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的微言大义

源济

“守夜人计划”第5篇

刘小枫的微言大义

2018-12-27  连清川  大家


导读

刘小枫的民族国家药方太遥远了，而且人类的灵魂品质啊，终究没有任何的一个大数据可以匹配恰当的哲学教育。

在中国，皇帝之事永远有着神秘不可测的吸引力——连后宫争斗都可以连篇累牍地拍出几十部长篇连续剧，并且每部都是流量王。今年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去世，都引发了人们的“皇帝怀旧潮”：贝托鲁奇的去世使视频网站《末代皇帝》点击暴涨；而二月河的离去，则使清朝三大帝，康熙雍正乾隆再次成为热议焦点。

电影《末代皇帝》的海报

然而另外一个历史故旧却屡屡令我颇为惊异。从1911年清帝退位，到1919年爆发五四（民族主义）爱国反帝运动，从帝制到共和的深入人心，几乎可谓无缝切换。这比起整个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史而言，简直健忘得惊天动地：要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个民主国家英国现在还有女王，而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日本现在还有皇帝（天皇）。

在辛亥革命以推翻帝制为目的的历史进程之中，参与其中的各路人马，尽管信奉的主义可谓南辕北辙，却无一不以复兴民族作为其不可撼动的旗帜。即便与日本人暗通款曲的军阀张作霖，也勃然大怒于出卖民族利益的21条。

不过，建立共和政体，和树立起民族的自主性，却远远不是一回事。在1840年之前，尽管康雍乾盛世西洋物件遍及宫廷民间，和俄罗斯打了一仗，坐拥朝鲜越南等属国，却依旧是天朝上国，有的只是华夷之辨，从来不曾有过平起平坐与世界各民族竞争的些微思索。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迷案。中国是在什么情况下建立了国族思想，到底是怎样的精神资源，让民族国家成为可能？靠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无从解释国族思维的源流。

这便是刘小枫的《儒教与民族国家》想要给出的答案：中国的民族国家根本理念，来自于彻头彻尾的中国土产：儒教。

《儒教与民族国家》，刘小枫 著，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一

刘小枫早年是基督教学者，1986年其硕士论文《诗化哲学》甫经出版即技惊四座，其后的几本专著，包括《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的真》均成为深刻影响公众思维的基督教启蒙书籍。

刘小枫早期著作

然而，2000年之后刘小枫突然出现了一个大的思想转向，而致力于将中国古典与中国当下现实结合起来。2010年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引发学术界嘘声一片。

不过，如果不仔细地研究刘小枫的思想理路，而快速盲目地以其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刘小枫作品的话，便容易坠入他的语言迷宫，而难以理解刘小枫一唱三叹的背后所掩藏的真正意图。

刘小枫近些年来主编了“经典与解释”一大套几百本原典著作，所囊括的作品极其浩大，远自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近至当今中大人大新进学子的硕博论文。其一脉相承的，可以说是承袭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体系，倡导通识教育。用最简单的一个传统理念、四个字便可囊括：微言大义。

“经典与解释”丛书

刘小枫的近期作品，比起其早年的作品，包括深刻影响了我的思维和写作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实在可谓诘屈聱牙，极其难读。《儒教与民族国家》困难的地方，其一恰在于刘小枫发微了整个儒教精神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所起到的精神指引作用（这恐怕与普遍公众的认知思维极其相悖）；其二也在于，其煞费苦心的篇章与逻辑安排，意图在于隐藏其论证与推演过程，不多读几遍，便难以从中疏导出一个明确的思想结论。

《儒教与民族国家》由五个独立篇章组成，第一篇是《纬书与左派儒教士》，其副标题是“纬书研究述评”。这篇文章实在是云山雾罩，几乎不知所云。但究其根本而言，是推演汉代以降的“今古之争”对于中国精神的影响。

在汉朝，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而已，故事的另外一面，是汉朝之后儒家的另外一个分支今文学派，实际上也被消灭掉了，一直到晚清康有为出版《孔子改制考》，才重新浮出水面。

康有为

董仲舒和后来的的主流儒学正统古文学派，以君权神授作为主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但是今文学派的理论来源，是谶纬之术。如今的谶纬已被认为“怪力乱神”，但是刘小枫认为，谶纬本身是一个非常具有哲学性的儒家流派，或者按照他的命名，是“左派儒教士”。

这些左派儒教士所持有的观念，认为理想的社会，是恢复或损益（尧舜禹）的三代之制。或者说得更加彻底一点，右派儒教士（古文学派）是承认“当世”（朝代）的政权合法性；而在所有的左派儒教士看来，所有的朝代都没有天然的合法性，都不是理想社会，因此推翻所有朝代的革命都是合法的，而并非“叛乱谋逆”。

那么今文学派为什么会湮灭掉？一来自然是所有的掌权者，都天然地要扼杀掉左派儒教士这种脑后有反骨的“革命有理”理论；二来，所有的左派儒教士都以《春秋》、《孝经》等作为知识来源，而古文学派从来不承认这些文献是孔子的著作。

