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了大概半年，分手后我大概花了一年才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分手的原因是一个小混混要追她，并且扬言要揍我。她大概出于一种牺牲自己保护我的精神，和我分手了。

我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打架，那根藏在书包里的甩棍也终于派上了用场，在一次次的“战斗”中，它大显神威。关于最开始困扰我的问题——如何与小混混相处，最后的答案就是：把自己也变成小混混。

但是我的成绩一直不错。我知道如果考不上高中，父亲不会再帮我，我只能去上技校，那样我就完蛋了。父亲那晚的话，如同利剑一样悬在我的头顶。

父亲后来常说，是夏天那一顿暴打让我清醒了，在他看来，是暴力解决了问题。父亲在我面前也抱怨过爷爷对于他的控制，认为他的父亲不够尊重他，可是当他对我施展父亲的权威时，却全然忘记了这份困扰。从小，他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个小屁孩懂什么？”

其实我在初中的所作所为，父亲是有所耳闻的，甚至还去学校门口偷偷监视过我。有一天班会，班主任盯着我说：“班里有些人就是王八蛋，害得家长得在学校门口监视……”

以往班主任批评我，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但是那次我抬起了头，全程与他对视，目光毫无闪躲，最后甚至微笑着听他训斥，内心却出奇的平静，甚至有些冲破桎梏的欣喜。

我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

时间将会再一次开启加速模式，我在一次严重的斗殴事件后摒弃暴力。其实2008年的经历将会埋下一个漫长的伏笔，比如这所中学在我身上留下的不良影响需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消除，比如在我以为我家已经濒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其实除了两套房产外还有40万的存款。

2018年年初，父母给我买了一套房子。

年初的时候，房价疯涨，那些跳动的数字看得人惊心动魄，100平的房子，短短两个月后，就得多掏十几万。

表哥大我3岁，因为要结婚买了房，爷爷便催促父亲也给我“张罗”一套。几乎有一周的时间，我天天都得在这个城市的三环上兜圈。所到的售楼部无不人山人海，大多是期房，挖掘机才刚在地上铲了个坑，买房的人就眼睛不眨地把真金白银往里砸。

首付需要50万，但是家里存款只有40万。

爷爷已经69岁了，不想再住在医药公司的家属楼了，一晃20年，那套房子现在看来已经又破又旧，也没有暖气，冬天很难熬。小区已经都是老人，时不时就有他当年的同事过世，这非常影响爷爷的心情。而且当年爷爷身居高位，难免得罪人，医药公司如今经营惨淡，爷爷在家属院里也天天遭人白眼。爷爷想给自己重买一套有暖气的房子，搬出去住。

我没法借爷爷的钱，如果爷爷给我10万，那就意味着他得在老房子里继续住下去。

父亲又和我长谈了一次，说起他盐务局的工作。在他任职期间，中国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国营盐务政策，盐务局的地位一落千丈，要不是这些年父亲在外边自己做事，现在买房的事想都不用想。

父亲很纠结，一方面作为儿子想要给父亲尽孝，一方面作为父亲又想给自己的儿子创造好条件。可钱是有限的，顾此必定失彼，父亲把一切归结为自己没有本事。看着年近50的父亲渐渐花白的双鬓，看着他脸上的皱纹，看着他眼睛渐渐浑浊，我猛地发现父亲老了，他经常叹气，却不再愤怒。

作为儿子，我的心态几乎崩溃，竟也恨起自己没有钱来。

其实事情远没有到绝境，我们家当时还有两套闲置的房产，但都没有暖气，爷爷没法住，但如果卖一套，那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可是当我小心翼翼地说出这个想法，首先反对的竟然是爷爷。他对我说：“你以为家业那么好挣？说卖就卖？”

最后，爷爷给我了10万，补上了首付的窟窿，并宽慰我说：“爷爷老了，住老房子没关系，你的日子还长。”

买房那天，看着POS机几秒钟刷去了50万，交了首付，后边还要花20年还100多万的贷款。我心中却毫无波澜，甚至没有花几百块钱买双球鞋来得肉疼——因为那么多钱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我没有概念，它们就是一串数字。

交完首付，父亲长舒一口气。我一言不发地开着车，他在副驾上抽烟。我非常平静地对他说：“爸，这套房子虽然写的是我的名字，但不是我的东西，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咱们家的一个投资，毕竟咱们现在不做生意，钱存在银行赶不上通货膨胀……”

父亲点点头。

“爸，我该努力还是会努力的，这您放心。但是有一点，我不会因为买了房就定居结婚，我还想出去走走看看。”

父亲没有搭我的话，又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后，发现爷爷奶奶都在我家，我有些诧异——从10年前的那次赌气，爷爷一年没来我们家起，仿佛就成了惯性，没有什么事，爷爷从不会过来。

母亲在厨房忙着做饭，让我陪爷爷聊天。我这才知道，今天是医药大厦爆破的日子。

医药大厦带着后边的家属区，正在市中心区域，这块地皮是一块大肥肉，近年来各路开发商都垂涎欲滴，但是这群老居民都不是好惹的，当年医药公司高高在上时也是见过世面的主，所以一直都没谈妥。最后逼急了开发商，不拆家属区了，只拆临街的医药大厦，一群老头老太太傻眼了。

“爆破震动太大，爷过来躲一下。”爷爷笑着说。

“您来我高兴呢，干脆就不回去住了，后边盖楼吵死了。我和我姐现在又不在家住，你和我奶直接搬过来！”

爷爷只是摇头，奶奶说：“你家这么高，要是停电，电梯用不了，大家都抓瞎，不住不住！”

吃过晚饭，我送爷爷奶奶回家，夜幕之下，好几台洒水车围着医药大厦的废墟喷水防止扬尘，渣土车来来往往开始运送建筑废料，工人们拿着绿色的防尘网准备覆盖一片片残垣断壁。在塔吊明晃晃的探照灯下，人们仿佛在忙忙碌碌地清理一个巨人的尸体。

这栋楼是在爷爷手里建起来的，一砖一木他心里都有数，今日竟有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苍凉。爷爷走得很快，不愿多看，探照灯映着爷爷的半边脸，我才猛地发觉，爷爷竟已如此苍老。

我所在的这座北方城市几乎没有春天，几个晴日过后，夏天就来了。

这个夏天唯一的主题就是毕业，我本科学了4年土木工程，终于要在今年夏天结束我的学生生涯。

2014年结束高考后，选专业的时候父母完全遵从我的意愿。我毫不犹豫地就跳进了土木工程的大坑。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基本都可以进中建、中铁这种大型国企，而且那几年正是土木工程的风口，毕业几年就买房买车的学长学姐大有人在。

仅仅4年时间后，土木工程就跌下了神坛，一地鸡毛上站的是我们这些手足无措的应届毕业生。校招的时候，施工单位的工资基本在3000到4000元，可是我们似乎没有选择。

我没有和家里抱怨什么，毕竟当时是自己选的专业。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去中铁某局实习过，在施工现场待了一个多月，每日穿梭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灰头土脸，汗如雨下。但是真正让我失望的是国企的工作氛围，那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地方，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很多中国古代政治的潜规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实例，这常常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

毕业后，我到底还是去了中铁某局，进入在南方某城的一个住建项目。

我在项目部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一天早上刚到办公室，突然窗外院子里就黑压压挤进来一群工人，有几个还拿着榔头扳手，安质部部长立刻打电话给项目经理，才知道因为天气太过炎热，而工人生活区电压太低，连风扇都带不起来，工人根本没法休息，就来闹事。可是电压这事不由项目部定，市电力局和其他部门踢皮球，谁也没办法，三来两去，给工人买了几箱藿香正气水，这事似乎就过去了。

没过几天，对面工地就热死了一个工人，才21岁。发现的时候尸体在基坑下边，已经凉了，听说是中暑猝死。家属过来又是抬棺材又是挂横幅，最后多拿了10万的赔偿，走了。

电压的事终于因此解决了，新加了变压箱，电压足够带起空调了，以一条人命的代价。

项目安质部长和我聊得很来，经常给我发烟扯淡。他30多岁了，每天晚上就在办公室打王者荣耀，没见过和妻儿老小打电话什么的，我还以为他是个光棍，结果那晚喝大了，他借着酒意吼着：“早他妈各过各的了！”然后就是仰头灌酒。

第二天早上，带着宿醉的疲惫起来，他冲着刚被阳光洒满的工地骂道：“真的，现在看见工地我都恶心！”

在工地的最后一晚，我和同事小黑聊了很多，他眯眼笑了笑，说：“要是有其他出路谁他妈爱在工地啊，就那么点钱，一天天身上就没干净过，不知道什么是休假，虽然这里离市区也不太远，你来这这么久，能出去吗？下工后还有那个力气吗？”

我一个人走到工地边上，已是晚上10点了，下边还有工人在干活，塔吊上的探照灯明晃晃地刺眼。8月底的风依然夹着让人难以呼吸的潮湿，人们仿佛生活在水底。

小黑走过来，笑着说：“怎么着，还舍不得啊？”

“没有，就是要走了再看两眼，不知道以后还见不见得到。”

“从象牙塔出来，不太适应吧，走了就别回来。”

我辞职了，告诉了家人后，父亲只说了一句：“你想清楚就好。”

辞职后我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和朋友蜗居在一起，准备找工作。

爷爷常说与时俱进，自己真的是做到了，常常把微信里的虚假养生信息分享给我，这种消息我一般不回复，借口说自己很忙。

但是那天爷爷给我发了张图片，一个旧相册里老照片，是我1998年刚进城时拍的，我手里拿着一个玩具枪，在爷爷怀里笑得很灿烂。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没有回过家了，我该回去一次了，爷爷这是想我了。

看着城市里的人来人往，我觉得自己前程远大，又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就在这时，忽然间，时间仿佛变成了一个圆圈，覆满灰尘的记忆里突然出现一道闪光。我想到了1978年的秋天，年轻的爷爷独身一人站在城市的街道上时，风应该和此时一样清凉，他也应该可以明白此时我的所想。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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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凡不耐烦

一个年轻人

源济

这一年下乡扶贫，我算是长见识了丨人间·再见8

原创： 白衣姐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8

“都是贫困村的村民，凭啥别人有的我家没有？谁也没比谁富多少，凭啥别人是贫困户，我就不是？”

配图 | 视觉中国

再见8丨连载16

2018年，我的生活忽然和“扶贫攻坚”纠缠起来了。

年初的一天，老家村里的会计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替老父亲写一份贫困申请。我压抑着满心的不高兴，冷冷回道：“我养得起老爹，不需要村里扶贫。”

我不高兴是有原因的。

5年前，老妈还活着，那时70岁的老妈身患肺癌，巨额的医疗费掏空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也把我拖累得苦不堪言。恰逢村干部找到我，让我给二老申请低保，我就替他们申请了。

我觉得申请理由非常充分：父母户口本上有四口人，二老，外加弟媳和侄女。老妈患癌，老爹安装心脏起搏器六年，脑梗两次入院导致残疾，有三级残疾证。二老双双年迈无劳动能力； 弟弟因意外已去世6年，弟媳也是听力三级残疾。家里的土地都只能低价流转（出租）出去。

弟弟去世后，我在自己居住的小区买了套二手房，把老老小小从老家农村接出来照顾，弟媳在我们医院的洗衣房打工，侄女上学及各种辅导班开销巨大，皆需要我接济；饱受丧子之痛的爹娘离开故土又不太适应，身体频频出问题。

这样老弱病残的家庭，按道理完全可以评上低保户——低保户的医疗费报销比例高，自付部分还有二次报销，我满心期待能申请成功，多少减轻些经济压力。

但低保是有名额限制的，粥少僧多，竞争非常激烈。好在乡亲们都了解我家的情况，民主评议时纷纷证明申请所写情况属实，我罗列的病历和医疗费复印件、家庭收支明也一目了然，的确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

最后，老爹以票数第一的优势当选，同时“胜出”的还有十户，多是年老体弱患有重病的。

说实话我也很惭愧，我15岁就考学离家，在城里混了30多年，不仅没能衣锦还乡，到头来还要跟乡亲们争好处，实在没脸回去替老爹参加评议。

如今，我家在缺席的前提下还能评上“第一”，的确让我在感激之余，心里五味杂陈。

那时候，村里有一个外号叫“罗锅”的，因自己没评上低保，四处告状。罗锅跟我家沾点亲，小我两岁，按辈分该叫我姑姑。尽管从小罗锅，但身体功能健全不影响劳动。这些年来，罗锅一直好吃懒做、吃喝嫖赌样样沾，早年老婆离婚另嫁，儿子长大后进城打工，剩他一个人在村里晃荡。每年卖了粮，便在赌桌上挥霍，赢钱大吃大喝，输了钱蹭吃蹭喝，后来索性把地租给别人，逢人就说自己没有劳动能力。

低保没评上，罗锅便攀咬我家说，我家是村里最早进城买房的，儿子虽死了但女儿有保障，就算生病，医疗费也不愁，进而还诬陷说：“他家闺女就在医院上班，啥样的病历和医药费收据弄不出来？这村里人谁进城看病都求他闺女，他评上低保就是靠了好人缘儿。”

罗锅天天去政府闹，到头来，他自己没能吃上低保，牵连着全村当年的低保指标全作废了。老爹气得打电话骂他：“你个白眼狼！以前总去我家连吃带拿都忘了？你咋忍心对我们老弱病残七不服八不忿？你说那屁话有影儿没有？”

罗锅在电话里拼命抵赖：“姑爷爷我坏谁也不能坏你呀！这是哪个王八蛋吃饱了撑的给我扣屎盆子啊？”他还特意给我打电话抱屈：“我得罪谁也不敢得罪你呀小姑，这村里谁有个病有个灾的不得求你？我也得给自己留后路呢是不是？”

我懒得理他，只觉得村干部也太无能，任凭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

之后四年，尽管年年有电话让我替老爹递交低保申请，我都拒绝了。有一次我甚至赌气说：“那申请，除了让人家怀疑我伪造医疗单据，还有啥用？” 

说实话，自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的老家也算得上富庶了，人均土地多且肥沃，年景好时家家收成都不错。大多数人家都有砖瓦房、有轿车，在城里还有楼房，农忙时回村种地，农闲时进城猫冬。

没想到，连这样的村子，居然也惦记着要评成“贫困村”。

起初我还以为村书记只是好心，没想到打电话让我报申请不成，书记竟专程来医院求我：“只有贫困人口达到一定比例才能算贫困村，现在还真就差你家仨人儿。”

“贫困村好处大了去了，建文化广场、建卫生室、修房子、扩马路，都是国家拨款，光伏发电的项目还能给村民分红。”见我犹豫，他又说，“当然，我也不能为了贫困村的待遇把不够条件的给弄上去吧？你家我婶走后，我叔又得了牙龈癌花老鼻子钱了谁不知道？你弟没了，弟媳残疾，侄女又上了大学，都是明摆着的。你家上去了，谁也说不出来啥。”

我苦笑：“这申请一写，我也算为村里做了贡献是不是？” 

书记竖起大拇指：“到底是党办主任，有觉悟！贡献大了去了！”

我无法再拒绝，老爹是典型的因病致贫，我赌着一口气不要村里扶贫，眼下看来确实是损村不利己。

不久，老爹开始被建档立卡，各种填表的询问和嘱咐。有天在饭桌上，老爹说：“村里说咱家老屋是危房，不得已才进城租房住，月租金一万元。这不扯么？还让我就得这么说。”

我家是村里最早住砖房的，81年建起来，如今已经37年了，又空了这么些年，算危房到也够格。可城里的房子是我买的，何来租房一说？

爱人老蒋在政府办工作，见惯不怪：“这帮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都是填表老油条。让你贫是一种数字填报法，让你脱贫也是有充分依据的。”

之后，又有各种要求老爹回村签字画押的电话。以往，老爹特喜欢回村，每逢乡亲家里红事白事或者村干部换届选举，我都会开车带他回去。但是这一次，老爹执意要坐班车：“坐着轿车回去为贫困签字，罗锅又得嚼舌头。”

