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这一代人的偶像崇拜

源济

40年前我这一代人的偶像崇拜

2019-01-10  王小妮  大家


导读

刚入学的我们，可能是历年大学生里最自由的了，学生自治，没有辅导员，极少点名，随你逃课，课上没人计较你是听讲还是看小说写诗，每个人都忙，谁都不太关心别人在忙什么。

不同时代不同偶像

我这代人在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精神荒漠中长大，常被认定是没见识过时尚，没经历过偶像崇拜的一代，细想起来，恐怕不是这样。

昨天问一个老朋友年轻时有没有过偶像。

开始他说：那时候太苍白，别说偶像了，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怎么就长大了。

几小时后，他又提起这个话题：要说偶像，可能我也是有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童祥苓扮演的杨子荣不就是我的偶像吗，那时候只要是杨子荣，就百看不厌。过年挂年画，只买杨子荣剧照，年年如此，杨子荣一挂上墙，蓬荜生辉。凡是和他有关的唱腔，唱段，举止形象，都有兴趣研究，如果童祥苓出现在人群里，我敢说能一眼把他认出来，如果他喊一嗓子，准能分辨出他的嗓音。

杨子荣

朋友的回忆让我记起当年穿褪色军装扎武装带，手举红砖走街串巷的中学生们，留一条小辫子模仿样板戏里李铁梅的小女孩们。

在完全没有选择的前提下，由超级偶像绝对笼罩着的年代，杨子荣或李铁梅，不过是绝对崇拜应允下得以保留的一点点个人偏爱，作为最高意志的底层结构存在，杨子荣或李铁梅们正正当当占据过一整代人的青春年华。

李铁梅

后人眼中的贫瘠匮乏，在亲历者记忆里很可能始终充实饱满青春激荡。和今天社会的多元化相比，不同的是时代撤换了底色和内容，相近的是青春的热度和懵懂。

四十年前我们崇拜什么

可能正因为见证了超级偶像的瞬间崩塌，我不相信永恒的偶像，谁都难保屹立不倒。

确实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不一样了，灰暗背景下压抑太久的人们发觉自己也能骤然变亮。自由意志的苏醒鼓励快速腾空了脑子的人们大声说出“我不相信”。

那是个急需空置内心，重新找寻个人在这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和价值的时刻，特别想呈现出“我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刻。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上大学了。

1978年3月，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

我们中文系只有一个80人的大班，其中女生16个，3个走读，另13个都住同一间宿舍。

回忆七七级那四年，各种解禁，各种融冰，各种开放，学校专门开辟了学生食堂，每个晚上打着节拍教交谊舞；有邓丽君热；朦胧诗开始流传；伤痕小说热，而我们宿舍特别沉定淡然，没见谁过渡热衷什么，好像每个人都特别清楚，我考上了大学，我是来念书的。

刚入学的我们，可能是历年大学生里最自由的了，学生自治，没有辅导员，极少点名，随你逃课，课上没人计较你是听讲还是看小说写诗，每个人都忙，谁都不太关心别人在忙什么。

很少逛街。街上实在是没有什么，经济刚准备复苏，国营商店的货架单调得一眼看穿。

学生食堂在前两年凭票配给，打饭是一条长队，两个师傅守着两大铝桶，定量的铁勺，每人过来扣两下，一勺饭一勺菜，和电影里集中营开饭一模一样。

最期待周末晚上能去电影发行公司看电影。同宿舍几个女生一起去看印度电影《流浪者》，很久都忘不掉那句经典台词：“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和中国百姓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意思完全相同。

1978年这一年开始引进国外译制片。

学校放电影在大礼堂，也叫“鸣放宫”，这是这栋建筑在1957年的新名字，之前在上世纪40年代，它是一座日本神社。

电影散场出来，必经一座小拱桥回宿舍，一路上回味电影中的台词。总是能成串成串背出来的同学已经离世了。

有个晚上，在有电视机的大教室看日本电影《望乡》，人特别多，黑白电视，屏幕小，座位远，看得迷迷糊糊，过了很久，大家还在感叹主人公日本老太婆的悲惨命运。

大约是1978年底或1979年初，班上有过一次问卷调查，有一项是“你崇拜的人”。我们宿舍一女生写的是“佐罗”，这是刚放过的法意合拍新片《佐罗》的主人公，阿兰·德龙饰演，黑披风，黑眼罩，黑礼帽，扬善除恶，匡扶正义的英雄。

当班长说有人崇拜佐罗时，教室里的同学们什么表情都有，有不解有不屑，也有赞赏和默认。不解的好像觉得这是个玩笑，好像虚构的人物不能被崇拜，好像必须选主导过历史的伟大人物，或者为大人物的事业不惜献身的英雄们。