《孝经》中的曾子跪孔子图

今文学派指出，孔子为什么“述而不作”？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这些理论，是不可能为“礼崩乐坏”的当朝所容忍的，不仅仅是他自己，哪怕那些传承了自己这一脉理论的后世，都会成为当朝诛杀的群体。所以孔子只能“伪作”，不承认这些是自己的作品。

这与施特劳斯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所阐述的一个道理：在迫害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写作和教育，都必须掩藏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壳里，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微言大义。

施特劳斯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

二

好了，如果是革命有理的话，那么如何革命就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二篇就是《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

儒家革命精神如何嬗变成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源流？这个推演过程的确华彩迭起。最早的儒教士，只是把孔子当成了“素王”——未曾加冕的精神皇帝。只有他的理论和论述，才对所有的三代之制拥有惟一并且正确的解释权。

孔子像

到了宋朝，儒学有了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即“心学”，程颐程颢和陆机不再以孔子作为惟一的“素王”合法性，而是说圣人是“内圣外王”。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在精神上合乎圣人的标准，在行为上具有驾驭世事的能力，都可以成为素王。这就突破了革命的一个基本障碍，你不可能成为孔子，但你可以成为孔子的接班人（或者如同基督教的方法，三位一体）。

明朝学术大腕王阳明本身又是儒教哲学一大变。“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圣人品节。”刘小枫说，这“不再是成命论，而是‘造命论’”。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的理论从根本上廓除了圣人与民人之间的差别，刘小枫是不是在暗示这就意味着“平等”了？如果只有孔子是“素王”，那么世界上领导革命的只能是孔子，是天命；二程和陆机说的是“成圣论”，就是一些人，那么应该就是贵族（无论是实际还是精神），有机会成为圣人了；王阳明说的是“造命”，每个人虽然必须通过痛苦的修行（而不像禅宗那样搞顿悟），但一样可以成为“内圣外王”的革命领袖。

但是矛盾并没有被解决：圣人拥有革命合法性这样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革命论仍然无法与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代性的体系融合一体。

共和国的根本基础，一在于平等，二在于民主。儒教在传统的体系里之所以能够消融掉包括南北朝、元、清等侵蚀，根本并不在于所谓落后先进，而在于在理想制度的基础上，从来没有外来的力量足以挑战其本身的自足性：革命-变迁-稳定-革命的社会循环。但西方的制度直接诉诸的是一个更加根本的人类进展：自由与民主。这给儒家造成了本质危机：儒教革命论如何能够与西方的制度向抗衡？

17世纪西方刊物上的孔子像

刘小枫认为，中国的革命最终选择的是人民民主主权，也就是圣人正义论：通过圣人来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从而实现全民的正义。民族国家的根本要义，就是在于国家制度需要符合这个民族的思想和传统结构。

既然革命注定要在中国实现的独属于华夏民族的正义（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采用这种独特的民族正义，难道没有一种普世的民族正义方法吗？《游击队员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要回答的就是这个疑问。这个短篇解剖的是德国哲学家施米特的小书《游击队理论》。

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施米特

施米特说，游击队是现代战争的产物。其本质在于正规战争所采用的是专业军人，而游击队并没有兵民之分，而是全民战争。

本来，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胜负和征服，没有必要以全国皆兵的形态来进行鱼死网破的无限战争。那么，游击战的目标就只有一个：保卫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此，游击战的核心是本土化，施米特认为，毛泽东是真正创造了游击战的人。

那么，在中国的语境下，什么是游击战，保卫什么生活方式？刘小枫没有明说，但是他的推导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它所要保卫的，不就是中国作为独特民族的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吗？

三

推演到这里，从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革命方法的圣人正义论、以及其目标游击队员的保卫本土生活都成立了。可是，要成立一个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呢？

当然是法治国家。怎样的法？《王制与大立法者之德》说的是晚清学者皮锡瑞对于《礼记》中的一个篇章《王制》的考证。这个短文从来为中国学者所忽略，惟有康有为单独把它抽出来单独成书。

晚清经学家皮锡瑞

皮锡瑞认为，《王制》本身就是孔子所写的。在《礼记》中，有两个文献是讲法律制度的，《礼运》讲的是周礼，是古代理想中的社会治理形态。按照今文学家所说，《礼记》本身都是孔子所写的，那么二者有什么差别？

“凡断章取义去接法律、变乱旧名更改法度、持歪门邪道搅乱国家秩序者，格杀勿论；凡制作不健康音乐、穿奇装异服、搞邪门玩意儿蛊惑民心者，格杀勿论；文章虽然写得漂亮但言辞虚伪、心术不正之人，甚至学识虽然渊博但学非证道者，统统得判死刑。”这是《王制》中的一段话。

周礼繁琐难行，不过是理论上的三代之治，理想社会总归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王制》就简明扼要可行得多。而更加关键的问题还是：它是一部道德法。它所要求的，是整个社会建立在德行上。人类生活的理想模式，建立在德行上，而不是所谓的“民主法治”。民主也好，法治也好，终究不过是通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德行之治才是一个社会的终极形态。