“他嚼他的呗，又不是你的车。村里都讲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我脱离你的户口都30多年了，和你没关系。”老爹瘸着左腿，心脏起搏器也快到了电池耗尽的年限，牙龈癌术后又明显体虚，我哪能放心？

可还没等我抽出空儿来，广电局干部小陈就送来了表格让签字：“姐，我给下派到你们村搞精准扶贫，听说李叔是你父亲，我主动要求跟他结对子啦。咱熟，有啥事也好说。”

我自然高兴，有他来来回回的，老爹就不用折腾了，但也忍不住疑惑：“你咋成了驻村干部？”

他笑：“扶贫攻坚嘛，全县总动员，你们医院也有任务，只不过我们系统动作快了一点儿。”

过了几天，老蒋也要扶贫攻坚了：“我给下派到榆树屯当驻村第一书记。离城70里。每周周末能回来两天。”之前老蒋整天陷在材料堆里叫苦连天，我巴不得他挣脱出来透口气儿：“挺好。两年也不难熬，村里日子简单，不累心。”

我计划着有空就去看他，高速公路旁的村子，半小时车程而已，走乡间公路也用不了一小时。

老蒋用鼻子哼了一声：“就你们村这低保户、贫困户的上上下下，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村里工作多难。”

我不以为然：“我是农村人我还不知道，乡亲们大都憨厚淳朴，有几个像罗锅那样儿的？”

没想到老蒋刚走没两天，医院总支书记就找到我，说卫计局党委分了个定点扶贫的村子给医院，得有驻村干部下去，局里院里各出一人。

“咱院党员大都在临床一线，搞业务的，政治水平都不太高，一线人员也紧张，你说呢？”

“从二线抽人呗。”我大大咧咧道。医院的行政管理和后勤部门，统称二线。

“分给咱的是柳树屯村，距你爱人扶贫的榆树屯村三公里。局里要派女干部下去，咱也出个女的？租房也方便。”书记循循善诱。

再迟钝我也听明白了，这是希望我自告奋勇呢。可老爹还得靠我照顾，老蒋走了，我咋能再走？

“按理说我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孩子上了大学不用照管，驻村离爱人还不远。可是我老爹都快80了，心脏病脑梗就不说了，牙龈癌刚做完手术三个月。”

书记立即随机应变：“我是跟你商量谁去合适，你家这情况，哪能派你去呢。”

可我又想起老爹，一辈子长在农村，60多岁失了儿子才无奈地随女儿进城，平常总是说：“城里好是好但总觉得自己像在做客，没有家的感觉。”若我带他去村里，没准儿他更高兴呢。 

“若能租个房间多的房子，让我带着老爹，我愿意去。”我给书记说。

书记倒犹豫了：“租房不是问题，可是老人那种状况，村里条件又差，哪忍心让你带着老爹下乡呢？”

我给老爹说了这事儿，他也急了：“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下乡吧！你要愿意去，我找你们书记说去，我就说村子里更有利于我养病。我要是住在村里，那是如鱼得水呢！柳树屯离咱村才30里，年轻那会儿人民公社兴修水利，我还认识了那村儿不少老伙计。”

“那您老人家等着，我自己找书记说就成，这活儿他不好往下派，巴不得我主动请战呢！”话已至此，我哪能不下乡？

很快，我就带着老爹入驻了柳树屯。

时值暮春，村里一派热闹景象。小四轮这一个那一个突突地响着，挂着播种机穿村而过，纷纷驶向村外的大田，车后扬起一路灰尘。

村书记说：“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再早些，入户走访80%家里没人儿。”

局里下派的姑娘叫筱月，刚考上公务员两年，一个娇生惯养的城市姑娘，没见过村里的世面，惊问：“人呢？看着住房条件不错的呀，人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吗？”

我笑着说了下老家的情况——村里的老乡基本上城里乡下都有房子，来回走动，这方圆三百里内大都如此。

筱月咋舌：“这日子，比我都富呀。应该让村里扶我才对！”

会计忙说：“农民嘛，眼皮子浅，好个攀比。一家在城里买房了，大家就纷纷跟风，一家有车了，别家也不甘落后，咬牙浪呗！当然也有把土地租给别人夫妻双双打工的，还有人是种完地、阶段性打工。”

筱月说：“那也比我想象的强了去了，扶贫要求‘两不愁三保障’，我还以为真有愁吃愁穿的呢，来前还翻箱倒柜找了不少旧衣服。”

书记说：“城里人穿衣服时髦，穿剩的也保证有人要。”

筱月说：“算了，我看有的小姑娘比我都时髦，我还是别拿出来了。”

会计笑：“待长了你就知道，村里人眼皮子浅着呢。”

筱月悄悄问我眼皮子浅是啥意思？我笑：“会计不都说了么？待长了你就知道。”

村委会座谈了解情况这会儿，老爹就在我们租住的房子里掏火墙扒炕，忙得热火朝天，有个当年一块儿水利大会战的老哥们儿路过，认出正往外倒黑灰的老爹，随即加入了劳动。

我和筱月回去时，两个脸上挂了一道儿道儿黑灰的老头儿正坐在墙根儿下卷着旱烟，见了我们，还有点儿不好意思：“老了，这点儿活儿也是活儿了。”

屋里，老蒋正在给扒开又安回去的砖块儿抹泥勾缝，边干边责怪：“有活儿找村委会啊，把老爹当劳力使，你可真行！”

老爹听见了接话儿：“她眼里哪有这活儿？我自己愿干的，这房撂空好久都没人住，掏一掏，好烧。”

帮忙的老汉说：“别说你闺女早都是城里人儿了，土生土长的，又有几个知道掏灰通灶的？会干会弄的都是老家伙儿。现在的人儿啊，就知道享受！”

俩老头儿抽着旱烟抚今追昔，满嘴都是今不如昔的感慨。我不禁想起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想起她那句著名的唠叨——“一代不如一代”。

老蒋是开着村干部的轿车过来的。一是想看看家安得咋样，二是想给我们打打“预防针”。他说入户走访且得听些“三七疙瘩话”（含沙射影的话）呢。

老蒋建议我们第一次入户千万别带慰问品，他们走访时给每户拎了一桶豆油，结果再次入户，就有人问：“你咋空手来了呢？”他还听说，有些驻村干部为了让村民在上级检查时给自己说好话，自掏腰包买东西搞慰问，结果还是堵不住贫困户嫌这嫌那的嘴。

筱月瞪大了眼睛：“啊？那可咋整呢？”

老蒋教我们：“胡搅蛮缠的话就装听不见，扶贫政策咨询不能含糊了，一定要吃透文件精神。”

“那还用你说？咱是干啥来的？必须吃透上情体察下情，才能做好政策宣传。”我嫌老蒋啰嗦。

我没接受老蒋的建议，和筱月第一次入户，给每户拎了一箱牛奶做“见面礼”，毕竟以后要在这村儿工作，联络感情是必要的，再说院里也给准备了这些东西。

尽管村长已经在微信群里通知各家留人，但还是有20多家给我们吃了闭门羹，替他们说出闭门原因的人同时也要求：“把给他家的东西放我家就成了，他说了让我帮领。”

我笑着打哈哈：“这是见面礼，见了面儿再给。这次见不着还有下次呢。”

对方会立即甩出一副冷脸，话语不一，表达的都是对我的鄙夷：“哎呀妈呀，一箱破牛奶还怕我昧下咋滴？春节慰问的大米白面豆油我替人领过好几份呢！”“你这城里人儿可真行，这点玩意儿还当宝儿似的。”“那你就再送吧，牛奶过期了怕都见不着人呢！”

会计领着我们走了两三天，宣讲政策问长问短，说得口干舌燥，只有6户人家给我们每人倒过一杯水。

走到最后一户，炕上躺着一个面色萎黄的中年妇女，一壮汉正好开着小四轮回来，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地问会计：“又来新人扰民了？”

筱月脸涨得通红，我忙说：“老弟真能开玩笑，我们来串个门儿了解下情况，征求下意见建议。”

他笑：“征求意见好呀，我的意见就是：扶贫该扶谁扶谁，别搞啥驻村，听说扶贫干部每月1000元的补助，租房还每年1万块。那些没人住的房子都是村长家的，你们一来成了他家摇钱树了，群众看着还眼红。你们不驻村儿，省下这每年3万多元发给贫困户，每家2000来元，指定比驻村效果好。”

“账不是这么个算法，发钱不是扶贫根本目的……”我反驳，却明显底气不足。

“咱老百姓站得低、看得近嘛，算账就算眼前利益。我弟弟就在邻县当老师，也给派去驻村扶贫。我就说你抛家舍业的图啥嘛，你不好好当你的老师，今天写脱贫规划，明天填脱贫明白卡，后天弄贫困户收支核算表，村里还得陪着你们买纸花复印费，岂不越扶越贫？”

他转向会计：“我说，你光拿着表格让今天签字明天按手印，咋不公示公示咱村花了多少填表复印的钱？”

面色萎黄的女人过意不去地打断了丈夫，我们也赶紧趁汉子住嘴的间歇落荒而逃。筱月低声说了句：“毒舌。”

回到“家”，墙根儿下晒太阳抽旱烟的老汉增加到了三个，正一边挑拣着鲜嫩的柳蒿芽和荠荠菜，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从前的农业税和现在的种粮补贴。

见了我，老爹眉开眼笑：“我去村边儿采野菜，你叔他们看见了都去帮我采，晚上咱吃个新鲜。”

很快，医院中层干部工作群里贴出了扶贫攻坚工作方案，除了中层领导和柳树屯的贫困户结对子，还有个重中之重，就是“健康扶贫”。两个月内，扶贫医疗队要走遍全县102个行政村，为所有贫困户建立“健康档案”。

方案一出，各科室主任叫苦连天：“本来医生就缺编，患者又多，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都不能按时下班，哪有闲人参加扶贫？”

“偶尔的下乡义诊咱也都积极配合了，谁受得了一连两个月天天抽人？”

最后，所有的牢骚，都在院长一声“政治任务”中灭了火儿。

“扶贫义诊”的第一站放在了柳树屯村，院长亲自带队来的，一是看看自家的扶贫点儿，二来也是关心一下我这驻村干部。院长不仅给我带来鸡鱼肉蛋米面粮油，还给全村每家每户带了一个小型手动压面机，说是帮我联络感情便于开展工作。

此前为了让医疗队建档顺利，除了村干部在微信群和广播里一遍遍通知，我和筱月早就挨家挨户宣传了一趟建立健康档案的意义，希望大家积极配合。结果，还是有好多人没来。

“毒舌”倒是在家等着，他老婆肝硬化腹水，我们好多医生也认识，拉着消化内科林主任的手连声叫“恩人”。可等我让他在健康档案上签字时，他那三七疙瘩话又往外甩：“看病就看病呗，还建啥档？整天签字画押的都烦死人了，这些白纸还不如捐给我儿子当作业本呢。”

带着入户医生回到村委会，义诊桌前排队看病的村民已经散去大半，压面机也所剩无几。这时来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粗门大嗓地骂村长这个“瘪犊子玩意儿”发东西不通知她。

村长说我也只知道是义诊不知有东西，她就问：“这是啥啊？”人答是简易压面机，她又问是不是新的，得了答案后双臂一拢抱起三个，扭头就走。

有个小医生喊：“哎，一家只能拿一个！”

她停下，转身，瞪着眼喊：“我就拿三个，你能把我咋地？”

小医生惊呆片刻，嗫嚅：“三个，咋用得了那么多？”

“你管得着吗？”女人又说。

我说：“你拿三个，别人不就没有了吗？”

她喊：“你们那么大个医院，看个病死拉的贵，逮个人狠劲儿地宰，拿这点破玩意来还可丁可卯啊？”

没人再敢接话。村长黑着脸挥挥手示意她赶紧走，走远了才敢骂：“这败家娘们儿，真给咱村丢脸！”

院长大概从此事中看出了村民对生活用品的渴求，第二天，医院大群内贴出了捐款捐物倡议书，号召全体员工为贫困村民献爱心。

一周后，两辆救护车拉来了塞着满满当当的衣物和锅碗瓢盆生活用品，有旧的也有新的。除此以外，医院还用3万多的捐款建立了扶贫专项账户，让我协同村干部拿出使用方案，根据需要随时支取。

分门别类装得整整齐齐的几十个大包排列在村委会院里，村干部们脸上却喜忧参半，这样不同的东西该咋分？筱月建议让村民们按需领取，村长苦笑：“谁需谁不需？那还不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

我建议：“派专人登记，按估价尽量平均些，规定个领取件数或价值的上限？”这个建议也被一声长叹否决了。

等待分配方案议定的那几天，我和筱月惊讶地发现，物品中稍微贵重一点的新东西，像没拆包装的电热水壶、电饭锅和新衣服新鞋，竟然一样样不翼而飞。筱月气愤地要去跟掌握村委会钥匙的村干部们讨说法，我阻止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就当没这回事吧。

老蒋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学习他们村的做法——让村民用积分兑换物品——参加集体劳动、参加技能培训、享受惠农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等都可以给积分，在扶贫惠农证上体现，然后，根据积分多少领取相应的物品，这样也能调动村民们参加活动的积极性，免得搞活动时没人来。

但这个方案又被村干部们否决了，说攒积分得到猴年马月，还得派人管理，还得给管理人员开工资，还防不住管理者监守自盗，也太不现实了。 

等值钱的物品丢得差不多后，村委会终于综合了我和筱月的分配建议，通知村民来领东西。果然是乱纷纷的一场好戏，根本来不及登记，一哄而上的村民很快抢光了东西，就别说过程中脸红脖子粗的撕扯了，有两个老太太就为了抢包装袋，还对骂了一番。

上次拿走三个压面机的妇女一手拎着包装崭新的太空棉被，一手拎了个锈迹斑斑的铁大勺，跑到我面前大声评判：“你们大夫护士也是有的大方有的抠嗖呢！”她扬了扬铁勺，“自己不稀得要的玩意儿捐给俺们。”

我也没客气，冷笑：“我会告诉他们别再捐了，留着卖废铁揣兜里俩钱，不比听风凉话舒坦。”

女人嘴里“切”了一声，还想再说什么，一直袖着手冷眼旁观的毒舌插话了：“嫂子你今天咋就带两只手来呢？你不是有三头六臂吗？也就你这样的能人，要饭吃还嫌馊。”

女人一扬手，铁勺就要扣到毒舌头上。毒舌一把抢过铁勺端详着，嬉皮笑脸道：“我看看能不能改成铁帽子，再刷个绿色，给俺大哥戴一戴。”

女人抢过铁勺，在他腿上砸了一下，笑道：“你个王八蛋，晚上来吧，老娘给你留门，咱俩一起给他做个绿帽啊？”

毒舌笑应：“得咧！”

哄笑声中，女人扭搭扭搭走远了，吵吵闹闹的爱心分发终于在一缕喜气中结束。

看着人群散了，筱月给我说，她终于明白会计说的“眼皮子浅”是啥意思了。

不过，当后来她看见为一件衣服撕扯半天的俩妇女，说说笑笑结伴来文化站跳广场舞；看见为抢包装袋互骂得狗血喷头的俩老太太，在一个桌上玩麻将，就又糊涂了：她们的胸怀，到底是比针尖还小，还是比大海还宽呢？

除了开会、汇报工作、院里有召或回城购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连周末两天都和老蒋老爹在柳树屯团聚，开着车带老爹在田间地头转悠，或者回相隔不远的老家走亲戚。老爹说看见这天高地阔满眼的绿，心里就敞亮，我和老蒋也是这个感觉。

但筱月不愿意在村里住，求我帮忙打掩护，自己只把手机留下来、应对扶贫领导小组的定位检查，另买了一部手机自用。只要没有各类扶贫表格要填，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来村里露个脸，扶贫工作日志全靠抄我的。 

我乐得筱月不来，“家”里没有外人，我和老爹更自在。老爹一早一晚常常在房前屋后的菜园里忙碌，侍弄得垄直苗齐，跟在老家一样。腿脚不便的人，又十多年没下过地，我不愿让他干，可一阻止他就生气，我要是跟着干，他就急头掰脸地撵我工作去。