有人崇拜希特勒，有人崇拜雷锋。

有人说：崇拜在我心目中已经消失了。

记得我的回答和后面这条类似。

我想我已经被过早地耗损和透支，再不会崇拜什么了。

新偶像的出现

自由并没享受多久，班上来了一位辅导员，姓刘，中年短发女，全班都叫她刘辅导。

刘辅导上任先找女生开会，专题讲怎么谈恋爱。她发了一条禁令：谈恋爱可以，不能在一起。刘辅导的“在一起”，专指上课下课不要同路，去食堂吃饭不要同桌。

刘辅导的话没人在意，更也没人执行。80个人的班，除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直接从中学考上来，其余78个人分别从工厂农村军队入学，年纪最大的已经32，平均年龄25岁，要反驳刘辅导太理直气壮了。

会上当场就有女生回她：不在一起怎么谈恋爱？

邓丽君进入大陆那么迅猛，一定和她的歌里很多情情爱爱有关。不过，最初听到邓丽君并不是在学校。有个周末，和十几个爱好诗歌的工人去公园聚会，当时的新时尚是年轻人提一个砖头似的录音机到处走。

大家围在树下，第一次听到咿咿呀呀的邓丽君。

她一下子击中的是人性中最脆弱又被长久抑制的地方，原来还能这么唱歌？感觉讨伐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大喇叭还吊在脑后，大批判似乎离我们更近更真实。

随后没多久，我们去校农场参加学农劳动，已经到处有人学唱邓丽君了。

也正是那同时，我们宿舍的宛平，后来的著名影视编剧，她穿条肥大的旧军裤给大家表演节目，唱的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和爱尔兰民歌《多年以前》，都是轻软的风格。

所以我印象里大学生活的背景声，由邓丽君和《军港之夜》、《多年以前》融合而成。可能唯有这种“靡靡”的音色，才会在特殊的年代里掌握得住最结实的反拨力，体现着越柔润则越坚定，越得人心。

和邓丽君的出现几乎同时，第一次听说了圣诞节。

有同学在平安夜去了市里的大教堂，带回了水果糖和小橘子，各宿舍分发，说是免费领的。不过几块糖几个橘子，却和邓丽君的横空出世同样突兀新奇。居然有地方能免费领到好吃的，这种事在我们二十几年的生命里，从来没听说过，简直闻所未闻。

其实教堂并不新奇，文革一起，我们被迫搬家，新家就在城北一座大教堂后面。当时已经停课二年多，全国都在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直接升上了中学，有个同学家就住在教堂里。那时候的教堂已经变成贫民窟，住进很多人家，走廊里黑咕隆咚堆满东西。天冷以后，每个窗口都探出一截冒着黑烟的烟囱，远看像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

那座教堂在80年代初被拆掉了。

比邓丽君更急迫的

社会在缓慢又急不可待中恢复着生机，和邓丽君的风靡同时，我更关心校图书馆又开放了什么禁书。隔段时间会有一批新解禁的书单，凡上了书单的都能借出来看了。

大家都从几乎没有书看的时代过来，我插队的时候，从城里带回乡下的任何书本纸张都珍贵得很，得藏进被子下面，知青去厕所，农民卷烟，没有纸都不行，这就是书本在那个时期的作用。

大学四年，我负责帮全班同学订阅和分发期刊，《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艺》、《世界文学》、《世界电影》，总有等不及的同学来催问。

那时候的《外国文艺》不仅有各种译作，封二封三封底的西方绘画也很开眼界，它就是新时尚的代言者，感觉通过它，也许能一下子把未知的艺术世界全摸清。

各种译著都在出版，有个同学得到消息，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上市，前一夜他就去书店门口排队了。

太多的新世态新观念新名词，有人刚读到一知半解就急着找人探讨争论。

有同学下课追着老师问：你怎么看异化？

看老师那神态，很可能是懵的，心里在想“异化”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

问的人也并不是想得到答案，对封闭禁锢的挑战对未知的探寻，更接近真目的。

七七级的大学四年轰轰烈烈地结束，这四年恰好和整个社会试着去舒展僵硬身体的愿望同步，紧接着的1982年春天，街上开始流行“港衫”，滑溜溜光闪闪花花绿绿料子的长袖T恤，是最早一批“倒爷”从南方背回来的。街边冒出很多店铺，店门口是大喇叭，唱的全是邓丽君，好像已经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邓丽君正在成为人们的新偶像。

同时，作为情感寄托的载体，文学的热度上升。

我到南方是1985年，在推土机到处翻起红土的深圳找到新工作，准备尽快集齐每一本刚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

一直以来，作为没有偶像的人，眼看着一拨拨年轻人追逐各自的喜爱，从痴迷到退潮到冷却。特别是最近十年，我接触的很多大学生爱宣布自己已经老了，再没有激情了，哪怕才刚过20岁，而苍老的脚步在他们毕业后更急促，工作生活的反复重压加紧挤迫他们的生存空间，直到他们迈进了30岁……

不过，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本身的活力，坚信每一个人都远比一尊偶像更新鲜可爱动人。

（本文原标题《40年前的“我不相信”和今天的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