这就奇异了。孔子既然是素王，是一个大立法者，那么为什么最终孔子却并不署名？这样伟大的终极社会追求，缘何不光明正大地变成一种社会共识？

刘小枫的最后一篇文章《密……不透风》神神道道，虚拟了三个人物对话国产电视剧《暗算》。解析起来非常困难。简单地说，《暗算》所呈现出来的，是作为人在被社会或者现代所玷污之前，是具有自然道德、自然正义和自然秩序的。但是现代社会却变乱了整个自然的道德、正义和秩序，而用现代的民主自由等这些观念，掩盖了自然秩序。

电视剧《暗算》的海报

其中提到的案例，是德国剧作家莱辛的作品《恩斯特与法尔克：与共济会员的谈话》。莱辛本来千辛万苦地要加入共济会，觉得这是一个发愿要拯救生灵的组织。但在与共济会员对话之后，却再也不加入了，更有甚者，他写了这个对话作品，暴露了共济会员要在人间建立大同世界的秘密。

吊诡的地方出现了：共济会关于如何处理莱辛的事情发生了内部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莱辛暴露了共济会的秘密；但是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莱辛的暴露秘密，恰恰是保护了秘密。

此话何解？如同孔子写《王制》，是告诉人们怎样是理想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但是不署名，是因为这样理想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生活，是不为当世所容的。所以，只要明白的人明白就行了，让大多数不明白的人，处在不明白之中就好了。而明白的人，是要通过秘密的方式，为多数人建立起完美社会。

刘小枫的核心观念，其实埋藏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革命诉求与人的灵魂类型有关”。

孔庙大门

儒教确认了革命的合理性，并且发愿建立一个圣人正义的国家类型，保卫属于华夏民族的独特生活，并且有理想的社会制度可以发展。然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实现“人间天堂”，因此理想的社会制度，必须建立在“有教无类”的基础之上：理解德行生活的人，逐渐按照人的灵魂类型去塑造社会。只有当所有人的灵魂类型，都能够找到匹配的德行生活的时候，大同社会才是可能实现的。但在此之前，必须密不透风。

刘小枫通过《儒教与民族国家》，构建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而且构建了未来通向属于华夏民族自己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制度。

四

如果你有机会去读施特劳斯的作品的话，你大约会发现相同的思想理路。施特劳斯是回溯到苏格拉底，来谈西方世界的理想的德行社会。与孔子的内圣外王几乎相同的理念，是哲学王。三代之治的根本，就是怀有自然道德的尧舜禹成为治理国家的王者。

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民主并不是什么先进的理念，原始民主早就已经存在了。关键的问题是，随着物质的增生，社会逐渐被欲望、专治、资本这些人类社会所派生出来的元素给侵夺了。自然秩序丧失了，人的秩序诞生了。所以，要回到自然秩序的怀抱之中。但是回去并不是简单地回去，而是人的灵魂品质必须回去。

到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了，所以这些圣人们不能说他们所知道的三代之治，必须通过共济会一样的方式，通过培养哲学家（具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学者），让他们教化社会，才有可能通向理想社会。必须密不透风的原因，在于民众是被社会现实推着走的，容易被利用和扭曲。轻易暴露理想社会的理想，所带来的往往是暴政和暴民政治。圣人和哲人的团体，就必须是秘密社会。

这是刘小枫给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微言大义。经典与解释，要培养的人，就是具有社会治理能力的哲学家。

可是，核心的现代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如何实现国民的公共性，或者说，普遍正义？

他后来的作品《共和与经纶》其实是《儒教与民族国家》的延展。共和国成立之后，新儒家大师熊十力写了《论六经》，建言共和国如果要培养新时代的公民，就必须以孔子的《六经》作为教育范本，把整个国家都变成有德行的公民，共和国的成果才能得以巩固。

但是并没有。

苏格拉底自杀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理想社会是与现世格格不入的，而且他鼓动普通的民众学习哲学，就是要颠覆当下社会的法律；熊十力最后疯了，因为那些热切的想望一一归于破碎。

苏格拉底之死

据说，施特劳斯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之后，惟一参加的一次社会运动，就是反对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波普尔入职芝加哥大学，原因是他认为波普尔没文化。这事儿并不是没有道理，启蒙哲学否定了绝对的对错，整个世界都无从分辨何为良好生活，也就否定了德行是社会幸福终极追求的方向性。

启蒙政治结合了互联网，最终造就了特朗普。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盲众的结果是盲选。野心家和投机者最终会获胜。启蒙思想否定了传统政治中的德行、审慎、敌我等基本的社会品质，所以科学会失控，政治会盲目，社会会失序。今天整个世界的混乱，都来源于此。

但是刘小枫的民族国家药方太遥远了，而且人类的灵魂品质啊，终究没有任何的一个大数据可以匹配恰当的哲学教育。圣经中人类大同的巴别塔是不可能存在的。人，只有在进化中永恒地摸着石头过河。每个民族国家都只能共享曾经发生过的美好、品质与制度，以便寻找相对美好的人间生活。建立在儒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过去不曾存在，未来也是虚悬一线。核心的问题是：多数人本只是红尘中浮浮沉沉的庸众，何时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圣人品质呢？