老蒋劝我：“你别管咱爸，他愿干啥就干啥呗，磨悠着慢慢干，累不着。你没看他自从进村后气色一天比一天见好？”老蒋居然还鼓励老爹种烟叶，还说：“您老也是贫困户，将来卖了烟叶，也等于产业扶贫出成绩了，老家的扶贫工作队可以在总结里大写一笔呢。”

老蒋脑筋活络，在城里人头又熟，没少给村民带去好处——拉扶贫赞助，帮人找临时工作等等。在产业扶贫上，他也动了一番脑筋，游说一个搞养殖的老板朋友献爱心，给榆树屯有意搞养殖的贫困户发鸡崽儿、鹅崽儿、羊羔。尽管有人偷偷卖了羊羔说羊圈不牢羊跑了，又来找他要，把他气得背地里问候那人的祖宗，但他还是相信大部分养殖户勤劳善良，不会偷奸耍滑，兴致勃勃地规划着不远的将来六畜兴旺的景象，一笔一笔计算着预期收入，规划着榆树屯的脱贫大计。

受老蒋启发，我也想起了扶贫专项账户里那笔钱，跟村干部商议能不能发展养猪事业，每户养大一头猪，还能增加二三千元的收入。养猪又不是啥难事儿，我10岁以后就帮家里薅猪草烀猪食，每年都能帮家里喂大两头猪。

村长却说：“现在可不是你小时候了，现在咱这旮瘩的农村人可不比城里人勤劳。”会计在一旁也说，养猪的人家一年比一年少，哪像从前一入冬家家杀年猪，天天吃杀猪菜吃得满嘴流油。

书记大概是不忍拂了我的好意，说：“要不就召集贫困户开座谈会吧？征求征求大家的意见。”

座谈会一开，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有说养那玩意儿干啥？累不说，还把人都拴住了，想回城里住都走不了；有说家产万贯带毛的不算，养猪归养猪，不能算成收入加快脱贫速度，“脱了贫哪还有人管咱？”；还有说家养的笨猪就是比饲料喂大的好吃，可是喂起来也费事，“俺家都三年没喂了”。

当我表示猪崽儿不让个人花钱，由医院捐款购买，大家的情绪瞬间平息了，立即有人嘟囔：“那就养呗，白给个猪崽儿还有啥不能养的？”“就是！一头猪羔也要五六百元呢！”

问题又来了，有人问猪饲料咋解决？免费发放不？有人问要是半路养死了，给不给赔偿损失？有人问要是不想养猪，能把猪崽儿折价发钱吗？还有人笑嘻嘻地开玩笑，说要是有事情离开了家，驻村干部能帮喂几顿不？

筱月那天被我叫回来做记录，气得直说：“刁民，真是刁民呐！”

接受老蒋的教训，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发放猪仔不负责饲料，想养的加固猪圈，猪崽跑了，损失自负；养就一直养不能半途而废，不能转让给别人，活要见猪死要见尸；卖猪要有村干部见证，收入实打实记录在案。

于是又有人喊：养大了不卖自家吃肉行不行？

犹豫片刻，我答：“可以，改善了伙食也算扶贫成就。”

约法三章变成赠养合同，为21个贫困户发放猪崽的仪式终于轰轰烈烈地进行了。敲锣打鼓，人喊猪叫，记者录像，干部拍照，毒舌拎了个麻袋凑到我身边，一本正经地问：“领导，俺可以早点把肩负扶贫使命的光荣猪背回家不？还有三垧地(垧, 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等着打农药，俺耽误不起……发个猪崽儿，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说你们这是扶贫呢，还是给自家脸上抹粉儿呢？”

我气得不行，还不敢发作。记者想让贫困户谈谈抓猪感想，话筒伸给谁，谁就脚底抹油溜得比兔子还快。倒是来看热闹的非贫困户愿意接受采访，一张嘴就愤愤不平：“都是贫困村的村民，凭啥别人有的我家没有？谁也没比谁富多少，凭啥别人是贫困户，我就不是？”

终于有个贫困户户主凑过来了，对着镜头只字不提到手的猪崽儿，却说：“五月节发粽子，我家根本没收到！哪个龟孙子给截留了？”

最后还是村长赶走了捣乱的，代表村民在镜头前讲了一番话，表示要以感恩的心好好养猪，不辜负白衣天使们的深情厚谊。

这事，也就这么了了。

每天傍晚，我都会开着车、带着老爹沿乡间公路驶向榆树屯去接老蒋，顺便看看夕阳下的原野风光，这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

从小在农村长大，历经30多年的城市喧嚣，如今重返家园，要不是被“非贫困人口争着要挤进贫困行列，贫困人口又不愿脱贫”这样的破事儿纠缠着，简直是乐不思蜀。

老蒋比我忙，不是在孤寡老人的菜园里给人栽秧、除草，就是在帮村民垫猪圈、垒鸡窝，红事、白事也跟着张罗。中午他在榆树屯开火，饭桌上常常东家一碗酱西家一把葱，晚上我接他回“家”，也常有杀了鸡逮着鱼的村民把做好的佳肴塞来给我们尝鲜。

老蒋跟我炫耀：“我现在就是这村儿的村民，没人再跟我说风凉话了，鸡崽鹅崽都在茁壮成长，羊也不丢了，人也不懒了，发粽子、发月饼、发冻饺子都顺顺当当。”

老爹赞许女婿，说他年轻那会儿，县委书记都下来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造得跟泥腿子似的，一点官儿架子也没有，农民却没有不拥戴书记的。老蒋就跟自己做了县委书记一般，头点得像鸡啄米：“看看，扶贫说不定能把我扶成党的好干部呢！”

没多久，老蒋果然被评为了全市为数不多的“优秀第一书记”，由于脱贫的贫困户多，他所在的村顺利脱贫，虽然还有暂时脱贫无望的贫困人口，但每逢省、市各级检查组进村，提起老蒋，无人不竖大拇指，村里两委班子也对他心服口服。

不像我，每逢村民被问及驻村干部叫啥名，都有人说：“不知道”、“从来也没照过面”。村委会也有人跟领导评价：“要说跟村民水乳交融，她都不如她老爹。”

我也承认，这一点上我确实不太行，尤其是在养猪这件事的处理上。

初冬，除去半道养死的和不遵守协议偷偷转卖了猪崽儿的，剩余十五六户人家的小猪都成了大猪，最小的也二百斤往上。可谁也没想到，非洲猪瘟渐渐肆虐，邻近村里有个养殖场检疫出病毒后，方圆50里以内的猪全部被扑杀。

尽管有每头猪1000元的补偿，养猪户依然哭天嚎地，有说1000元根本够不上饲料钱的，有怨辛辛苦苦白流汗的，有计算出2000元的损失跟我要赔偿的，说出来的话和没说出来的潜台词都是——若不是驻村干部多事儿，谁能想起来养这玩意？

就连非贫困村民自愿养猪的，都怨我给贫困户发猪崽儿引起政府注意，不然一共十头八头的猪，藏都好藏，哪能招来这么多强制杀猪的警察？

几十头猪被杀后又焚烧深埋，养猪的哭哭喊喊，看热闹的幸灾乐祸。当汽油味和猪肉焦糊的气味相继飘起，个别人扒坑卖肉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灰飞烟灭，全部向我聚拢来发泄怨气：“这咋算，你说这咋算吧？”“你这纯粹是坑人啊！”

毒舌也向我走过来，没想到他一开口却是给我解围：“你们他妈的有没有良心？领猪崽儿时咋不说坑人呢？早些年养猪谁家个儿保个儿都活了？不管养到多大死也就死了，咋没人找谁算账呢？咋算？要算账，你们找老天爷算去！”

人散了，我向他道谢，他又连讽带嘲：“你说你好好的在医院工作多好，你这一下村儿，连非洲都给你颜色看。猪一埋，你的功劳苦劳不也都一块儿埋了？”

我无话可说。

我想不到的是，到了年底，党报上出现了一则通讯《她带着病残老爸下乡扶贫》，记者写：“她搀着老爸走在村里的身影，是扶贫路上最美的风景。”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优秀驻村干部”。比老蒋差一个档次，县级的。

但说实话，我很惭愧，我带着老爹来扶贫是为了尽孝，并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而且我扶贫扶了一年，真的没什么成就。我优秀，是借了老爹的光儿。

跟老爹结对子的驻村干部小陈也跟我一同受奖。老爹“贫困”了一年，顺利脱贫。这一年他在村里过自在随心的日子，癌症没复发没转移，脑血管和心脏起搏器也没添乱，一次也没享受到贫困患者的政策红利。有几次小陈要给送东西，我怕他麻烦，都通知亲戚领走留用了。

而我所扶贫的村主动脱贫的只有一户，就是毒舌。

这一年，他久病的妻子驾鹤西去了，他说：“以后没有巨额医疗费，我的日子就没有窟窿，不用你们扶了。”说完，脸上又浮出一缕苦笑，“没有媳妇了，我的日子，真是出了天大的窟窿……”

毒舌第一次不那么毒地说话，让我心里酸酸地不是个滋味儿。

这扶贫攻坚的一年，也在一种不是个滋味儿的滋味儿中画上了句号。

编辑 | 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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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衣 姐

平凡人写平凡事。

描绘人生见闻，临摹世间沧桑。

源济

那个失明的高中同学，早就看见了我丨人间·再见8

原创： 虫安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9

这些年我一直害怕遇到高中同学。要是同学问，你这些年干嘛去啦？就是一个针刺般的问题——假设如实回答，坐牢去了，同学一定会惋惜地追问，你现在干嘛呢？假设再如实回答，写作呢，人家一定会认定，这家伙已经沦为一个浮夸不着边际的“无事佬”了。

配图 |《守望春天的我们》剧照

再见8丨连载17

2018年，我很幸运地成了一名职业写作者。

事实上，想要抓牢这份幸运并不容易，科尔姆·托宾说过，职业写作如同在小卖店里做生意，每天把门打开，有时客人络绎不绝，有时就开不了张。

我的“小卖店”在乡下的老房子里，为了守店接客，我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朝九晚九。大部分时候，小卖店生意不错，一天收获3000字不成问题，当然也有颗粒无收的时候，每到那时，我总会产生无以为继的焦虑感。

通常这种时候，我就去打个篮球，然后汗蒸，最后再做个推拿。

我常去江山路的一家盲人推拿馆，点7号，一位外省的中年男技师，手法老道。做一个钟，浑身爽快，回去接着开张。

夏天，7号回老家了，老板给我换了3号。我瞧了一眼他的手，修长洁白，一幅不得劲的样子，就跟老板说，换个手劲大的。老板告诉我，别的技师都在忙，3号也是老手，试试再说？我趴在按摩床上，脸埋进透气孔。3号摸着床沿靠过来，怯生生地问，老板哪里不舒服。我说，都好都好，你随便按，舒服就行。

捏肩敲背、推腰拉腿、揉脚按头，一套程序走完，我早已打起了瞌睡，醒后发现身边摆好一杯热茶，他已经重新坐在沙发上候客了，手机举在耳边听着有声小说。

我去结账，老板问我3号服务咋样。我转头看了他一眼，白净的小伙儿，个子很高，带着一副圆框墨镜。接着回头说，手艺蛮好，蛮认真。老板却突然喊道，孔霄云，夏老板夸你手艺了。他赶忙从沙发上站起，恭敬地说，夏老板慢走。

老板又特意跟我说，他叫孔霄云。

我说，好啊好啊，名字不一定记得，以后来就报3号了。

9月某天，我打球弄伤了肩，睡觉起不来身，想去理疗一下。进店招呼3号，他慌慌站起，客气地喊，夏老板来了啊。我催他，快快快，帮我肩膀来几下。

推拿过程中，他问我，夏老板身上肉很紧嘛，常锻炼啊？我说，这不就是打球太用力，伤着了嘛。他用肘部给我揉肩，揉了一会又说，我眼睛好时也喜欢打球。我接，你这个头，喜欢打球很正常。他又说，我那时个头不高，不到一米六，发育晚，后来窜上来了。我说，我要有你这块头早去体校了，专学篮球，弄不好就是中国艾弗森。

我忍不住又跟他吹嘘了一番高中球场的英雄事迹——当年的确有过连进九球的神勇表现，那是美术班对阵体育班的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但全班女生都起立为我鼓掌。

等我吹完牛，他似乎显得很惊奇，停了动作，兴奋地问我，夏老板哪个学校的？我向来避讳跟人谈论我的学校。高二就被学校劝退了，这历史可不光彩。

我没应他的话，差他继续干活儿。

他便掐穴位，边自顾自地说，我上高中时也有个打篮球很厉害的同学，也姓夏，后来退学了，很可惜。

我吃了一惊，扭过头瞧他，并没认出是谁。我想了想问，你哪个学校的？他说，永丰中学啊，我们学校美术很厉害的。

我转身坐了起来，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又问，你哪个班的啊？他说，我美术班的啊。我再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孔霄云啊。

这名字，配上眼前这个人，我是真忘了。仔仔细细想了好久，才终于想起来，当年他个头很矮，皮肤又黑，一到冬天，脸上就长满冻疮，我们都喊他“烂柿子”。眼下，他的模样翻了面，除了熄掉了一双眼睛，其余任何地方都变得洋气好看了。

他似乎觉察出了什么，问我，你也是永丰的啊？我轻咳了一声，说，不是，我在城区读高中。

我重新趴好，他重新开始推拿。

氛围变得尴尬了起来。我假装睡觉，他身上的报时器5分钟响一次，到钟了，他就离开，照旧给我沏了一杯热茶。

结账时，老板冲他喊，别光听手机啦，送送夏老板呀。他站起来，恭敬地说了一句，夏老板慢走。

回忆我和孔霄云的同学往事，还是挺吃力的。

他似乎什么重大活动都参与了，打球、上网、逃课、甚至打群架，但似乎又总是躲在那些事件的最远处，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影子留下来。

我只记起一件事，就是他有个跑“马自达”的母亲。“马自达”三个轮，买回来可以自己焊个车厢，车厢内左右各架一块长条坐板，能载8个人。会砍价的话，平均每公里收1元。现今，此类非法交通工具早被禁止上路了，而十几年前，孔霄云的母亲就做这个生意。

我记得有天，英语老师的早读课，外面下着大雨，她迟到了。进了教室后，她在讲台上点了孔霄云的名，说，今天要谢谢你母亲，我半路骑自行车碰上她了，搭她的“马自达”来的。同学们都哄笑了起来。

那时候，教室通告栏里早就贴着一张“禁止全校师生乘坐‘马自达’”的A4纸。英语老师就冲大伙儿摆了个嘘的手势，轻声轻语说，不能让你们的班主任知道这事，It's our secret。

老师大概只是为了自己的课能生动有趣一些，但这个小玩笑似乎伤到了孔霄云的自尊心。

后来，他逃过好几次英语课，英语很快就成了全校倒数前十。老师要见家长，他就直接说，我妈跑“马自达”没空。因这话，他被班主任罚站了一下午。

我没法不去推拿馆。之前办了一张九折会员卡，余额还剩一大半。

再去时，我就变得小心翼翼了，不敢说话，径直朝包厢去。老板进来招呼，我小声说，把3号换了。老板问，3号手艺不中用啊？我说，蛮好的，就是自己太吃劲，你换个手劲大点的。

没一会儿，5号进来了，年纪不大，但少白头。我问他，哪里人啊。他说，江西。他转问我，老板哪里人啊。我说，本地的。他长叹一口气，说，还是本地人待在本地好，我们老家推拿行业太冷了，只能跑出来找钱。我问，你们这有几个本地技师啊。他说，就一个3号。

你和3号熟吗？我问他。他正给我揉腰，憋着劲说道，什么熟不熟的，同事关系。揉完腰，松了劲，才又说了一句，共事一年多了，这行业流动性太强，我和3号都是老技师。

我又问，那他眼睛是怎么回事。他说，害病，跟我这情况不一样，我是小时候爬树，摔了，不知道摔错了哪里的神经，眼睛老凸出来，就被摘除了。他呀，是一种罕见病，潜伏期很多年，20岁后慢慢瞎的。

我有些惊讶，脱口而出，还有这种病？他长叹一口气，说，啥病没有啊，只有想不到的，再就是万分之零点几的概率，撞上你了，对你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概率，认命吧。

5号技师似乎很健谈，一个钟做完，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在表达对3号的羡慕——人到哪个地步，都要比较个优中差，在我们这个群体，3号就是个优。

我问他3号优在哪。他反问我，你知道我们整天一门心思想什么吗。不等我答，他就自顾自地说，我们就想找个过日子的女人，最理想的情况是找个明眼的女人，不然瞎子碰瞎子，日子不好过。但这个理想多高啊，你有什么能耐，让明眼的女孩跟你过日子。3号就有，他谈了个一点都不孬的女朋友呐。

这是3号最重要的优处，不光这点，5号还说，他母亲中午都要来送饭，陪他好一会儿，帮他擦脸擦手的，我是看不见啊，但听别人反应，他是很帅的，怎么说，是个小鲜肉。

说完这段话，5号又难掩羡慕，续上一句，跟你们比比，他命不好，跟我们比比，他命真好。

国庆节，我又去了推拿馆。店里很忙，老板引我进包间，说有技师下钟第一个安排进来。没一会儿，隔壁包厢吵闹了起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正大声吵骂，大伙儿都去瞧热闹。

男子指着自己的脖颈，怒骂道，什么狗屁技师啊，指甲盖这么长，掐出血印子了都！老板跑过来赔笑脸，问，哪个技师啊。男人指着靠窗而站的3号，又骂，手速快到不得了，催命似的。老板对3号板起面孔，教训道，你怎么回事啊？再快也是一个钟，有什么着急的？快死过来道歉。

3号期期艾艾，沉着嗓音说了声对不起。男子嚷嚷着换技师，老板也跟着赔不是，说，技师都排了钟，您再等等，有下钟的，第一个给您安排。老板将3号推出包间，站在前台训他，知道你急着挣钱，会给你排上的，你慌什么啊。3号垂着脑袋，脖子都红透了，一只手揪着另一只手的指甲。老板丢给他指甲剪，说，去把指甲修了，一个男人养什么指甲。

我瞧了一阵热闹，正准备调头回包间，被老板看见了，嚷嚷起来，哎，孔霄云，快快快，帮夏老板服务去。没一会儿，孔霄云进包厢了，我有些别扭，又不能当他面退钟，就只能这样了。

按了一会儿，孔霄云主动说，夏老板放宽心，我指甲盖剪干净了，要是力道轻了，你就讲出来，我知道你吃劲的，老板说过。

听他这话，我脸都红了。为了缓解尴尬，我故作关心地问，你刚才那么慌干嘛啊。他说，抢钟，一套程序快点做完，客人也不计较少五分钟十分钟的。我提早下钟，接下个钟，不然就被别的技师抢了。

我嗯了一声，找不到该说的话了。他卖力给我拿肩，嘴巴里感叹了一句：“金钱社会啊！”

等捏腿时，他突然问我，夏老板在哪发财啊。我想了一下，回道，做点自己的事。他追问，做生意啊？我又嗯了一声，不说话了。他又问，夏老板有没有什么生意经啊，讲来我取取经，我也想弄点外快。

我被他问烦了，敷衍地说道，骑个电动车，批个两箱水去体育馆，一会儿工夫就卖光了，还可以代销几包烟，一天一趟，闭着眼挣个几十块。讲完忽然意识到不对，补了一句，你眼睛不方便，没戏。

他听后愣了一下，停了手上动作。我以为自己话说过了，只好借口上厕所，提前结账离开了。

11月，我去北京待了一周，回来后很焦虑，只能去打球。

体育馆在双高路，2012年建来承办青奥会的，3万多平方米，免费对外开放。逢下午，球场都聚满了人，认识不认识的都能随意组队。场地通道内，常有一两个跨坐在电动车上的妇女，车后座备着几箱饮料，车头挂着付款二维码。

那天我加入了一个4人组的球队，3组人车轮战赛制，6球制胜。我们的队连赢4场，大伙儿都跑去买水，我托球友带一瓶，返回时他惊奇地说，你看，那边新来了一个，车后头还坐个瞎子。

我扭头看向通道，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斗里摆了张靠背竹椅，孔霄云坐在上面，抱着一箱纯净水，脖子上挂着付款二维码，一个看模样50多岁的妇女正吆喝着卖水卖烟。

我忽然觉得有点烦。不知道为什么，从我知道他是我高中同学后，我就很怕看见他了。但好像到哪又都躲不开似的。

这些年，我一直害怕遇到高中同学。仿佛只要一碰面，从前的那些斑斑劣迹，就会突然迸出来。要是同学问，你这些年干嘛去啦？就是一个针刺般的问题——假设如实回答，坐牢去了，同学一定会惋惜地追问，那你现在干嘛呢？假设再如实回答，写作呢，人家一定会认定，这家伙已经沦为一个浮夸不着边际的“无事佬”了。

得亏孔霄云眼睛不好，我可以只撒一个谎，保留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

那天，我提前离开了。之后的半个月，我既没去球场，也没去推拿。

12月，编辑反馈说小说差不多了。我很开心，决定给自己放两天假，彻底放空一下，然后来个年终大冲刺。两天假期，我规划了打球、打牌、洗浴、推拿、看电影，再配上几顿大餐。

在球场，我又碰见了那个卖水的妇女。大块头，微胖，系着一条紫色围巾，倚在三轮车的车把手上，车厢里摆着四五箱饮料。可能因为心情大好，我从她那买了两瓶水。扫码付款时，嘴巴里下意识冒出一句：“孔霄云呢？”

妇女惊奇地看着我，问道，你认识我儿子啊。我只能点点头，说，老客了。妇女突然把二维码抽回去，喊着，不用付钱了，下次一定去点他的钟啊，他手艺蛮好的。

我很不过意，伸手要夺二维码，妇女手劲竟比我还大。她的手提早生了冻疮，我又想起孔霄云高中时的外号。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好像忽然被某种东西击中了，我从妇女那拿了三盒烟，烟钱她总不至于不收。对她说，你们母子还蛮苦的，该收的钱要收，做生意嘛。

妇女冲我摇摇手，说，以前苦，现在慢慢苦尽甘来了，霄云今年谈了女朋友，凑齐彩金，终身大事就解决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说到这，她神情得意起来，拉着我说，霄云闹眼病时，我就开始盘算，这孩子今后要找老婆，要比别人更吃力。怎么办呢，得弥补。第一，在身板样貌上要比一般人突出；另一个，就是要为他存钱。我省紧了过日子，给他吃好的、用好的，把他养洋气些……他自己也争气，大一退了学去学推拿，这点随我，天大的事塌下来，第一时间想着怎么去接……当年他爸车祸走的时候，头七刚过，我就跑客运了……

我在一旁连连点头。

有一瞬间，我更是诧异，眼前这个妇女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在糟烂的命运面前，斗士一般，表现得如此英勇和强悍。

离开球场，做完汗蒸，我又去了推拿馆。走进店里，我直呼孔霄云，老板说他正上钟，年底生意火，让我等等。我叮嘱他，不用排其他人，就等孔霄云下钟。

半个小时后，他进了包厢，喊道，夏老板来了，今天哪里不舒服。我说，你别老夏老板夏老板的。他吊高了嗓门说，你夏老板的生意经我用上了，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我说，在球场见到你妈妈了，两瓶水没收钱，算你谢过了。他说，你夏老板再去打球，本人承诺，水费全免。我哎呦一声，说，新郎官口气蛮大哦，讨到老婆了，牛逼哄哄哇！

他笑了，笑到后来，腮帮子不对劲了，僵住了。我问他咋了，他答，经济上有困难，女方家长说好的彩金提了档，多要了6万。我有点气愤，说，这又不是卖女儿，还加价销售啊。他给我推了推后背，又停下来，说，钱能解决的事都好办，好办的。

当天，一个钟的时间，我都在和他聊天。有那么两三次，我准备趁聊得投机，跟他同学相认算了。但等来等去，还是打起了退堂鼓。

结账时，他主动加了我的微信，说，夏老板下回来提前发消息，我排好时间，你来了不用等。我问，你咋看我消息呢。他回，有读屏软件。

第二天，我照旧去了球场，这回自己带了两瓶水，就怕买水时，孔霄云母亲又不肯收钱。

到了球场，母子二人都在，我上去打招呼，开玩笑喊了一句，3号上钟。孔霄云笑了，说，夏老板打球来了，拿瓶水。他母亲立刻塞过来一瓶水，我推回去，说备了水，不够了再拿。他说，推拿馆消防检查不合格，要停业整顿几天，我朋友圈发了消息，你看见没。我说，我卡里钱也差不多了，今年就不去了。他听了有些可惜，说，那多谢夏老板这段时间关照了。我说，不是一直不来，我要在家忙事，估计明年再来了。他一拍脑门，说，真是哎，今年都要过去了。

通道里还有一个卖水的妇女，突然骑着电动车要闯出去。孔霄云母亲准备腾车让她，妇女冲她喊，缺心眼的！管理员来了，先撤吧！孔霄云母亲反应迅速，骑着电动车一溜烟跑了，把孔霄云撂下了。骑到拐角处，她冲孔霄云喊，儿子你先在这玩一会儿，我打个游击再回来。

孔霄云冲她挥挥手，示意她先走。我拍拍他肩膀，说，你妈斗争经验很丰富呀。他说，可不是，以前跑“马自达”，后来摆炸串摊，现在晚上弄大排档，这里哪算事儿。说完，他又说他想摸摸球。我引他去拐角处的场地，那里没人。他拍了拍球，问我篮筐在哪，想投一个。

我引他站上罚球线，他兴奋地说，我现在就是乔丹，乔丹当年闭眼罚球的。我说，你投吧，投进了，你就当新郎官，女方马上跟你洞房，还要什么彩礼。他笑了，笑到举不动球。我问他，你还投不投。他说，投的投的。随后，他站直身体，摆出投篮姿势，预投了两次，果断出了手。

听见球的落地声后，他大喊，完了，没听见篮筐响，三不沾哇！我说，瞎讲，你看见啦？什么三不沾，这是空心球！他问，真的假的啊。我说，废话，我看你今晚就能洞房了。他振奋起来，喊道，那真是沾夏老板光了，我今年走运了，要走运了！

喊完，他突然笑了起来，笑得很无畏，整个人弯下了腰。我跟着一起笑了，笑着骂他说，再笑就笑出神经病了。接着，两人笑得更停不下来了。

后记

从球场回到家后，我发微信给他，说：“以后别喊我夏老板了，我是夏龙，你高中同学。”

他回，早有数了。过一会儿又发，夏老板续张卡，年底了，我好拿推荐奖的。

我说，你这生意经不得了，以后要当总了。

他回，你也不得了，朋友圈里翻到你当作家了。

我说，什么作家啊，写手而已。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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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 安

牢里蹲大学七年本硕连读

源济

我的2018，流产了两次丨人间·再见8

原创： 李若 人间theLivings  2019-01-29

总的来说，2018年上半年我怀孕流产了，下半年的创业也流产了。

我的2018就这么过去了。

配图 |《钢的琴》剧照

再见8丨连载18

2018年春节一过，身边的人就纷纷从老家出发，奔赴到全国各个城市找工作。我和爱人也去投奔一个在杭州的朋友彭州。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去杭州，此前，一提到杭州，我想到的就只有西湖、许仙和白娘子，对了，还有马云和阿里巴巴。

开着车、带着行李被褥，天还没亮就出发，中间在安徽境内要过长江，导航一个劲儿地把我们往江里指挥。到了近前才知道，原来是到了繁无汽渡码头，要买一张票，把车开到船上，连人带车一块摆渡到对岸。

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杭州的天气比老家暖和一点儿，我们去的时候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

首要大事就是找房子，要不一会儿天黑了，晚上就没地儿住。

我们在桥头和电线杆上四处寻找出租房屋的消息，按照墙上涂的电话打过去，一连打了好几个，有的房东说正在上班，有的房东说房子已经租出去了，只有一家房东正好在家，让我们过去看看。

要出租的房子在6楼，房间里空空如也，窗户正对着高架桥，卡车经过，整个房间都是轰隆隆的声音。房东说，750块一个月，不讨价还价。我睡眠不好，只能摇头告辞。 

这一次接电话的房东是个年轻人，我们往他说的地方走，越走越偏僻。走到了，开门的却是一位50多岁的大叔，1米7的个子，身材瘦削，说话语速很快。房子是当地农民的自建房，一共5层，2、3层房东家自己住，底层和4、5层对外出租。他告诉我们，底层有一间单间、一个套间，5层有一个单间。

我们先看了1层的，房间靠近后门，很暗，大白天都要开着灯。我想租，可大叔又说有人之前先来看了房子，让我等一下，他要问一下对方到底租不租。

大叔打完电话半个小时后，一个戴着眼镜、30来岁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过来了，一边脱雨衣一边擦着头发上的雨水说，我都看好了，怎么会不租呢。大叔就说，那你要交200块押金的，你不租的话，我就租给她了，她还在等着呐。

小伙子在兜里掏了半天，说钱都在银行卡里，没来得及取，身上只有100块钱，要不我就先交100块钱。大叔说好，接过钱，又对他说，明天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没有搬过来，我就不给你留着了，别人要租就租给别人呐。

3个楼层十几间房，只剩这两个单间没租出去了。无奈，我只好去看5楼的房间，大叔安慰说，要是我，我宁愿住5楼，5楼空气好，亮堂呐，底层潮湿，阴暗呐，大白天还要开灯，电费不得了呐。我就学着他的腔调说，5楼太高了呐，难得爬楼梯呐。

小伙子还没走，在一旁说，要不我们合租那边的一个套间，你从前门走，我从后门走——套间一个月是1200，合租要便宜几百块呢。我想了想，大家素不相识，共用一个厕所，多少不方便，我宁愿爬楼。

楼梯逼仄陡峭，大叔打开“502”的门，里面乱七八糟，一地垃圾，之前的租客还有一些零散的东西没有带走：床上有一床被褥两个枕头，床下有三双鞋子，旁边柜子上还有两顶假发。我问大叔，东西还在呢，人还过来吗？大叔说，不会来了，走了两三个月了，还欠我几个月的房租没给呢，这些东西应该是不要的，我明天过来把它们拿走。

见我们没说话，大叔又说，当时我房子还没装修好，她就苦苦哀求我们非得要租，说得很可怜的，说她老公家暴她，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杭州男的就过来了，同居了三个月吧，又不了了之……

天快黑了，我们还没决定。大叔一个劲儿劝：5层比底层好，安静、自在、空气也好，还有个大阳台可以晾衣服，天气晴朗，吃过饭，搬把椅子就能在阳台上晒太阳，多好。底层人来人往，人们下班回来都从你门口走，开门关门的噪音很大呐。

我们问大叔，要是租的话今天晚上就可以搬进来住吗？大叔说可以呀，只要先交200块钱。

交了钱，大叔就把钥匙给了我们。

第二天，我们置办了锅碗瓢盆，又在卖二手物品的网上买了家具、煤气罐、煤气灶和冰箱，卖家是一个湖北来的理发师，因为孩子要回家上学，所以要离开杭州了，他还把他厨房里面那些瓶瓶罐罐都送给了我们，我和爱人欢欢喜喜地全都拉回来了。

房间很快就收拾好了。这间“502”大概十来平米，摆一张床、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就满满当当了。厨房和厕所是连在一起的，一共有两平米吧，一个便池和一个厨房台面就显得拥挤不堪，一个人在里面转身都要小心翼翼，总怕一不小心把台面上的锅灶碰掉了。

我给弟弟发了这里的位置，弟弟问我：你那儿是不是很偏僻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从楼上看，楼下就是菜地和水田，水田里的农作物一片绿油油的；地里油菜花儿正开着，一片黄灿灿的花海，一阵风吹来，像小姑娘在迎风起舞；菜地里还有没掀开塑料薄膜的大棚，田边有电线杆，偶尔有小狗在田埂上跑过；旁边是铁路，经常有货运火车轰隆隆地过去；再远点就是连绵起伏的小山，感觉离市区还挺远。

弟弟问我：那房租多少钱？我说我租的这间是700。弟弟就说贵了，你再去找一找，5楼的一个单间就要700，也忒贵了。我说这边房租都不便宜，另外的一个老乡和我一河之隔，他的还要850呢，我看了好几家出租房，这是要得最少的。

我心里很清楚，现在到处的房价高到顶天，不说一线大城市十来万一平，据说二三线小城也要三四万一平啊，最便宜的也要两万以上。别说打工的，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和白领也买不起。房价贵，连带房租也贵，这也是正常的。

晚上彭州来看我们，非要请我们吃饭，他在杭州开大货车，专门在钢材市场拉货。他爱人微微是甘肃人，长得有点像韩国明星金喜善，两人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微微在家带孩子，彭州天天去送钢筋，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在家。说实话，我挺佩服彭州，白手起家，刚到而立之年就有房有车，儿女双全，可谓人生赢家。

很快，爱人在彭州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工作，是专门给会议、展览搭舞台。我则计划把手头上一些编辑相关的活儿干完之后再出去找工作。

我们在杭州安的新家就算都妥当了。

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一对苏北小两口，男的在工地做焊工，女的叫晓燕，很漂亮，在一家快递公司打工。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上幼儿园，平时小两口只有节假日，才会开着车回去看看老人孩子。回来的时候再带一些土鸡蛋、猪油和老家的食材。彼此熟悉之后，晓燕下班了，常会来我家里坐一坐，聊聊天。

楼下的套间也租出去了，搬进来的是江西的一家三口，男的大概50多岁，长得很沧桑；女的个子不高，面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是全职妇女，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汽修厂工作；两个女儿已出嫁，一个开理发店一个开淘宝店。我们都叫女人“英姐”，每次上市场买菜，我们都结伴同行，有时我还没起床，她就在楼下大声喊我的名字。她老公从批发市场批回来的水果，草莓、樱桃、枇杷什么的，她也都会给我留几个新鲜的。

很快，我就在楼下草坪的空白地儿挖出一片菜园，一尺多宽一丈来长。我翻了菜地，种上了南瓜、辣椒、茄子、黄瓜和豆角。每天吃过晚饭没事儿了，我就去楼下给菜园松土、除草、浇水。

一天，我正在干活，看到英姐的老公回来了，不一会儿，英姐就出来问我，你看我老公是从哪儿回来的？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就说，从市场那个方向回来的呀。

后来我才知道英姐为什么问我这句话：有一次听到她老公的手机响了，她接了，对方是个女人的声音。那女的一听是她接的，电话就挂掉了。英姐问她老公那个女的是谁，她老公说也是一个卖水果的，“但是比你能干一百倍”。

英姐一听，就怀疑她老公和那个女的有什么关系。我说不可能吧，你老公看上去也就一般人，相貌平平，卖水果的又不是什么大款，她图你老公什么呢？英姐说，她老公年轻的时候就很花心，在老家时就出轨了一次，那时候孩子还小，英姐忍气吞声没有离婚，直到他们出来打工，他才被迫和那个女的断了联系。

英姐经常头疼、失眠，去医院检查花了五六千，也没有查出是什么毛病。我说可能是更年期综合症，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不要想太多。英姐也很想出去摆水果摊，为自己争一口气，无奈身体不好，只能在家里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老公就常常嫌弃她，直言不讳说她是个废物。

又过了几天，彭州的儿子过了周岁生日，微微说要给孩子断奶，就把奶粉、奶瓶和尿不湿全送到了我家来，趁孩子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偷偷走掉了。孩子玩着玩着，一扭头不见了爸妈，就开始哭闹，我怎么哄也哄不住。

微微他们走之前给我说，孩子哭的时候就冲奶粉给他喝，我便让他靠着椅子站着，好给他冲奶粉。可我一转身，孩子就边哭边往门口爬，爬得飞快，一转眼就爬到门口了，我赶紧放下奶瓶，冲过去把他抱回来。

看着孩子的可怜样，我于心不忍，他一个劲地哭，给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出去。我抱着他在楼下玩，他一直哇哇大哭，路人都侧目看着我，还以为这小孩是我拐来的。我急得给彭州和微微打电话：你们快来吧，他这样哭下去，嗓子会哑的。

彭州这才无奈开车来接孩子，那天晚上，我和他们一家本想夜游西湖，只可惜一伙人折腾孩子弄到太晚，等去了湖边门卫已经不让进了，只能在大马路上绕着西湖开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看到。

差不多过了一段时间，微微告诉我，她已经和之前手表厂和奶茶厂的同事联系了，可以帮我找一份工作，不知道我是愿意进手表厂还是奶茶厂，我想了想，更倾向于做吃的。

和爱人商量了，正当我打算给微微说自己想进奶茶厂的时候，我忽然怀孕了。那天，看到验孕棒上的两条红杠，我一时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照着说明书看了一遍又看一遍，才确认。等到隔壁晓燕下了班，我又拿给她看，小燕就说，这千真万确就是怀孕，恭喜恭喜啊！

这下，大家都劝我别去进厂打工了，就在家里写写东西，打扫一下卫生，做下饭买个菜。我一想也是，干不了几个月就得回去，到时候还得辞。我打算怀孕3个月时回老家去，因为前3个月比较危险，我担心车上颠簸。

一天晓燕休息，她在阳台上洗衣服，我就和她聊天，说不知道这次怀的是儿子还是女儿，我希望是一个女儿，穿着小裙子扎着小辫子，多可爱呀。晓燕说可以用酒精测呀，说着，她擦擦手站起来说，你等着我给你拿。然后我们就用酒精倒在小便里，观察小便的变化，她说浑浊或者分层的就是女孩儿，像棉絮和白云样的就是男孩儿。过了一会儿，我端着尿样给晓燕看，她说你这个是分层的，等着抱女儿吧。

我听了，高兴得差点蹦起来。那杯尿样，我过几分钟就拿出来看一看。吃饭前看一下，吃过饭了又拿出来看一下。晚上睡觉之前还要拿出来看一看，简直就成了我的宝贝疙瘩，直到两天后，我才依依不舍地把它倒了。

怀孕快3个月的时候，我摸着肚子，感觉怎么那么大了，对爱人说，会不会是双胞胎呀？我经常感觉到肚子里好像有一条鱼在游泳，那时候，我已经给女儿取好了名字，小名儿就叫芽芽。

已经是夏天了，屋里闷热，房间里蚊子也多，晚上总是被咬得睡不好觉。买菜时我就去超市里买了一盘蚊香。爱人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晚上就把门窗锁得死死的。那段时间，我的背厚了，腰也粗了，就是有的时候肚子会一阵一阵地疼，疼一阵就好了，或者是上个厕所蹲一会儿又不疼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怀孕期间我从没有呕吐过，一点都没有犯恶心，还是和从前一样，当吃吃当喝喝。我还想这孩子真懂事儿，真会心疼妈妈，长大一定是一个乖巧的女儿。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去市场买了两斤荔枝和两斤芒果，拎着往家走，走到半路累了，就停下来歇了歇。

等那天睡到半夜，我感觉身下黏黏的，用纸一擦，竟然出血了，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吓得再也睡不着了。会不会是晚饭之后提了几斤水果给累的？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阵地后悔，一个劲儿地怪自己——就提了不到5斤的东西，就累得流产了？

我心急火燎地想去医院看一下，可凌晨2点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去哪。我就睁着眼睛等天亮，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每一分钟都那么漫长，终于熬到快5点了，天蒙蒙亮，我爬起来，在楼下打了一个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还要排队，前面竟然有20多个人，心里那个焦急啊，就像火烧一样。

终于轮到我了，医生让我去做B超。忐忑不安地做完，医生看着单子告诉我，胎儿已经停止发育了。

这怎么会呢？我每次吃东西都很小心，不管吃什么，我都要在网上查一下，看能不能吃，会不会造成流产，怎么还会这样？我大脑一阵恍惚，险些晕倒。

我问医生，能保胎吗？医生说，保胎已没有用了，必须做清宫手术，不然时间长了会造成大出血，那样会危及生命。我听了心如刀绞，眼泪直流，我的芽芽，就这么走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胎停，医生也说不好，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我不想再待在杭州了，我只想回家。打电话回去，妈妈和婆婆也让我赶快回老家去。我忙里忙慌地收拾东西，胡乱地塞进车里。爱人开车，我们连夜赶回老家。

我是在家乡县医院做的手术。手术的时候，医生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摇头说不知道。一旁给我打麻醉针的护士问我：你怀孕期间点了蚊香没有？我说点了。护士说，在我们这儿做清宫手术的，有很多是因为点蚊香熏得流产。我听了，心里那个后悔啊。

那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动不动就哭，看到爱人玩手机，也来气：你整天在手机上看什么呢？孕妇不能点蚊香你都不知道？爱人也一脸无奈：你就是因为太在乎了，所以才会这样，你要是无所谓的态度，她就还好好的。

可是，只有我知道我有多舍不得。亲戚里有个孕妇怀孕7个多月早产，小孩生下来才2斤8两，还没有一只老母鸡重，头骨都没有长好，就3块瓦的样子，骨缝之间一条沟，手指都能放得进去，看过的人都说还没有一只猴子好看，哪像个孩子呀。

可就是长这样的，还把我羡慕得不得了。这样的日子熬了一天又一天，等到原定的预产期，我就更难过了，夜夜多梦。

在老家休养了一阵，整天无所事事。

爱人之前在部队炊事班待过，做了几年花样主食，蛋糕、面包、油条和饼之类的。一次我们到街上买东西，看到街上有门脸房出租。爱人便说，要不我们开餐厅吧，这样有事可干，也方便照顾家里。

我也觉得合适，我们就去打听门脸房的事。房东叔叔说房租一年2万2，电费1元一度，水费一年600，一分钱都不能少。

我一听，就这么个偏僻小镇，房租还要2万多，也忒贵了吧，就这个价格在我们市里也能租到房子了。

房东叔叔就说，这个房子位置好，在小学和菜市场附近，每天早上孩子们上学都从这儿过，不得吃早餐吗？大人送小孩上学、买菜，也得吃早餐吧？你看对面，那个湖北卖衣服的，他那几间一年14万；还有隔壁的做皮鞋的温州人，那房子要3万多呢；还有前面岔路口做甜品的，一年6万呢。我这个价格还贵吗？

我对爱人说，要不我们去别处打听打听？爱人说，租房就当练手呗，别磨磨蹭蹭的。他毫不犹豫，下午就租下了那间房子，交了半年房租。

餐厅进入了筹备阶段，我去旁边的理发店理发，老板一脸嬉笑地说：那个店子你们租了？我们说是啊，理发店老板又说：你们要是不租，他那房子一年都租不出去，知道吗，你们交了房租之后，老板都高兴坏了，没想到这个价格还能租出去。

我和爱人听了面面相觑，爱人一扭头说，房租都交了，恁赔本不就是赔房租嘛，没有不开张的饭店。

接下来，我们紧锣密鼓地装修店子，买设备、买调料和置办桌椅。一通忙碌下来，一个月又要过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什么时候开张呢？公公拿出黄历在上面扒拉了半天，说，就农历二十九吧，这是个黄道吉日。结果开业那天早上，我们早早去了店子，却赶上停电，只要是用电做的，一律都做不了。

有顾客来吃饭，我们也还没定下来价格，只能仓促上阵，搞得手忙脚乱的。别人吃完饭来结账，我们就胡乱地定了一个价格：热干面和米线2块钱一碗，小笼包4块钱一笼，其他都是1块钱。

一个早上，卖了200多块钱。

房东叔叔和我爸原来是一个连队的战友，我小的时候他还到我家来过。头一回开餐厅，很多事情都不懂，房东叔叔经常来参与指导，我们每做完一样食物出来，他都会尝一尝，给点建议，告诉我们，这个里面要放一点花椒粉，那个里面要加蒜蓉，花椒要放在热油里面炸一下，那样味道会更好。有时候他也会和我爱人一起鼓捣调料，我就笑称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

一个早饭就做到半晌午，把我们忙得团团转，本来计划做三餐的，结果一餐做下来就已经累得不想动弹，中餐和晚餐也取消了。

人一多我就手忙脚乱、颠三倒四的，还有个来吃饭的女人问我，你是慢性子吧？我说不是啊，我是急性子。她就说，那你看起来怎么那么慢。

而且我经常听错别人点的东西，别人要米线，我给他下热干面，每次下错了多出来的，我就自己吃掉，有的时候我一个早上就吃掉三碗，撑得动都不能动了。

一开始我掌握不好调料，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慢慢地我也能熟能生巧，干得有模有样。

这个店里有3样东西卖得快：豆腐脑、包子和菜饺子，每天早上都不够卖，来晚一点就买不着了。有个小伙子，每天早上都要买一笼包子。我说，不买我的包子，是你的损失，看我这包子多大呀，把笼屉里面都塞得密不透风。

也有郁闷的事，比如菜饺子，包的时候好好的，蒸一会儿拿出来，中间就破了一个大口子，像剖腹产似的，里面的馅儿都露出来了。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包完的饺子立刻放进收纳箱里，上面用保鲜膜覆上，这才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

干了两个多月，终于存够了1万块钱，我们自动柜员机存钱，搞来搞去，却怎么也存不进去。我和爱人心里一惊：难道这都是假钱？不可能吧，要真全是假的，那这两个月就白干了。我们把钱倒腾倒腾、整理整理，重新再放进去，才终于存进去了。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上个月，表妹来看我们，在我店里吃了早餐，一看我们的价格，就惊呼道，什么？你们怎么还有2块钱的东西？这都什么年代了，2块钱能买到什么？你的房租这么贵，卖得这么便宜，你哪儿来的利润？你这就是给房东打工啊。

我也很无奈，只能说，就当是为人民服务吧，古代不是还有施粥的吗，我就当做好人好事吧。

所以到目前为止，店子投资的几万块钱还没有回本。总的来说，2018年上半年我怀孕流产了，下半年的创业也流产了。

这就是我的2018。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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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若

北京皮村“工友之家”

写作组成员。打工十余年。

爱好文学，偶尔舞文弄墨。

源济

妈妈，以后不要喊我回家过年了丨人间·再见8

原创： 蔡寞琰 人间theLivings 2019-01-31

新的一年又要来了。我不想像母亲一样，只在年底那几天自我麻痹，年年祈求生活会变得更好，却年年过得一塌糊涂。她这一辈子，最终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配图 |《妈妈的笔记本》剧照

再见8丨连载20

2018年2月14号，农历腊月二十九，我回了老家。

村里一些长辈知道我回来了，特地叮嘱我：“你能回来过年就好了，给你爸上完坟，就去你妈那里吧，毕竟她生了你。再大的委屈都熬过来了，现在你妹妹都生小孩了，你也该有个家了。”

他们叹息、抹泪，不停地念叨：“能回来就好。”

这些年，我很少主动回家，除非有什么事，才会像个过客一样，来去匆匆。以往的除夕，我总是一个人在外面，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坐在沙发上嗑会儿瓜子，就算过年了。

于我而言，能清净地过个年，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至少不会卷入那种无休止的争吵之中。长久以来，我和母亲的关系都不好，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妈妈”两个字就算到了嘴边都不觉得有多亲切。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只是没读过什么书，外公是个蛮横无理的人，认为父亲会顶替祖父的职位，进学校当老师，所以他逼迫母亲嫁给了父亲。母亲死活不愿意，但拗不过外公，出嫁前还被外公打了一顿。

父亲身材瘦小，个子还没有母亲高，性格又内敛，平时不爱说话；母亲则相反，高挑出众，好打扮，爱唱歌跳舞。就算结了婚，还一直计划着有一天能离开。我的出生可能打乱了她的计划，用她的话说，“掉下来那么一坨肉，觉得自己跑不掉了”。

母亲一直觉得，是外公和我“这坨肉”绊倒了她的人生，她当然不敢拿外公怎么样，但收拾我，全看她心情好坏。她常常一边打我一边骂：“我能生出你来，也能打死你去，还能让你给欺负了？”这是我儿时一直弄不明白的事：我一个几岁的小孩，怎么着就欺负她了？

我从小就是祖父和父亲的心头肉，几乎算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他们面前甚至可以为所欲为，但只要见到母亲，我就会莫名地害怕。所以打有意识开始，我连睡觉都是在祖父身边。

我3岁时，母亲生下了妹妹，那时候计划生育，家里被罚了500块钱，母亲被迫结扎，父亲也只得外出打工，没两年，父亲在看工地的时候，踩空了一块板子，从8楼摔了下来，送医院抢救了4天，最终还是离开了。

那天我从幼儿园回家，路旁木房子的瓦片间升起了缕缕青烟，我怀里揣着一个弹弓，像往常一样蹦蹦跳跳，路边的小野猫在四处乱窜，我还追了好久。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发现院子里围了很多人，不断地传出哀嚎声，我蹑手蹑脚地走进，以为像往常一样，在演什么木偶戏。当众人发现我正背着书包东张西望时，马上让开了一条通道，我迟疑地走在中间，有人过来哭着摸我的头：“孩子，你哭啊，你要攒劲哭，你以后就没有爸爸了。”

母亲看着我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恼羞成怒，一把将我拉了过去，按在神龛前，让我向每一个来家里的人磕头。怀里的弹弓掉了出来，在燃烧的黄纸和蜡烛旁显得格外刺眼，身旁好几个大人都在说，爸爸都没了，看他还带着弹弓。我心里好委屈，但一句话也不敢说——我带着弹弓的时候，是不知道爸爸没了的。

我茫然地一次次地跪下，又一次次地被人扶起，然后接受他们每个人的叮嘱：“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你是长子，你要开始当家了，要争气，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可那一年，我才5岁。

但这些年，我却极少和母亲见面，而且一见面就争吵不断。

我以前总是想要一个答案，我想她回答我——作为一个母亲，为什么可以如此狠心？但她总是一句话就带过：“你都大了，为什么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直到有一天，妹妹也做了母亲，在产房里握住我的手说：“哥哥，你不要恨妈妈了，恨她只会让你更难过。我做妈妈了，一个妈妈是不可以带着恨的，在女儿出生的那一刻，我的怨念就消了，我不想让她一生下就听到诸多抱怨，我想存很多的爱传递给她。”

我答应了她。妹妹很像父亲，是一个温润的人，她14岁辍学出门打工，我看着她提着一个帆布袋离了母亲和继父的家。在车站，她对母亲和继父说：“你们给我买个行李箱好不好？”见他们没有做声，她又说：“那你们把钱省着给哥哥上学。”

她甚至都没有问母亲，自己为什么不能读书了。直到后来母亲又逼着我辍学，妹妹才在电话里对她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出来干嘛？”

我听妹妹的话，试着与母亲达成真正的和解，一次又一次。

曾经那个漂亮潇洒、说走就走的女人已经白了头发，身材臃肿，佝偻着背。时光太无情了，我心里想着，不管怎样，我都得照顾她一程，过去的什么都不怪了。

有段时间，我隔三差五就会给母亲打电话，逢年过节都会打钱回去，如果是她生日，只要我有时间，都会回一趟老家，对待继父，同样如此，想着毕竟他是母亲喜欢的人，他们俩还要相互照顾。

可母亲似乎太过心安理得，她经常对我说，你买什么一定要给你继父也备一份，他没有儿女，现在老了，盼着你们对他好一点。我说好。

从那以后，每年继父过生日，我都会打钱回去。直至前年，我跟母亲说，他50了，我要多打一点，给2000。妹妹知道后，打电话给我：“哥哥，我今年刚流了产，条件也没有你好，我们只打600行吗？”

继父没有抚养过妹妹，妹妹流产的时候，他去病房看她，什么都没有提，只待了不到两分钟就走了，妹妹嫁人后，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已经很够意思了。我想打钱这个事，只有我们母子三人知道，事先也没有和继父说，改一下数目也未尝不可，便向母亲说明了缘由，以为她会理解。没想到母亲劈头盖脸地来一句：“你怎么说话不算话，说好的2000就变600了，你在外头就是这样做人的？”

我耐着性子跟她解释是妹妹那边有压力，母亲却不依不饶：“你是儿子，自然要多给一点，再说了，妹妹有压力，你可不缺这点钱，就不能帮她添上吗？”

可我觉得，这本是两人的心意，根本不全是钱的问题，再也忍不住了，对她说：“说是儿子，连你这个亲生母亲都只带我到10岁，其中还有5年是爷爷在管着我。这些年，我在外头怎么过的？有段时间就只差没去要饭了。”

“我不出门，怎么生活？都带你到10岁了还要怎样？那时煮饭做菜你都会了啊。”她的这些话无疑是在剜我的心。

无论继父说出什么样的话，我都不会难过，哪怕他以前总是对我说，自己老了钻进棺材就是，反正也不会让我养老，所以也不会对我太好。可是母亲，从前就因为不爱一个男人迁怒于我，如今却又因为在乎一个男人而为难我。我心里真的过不去。

更何况，就算是和她在一起的那10年，我也没有哪一天是真正快乐的。

父亲去世后，建筑公司给了3万块钱抚恤金，尽管第二年盖房花掉了1/3，但加上他之前的那些存款，在90年代初的农村，依然算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家是“万元户”，不少亲戚都来借钱。

母亲天天揣着钱往外跑，不知道去干啥。我要上学，祖父重男轻女，只照顾我，从来不管妹妹。她一个人在外面玩，经常睡在马路边，得了个“马路姑娘”的外号。

母亲经常骗我，说只是去赶集，很快就回来，让我带好妹妹，但总是到天黑了也不见人影，我回到家，常见到妹妹饿着肚子靠着大门哭着喊：“妈妈你回来。” 

后来只要见妈妈出了门，我就跟着，抱住她的大腿。她说是去上厕所，转眼就从后门溜走，有时甚至去顶楼翻到邻居家再悄悄离开。等我发现不对劲，急忙追去大马路上的时候，她已经骑上单车走了。

在我的回忆里，那两年自己总是在气喘吁吁地追着单车，车上面是头也不回的妈妈。夏天提着不合脚的凉鞋光着脚丫踩在碎石沙土上，冬天摘下帽子头上还冒着热气，然后就哭哭啼啼地回了家。

有几次真的追上了单车，感觉心脏都要蹦出来了，她就下车冷眼瞥了我一眼：“我要去哪里还用得你管？才这么小就想翻天了啊。”更多的时候，伸手就是一巴掌。

最后，我也只得在别人家外面的水龙头下喝口自来水，捂着脸回去带妹妹。

但尽管如此，年幼的我还是会继续找母亲。别的地方也不敢去，每次她说她去外婆家了，我放了学，便背着书包就走8公里的山路去外婆家找她。

有一次下雪，我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的，衣服全湿透了，好不容易走到外婆家，发现她根本就不在，我怕妹妹在家里哭，又哆哆嗦嗦地回去了。雪那么大，我和妹妹就坐在房子里，隔着窗户看着它下，雪水沿着屋檐一点一点地滴，直到滴完， 直到地上不见一片雪花，母亲还是没有回来。

就这样，跑了两年，村里的那些婶婶阿姨都笑话我了：“不要跑啦，你就非得做她儿子啊？”

直到又过了两三年，我才终于明白，母亲是一个不会回头的人，我长大了一些，多少也学会了冷眼相待。有时看着她偷偷摸摸的样子，甚至会觉得好笑，她不知道，已经没有人追着她跑了。

对于母亲，我终于可以开门关门、不迎不送。

此后很多年，到我长大后，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只要他们说要走，我都不敢留，我怕留不住。

以前恋爱的时候，女友对我说，“我不喜欢你了，要走了，如果30岁还没有结婚，我就回来嫁给你。”

我背过身去，咬着嘴唇边走边哭，我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她25岁的时候结了婚，给我发来一条信息：“你以后要学会留人，知道吗？女孩说要离开你，你一定要学会拦住她。”

可我到头来还是没有学会，我怕又会像以前一样。现在大概是追着高铁跑、追着飞机跑，但最终都会落寞而归。

母亲一直在外头游荡，没几年就花光了所有积蓄。到我12岁，她终于正式离开了这个她讨厌的家，跟着继父走了。第二年又回来一次，带走了妹妹——因为祖父不喜欢妹妹。

妹妹走的那天，我给她编了条辫子，边给她梳头边对她说，去了别人家，一定要勤快，要抢着干活，不然就算你很懂事，别人也会说你懒。

妹妹就给我说，哥哥不在了我就会勤快起来的。那天，她不停地回头看我，我没有追上去。

那时候我在镇上读寄宿中学，经常下了晚自习骑单车十几里路去看她，第二天早上6:30之前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母亲对她至少比对我好，我知道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2018年2月15号，大年三十。我给父亲上完坟后，去了继父家。

跟往常一样，这次我本来没打算回去的。2月13号，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妈妈这两年好像变了，这几日她只要听到外面有车子的声音，就会跑出去看一下，“也许你哥哥现在能想通，愿意放过妈妈，回来过年了”。

听到这句话，我才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恶人，用过往苦难的岁月扼住了母亲的喉咙。

想起了小时候，每到年关时节，母亲都会不一样，不再往外跑，只是守在家里，说话轻柔，也不再打骂我们，偶尔也会给我们买好看的新衣裳，会给压岁钱，我们想吃什么她就会买，不停地说，新年就要有好兆头。 

除夕夜，她会做一桌子好菜，摆上鸡、鱼、肉，热好甜酒，打开可乐，说我们愿意喝啥就喝啥，吃肉要大块。她记得我喜欢吃蛋饺，会笑着把我拉去厨房，揭开锅盖，等热气散去，我就会看到一碗蒸好的蛋饺，问我高不高兴。我点头，然后多喊几句妈妈。

吃饭前，她会认真地点香、烧纸、虔诚地跪在草蒲垫上，磕头祈祷。“列祖列宗，观音菩萨，要保佑我发财，保佑我的儿子、女儿好养好带，保佑他们学业有成。”每年除夕，她都是如此。

尽管一年年地过下来，她没有发财，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但只要到了过年这一刻，她就会既温柔又虔诚。虽然过了正月十五，她要么依旧不见人影，要么继续对我拳打脚踢，但我始终记得她慈祥时的模样。

那就再回家过个年、看看她吧。我给自己说。如果可以，我也想多陪她一些年岁。

母亲终于等到了我的车子，她为了快点迎接我，在爬一段小坡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她顾不得擦身上的泥巴，伸手接过我的行李箱，说饭菜在锅里热着，床早就铺好了。我进屋坐下后，她又给我搬来炭火，还送来布鞋让我换上。

我决定在家里多待几天，当即给领导打了个电话，说要晚几天去单位。我让母亲不要再忙碌了，从包里掏出两个红包，给她和继父每人2000块钱。

吃饭的时候，我问了几句妹妹的情况。母亲说她很好，就是对女儿有点宠溺，舍不得打。

我说，妹妹的做法是对的，小孩子不是非得要打才能成才的。

然后，继父喝了一口酒，用食指敲了敲桌子，对我说：“要不是你妈以前狠狠打你，你哪会这么有出息？如果她那时悉心照顾你们，指不定你会变成什么。”

我突然头痛欲裂，耳边好似响起一阵轰鸣声，拿筷子的手不停地打颤，但还是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望着母亲：“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母亲认为我的举动过激了：“多大点事，一个男子汉，至于这样？你去问问，谁家不打小孩，就你喜欢算旧账。”

我又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再也拿不稳筷子，直接丢在了地上。

母亲一下站起来，骂我没教养，摔门而出，继父则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语气责备我：“看你这样子，不是来我这里过年的，倒是像来搞事的。”

我说：“那我就走吧。”

车子发动的时候，母亲又追了出来。我在后视镜里看到她费力奔跑的样子，连忙踩住刹车，说带她一起走。

她不肯，说都嫁给他了。

我摇上车窗，车子缓缓驶离，母亲也没有再追上来。

不是我喜欢算旧账。从小母亲打我，和别人都不一样，到现在我都心有余悸。

村里的大人都打小孩。大概为了生存疲于奔命，生活早已消磨掉了他们的耐心，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哪怕你八十岁了，我说要打死你，就打死你。”

可院子里那么多家，就数母亲下手最重。现在我回去，一些婶婶还会说：“谢天谢地，老天爷留了这孩子一命。”

我不像妹妹，嘴巴甜，爱哭，母亲还没开始打，她就去洗碗、扫地、嘴上不停地求饶：“妈妈，我痛，你不要打我，我会听话的。”

我是长大以后才爱哭的，小时候任由母亲打骂，杵在那里不跑、不吭声、不反抗、也不掉泪，出了血就用手背擦干，然后鼓着眼睛盯着母亲看。她总是打着打着自己就哭了，哀怨自己命苦，妹妹见了会过去哄她。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只要遇到什么不如意，就会拿我出气，她似乎认定了我就是一个冷血无情、没有良心的人。家里的烧火钳被她打成两半，瓷碗也敢往我头上砸，扇耳光不计数，以至于我后来经常流鼻血。

小学二年级的一节早读课上，母亲突然冲进教室，一脚把我踢倒在地，拽起我的一只小腿将我拖到教室的角落，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全倒在了我身上，继而又用扫把在我身上一顿乱抽——那天早上，她去菜园里除草，让我煮饭，等她回来炒菜。我看时间不早了，怕上学迟到，便往铝锅里多放了点水，给炉子开了小火就匆匆去了学校。等她除草回来，发现锅里的饭全糊了，端着锅子就来了学校。

那天，所有人都站在母亲那边，连上课上到一半就去喂猪的老师都在一旁指责我：“这么大个人了，连饭都煮不好，以后能干啥？”

我在同学们的嘲笑中、一瘸一拐地走回了家。只有我的伯母——村里人都叫她“疯婆子”——中途拦住我妈的去路，指着她说：“你要是再这样打骂小孩，我撕烂你的嘴。”说完，又拿起一个烤红薯剥了皮递给我：“饿着肚子上学，还要挨打，这人怕是疯了。”

伯母以前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一天，哥哥半夜发烧跟她说要喝水，伯母迷迷糊糊随手递给了他一个瓶子，第二天早上她醒来才发现里面装的是酒，哥哥当天夜里就没了，死在她怀里。

村里的人心大多凉薄，很少有人在母亲打我的时候拉住她。甚至有些好事者就喜欢看热闹，说我们家上三代锦衣玉食，富不过三代，终于要遭报应了。只有一些老奶奶会把我搂在怀里，对我说：“孩子，要是你爸爸在，你就是最享福的人。”她们就告诉我，父亲个子不高，很瘦，读过书，说话很斯文，不会打人，对父母都很好，是你祖父最喜欢的儿子。而父亲生前总说要努力赚钱，送我去美国读书。

于是，我只能在每次挨了打之后，躲进楼上黑漆漆的仓库里睡觉，想象着爸爸能来梦里偷偷摸摸我红肿的脸，想象着每到过年的时候，他会不会在神龛上看着我一天天地长大。

直到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家，小时候我看着天上的飞机飞过，常常幻想它能带我走。可我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能够安身立命，受了任何委屈都能回去。

大年三十的下午5点，路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人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往城里赶。大概亲戚都知道我又走了，一路上很多人打来电话，让我去他们家过年，不要回去了。我说这种节日，我不会去别人家的。

妹妹也打来电话，说好不容易劝我回来一趟，又是不欢而散。电话里，妹妹哭了：“哥哥我希望你走，他们以后交给我照顾好了，只是大过年的看着你一个人有些心酸。”

我把车子停在了高速入口的路边，想再等一等。

路边有个卖椰子的大叔，也不吆喝，就坐在那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回去过年，这会儿没有人出来了。

他说自己为了省钱没有回家过年，反正是一个人，这会儿谁过来和他说上几句话，他就送人家一个也无妨。说着他打开了一个椰子递给我：“看你眼睛红红的，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小伙子我告诉你，只要还能回家，就不是什么大事。”

回到车里，我感觉有点累，靠着椅子就睡着了，等醒来，发现天都黑了。那个大叔还在，我下去和他说新年快乐。他说，你回家吧，我要收摊了。

我向他挥了挥手，打算进收费站上高速。这时，对面街上忽然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夜空里，特别好看。新的一年真的要来了，我将车子掉了头，往来时的方向开，烟花一直没有停，直到我见到了母亲，整个夜空都是亮的。

再次回到家，母亲一个人正在厨房忙碌，手忙脚乱地烧火，揭锅盖、剁肉馅、打鸡蛋。

我走到灶台前，往里面添柴。母亲很温柔地对我说：“满崽（宝贝），火不要烧太大了，等会我要煎蛋，不用你做这些，你去跟你继父道个歉就行了。”

“他怎么没有过来给你帮忙？”

“在床上睡着怄气呢。满崽，你看在妈妈的面上去吧。你怪妈妈没事，但你要对他好。他没有儿女，本来想着让我给他生一个，但是我结扎了，听说接上的话，手术比较危险，就没勉强我了……”母亲一直念念叨叨。

我别无他法，想着总得有一个人妥协的，帮她洗了一会儿菜，就去卧室里喊继父起床。

继父不搭理我，我跟他说对不起，解释下午之所以情绪激动，是觉得妈妈打我，从来都是只有痛苦，丝毫没有激励，我走到现在，每一步都很艰辛，不是她打出来的。他把脸翻过来，耸起肩膀对我说：“你走的时候，你妈留你都留不住。”

我说：“这是你家，只要你当时说一句话，我就不走了的。就好比你以后去城里过年，我赶你走，我不留你，只有我妈留你，你肯定也不会回来的。”

“我是不想留你，你要怎样？”他躺在床上却底气十足。

我不再说话了。这时母亲走了进来，给他端了一碗甜酒冲蛋，他不喝，母亲便哄他，说你老婆辛辛苦苦给你做的，你多少喝一点。

我转身回去厨房把砧板上的菜切好，把盆里的碗洗了，放了几千块在米桶深处，又给母亲的手机充了几百块话费。

继父是一个心思很重的人，始终觉得我和妹妹是外人，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只想死死地抓住母亲。

母亲没有给他生下孩子，心有愧疚，对他言听计从。他总说儿女靠不住，母亲就听他的，说自己怎么样也不会离开他的。以至于连自己的儿女也都可以不管。

妹妹离开两年后，我14岁，大腿受了伤，粉碎性骨折。出院没多久，祖父就去世了，母亲把我一个人扔在床上，独自回去了继父家，留下一句话：“我又不是医生。”

那一次，就连多年一直和祖父有嫌隙的舅舅都看不下去了，找回了母亲，打了她一巴掌，对她说：“你这样子不负责任，万一你儿子以后不认你，你让我们怎么给你出头？”

母亲这才答应偶尔回来看看我，塞点钱，然后接我去继父家过年。

她来接我那天，我满心里想的都是，这个女人怎么又回来了。她见我不喊她，就冲过来使劲捶我头：“现在就不认我了，我老了还能靠你？”

后来我才知道，继父也是这么想的。他经常对母亲说：“儿女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钱靠得住。与其把钱花他们身上，不如存起来，等我们老了，口袋里有钱，他们自然就会来到身边。”

而对我，她说的最多的也不过是：“你在家里很多人看重，我不管自然也有人管的。”

就在这样的拉扯间，我磕磕绊绊地度过了后来的高中和大学时代。

那时候，我的学费都是亲戚资助的，学校也减免，我想问母亲要一点点生活费，母亲就借机逼我喊继父“爸爸”。为了读书，我喊了，继父就每隔几个月给我两三百块。

我大学最后一年，继父却突然大方了起来，破天荒给我交了一年的学费，又给钱让我学驾照，我没法拒绝他们，那时我做手术，花光了自己攒的所有积蓄。

那年冬天，继父和母亲破天荒地来学校看我，邀我回家过年，还带来了很多土特产，腊肉、猪血丸子、红薯片，还有一个熟鸡腿，都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母亲的手艺很好，家里红白喜事，几十桌的饭菜端出来，大家都说她做的好吃，但我从小极少吃过。这么多年都过了，我对那些吃的东西早已没了什么情愫，把袋子的拉链拉上还给了他们。

母亲走到近前，对我说：“你是读过书的人，要懂事了，你看你们学校这么大，这么漂亮……”

可3年前，其他同学都是家长千叮咛万嘱咐送来的，只有我是自己穿了双旧凉鞋，提着个桶子，里面装了几个衣架，一来就去办助学贷款。当时母亲和继父就说了一句话：“你有能耐就自己去读，我们没有能力。”

这次，母亲完全像变了一个人，过来拉我的手，继续对我说：“以前是妈妈不对，妈妈对不起你，现在想弥补一下，你看我儿子多好，在这么漂亮的学校里读书。”

我一下想起过去20多年的旧事，一把推开她，她没站稳撞到了树上，额头上很快就渗出了血。继父愕然，可母亲却转头说：“没事的，是我不对，我儿子给我争了气，我不怪他。”

血一直在流，我看着有点心疼，最终忍不住带她去了校医院，上药的时候她对医生说，这是我儿子，在这个学校读书。

那天，我想，自己也许可以试着去与母亲和解。

下午他们说要去湖北，我送他们去火车站。在公交车上，母亲晕车吐了，我蹲她旁边用纸巾收拾呕吐物，忍不住问她：“原来你是晕车的，为什么你以前还要到处跑。”

“妈妈以前不甘心，你外公、你祖父还有你爸爸太欺负人了，我不嫁的。” 说完这话，她又想吐，但这一次，她却咬着牙、硬生生地全咽了下去。

想来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会在过年的时候，最心疼母亲。我总会想，她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有多委屈，想到她在吃团圆饭时候、儿子不在身边该有多失落。不管怎么样，以往过年的时候，她总是待我好的。

帮母亲收拾完厨房走出来，我对母亲说，这次让我来敬神，喊列祖列宗。

我摆好碗筷，倒上酒，装上饭，点香，在堂屋中央鞠躬，磕头，“列祖列宗，观音菩萨，我是不肖子孙蔡XX，请你们回来吃饭，你们千万要保佑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想爱的人，保佑妈妈感情和睦、老有所依，保佑妹妹平安健康、永不孤单。”

我跪在厅堂里，磕着长头，只想哭。母亲在门口点燃了鞭炮，进来将我扶了起来：“都挺好的，我儿子没有不肖。”

吃饭的时候，继父还是一言不发，端着架子，吃完撂下碗筷又去睡了。我陪着母亲收拾好厨房，准备好第二天要招待客人的东西，已经接近凌晨两点了。睡觉前，我抱了抱她，说妈妈以后我就会少回来了，钱你不用担心，我不会饿死你俩的。我不管你们私下存了多少钱，我都不要，但以后不要再喊我回来过年了。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又抱了一床被子放在我的床上就走了。

大年初一，妹妹一家人回来拜年，趁着继父去隔壁了，她劝母亲说不要再给我增添负担了。母亲觉得冤枉，说她从来没有。

妹妹又说，你勉强他就是负担，既然你选择跟自己的丈夫过日子，就不要把他搅进来了。

我没有和她们一起说话，只是陪着妹妹的小孩唱歌跳舞，笑了好久。等吃完中午饭，妹妹要回家，我也把行李箱搬上了后备箱。母亲走过来，让我多住几天，说还有很多我喜欢吃的菜没有来得及做。继父也跟我说，这两天他喝醉了，有点不清醒，问我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留我。

他总是这样，每次做了伤人的事，就说自己喝醉了酒，是酒壮怂人胆。我很讨厌他这样，没说话走开了。

临到走了，母亲又走过来：“大年初一，你要走，就欢欢喜喜地，我不为难你，这是新年，你要开心，以后你不想回来过年，就不回来。不过妈妈求你一件事，你可以不管我，但是屋里那个人以后你要多担待，他有酒精肝，有好医生的话……”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我不想再说过去的事了，我们都不要去试图理解对方了，你不能替我爱爸爸，我也不能替你爱你老公，只是遇见了，我尽一份责任罢了。”

母亲说：“你不答应就算了。”

我再没有犹豫，平静地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心里顿时感觉踏实了许多。

结语

2018年要过去了，整整一年，我们之间一个电话都没有。年中母亲通过妹妹转达托我去香港买过几次药。

我不想像母亲一样，只在年底那几天自我麻痹，年年祈求生活会变得更好，却年年过得一塌糊涂。她这一辈子，最终还是没有发财，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但我仍旧希望，每一份行走的孤单，最终都会得到朴实的陪伴，如果没有，那就保留一份自在。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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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寞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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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济

卖了父母，我终于凑够了北大的学费丨人间·再见8

原创： 知月白 人间theLivings  2019-01-30

我的故事写出来，很多网友不太信；我的近况跟乡亲说，他们也是不太信。最后，奶奶见到了稿费，才相信写文章真的可以赚钱；北大的录取通知寄到家里，有威望的长辈们才相信我是真的考上了。

配图 |《滚烫的爱》剧照

编者按

去年6月份，我们发表了一篇在特殊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女孩的故事。

她是因为当年气功盛行才出生的。母亲精神分裂，父亲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怪人。在那篇文章中，她详细记录了母亲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份、如何看待世界，以及自己是如何一步步逃离原生家庭，最终在去年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2018年，对她来说，过得并没有那么容易。

点击阅读前文：上篇《妈，我不想成仙，只想离开你》，下篇《18岁，我终于可以选择做个不孝女》。

再见8丨连载19

2018年对我而言的“不同”，就好像是顺脚走过一条街道和打扫干净之后再走的那种不同。为了过这一年，我曾提前了3个月做心理准备，“人生一定要在2018扳回正轨”。

而真过起2018，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竟然是给“人间”投稿。为了挣研究生学费，我把自己的父母彻头彻尾地卖了。

写文章是在3月份，那时我刚从一个打杂的短岗上离职，着手准备研究生复试。账户里几乎没钱了，搭着“借呗”用，在那间几平米的卧室里坐了13天整。

稿子刚写完的那天下午，复试通知就到了，朋友赶紧给我打了5000块钱盘缠，其中一半还被用来还了借呗。

复试结束后，我从北京坐了一趟夜间高铁回了珠海。一躺到床上就开始疯狂刷兼职软件，相中一家辅导机构招看晚自习的人，就赶紧发去一条自荐的短信。老板娘希望我当晚就开始工作，我犹豫了一下——复试烧心又舟车劳顿，甚至还没有睡上一觉，然而——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收到过稿邮件，也收到录取通知，都是在4月份。我松了松肩，抻了抻背，恨不得把脊椎拧得翘过去，终于舒了口气瘫在床上。

从2015年末到2018年初，我做过5份工作，从世界五百强到三人小店，我在被两次考研打散的时间轴上无缝隙地切换着维系生活的营生，换过3座城市，搬了7次家。

现在我终于有了个着落，可以从“社会”中暂时抽身了。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允不允许我回家歇上小半年。父亲完全不理解——学费的重压前，我有什么资格不去工作。

我说：“学费好几万，你让我在外面打几个月零工也赚不来，还不如回乡下，没什么花销，我写写稿子倒能攒点钱。”

父亲作为写了十几年文章却没找着人看的人，不知道会如何看待说这话的我。和父亲说不通，我又打给奶奶，拜托她相信我。奶奶虽然看起来也不太信，却还是把我收了回去。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那个曲路蛇行的山窝窝里。这次，我也终于把自己的行李都带回了乡下。以往任何时候，哪怕回乡下住上好几个月，我都宁可把行李寄在朋友家也不会带着——我总觉得，自己是外面的，爸爸妈妈没有家，我就也没有。爷爷奶奶虽然好，但他们的家不是我的家——我活到22岁，一直都这么认为。

而如今，我也总算感觉到，择出父母，我也是有家人的，我和爷爷奶奶有一份单独的祖孙关系。

我总是伴在奶奶身边。她去地里又不肯我帮忙时，我就在她身边干站着，等她有什么话能和我聊。她带我去拜访了住在山上的祖爷爷祖奶奶们，还带我去看了几家葬礼，白日焰火炸在空旷的山里，像一只大金盆被象脚不停地踹，整片天都嗡嗡的。

6月份的时候，我的稿子登出了。

那几天我坐立不安，就好像是一只过了滚水的鸡。这几乎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坏”的一件事了，一件“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事。我把它作为一个喜讯告诉了爷爷奶奶，却打死也不敢提写了什么。

那段时间，母亲三天两头地找我聊天。知道我考上了研究生后，她总想让我去四川看看她，让她能给我学费——或者退一步说，让她的邻居能相信她的确有一个女儿。

我却对见她有着极大的心理障碍，十分矛盾：我怀疑她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急于给我钱只是因为又一次看到了“统一世界”的可能性，也心虚于自己私自“出卖”了她，但又真的恨不得把我在文章中写的不满全骂给她本人知道。

不久，她还是被我兜头骂了一顿：

“对不起，你们的女儿从小就是那么虚伪，现在还想翻了以前的案来打击你们。

“你以为你很爱我？——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受苦就够了吗？故事谁没有。

“我对你没有很高的要求，我就求你做个凡人！

“请对我彻底失望吧，如果你还要给我钱，就当自己在捐款。

“我就是认为你有病，真的。这不是在侮辱你，很多人都有，你越避讳，它越严重。我也有病，但是和你不是一个类型。

“为什么要原谅自己呢。每个人都有罪。我现在就是在发泄我的恶意啊，我知道我今天很恶毒。但我凭什么都忍着？对吧？”

母亲被我的话激到发出神经质的吼声，那些能让人随时身临其境的语音消息，我不敢冒险再听一次，只记得她又说了没了我这个女儿，当然也说了不可能给我钱。而我一路紧逼，就是想趁这样一个时机给她泼足冷水。

我完完整整地发了一通脾气，细致的抱怨和恶毒的总结都有，也承受了她的怒火，最后，我记得她说：“你想发一次脾气啊，也可以，发完了吗？”

她就像是在问我“这下舒服了吗？”，这一问，倒让我忽然有些迷茫。要知道，才在几天前，在文章的最后，我还写道：“我和我妈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是在7月份。我坐了一天火车，下午2点到了母亲住的小镇。出站穿过一条几丈宽的小河，我来到和母亲约定的会面地点，一家宾馆。

母亲不在。我意识到，又出问题了。

这个小镇，实际上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区，坐落着该市的火车站。母亲在这里生活了近两年，却一直认为火车站另有所在。在我出发前，她反复指导我该如何从市火车站乘车到小镇火车站，说需要一个半小时。

而当火车快抵达时，我在手机上拉取周边地图，才发现火车站离母亲的位置只有4分钟的步行距离。我将导航页面截图给母亲，告诉她原地等着就好。10分钟后，我在约定地点扑空，并发现母亲失联。

她大概从手机实名制后就没再办过电话卡——这会暴露她的身份。以前和我的电话联系是去快递点蹭电话打，和我的网络联系则是靠四处蹭网。

“鬼知道她又去哪里蹭网了。”我泄气地靠在河边的石护栏上歇阴，“或者已经回去凉快了，一个半小时后才出来吧。”

我站的地方，正前方就是火车站的金字立牌，大大地书着这座城市的名称，我看着如此明显的标示，几乎笑出声来。

20多分钟后，炎风将我烤得有点恍惚——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披散着头发的疯婆子，扯着一个吸溜着鼻涕的小女孩，从桥上向我走来。

这是我想象中自己原本该像的样子，母亲做什么都融不进人间大队伍的样子，令她彷徨又麻木，我只能成天跟着逛来荡去。

终于等到母亲。她先带我去了她的“家”。我们在上行阶梯绕了无数个弯，她指着零星站在阶梯边的几个女人，低声斥道：“都是鸡婆！”

我诧异：“不会吧？她们穿得这么朴素，完全就是良家妇女样啊。”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小地方。是女人，愿意卖，就可以了。”

我将信将疑地继续走，走进一座黑青色的砖楼。这座楼的所有外墙都没有粉泥，像是刻意做旧的。楼梯的每一级都磨损了大约1/3，人的脚基本就踩在碎陷里。

到了母亲住的3楼，廊里尿骚味很重，黑得看不见底。还好母亲住在最外的一间。一侧住房，一侧厨卫，厨卫单独落锁。

母亲说这里家家户户都锁厨房。打开厨房一看，墙壁爆皮，平整面积不足1平米。所有的家电不过是电饭煲和电磁炉两样。锅铲是一柄窄短木饭勺，砧板是一块不锈钢蒸锅的隔层。我抬头望了望晾衣线：“这衣架蛮新，不是你买的吧？”

母亲嘿嘿一笑：“对呀，是房东的。”

进到里间，正对着门、靠在地上的一面大镜子是捡的，旁边侧着的一个大床垫也是。地上和床上的两张席子是房东留下的，是屋里最不磕碜的两件东西。母亲有点得意地对我说：“怎么样，这里的住房条件还可以吧？房租才100多呢。”

我看了看床头顶那架旧成焦糖色的挂壁空调，勉强道：“是挺划算的，都有空调。”

刚一坐下，母亲就兴奋地将手伸向床边，想要搬上来什么，我心里一咯噔，明白了——“赏宝时间”要来了。

早在一个多月前，母亲就跟我预告说，她捡到了个大宝贝，但是微信里不能细说。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指网络不安全。

刚才走在路上的时候，她就率先向我展示了第一个宝贝，之前在微信里提过的“钻石原石”。我看了一眼，便不假思索地道：“这不是酒店吊灯上掉下来的嘛？我们小时候都捡这个玩。”

母亲有点生气和沮丧，但不足一秒就反驳道：“不一样的啦。你看这切面做得多么精工，只有钻石才配得上这个工艺。”

“你以前不是在玻璃厂做过事吗？这种程度随便就做得出吧。现在的灯具都精致得很。”

“那玻璃会有这种吗？”母亲指着顶部串孔周围的晶白色刮花，“这是钻石原石的光泽，我查了好多资料才确定的。”她又摸摸别在串孔里的金色软丝，“这是黄金的诶。”

果然，母亲又从床边搬来一箱黑石头。

“你以为我一个人在这里很闲吗？其实我忙着呢。最近都是快天黑就出去，9点多才回来，捡啊捡啊，累得回来就睡了。比上班族还辛苦吧！”

我笑笑：“上班族一天8小时呢。”

母亲点点头，马上又兴奋地说：“你猜这是什么？”说完，还卖关子地眨眨眼睛。

“你说嘛，我不知道。”

母亲凑近，生怕被窥听的样子——“这是黑钻。”

接下来，她依旧保持这种自问自答的句式，极具神秘感地向我揭示出：黑钻1克拉就值几百万美金，所以她手头上的这么多黑钻——她抬起眼珠，认真地估算了一下：“我应该至少有几十亿身家了吧？”

另外，“黑钻是外太空来的”，所以它的表面才会有那么多孔隙和附泥，“你看看这泥巴印子，我怎么洗都洗不掉，就是因为它下落的时候温度太高了，砸到土里所以泥巴就融进去了。黑钻就是这样的，我查了好多资料，千真万确！”

话头一打开，母亲开始向我一个一个介绍她的宝贝。从前也没见她有这个苗头，谁想到这次见面她就浑身是宝了——手上的珠子是“上好的沉香”，胸前坠着的菩萨是“难见的玉髓”，随手在草地里捡到了一颗“红珊瑚”……

最后，她从胸罩里翻出那条专门藏命根子的袜子，捻出一粒蓝色弹珠来：“我查了好多资料，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但一定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东西。这个，给我再多钱我都不卖，”她豪气地增大音量：“几亿几百亿我都不卖！”

母亲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颗蓝珠子，是因为她能在里面见到“一边是太阳，一边是月亮”的光晕。我猜想这个景象一定又美丽又祥瑞，只是我看不到，她也无法向我重现。

无法重现，我们试过。

当她说她的沉香手链可以完全沉水的时候，我请她做个实验。她很乐于这么做，兴奋地从厨房里搬来一个水瓮，将手链扔了进去，手链在水面翻坠了一两秒后就浮了起来，我没有急于开口，母亲解释道：“噢……噢噢！我查过资料的，沉香的含油脂量要高于95%才会沉水，正常达不到的。”她还说，她的沉香是有灵性的，“是不许人随便考验的啦”。

我也说了，她的“黑钻”可能就是炉渣，也被她以“早就确认过资料”驳回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情形。于是，后来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躺在床上举起那颗玻璃球来回地看，阳光折射而过，半面墙铺满碎光，她心醉地注视着自己的宝贝，喃喃道：“灰姑娘要变公主啦……灰姑娘要变公主啦……”

分开两年后的这次见面，我预先和母亲商量好了，要“采访”她。

母亲显得比我更积极，她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写出一本“好书”来。她认为，精彩离奇的程度可以让这本书绝对畅销，发人深省的程度又绝对可以让这本书名垂青史。

我先请母亲回忆当年去学“气功”的事情。

“……那个时候状态很差，我本来不想再去学一次‘二步功’，但是很多佛跪到我面前求我，求我出山，要我接受我的命运。”

“很多佛吗，都有哪些啊？”

“这个不能和你讲。”

“讲讲嘛，都过去这么久了。”

“就是常见的那些佛啦，如来佛啦，弥勒佛啦，燃灯佛啦，阿弥陀佛啦……”

“啊……噢。”我吞了口气，差点笑出声来。我一度以为，她得病和学那些有很大的关系，至少是被邪教学说“发酵”了。但当她讲到她是如何不听讲还被老师点名批评，如何脱离大家的进度而自己做起了探索，我才进一步意识到：那些做了神秘化解释的养身技法，只不过让她发觉自己是一个“天才”罢了。因为，她一边认可着那些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异象——所谓“人的潜能”，一边又不屑于去练习，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

刚好，我的父亲也是这么认为。

“啊……”我恍然大悟。想着，原来如此，你们就是这么搞在一起的啊。

随着母亲的讲述，我越听越觉得像是一则脉络清晰的精神分裂疾病史，从个人特质、幼年经历、青少年时期触发事件、首次病变，到自我疗愈、集中爆发、形成长期稳定结构……母亲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专业”得就像是在背书。

当然，我之所以能听出这么多归纳总结，不过是因为我在以专业知识裁度她的故事。判断完了，我却没有那个心力把母亲的病史严谨完备地整理出来。另一方面，我也无法如母亲所愿，全然相信并理解她。

我既不是个专业的医生，也不是个专业的女儿。

母亲总是恨不得我了解所有，所以直到这次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件事，她是能不说则不说的。

这个故事我听得太震惊，甚至到现在，我都难以全信——她居然经历过一次“被结婚”。

外公外婆刚去世不久，母亲自己身体不好，为图便宜，就结识了一个比较神棍的大夫。也就是这个大夫，第一次向她介绍了气功。后来，她和这个大夫相谈甚欢，听从这个大夫的建议，去跟随一个退休老院长学医护。

退休老院长在自己家的小楼里开了个私人诊所，主要看眼科，母亲是唯一的护士。母亲说，那个院长对她很好，渐渐地她也发觉了院长好像是对她有点意思。但她觉得没可能，就没有放在心上。

从她的话里，我听着像是她“不便”离开那里，但又不是被囚禁。她觉得那是她人生中特别灿烂的一段时光——她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15岁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聪敏干练的白衣天使。第一次，如此有价值。

直到有一天，她被自己的姐姐找上门讥讽，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竟然早就有了一张和这个年迈男人的结婚证。

后来她又模模糊糊地说起，从那时候起，她开始时常去河边散步，深一脚浅一脚，回过神来的时候水已经淹到腰了；晾衣服的时候，看到一只硕大的白色蝴蝶怎么都不飞走，把她吓得半死；到后来，她甚至发病到当众失禁，于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忽然记起，从前她承认自己进过精神病院的时候，都是一口咬定那是她学功回来被嫉妒她的人施法害了。而这次，她完全没有提及那件事。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很难受。我可以想象她在那个小诊所里忙进忙出的样子。她该多喜欢做一个能够救助别人的人啊。

7月，稿费到账，我在母亲那里的滞留期，过去了大半。

我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开心得就像我又拿到了一份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她让我请她吃东西，特地去她认识的老板娘们那里买。我温情地陪她做了这些，只是没有告诉她这些钱刚好是“卖她”得来的。

这个时候，我忽然觉得，终于，终于，我和母亲共享了一部分的罪孽——我不再是那个生来无辜、只能懂事地扛起一对怪咖父母的孩子，我不再干干净净了，不再谨谨慎慎了，不再是那个躲在世界的门后等一句郑重道歉的怨童了，到最后，我也需要被她原谅了。通过对她做一件“大坏事”，我们达成了一种平等。

事实上，我也得到了她的道歉——她说，前些年她之所以对我有那些过分的管教，是因为身边有力量在对付她。她故意对我不好，是演戏给那些灵魂看的，这样他们才不会来针对我。她以她自己的方式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后，我决定视作这是一种真心的道歉。

而另一方面，我也以我的方式得到了她可能的谅解。我一边“采访”她，一边问道：“你有没有想过，可能这些故事说出去了，别人照样不会理解你。或者，哪怕会同情你，但还是认为你有病。”

母亲停了一下，然后开始缓缓地点头，像个努力参与表演的小演员，在努力试想一个规定场景：“可能吧……可能吧……但我至少告诉别人了。”

最后，因为母亲实在留我太久，可以说是抓到人就不想放手，我们终于忍不住花了一天半的时间歇斯底里地吵了一架。吵到她心神俱散的时候，她居然说：“你把我的黑钻拿去鉴定，如果是假的，我就认命了。我去做个尼姑。”

从我这次来见到她开始，她每天都会无数次地要求我“快去鉴宝”，用各种条件来和我交换。我没想到，我前脚刚卖了她以前的一票症状，这次见面，居然又整出一套新的。

她的病情仿佛又重了。以前，她的妄想基本上是凌越在生活之上的一个魔幻乐园，不太和现实重叠。我曾经这么想象过——可能，她就像是一个想进乐园却从来没进得了的小孩，每次刚挨着边儿就被打了出来，于是后来，她就化作一个小鬼，别人找不着她，她就总能在乐园里住着，再也不肯出来了。

可这次，除了要拿炉渣去鉴定外，她还和我讲，因为怀疑整栋楼的邻居都在排挤算计她，她去年冬天拒缴水费，只能去公共厕所接水过了一个年。她说起这个的时候，眼睛一瞪，泪水猛一下就喷了出来。我心里揪着，害怕不能再任她自己过下去了。

就像当时那篇文章发出来，评论里有很多人表示不解：“怎么不送她去就医？”可我，一没有医疗费，二不是个能架得动她的大汉，三没有家人帮忙张罗这个事，四没有被她打到可以报警。

为了能和她过日子，而不是像永动机一样的吵架，我每天都用不同花样来和她周旋，解释为什么“今天不能去鉴宝”。甚至也在她表示准备认命的时候打算过：要不然真的去一下鉴定中心请工作人员帮忙演一下？ 

如果按母亲的吩咐，我得这么和鉴定人员说：“这是我朋友捡到的，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我觉得是真的，所以私自拿来鉴定一下。”

要不是对母亲的病情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段话听起来简直像在整我。

也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煞有介事地帮她查了一圈“招收尼姑”的资料后，冷静下来想到，她现在怀疑自己，可能只是吵架吵得漏了气，等睡过一觉气血回旺，人就原样儿了。

果然，第二天清早，她就把我拎起来开始了新一天的拉锯。

8月中，临要走的时候，母亲又不肯放人了。

她忽然神情慌张地找我商量：“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才那个‘声音’居然跟我讲，要我对你下跪，让你别走，不然我肯定会后悔——不是求你，是我必须这么做，不然你回去就会有危险。你奶奶可能会对你下手。”

我始料未及，惊讶地偷偷喘了一口气，扶她坐下，安慰着说：“不用担心，你现在情绪不稳定，你不是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经常不准嘛？可能是别的灵魂在故意干扰你呢。我都买了票，马上要发车，我们商量了多少次说好今天走了，你怎么能不放我走？这肯定不是你本意，有人误导你呢。”

送我进站的时候，母亲挥着挥着手，忽然嘴角一撇，歪着脸就要哭起来。她把手猛一扬，让我快进去，像是在说“你走吧，别管了，我自己慢慢哭”。

我从没见过、也无法想象，曾经的那个母亲会哭着惜别我。而残酷的是，我也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我心里的全部动容，早已不是单单纯纯的母女之情。

越是了解她，我就越认识到，我根本没有能力解开她这一生的结。

我想，如果我在她年少的时候就认识了她，会不会能做到呢。如果我是她的同学，我会和她做朋友，我会带她去我的家，给她铺一个又大又软的床；如果我是她的老师，我会让她不要太早去社会闯，我会听她讲家里的故事，劝她相信自己的姐姐们；甚至，我能不能是她的姐姐？我就让她留在家里，看点故事书，去供销社里帮帮活，她手脚麻利赚的钱多，就给她买漂亮衣服；再不济，我如果是她那个死爹，在杀了自己和老婆之前，能不能把自己未成年的两个小孩也带走啊？

我为什么，偏偏只能是她的女儿呢。当这个世界有我的时候，她已经回不去了。

当我带着母亲给的一些钱和1万稿费回到乡下时，我的学费还将将差那么一点。但奶奶已经非常开心了——直到真的见着了钱，她才相信，原来写文章真的可以赚钱。

这不怪她，毕竟她的儿子半生都搭在了写文章的春秋大业上。父亲将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之外的所有钱都花在了交网费和印制各种福音单张上。

类似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当我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时，长辈中最有威望的那一位才相信我是真的考上了。这也不怪他，毕竟对我这样出来的一个孩子，他们本没有这种期望。

在我们那个地方，提起“北大”是尴尬的。如果对陌生人说起，对方可能会顺水推舟地夸赞两句，可如果对熟人说起，人家大概要犹豫地接不上话——“吹牛的吧？”、“听错了吧？”、“开这种玩笑是不是脑子糊涂了啊？”

这样奇妙的矛盾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故事写出来，很多网友不太信；将近况告诉乡亲，他们也是不太信；我身边的全部朋友，或是来自富足的中产家庭，或是来自顺遂的工薪家庭，他们中个别人知道我的身世，也自然看得到我的力量。但那又怎么样呢？我要更为艰难地挣扎，才能留在他们身边；而他们，原来就在那儿，以后也瓜熟蒂落地会在那儿。

所以，我可能也比任何人都执着地不相信：北大的荣光可以覆盖掉人自己的身份。它就像一个大坝，把我们从江河里截了出来，水位甚高，我们可以俯瞰一片河山；而季节一到，开闸放水，我们照样泥沙俱下，小河虾还是小河虾，长江鲟还是长江鲟。

可是，我也不会认为“家庭出身决定论”能在我身上无衰减地生效。

开学前的一个月，学费跳楼降价，我手上的钱足以支撑我的学业。我前往北京，开始了花里胡哨的新生活。

2018年好得就像是我偷来的。

如果说这一年有什么关键时刻，我还是最庆幸在3月的穷途末路时选择了写下自己的故事。虽然很难，就像摁住自己的头去舔自己的胸口那样难。

可就是通过这么一写，壮士断腕地将自己的经历公开后，我就正式地从父母的命运里分化出来了。我不再斤斤计较他们究竟有多大问题、这对我来说又有多么荒唐可怕。后来，当父亲再和我说起他的那些幻视、幻听，我都决定当作诗听。

我渐渐明白，他们过不了更好的生活，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也不是我做不到，只是他们想要用那“苦其心志”来坚定自己的身份。

后来，我也不再着迷于生之艰、力之美，不再着迷于英雄主义穹顶下的狐假虎威，我像个顶着西瓜皮奔跑的小孩，冲着沉沉冥冥的群山呼喊：“啊！你听得到吗！我难受啊！我挺努力了！是不是？！”

没想到，群山皆惊，站起来回应我：“诶！听到了！你挺努力的！我们看到了！”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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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月 白

我就像一面草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